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近中午时刻起床，早餐毕，周恩来到办公室里整理了一会儿文件，向秘书交代了一些工作后，穿着中山装，披上那件深藏青色大衣，在邓颖超、身边工作人员、医生及护士的陪伴下走到院子里。
此时，为周恩来开车多年的司机杨金明师傅，早已将那擦得乌黑锃亮的总理座车停在了办公室外的院子里。
周恩来临走时，站在汽车旁，用目光将整个院子细细地看了又看；然后，面对他为国为民殚精竭虑地工作过的地方伫立良久，目光注视着居住了长达26年之久的西花厅，凝神不语；业已心力交瘁的周恩来，终于不得不离开他钟爱的、曾日夜在此为民操劳的办公室——西花厅，住进医院接受外科手术治疗。
以往，周恩来虽然曾经因出国访问、陪同外宾去外地参观，或是到下面视察工作等原因而多次短暂离开过西花厅，但他绝没有想到，这一次，是他有生之年最后一次离开西花厅，是跟这所院落永别！
305医院自建院以来，住进来的第一位党中央高级领导人，就是周恩来总理。自打住进医院以后，总理就再也没有出得了院。
周恩来是在1972年5月间一次常规的检查中发现患有癌症的。
尼克松总统走后两个多月，保健大夫张佐良按照惯例，一个星期给总理检查一次大小便常规。从肉眼看，取样的小玻璃瓶里无什么异样的颜色。第二天，化验结果送到了保健大夫手里，他一看化验单，不由得心一沉——4个红血球？！
就是说显微镜下的每个高倍视野就有4个红血球！
这意味着什么？
虽然这4个红血球在医生眼里几乎没有什么临床意义。但是他们手里的尿检报告是来自一国总理体内的信号。谁也不敢心存侥幸，也不能心存侥幸！必须再取样做进一步的化验。
病检报告第二天就出来了。红血球上升到8个。最要命的是发现了令人揪心的癌细胞。但在20世纪70年代，人们对癌细胞的认识还不像现在这样一致和确定。一开始北京的专家们对尿中的癌细胞有两种意见。有的认为就是癌症；有的则认为尿液中的细胞，往往变化无常，尿中发现癌细胞不一定有确定诊断的意义。最后派人去天津和上海两地，请有关专家再进一步确诊，专家们一看涂片标本都认为是癌细胞。
早期膀胱癌不容置疑地摆在了医生们的面前！
身边的工作人员无不心急如焚，可已经患病的周恩来仍然在日理万机，丝毫不关心自己的病情。这时，“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第七个年头。在党和国家遭受危难的年代里，他始终处于一种难以言喻的痛苦和忧虑之中。他要不顾病魔缠身，抓住林彪叛国事件后历史出现的转机，毅然举起批判极左思潮这面旗帜，在各个领域里努力消除“文化大革命”的恶果，尽可能地使党和国家从危难和困境中摆脱出来。
此时此刻，作为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却像发了疯一样，四处奔走，在其他中央领导人的面前，他声泪俱下：“再不抓紧治疗，迟早会尿血的……啊！那时再治疗就……晚了。”
他能不哭泣不焦急吗？万一有个闪失，怎么对得起总理！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
日子就这样在恐慌和担忧中度过了半年。
每次给总理尿检，医生们的神经都要承受一次重压，生怕看见大量红血球的报告单。有时，大家不安地定睛注视着日渐消瘦的总理，为总理用痛苦铸造的命运而悲伤，也为总理坚强的承受力而感动，不时地担心他体内那颗“定时炸弹”，不定什么时候会来个大“爆炸”！
1973年1月13日，天色还没有亮透，周恩来刚刚结束案头的工作，从办公室里走了出来，他已经整整工作了20多个小时，如果抓紧时间，还能睡几个小时。
值班的同志见总理走进卧室，也松了一口气，急忙回到自己的房间，倒下快散架的身子，蒙上头好好睡一觉。
不知过了多久，蒙间，张佐良突然听见警卫秘书变了调的喊声：“张大夫，张大夫，快起来，快起来。”
他被某种不祥之兆撞击，顿时清醒了过来，一跃而起，跑向门口……只见警卫秘书张树迎手里端着盛满鲜血的便壶。看见这个触目惊心的颜色，再看看警卫秘书惊恐的神色，不用问，他什么都明白了。
血尿。日夜提心吊胆的事情终于来临！
“尿……都是红的……全是血……”警卫秘书的脸色都变了，双唇直哆嗦。
走进总理的卧室，见总理躺在床上，脸冲着房顶，一声不吭。
医生连忙进卫生间，再看马桶池，里面鲜红鲜红的。据医生目测，这流血量不下500cc。他这时想到总理有心脏病，千万不能让总理承受尿血的恐惧。他梳理了一下自己紧张的情绪，想了几句宽慰话，说出来让总理稍稍宽宽心。
他才开口，周恩来扭头朝他直摆手，叫他什么也不要说。
跟随多年的医生突然明白，一个对周围非常敏感，对事物掌握极其细致的人能不察觉自己身体发生的变化？能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难怪他极力回避这个话题，只是一味工作、工作。他在用有限的生命争时间，抢时间，用自己血肉之躯填写每一天。
大家心里苦涩苦涩的，也茫茫然，仿佛不知道应该向谁去求援。主席也重病在身……原来和总理熟识的老帅们也都被打入冷宫，分散在天南地北，远隔千里。那时还不叫“四人帮”的几个人对总理一直是横加刁难，他们绝不会帮助总理的。
周恩来义不容辞担负起组织医务人员为毛泽东治疗的重任……可是如今总理在尿血，谁又来为他承担？
猛然，大家想起了叶剑英元帅，对，叶帅！
叶帅和总理个人感情不错，在中央会议上又能说上话，那几个人也不敢怎么样他。
他一定能起作用的！
叶剑英当时住在北京的西山。
医生们马上驱车去他那里求援。一见叶剑英，医生竟然有一种见到亲人的感觉，长时间的委屈和害怕好像找到了可以依靠可以宣泄的怀抱，他们禁不住泪水再次夺眶而出，还没开口却先哭出了声。
叶剑英一见医生这般伤心，估计总理发生了严重的事情，但还没有意识到有这么严重。他听完保健大夫的讲述，愣怔了许久说不出话来。
到底是一位见过世面，经过大风大浪考验的老人，他控制住自己的感情极力宽慰两位泣不成声的大夫，理解他们孤立无援的痛楚。
“别着急，你们别着急。我想办法报告主席，向主席说明情况。”
“叶帅，您一定要说明这一点：膀胱癌不同其它癌，不是不治之症。治疗得早是可以根治的，是有救的……叶帅您一定要这么说呀，总理是有救的。”
“好好，我按照你们的意见说。现在你们别着急，要注意总理心脏，他的心脏有病，不能再增加他的思想负担。想办法先止血，稳定住病情。尽量争取早些做检查。你们放心，主席会帮助总理渡过难关，会同意总理做进一步检查的。”
有了叶帅这句话，他们才感到心里好受些。
几天后，中央批准了专家们的医疗报告。
1973年3月8日，周恩来终于离开了西花厅，来到玉泉山接受检查。为了对外保密，专家们在玉泉山布置了一个治疗室。
手术台历来是生命的生死台，它几乎能改变甚至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周恩来躺卧在手术台上，紧张的气氛像凝固一般，专家们心里都沉沉的，重重的，随着每一次手术器械落盘的声响，心越揪越紧，汗水不知不觉细细密密从额上渗出……
膀胱镜终于照见了发病部位，专家们眉眼露出了笑意。癌症灶直径还不到1厘米，表面仅有些毛茸茸。癌症还在早期，治愈的可能性非常大！医生们闪动的眼神成了心灵沟通的语言。
负责主治的吴阶平院长一声不吭，立即用电烧手术器械烧掉了病灶，只有几秒钟，癌的病灶消失了，不再出血了。
医生们欢欣鼓舞，连忙把手术成功的消息报告给门外的领导，同时也将手术情况汇报给毛泽东。不到半小时，毛泽东住处就回电话过来：“医生们做得好！感谢他们！”
悬在心头的石块，终于可以落地了。
邓颖超在手术室的门外等待，听见丈夫手术很成功，她的心情并没有完全轻松，当听见毛泽东来电话祝贺，她却哭了。她内心深处的担忧和多日的紧张，随着无言的泪水滚淌。任何艰难困苦面前，坚强的邓大姐都没有落过泪。可这次她……泪水沾襟。在场的人谁也无法分担邓大姐内心的痛苦，更无法用语言去宽慰她。
