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唱”

    1964年国庆节，周恩来亲自指定并且具体导演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这部有3000多人参加演出的大型歌舞，艺术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壮大和发展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受到国内外的普遍赞誉。

    提起《东方红》，当年参加这部史诗创作和演出的文艺工作者们不约而同说出的第一句话就是：“周总理是《东方红》的总导演。”然而，当我们今天打开历史案卷重新审视这部史诗诞生的那段历程时发现，周恩来为《东方红》耗费的心血及其包含的意义，远非一般纯粹艺术上的“总导演”这个职衔所能容纳得了的。

    进入1964年，国民经济逐步恢复，人民生活也渐渐地好了起来，各项文艺活动也多了起来。

    1964年7月13日，周恩来再次来到上海，他这次不是陪同外宾来到上海，而是受陈毅邀请前来观赏第五届“上海之春”开幕式演出过的音乐舞蹈史诗《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

    “上海之春”是上海市文化局局长孟波倡议的，主要是为了鼓励音乐舞蹈的创作表演、理论活动，自1960年起每年举行一次，为期10天左右，由上海市文化局牵头，与上海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家协会上海分会联合主办，一般于5月23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日开幕，展示贯彻《讲话》的成果。第五届“上海之春”正逢上海解放15周年，为了庆祝上海人民的节日，在文化广场举行的开幕式上献演了音乐舞蹈史诗《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这是一部表现党领导我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夺取政权，建设社会主义的大型歌舞剧，由上海的专业乐团，合唱团，歌剧院，音乐、舞蹈、戏剧院校和部分业余合唱团、童声合唱团共2000余人参加演出。此剧以不同形式的歌、舞表演为主，用幻灯投影作背景，佐以在舞台两侧的大合唱队和舞台前的管弦民乐混合大乐队演唱演奏。文化局副局长许平是大歌舞的艺术指导。全剧不间断演出，一气呵成。

    革命的思想内容和如此大型的艺术形式相结合，在上海还是第一次，这主要是借鉴了朝鲜表演大型歌舞的经验。这场大歌舞在“上海之春”期间演出了两场，深受观众欢迎。闭幕后，又重演了7场。

    6月18日晚，陈毅副总理陪同一位非洲国家的元首观赏了大歌舞重演，看到外宾对大歌舞很有兴趣，便指示上海市委：“班子不要散，请总理来看一次。”

    周恩来对文艺一向很关心，加上共和国建国15周年在即，北京方面已经着手庆祝活动，但是还需要一些重点节目唱“压轴戏”。他听陈老总兴致勃勃一番讲述，决定亲自去一趟上海，了解一下上海大型歌舞的情况。7月13日晚，访问缅甸刚刚回到上海的周恩来与陈毅一起，在上海市委书记、市文化局长陪同下观看了上海文艺工作者演出的大型歌舞《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

    这部大型歌舞以不同形式的歌舞为主，用幻灯投影作背景，表现了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

    面对亲身经历过的一幕幕激动人心的场面，周恩来心潮澎湃，思绪万千。就在观看演出时，周恩来的心中酝酿着一个更大的创作设想：在国庆15周年之际，上演一部大型的歌、舞、诗结合的史诗性作品，来完整地、艺术地反映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

    搞出一部思想性与艺术性完美结合的歌舞一直是周恩来的心愿。自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他几次谈到中国在歌舞方面，没有搞出一个称心的东西来。建国初期看大秧歌还可以接受，现在还保持那样的水平，就不行了。

    演出结束后，数百名演员在台上谢幕，他们盼望周总理能上台接见。周总理和陈老总起身退场时，场内约一万多名观众欢声雷动，簇拥着周恩来一行人缓步行走。周恩来在人缝中走到舞台一侧，没有想到被童声合唱队的小朋友们团团围住了，小朋友不像大人容易指挥，无论怎么疏导、阻拦，天真的孩子们又叫又跳，就是不让周恩来爷爷离开。而周恩来只要一看见孩子，就格外兴奋，抱抱你，亲亲他的，忙得不亦乐乎，比正式接见还要热烈许多。

