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不是三年“大跃进”中的得志者，却是“大跃进”后的苦行者。他在这场热闹非凡的大运动中，一直处在挨批评的地位，这是他漫长的政治生涯里少有的长时间的失意。早在1956年，第一个五年计划还有一年就要完成，冒进的苗头开始显露出来的时候，他就发现经济建设速度过快，突飞猛进的背后似乎预示着某种灾祸，惊人上涨的数字不一定是个好预兆。他开始观察、思考，进而感到不安。
一年后，就是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开始研究设计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总理和分管经济工作的陈云一同磋商，提出控制建设速度，适当压缩基本建设规模，保证重点的报告。当这个报告提交中央会议讨论时，毛泽东不同意报告中有些观点，他说话了：“劲可鼓不可泄，应当鼓舞士气。合作化一搞，有人叫得不得了，说搞多了，要砍掉10万个。经济工作有进有退，主要还应该是进……”这话的含意非常明白，叫周恩来不要保守，不要反冒进。
在周恩来身边的同志都知道，中央许多问题上，总理都是高姿态，顾全大局。他并不在意毛泽东的批评，但却关心为之奋斗了几十年的革命事业和老百姓的安危幸福。他曾经冷静观察形势，希望让时间说话。可是全国的经济建设不但猛烈过热膨胀，而且迅速演变成了全民性的“大炼钢铁”。到了1958年1月，神州大地已经被星罗棋布的小高炉熏烧得滚烫滚烫，任何冷静的思考都会遭到无情抵制，甚至批斗。再说，在人们热情空前振奋的“熊熊烈火”中，很难有人能不受熏陶不被感染而保持冷静的头脑。
此时，中央在南宁召开了会议，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和长远规划。会上，毛泽东面对大好形势，又一次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重提周恩来想压缩基本建设计划的往事。这次他的不满是显而易见的，虽说不是点名批评，可到会的中央领导都知道在点谁。
1958年3月9日至26日，中共中央又在成都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简称成都会议。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对反冒进进行了再次批判：“在领导方法问题上，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采用哪一种，我看应采取‘冒进’。”
为了批判反冒进，毛泽东还重印了他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所写的部分按语，并在说明中把反冒进说成是“打击群众积极性”，“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的事件。
这样，毛泽东批判反冒进的调子又提高了一步。周恩来又一次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进，作为一国总理，他却显得人微言轻，孤立无援，无法让火热中的人冷静下来面对热浪过后的严峻事实。退，他可以随大溜，但他心里非常清楚，时间一到，滚烫的钢水会立即凝聚成冰冷而沉重的负担，压在中国人的身上。自然规律是残酷无情的。一向严于律己、顾全大局的周恩来，又一次把自己违心的检查送给了毛泽东。
据周恩来的秘书范若愚回忆说：周总理以前总是高高兴兴的，从成都回北京后真像生了场病，前后判若两人。
周恩来对范若愚说：“过去起草文件，是由我先谈内容，由你记录下来整理成书面材料。这次发言，不能像过去那样，因为这次发言，主要是做‘检讨’，不能由别人起草，只能我讲一句，你记一句。”
周恩来还说：“关于我这次‘犯错误’的问题，我已经和毛主席谈过了，主要原因在于我的思想跟不上毛主席。这说明必须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
