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时代-夜宿青江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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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深了,一列火车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在浓重的夜色中驶进青江铺车站,给冷寂而安详的小镇带来一片喧哗。一大批身带泥土的民工下车了,卸下了行李、箢箕、锄头、锅桶、盆钵……杂七杂八的东西到处碰撞,人们争相夺路又叫叫喊喊。

    镇上的人都知道,又一批民工到站了。八县民工会战洞庭湖的固堤工程结束,这个县的一万多民工马不停蹄,又要转到一个拦河坝工地上去,青江铺是他们必经的中转地。几天来,每逢到了北来的客车,都有这样一阵子混乱。

    要是白天,民工们拍拍灰,清点一下行装,找个地方喝口酒什么的暖暖身,就会继续赶路的。可现在是半夜,既不见汽车也不见拖拉机,深冬的北风又很冷,雨点也洒落下来。不知是谁喊了声:“下雨啦!”人影就纷纷贴向屋檐,涌向可以暂时避雨的树下或凉棚,更大的人流则顺着铁道线往左一拐,慌慌闯入空荡荡的青江铺正街。

    人们走了之后,站台上还留有一老一少。老的脚下穿着湖区常见的那种白帆布防护袜,外套黄面胶鞋,腰中扎着黑布围兜,两手戴着袖套,耳背和颈根都被湖风吹得黑黝黝的。看来他刚才好好睡了一觉,一个哈欠放出来,拿一件军用雨衣,往身上前一下,后一下,就算把灰土拍干净了。少的上前问:“老常,我们往哪里去?”

    老人说:“跟着大家走呗!”

    少年说:“我先去把交通局的电话打了。”

    老的随意“嗯”了一声,算是应允。

    两人分手后,老人看了看候车室躺满一地的民工,也来到了正街,不一会在一栋楼房前停下来。这里挂着“青江铺旅社”牌子,也拉着“民工服务站”的横幅。值班室的灯还亮着。中厅过道里早已挤满了人。强烈的烟草味,湖区的泥腥味,还有不时钻入鼻孔的酒气,掺和着叽叽喳喳的人声,塞满了这个不太大的空间。

    有人正在值班室前交涉:“请问这里还有床位没有?”

    “你还要我说多少遍?”一个女声在回答。

    “还有没有过道、饭堂什么的?随便什么地方,只要能躺就行。”

    值班室里久久没有回应。老人探头一看,见一个年轻的女服务员正在火炉边梳着长发,实在忙得没工夫。她把头发梳顺了,用干毛巾擦过了,又把一盆洗头发的热水泼掉了,这才有懒懒的一句丢过来:“没长眼睛呵?自己看吧。”

    值班室外挂一个告示牌,上面写有大字:“床位全满恕不接待”。

    一个棉帽上带着干泥块的后生有点不甘心,继续陪着笑脸:“这……嘿嘿,能不能,还想点办法?我看这个堂屋……”他是指中厅,“闲着也是闲着,就让我们……”

    对方不理睬。

    “你看,天已经下雨了,又这么冷,我们这一夜怎么过?”是呀,是呀,今天这一夜怎么过?好多人都应和着,笑着请求。

    “你们问我,我问哪个呢?”

    服务员不愿再纠缠,啪的一下关掉窗户,走出值班室,又随手咣的一下带上门,然后一手提着水桶,一手摇着一大串钥匙,向人群外走去。“都出去,都出去,要关灯了!”她对一个啃着煮红薯的后生更是不耐烦:“皮往哪里吐?这是在你家里呵?这地方明天归你来扫?”

    老人一直没说话,看到这里才皱了皱眉头。“大妹子,你不能就这么走嘛。”他拦住服务员,“大家刚从湖里来,顶风冒雨,趟泥滚水的,今晚要是站在外面吞西北风,受得住吗?当然,你们不是没有困难。我看能不能这样……”

    服务员对拦路人很生气:“你要干什么?”

    “奇怪,你们这里不是民工接待站吗?”

    “就你们是民工?”

    “上面要求你们至少准备三百个铺位……”

    “谁晓得你们来得这么急!”

    “那好,今天就算情况特殊。大妹子,麻烦你打个电话,给区里领导反映一下……”

    “我找不到人。”

    老人仍然很耐心,“好吧,我们去找也可以,但请你先借个煤炉子,给几位民工烤烤湿衣,好不好?”

    服务员辫子一甩走了。

    这一走,引爆了人们一肚子火。有人把扁担一顿,“呸!还‘为人民服务’呢,还挂着奖旗呢,我们把这些奖旗给撕了!”另一个人敲着铝皮锅也喊起来:“她还真把自己当姑奶奶呵?走!不就是淋几滴雨吗?老子情愿淋雨,也不看她一张苦瓜脸!”一个个愤怒的民工开始起身,开始向门外移动。老人看来也有些冒火,嘴角抽动了一下,但他还是摇摇手劝大家不要乱来:“不要吵!更不要骂!骂有什么用?我们到学校去想想办法吧。”

    老人随着民工们往外走,一眼看见服务员提一桶热水又转来了,想起了一件事:“你们的意见簿呢?”

    服务员楞了一下,看了他一眼,终于有了嘴角一丝冷笑。啪——意见簿从值班室里丢了出来。

    老人不理会冷笑,摸出一副老花镜戴上,又抽出一支圆珠笔,靠着窗台,一笔一画写起来。正写着,嘿嘿嘿的一串笑声撞进大门。一个瘦个子中年人头戴绿呢子帽,脖子上缠着围巾,眼里闪着愉快的光,收起了手中的雨伞。“刘妹子!刘妹子!你看,运气不错吧?你要的那号上海花布,我在县里散会刚好碰到,好俏的货哇……”高兴自得的声音,像一阵旋风吹进值班室。

    服务员一见来人便满面堆笑,“是吗?我看看……”于是,值班室里花布抖开,孔雀开屏一般,绽开出一大片鲜艳光斑,使整个房间都亮了几分。这情景再次让老人皱了皱眉头,但他还是坚持写完最后一笔,把意见簿郑重地递过去。“噢,提在这里了,你们看看吧……”

    女子接过意见簿,眼皮也没抬一下,随意往旁边一甩,继续着关于花布的谈笑。没料到她用力过大,意见簿滑过桌面,掉到了地上。

    老人没见她把红本子捡起来,没见她打算把红本子捡起来,眼光逐渐变得严厉,终于大喝一声:“你混蛋!”

    这一声如火山爆发,震天动地,让女子瞪大眼睛吓一大跳。

    “捡起来!”老人以不可违抗的气势发布命令,“捡起来,打开它,给我读!”

    “喂喂——”旁边那个中年人凑过脸来,挡在老人面前:“吵什么吵?还骂人?嘴臭呵?”他问服务员这是怎么回事,“嗯”“啊”“嗯”“呵”一阵,然后背着手,眉毛跳了跳,端出最高裁决者的架势:“老乡,你走吧走吧,人家也不是有床位不安排嘛!”

    “她至少应该先看看那些意见!”老人偏着头坚持。

    “她现在看,以后看,有什么不一样吗?你不要一个手电筒光照别人,你自己就没有缺点错误?你开口就骂,哪有一点文明礼貌?你在这里大喊大叫,就不影响其他房客的休息?嗯?”他的语气也开始严厉起来,“喂,你是哪个单位的?”

    “不管是哪个单位的,对不关心群众疾苦的人,都有权利说话!”

    “关心群众,服务群众,这都没有错。但搞社会主义也不是请客吃饭。走一趟夜路就不行?淋几滴雨就会死人?那还谈什么大干快上?噢?当年红军爬雪山过草地,比你现在要辛苦几百倍,明不明白?”

    老人冷笑了一声,“亏你说得出!亏你还晓得天下有红军!你说这些,你不脸红,我都要脸红了!”

    “什么意思?”中年人被激怒了,“好哇!你这个老家伙,给脸不要脸,影响旅客睡眠,扰乱社会秩序,以为青江铺没王法了是吧?好,有问题到民兵小分队去解决,不要在这里胡搅蛮缠!”他随即摇起了电话机……不一会儿工夫,两个戴袖章的民兵就出现在值班室前,其中一个上前拍拍老人的肩:“走吧!老实点!跟我们走!”

    风云突变的这一串事态,使还未出门的几位民工大为震惊。“不能走!哪里这样不讲理?”“动不动就抓人,凭什么?”他们吼叫起来,有的护住老人,有的拦住民兵,双方开始揪扯和推攘。老人拨开他们的手,淡淡地说:“不要紧,不要紧的,我倒还真想去走一遭,看他们能把我怎么办。”说完把军用雨衣往身后一搭,不紧不慢地朝外走了。

    人们散了,旅社的弹簧门把最后一个人影推出门外。女服务员嚼了口零食,喝了口热茶,哼着小调再次翻看那色彩艳丽的花布料,对着镜子在自己身上比量……忽然,电话铃声急促地响起来。人们事后将知道,这是刚才在站台上与老人分手的那少年打来的。“……旅社吗?我有急事找人。我是谁?我是地委办公室小张!我要请地委书记常青山接电话……”

    “你打错地方了吧?”