    台上的演员们只好眼睁睁地望着孩子们和周恩来总理在台下亲切“会见”。因为时间关系，走出孩子包围的周恩来无法再上台和演员一一握手了。他在台下向演员们挥手致歉，然后在维护会场秩序人员的保护下，离开了演出场。

    这回周恩来是下了决心，准备亲自抓一部大型舞蹈史诗作品，但是这时距离国庆节还有3个多月，时间不等人哪！

    周恩来一回到北京，马上找来周扬及文化部、总政文化部有关负责人谈了他的设想。接着他又在国务院各部党组书记会议上公开透露了他的设想。

    他对到会者说：“我们这回国庆要大庆祝一下。上个月我到了上海，陈总把我拉去看了一个上海两千人的歌舞，很动心，我看还不错。有这么一个想法，就是最好在15周年国庆，把我们革命的发展，从党的诞生起，通过艺术表演，逐步地表现出来。请周扬、徐冰同志及有关方面的同志帮助搞一下。现在离国庆只有两个月了。总之，要有人写，要写几首壮烈的史诗。请周扬同志主持一下。北京可以和上海合作。上海那个歌舞，它是一个《国际歌》，一唱，下一幕马上就到了井冈山，这个也太突然了……”

    周恩来一向办事有头有尾、认真负责，既然他的决心已定，就要善始善终办好事情，决不会冷一阵热一阵的。这既是他一国总理应具有的素质，也是他性格的必然。既然在高层领导人面前公开了他的设想，那么接下来便是事无巨细，亲临现场，一一落实。

    第二天，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国务院外办、对外文委和文化部负责人研究“北京音乐节”问题时，借机将他搞大型音乐舞蹈史诗的想法在外事、文化圈内透了个“风”。大家一听开始很振奋，但是静下来一掐指头，有点胆怯，对时间怀有顾虑。毕竟这个创作任务是跨越共产党40多年历史长河的宏篇巨作，舞台上的表演虽然只有两三个小时，而幕后的工作量却不是三朝两夕能完成的。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周恩来见大家沉默不说话了，却爽朗一笑，胸有成竹地对大家说：“时间虽然紧了些，但有上海的大歌舞，总政文工团有革命歌曲大联唱，还有飞夺泸定桥等表现革命历史题材的舞蹈，以这些为基础进行加工，是有可能搞出来的。就看大家有没有这个决心了！”

    周总理亲自打气撑腰，大家的积极性很快调动了起来。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周扬召集文化部、总政文化部、北京市委宣传部等方面有关负责人进行了仔细研究，一致认为周恩来的意见是可行的。

    7月24日，也就是周恩来“透气”的第三天，周扬以中央宣传部请示报告的形式向陆定一、康生并周恩来、彭真写了一个报告，提出创作一个概括地表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历程的大型歌舞，供国庆演出。报告还就歌舞的规模、内容、艺术表现形式及组织领导工作提出了具体意见。

    周恩来仔细地审阅并修改了这个报告。7月30日，他在西花厅召集有关方面负责人开会，最后拍板定夺，决定大歌舞立即上马，争取在国庆节上演。会上，周恩来与大家谈定了一些原则性的问题，并就大歌舞的领导组织工作亲自点将，拟定了一个由13人组成的领导小组名单和组织指挥工作小组名单。领导小组以周扬为组长，梁必业、林默涵等为副组长，齐燕铭、张致祥、陈亚丁、周巍峙、许平、吕骥等为组员；组织指挥工作小组以陈亚丁为主任，周巍峙、许平等为副主任。后来，工作小组又称为大歌舞指挥部。

    关于大歌舞的名称问题，考虑到上海的《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这个题目太长，会上有人建议用“东方红”。周恩来眉头一挑，露出了赞赏的笑容，立即表示赞同，认为这个题目很好，既精练又切题。