平时周恩来反应敏捷，准确无误，可现在连一句完整的话都凑不齐，这说明他的内心是十分复杂的。他讲一句，范若愚就记一句。周恩来沉默一大会儿，接着再讲一句……
这时，陈云从杭州打来电话，周恩来听着、听着，然后放下话筒，神情有些恍惚。接着又开始十分困难地口述起来，每说一句要停三四分钟。这时已经很晚，都到午夜时分了。范若愚意识到，在反冒进这个问题上，周恩来的内心有矛盾，因而他找不到恰当的词句表达他想说的话。在这种情况下，范建议，他暂时离开周恩来的办公室，让他安静地构思，等周恩来想好一段他再记录一段。范又觉得，这时他如果守候在周的办公桌旁，对他也是一种精神上的负担，会妨碍他构思和措词。周恩来同意了范的意见。
凌晨两点时分，范若愚被邓颖超叫醒。她说：“恩来独自坐在办公室发呆，怎么你却睡觉去了？”
范把周恩来同意了他的建议的情况讲完后，邓颖超说：“走！我带你去和他谈。还是由他口授内容，你整理成文字材料。”
这样，邓颖超带着范若愚来到了周恩来的办公室，她和周恩来争论了很久。最后，周恩来勉强地同意，还是由他口授内容，范回到宿舍去整理记录。
在整理到学习毛泽东思想问题时，范若愚引了一句成语说：“我和毛主席‘风雨同舟，朝夕与共’，但是在思想上还跟不上毛主席。……”后来周恩来审阅时，严厉地批评了范若愚。他说，在关于他和毛泽东的关系上，在整风以前，还可以引用这句成语，但是在整风以后，不能引用。“这也说明你对党史知识知道得太少！”周恩来讲这些话时，几乎流出了眼泪。最后，他逐字逐句地自己动笔修改一遍，又亲自补充了几段，才打印出来，送交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传阅。
后来稿子退回，周恩来看过以后，又要范把批在稿子上的话誊写清楚，再打印一次。范看到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提的意见，把“检讨”部分中的一些话删掉了，有些话改得分量较轻了。范看了之后，心里的紧张情绪才缓和下来。
但是，范若愚发现周恩来在起草这个发言稿的十多天内，两鬓的白发又增添了许多。
因为正确地反冒进而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进而真心地自我检查这件事情，比较典型地反映了建国后周恩来如何对待党内分歧，特别是如何对待他同毛泽东围绕某一件事而出现分歧时的态度和方式。反冒进的思路无疑是正确的，但周恩来放弃了。这里有迫不得已的一面，也有诚心诚意的一面。
原因不外是：周恩来对毛泽东的特殊地位的尊重和信服。周恩来一向是遵守纪律、无条件执行党的决议的模范，从维护党的领导核心的团结出发，照顾大局。由于周恩来顾全大局，相忍为党，对毛泽东当时不符合实际的错误批评没有做任何辩解，并且还承担了主要责任，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紧张气氛，避免了在极端的情况下，可能出现的某些冲突。故而，在周恩来做了检讨后，毛泽东公开宣称：“反冒进的问题解决了，现在中央是团结的，全党是团结的。”
到了1959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直言批评“大跃进”时，毛泽东又重提周恩来“反冒进”之事，使他无法回到以前的观点上。毛泽东说：“在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党代大会上讲过，1956年、1957年的动摇，不戴高帽子，讲成思想方法问题。如果讲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反过来讲，那时的反冒进，就是资产阶级的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泄气性，悲观性。我们不戴高帽子。因为这些同志和右派不同，他们也搞社会主义，不过是没有经验，一有风吹草动就站不住脚，就反冒进，那次反冒进的人，这次站住了。如恩来同志劲很大，受过那次教训，相信陈云同志也会站住脚的……”