好容易度过煎熬心灵的炎夏，浓郁的秋季给了周恩来稍稍宽松的环境。
10月下旬的一天，周恩来在大会堂福建厅约人谈话。
这天有些奇怪，医生们老是觉得隐隐有预感，会出点什么事情似的。观察尿色是最直接掌握病情的方法，医生非常注意总理的小便情况。每隔两三小时就提醒总理解手。这时他们发现总理已经好几个小时没有解手了，应该进去催促一下。周恩来一见医生进来，马上意识到是叫他解手了，没有等医生说话，主动起身去了卫生间。
周恩来解手出来，看了门口医生一眼，什么也没有说，一扭头走向座位。可这一眼却叫熟悉他的医生心跳，这是什么样的眼神？这么古怪？医生随后一步冲进卫生间，完了……尿血……顿时脑子轰的一声，只觉得血沉到脚后跟，整个房间都在眼前转动。
这意味着周恩来很可能不再属于三分之一治愈的病例！
张大夫第一反应就是赶紧给总理服镇静药，怕他心脏出问题。然后写了个条子给在场参加会见的叶剑英：“叶帅：总理刚才小便出血，看来已经复发。”
不一会儿，叶剑英神情紧张地走出来，“怎么回事？张大夫，总理怎么了？”
张大夫急切地向叶帅汇报了刚才发生的情况。说到总理几个月心情不好，拒绝化疗，癌细胞又抬头时，眼眶又红了，咬着嘴唇，默默低下了头。
……
叶帅长长叹了口气。
“别紧张，要沉住气，我来想办法。”说真话，此时此刻叶帅就是他们医生的救星。如果不是这样，他们的肩膀真不知道能不能扛得住这个严酷的现实。
厄运又一次降临在周恩来头上，癌症复发的痛苦远远比初期发病要严重得多，这次出血比以前任何一次都要迅猛，量也多。每天失血达100cc以上。这样严重的病情不要说是发生在一个已经七旬老人身上，就是年轻力壮的人也吃不住劲的。
3月，周恩来又做了一次电烧手术，可是这次治疗远不如上次效果好，仅隔1个月又复发尿血。
这次复发带来一个非常痛苦的并发症——尿潴留！
膀胱里出血一多，就会凝固成血块，堵住排尿管口，尿被憋在膀胱里出不来，肿胀、疼痛。病人这时痛苦万分。每当周恩来会见外宾或是开完会，他就要开始承受这种难以忍受的痛苦，实在肿胀难忍时，就倒在会见厅的沙发上翻滚，希望能把血块晃动开。
大夫焦虑万分守护着总理，看着总理如此遭罪，却不能去帮他解脱痛苦，这简直就是医生遭受惩罚呀！一天、两天、三天……周恩来天天都在痛苦地翻滚。
最后大家哭着把床搬到了大会堂，让他翻滚时有个稍宽敞的地方。
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参加活动多，和大会堂的工作人员特别熟悉。现在总理病了，带着病体来大会堂，工作人员就格外小心照顾，尽量减轻总理的疲劳和痛苦。可是总理的病情太重了，他们看见自己敬爱的总理一声不吭忍受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心都碎了。女人泪多。她们常常躲在总理看不见的地方抱头痛哭。可到了给总理添茶或是送手巾的时候，她们进门前抹抹脸，怕留下泪痕，然后强作微笑进去，可是一出门，又抑制不住“哇”地哭出了声。
眼泪没有感动苍天，周恩来的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
张大夫没有放弃为总理治病，又去找叶剑英。因为他是为数不多能有机会见到主席的领导人，也是愿意在主席面前替总理说话的领导人。
叶帅听完全部情况，他表示一定帮助总理早日得到治疗。他说过几天要陪客人去游泳池见毛泽东，他到时一定向主席说明，争取批准治疗报告。
张大夫听见叶帅最近能见到主席，心里略略好受了些。他相信叶帅的威信和影响力，会如实向主席汇报总理病情的。
没有几天，毛泽东快速地批准了周恩来的治疗方案。
治疗地点放在305医院。专家们一接到这个通知，立即开始进行手术前的准备工作。
“总理住院了！”这一消息传来时杜修贤犹如劈头一棒。
痛苦中也觉得奇怪，事先怎么就一点也不知道总理……得的是绝症？怎么就一点也没有察觉总理生了重病呢？这简直是一个不能原谅的粗心！
周恩来这几年明显消瘦，大家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人们被他旺盛的精力和乐观的情绪所“蒙蔽”，感觉发生了偏差。就连整天拍摄总理形象的人都不知道也无法相信总理已是身患绝症两年多的病人。
杜修贤想总理有了休息的环境，说不定休息治疗一段时间，病就会好的，又可以重新回到西花厅工作和生活。
可是周恩来将总理的工作岗位也带到了医院，只是换了个环境而已。有人曾经将总理1974年下半年在医院会见外宾的次数作了个粗略的统计：
6月1日住院，5月31日还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外宾。住院手术仅一个月零五天就开始了短暂岁月里艰苦繁杂的工作和会见。
7月5日，会见美国参议员夫妇。
7月20日，会见西多。
8月1日，出席“八一”建军节招待会。
9月20日，会见马科斯夫妇（在此期间又一次手术）。
9月30日，出席“国庆”招待会。
10月6日，会见邦戈总理。
10月19日，会见丹麦首相。
10月27日，会见黎清毅。
11月5日，会见威廉斯。
11月10日，会见普鲁也伊。
11月25日，会见基辛格。
12月5日，会见池田大作。
12月12日，会见曼斯林多德。
半年时间里总理在医院会见外宾达十多次，有时中间只隔四五天。而这只是他会见外宾的记录，其他繁杂的工作简直无法统计。
他是用重病的身躯在险恶复杂的政治环境里担挑着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自从周恩来住进了医院，杜修贤又多了一条通往医院的拍摄路线。
他不喜欢医院，也从不进医院。这不仅仅因为黄土高坡的艰苦磨砺铸造了他健壮的体魄，也因为飘洒药水气味的“白色世界”有一扇通往生命终点的门，它让人恐惧伤感。
可是现在他不得不追随总理的身影跨进医院的大门。这种心情绝不是当年跟随总理去亚洲、非洲、欧洲访问那种风光愉快的心情，它很沉重也很焦虑……
周恩来治疗的小楼东临北海，空气新鲜，环境宁静而幽雅。
客厅在周恩来病房的外间，围着一圈沙发，外宾来一般都到这间简朴的客厅就座。
总理见过外宾后，他都要向卫士长或是秘书打听总理的病情。
周恩来的病一天天地在恶化。医院只能尽最大的努力延长他的生命。
周恩来超负荷的工作程序从西花厅一直延伸到305医院，这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忧心忡忡。一碰到会见外宾的时间超过半个小时，他的卫士、秘书就开始在门外坐立不安，不住地从门缝往里瞧。如果超过一个小时还不结束，医护人员也着急地站在门外。
“老杜，你还不进去拍告别的镜头？”卫士长推推他。
“好像还没结束呢。”杜修贤不理解他的意思，朝门缝里瞧瞧，老实地说。
“啊呀，你进去一拍，会谈还不就结束了？”
“那哪成？这不犯规了吗？”
“没那么多的规矩。总理都病成啥样了？老这么坐着怎么行？进去呀，你进去呀！”卫士长几乎要把他推了进去。
杜修贤被说动了心，就走进会见厅。举起机子对准宾主的方向，也不知是凑巧还是外宾知趣，会谈还真的结束了。
12月5日，杜修贤去拍摄周恩来在医院会见日本友人池田大作，会见时间不太长。结束后，电影电视的记者已经收拾先走了，他提着摄影箱也准备离开，刚走到客厅的门口，就听见身后有人叫他，心里“咯噔”一声，这熟悉的声音不用分辨他也知道是谁。
不知总理什么时候从里间走出来，正在叫他。
“总理，您……”
总理没有坐下，而是走过客厅的门口，一手扶着门框，另一只手朝他招招。
一股滚烫的热流在胸间震荡、翻滚，他三步并两步，跑到总理跟前，将手里的摄影箱放在地毯上，想扶总理进客厅里坐下，总理摆了一下头，“不用了。”
他细细地端详总理，不由得鼻尖发酸，总理太瘦了，苍黄的面颊上布满了老年黑斑，他微微地喘息，嘴唇因失血变得苍白而干燥，惟有那双深沉的眸子依然明亮。
总理喘定一口气，将视线缓缓地投在他的脸上，说：“我的病你知道了吧？”
