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元栽本性贪婪嗜财,猥锁险狠。当政擅权之后,便勾结中书省主书卓英倩、李待荣,利用手中权势,鬻官卖爵。大肆受贿,中饱私囊。当时民间盛传“天下官爵,大者出(元)载,小者自(卓英)倩、(李待)荣”,“四方携金帛求官者,道路相属”。凡是贿赂丰厚者都能得到满意的官位。陈少游被朝廷任命为桂州刺史、桂管观察使,但迟迟不肯前去赴任,希望重新派遣到一个比较富裕而距离京城不远的郡州任职。于是陈少游以重金帛宝向董秀和元载行贿。董秀受贿后答应帮助解决,但是要求陈少游每年“献钱五万贯”。陈少游拜谒元载时,元载却让儿子元仲武出面接待谈条件,要求陈少游每年“献钱十万贯”(《旧唐书·陈少游传》)。按当时朝廷俸禄的标准,董秀、元载年俸仅为一千余贯,而二人竟索贿五十倍乃至百倍于自己的年俸,其贪婪之心由此可见。
元载把持朝政之后,不仅利欲熏心,贪赃卖官,而且徇情枉法,包纵贪猥之徒,险狠奸邪使朝廷正直之士隐忍不敢言。大历二年(767年)崔宁行贿于元栽之后被授予西川(今四川西部)节度使。崔宁到任后,自恃西川地势险要、物产丰饶,遂横征暴敛,厚积财货,让尚留在京师的弟弟崔宽继续交结行贿于权贵。元载及其儿子无论有什么欲望要求,崔宽都能奉上厚金,阿谀迎合。由于行贿有方,不久崔宽便被元载提拔为御史知杂事,后迁御史中丞。而崔宁在西川任节度使十余年,奢侈穷欲,浊秽军民,其手下许多官吏的妻妾为其淫污。消息传到朝廷,大家都深恶痛绝。但是由于元载从中百般庇护,崔宁兄弟不但没有受到任何贬黜,反而继续升官,后来崔宁竟累至尚书左仆射。
岭南节度使徐浩,贪婪奸佞,特别善于巴结行贿,谄媚权贵,作为自己向上爬的阶梯。他利用职务之便,在当地极力搜剥奇货珍宝,曾携带“瑰货数十万”进京贿赂当朝宰相元载。元载受贿之后不久就授任徐浩为吏部侍郎,而原任吏部侍郎杨绾正直无私、清廉俭约,只是因为没有巴结行贿于元载而被无辜撤职,调任毫无实权的国子监祭酒。
元栽为相日久,权势愈重,越发恣意妄为,不仅专权徇私,而且放纵子弟,内听妇言,肆意聚敛。元载之妻王氏骄悍暴戾,不讲妇德,有时连元栽也拿她没办法。在元载及其悍妻的影响和放纵下,他们的儿子伯和、仲武、季能等,虽然都是朝廷命官,但是依仗元栽的熏熏权势,无不公开纳贿索贿,搜括民脂民膏。
元栽及其家人贪纵受贿,通过明取豪夺聚敛起了巨大财富。他在京城大宁里、安仁里建有两处上等豪宅,其规模之庞大,建筑之华丽,冠绝当时。在京师的近郊,还专门建造了供平时游玩的楼台亭榭,帏帐什器精美齐备。在京师城南,元载还拥有数十所庄园,那里土地肥美,连疆接畛,在庄园里有成群的奴仆。元载及其家人在其中过着荒淫无度的奢侈生活。
二
元载贪婪奸佞,僭侈无度,不断引起朝野公愤,得到一些正直之士的坚决反对、并多次上书奏劾。元载对于揭发他的人则予以打击迫害。华原县(今西安市郊)县令顾繇上书朝廷,揭发了元栽之子元伯和、元仲武等依仗父势,弄权纳贿,肆掠民财的不法行径。代宗由于昏庸闭听,非但没有严厉制裁元载,反而听从了元载的百般狡辩,将顾繇罢官为民,流放到锦州(今湖南麻阳)。