    “没错,没错,常书记刚才到你们那里去了。”

    “我怎么没看见?”女服务员有点糊涂:“……什么?什么?五十来岁左右?戴两只袖套?随身带了一件军用雨衣?……”

    她突然想起什么,手忙脚乱地丢掉话筒,去翻看那红皮的意见簿,只见老人刚才写的那一页上,有怵目惊心的两行大字:“态度冷若寒冰,心中没有群众。必须认真整顿,打掉邪气歪风!”下面的署名正是——

    常青山!

    妈呀,书记!还地委书记!是个不小的官吧?她一阵风奔出大门,直奔民兵小分队队部,远远看见那里灯火通明,中年人还在对常青山拍桌子大声训斥:“你还不认错?好哇!茅坑里的石头,要同老子来斗法?如今大治之年,就是要整治你们这些人的骨头!让你晓得天有好高地有好厚!我一看你这样子,就知道你来历可疑,不会是什么好鸟。是混进民工队伍里的不法分子吧?来,你们给我搜……”

    服务员暗暗叫苦,一步撞开门,上气不接下气地把中年人拖到门外:“吴党委,错,错了!……”

    “什么错了?”

    “他,他是书记……”

    “你胡说什么?”

    “真是书记,你看!”

    中年人看一眼意见簿,笑着挥挥手:“大惊小怪,同名同姓的多着呢!”

    “不对!他,他真是呵……”服务员把小张来电话的事一说,中年人呆了片刻,啊呀一声差点摔倒在地,急得又是搓手又是跺脚,真希望眼下是一场噩梦。但眼下的一切明明不是梦。你看,那被自己当作不法分子的老头,不还真真切切坐在那里吗?抽了自己一耳光,不明明白白地感觉到痛吗?他愣了一下,飞步返回门内,满脸堆笑地大声说:“哎呀呀!真是天大的误会!天大的误会!大水冲了龙王庙,只怪我有眼无珠。您就是地委常书记吗?……我,我犯了大错误,原则性的、不可挽回的立场错误!……”

    书记淡淡地一笑,“审,接着审呵。不是要搜身吗?”

    “开玩笑了。我不知道是您。对不起,这事只怪我。我的政治思想觉悟太低了,今天给党的工作造成了令人痛心的巨大损失……”

    “吴党委,不要给自己上纲上线了。我有个要求……”

    “常书记,您不要这么叫,还是……叫我吴伟昌吧。”

    “叫吴伟昌就行?”

    “对对,叫吴伟昌。叫小吴,叫吴矮子,也行。”

    “好,吴伟昌同志,你是区委干部吗?……哦,还是在家值班领导?那好,请你把镇上各单位的电话叫通,我要开个电话会,行不行?”

    “可以,当然可以!噢,常书记!我这就去安排。”

    正在这时,一辆绿色吉普车风驰电掣般驶来,停在门外。刚才来电话的那位小张一跳下车就大喊:“乱弹琴!你们把老常搞到哪里去了?老常同志——”

    “在这里呢。”常青山吸了口烟,不慌不忙迎出门,“小张,车子怎么来了?”

    “给民工送慰问品来了。”

    “来得正好。你赶快跟车出去,看路上有多少冒雨赶路民工。如果看见了,就请他们回来,我们来安排住宿。”

    “是!”小张跳上吉普车远去,临走时瞪了吴伟昌一眼。

    整个青江铺沸腾起来了。一个紧急电话会议以后,一些有条件的工厂、学校、商店、机关等都成了临时接待站,到处都在铺稻草,煮姜汤,升炉火,煎面饼。小张把一些冒雨赶路的民工追回来了。真是巧得很,这些民工们刚进屋,屋外便哗哗哗下起了更大的雨。“天!多亏老常来这一招!”一个后生民工望望天,吐吐舌头,对正在分发馒头的小张说:“老常呢?今天他一路上帮我们挑锅,我还以为他是食堂管理员呢。”

    小张四下张望:“是呀,他到哪里去了?”

    小张最后在旅社找到了老常。原来,旅社有个大食堂,可以开地铺,但没有稻草,常青山刚才带着几个区干部到镇上搬运稻草,刚好碰上大雨,差点淋成了落汤鸡。他眼下正在一堆柴火边烘衣。

    吴伟昌送上一条毛巾,“青山同志,你这怎么行呢?你有病啊!有很多大事要办呵!快去休息吧,我的房子已经腾给你了,鸡蛋面也准备好了……”

    老人指指地下:“我就睡在这里好。”

    “哦。那,那也行,我去送床被子来。”

    吴伟昌尴尬地走了。尽管他没有回头,但他分明听到了身后一阵轻蔑的笑声。

    夜,更深了。常青山和小张合盖了一床被,身贴身,肩抵肩,热乎乎地挤在地铺上睡觉。不知什么时候,大地铺上鼾声四起,还有人在磨牙或者说梦话,老常却又点燃了一支烟。渐渐,连小张也迷迷糊糊发出鼾声了,但伸手不见五指的这个深夜里,一颗孤零零的烟头还在亮着,亮着,亮着……

    1977年1月

    战俘

    某兵种程副司令员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一

    一九三四年,我在红军里当连长。

    这一年,我们独立师在沙寨一仗,吃掉了老蒋从湖北调来的一个旅。但那一仗打得好苦。敌人装备好,背的汉阳造,子弹都是满袋满袋的,大骡子还驮着迫击炮。但我们还是把他们一切为三,一块一块骨头啃下来。到最后,他们的旅长赵汉生带着几十个人,收缩在村子里放枪。当时我暴躁地喊:“今天不把姓赵的拍死,老子的脑壳就给他垫屁股啦!冲呵!”

    入夜,最后一个火力点总算被我们拔掉。一个冲锋,战斗稀里哗啦解决了。我们获得了一批枪炮,但几乎没有弹药。可见他们已经打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赵汉生来不及自杀,束手就擒,被五花大绑送来师部。他个头高,长腿长腰,还有一张长长的马脸,帽子没有了,长发上有血和泥巴,大概是从尸体堆中拖出来的。他眼镜片在松明火把下熠熠发光,黑皮鞋掉了一只,走起路来一跛一跛。

    如果不是他心狠手辣,我们不会死伤惨重的。战士们收尸时哇哇地哭,一见仇人分外眼红,一齐喊打喊杀。我也怒火冲天分开众人抢上前去,揪住他胸口就煽耳光。“龟孙子,你害得我们攻了一天一夜,你他娘的再打呀!”

    他嘴角流血了,晃着眼镜大声抗议:“士可杀,不可辱!”

    “杀?老子不敢杀?”

    为罗排长报仇为刘大嘴报仇为小结巴报仇哇……战士们围在我身边,哭喊成一片。我将大刀片子唰的一下抽了出来。但手被另一只干瘦的手抓住了,这是师长罗东的。师长光着脑袋,穿着半短的裤,端着竹烟管,身上也是血呵泥的。

    “血债血还,不过杀俘虏算什么?”他把我喝退一旁,“他姓赵的从湖北跑来,算是稀客么,怎么非礼相待?”

    赵汉生哼一声,脑壳扭到一边不说话。

    罗师长把他打量一番:“不服输?”

    “输?”对方嘴唇闭得紧紧的,眼镜后射出冷冷的光,“哼!”

    “你不是党国的常胜将军吗?”

    “这一仗不是被你们打输的,是被我们自己人打败的!”

    他的意思我知道,这是责怪敌曹祖荫旅没有及时配合。曹祖荫是属于湘系,与鄂系素有不和,这次一直按兵不动,隔岸观火,让我们放心包了饺子。

    师长笑了,“好哇,吃了败仗怨天尤人,可以理解。好在往后日子还长,我们慢慢看,慢慢看。”说完挥挥竹烟管,要我们把他押下去。

    我疑惑地问:“不杀他?”

    师长说:“不杀。”

    赵汉生高兴了:“那好,你们放我回去,我赵某一定以礼报答。如果你们眼下需要钱粮和药品的话……”

    师长说:“我们不稀罕。”

    “那么,大军围剿在即,你们已插翅难逃。要不要我回去替你们说说情,恕你们叛逆之罪,给一条出路?”

    师长紧紧盯住他,目光逐渐变得严厉。“败军之将,阶下之囚,还有脸说大话?你也是读书人,可知道天下有廉耻二字?你们恃强欺弱,苛捐杂税,为非作歹,恶贯满盈,还说我们有罪?你们把一个好生生的中国糟蹋得不成样子,准备恕谁的罪?俗话说得好,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人民要审判你们这批罪人!”

    这时周围闪着一双双愤怒的眼睛,战士们挡住了去路。吵嚷声、哭闹声、刀枪碰击声,好像要把整个屋子胀破。

    “不能留着这团毒,杀!不杀不平民愤!”

    “为死去的兄弟们报仇哇!”

    “取了他的狗头祭坟呀!”