“嗯。”他闷着气应了一声，深深地埋下头，心里涌上深深的愧疚。
在总理住院的前几天，他还莽撞地跑到西花厅总理的办公室里，进门也不细看里面的气氛，开口就对总理讲人民大会堂安装固定摄影灯，因为20米的电缆线和别的单位发生争执，请示总理怎么办。他急切地把话说完，才发现总理靠在沙发里，面色蜡黄蜡黄的，很难看。他心头一悸，这才感觉气氛好像不对头，再细一看，邓大姐也神情黯然地坐在一边的沙发上。他讷讷自知失礼，后悔不该贸然闯进来，打搅他们的工作。他刚转身想走，总理朝他笑笑，叫他去找办公厅的领导，叫他们出面协商解决。临了，总理叹了口气，说：“你呀，什么事都来找我，看我不在了你找谁！”杜修贤一听，不以为意，嘿嘿直笑，“您什么时候都在！”
没有几天，杜修贤知道总理身患绝症住进了医院。心里顿时像刀子割，悔不该为20米长的电缆线也去打搅他，也许那时他正在遭受病痛的折磨……唉！我真该死！
他望着眼前的总理，眼眶潮湿了，不知说什么才能绕过这个最害怕的话题。
周恩来用略带沙哑的声调对他说：“外国朋友都问我：‘你的病好得了吗？’我怎么回答？只能回答‘好了就好了，好不了就了啦！’”
“总理，这，这……”他语无伦次，一下子找不着合适的字眼儿来表达此时的痛苦感情。他看到总理坚强的目光，只好紧紧地抿住嘴，咽下这不适时宜的悲伤，竭力控制自己的声音：“总理，听说中医对这个病很有办法！您试试……”
总理无声地笑了，笑得那样平静，平静得使杜修贤心里直打颤。
泪水蒙上他的眼睛，他明白了，总理已经镇定自若、从容不迫准备走向生命的尽头。可他连一句话哪怕一句安慰的话也说不出来。
他难受得低下头，避开总理的目光，泪眼模糊地望着脚边四方整齐的摄影箱子。
沉寂中，他的肩头感到了一种力量的拍击，一昂头，承接了总理平静而又坚强的目光，似乎在向他作最后的告别。
十多年的酸甜苦辣，十多年的风风雨雨，十多年的情深意长……未尽的希望，未尽的教诲，未尽的关怀都浓缩在这寥寥数语之中。
命运为什么对我们的总理这样残酷？他心里悲愤地呐喊。泪水再也抑制不住了，纷纷滴落在紫红色的地毯里。
周恩来在医护人员搀扶下，走了。走进他的治疗间。他默默地望着总理略略弯曲的背影在视线里消失。
他神情恍惚。
第一次对医院浓郁的药味失去嗅觉，他木然地走出医院的大门。直到汽车鸣着喇叭从后面追了上来，司机用古怪的眼神打量他，他才想起他的新闻照片还要冲洗。
以后一年里，他又见到过总理几次，每次相见耳畔都会想起那天总理沙哑低沉的声音：“好了就好了，好不了就了啦。”
杜修贤盼望奇迹出现。
3月底，周恩来做了一次腹部手术，切除了大肠内接近肝部位的肿瘤。手术刚完，医生还在包扎伤口，周恩来叫来了李冰，很艰难地说：
“云南，锡矿工人，肺癌发病情况，你，知不知道？”
“知道。”
“你们，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周恩来停了一会儿，喘了一口气接着说：“马上……去。”
李冰用力地点点头，眼圈红红地哑声说：“我就去，请总理别说话了。千万要好好休息。”
一出手术室的门，李冰泪水止不住地流淌下来。周恩来知道属于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他不愿静养休息，第二天就让秘书给他念报纸和文件。
6月9日，周恩来不顾医护人员的再三劝阻，坚持乘车到八宝山参加了贺龙同志的骨灰安放仪式。他哀声哽咽地对贺龙夫人薛明说：“我没有把他保护好哇。”因为贺龙毕竟是在周恩来保护中被造反派带走的。当初周恩来对贺龙说：“半年后我再接你回来。”没想到贺龙这一走，就再没能回来。周恩来泪水涌流，感到自己确实没能保住贺龙，心情沉重。
贺龙的女儿紧紧握住周恩来的手说：“周伯伯，你要保重身体，要保重身体呀！”
周恩来声音颤抖地说：“我的时间也不长了。”
他的话引起四周一片悲恸之声，大家为总理、为国家担忧。
6月23日，周恩来在医院会见了柬埔寨的波尔布特。26日会见了美籍华人李振翩博士。
7月1日，周恩来在医院又会见了泰国总理克立·巴莫，并在中泰建交公报上签署了名字。李先念、乔冠华一起来陪同会见。
会见后，新华社记者杜修贤见没什么事了，就收拾好摄影箱也随后往楼外走，刚到楼厅，只见李先念和乔冠华送了客人又折身往回走。这时，乔冠华一把拽住他，“哎，老杜你先别走，正找你有事。”
“什么事？”
“你就别问了，跟我走。”
杜修贤和他们一起又回到客厅里。一进门，他傻了眼啦！刚才还空空的客厅，眨眼的工夫坐满了人，定睛细瞧，都是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和为总理治病的医生护士。
“咦——你们都在这儿干吗？”杜修贤奇怪地问。
“等你呀！”
“等我？”杜修贤更加糊涂。
“平时请都请不来，今天趁你在，还不让你为我们照张合影？”
杜修贤望了一眼乔冠华，乔冠华朝他诡秘地笑着。原来他和工作人员串通一气，把杜修贤半道拦截了下来。
“那不早告诉我？我好有个准备。”杜修贤取出机子，到门外选景。
选来选去，看看还是楼厅里开阔些，大厅的一侧有一排高坎似的台阶，正好可以站人。不过色调不理想，红窗帘红地毯，太艳，给本来就炎热的夏夜带来一种燥热的感觉。可没有再宽阔的地方可去，只好将就吧。
他将人分成两排，后排人站在高坎上，正好高前排人一头。李先念、乔冠华站在第一排。他排来排去，他们始终在中间空一个位置。这时乔冠华不紧不慢告诉他一个意外惊喜的消息：“等会儿总理和我们一起合影。”
“啊呀，你怎么不早讲？早知道就选个白天在室外拍外景了，这里的色调太不理想。干吗非这个时候拍？大家好不容易和总理合一次影，不能选个好时间？”他心里清楚这次合影或许是总理最后一次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合影，应该将时间和地点选好。杜修贤不由得埋怨他们。
“工作人员早就有这个想法，想和总理合影留个纪念。一直见总理精神不行，怕影响他休息，今天大家见总理精神挺好，又看你走得迟，就向总理提出这个要求。总理答应了，我赶快就把你拖住，不然大家的要求又要落空了。”
一会儿，周恩来在两位护士搀扶下，微笑着朝大家走来。
总理走到第一排中间的空位上，两位小护士分别站在总理的两侧。
杜修贤迅速调整焦距，对好光圈，连着按了几张。
他刚放下相机，人们三三两两也准备散开，猛然，大家被一种声音震慑了，其实这不过是一种平缓的声音，却让他们惊恐万分：“我这是最后一次同你们合影，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在我的脸上打××。”
杜修贤不相信地望着总理那平静和蔼却郑重其事的面孔，这声音是从他肺腑吐出？万般谨慎的总理怎么会说这样的话？
大厅霎时间陷入沉寂，人们显然被总理这突如其来的一句话搞蒙了，无法领会其中的意思。
乔冠华和杜修贤默默无语，匆匆交换了一个眼神。讳莫如深的话题使杜修贤感到不安。
从医院出来，整个城市已经融入夜幕之中。川流不息的车灯在夜幕里来回扫射，把单薄的夜织得厚厚实实，密不透风。
总理这句话暗含着什么？他一定是有所指的，总理从来都是将自己生死安危置之度外的，不是气愤之极，不是忍无可忍他是不会讲这样话的。
这句话暗含他对损害他政治生命、争权夺利有狂妄野心的人的愤怒、声讨和抗争。
总理能不知道批林批孔的真正用意吗？能不知道评《水浒》的指向吗？活着尚且如此，死了呢？打“××”的事情还少吗？
大家都知道1973年11月，毛泽东认为周恩来在一次外事活动中说错了话，要求政治局开会批评周恩来。“四人帮”趁机发难，上纲上线说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
过了不到一个月，毛泽东又批评了江青：“有人说错了两句话，就讲是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