大历元年(766年),元载为防止朝中大臣上书揭露其丑恶行为,便上奏代宗,借口文武百官奏章过于繁多,而且所奏内容多挟谗毁“谬舛”,因而建议设立新的奏章制度,对朝廷官员的上书言事进行严格限制,规定六品以下的吏部、兵部等部官员,凡欲论事,“不须检勘”,一律由宰相决定其可否,然后再奏闻代宗。元载变更先朝的言事制度,企图闭塞视听,压制言论的举措,毫无疑问遭到了一些正直大臣的抵制和反对。著名书法家、刑部尚书颜真卿立即上书予以驳斥,指出元载变更言事制度的真实目的在于遮挡皇帝的耳目,使上意不能下逮,下情不能上达,以便操纵朝廷,以售其奸。元载如此的擅权,压制言论,比李林甫、杨国忠有过之而无不及。天宝以后,李林甫虽权重势大,但对于群臣直接启奏皇上的奏折也不敢明约禁止,只是托故辩说中伤而已,尚未达到像元载公然要求百官奏章须经他同意的程度。对此元载既恨又怕,寻机上奏代宗,诬告颜真卿犯有诽谤朝廷的罪行。不久,颜真卿被逐出京师,贬为峡州(今湖北宣昌)别驾、抚州(今江西抚州)、湖州(今浙江湖州)刺史。
元载权势炙手可热,奸邪佞险。对于朝中正直无私之士,视为自己擅权徇私障碍的,无不予以排挤打击。崔纵、关播、裴谮、杨绾、颜真卿等先后被逐出京师。在元载的授意下,李少良等人竟被活活打死。李泌在唐玄宗朝时就已表现出了卓越的才能,为肃宗、代宗朝中重要大臣,常居禁中,参与许多机密要事。元载忌恨李泌有耿直不谀之风。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恰在此时,江西观察使魏少游上书朝廷,请求派任一名参佐赴江西。唐代宗趁此机会委任李泌为江西判官,以躲避是非。直到元载被诛,李泌才重新回到朝廷。代宗感叹说:“与卿别八年,乃能诛此贼《指元载》。赖太子发其阴谋,不然,几不见卿。”(《资治通鉴》卷二二五)。可见元栽一时嚣张到什么程度。
元载在相位多年,理政无术,纳赃受贿,蠹政败国。为了掩盖自己的劣迹,达到惑主乱政、以佛敛财的目的,以道学起家的元载,在朝中勾结另外两名宰相王缙、杜鸿渐,崇尚并推行起了佛教。他们广建佛寺,大肆宣扬佛教学说,并把佛教引入政治,诱主佞佛,残民害政。唐代宗原本不重佛,但在元载等人的惑说下,也慢慢对佛教深信不疑。元载为代宗讲解因果报应,说国家的祸福治乱,均非人力所为,都是由佛界的因果报应所决定的。并举例说明安禄山、史思明叛逆而被其子所杀,仆国怀恩反叛而病死等等,皆由于因果报应的存在。由此劝说引导代宗崇佛祈福。在元载等人的影响蛊惑下,代宗在宫中也养起了百余僧徒,他们在宫中设道场,陈设佛像,诵经唱佛,把一个宫殿搞得乌烟瘴气。更为荒唐的是,当边境遇有吐番、回纥入侵时,不是想办法出兵退敌,而是命众僧围座讲诵《护国仁王经》以攘敌寇。当敌人退去之后,代宗还以为众僧讲经十分有效,护国有功,而大加赏赐,却置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将士于不顾。在元裁、王缙等人的推波助澜下,朝野上下都奉事佛教而废人事,造成政务废弛、刑纲目紊的腐败风气。
元载长期弄权自恣质污受贿,激起朝廷上下公愤,揭露元载罪恶的人越来越多。最后唐代宗对元载专权乱政、排斥忠良、引用奸佞的所作所为也表示了不满。多行不义必自毙。大历十二年(777年)二月,怙恶不悛的宰相元载获罪下狱,随后被赐自尽于永年县。元载的长子伯和在此之前就已被贬到扬州为兵曹参军,也被赐死。次子仲武、三子季能与元载之妻王氏一并赐死。代宗还专门派宦官赶到元载家族的祖坟所在地万年县黄台乡,毁掉元载祖父及父母的坟墓。将元载在大宁里、安仁里的两处豪宅没收充公,改建成百司的办公和居住用房。其党羽董秀、卓英倩、李待荣等,因与元载同恶,皆处以极刑,落得了一个可悲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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