    ……

    师长伸开双臂,好不容易拦住大家,又靠着警卫员和参谋们帮忙,才拉开一条通道,使赵汉生没有变成一团肉泥。他在混乱之中也免不了挨了几记乱拳。待赵汉生踉踉跄跄地走远,师长揉着自己的肩背,瞪了大家一眼:“俘虏政策呢?都还给我了?回去!干部领头,把本本再读两遍!”他又指着我的鼻子,“赵汉生由你负责。他少了一根汗毛,我拿你是问!”

    我叽叽咕咕,虽有意见但没敢高声。

    二

    以后一段时间,赵汉生就由我们特务连收押看管。

    他这个人很怪。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起床,一个人在牢房里出操,立正,向右转,正步走,手脚抽筋似地扯得笔直,走到窗前咔地来一个立正,然后又向后一转,咣咣咣地正步走回来。原地跑步,俯卧撑,打拳,也是他经常有的节目,闹腾得自己一身汗水淋淋。接下来,他久久地盘腿闭目,叽哩咕噜胡言乱语。

    我以为他癫了,忙去告诉罗师长,说这个人留着也没用。师长觉得奇怪,跟着我到牢房窗口听了一阵。

    “没什么,他在背总理遗训。”

    “不是念经念咒么?好多之夫也者。”

    “那是背唐诗。”

    “唐诗?”

    “是呵,俗话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师长解释了一下什么叫唐诗,然后自己也哼了几句,声调忽高忽低倒也滑稽。我知道,他读过不少书,行军时行李一小卷书倒几大堆,大家都说他有孔明之才。

    我有了主意,“我们连正少个文书师爷,留了他也好。”

    “师爷?大材小用吧?他洋墨水都喝过的。你晓得什么!”师长说完,因为有事就匆匆走了。

    师长刚走,我身后传来怯生生的声音:“长官……”赵汉生一张白脸探出了窗口。“请问,刚才是谁在此吟诗?”

    “我们师长。”

    “罗东?”

    “你也叫他的大名?大胆!你该叫他罗大爷。要不是他,你就是有九条命,也早就成了孤魂野鬼。”

    他没与我计较,只是轻轻哦了一声,摇摇头,“可惜呀。当年在广州,我拜读过他的文章。北伐时攻打岳州,他还率部为我解过围。他可是个文武双全出类拔萃的将才……”他盯着师长远去的那身带补丁的军装,叹了口气。

    我记得一个私塾先生对我说过:有几本古书如《水浒》和《三国》,讲的都是用兵打仗的事,为兵家必读之书。我寻思,赵汉生既然背得遗训吟得唐诗,想必《三国》《水浒》也是懂的,何不叫他把肚子里的存货也通通缴出来,让我程拐子也长长见识?当晚,擦完枪,查完哨,没事了,我扯两皮旱烟叶,提一条板凳,踢开了牢房门。

    他扶扶眼镜,看清是我,上前来欠了欠身子,“贵军优待俘虏,为我疗伤治病,本人……深表感激。”

    我挥挥手要他坐下,自己把板凳一放,屁股坐一头,两脚踏一头,也坐好了。

    他以为我是来提审,静静地等待着。

    我卷着烟丝,“你读过那本水什么……《水浒》吧?”

    没有回音。

    “问你!读过没有?”

    “哦……当然……”

    “那好,今天给我讲一段。”

    “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要你讲,你就讲。选好听的来一段,我想听。”

    他脸上有哭笑不得的神情。犹疑了好半天,大概是感激我们的优待,自己也有点闲得无聊,响亮地清了一下嗓子,终于用缓慢平静的腔调开讲。“你是真要听《水浒》?你连《水浒》也没听过?唉,可怜……”这一夜,他讲了宋江三打祝家庄。我听得出神,两皮旱烟叶很快就烧光了。哨兵也听得眉飞色舞,一不留神,竟给反动军官鼓掌。

    接下去几个晚上,他绘声绘色讲了鲁智深三拳打死镇关西和大闹五台山,讲了豹子头林冲误入白虎堂,刺配沧州道,火烧草料场,风雪山神庙,雪夜奔梁山等等。好些战士加入了听众队伍,兴致勃勃地听上了瘾,有时还真把他当成了说书先生,有烟分他一撮,有水分他半碗。发现小土房里太热了,有人殷勤地上前给他摇蒲扇。他有时也摆摆架子,比方讲到什么诗文,就说:“这个你们反正不懂,不说了。”

    当然,我们没忘记他是俘虏,遇到白天行军,还是一根绳子把他五花大绑。从他嘴里,我们慢慢知道他父亲是个教书匠,受一个大恶霸的欺,打官司倾家荡产,结果是父亲气得吐血伸了腿。他十五岁就闯荡江湖习武从军,后来在和军阀张作霖手下作战勇敢,步步提升,从士兵提到营长,还到德国进了炮兵学院。回国时他遇到北伐战争,投身国民革命军旗下,从广州打到河南,还到过张家口和内蒙古,见识过那种“早穿皮袄午穿纱,晚围火炉吃西瓜”的草原日子。因为这些经历,他见多识广,带兵较为有方,对各种洋炮更是了如指掌。几个参加了红军的俘虏兵还告诉我们:这个赵旅长在军中不嫖不赌,爱护下属,有一次发现军需官贪污,下令把那家伙痛打了一百军棍。

    听了这些事,我觉得他与我们也没什么太多的不同,对他的恶感稍有缓解。何况师长向我打过招呼,说这家伙是个炮兵专家,在敌军中又很有影响,不管从战略还是战术的角度考虑,争取他投诚,对红军有好处。

    一天,我等他讲完林冲的故事,笑着问他:“赵先生,你看那林冲如何?”

    “林冲?”

    “你说他算不算一条好汉?”

    “好汉,当然。有仁有义,智勇双全,八十万禁军教头,天下能数得出几人?”

    “那你怎么不学学他?”

    “学林冲?”

    “是呀。”我拍拍胸,“你看看,我们就是梁山泊,你就是落难的林冲,懂不懂?你反正到哪里都是吃粮,就入了吧!”

    旁边的战士们也热情规劝:

    “对对,入了吧。”

    “入吧,我们红军官兵一致,日子快活。”

    “你教我们打炮,我们一定天天请你吃肉喝酒。”

    ……

    他立即恢复了旅长那种不可侵犯的架子。“不不,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我是民国军人,总理的信徒,信仰三民主义,岂能背叛党国不仁不义?其实,我看你们也不大像泼皮刁民,品质都还纯正,为何要落草为匪?我劝你们……”

    “放屁!”我一把揪住他胸口,“你叫化子坐上席呵?倒来算计我们了?”

    他不吭声,大概知道与我争不清楚。

    我强迫他:“你入不入?”

    他摇头。

    “敬酒不吃吃罚酒,就不怕老子动大刑?”

    “何不快快动手?不成功,便成仁,我赵某早已置生死于度外。”

    望着他那张白脸和那副眼镜,我真想一拳打出个水陆道场,但总算记起了俘虏政策,还是忍住,没动粗。战士们围着他也没敢打,只是晃拳头,瞪眼睛,吐唾沫,扎扎实实把他骂了一顿。

    这一天,书场自然是不欢而散的。第二天晚上,闲得无聊的时候,有些战士又在议论:“不知那林冲上了梁山后,后事如何?”“那个白衣秀士王伦恐怕容不下他吧?”……我知道他们还想去听一段。其实我心也是痒痒的,一直为林冲的下场捏了把汗。但我一刀把个树蔸劈成两半:“那个四眼狗——不要去找他!”

    三

    进入洪家堡的时候,战士们一只只粮袋都见底了。看到两个兄弟已经饿晕,我心急火燎,一拔枪就带着大家去找粮食。

    这就发生了所谓抢粮事件。其实,说抢真冤枉。我们在一些寨子里筹粮,都是给了光洋的,只是稍微勉强了一点,动作和语气粗鲁一些。有人踢破了老百姓的门,吓得一位女人当场晕倒——我是后来听说的。我还得强调:只是晕倒,没有死,没伤皮肉。

    师长闻讯骑马赶来,脸色铁青,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一下马就命令紧急集合。

    全连在集合号声中排成了队列,一看师长那脸色,就知道大事不妙,来者不善,一个个都是屏声敛气的。

    师长两手一叉腰:“谁去抢了粮,给我站出来!”

    我和手下人都没有动。师长冷笑一声,盯住我的脸,“做了事不敢认账,什么好汉?你这个连长当得不错么。”

    我急急地分辩:“报告师长,我们给了钱的,不算抢!”

    “胡说!明火执仗,破门入室,不由分说,还不是抢?是不是还要杀人放火?”

    我委屈地大喊:“揭不开锅了,你要我这个连长怎么当?”

    “当不了就说当不了。要当,你就给我正正派派地当。我要的是红军连长,不是山大王,土匪头!”他朝其他人看了一眼,又追查另一件事:“谁在天主堂前拉屎?说!”

    大家交头接耳。我记起来了,我是拉过一泡屎,在一个破竹棚前面,但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不觉得它是什么洋庙,更不相信这会冒犯老百姓。

    听我解释事情经过,师长更冒火,“你混胀不混胀?连自己的屁股都管不住,还带得了什么兵?来人!下他的枪!”