“一个讲总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才是迫不及待。”
1974年上半年，中国政坛风云急剧变幻。先是批林批孔，后来批起了周公。6月1日，周恩来因癌症入院。7月3日，小靳庄在“四人帮”的吹捧下横空而出，一时有与大寨争春之势。到了下半年，“四人帮”与周恩来在由谁组阁问题上的冲突越发尖锐。毛泽东两边都用，既让周恩来组阁，又让王洪文安排人事，但是后来他逐渐转向了周恩来。
7月17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露面，他当众训斥江青，说：“她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毛泽东说：“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四人帮小宗派呢！”
毛泽东出面为周总理讲了话，才免除总理更多的精神折磨。可是谁又能预料历史在有些人的手里会不会变成了一段可以随心所欲剪来裁去、拼拼凑凑的布料？
1975年年初开始，邓小平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整顿，让反对派的神经越绷越紧，大有剑拔弩张之势。
已经回到北京的毛泽东，病情日渐严重，从江青那些人的口中，经常听到对邓小平不满的谈论。不过对毛泽东来说，他更反感的是江青几个人在中央拉帮结派的行为。7月，毛泽东在游泳池召开政治局会议，严厉批评了江青一伙。
进入1974年12月，天气骤然变冷，凛冽刺骨的寒风裹挟着沙土在北京的上空飞舞、呼啸。周恩来从初夏住进305医院直到隆冬，已度过有近半年的时光，连着动了两次大手术后身体十分虚弱。
躺在病床上的周恩来，他的心一刻也不能轻松，四届人大召开在即，江青一伙把这次会议作为他们独揽大权和安插党羽的天赐良机。多年的政治生涯，使周恩来太知道政治舞台上瞬息万变，稍有疏忽，往往就能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如果党和国家的权力被他们篡夺，那么中国将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命运？
11月份的时候，叶剑英悄悄问张大夫：“总理能不能外出？”
张大夫一愣，这时总理怎能外出？可他望着叶帅充满希望的目光，想了想，说：“严格意义上，总理是不能外出的。但是如果病情稳定，可以短暂外出。”
叶帅眉头一展，随即布置了一个绝密的任务：“做好外出的思想准备，挑选一个精干的医疗班子。不要对任何人说。”
对于叶帅，张大夫是绝对信任的，如果总理外出，那也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势在必行的行动。他一边排列医务人员的名单，一边将这个情况告诉了邓大姐，让她也有个思想准备。邓大姐虽然不参与丈夫的政治活动，但是政治嗅觉却敏锐，她心里比谁都清楚，中国又一次面临选择。她一听是叶帅安排的外出任务，自然对医务小组成员名单没有异议。
叶帅等和毛泽东共过事的老一辈的人，都了解毛泽东的个性。要在他面前将话讲透、讲准，就能得到他的理解和支持。
医疗小组由5个人组成。一个泌尿专家，一个心脏专家，一个医生即张大夫本人，还有两个护士。过了几天，叶剑英正式通知医疗小组：12月18日护送总理飞长沙。
这时张大夫他们才知道主席在长沙，以前只知道主席外出了，究竟到哪里？绝密，谁也不知道。
“这次执行重要的政治任务，‘一个名单，两个报告’。你们千方百计护理好总理，绝不能发生意外。”叶帅一一和护送总理的医疗人员握手，每个人都能感受他手掌传送来的力量，好像传送接力棒：下一段路程全看你们了！
上午，周恩来一行人到了西郊机场，准备乘专机，可是王洪文迟迟不到。原来周恩来考虑此行是商讨四届人大的事情，不给江青他们留下“私人会谈”的话把子，再说王洪文也是党的副主席，许多工作是由他临时主持的，和他一同去主席那里汇报工作比较合适。临行前已经和王洪文说好了，让他同乘一架专机去长沙。
等了许久，还不见王洪文的影子，大家建议总理先走。这种身体情况进行空中旅行是十分危险的，医护人员几乎是提着一颗心同意总理冒这个风险。如果不是此次行动关系重大，他们说什么也不会让总理离开医院病床的，所以大家希望飞机快点起飞。
周恩来却有耐心，又一次叫工作人员和王洪文联系，“想办法叫他一同走，能少放一趟专机就少飞一次，为国家节省开支。”
王洪文回答说：“让总理先走，我随后就到。”
周恩来微微一笑，不再说什么，登上了专机。王洪文此时的心情可想而知，两个月前才飞长沙向毛泽东告周恩来、邓小平的状，被毛泽东好一顿批评，不仅自讨了没趣，还给主席留下了“上海帮”的坏印象。这次又去，不能不说心有余悸。
他没和总理同一架飞机去长沙，是为了争取时间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商量对策，因为他知道总理一旦出马，他一个嘴上没毛的年轻人无论如何是压不住阵脚的。自知分量不够，王洪文想想也感到沮丧，他们四个人里，他的这个特殊地位岌岌可危。记得那次，他还没有说几句话，毛泽东就一锤定了音：“总理还是总理嘛！”他顿时从毛泽东冷淡的眼神里，看到他的暗淡前景。可是这次……江青在背后推着，张春桥、姚文元在旁边捧着，他不得不硬着头皮又一次到长沙见毛泽东。
总理到长沙，也住进了毛泽东的宾馆大院里，只相隔一幢楼。总理平时有习惯，要睡一会儿午觉，可是他到后，还不见王洪文的影子，如果主席那里通知叫他们去怎么办？他不肯午休，一个人在大厅里慢慢踱步，不住地抬腕看表。
到了下午，王洪文才姗姗来迟，一见总理，就连连说：“总理，对不起，我来晚了。昨夜晚上睡晚了，总理，让你久等了。”因为他知道总理一直在用电话催促他快来，一同去见主席。
周恩来带病看望毛泽东，表面上毛泽东好像平平淡淡，和在中南海见面一样随意，但是他心里有数，周恩来将自己安危置之度外，抱病登门，此行意义决非一般。但是也不知是因有王洪文在场，还是他还没有考虑成熟，没有过多地讨论四届人大的人选问题。
后来总理又去过主席那里四五次。每次会见，两位老人谈得多也谈得很投机，他们或许意识到，这次会面将是有生之年最后的见面，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人事安排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支持。王洪文为了保住自己的前途，他不得不违心地在主席面前检讨自己水平低，能力差，年轻幼稚……虽然临行前和江青他们商量了好几种对策，但是王洪文说什么也不敢轻举妄动，更不敢在主席面前为江青说好话。
工作人员从总理的一个细节发现了毛泽东对王洪文有看法。
在长沙的一天下午，他们和总理一起打牌。总理平时也没有什么娱乐嗜好，挺寂寞的，大家就动员总理打牌，消磨消磨时光。不知是谁随手拿了一张报纸铺在桌上，总理戴上老花镜，专心致志看桌上的出牌时，无意中目光扫到报纸上一行小字。他放下牌，抽出报纸读了起来：外电消息，中共副主席王洪文出现在橘子洲头，可能中共主席毛泽东也在长沙。
“怎么搞的？没事到处乱跑，让外国记者发现了。乱弹琴！”总理生气了，牌也不打了。大家一听总理这口气，主席在长沙对外是保密的，估计王洪文被主席批评了。
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生日。晚上，在周恩来住所，湖南省委书记请客，准备了一桌生日宴席，将医护人员和总理的警卫秘书叫到一起吃饭，为毛泽东祝寿。
当夜凌晨两点，毛泽东约周恩来单独会谈。
刚刚看过生日焰火的毛泽东，满面红光，心情格外愉悦。
周恩来和毛泽东整整密谈了两个小时，直至清晨4点，周恩来才轻轻地告别毛泽东，走出户外，深深吸了一口清冷的空气。
周恩来因获得成功而目光炯炯，中国的历史再次由这两位巨人合作谱写。
