吃午饭的时候，K突然想起来，他要回家去看望母亲。眼看春天就要过去了，过了这个春天，他已经有三个年头没有去看望母亲了。当时，她要求K过生日时就回到她那儿去，尽管他有许多事情缠身，还是答应了这个要求，甚至给她许诺，每个生日都在她那儿过。但是许诺归许诺，他已经两次没有信守自己的诺言了。为此，他现在不想再等到生日那一天了，哪怕只有十四天也罢，而是要立刻驱车前往。他显然也对自己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偏得现在回去不可。相反，他每两个月定期从堂兄那里得到的消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让人放心。堂兄在那个小城里经营着一家商店，K寄给母亲的钱都由他来管理。母亲的眼睛快要看不见了。但是，几年来，K根据医生的诊断，已经预料到迟早会这样。与之相反，她的其他状况变好了，各种老年疾病非但没有加重，反而减弱了，至少她抱怨少了。按照堂兄的说法，这也许跟她最近几年来变得无限的虔诚密不可分，——K上次看望母亲时，已经隐隐发现的某些迹象，几乎叫他反感。在一封信里，堂兄十分形象地描述说，老太太以前只能是步履蹒跚，艰难行走，而现在，当他星期天领着她去教堂时，她便挽起他的胳膊，几乎迈着轻快的大步走去。K是可以相信堂兄的。这人一向谨小慎微，无论报告什么情况，宁可少报喜多报忧。

    然而，无论怎样，K现在下定决心要回去一趟。除了其他令人不愉快的事情外，他新近又发现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很容易伤感，近乎毫无理由地企图听命于自己的一切欲望，——既然如此，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偏执的做法至少有利于一个良好的动机。

    他走到窗口，想稍微集中一下自己的思想，然后立刻让把午饭端下去，并派办事员去格鲁巴赫太太那里，告诉她要外出，取来手提包；而且让格鲁巴赫太太帮他打好提包，她觉得需要装什么随她便。接着，他向库纳先生吩咐了几项他外出期间应该处理的业务。这一次，K对库纳的习气几乎没有动怒；库纳先生接受任务时，总是偏着个脸，已经习以为常了，仿佛他该要做什么，心里完全有底，而且把分派任务仅仅只是当做走过场忍受着。最后，他去找经理，请求经理准他两天假去看望母亲。经理自然问道，K的母亲是不是病了。“没有，”K说，他没有再说下去。他站在屋子的中间，两手交叉在背后。他皱起眉头沉思着。也许他对准备外出的事太性急了吧？呆在这儿不更好吗？他要去那儿干什么呢？他莫非是凭着一时的感情冲动才要去那儿吗？难道凭着一时感情冲动就不怕在这儿误了重要的事吗？几星期来，这案子似乎搁置下来了，他几乎没有听到一个确切的消息。可现在，时刻都可能出现干预的机会。再说他的突然出现不会吓坏母亲吗？他当然不会存心这样，但这种事却会违背他的意愿轻而易举地发生，因为现在就有许多事情违背他的意愿发生了：其实母亲根本就没有盼望他回去。以前堂兄来信，总是一再重复着母亲急切地盼望着他回去，现在已经好久不再提了。因此，他不是为了看望母亲而回家去，这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如果他因为自己的缘故，抱着某种希望去的话，那他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白痴。而且即使到了那里，也只会在最后的绝望中自食其白痴行为的恶果。但是，他决不改变初衷，明知不可而执意要去，仿佛所有这一切疑虑不是他自己的，都是别人企图强加给他似的。这期间，经理无意地、或者说很可能是出于对K的体谅而埋头在一张报纸上，现在抬起眼来，起身握住K的手，没有再提什么问题，祝愿他旅途顺利。

    K回到他的办公室里，踱来踱去，在等待着办事员回来；他几乎一声不吭地拒绝了一再跑进来打探他为什么外出的副经理。他终于等来了手提包，便立刻跑下楼去，径直奔向预先订好的马车。K已经跑到了楼梯上的时候，就在这最后一刻，银行职员库里希又出现在楼梯上，他手里拿着一份起了头的函件，显然要请求K给以批示。虽然K挥手拒绝了他，可是这个金发大脑袋的家伙反应却是那么迟钝。他误解了K的意思，手里挥动着那张文稿，跨着十分危险的步子，急不可待地追下楼梯。K见此火冒三丈，等库里希在门外台阶上赶上他时，便一把从他手里抓过那份函件撕了个粉碎。K上了车回过头来时，看到库里希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痴痴地目送着离去的马车，好像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失误。而站在他身旁的门房则脱下帽来深深地致意。这么看来，K的确还是银行里的一个头面职员。如果库里希要否认的话，门房会给予驳斥的。而且K的母亲甚至不顾任何反唇相讥，把K当成银行的经理，几年来已经是这样了。在她的眼里，无论K的声望会遭受到怎样的伤害，K是不会沉下去的。也许这是一个好的征兆，他正好在出发前使自己深信，他还可以一如既往，从一个甚至跟法院有关系的职员手里夺过函件来，不管三七二十一撕个粉碎，而他则安然无恙。当然，他恨不得照着库里希那张苍白的圆脸打两记响亮的耳光。但是，他不可以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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