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期间，我们干了些什么呢？我们干了我们所能干的最糟糕的事，我们所干的事真该使我们更受人鄙视——我们背叛了阿玛丽亚，我们摆脱了她那无声的命令，我们不能这样生活下去，没有丝毫希望，我们就不能活，于是我们开始各用各的方式去请求或缠磨城堡宽恕我们。虽然我们知道，我们没有能力进行补救，我们也知道，我们和城堡惟一很有希望的联系就是通过索提尼，他是父亲的顶头上司，对父亲也有好感，但是由于已发生的事使我们无法再去找他，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这样去做。父亲开了个头儿，他开始向村长、秘书、律师、文书等求情，但毫无作用，人家通常都不见他，如果由于用计谋或碰巧使得他被接见——听到这种消息，我们是多么欢欣鼓舞、额手称庆呀——他们也是极快地把他打发走，再也不接见他了。而且，要答复他也太容易了，城堡总是很好办。他究竟想要什么？他出了什么事？他想请求宽恕什么？城堡里什么时候有谁哪怕对他动过一个指头？不错，他变穷了，主顾都跑了，等等，但这些都是日常生活中常有的事，是手艺人和市场的事情，难道城堡什么事情都得管吗？事实上城堡什么都管，但是它不能单单为了一个人的利益而去粗暴地干预事态的发展。难道要城堡比方说派出官员去把父亲的主顾都追回来，强令他们再去照顾他的生意？可是，这时父亲提出异议——我们事前事后都在家里躲在角落里仔仔细细地讨论这些事情，好像避开阿玛丽亚似的，她虽然都看在眼里，却听之任之——可是，这时父亲提出异议说，他并不是在抱怨自己变穷，他在这儿所失去的一切，都能轻而易举地重新找回来，只要他得到宽恕，这一切都是次要的。可是究竟要宽恕他什么呢？人家答复他，至今并没有人告他。至少在记录簿上还没有记载，起码在律师能看到的记录簿上没有这样的记录，因此，就调查的结果而言，也没有人对他采取什么行动或准备采取什么行动。也许他能指出官方发布过什么针对他的指令？父亲指不出来。或者是否有某个官方机构进行过干预？对此父亲也一无所知。那么好吧，既然他什么都不知道，又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那他想要什么呢？有什么可以宽恕他的呢？最多是他现在毫无目的地纠缠官府，这倒是一条不可宽恕的罪状。父亲没有罢休，那时他身体还很强壮，他被迫无所事事，因此有的是时间。‘我要恢复阿玛丽亚的名誉，现在不会再要很久了，’他每天都要对巴纳巴斯和我说上好几遍，不过说话声音很低，因为他不想让阿玛丽亚听见，虽然如此，但他也只是为了阿玛丽亚才这样说的，因为他事实上并不是想恢复名誉，而是希望得到宽恕。可是要得到宽恕，他就必须先证明自己有罪，而官府又都否认他有罪。他突然想起——这说明他的智力已减退了——人家不肯告诉他有什么罪过，是因为他钱缴得不够；直到那时为止，他总是只缴纳规定的费用，这些费用，至少就我们的经济情况来说已经是够高的了。可是现在他认为还得再多缴，这当然是不正确的，因为我们的官府虽然为省事起见，不必多费口舌而接受贿赂，但是这不会起任何作用。不过，既然父亲寄希望于此，我们也就不愿意使他失望。我们变卖了我们仅有的东西——几乎都是不可或缺的东西——，凑起钱来让父亲去奔走，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早晨我们欣慰地看到父亲出门时口袋里至少都有几枚钱币在丁当作响。我们当然整天挨饿，而我们用那钱真正做到的惟一的一点便是使父亲保持一定的希望。可是这很难说是什么好事，他东奔西走，弄得精疲力竭；如果没有钱的话，这事本来很快就会得到应有的结局。这样一来就一天一天地拖下去。事实上人家不可能因为他多付了钱就额外开恩，因此有时某个文书至少假装去办，答应去查问，暗示已经找到一些线索，正在追查，这样做并不是他们的职责，仅仅是为了使父亲高兴；父亲听了这些话不但不怀疑，反而越来越相信。他把这种显然毫无意义的诺言带回来，好像已经重又把天大的幸福带回家来。