28日，周恩来完成了重大使命，飞回北京。
7天之后，即1975年1月5日，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只相隔5天，邓小平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接着在四届人大上，周恩来仍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中国的政局出现了令人振奋的景象。
躺在病床上的周恩来了却了他最后的心愿，为中国革命完成了一项非凡的使命。
1975年初，是周恩来在医院里精神最愉快，病情较稳定的一段时光。
有一次，他对张大夫说：“我去过许多国家，大部分都是第三世界。如果身体允许，想去一次日本，等和美国关系再好一些，去一次美国。”
张大夫笑笑，心里却在流泪：总理呀，您还不知道，癌症已经扩散全身，再过几天，我们又要为您切除结肠上的肿瘤。
每一次手术使得周恩来获得暂时缓解，同时标志死神也临近一步。
周恩来在医院已经进入了生命的最后岁月。
1975年9月7日上午，周恩来在305医院留下了他外交生涯的最后瞬间，他近半个世纪的外交生涯随之而落下了光辉灿烂的帷幕。
谁见了这张照片不悲伤？不感慨？不动容？
周恩来用那略有残疾的右臂，握拳支撑在沙发边沿，左肘抵在沙发扶手上，为尽可能缓解腹部伤口未愈合而带来的剧痛，他上身艰难地向前微倾，凝神听着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书记伊利耶·维尔德茨的谈话。他刀剑般锋利的浓眉拧着，眼睛却依然明亮。
病魔侵害了周恩来这位被人誉为东方美男子的伟人那儒雅阳刚的容貌，却没有改变他彬彬有礼的风度和从容不迫的笑容。
杜修贤永远不能忘记那个日子。
那天，他在医院的客厅里拍摄，无形的压抑和无以名状的痛楚，堵得心里老是发慌，焦距在微微颤抖的手里老是模糊。周总理那潇洒而又庄重的形象曾千次万次出现在他的镜头里，也永远地留在了全国人民的心中……
可眼前的总理已经十分瘦弱和憔悴，从不要人搀扶的总理，哪怕是大手术之后，身体还未复原，也要坚持自己走上前和外宾握手，而这次他已不能独自走完这段只有几米长的平坦之路。
杜修贤是从被泪水模糊的取景框里抓拍了这个催人泪下的瞬间。
就在他按下快门的霎间，心底掠过不祥的惊悸，这会不会是总理最后一次会见外宾？热泪迅速挤进鼻腔里。他紧紧地合上眼帘，生怕一睁眼，泪珠子就会憋不住夺眶而落。
他心里默默提醒自己：我虽不能挽留您匆匆走向生命终点的脚步，但我可以用镜头挽留住您不朽的身影。
这次会见成为总理结束他的外交生涯的告别仪式，也成为杜修贤结束作为总理专职摄影记者生涯的一次拍摄，将镜头投向敬爱的周总理，杜修贤为总理的外交生涯留下了最后的瞬间！
就在这次总理接见外宾，和客人谈到病情时，他安详平静地对客人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
9月20日，周恩来又一次手术，切除扩散的肿瘤。一个月后，肿瘤又一次生成，周恩来不得不再次承受身体的剧痛，开刀拿掉瘤子。
10月20日，周恩来又要动手术了。此前，两年多的时间里，周恩来一共承受了大大小小12次手术。这次手术是最后一次。或许周恩来比谁都明白自己所剩的日子不多了，一旦再上手术台还能不能苏醒过来？在进手术室前，医生为他注射了术前麻醉剂，推车都停放在他的床前了，而他却进了卫生间，反锁，将自己关在里面，竟然一个多小时也不见他出来，邓大姐着急，几次敲门，总理也不回答。
“知夫莫过妻”，邓大姐自言自语：“唉！又在写东西。”
写东西？——遗言？大家暗暗猜测，也吃惊，难道总理挺不过这一关了？这是不祥之兆哇！
以后大家才知道周恩来所写的不是遗言，而是为他自己40多年前的一段历史作最后的申辩，为国民党制造的所谓“伍豪启事”澄清早已澄清的事实。
周恩来一生忍辱负重，不计个人得失。他年轻时为革命事业舍生忘死，没有子女，没有家产，晚年又忍受对他含沙射影的恶毒攻击。属于自己的惟剩这把随时都会化为灰烬的忠骨。他忍受了许多许多，惟一不能忍受对他政治生命的践踏。在生命最后一刻，他要做的竟然是为了一个不应该让他承受的冤案申辩，为保卫清白的政治名誉而不惜耗尽最后一滴血。
这是一个即将离开人世的垂危病人的心病啊！
推车将周恩来推到手术室的门口，他突然说：“张大夫，你叫一下小平同志。”
这时政治局的委员们已经和总理一一握过手，正站在走廊里，目送总理的推车进手术室。
“小平同志！总理叫你。”
邓小平连忙上前几步，一把握住总理的手。
“小平同志，你一年多的工作，证明——你比我强得多！”周恩来用最大气力高声说。
邓小平抿着嘴，使劲地点了下头。
身后的人都清楚地听见了总理这句评价。
周恩来这次手术后，再没有能站立起来。
周恩来躺在病床上，大部分时间都是静静的，很少说话。他没有气力说话了，但是他的神志非常清醒。
12月底，周恩来进入了断断续续的昏迷状态，大家都作了最坏的思想准备。毕竟伴随生病的总理两年多时间，医护人员心里也一点点地增加了承受力。进入病危后，有一次他的呼吸突然停止，连心脏也骤然停止搏动。医务人员以为总理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他们一边不失希望奋力抢救，一边通知中央领导人来医院和总理最后告别。
没有想到总理是被一口痰堵住了，把痰吸出后，总理又恢复了知觉，慢慢睁开了眼睛，他一见身边围着中央的领导同志，脸上露出了笑意。他颤巍巍伸出手，和大家一一握手。医生一见总理苏醒了，又是高兴又是担忧，生怕江青责怪医生谎报军情，故意让领导虚惊一场。定睛一看，江青没有来，这才松了口气。
张春桥是最后一个和总理握手的，他刚转身，总理就叫着他的名字。因为总理身体太虚弱，说话的声音太小，张春桥没有听见，站在那里没有反应。总理有点着急，又连叫了两声，这次身边的人听见了，告诉张春桥：“总理叫你。”
张春桥来到总理跟前，伏身听他说话：“你和文元同志要好好帮助王洪文同志，他还年轻。”
张春桥一边重复总理的话，一边表态：“总理，你放心！”
王洪文这时正在上海，因为主席觉得他缺乏锻炼，让他锻炼去了。但是据内部人说，他会见外宾时，竟然当着毛泽东的面睡着了。主席非常恼火，命人去查，反馈回来的信息令毛主席失望——王洪文经常通宵看外国录像。毛泽东盛怒之下，让王洪文回他老家——上海搞调查研究，名曰积累一些工作经验，实为反省自己的行为。
周恩来从死亡边缘苏醒过来，思维竟然如此清晰，为别人操了一辈子心，最后还在为年轻干部操心。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一般人们都知道周恩来临终前最后会见的人是罗青长同志。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总理临终前几天想见的一个人是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邬吉成。他住在钓鱼台，负责分管警卫二处，即外宾警卫，江青等人的警卫工作也由他负责。
1972年年初尼克松访华前的一天，已经深夜1点了，正在酣睡的邬吉成接到电话说，总理要到钓鱼台察看尼克松即将下榻的18号楼，检查一下安全设施，要他在那里等待。邬吉成情急中找了一件新做的涤卡军便服穿上，因为他知道总理喜爱整洁，穿得邋遢，总理是要批评的。