    一部反映深受苦难的我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奋起抗争、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人民共和国的宏伟诗篇在周恩来的策划下，终于启动。

    8月1日，周恩来正式批准了周扬的报告，并对演出队伍、朗诵词等问题作了具体批示。

    此后，《东方红》的创作与排演活动就紧锣密鼓地开始了。不久，12位参加上海大歌舞的同志奉命进京，参加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排演工作。

    用现在文艺界的行话来说，周恩来是《东方红》的总策划。周恩来的这一策划，固然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关，但也包含了他的一些良苦用心。

    1964年，作为意识形态的文艺领域，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火药味越来越浓了。自称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哨兵”、中宣部文艺处的特殊“处长”的江青在文艺界到处插手。

    1963年12月和1964年6月，毛泽东先后写下了有关文艺的两个批示，对建国后的文艺状况作了不切实际的“左”的估计。这种估计又被江青、康生之流所利用，大肆否定建国以来的文艺成就，对文艺界大张挞伐。一大批优秀的作品和作家、艺术家遭到批判和打击。在这样一种气氛下，周恩来策划并批准一个有3000多人参加的大型歌舞，其用意除了要证明建国以来的文艺成就外，还想通过这个题材让一些优秀的艺术家、文艺界权威参与《东方红》的创作与演出，一是给他们加上一层保护色，也借此机会展示一下艺术家的强大阵容和实力。因为《东方红》主题鲜明，是以歌颂中国共产党、宣传毛泽东思想为主题的，没有人能将此打倒、推翻。

    周恩来的这一用意在他当时的一些讲话中及对有关问题的处理上表现得很明显。如在参加《东方红》创作与演出的队伍问题上，考虑到当时毛泽东提倡大学解放军，他决定以军队文工团为主。但是，周恩来又特意强调说，总政文工团是主力，但不能骄傲，中央歌剧团、中央乐团、东方歌舞团等政府所属文艺单位都要参加。这样一来，部队的各大军区文工团，地方系统的专业、业余文艺团体都加入了演出行列。

    这大概是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文艺大聚会、艺术家大汇合了！

    在挑选专业人员问题上，周恩来强调说：要挑选最优秀的演员，毛主席的诗词一定要写出最好的曲，用最好的演员来唱。周恩来指示在《东方红》中选用大量的民主革命时期的音乐作品，其中包括贺绿汀作词作曲的《游击队歌》和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当时因贺绿汀和田汉受“批判”，江青说《游击队歌》又松又软，有人主张拿下这两首曲子。对此，周恩来不以为然，“对民主革命时期的作品，包括对30年代的作品，要一分为二。有些是人民群众批准了的东西，我们为什么不能采用？不能以人废言，以过改功。艺术家有失误，我们就没有失误？”

    的确，在《东方红》的创作与排演中，周恩来是名副其实的总导演。从作品主题的确立到艺术表现手法和原则的把握，从某些细节的处理到道具的使用、服装颜色的选择，周恩来无不亲自过问。作为一个大国总理，周恩来具有的丰厚的文艺素养和深入细致的领导工作作风，真是十分难得，令人倾倒。

    关于《东方红》要表现的主题，周恩来明确指出是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整个作品要贯穿毛泽东思想这条红线，要说明毛泽东思想是从革命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的产物。

    但是，艺术不是对历史进行简单、机械的复写，《东方红》也不可能把党史上每次重大事件都搬上舞台，艺术需要集中，需要典型化。如何在历史长河中抓住最本质最主要的东西，直接关系到能否彻底充分表现作品的主题。对此，周恩来对编创人员说，毛主席在总结我党的历史经验时曾指出，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是我党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法宝。正确理解这三个法宝及其关系，就等于正确领导了中国革命。因此，《东方红》所要表现内容的选择和情节的安排都应围绕正确表现这三个法宝及其相互关系。

    主题确定了，但在艺术上如何表现，却是一个不小的难题。在当时，用艺术形式，特别是用歌舞这种形式来概括地表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的历史，还处于探索阶段，有相当的难度。