    战士们本想笑,一见这情形都咬住了舌头,脸色全变了。

    不容我分辨,我被推进禁闭室,看样子连长是当不成了,以后能不能混个伙头军还说不定。更气人的是,我与赵汉生居然关在一起,真是人不人鬼不鬼,天道不公呵。我确实是没本事筹粮,但那又怎么样?我不会像三连长、八连长他们那样眼观四路耳听八方诡计多端口惹悬河,但老子身上至少有六处伤吧,跟他罗东鞍前马后指东打西没讲过价钱吧,怎么到头来连一泡屎都不值?

    我在牢房里叉着腰不停地叫骂,骂他罗东的娘,骂他翻脸不认人。赵汉生很奇怪,扶扶眼镜上前来问是怎么回事。见我懒得理睬,又缩回墙角不再言语。

    大概是三更过后,月亮冒出东山,月光浓浓地飘流在山谷中,照得房门口两块破瓷片发亮。四周很静,只有墙缝里的小蛐蛐高一声低一声地叫唤。我睡得正香,突然被摇醒了,睁眼一看,迷糊中看见一张长脸,还有眼镜片被月光映出光点。

    “兄弟,醒一醒……”赵汉生显得很兴奋。

    我翻了个身,不想理他。

    “长官,我有话同你说。”

    “有屁快放。”

    他做了个示意轻声的动作,小心选择字句:“你是堂堂红军长官,为了弟兄们吃饭,竟然横遭禁罚,大祸临头,真是好心不得好报呵。”

    “关你什么事?”

    “我看着都愤愤不平。你也是七尺汉子一条,难道就这样老老实实逆来顺受?”

    “老实?我程拐子天不怕地不怕,把我惹急了,阎王老子都不认。怕他个鸟!等老子睡足了再说。”“宁折不弯,好,大丈夫气概!”他观察着周围的动静,“不过,依赵某之见,军法如山,六亲不认,你这次不死也要脱层皮,闹有什么用?”

    “那又如何?”

    “俗话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山不转水转,退一步海阔天高。”

    “你什么意思?”

    “只要你同意,我们今晚就可以……”

    他更加兴奋,比比划划解释起来:“两个人合作,事情就好办。这墙我看过了,是土砖墙,尿湿一下,就可以用指头挖穿。你知道哨位,知道口令,熟悉附近的地形和情况,眼睛又比我好。引个路,怎么样?至于我们出去以后,有上下两策:其下,你我井水不犯河水,各奔前程;其上,你可屈随我赵某。汉生不才,但素来重情重义,决不会亏待你。”

    我现在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他把头凑得更近:“你仔细想想吧……”

    我一耳光把他打得飞了出去,在墙角里稀里哗啦,大概眼镜也不知去了哪里。“狗杂种,冤枉主意打到你爷爷头上来了?我能往哪里去?能往哪里去?我程拐子一家八口被还乡团杀了七口,上无片瓦下无寸土,连讨饭都没个碗,要死也没个坟,我不跟着红军,还有什么活路?”

    我不记得还骂了些什么,只记得我扑过去骑在他背上,两只拳头擂鼓一般,把他一顿痛打猛捶,一边打还一边骂:“我看你跑,看你跑,看你不老实……”直打得满屋的稻草须乱飞,打得哨兵慌慌地跑来拉动枪栓。三班长老吴的头探进来。

    我跳起来喝道:“这家伙想跑,去,拿绳子来!”

    老吴还是习惯把我当连长,大声答:“是!”

    一根棕索很快拿来了,把垂头丧气的赵汉生捆成个粽子样。一切平静后,我睡意全无,索性一屁股坐在一边,吸着老吴拿给我的旱烟,盯着他直出粗气。他缩在对面墙角里,也呼哧呼哧出粗气。窗外有一块月光投进来。我恨恨地冲他哼一声,他也恨恨地朝我哼一声,那样子就是两只斗鸡。

    不知什么时候,耳边有了鸡叫声,天已粉粉亮。我准备外出检查早操,一摸枪,发现胯边空荡荡,才记起自己的处境。没办法,我叹了口气,挠耳挠腮,只能盘起腿来发呆,听着远处出操战士的口令声和唱歌声,更是心里猫抓似的。我终于冲着赵汉生发话:“来,讲一段,那个宋江最后到底是如何落草的?”

    他没有说话。

    “你他娘的装什么蒜?我昨晚又没打伤你。你嘴都不能张了?”

    他还是不说话,两眼死死地盯着地,像要用目光在那里挖个洞。

    四

    师长来了。看来这一段的筹粮和招兵把他累得很惨,他须发并茂,声音嘶哑,眼里布满血丝,四十来岁的人看上去已是个老大爷。

    他提着一个装象棋的布袋,来到小土屋的门口,让哨兵开了门。“赵先生这些天委屈了,我们吃糠菜,没法给你白米饭。等条件好了,我请你下馆子。”

    赵汉生受宠若惊:“不敢不敢。”

    “今天想不想走盘棋?”

    “你怎么知道我会下棋?”

    “你公文包里不是有棋么?……”师长与赵汉生说到棋,说到什么棋谱,说到什么侯先生,似乎是双方都熟悉的人,越说气氛越轻松了。

    看着他们兴冲冲地在地坪里靠石磨盘坐下,叭叭叭摆开棋局,我十分不快,忍不住插进去嘟哝:“师长……”

    师长懒得看我,“听说你还要闹。闹吧,闹吧,我耳朵正闲着。”

    我结结巴巴地说:“报告师长,我哪敢同你闹?我都想通了,我是不该去抢粮,不该乱拉屎。这些都怪我野性子没改。师长,你大人大量,行行好。”

    “真是这样想的?”

    “菩萨面前不烧假香。我晓得,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命根子,老百姓是我们天和地……”我把师长平时教我们的那一套搬出来,有三没四地说了一通,反正是要哄他高兴。“这些都是你说的,句句在理,句句是真经,都在我心头刻了字。”

    “看不出呀,一张嘴巴还变乖巧了。”

    “不是乖巧,是心服口服。师长,我以前嫌这些条条多,记不住,但我现在已经背得滚瓜烂熟,下辈子也忘不了。”

    赵汉生笑着看了我一眼,“你们这位兄弟虽是个粗人,对贵军倒是忠心耿耿。可见先生治军有方呵。”

    师长冲着他一笑,“他昨天痛打你一顿,你不生气?”

    “义士各为其主么,不打倒是不义了。就凭他这一顿拳脚,要是在我的手下,我不但不会罚他,还会给他记功。”

    “你这是为他说情?”

    “身为俘虏,哪有资格说情?说说而已,说说而已。”

    “好,”师长显得高兴了,盯了我一眼,“看来你们不打不相识。今天呢,我给赵先生一个面子,放你一马,处罚暂免,责令你戴罪立功,怎么样?”见我眉开眼笑跳了起来,又大声喝住:“臭麻子,你把人家的眼镜打坏了,不去想个办法?”

    没想到师长还记着这件小事。这一天,我夹紧尾巴做人,去一些老百姓家登门道歉,帮他们又是挑水又是砍柴,取得了他们的谅解。回头靠镇上一位教书先生相助,给赵汉生找来一付新眼镜,大体上适合他的近视眼。我去送眼镜的时候,见师长与他杀得兴起,不过话题似乎与象棋没什么关系。

    师长说:“你们口口声声奉行三民主义,口口声声要剿匪安民,事实不是很清楚吗?谁在安民?谁在祸民?”

    赵汉生脸色微红地分辩:“国军中确有害群之马。鄙人对有些地方政府的腐朽无能和风纪败坏,也一直痛心疾首。”

    师长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一个军人应以人民利益为重,以国家前途为重,不然就是军阀,就是盲人瞎马。中国的志士仁人从来都胸怀天下,仁义之师从来都是顺从民意除奸革弊。你自命为总理信徒,岂能不明辨是非服从真理?”

    赵汉生这一回没有言语。

    师长一个卧槽马和沉底炮,赢了最后一盘,三打两胜,然后休战。临走前,他叫来警卫员,取来一包卤水豆干和两块肥皂给赵汉生,看来是事先准备的。我看得出,赵汉生在接下这些物品的时候,眼里隐隐透出慌乱和感动。

    从这一天起,大概是他与师长有了棋友交情,大概他还想表示一下对红军优待俘虏的感谢,他就成了我们的炮兵教官。用他的话来说,军人以武会友,英雄相惜,是不怕对手武艺高强的。我们都叫他“赵教官”,不再叫“四眼狗”、“眼镜鬼”、“狗旅长”。但他有些口白习惯改不了,一说到红军还是“共匪”,一说到老蒋还是“总统”,常常引来我们的争辩和叫骂。训练不得不中断,于是吵一架,学一阵,再吵一架,再学一阵。他在教学时也过于严厉,见谁偷工减料或心猿意马,不是皮鞋踢就是柳条抽,有时甚至一个拳头捶过来,打在哪里是哪里。战士们哪受得了这一套?什么水平、公尺、夹角、抛物线,本就啰嗦得大家舌头打结,心里发毛,看着他一身黄呢子将官服更觉戳眼,有时火气一冒,几句话不上板,一个枪口就顶住他的胸膛。

    “闹什么闹?”我对战士们大声喝斥:“尊师之礼都没有了?有本事就学出个神炮手,将来一炮端掉他的指挥所,那才算本事!”