来到钓鱼台，总理走下汽车，就着明亮的灯光上下打量了一眼站在身边的邬吉成，目光里流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责备。邬吉成也没有意识到什么，陪着总理楼里楼外地看，阳历2月还没有走出冬季，夜半三更格外寒冷，只觉得风往骨头缝里钻，大家冻得直跺脚。那天总理穿得也很单薄，可是他一丝不苟地询问察看了一个多小时才离开钓鱼台。邬吉成刚回到办公室，还没暖过身子，总理的卫士张树迎就来了电话。听着听着，邬吉成不觉地红了脸：“总理问你是不是没有质地好一点的制服，如果没有，总理说拿他的一套给你。尼克松来华，警卫人员一定要穿戴整洁，不能让人家小瞧我们。”第二天，邬吉成向中央办公厅的领导报告了总理的指示，当即决定：参加接待尼克松总统访华的工作人员，马上到北京老牌服装店“红都”量体裁衣，每人做了一套毛料制服。笔挺、鲜明的制服往身上一穿，人顿时精神多了。总理一看舒心了，眉头往上挑了挑，说：“外事警卫随时都要紧跟外宾，更应该比别的警卫更注意衣冠整齐。‘人在衣服马在鞍’嘛。不仅给人良好的精神面貌，同时也表示对客人的礼貌尊重。”
1976年1月2日，周恩来的身体像一盏即将耗尽油的灯，摇曳的生命之火发出微弱顽强的弥留之光，时断时续的昏迷，时断时续的清醒，使周恩来备受病魔的痛苦折磨。上午，他又一次从死神手里挣脱回来，微微睁开眼睛，嘴唇动了动，吐出非常微弱的声音，身边的卫士连忙伏身倾听，只听见一个“呜呜”的音节，再细细听还是这个音节，卫士费劲地猜测，顺着话音向几乎已经连摆头的劲都没有的总理提示一件件事情，总理见卫士说不准他的心思，神情渐渐焦急起来，又吃力地说：“邬、邬，钓鱼台的那个……”邓大姐在一边试着问：“是不是还有话要和人说？”总理微微地点点头。大家马上按“邬”的音在钓鱼台里排，咦——“会不会是邬吉成？”总理点了一下头。
中午1点，邬吉成正好在家，总理的卫士张树迎打电话给他，急切地说：“老邬，总理要见你，请你马上来。”
邬吉成愣愣地放下电话，痛心难过伤感激动一齐涌上心间，眼圈潮乎乎的：总理已经危在旦夕，还挂念着我。
他叫上车子就往305医院奔驰而去。“总理会和我说什么？临终之际还念念不能放下的一桩未了心愿会是什么？”邬吉成含着泪猜想着。车子开得很快，一会儿就到了305医院，他三步并两步走，恨不得一下就跨到总理的床前。当他来到总理病房门口，却被护士拦住了，告诉说：“总理又昏迷过去了，你先到护士值班室等等，总理醒来我再叫你。”他失望地望了望眼前的门，只好独自在值班室里默默等待总理苏醒。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3个多小时过去了，总理还没有醒过来。正在万分焦急时，有人跑进来通知他：“准备一下，总理醒过来了，要见你，医生正在给总理治疗，马上就可以进去看总理。”
邬吉成激动地走到总理病房的门口。
可是总理没能等到医生治疗完，便又一次进入昏迷状态，而且这一次时间更长。邬吉成从2日中午1点一直等到次日凌晨。总理一直没有苏醒过来。邬吉成非常难过地走出总理治疗的小楼，在寒夜里徜徉。邓大姐也在那里徘徊，她眼睛里布满血丝，显得很憔悴。她见邬吉成还在苦等总理苏醒，叹了口气，委实不忍心直说总理已经很难清醒过来，只是叫邬吉成先回去，如果总理苏醒过来，再通知他。邬吉成听大姐这样说，想想也对，便向大姐提出，想在门口看总理一眼。大姐答应了他的要求。
邬吉成又走进楼里的病房。所谓病房，其实就是总理住院后会见外宾的客厅兼做治疗室，两者中间只隔了一道屏风。邬吉成蹑手蹑脚穿过外面的客厅，生怕惊动总理。到屏风边他止住了脚步，眼泪不知不觉地流了出来。
在这之前，他最后一次见到总理是1975年9月7日。那天总理会见罗马尼亚客人，邬吉成和以前一样负责警卫，陪同外宾一起来到医院。那时总理已经瘦弱不堪，说话的声音也十分微弱，但是总理特有的儒雅风度却丝毫未减，整个会见中总理的目光始终明亮慈祥，消瘦的脸颊上浮动着从容谦和的微笑……没想到4个月不见，总理英俊潇洒的容貌已经被癌症彻底摧毁，几根流动着不同颜色液体的管子连通着他昏迷不醒的躯体。能证明一息尚存的生命的，便是心脏监视屏上微弱弹跳的光点和随着呼吸的起伏而微微起伏的胸膛。
邬吉成痛苦地想：“总理，您找我要说什么呢？是命令我把钓鱼台那帮豺狼装进网里，还是告诉我暂时忍耐等待时机？总理，您醒来吧，无论您让我怎么做，我都绝对服从。”可是，周恩来再也没有醒来。邬吉成默默朝着病床向敬爱的周总理敬了一个军礼。
1月8日上午9时57分，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周恩来临终前究竟为何要见邬吉成，成了无法破译的千古之谜！
1976年1月8日上午周恩来静静地沉睡了，那样安详，那样从容，那样凝重！周恩来解脱了所有的病痛，也解脱了所有插在他身体上的管子。
这之前，周恩来经历了癌症病人肌体由生到死被蚕食般吞噬的漫长苦旅。至今想起仍令人心灵颤抖。
周恩来最后一次手术，同时献出了最后的健康基因。到了11月，他已不能自己进食，开始鼻饲维持生命。12月初，不能排便，在腹部安装肠瘘。因为多次开刀，腹部溃疡，脓、血、腹水等体液大量渗漏。周恩来浑身插满了管子，红的是血，黄的是脓，无色的是腹水，一些管子将体液排出体外，另一些管子则将鲜血、生理盐水、氧气、流质食物等补充进体内……
仅是这场面已经让人惨不忍睹了。
如果再想想此时周恩来忍受的痛苦，更是肝胆俱裂。
周恩来从进医院到生命最后的日子，惟有一次，他实在忍受不了病体剜心般的疼痛，他将张大夫叫到身边，痛苦地说：“张大夫，我实在忍不住疼了，想哼哼，行不行？”张大夫简直忍不住自己的颤抖，“总理，总理，你疼就喊……没关系……怎么样疼得轻一些，就怎么样！总理，你别……别再拘束……自己了。”说到这里，泪水已经顺着鼻梁滑落了下来。
这时，止痛针已经不起什么作用，总理用超常的毅力，硬是咬牙挺着。实在忍不住才小声哼几声。
大凡一个人忍受痛苦到了极点，就会产生一种严肃的力量，使人震惊，使人敬仰！周恩来直到离开这个世界，他留下的仍是宁静的气息和安详的面容。
最后一次手术后，有几天，周恩来有些心神不定，老是不愿意麻烦医生。一天晚上，他对守护身边的张大夫和警卫秘书老张说：“我的病就这样了，已经很清楚了。我不想再麻烦专家们了，他们应该到最需要他们的地方去，为更多的人治病。我想回西花厅，回那里再治疗……唉，出来两年多了，真想回去住住哇！”
张大夫他们无法用语言回答，只好含泪安慰总理：“等病情稳定了，我们就回家。”身边工作人员都将西花厅称为“家”，这时说出“家”，除去亲切外更多的是悲伤。总理一旦离去，这个“家”何以完整？何以欢乐？
过了几天，总理不再提回家的事情了。他一向严于律己，知道这个事情让医务人员为难，就打消了这个恋家的念头。
叶剑英在周恩来病危阶段，几乎每天都在医院守着。他叫护理人员手头备一些纸笔，以便总理最后要说些什么，好作记录。叶帅还吩咐专家们尽最大的努力延长总理的生命，哪怕只有一天，或许能让总理临终前听一个好消息，了却他的心愿……大家都奇怪，“什么好消息？”叶帅笑笑，不说。可能直到总理逝世，也没有听到好消息传来。究竟怎么回事，至今是个谜！
1月8日这一天，和往常一样，总理的卫士张树迎向高振普交班，由他守在总理的病床前，高振普抚摸着总理干瘦的左臂。这是总理住院后期，他养成的习惯。周恩来的手臂发热，他就比较放心。此时总理还转过脸来，看看他，他很习惯地对总理点点头，周恩来没说话。他几天来都是这样，说话很困难。卫士乔金旺和高振普一个班，他走进病房，示意叫高振普休息一会儿。高振普会意地离开病房，轻步往外走，回到值班室。黄宛、方圻、吴蔚然同志都守在那里。忽然电铃响了，这不是平时的电铃，而是为遇紧急情况专设的电铃。不好！大家快步跑向病房，几乎同时看到监护器的心脏显示，心跳70多次。陈在嘉大夫说：“一直是100多次，忽然掉到70多次……”她急得说不出话来，心跳在继续下降，60次、50次、30次……
医生们按照原定的抢救方案，采用了所有措施，呼唤、人工呼吸……都不起作用，陈在嘉哭了，她在监护器前坐不住了，方圻大夫替她守着。荧光屏上，进而显示一次心跳，渐渐地看不到心跳了，只见一条直线。总理，人民的总理，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了60多个春秋的伟人，带着全国人民的敬仰，离去了。跳动78年的心脏于1976年1月8日9时57分停止了。他去得那么突然，走得太快了，太早了。