对周恩来的批评因为出现了彭德怀事件而转移了。但是，周恩来心里受压抑的滋味是不好受的。整整三年，他都被视为落后于时代的保守派。
然而没有多久，不过几个月的时间，“大跃进”不是把农民们带进“共产主义天堂”，而是被送上客观经济规律的审判台。冒进后的问题“兵败如山倒”似的滚滚涌来。几乎一夜之间，宣传家们用最美的词句描绘的前景像海市蜃楼般地不见了。外债、饥饿像瘟疫一样在全国蔓延，农村首当其冲。
当大批农民因饥饿而患病、死亡的报告摆到了共和国的领导者面前时，他们痛心得流泪了，这才发现急于改变贫穷，早日进入共产主义的主观愿望是那样地不切实际。
为了扭转国民经济的困难局面，尤其是对农业生产的恢复，中央不得不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这副重担自然又落在了共和国总管家周恩来的身上。
调整从哪里入手？还是从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入手。而要调整农业，又首先必须从调整对农村的基本政策入手。
1961年1月，中共中央接连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九中全会，研究国民经济，特别是农村政策的调整问题。
毛泽东在会上沉重地说：“现在看起来，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十分急，十分急了办不成，越急就越办不成。不要务虚名而招实祸。”
为了彻底摸清国民经济状况，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真正把政策调整落到实处，毛泽东号召全党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他说：1961年成为一个调查年。搞个实事求是的一年。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周恩来来到了伯延村实地调查，重点是食堂、供给制和包工包产。此前，周恩来早已派出了他的“先头部队”——总理办公室副主任许明率一个工作组在伯延调查，事先也得知伯延的一些情况。
这一次，邓颖超也带病和周恩来一同下去。总理一般出访不和夫人同行，一方面因为总理不愿意让家里人涉及他的工作事务，另一方面邓颖超身体不好，患了严重的胃病。这次到河北，邓颖超的病情好了一点，总理有意让她出来换换环境，顺便做一些调查研究。但是总理在农村召开会议时，邓颖超一般都坐在外围的地方，她只能带耳朵听而不能带嘴讲话。以前总理曾说过，夫人有时出面讲话，别人会当是我这个总理讲话，这样不利于工作。
这一次摄影记者杜修贤也随同采访，以前他跟随总理出访，看惯了总理一尘不染的笔挺衣着和潇洒的风度。这次出发时猛一看总理下农村的装束，觉得好笑：一身棉布质的灰色中山装，既不挺括也不合身，皱巴巴的；热了，干脆敞开怀，一手抓住衣襟当扇子，呼啦呼啦地扇了起来。尽管外表如此“土”，却掩盖不住周恩来的儒雅之气。只是眉宇间挂着的一丝忧虑，让随行的人们感到，这次下乡对于总理来说并不是一桩轻松的事。
1961年5月3日，周恩来一行来到河北武安县的一个公社，住在部队的营房里，早晚回营房吃饭，中午就在视察的伯延村就餐。
伯延是个公社，有十多个自然村落，人口27000人，办公共食堂比较早。现在，受灾面大，饥荒严重。周恩来这次到农村是带着考察题目来的，主要有三点：食堂、供给制、包工包产。
周恩来在伯延调查了4天，先后召集了大小队干部、社员群众、农机站和修配厂的人开会7次，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