    “连长,他娘的打人!”

    “你这笨手笨脚的样子,比大肚婆还不如。我看该打!”

    “他一个国民党凶什么凶?”

    “他现在是教官!”

    “教官又怎么的?”

    “没听说吗?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打了几下算什么?”

    战士们看我一眼,翻翻白眼,忍气吞声地散了,回到各自的位置上继续舌头打结,咕叨着什么夹角和抛物线。

    五

    队伍来到了石家峒。这里是个石山沟,有几个土家族和汉族杂居的破寨子。政府军想困死红军,大搞无人区,把这里的井填了,把粮食和牛羊抢走了,还烧了好多房子。加上秋旱,四面望去,莫说是庄稼,就是草木也稀稀拉拉,真是个鸟不拉屎的穷地方。

    刚到这里时,我们看见一些废墟在冒烟,一些孤儿寡妇披麻戴孝在新坟前面捶胸顿足哭天喊地。他们并不了解红军,一见这么多枪兵来了,眼里就透出恐惧,纷纷四处逃散,躲进一些残存的房子,吱吱呀呀关紧了门。我们去敲门借门板、借稻草、借水桶以及打听水源,宣传解释了好半天,但口水讲干了也不顶用,战士们都无功而返。

    睡在露天里怕下雨。但现在我们倒是求雨而不得,因为最大的困难不是没地方躲雨,而是没水喝。井被填了,塘里也干了,我们找到五六里路外一个小石洞,才在洞里找到一片青苔,一股清凉的细流。嘀嘀嗒嗒接上半天,接满一桶水,可以让大家稍微打湿一下喉咙,免得那里干得冒烟。

    这一天,队伍又转移到另一个山头,避开敌人的锋芒。中午时分,炮弹嗖嗖嗖地从头顶飞过,零零落落砸在山上。敌人在山下不敢轻易上山,就胡乱放炮壮胆。战士们对德国山炮有些熟悉了,也知道夹角和抛物线了,不但不再乱叫乱跑,还嘻嘻哈哈取笑赵教官:“喂,老师,这也是你训练出来的兵?不怎么样呵。要给老百姓耕地?”或者说:“看见我们要吃饭了就放礼炮,也太客气了。”赵汉生也觉得自己很没面子,横眼看着山下,骂骂咧咧的。最后看到一发炮弹落到后山去闷响了一声,忍不住跳出掩体冲着山下大骂:“混蛋!五十八师的,饭桶呵?拉屎也不能这样拉吧——”

    要不是有人冲上去把他拉下来,说不定他就成为冷枪目标了。

    回到掩体里,他把白手套脱下来狠狠一摔,还在怒气冲冲地喊话:“秦矮子你白吃饭呵?带的什么兵?把我的脸都丢尽啦……”

    他是说敌五十八师的师长,他的一个军校同学。

    我们的笑声戛然而止。原来又有几颗炮弹砸来,在附近几栋老百姓的吊脚楼后爆炸,噼噼噗噗地引起了大火。秋旱季节,木墙板像油浸过似的,一点就着,一烧就旺,加上风一鼓,很快就成了一片火海。孩子的哭声和大人们惊慌的求救声刺心地传出,整个山寨刹那间变成了地狱,烟子呛得大家又咳又流泪。

    战士们奉命去救火。一部分去断火路,保住牛舍和其它吊脚楼。另一部分进入火场救人。有的脱下衣服扑打,有的用树枝扑打,但不论是用什么,由于火温太高,这些东西很快也燃成了火团,以火扑火,不起什么作用。烧塌了的梁木一根根垮下来,封住了门道。但火那边还有老人或孩子的叫声,情况十分危急。

    我大声喊:“要水,要水!听到没有”

    不知是谁回答我:“报告连长,井都填完啦!”

    “炊事班有水!”

    炊事班那里确实有水,但那几桶水是战士们从几里路之外背来的,是一滴滴从岩石下接来的,是冒着敌方的枪炮拿一条命换来的。几个战士冲到那里,突然想到什么,谁都不敢下手,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脸都白了。我后来见那里老是没动静,赶到那里一看,看到的就是这种面面相觑。

    “为什么不动手?”我气冲冲地问。

    “连长,就这一点点水了。”

    “救人要紧!”

    “我们自己喝什么?”

    “再去背!”

    “敌人已经把山道封锁了。”

    “那就喝尿!喝血!”

    一定是我的震怒惊天动地,把他们的犹豫一扫而光。他们醒过来似的,重新有了动作。有的把树枝或衣服在水里打湿,有的用水把被子或蓑衣淋湿,在自己的头发上拍点水,然后嗷嗷大叫着再入火场。有一锅水已经烧热,煮着一些菜叶,因此有的人冲向火场时,头上或肩上还粘着零星菜叶——赵汉生从我面前闪过的时候,正是这番模样。

    扑灭明火已是黄昏时分。我们身疲力乏,口渴难耐,喉腔里冒火,但只能从土里刨出些草根什么的,塞到嘴里嚼巴嚼巴。幸好老百姓看着我们脸上的烟灰,闻到我们衣上的焦糊味,不忍心地眼泪花花,纷纷从家里搬出瓦罐或木桶,倒出了他们各自深藏的存水,让我们好歹喝上两口,不至于真去喝尿。他们还拿出鸡蛋、腌菜、玉米棒什么的,往战士们的手里塞。有一个女人,见到每一个战士都倒地下拜。

    敌人的炮声不知什么时候停了,四周静得出奇。突然,有一个战士来报告,说赵汉生刚才趁混乱逃跑,幸好被哨兵发现,给抓了回来。

    我见到他的时候,发现他被五花大绑在一棵大树下,嘴边有血迹,身上和头发上全是尘土,国军领章也被扒掉了一只。

    “选了个好时机呵?”我冲着他冷笑。

    他横了我一眼,吐出一口带血的泡沫。

    “你还客气,没打算把大炮也带着跑?”

    他狠狠地又啐了一口。

    “你硬要走,就好好地走么。等你把徒弟都带出来了,我去同师长说个情,好酒好肉给你送行。大家好聚好散,将来战场上再交手,也有个面子礼数不是?”

    “我没有跑!”他大吼一声。

    “那就怪了,他们抓的是你的影子,还是你的魂?”

    “你不要来问我。”

    “这事也用不着问。”

    他冷笑一声,“好一个仁义之师,我看不过是乌合之众,黑白颠倒,指鹿为马,我赵汉生瞎了眼啦……”

    我听出来这话中有话。看着他被士兵们押走,脑子里还总是冒出他这几句,还有他参加救火时大步往前冲的身影……这些事情连不起来,看来还别有文章。

    晚上,我想了想,来到他的拘押地,打算找他问个究竟。开始他气不打一处来,并不愿意说。见我态度诚恳,给他倒茶水,给他卷旱烟,才忍不住吐露出三言两语。事情大概是这样的,他救火以后去树林里方便,发现那里有两个战士用枪顶住一个本村女人,从对方身上搜出两个金手镯,往自己的衣袋里塞。他当时十分震惊,说你们也是红军,怎么能这样?这就惹恼了行劫者。他们朝赵汉生啐了一口:“妈妈的,你这家伙也来管闲事?”见赵汉生不服,态度就更凶狠了:“你一个国民党军阀,发了好多财,双手尽是血,不撒泡尿自己照照?妈妈的还有资格来训老子!”说完抓住他好一顿拳打脚踢。更要命的是,他们的打骂声引来更多人,但红军都相信自己弟兄的话,不相信他的话,一听他要逃跑下山,真把他当逃犯捆绑,免不了还在他身上练了一番拳脚。

    没等赵汉生说完,我脑子已经大了:“你胡说!”

    他全身一震。

    “你他娘的造谣,抹黑我的弟兄?”

    “这是事实!”他脸色变得灰白。

    “是事实也不能胡说。你屁股上有屎,手上有革命者的血,弟兄们骂你几句又怎么样?打你几下又怎么样?他们不相信你这个国民党军官的话,是因为你们从来不说真话,从来都没干好事。他们凭什么要相信你?凭什么?你们自己挖井自己跳,自己挖坟自己钻,到头来有什么好冤的?”

    我来回踱了两步,一把拖住他就走。

    “到哪里去?”

    “去!给我认出那两个混蛋!”