他总是站在阿玛丽亚的背后，笑着脸，睁大眼睛，手指着阿玛丽亚向我们暗示，由于他的努力，阿玛丽亚得救的日子就要来临，没有人会比她本人更感到惊喜，可是现在一切还是秘密，我们都要严格保密。他的样子让人看了十分难受。要不是我们最后完全无能为力再把钱给父亲，这种情形一定还会继续很长时间。在这期间，经过多次恳求，巴纳巴斯被布龙斯维克收为助手，不过只允许他在黄昏时分天黑以后去领活，再在天黑的时候把做好的活送回去。必须承认，布龙斯维克为了我们，在生意上冒着一定的风险，不过他给巴纳巴斯的工钱很少，而巴纳巴斯的手艺是无懈可击的。巴纳巴斯的工钱勉强能使我们不至于完全饿死。我们经过精心准备，考虑周到后告诉父亲，我们再也没有钱给他了，他听了以后倒十分平静。他的理智已不再能理解他的意图是毫无希望的，可是他对接连不断的失望已感到厌烦了。他说——他说话已不如从前清楚了，以前他说话几乎过于清楚——他只还需要一点点钱，明天或者当天就可以打听到一切，现在一切都前功尽弃了，只因为没有钱，等等，可是他说话的语气表明他并不相信这一切。他又马上突然提出了新的计划。由于他无法证明自己有罪，因此继续通过官方途径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于是他就只好转而采取恳求的办法，去求助于官员们个人。他们中间肯定会有心慈手软的好心人，虽然在办公时不能大发慈悲，但是在公余之暇，在适当的时刻出其不意地找到他们，他们一定会大发慈悲的。”

    K一直全神贯注地听奥尔加叙述，听到这里便打断她的话，问道：“你认为这样做对吗？”虽然奥尔加继续说下去这个问题一定会有答案的，但是K却想马上就知道。

    “不，”奥尔加说，“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同情或这一类东西。我们虽然少不更事，但是也明白这一点，父亲当然也明白，可是他已忘掉了这一点，就像他把绝大多数事情都忘记了一样。他想出来的计划是：站在靠近城堡官员们车辆来往的大路上，只要有机会，就向他们恳求宽恕。老实说，这个计划完全是想入非非，即使这种不可能的事发生了，他的请求真的让某位官员听到了，那又有什么用呢？难道单是一个官员就能宽恕吗？充其量也只有整个当局才能处理这种事情，而且连当局大概也只能给人定罪，不能给人宽恕。再说，即使有一个官员愿意下车过问此事，难道听了父亲这个可怜而又疲乏的老头子对他嘀咕的话就能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官员们都是受过很好教育的，但只限于某一方面，在他的业务范围内，他只要听一句话便能领悟掌握要领，可是把另一个部门的事向他讲上几个钟头，也许他会有礼貌地点点头，其实却一句也没有听懂。这都是很自然的；即使是涉及一个人自己的小小公事，一个官员耸耸肩膀就能处理的鸡毛蒜皮的事情，如果你想追根究底，那你一辈子也不会有个水落石出的。即使父亲凑巧碰上一个主管的官员，他没有有关的档案就什么也解决不了，尤其是不会在大路上解决，他不能宽恕，只能公事公办，为此又只能叫人履行正式手续，可是父亲早就那么做过而一事无成。父亲想不管用什么方式去实行这个新计划，他一定是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如果这种做法即使有一丝成功的希望，那么那条大路上就一定会挤满了请愿的人，可是这是不可能的事，连小学生也都明白，所以那条路上一个人影儿也没有。也许这也增强了父亲的希望。他从任何一件事情上都能找到理由来支持自己的希望。他也非常需要这样做；一个头脑正常的人根本就不必这样煞费苦心，光从表面的迹象就一定会清楚地看到这是不可能的。官员们进村来或回城堡去，并不是观光游览，村里和城堡里有公事等他们去办，因此他们来去都行色匆匆。他们也不会想到向车窗外张望，在外面寻找请愿人，因为车上装满了让他们看的文件。”

    “可是我看到过一辆官员雪橇的车厢内部，”K说，“那里面没有什么文件。”奥尔加的叙述给他打开了一个这样广阔而几乎不可信的天地，使得他忍不住想把自己的小小经历与它联系在一起，以便使自己更加确信它确实存在，自己所经历的事情也确实存在。