谁也承受不住这如同天崩地陷般的痛苦，全体医务人员、工作人员都站在总理的周围，忍不住放声大哭。这哭声中包含着对总理的爱，对总理的敬，对国家的忧。
中央领导同志接到总理去世的消息后都急匆匆地赶来了。李先念第一个走进病房，他弯下腰，双手紧握着总理的手，只叫了一声“总理……”便再也说不出话，泪水一下涌了出来。他悲痛得双手发抖，站都站不住了，医护人员赶快把他扶到沙发上。他坐在那里，双眼直望着总理的遗容，无力地抽泣着。
邓小平、叶剑英也来了，他们都站在总理床前，深深地向总理鞠躬。
11时5分，由邓小平带领，叶剑英、李先念、华国锋、陈锡联、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走进总理病房，围在总理遗体前。他们都肃立站好，邓小平说：“恩来同志，安息吧！”然后向总理三鞠躬，目视着总理，缓缓地退出了病房。
负责总理警卫值班的同志和总理的厨师、服务员走进病房，看到的是逝世后安详地躺在病床上的总理，他们失声痛哭，为没能在总理在世时最后看一眼总理而感到终生遗憾。
周恩来去世，悲痛欲绝的是热爱他的全国人民。
1976年1月9日至1月15日的一周里，全国都被悲哀的气氛所笼罩着。9日上午，商店开门了，卖布匹的柜台十分繁忙。人们不约而同自发地来到这里购买黑布制作黑纱，柜台前少了平时的拥挤和喧闹，大家自觉地排成长队，默默地交钱，默默地拿起黑布。平时销量很少的黑布很快告罄，后来的人只得购买价格较贵的黑色绸缎。
卖纸和笔墨的柜台前也同样出现了排队的行列……
10点过后，北京各大小报亭前，人们也默默地排着很长的队伍购买还散发着墨香的当天的《人民日报》。这天首都和全国各地各大报纸都在头版刊登了周恩来的遗像和《讣告》。
当天下午，周恩来的遗体由解放军305医院移到了北京医院一间普通的太平间内。这间大小不足一百平方米的屋子中间，停放着党旗覆盖下的周恩来遗体，四周放着鲜花。邓颖超敬献的花圈缎带上写着“悼念恩来战友”。毛泽东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花圈上都写着相同的挽词：“悼念周恩来同志。”这间临时布置的屋子，四周摆放着花圈，加上几位守灵人员，所剩下的空间就只够吊唁者成单行通过了。原定向遗体告别的人数6万，后减少到4万。即使这样，这间小小的吊唁厅显然也与周恩来的身份、影响是不相称的。吊唁天数也由原定的三天减去了一天。
北京所有的国旗都降了半旗……
第二天上午9点，拉着窗帘的红旗轿车接连不断地驰抵吊唁厅外有两个篮球场大的停车场，朱德、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江青、陈锡联、姚文元等走下轿车，依次走进吊唁厅。他们都在周恩来的遗体前肃立默哀，鞠躬诀别，然后绕灵床半周，从侧门退出。
朱德拄着手杖走在前面，这位年迈的老战士老泪纵横，低声呼唤着周恩来的名字，缓步来到周恩来遗体侧面，慢慢抬起右臂，向这位入党介绍人、在南昌共同向国民党打响第一枪的战友庄重地行了最后一个军礼。
臂戴黑纱的邓小平神情凝重，没有泪水，他随着哀乐缓缓地来到灵床前，默默地望着闭目而卧的周恩来，久久不肯离去。自去年全面整顿以来，周恩来是他最大最重要的支持者，是他的战友，更似兄长。周恩来的逝世将使他今后的处境更加困难，与“四人帮”的斗争也会更趋激烈。他多么希望能够继续得到这位静卧在鲜花丛中的兄长的支持啊！邓小平再次向遗体鞠了一躬，坚定地向侧门走去。
老帅们都来了，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都向他们敬重的战友行了最后一个军礼！
党和国家领导人走后，党、政、军机关和北京市各界群众代表缓缓地走进吊唁厅，向他们敬爱的总理最后告别。黑压压的队列，排得很远很远……
政治局委员们从吊唁厅出来，便被请到一间休息室里。
江青一进门就一屁股坐在沙发上，边捶大腿边呻吟：“哎哟，我的两条腿都站肿了。”
叶剑英气愤地质问江青：“江青同志，刚才向总理告别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摘帽子？”
江青脖子一扬答道：“我感冒了，正发高烧，不能受凉啊！”
坐在一边的朱德一听江青的话，就用手杖“咚咚”地敲了几下地毯，忿忿地说：“感冒了就不要来嘛。你这个样子，影响多不好。”
王洪文见势，赶忙抬抬手，示意大家静一静，“现在有两件事，要同大家讲一下。第一，先请远新同志传达主席的有关指示。”
毛远新站起身来，从公文包中抽出一张纸，念道：“主席指示，总理的丧事要坚持节约的原则，各地不开追悼会；不设灵堂；不提倡戴黑纱、做花圈；不邀请外国使团来京参加悼念活动；全党同志要化悲痛为力量，抓革命，促生产，深入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
丧仪制度早不改，迟不改，偏偏周恩来逝世，人民要表示自己的哀思时，却“丧仪从简”改革了。
邓小平质问毛远新：“主席这些指示是什么时候讲的？”
张春桥早有准备地不慌不忙代毛远新说：“哦，这是远新同志的一份报告，昨晚念给主席听后，主席表示同意，并请政治局讨论。”
王洪文接着问：“大家有不同意见吗？”他见到会者一阵沉默，便继续说，“如果没有不同意见，就请文元同志根据主席的这些指示起草一份通知，尽快以治丧委员会的名义发下去。”
“第二件事，治丧委员会决定十五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追悼会。”王洪文又说道，“谁来给总理致悼词？”
江青首先发言：“我看由洪文或春桥同志致悼词比较合适。”
王洪文是绣花枕头一个，虽说现在他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但自知太嫩，便推辞了。
张春桥也自知不够格，就找到叶剑英，“现在全国都在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致悼词不合适，还是请叶帅来吧。”
叶剑英斩钉截铁地说：“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合适的，他是堂堂正正的党中央副主席，又是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代替总理主持工作，理应由他来致悼词。再说我的心情太难过，也读不下来。”
张春桥碰了一鼻子灰，只好作罢。王洪文只得宣布，悼词由邓小平致。叶剑英在关键时刻给邓小平以极大的政治支持。
11日，是各界群众向周恩来遗体告别的第二天，也是最后一天。长长的队列一眼望不到头。世界上再也没有这样深挚的哀痛，哭唤声令天地变色，神鬼齐哀。吊唁群众的泪水把地毯洒湿了1米多宽的一圈，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一幕。不少人在吊唁厅哭得昏过去，靠旁边的人搀扶出去。人们恋恋不舍地走向侧门，都想多看周总理一眼。“一步一回头，步步泪水流。”
下午4点40分。
邓颖超双手捧着镶有周恩来遗像的镜框，在两名女工作人员搀扶下，步履蹒跚地步出吊唁厅。四名威武的礼仪士兵抬着一具黑色灵柩，紧随邓颖超身后。臂戴黑纱的王洪文、李先念、邓小平、叶剑英、汪东兴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默默地走在后面。
4点45分。
载着周恩来遗体的一辆白色的灵车徐徐启动，驶出北京医院大门，数十辆小轿车在灵车后形成了送灵的车流。
北京的天空阴霾沉沉，寒风萧萧，滴水成冰。北京城裹着哀悼的素装。