    正如周恩来所说：“史诗要用史诗的写法，它不是写故事性的剧本，是粗线条的，又要很深刻，能打动人。”

    从内容取舍来说，要把中国人民革命这幅宏伟的长篇历史画卷浓缩在一方小小的舞台上，只能粗线条地勾勒。但如果处理不好，粗线条的勾勒往往容易流于平板、单调，成为某种政治说教，收不到深刻、打动人的效果。为此，周恩来和艺术指挥们一起商磋这个难题，就像科研人员攻关那样，拟订了几个方案，从几个方面把握和体验艺术的感觉。

    周恩来以自己是创作者和一名观众的感受告诉大家说：“中国革命本身就是一首壮丽的史诗，是一个伟大的创作。文艺工作者要从中学习些名堂出来，这次要努力做到用艺术形式将这首史诗再现在舞台上。一定要注意把握所表现对象的特点，注意艺术风格、艺术手法的多样化。平板、单调、贫乏的东西不仅不能使人受到政治教育，也不能使人得到艺术享受；不仅不能宣传毛泽东思想，反而违反了毛泽东思想。”

    在谈到如何表现我党经历的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等五次武装斗争时，周恩来说，这五个阶段各有不同的特点，标志着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同阶段，只有把握了这五个阶段的不同特点，艺术表现上才会有特色。他还说，表现这五次战争要注意不要千篇一律，不要一提战争就只是打仗，一提打仗就只是枪炮子弹。表现革命，有的时候需要雄壮的东西，有的时候也需要轻快的东西，有刚也要有柔，有统一也要有变化。我们党的斗争历史是刚的，因此，《东方红》这部作品的基调是刚的，这是统一，但也应该有优美抒情的歌和舞。革命是广阔的，革命感情是丰富的。

    为了使《东方红》的创作达到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周恩来一方面或亲自或请熟悉党的历史的中央、军队方面的负责人给编创人员作党史报告；另一方面，在具体创作中一一进行指导、纠正。比如，在“星火燎原”一场中，原来只表现了共产党人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视死如归、慷慨就义的英雄气概，没有提及陈独秀的问题。对此，周恩来指出，对我党来说，蒋介石的叛变只是大革命失败的外因，陈独秀的错误路线则是内因。否则，蒋介石举起了屠刀，我党也能组织有效的抵抗，情况会大有不同。这是血的教训，证明只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开展工农运动，发展革命武装，坚持又联合又斗争的统一战线，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写清楚这一点，不仅是为了正确表现历史，而且对国际国内都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在表现“遵义会议”这个问题上，起初编创人员认为难表现，就用几句朗诵词一带而过。周恩来看后说，表现不表现遵义会议，是个原则问题，一定要用专场来表现。如果实在想不出好的艺术表现方法，就把遵义会议的现场搬到舞台上，用解说员向参观者解说的方式。后来，编创人员在舞台上设置了遵义会议的场景，加上了《红军战士想念毛泽东》这首歌，以表现红军战士渴望毛泽东回到红军的指挥岗位上来的迫切心情。周恩来审看后又提出，上场的战士人数太少了，可以增加红军女战士和革命群众。按照历史的真实来说，当时的广大群众，包括红军战士，不可能知道我们党正在召开这次会议，但是，周恩来是从艺术真实的高度上去要求创作人员跨越历史高度的。这样一表现，反而将毛主席思想和他所代表的正确路线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体现了出来。

    在把握历史本质的前提下，周恩来十分注重细节的真实。在表现红军长征一场中，如何正确表现红军一、二、四三个方面军，当时有些争议。有人主张统称为红军就行，有人认为只提中央红军就可以。周恩来不同意这样处理。他说，张国焘虽然很坏，但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是好的，不应歧视。毛泽东也同意周恩来的看法。后来，三个方面军都表现了，欢庆三个方面军会师的歌也是周恩来亲自改定的。