    六

    事情还真像赵汉生说的那样。特务连的两个贵州兵确实是趁火打劫,这有藏在他们被子里的金镯子为证。我从他们那里还找出了烟土和光洋。据事后调查和当事人供述,他们以前抽鸦片太多,毒瘾一上来就猴急猴急,没烟土钱不行。更可恶的是,其中一个姓熊的家伙鸡巴太骚,不久前还强奸一位女子,逼得对方寻了短,实属民愤极大罪不可赦。他捞钱也是为封住女方家人的嘴。

    姓熊的倒是打仗的能手,人虽瘦小,但比猴子还灵活,每次端掉敌人火力点都是无坚不摧,还曾经一个人接连砍翻九个白军,把刀片子都砍卷了刃。我在沙寨能捡回一条命,也搭伴这小子手脚快,把一个我身边冒烟的手榴弹捡起来扔远了。

    念及这些战功,在公开宣判的军民大会上,我解下他手上的绳子,拍拍他的肩膀,敬了他一大碗谷酒。“兄弟,对不起了。”

    “连长,是我没脸,对不起你,对不起弟兄们。”

    “今天我得送你上路。”

    “我不是个东西,让三连、八连、五连、六连都看我们特务连的笑话了。”

    “你不要怨大哥心狠。”

    他一饮而尽,笑了笑,“罪有应得,罪有应得,你不欠我的。”

    “我们给你父母捎去了十块光洋。你还有什么后事?还有什么话要说?”

    “没什么要说,只想道一声谢。连长,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我来世再报,再来为兄弟们来扛炸药,炸碉堡,打前锋。”

    “我程麻子要是命大,十八年后一定等你。”

    “你们一定要等着我,千万要等着我。不管你们到了哪里,我会来找的……”

    战士行列里已有了抽泣声,有的还抢上前来,给姓熊的叭叭叭叩头。赵汉生慌慌地赶来,抓往我的手说:“请容我……说一句。这位兄弟罪不至死吧?他贪财好色,有种种不是,但大家都说他作战勇猛,何不让他戴罪立功?你们不会是因为我……”

    姓熊的打断他:“不要说了。赵先生,砍掉脑袋碗大个疤,算什么呢?我这个人性子邪,早晚有这么一天,能活到今天已是大福。”

    赵汉生眼镜片后有了泪花:“兄弟,我不知道贵军的规矩。早知如此,早知如此,我也不会……”

    “杀一儆百,有什么稀奇呵?金字招牌的特务连,特务连!你还以为这里是你们白军?”姓熊的说完哈哈大笑,朝赵汉生挤挤眼睛,肩膀撞了一下,算是道歉与和解,然后不待我发令,大吼了三声嗨嗨嗨,朝法场大步而去。我远远地还听他丢来一句:“弟兄们,后会有期呵——”

    “壮士也,壮士也……”赵汉生看着他的背影,不知如何是好。

    一声沉闷的枪声远远传来。

    场上寂静一片,大家心里都割了一刀,有些不好受。几个受害的老百姓终于呜呜哭起来,哭声似乎是感激,也杂有别的什么情感。本来应该喊一阵口号的,但大家没有喊。本来要请受害者家属上台讲话的,但他们也没有讲。我只是抹了把眼泪,代表连部再次强调了人民军队铁的纪律,希望战士们以熊某为教训,不可居功自傲,不可胆大妄为,一定要当好人民的子弟兵,不管到了哪里都要做到秋毫无犯。最后,我补充了几句:“……前几天我们救了一场火,总结时表扬了一些同志。现在我还要表扬一个,就是当时漏掉了的赵先生。他是个俘虏,是个国民党,是我们的敌人。我们没叫他去救火,他主动参加了。我们说他借机逃跑,是冤枉了他。我们有些人还打骂他,那更不应该。因为他没有做坏事,只做了好事。他路见不平,主持公道,维护我们红军的群众纪律,不许那两个家伙趁火打劫搜刮民财,有什么不对?他虽然不是我们红军,但在这件事上应该立功受奖,应该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

    大家热烈鼓起掌来。有人还在队伍里喊:“赵教官,对不起啦!”“赵教官,你也打我两下吧!”“赵先生,你不要同我们一般见识……”

    我又说:“师长说过,我们要讲公道,哪个做了件好事,都不忘记。赵汉生原来做了一些坏事,今天做了件好事,我们都记上账,红账黑账分个清楚。希望他往后多做好事,红账上多记点,就是说,重新做个好人!”

    场上又响起一阵掌声,如同一阵急风暴雨,所有热情的目光一齐投向赵汉生。当我代表战士们向他鞠躬致歉时,他一把抓住我的双手,泪水夺眶而出。

    他朝我行了个军礼。

    七

    后来,赵汉生教出来的炮兵,在我军打击曹祖荫部时发挥了重大作用。他的生活习惯还是老样子,早上打拳,操步伐,背诗词,晚上则给我们讲书。师长常和他一起棋场酣战,做诗唱和,海阔天空地闲聊。不久,他准备回去找熟人朋友招集旧部,拉一支队伍来参加红军,临走时师长还送给他一首诗。诗的前几句好像是这样的:“云低雾暗笑时艰,薄酒送君赴沙场。翘首心清呈北斗,欲铸长矢射天狼。”我不一定记得准。赵汉生也回赠了几句,记得头两句是:“逢君恨已晚,握别泪沾衫。”后面几十句我已记不清楚了。

    他走后不久,中央一个党代表就来到了师里。这个人在苏联留过学,穿着黑皮夹克,抽着歪把子烟斗,动不动就是说一些洋名词,还教我们唱什么《马赛曲》。不知为什么,他一直对师长不满,后来借口师长“私放敌军将官”、“右倾”、“通敌”、“对抗中央”,把师长抓进了保卫局,在大转移时还把师长杀害,投尸长江。当时我们很多人也关进了保卫局,没法搭救老师长。

    师长他死得好冤啦!大大小小几十场战斗,他死里逃生。老蒋悬赏五万光洋,也没有拿到他的人头。没想他最后死在自己人手里。

    第二年,赵汉生派人送信来,说他串通了两个团准备起事,请红军前去配合支援。但这时师长不在了,那位中央代表又以“中间势力最危险”为借口,以“鹤蚌相争鱼翁得利”为策略,拒绝派兵前往。

    直到红军在万家坪一仗,歼灭曹祖荫一个旅,吃掉黔军三个团,打破了国军的进剿计划,曾去协助赵汉生工作的老吴经过几个月的流落才找到了我们。他长长地叹了口气,眼里旋着泪花,谈起了赵汉生的故事。

    经过是这样的:就在这个万家坪,赵汉生领着一个起义团与八倍之敌拚死战斗,坚持了七个白天黑夜。最后弹尽粮绝,除了少数突围出去之外,大部分都牺牲了。赵汉生身中四弹,腿也被打断了,但还亲自守着迫击炮向敌人射击。敌人抓住他的时候,他已昏倒在炮座旁,腿上血肉模糊,整个一条裤子都已染红。

    敌人的军事法庭在万家坪审判他。审判长卢迅是赵汉生的老同学,当时脸色有些沉重,亲手替赵汉生松绑,扶着他下马车。赵汉生呢,失血过多,脸色惨白,但非常安详平静。他搀着拐杖,拖着一条僵硬的假腿,来到一个高岗上,看看四周在微风中摇曳的野花,嘴角浮出了微笑。他回头说:“这里风景太美了,就在这里开枪吧。”

    卢迅一抬手:“不,不要这样说。你的罪行其实要大可大,要小可小。上峰一直器重老兄的才华和战功,只要你悔过自新,事情还可以……”

    赵汉生说:“兄弟,我领了你的情。不要说废话了,开枪吧。”

    卢迅说:“汉生兄,还有最后一刻,你不要逼我。你一不是共产党员,二又没正式参加红军,即使附逆作乱,据我所知也有权奸相逼的隐情,你何必要赌这一口气?”

    赵汉生轻轻叹了口气,扶扶眼镜片,拍拍身上的灰,一跛一跛走向更高处。他仰望长天,脸上露出一丝淡笑,口里喃喃背诵着文天祥《正气歌》里的诗句:“……顾此耿耿存,仰视浮云白。悠悠我心悲,苍天曷有极?哲人日已远,典型在夙昔……”

    这是他最后一次背诗。

    审判长看了好几次手表,最后只得闭上眼睛,举起了白手套。

    那一天,审判长向他的尸体三鞠躬,以尽学友之谊。在他的默许下,一些国军中赵汉生的学生也朝天鸣枪致哀。

    在老吴介绍了这一切后,我们也去那座高高的山岗上,找到赵汉生的坟墓,在坟顶上安放一顶红五星军帽,还在坟前摆满了各色灿烂的鲜花。

    事情就是这样。

    1978年5月

    吴四老倌

    吴冲有个吴四老倌,本名吴本义,除了有时腰子痛,身体还算好,吃饭搬大碗,下雪天不着棉袄,捏根牛鞭无论犁耙都是好角色。他眼不花,耳不聋,要是天边有架飞机飘过去,声音像蚊子叫他也听得见。

    那一年,公社实现广播化,他屋前的大树上也装了个喇叭。人们看见他每天吃了晚饭,就端个黄铜闪亮的水烟管,拖一把竹椅子,坐在那喇叭对面,同喇叭说话。

    喇叭里说:“……大干促大变,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他忽哧一下吹出烟筒里的烟灰:“讲得不错,人哄地皮,地皮哄肚皮。”

    “要大干就要堵死资本主义的路!现在有的队还是工分挂帅的阴魂不散,要搞什么包工定额……”他觉得这一句不大顺耳,眨了眨眼:“不包工如何办?又搞政治评工?大家都坐大船,不养懒了人?”