“周恩来是大官啊，可不能胡说八道的。”被叫来参加会议的社员，私下你捅捅我，我戳戳他的。农民们虽不知国务院总理属于多少级干部，但他们知道宰相的分量。见总理挨个儿问他们，他们只是笑，也不敢乱回答。生怕说得不好，让干部怪罪，叫总理笑话。周恩来见群众对食堂问题有顾虑，就开口说：“食堂是上面叫办的，下面报告说好，我们没有调查，首先是我没有调查，就相信了。现在调查了一下，不好，不好咱们就不办！”周恩来的这番开门见山的讲话，一下子消除了大家的拘谨，气氛活跃了起来。结果，到会的12名社员代表，有10名敞开喉咙反对办食堂。
其实，到会的社员不知道，周恩来为了掌握真正的情况，曾和工作人员一道“偷袭”了一次食堂。
到武安的第一天中午，总理提出到食堂就餐，食堂的人赶快叫社员们先打饭吃。等周恩来一行就餐时，不见一个社员的影子。他见桌上为他备了猪肉和鸡蛋，就奇怪地问：“平时你们也吃这么好吗？”食堂的人支支吾吾，说：“是的，是的。”周恩来笑着说：“那你们比我们在北京生活还好哇！不过，今天，我不能吃。苏联逼债，我立了规矩，不吃鸡蛋，不吃猪肉。给村里的病号吃吧，他们比我需要。”大家正犹豫中，总理就让工作人员把一碗肉和一盘炒鸡蛋端走了。
村干部以为周恩来不会再去食堂了。可只过了一天，他又悄悄来到另一个村的食堂，但他还是去晚了，社员已经吃完回家了。炊事员一见总理来，措手不及，连忙盖锅盖，说没有吃的东西了。随同的公社干部就叫总理回公社吃。
周恩来也不说话，径直走到大锅前，揭开锅盖，见里面还剩些玉米糊糊，二话不说，拿碗就盛。炊事员慌了，要用干净的毛巾替总理擦擦黑黢黢的碗。周恩来摆摆手，“这没关系，不用擦。”这是周恩来来农村吃到的真正的食堂饭。玉米糊糊下肚了，周恩来心里对食堂的情况也清楚了一半。但是，他还没有调查清楚社员是不是能真正吃饱。公社领导在汇报情况时说，食堂能让社员放开肚子吃，吃不好，但能吃饱。可周恩来发现村子里有不少浮肿病人，知道公社领导汇报有假。
周恩来又一次召集社员开会，这次人多，黑压压挤了一大房子。周恩来坐在会场的主席台上。和上次一样，一开始群众不敢说话，敢说话的人也只说食堂好，能吃饱。周恩来见老百姓有压力，便笑着指指身后墙上的画像，一个是毛泽东，另一个则是自己。“我叫周恩来，就是墙上的那个人。你们看像不像？这次我来是想听大家的心里话，有话只管说，说错了也不要紧。”场子还是很静，大家不敢说话。周恩来见一个农民蹲在他身边，闷头吸烟，就问他：“你叫什么名字？怎么不说话？”别的人回答说叫“二廷”。
二廷见总理问，弹簧似的猛地跳起身，直着脖子，“总理，你叫说真话，还是假话？”
“当然是真话啦。”
二廷狠狠咽了口唾沫，一副豁出去的模样，“要说真话，刚才说的食堂好，全是假话。食堂好，食堂吃不饱。”周恩来立即直起身子，神情异常认真，“为什么吃不饱？”
“总理你算算，一共几两指标？司务长、炊事员多吃一点，他们的老婆孩子爹娘老子再多吃一点，干部多吃一点，到我们社员嘴的才有三四两，能吃饱吗？要自己做，汤汤水水的总能糊饱肚子。别看我死了老婆，一人拉扯几个娃娃，我还是愿意自己做！”二廷的话像拉开闸，大家七嘴八舌诉说食堂的苦衷，有人竟然号啕大哭起来。
周恩来的心在一点点地下沉，这比指他的鼻子骂他还要难受哇。老百姓在食堂里挨饿，可是中央还不知道，他这个总理还不知道，惭愧呀！“乡亲们，我的工作没有做好，我这个总理没有当好，让大家挨饿了。食堂办不好，就不办。”
二廷不相信地问：“不是糊弄我们？”
“不是！”周恩来斩钉截铁地回答。
“你要是糊弄我们，总理，再过两三年，你也会饿死的。”二廷愣冲冲地说了这么一句。
周恩来猛然一震，像受了很大的刺激，尴尬地望着若无其事的二廷。刚才还热热闹闹的会场顿时陷入难堪的沉寂，连一声咳嗽都没有。过了好一阵，周恩来突然用少有的豪爽，拍了一下桌面，高声对二廷说：“好！你往下说，为什么再过两年，连我也会饿死？”
二廷也不害怕，“说就说！我们吃不饱，没劲干活，地里打不上粮……长那一点粮还不够咱生啃着吃呢！哪有粮食往上交？一年不交，有国库，两年不交，还有国库，三年不交呢？国库还有吗？你当总理也要吃饭，国库没粮，你能不挨饿？”
周恩来的眼眶潮了，激动地说：“二廷，你是我下来碰到的第一个敢讲真话的人。你们批评得对，我很难过。上面不了解情况，下面乱指挥，搞得你们减了产，生活困难，我能不难过？”
周恩来站起身，拉住二廷粗壮的手，放在自己的胸口上，“我周恩来走南闯北，很少有人能说住我，今天算你行，说住了我。二廷，咱们交个朋友吧！”