    周恩来对《东方红》的精心指导，实际情况还远远不止对主题和创意的指导。可以这样说，《东方红》的每一场、每一个细节，从歌词、歌曲、乐曲、朗诵词以及服装道具舞美等表演艺术手段的设计，都经周总理审定，渗透着他老人家的心血。每一次分场排演，他都亲自审看。正式公演前预演过8遍，周恩来竟然反复地看了5遍。每次演出后，周恩来都亲自主持座谈会，征求意见。

    周总理对文艺工作一直非常重视，特别在解放以后，他经常会见文艺工作者，了解他们工作生活情况。有时他还直接参与演出，和演员一道唱歌、跳舞，场面特别亲切融洽。文艺家们也将周总理当作自己的知心朋友，无话不谈。这次排演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是为国庆15周年献礼的一项大工程，自然有更多的新老演员有机会接触、了解周总理。记得当时许多参加《东方红》创作和演出的作家、艺术家、演员们对周总理对艺术规律的深刻把握敬佩不已，更多的敬佩还来自他民主的领导作风。

    周恩来一向强调艺术民主，他在指导《东方红》的实践中也是这样做的。他提倡领导、专家、演员一起讨论，鼓励大家在创作中打破框框。他说，在创作上有许多框框，洋的有框框，中国的也有框框，30年代有框框，解放后十几年搞的也有框框。如果被这些框框框住，怎能搞好《东方红》？

    在讨论中，周恩来谈自己的看法时总是先声明：“我生活在这个社会上，对很多问题不可能没有感触，包括文艺问题。我说错了，大家议论改正；说得不充分，大家补充；说得对的，供大家参考。人不可能不说错话、不做错事，我谈这些问题，就是提倡互相切磋，造成民主气氛。”参加《东方红》演出的一名年轻演员当时感叹说：“在总理面前，我觉得比在我们团长面前还受尊重得多。”

    辛勤的汗水终于赢来了热烈的掌声。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终于在1964年10月2日第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演出，到16日结束，共演出了14场。场面之大，演员之多，气势之恢宏，轰动了整个北京城。这是文艺界空前的盛举。《东方红》的演出，不仅在国内引起轰动，而且还受到前来参加国庆15周年观礼的许多外国友人的盛赞。

    《东方红》还在前台如火如荼演出时，周总理却将慰问和鼓励送到了台后。10月10日夜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云南厅接见参加《东方红》工作的北京和上海的几位同志周巍峙、黎国荃、许平、董本一，还有三位首都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周总理在作总结报告时，他没有谈到自己如何关心《东方红》的创作和演出，更没有将《东方红》的功绩归于自己名下，而是强调这场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主要是：“朝鲜的影响，上海的基础，全国的力量。”面对掌声和赞誉，周恩来谦虚地说，这首先归功于毛泽东思想，再就是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共同努力。

    1964年10月15日，周恩来陪日本芭蕾舞代表团的清水正夫和松山树子观看《东方红》，并领着他们到演出后台参观。清水和松山提出了许多绝对属于艺术上的专业问题包括灯光设置上的一个具体问题。周恩来娓娓道来，十分内行地一一作了使他们满意的解释。清水惊奇地睁大了双眼，“总理，你怎么会这样清楚地知道这些事情？”在一旁的中国演员自豪地回答说：“总理是我们的总导演哪！”清水和松山泪光闪闪，说：“你们是幸福的，只有你们中国有这样的总理。”

    1964年10月16日晚，人民大会堂将最后上演一场《东方红》。这一次，周恩来将陪毛泽东观看演出。整个演出，毛泽东一边聚精会神地观看，一边将满意的目光传递给几位当年一起打江山的老战友，和大家一起分享回忆峥嵘岁月的欢快。

    演出人员谁也没有想到，在《东方红》热浪伴随共和国度过15岁生日时，中国西部一个更加令人振奋的消息在等待着大家，就在《东方红》即将落下辉煌的幕布的当日，即10月16日，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里如诗如画地展现，一个激动人心的喜讯也在悄悄临近……演出终于结束了，大家又兴高采烈相聚在大会堂接见大厅的四周，等待中央领导人走进会场中心……毛泽东笑容满面，周恩来宁静微笑，刘少奇面容和蔼，朱德眉眼带笑……洋溢欢乐情绪的领导人在掌声中快步走向演员……顿时欢快的掌声淹没了整个大厅……