    “还有的生产队还是自由化种植。公社里要求插三四寸、三五寸,他们硬要插三六寸、四八寸……”这几句更不顺耳了。他用点火的纸枚子指着喇叭:“你晓得么事?插密插稀那要看田,看水,看时候。晒垫大块地方,住上十几口人,那如何舒服?还不个个都长得像丙伢子?”丙伢子是隔壁一个很瘦弱的娃。

    “有的人留恋小自由,屁股上长着又粗又大的资本主义尾巴……”喇叭里越说越来劲,说得他黑了一张脸:“还要割尾巴呵?什么时候割脑壳?割得你外公连烟都没有烧了!你晓得不?”

    ……正在这时候,几个收工较晚的后生从他门前走过。一个年轻妹子笑道:“四爹,你讲这些不是空场合?公社里又听不见!”

    “那你们开大会批判林彪做么事?林彪未必又听得见?”他振振有辞。

    “我们不能同你比。你是革命老前辈,给红军撑过船,给游击队送过信,给农会敲过锣的。你现在也只能三百里外骂知县呵?”

    这次轮到他无话可说了。更让人恼火的是,在喇叭里胡说八道的不是张三,不是李四,居然是他的一个外孙女,那个新上任的广播员荷花。荷花一口屁话不着四六,当外公的不也跟着失了面子?一颗脑袋还能往裤裆里藏?想到这里,他收起水烟筒,洗了脚,换上一双新布鞋,背着手闷闷地翻过屋后的猫公岭,往女儿家里去。他得提醒女儿,要她管教管教自己的崽女。正巧,这天荷花回家了。外公一见她就劈头盖脑地开骂:“你明天给老子回来,翻粪凼!泼油菜!莫到喇叭里去鬼喊鬼叫!”

    外孙女莫名其妙:“我犯什么错误了?”

    “你还装蒜?以为外公耳聋是不是?天天就是你在喇叭里叫,什么政治评工,什么割尾巴,喊得七冲八坳都听见了。你黄瓜才起蒂,豆角才抽藤,晓得什么?外公今年六十几岁,做了五十多年田,当了十三年队长,九洲三十六县都到过,搞农业还没有你清楚?……”

    外孙女眼里含泪,“外公你说些什么呀!那都是区里吴党委的报告,我只是念一念。”

    “吴伟昌?就是那个办点干部?”

    外孙女从书包里拿出一叠纸,“你看嘛,都是这上面的话。”

    吴四老倌从来不喜欢看横行子的书,而且认得的字也不多,便眼睛一闭:“我不看,你读!”

    外孙女读了两段,果然都是喇叭里讲的那些。老人听后狠狠地烧了两筒烟,“这吴伟昌是哪个吴家祠堂的?如何以前没听人说过?我看呵,他肯定不是做田出身的,不是什么好货。听他的话,不拐场我就不姓吴!”说完不顾女儿和外孙女的挽留,叹了口气,闷闷地踏着月光回家去了。

    从这一天起,吴四老倌门前那个喇叭,不知为什么就不响了。大队宣传委员吴忠阳来检查广播,首先发现了这一事故。他是吴四老倌的一个侄子,长得白白净净,讲话柔声细气,还掌握了很多形容词和时事新闻,是个刚提拔的年轻人。他到吴四老倌屋后转了一圈,回头问:“四爹,你老人家屋后那一截广播线到哪里去了?”

    四爹正在门前犁田,赶着牛头也不抬:“风吹跑了吧?”

    “风吹得跑?”侄子虽然怀疑,但也没想得更多,只以为是哪个调皮伢子偷铁丝做弹弓去了,便找来一根新铁丝,把广播线重新接上。不料他几天后再来检查,发现广播还是不响,刚接上去的铁丝又不见了。他再去问吴四老倌。这次老人正在菜地上泼粪,还是头也没抬地说:“怕是被黄野狗叼走了吧?”

    “黄野狗?”吴忠阳望了望吴四老倌的粪桶,陪着笑脸道:“嘿嘿,你老人家莫逗我,你用它做了尿桶箍嘛。那铁丝我认得……”说着指了指粪桶箍。

    吴四老倌瞒不过去,一瓢粪泼过来,差点泼在侄子的脚上,“明人不做暗事。告诉你,我就是不喜欢广播。没把喇叭盒子拆下来换纸烟,算是给你面子。”

    “四爹,这可是宣传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毛主席同意你们这样胡作非为?呸!毛主席大仁大义,文武双全,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八年抗战,十年内战,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急,他要是听了你们那些话,不治你们的欺君之罪,你就来问我吴四老倌!”

    一通没头没脑的话,把宣传委员训得晕头转向。但吴四老倌还不罢休,又讲出一些不知从哪里听来的机密:“告诉你,林彪在毛主席面前玩了一百零八个诡计,也被毛主席看穿了。你们也要老老实实当差,莫捣鬼!坳背冲的人讲,毛主席下半年要坐飞机来看禾,到时候哪个队的禾不好,你们捣乱的都要拿绳子来捆。阳伢子你放明白点!”

    吴忠阳吓得转背就溜了。

    过了不久,吴四老倌这些话传到上面去了,传到了吴伟昌的耳里。吴伟昌大为震怒,把呢子帽往头上一戴,笔记本和手电筒往衣袋里一塞,骑着脚踏车就下到了吴冲。当晚,他宣布召开群众大会展开大批判,催人到会的哨子吹得嘟嘟响,闹得鸡婆鸭崽都不得安宁。只有一些小娃崽来劲,以为又有什么热闹戏看,大的背细的,细的扯大的,像一群湖鸭子往政治学习室里钻。他们研究着吴伟昌的手表和皮鞋,争论着这个陌生人到底是像戏台上的座山雕,还是像坳背冲的王屠夫。

    等了好一阵,人群中还不见四老倌影子。吴伟昌很不满意地敲着桌子,要吴忠阳再去找。可怜吴忠阳最怕蛇,最怕鬼,因此最怕走夜路。眼下不光在四爹家里找了好几轮,还提心吊胆到岭上转,很快就吓出了一身冷汗。好容易,他在养牛的金海爹那里找到了四爹,发现他正在那里喝茶。他身后的那一片水田映着月光,明晃晃的,呱呱蛤蟆声此起彼伏。

    “四爹,你让我好找。开大会了,您怎么不去?”

    “我的鸡婆没看见了,要寻鸡婆。”

    “吴党委亲自主持会,点名要您去。你到哪里反正都是坐。”侄子好言相劝,“到那里,您愿听就听,不愿听就装耳聋……”

    “我要寻鸡婆!”四爹吼起来了。

    吴忠阳只好头一缩,回去了。他在吴党委面前扯了个谎,说四爹到女儿家去了,不在家,没法找。吴伟昌也没法,只好来了一场缺席批判,从美国总统尼克松下台,讲到孔老二小时候做过贼,又讲到大批资本主义的重要性,最后要求全队社员来个“一学二批三看四竞赛五评比”的运动。一些四六句子脱口而出,颇让一些社员们啧啧佩服。他们说吴党委不愧是当老师出身的,不要稿子,一讲两个钟头不重复,真是出口成章,有才学!

    这次会以后,吴伟昌还是没听到什么好消息,听说吴冲那个老鬼还是经常指桑骂槐讲怪话,有点聋子不怕雷的劲头。四老倌说:“对门山上的禾鸡婆只晓得一张嘴巴叫叫喊喊,不做正经事。”还说:“这几天没看见黄鼠狼来偷鸡了,怕是也到哪里开会作报告去了。”还说:“搞什么科学种田?最好是科学种空气。要科学家发明一种办法,让大家吃两口空气就肚子饱了,就不用我们种田了。那才是共产主义!”……这些话逗人笑,听上去倒也没有什么,但又好像有些什么,让吴伟昌气也不是,不气也不是。最气人的还在后头。那天春插算是完成了,绿绿的秧苗盖满一垄,色彩深浅相叠。随着一串笑声炸开,累得刚伸腰的姑娘们爬上田坎,青春身段从防雨的塑料薄膜中透出来,好似都披了一件件飘逸轻纱。正在这时,惊天动地一声吼,吓得这群喜鹊子都哑了喉。吴党委出现在田边,手拿一杆尺子,声色俱厉地开骂:“怎么?这几丘田还是插的四六寸?好哇!阳奉阴违,对抗密植,这还了得!返工!返工!统统返工!”那目光是足够威严的了。

    哑喉的喜鹊子吓得贴墙溜,往屋场里躲。

    “快牵蒲滚来,把这几丘田都蒲掉!”吴伟昌又喊了几声,但四周没人回应。远处只有几个干部模样的人,大概是与他一起来检查春种的吧,正在大树下笑谈,用斗笠扇着风。吴伟昌大概想在同僚面前露一手。“喂,你们都到屋里去歇一下,喝杯茶,我亲自把这丘田蒲了就来!”说完从路边牵来一头牛,架上田角里一张蒲滚,挽起袖子,一声吆喝,真地把一丘已经插秧的田蒲碾起来,只是动作不大熟练。

    此事惊动了社员们。很多人闻讯赶来,不敢上前阻拦,只是远远地叹气和摇头。办有吴四老倌冒失,气呼呼地冲上前去,大踏步跳进水田,激起泥水飞溅。“我说你这位同志,休得无礼!”他一把抓住牛绳,“怎么跑到我们队来破坏秧苗?”