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周恩来找到了二廷的家，边喊着二廷的名字，边跨进了门。二廷还躺在床上，见总理进来连忙爬了起来。周恩来拍拍二廷的腿说：“二廷你辛苦了。”“总理请坐吧，我家又穷又小，就坐床上吧。”总理侧过头来一看，床里边一溜排睡着几个孩子，有两个醒了，睁着黑溜溜的眼睛，从被窝缝里朝外张望。总理摸摸他们的头问：“二廷，这4个孩子都是你的吗？唉，不容易呀！大的大，小的小，你又当爹又当妈，够累的呀！”二廷连忙说：“不累不累，总理管大事才累呢。”总理抚摸着一个小一点的女孩的头说：“我和邓颖超没有孩子，我帮你带个女儿吧，养大后再送回来。”二廷的头耷拉得更低了，“孩子她妈死时对我说，要我好歹把孩子都拉扯大，我不能辜负孩子她妈。总理，孩子我不能让你带，我养得过来。”二廷说到这儿，两行清泪顺着这位才三十多岁却已经过早衰老的农民的脸颊淌了下来。
周恩来也难过地背过脸去。
在伯延的几天里，周恩来总是想法一个人悄悄溜出大家的视线，独自去串门。以前在中南海，身边总是跟着工作人员，他也不嫌受约束。可一到农村，也不知是回归大自然，还是他的天性返璞归真，外出时，周恩来总想争取“独立自由”，有时刚还见他歪在椅边休息，转眼就不见了，大家好紧张，赶快分头去找。
杜修贤到底是记者出身，眼睛观察快，发现不远的一户人家的烟囱冒烟，没准儿总理上那户去了。走近一看，总理果然在和人家谈话。原来，那时只让社员吃食堂，不让在家里做饭，住家的烟囱冒烟是不正常现象。冒烟那户的老人不认识总理，觉得他是干部，就递木凳给他坐。总理刚想坐，见有个姑娘刚下工回来，就一把把凳子递给了那姑娘坐，还说：“你劳动了，你比我累。”然后，他一屁股坐在人家的门槛上，和主人一个在里，一个在外聊了起来。杜修贤一见，上前就是一个“咔嚓”。
周恩来冲他摆手，“别跟着我，你那个‘咔嚓’，把人家吓住了。”
杜修贤只好转到总理看不见的地方，等他再“行动”时上前抓拍。一会儿，周恩来随主人进了屋，见锅台冒热气，就揭开锅盖看看，屋里黑，他看不清，还以为烧的是水。他要走时，发现了地上的榆树叶，马上预感到什么，又折回身，第二次揭开锅，用嘴吹吹热气，定睛一看，原来是榆树叶和粮的稀糊糊。总理轻轻放下锅盖，重重地叹了口气，出了门自言自语：“有了食堂还‘两头冒烟’，吃不饱的食堂要它干什么？”
杜修贤跟在后面好笑，总理这次下农村，学了不少“民间文学”，刚才说的“两头冒烟”就是当地百姓形容在食堂吃，又在家吃的人。平时在中南海，总理说话严肃、认真，很少与工作人员开玩笑。但在伯延，周恩来却像换了一个人，话多了，尽管他每天夜半三更才休息，精神却好得很。
杜修贤至今还记得总理和一个老农一段有趣的谈话，竟是那样坦诚直率：“你多大岁数了？”
老农答：“65岁啦，老了，不中用了。”
“属什么？”
“鸡。”
“比我大一岁。我属狗。也老了，不中用了！你留过辫子吗？”
“留过。”
“我也留过，还挺长的。”
“甚？总理也有过辫子？”
“总理也不是生下来就是总理。那时谁不留？不留还不漂亮呢！”
“嘿嘿……”两位老人都乐了起来。
“你为什么不入食堂？”家常一拉，总理马上就切入正题。
都是留过辫子的人，老农陡生亲切，说话也多了：“食堂吃饭不对胃口，自己做饭方便，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不想吃了，粮还在家搁着，飞不了。食堂吃饭不吃白不吃，谁也不省着点。那年头，收成好，食堂糟蹋了多少粮？这不，遭报应了不？要是不办食堂，种地的庄稼户谁能不省着点过？粮多少还会有点的，也不会饿成这德行！”
“是啊！我和邓颖超也入过食堂，开会多，来人多，不方便哪，没几天我也退了食堂。”总理感慨着好像在对自己说。
“你不入食堂当然可以呀，你是大官，谁敢怎么样你？我不行，我不入，人家斗我，说我是社会主义绊脚石。”
周恩来苦笑了，万般苦衷只有他自己知道。到河北的前一段时间，中国乒乓健儿荣获多项世界冠军，总理非常高兴。他请小将们到中南海作表演，中午中南海食堂供应的饭菜有限，总理就自己掏钱让工作人员去外头买回一些食品，请几位运动员在家里吃了一顿午餐。