    周总理走到麦克风前，他用双手向四周作了个停止的动作，然后双目又环顾了一圈，才开口说话。但是他一讲话，不由得让熟悉他讲话风格的人愣怔住了。

    “今天正式开会前，主席让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但是我要提三点要求：第一，大家不要跳，大会堂的楼板会承受不住的；第二，大家不要高呼口号，我的耳朵会受不了的；第三，注意维护会场秩序……今天我国西部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周恩来话音刚落，3000多人中间也像丢了个大炸弹，全场爆发出巨大的欢呼声，有人开始蹦跳起来，接着更多的人也跳动了起来，人排像起伏的浪头不断跃动，欢呼叫声似巨响的浪潮在大厅里发出轰鸣声……

    周总理见人们的情绪失去了控制，不由得着急起来，他两臂不停地做往下压的动作，对着话筒大声喊：“同志们，不要跳，不要跳，再跳楼板就要塌了！我再说一遍，大家不要跳！”

    沸腾的人群，激动的总理，大家好像面对着原子弹爆炸的现场，情绪和感觉显得无法自控。

    这个在接见《东方红》演职员前的插曲，将接见会场的气氛推向史无前例的高潮，所有在场的人只有一个感觉：作为中国人，此刻是多么地幸福和激动！虽然原子弹爆炸场面在万里之外的大西北，但在场的所有人心灵都感受了它强烈的冲击波和震撼力。

    这是我们中国人期待了一个多世纪的“蘑菇云”！是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侧耳凝听的惊雷！

    10月16日，这个在历史上极平常的日子，老天爷却有意地安排了两件大事：中国原子弹爆炸，蘑菇云冉冉腾升翻动的时候，莫斯科的电波送来一条新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被解除职务。

    这个消息同样令国人雀跃不已！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撤走专家、逼债，又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而雪上加霜的人们，刻骨铭心地记住了一个好似仇人的名字——赫鲁晓夫。突然听见他下台的消息，更增加了原子弹爆炸后的热度。

    《东方红》大型音乐舞蹈史诗虽然告别了舞台，但是周恩来的心却没有告别《东方红》。也就在这天晚上接见结束后，周恩来把有关负责人召集到西花厅，综合中外朋友的建议，提议把《东方红》拍成电影。他说，这部影片的拍摄成功，对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有教育意义。

    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大歌舞指挥部扩大和调整了领导小组成员，增加了文化部电影局司徒慧敏和八一、北影、新影等三个电影制片厂的负责人，确定王苹、李恩杰为导演，薛伯青、钱江等为摄影。为了加强艺术领导，指挥部还专门成立了《东方红》电影导演团。

    把舞台演出搬上银幕，并不是将演出简单地拍摄下来即可了事，而是要进行一次再创作。与舞台演出一样，周恩来自始至终指导了电影《东方红》的摄制工作。

    12月的一天，周恩来约请参加人大和政协会议的电影艺术家和《东方红》导演团成员到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就如何拍好电影《东方红》进行座谈。彭真、周扬、江青也参加了座谈。

    这次会上，江青终于打破沉默，说“把《东方红》拍成电影，我非常担忧”。接着又说“《东方红》自始至终没有东西贯穿，艺术上平平，革命乐观主义不够突出，舞蹈像小孩捉迷藏似的”，等等。

    如果说，江青是抱着支持的态度来对《东方红》提出修改意见，倒也没有什么。然而，江青所言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她的目的是要彻底否定周恩来亲自领导创作的《东方红》，以此来发泄她的不满情绪。