从中午开始，无数的人都自发走出家门，来到长安大街。他们中有怀抱婴儿的母亲，倚杖而立的老人，双腮垂泪的孩子，满目哀伤的工人、农民、学生、士兵、机关干部、街道居民……都臂戴黑纱，胸缀白花，任凭寒风吹打，伫立在长安大街两旁，他们的心情如这天空一般阴沉哀痛，默默等候着。百万悼念的群众把十里长街变成了一条充满着哀痛和愤怒的河流。没有人动员，没有人组织的如此巨大而又井然有序的送葬队伍，是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在世界历史上也从未有过如此隆重、如此悲壮的葬礼。
白色的灵车缓缓地从送葬的人群中通过，百万人群哭声一片，惊天动地。人们低下了头，军人摘帽默哀给总理送行。“周总理！周总理！”——哭喊声响彻长安大街。
灵车驶抵八宝山，早已聚集在那里的石景山的工人和八宝山公社的社员，蜂拥到火化处，哀求不要火化周恩来的遗体。从1月9日以来，全国各地无数要求永久保留周恩来遗体的电报和书信就已雪片般飞到中央。石景山工人和八宝山的社员的要求反映了全国大多数人的心声。经过反复解释，人群才散开。
下午7点。
四名青年工人将周恩来的遗体小心翼翼地抬放在传送带上，仿佛怕惊醒了睡熟了的周总理。
邓颖超猛然挣脱开搀扶着她的吴桂贤的手，扑向灵柩，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呼喊：
“恩来——”
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卫士、秘书们也都扑了上去，想最后看周恩来一眼，大家哭成了一片……
周恩来的遗体被送进火化炉，烈火无情地吞没了非凡的身躯。
最让人撕心裂肺，痛不欲生的时刻莫过于此时此刻。从此，周恩来永远不会回来了！车子退出炉口，刚才还衣冠整齐的周恩来经过烈火的洗礼，化为了片片白骨。
身边的工作人员早已哭干了眼泪，哭哑了喉咙。这时大家等候在炉前的房间里，准备将总理的骨灰装进骨灰盒里。
可是没有想到骨灰盒竟然盛不下总理的遗骨。他们洗净手，用手指捻碎还有余热的骨片，从骨灰里捡出了皮鞋底子上的铁钉，皮带上的铁套头，以及假牙的铁托子，这些身外之物都是在总理去世后，他们亲手给穿戴的……而现在只剩下烧焦发黑的小铁疙瘩！
他们的双手不停地颤抖，许久也捻不碎一块骨片。这项并不艰巨的工作，他们整整干了一个多小时才完成。最后还有一点骨灰装不进骨灰盒里，只好装进一个小瓶里。
骨灰盒开始由警卫秘书捧着，后来邓大姐接了过去，捧着一直到放进劳动人民文化宫吊唁周恩来的灵堂里。
深夜11点，一辆车头装有黑黄两色绸结的红旗牌轿车沿长安街驶回。大街两旁仍有成千上万的群众不顾寒风凛冽，从下午自发地来到灵车通行的路边，一直伫立等候着周恩来归来。
“一身存殁系安危，星陨中天地恸悲。民泣国伤今夜里，山呼海啸唤君回。”“只见总理去，不见总理归。”这辆周恩来生前乘坐的轿车，带回的却是周恩来的骨灰。
司机放慢车速，缓缓通过了长安街，驶进了劳动人民文化宫。
北京的群众直到深夜还是不肯散去。
这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追悼！
从12日至14日，周恩来的骨灰安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太庙内，供群众吊唁三天。太庙厅堂的廊檐下悬挂着一条黑底白字的横幅：“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同志永垂不朽！”周恩来的骨灰盒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
元月15日，周恩来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王洪文主持，邓小平致悼词。
追悼会一结束，邓大姐在台湾厅向大家宣布意外的消息：完成总理生前的遗愿，将骨灰撒掉。在场的人都失声痛哭起来：我们留不住总理，连骨灰都留不住吗？
但这是总理生前的遗愿，大家也没有办法改变，只好泪水涟涟和邓大姐告别。邓大姐要亲自将骨灰送到通县机场。这时外面进来人报告：外面都是群众，这时不能出去，一出去，知道总理骨灰要撒掉，他们一定会出来阻止的。原来追悼会结束后，首都群众又一次簇拥在大会堂外面，以为总理骨灰要在八宝山安葬，想亲自再送总理一程。他们在寒冷的黄昏里静静地等候着……
邓大姐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又在台湾厅等了一会儿，看来不行，群众不见总理骨灰出来，就是不散。最后只好由地下通道将总理的骨灰送出大会堂。
警卫秘书和邓大姐坐一辆车，邓大姐捧着总理的骨灰，一路默默流泪。警卫秘书一见，眼泪又不听话地流了出来，他心里非常难过。邓大姐在大家面前尽力克制自己的感情，也不让别人过多地哭泣。可是当她一个人面对丈夫骨灰的时候，就再无法控制自己的悲伤。警卫秘书想替大姐捧一会儿骨灰盒，可是大姐摇摇头，嘶哑着喉咙说：“让我捧着吧，这是我最后一次和恩来在一起了……”
等汽车到通县机场，天已经漆黑，机场黑蒙蒙一片，好半天，才在黑暗中辨认出跑道和停着的一架飞机，等他们几个人上去，才知道是撒农药的农用飞机。
邓大姐紧紧握着代表中央播撒总理骨灰的罗青长和警卫们的手，“这次任务全靠你们了，我代表恩来感谢你们！”
最初，总理骨灰并不准备用飞机空撒。邓大姐本想在北京郊区有水的地方，撒下骨灰。北京有水的地方就数玉泉山了，可是正是冰天雪地的季节，河流都结了冰，即使不结冰的水流，也非常细小，带不走骨灰。在追悼会前才决定用飞机空撒。
13日西花厅召开了一个特殊的党支部会议，邓大姐召集全体党员开会。会上邓大姐提议由警卫秘书老张负责撒骨灰的任务。老张一听就急了，觉得任务太重，他承担不了，就说服大姐：“我撒总理的骨灰，不合乎中国的传统。总理是有侄子侄女的，他们是周家的后代，即使非撒不可，那也应该由他们执行。”从内心说，老张不愿意把总理的骨灰撒掉，更不愿意自己亲手去撒，他的感情承受不了。可是邓大姐不同意，说：“总理生前是这个支部的党员，你们又跟随总理这么多年，比亲人还亲，这次任务应该由你们执行。这是支部的决定！”
老张只好表态：“既然是支部的决定，那么我执行。”
飞机不断地升高，机舱里越来越冷，穿着皮夹克，也冻得浑身哆嗦。大家围着撒农药圆桶形的喷口，手里提着盛总理骨灰的红绸袋，骨灰分装在三个口袋里，将分别撒在三个地方。
在昏暗的灯光下，大家谁也不说话，心情极度地难过，不时听见驾驶员的抽泣声，可能他已经知道是撒总理的骨灰，边驾驶飞机边哭呢！
不一会儿，前面的领航员喊一声：“撒！”
第一袋骨灰被倒进了圆桶，骨灰立刻被风吹散，漫天飞舞，扬扬洒洒落入了密云水库（撒骨灰的地方是后来才知道的）。接着又撒了第二袋，是在天津海河的位置，最后一袋撒在了黄河入海口。整个空撒任务往返4个小时才完成。
第二天一早，他们来到西花厅。邓大姐整整一夜没有睡觉，眼圈乌黑乌黑的。她一见俩警卫，老泪纵横，张开双臂，一把抱住他们，三个人痛哭着抱在了一块儿……
“感谢你们，感谢你们替我了却了恩来同志的遗愿！感谢你们！”
后来听其他同志说，那一夜邓大姐不仅仅挂念总理骨灰是不是撒干净了，也担心这两名警卫的安全。
密云水库—天津海河—黄河入海口。
它象征什么？象征周恩来的足迹，周恩来的胸怀，也象征着周恩来永存的生命！
密云水库曾经留下周恩来洒落的汗水；天津是周恩来早期革命活动的地方；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生生不息的生命河流，周恩来的灵魂由入海口走向更辽阔的世界！
周恩来走了，但没有离去……他的英灵已经属于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又何须几尺见方的墓穴！他的名字已经被亿万人民铭记，又何须小小石碑来镌刻！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