    “那有可能，”奥尔加说，“不过，如果是那样的话，那就更糟糕。这说明那位官员有如此重要的公务在身，有关文件太珍贵或数量太多，不能随身携带，这样的官员都是马不停蹄、飞驰而过的。总而言之，没有一个会抽出时间见父亲的。况且，通向城堡的路有好几条。有时一条路成了热门，大多数车辆就都走这一条路，有时另外一条路成了热门，于是大家又都挤到那儿去。这种变化究竟有什么规律，还没有找出来。有时早上八点钟，大家都走一条路，半小时后又都走另一条路，十分钟以后又改走第三条路，半小时以后也许又回到第一条路上去，然后就会一整天都走这一条路，但是随时都有改变的可能。虽然所有大路都在村子附近汇合，但是到了那儿所有的车辆都跑得飞快，而在接近城堡时速度才会有所放慢。车辆来往的数量也和出行时选择道路一样没有规律，难以看清。有时一连好几天看不见一辆马车，有时又成群结队，蜂拥而来。面对这一切，你想一想我们的父亲吧。他穿上最好的一套衣服，不久那就成了他惟一的一套衣服了，每天早晨带着我们良好的祝愿离家而去。他把消防队的一枚小徽章带在身边，其实他是不该保留那枚徽章的，一走出村子就把它别上，在村子里他不敢戴，怕被人看见，虽然徽章小得两步以外就几乎看不见，可是父亲认为它甚至能引起过往官员对他的注意。离城堡入口不远的地方有一个菜园子，业主名叫贝尔图赫，他专门向城堡供应蔬菜。父亲就在菜园栅栏的狭长石座上选择了一个位置。贝尔图赫容忍了，因为他以前和父亲关系很好，也是父亲最忠实的主顾之一，由于他一只脚有点畸形，认为只有父亲才能给他做合适的靴子。如今父亲就一天又一天地坐在那儿，那年秋天天气阴凉多雨，但是父亲毫不在乎天气好坏，每天早晨到了一定的时间便打开门，和我们挥手道别，晚上回来时浑身淋得湿透，倒身躺在一个角落里，背也似乎一天比一天更驼了。最初他还把这一天遇到的小事情讲给我们听，诸如贝尔图赫出于怜悯和往日的交情，从栅栏上给他扔过来一条毯子啦，或是他在路过的马车中认出了这个或那个官员啦，或是这个或那个车夫认出他是谁，开玩笑地用马鞭轻轻碰他一下啦，等等。后来他就不说这些事情了，显然他已经放弃了在那儿能有任何收获的希望，他把到那儿去呆上一天仅仅看做是他应尽的义务，一件枯燥无味的差使。他的风湿痛就是打那时开始的，冬天快到了，雪下得比往年早，我们这儿冬天开始得很早；嗯，他就这样坐在那儿，有时坐在被雨淋湿的石头上，有时坐在雪地里。夜里他痛得呻吟不止，早晨他有时拿不定主意去还是不去，但结果总是横下一条心去了。母亲拖住他，不肯放他走，他很可能因为手脚不听使唤而变得胆小，便允许母亲一起去，这样母亲也患上风湿痛了。我们常常到他们那儿去，给他们送饭，或者只是去看看他们，或者想劝说他们回家，我们有多少次看见他们缩成一团，相互偎依着，坐在他们那个狭小的座位上，身上蒙着一条勉强能裹住身体的薄毛毯，周围除了白茫茫的雪和灰蒙蒙的雾以外什么都没有，一连好几天，远近看不见一个人影儿或一辆马车，那真是惨不忍睹，K，惨不忍睹！一直到有一天早晨，父亲那双僵硬的腿不能下床了；那样子真惨，他发着高烧，神志有一点不清，他觉得自己看见这时正有一辆马车停在上面贝尔图赫的菜园旁边，有一个官员下了车，沿着栅栏在找他，之后摇了摇头，悻然又回到马车上。这时父亲高声大叫起来，好像是想使山上的那个官员能注意到自己并向他解释，他没有去，并不能怪他。从此他就长期缺席了，再也不能回到那里去了，一连好几个星期卧病在床。阿玛丽亚便把侍候、护理和治疗统统包了下来，样样都干，除了偶尔中断过几次以外，一直保持到今天。她知道什么药草可以止痛，她几乎不需要睡觉，她从来不会惊慌失措，什么都不怕，从来不急不躁，尽心尽力侍奉父母；我们却急得团团转，什么忙也帮不上，而她不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能保持冷静，不声不响。后来等到最严重的时期过去，父亲在我们一左一右搀扶下小心翼翼地挣扎着又能下床了，阿玛丽亚就撒手不管了，让我们来照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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