    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周恩来在文艺界大刀阔斧纠“左”的同时，为进一步繁荣文艺，亲手抓起了文艺界的工作。这一时期，周恩来过问文艺问题比以往及以后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多。有些问题，周恩来一抓到底。这招致了自称是文艺领域“哨兵”的江青的不满。江青的这种不满以及她否定《东方红》的用心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暴露无遗。1966年2月，江青在上海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上露骨地说：“前年，根据主席的指示，我开了一次音乐座谈会。在会上，我提出乐队要中西合璧，有人说这是非驴非马。周恩来又另外召开了一次音乐座谈会，讲要先分后合。这是错误的，不符合毛主席思想的，他是应该作检讨的。”江青还指责有关负责人把《东方红》列为建国以来优秀剧目，硬说《东方红》的问题也不少。

    其实，对江青的这种居心叵测，周恩来早有所察觉。因此，周恩来在指导创作《东方红》时，非常谨慎。比如，在是否表现他领导的南昌起义问题上，编创人员一再主张要专场表现，但周恩来坚决不同意。这其中有周恩来的谦虚，也有谨慎——避免给江青之流留下口实。

    针对江青对《东方红》的否定态度，周恩来顶风而上，坚持把《东方红》拍成电影。他坚定地说：“我既然背上了这个包袱，我也不害怕。”

    周恩来接过江青的发言说，《东方红》电影一定要搞好，只能比舞台演出有改进和提高，不能落后。我们不搞小圈圈和宗派主义。

    1965年1月8日，周恩来再次召集导演团成员座谈，就拍好电影《东方红》提出了几点原则性指示：第一，把《东方红》拍成电影，指导方针还是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第二，把《东方红》搬上银幕，要进行再创作，不要急于赶任务，不要怕再三再四地修改。第三，要敢于标新立异，敢于突破，敢于打破框框。第四，走群众路线，提倡艺术民主，原领导小组可以扩大一些，吸收一些舞蹈、音乐、导演、摄影、灯光、美工等方面的人进来从各个角度进行讨论，然后分各专业小组讨论。第五，电影《东方红》拍摄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止。

    在《东方红》的摄制过程中，周恩来始终关心着每一步工作。每隔几天，他就要同编导人员一起审看样片，听取汇报。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在“情深谊长”一场中，反映了红军在长征途经少数民族地区时，团结少数民族头人，头人给红军带路的事。后来在拍摄中，有人觉得表现头人不好，就改成老人。周恩来看后指出，把头人改成老人不好。没有头人，还搞什么统一战线？民族民主革命阶段，北上抗日，不团结头人怎么行？党的政策总是同具体历史条件结合起来的。

    8月的一天，电影工作人员在北京饭店录“松花江上”一场舞蹈场面。周总理突然到场。他是抽空来看看大家的，身边只带一位秘书。他听了录音后，和指挥、演唱者交换意见，提出唱词中，是呼唤“爹娘啊”好，还是“同胞啊”更积极。他用平和且中肯的语气和艺术家们商量歌词的神情，哪里像一国总理？倒像一个作曲家。

    1965年9月18日，电影《东方红》拍完最后一个镜头。这天晚上至第二天拂晓，周恩来不辞辛苦，一口气审看了全部样片。这样，电影《东方红》在1965年国庆节如期在全国范围内上演了。

    《东方红》作为两个国庆节的献礼节目，是新中国历史上一个创举，说明这部宏篇巨作有着强大生命力和艺术感染力，也是因为周总理对《东方红》倾注了难以估量的心力，终使这部革命史诗成为划时代的不朽之作。

    从1964年夏天开始策划《东方红》，到共和国15周年献礼，再到1965年国庆节拍摄成电影公演，距离史无前例的“文革”仅一年时间。好景不长，《东方红》成为“文革”前舞台上最后的辉煌，最后的“绝唱”。

    江青在“文革”开场后终于得到了登台的机会，样板戏取代所有的戏剧、歌剧，《东方红》也不例外，遭到无情批判，残酷斗争，参演的演员几乎无一幸免，统统戴上“17年文艺黑线”的大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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