“老哥，不能这么说，我不入食堂，就不是社会主义总理？你是社会主义，我也是社会主义。唉，以前我不专管粮食工作，现在却要天天过问粮食情况，你们没粮吃，就不要我当你们的总理了。大官也会被老百姓罢官的呀！”
老农张开豁了牙的嘴乐呵呵地笑，“家家都有难念的经，总理也有疙瘩的时候。咱这点斗争算个甚？”
5月6日，也是周恩来在伯延的最后一天。临离开伯延的时候，他又召集社员开会，他要亲口告诉大家一个决定——伯延村解散食堂，并通知食堂做好给社员发口粮的准备，到10日要基本将农民生活安顿妥当。当时满满一院子群众，一听总理下命令啦，那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呼啦啦”地往总理跟前挤，要和总理握个手。总理身不由己被沸腾的群众簇拥着走出会场大院，本该朝北走，因他的车子停在北村口，可群众却拥着他往南走，警卫人员拦都拦不住。总理一看，原来南面还有好多群众等着和他握手告别，他就索性绕着伯延的街走了一个圈。走到村东头，突然，从人群里挤出一个老汉，冲着总理，“扑通”双膝着地，磕了一个响头，“周大人……我给您请安……”大家都被这突如其来的磕头搞蒙了，连杜修贤这个“快手”也愣着不动弹了。还是周恩来反应快，一把把泪流满面的老汉搀起来，“老乡，有话好好说……”边说边弯下腰要替老汉掸膝盖上的土。老汉拽住周恩来的衣袖，死也不肯，竟文绉绉地自责：“我失礼了，失礼了。”
如果不是县城有会议等着周恩来，他是准备跟老汉好好聊聊的，问他为什么会拦道磕头，是不是有什么难言的委屈。
周恩来上车后，还显得不安，就叫身边的秘书留下来，嘱咐道：“查一下老人为什么磕头。如果有特殊情况，我明天再来伯延。”
原来这个老汉是另一个村的单身汉，吃不饱，浮肿无力。有人撺掇他找总理反映情况，不吃食堂。他一早就奔到伯延来，没想到总理正好在宣布解散食堂，那他还有什么苦好诉？他挤了半天，才挤到总理跟前，将一肚子的苦水和委屈化为两行清泪和一个跪拜。
周恩来秘书找到老汉，还没问几句，老汉动气了，觉得这秘书好生不懂事，不知祖上礼节，“总理就是宰相，宰相你懂不懂？……懂！这就对了。过去宰相下来，要黄土铺街，清水洒路。现在也没这个礼了……不像话！我见了总理磕头，只是想讲究个礼节。你们还来问我为什么。咱农民有这么好的总理，磕个头有啥？好像社会主义就不讲究礼节似的？越来越没有规矩，不像话！”
老汉气呼呼地好一顿责备年轻人不懂规矩。秘书一见，也不忍心说他什么。老汉一番祖上礼节经，虽说像老古董，背了时，但是他爱总理的心却是淳朴自然的。周恩来听秘书绘声绘色一描述，他也忍不住仰面大笑了起来。慢慢收住笑后，脸上却浮现了愧疚的神色。大家以为总理会批评老汉这种封建礼仪的做法，可他什么也没说。
回到寝室，已是凌晨。周恩来却无法入眠，几天来的调查和思考，他觉得应该向毛泽东汇报下面的情况，不管以后他自己的处境会怎样。
凌晨3点，周恩来给远在上海的毛泽东挂通了电话。电话内容较长，简单归纳为4点：“第一，食堂问题，社员愿意回家做饭。我已经搞了解散食堂的试点。第二，社员不赞成供给制。第三，群众要求恢复评工记分，我认为这个办法势在必行，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农民的积极性。第四，邯郸地区旱灾严重。”后来，周恩来又给毛泽东作了书面报告。毛泽东是怎样看待周恩来的报告，不得而知。但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作了检查，同时，许多中央领导人对这几年党风“左倾”错误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接着，毛泽东把陈云请出来搞经济工作。陈云上来后，他提出：首要问题是“退”，经济已经面临严重危机，不退无望，不退则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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