    “这事要先问问你们自己!”

    “你把道理讲清楚好不?讲清楚了,要蒲就蒲,要犁就犁,我们自己动手,不用麻烦你,还要请你吃杯姜盐茶。讲不清楚,那就对不住,请你走你的路。”四老倌朝对方打了个拱手。

    “讲理?”吴伟昌沉下脸来,“你参加过学习没有?一亩田要保证三百万蔸基本苗,你自己数数,这里有好多蔸?”

    “挤得那样密,手脚都不好放,不通风,不透气,发的禾蔸只有铜钱眼大,到头来收一田草,这事去年已经有样。喂,同志你作过调查没有?已经插下田了,现在又缺秧,你要我们如何返工?未必插稻草?”

    “你还道理一担?没有秧就把田空起来!荒了!不让你们心痛,你们不晓得厉害!”

    “我说了要你放手!”

    “嗬,好大的口气?你是县长还是专员?居然对我发号司令?”吴伟昌使劲一甩,甩开四老倌,朝牛背上又是一鞭,哗哗哗,铁蒲滚又把几排秧苗碾入泥水中……

    说心痛,吴四老倌真的心痛了。他气呼呼地大吼一声:“细满伢子,跟老子把这个破坏青苗的坏家伙抓到公社去!”说完一跺脚,把袖子一捋,追了上去。那叫细满的后生没读过多少书,也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蛮角色,早憋了一肚子气,两步就抢过来,赶到吴伟昌面前,把他一把拖下蒲滚,揪掉了一粒扣子。“黑皮,快去找根绳子来,把他绑了再说!”

    “我,我……”吴伟昌做梦也没有想到碰上了这些硬三铳,脸上哭不像哭,笑不像笑,“我是吴伟昌,区上的党委,你们不认得?”

    “你还冒充吴党委?那更要抓!”

    “我真是,我有证件……”

    四老倌掏出他衣袋里的红本本,看也没看,“哪里偷来的,说!”

    一老一少,一前一后,一推一拉,真的把吴伟昌扭着,拉上了田,要往公社里送。正在这时,吴忠阳不知从哪里冒出来,哭笑不得地快跑过来:“四爹四爹,他真的是吴伟昌,办点的老吴呀!”

    “老吴?”四老倌眨眨眼,打量了吴伟昌一眼,摇摇头,“不对不对!吴伟昌是共产党员,哪里会做破坏青苗的事?人民政府有条文规定,那是犯法的呀!我活了六十多岁,做了五十多年田,当了十三年队长,未必这一点还不晓得?这个家伙肯定是冒充的,走走走,到公社去,到那里赶中饭。”

    “他真的是呀!”侄子急得差点要哭了。

    这时,喝茶休息的干部们被吵闹声吸引,走出屋场来了。他们见吴伟昌的狼狈样,有些哭笑不得;见群众越围越多,知道众怒难犯,便有人上前来打圆场,意思是这个队违反密植命令是不对的,但既然已经插了,就算了,下不为例,不一定硬要返工重来。如此等等。吴伟昌见自己没得到强有力的支持,只好自认倒霉,整整衣领,强打精神充硬汉:“我晓得就是吴四老倌存心捣乱。今天的事不能完,也完不了,你明天来公社里作检讨!还有你们的队长!不然的话,无产阶级专政不是白吃干饭的!”

    说完,夺路就溜。几个小把戏跟着他拍掌笑闹,看他满身泥水,看他一双赤脚在路上一瘸一瘸。他们已经研究出,吴伟昌不像座山雕而更像王屠夫了。

    第二天,吴四老倌没有去公社。第三天,第四天……情况还是如此。这事真苦了他侄子,只能对四爹赔笑脸,讲软话:“……四爹,你就到公社去一遭吧,山不转水转,你这一回就让让他算了。”

    四老倌正在堂屋里独自品酒,眼皮也没抬。“今天就是高宗皇帝十二道金牌,也莫想把我召去。我三十晚上的砧板——不得空!”

    “领导总归是领导,哪朝哪代没有个领导呢?你一只蚂蚁还想顶翻磨子?”

    “老倌子要清静,你少罗嗦。”

    “他说了,就派民兵小分队来,抬着猪笼子来。四爹,四爹,四爹……”

    四老倌心里运神:真要是这样,闹起来不好看,也吃不消。再说我堂堂吴本义快活到七十了,做了五十多年田,当了十三年队长,九洲三十六县都闯过,还怕他吴伟昌?这样一想,就说:“使牛使累哒,脚杆子痛,没得劲。你要他派个车来。”

    “你还想坐飞机呵?”

    “那如何办?你……背我去?”

    老人看着侄儿那胆小怕事的样子,一肚子火气正想找个地方出。侄儿明知道对方是有意磨人,但也没办法,喊天不应,叫地不灵,只好咬一咬牙,今天当一回牛马。可怜从吴冲到公社有七里来路,吴忠阳一想就两眼黑。他刚出学校门不久,当了干部后经常捏着笔杆子跑统计,搞批判,读报纸,在业余剧团里演戏,参加劳动实在很少,眼下背着一个大活人翻山又爬岭,把吃奶的劲都用出来了,不一会就气喘吁吁,汗如雨下,面如纸白。四爹在他背上又好气又好笑,就是不愿下来。

    好容易骑着吴忠阳到了公社。吴伟昌立刻如临大敌,放下一场扑克牌没打,一个全社电话会没开,把袖子挽了又挽,把公社所有在家干部都喊来会议室助战。那架势,像把一个瘦老头子一口吞得下。

    “你说!你为什么反对密植?为什么反对科学种田?”吴伟昌把桌子捶得咚咚响。

    “你把广播线都扯掉了,这是破坏宣传毛泽东思想!你好大的胆呵?”“你还在群众中说,什么‘如今没有一个人的武艺比得上豹子头林冲’,什么‘申公豹的脑壳有七十二个,砍了一个还有一个’,这是宣传封建迷信,猖狂反对唯物主义,你怕我不知道?”

    “你这个老家伙专搞破坏,是个定时炸弹,将来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先要把你抓起来枪毙!”

    ……不管吴伟昌带着干部们如何叫喊,四老倌横直不发声,只是闭着眼睛,扯自己的胡桩,来一个“哼哼”主义。这些哼哼有多种含义:有的表示反对,有的表示好笑,有的表示不相信,搞得吴伟昌没奈何,如同老鼠咬竹扫把,不知如何下口。至于那些助战人员,则有点三心二意:农技员是同情四老倌的;宣传委员着急上面要推销几千册革命图书,生产队却拿不出钱;财粮员想着月底要结账,好多欠款还没追回;青年干事则在想着找电话员谈爱的事,眼睛老是朝窗外瞟。大家心不在焉,随便凑几句也就算了,一场批斗会开得松松垮垮,最后只能草草收场。

    但四老倌被“请”进来,就不那么好出去了。吴伟昌挥挥手要他快回去,也以为他回去了,不料门上咚咚响了两声,他的脑袋在门后露出来,脸上还带着一丝笑。

    “你怎么还没回去?”

    “嘿嘿,有水烟筒吗?借我一借。”

    “我哪有什么水烟筒?去去去,快走!”

    门关上了,可过不了片刻,咚咚的敲门声再一次响起,四老倌的一张老脸又出现在门口,“喂,有解手纸没有?”

    吴伟昌正在用煤油炉子煮猪肚子,准备招待远道来的老婆,没料到猪肚子碰上了解手纸,自然气得脸上成了猪肝色:“这里哪有解手纸,去去去!”

    “你当干部的如何会没有纸?未必你用稻草擦屁股?”

    “我用什么关你什么事?你用什么又关我什么事?我到这里来是给你管茅坑的?你真是老懵了,老疯子一个呵?”

    对方眨眨眼:“哎,你有话好好说呵。我快活到七十岁了,跟你爹的年纪差不多,你这家伙还骂我?”

    对方不敢恋战:“好好好,算了算了,你走吧,走吧。”边说边来推。

    “怎么就算了?你说算了,就算了?你去外面问一问,这四乡八里我不管到哪一家,水烟筒随便拿,板凳随便坐,遇到饭时就上桌,怎么一到你这里就出鬼名堂?这个事怎么能随便算了?问题不搞清楚,我四老倌不走!”说着一屁股坐在一张椅子上,坐在屋中央。

    吴伟昌哭笑不得,暗暗喊天。他老婆也脸上红一块白一块,赶快找来两张黄草纸递给老人,意思是催他赶快走,去解决他的问题。

    老人现在倒不着急解决问题了,指着吴伟昌的鼻子,认认真真地训了一顿:“你看看,你堂客就比你贤慧。你要向她学习。大妹子,你娘家是哪里的?”他问完女人娘家在哪里这一无关紧要的问题,又问完她生没生孩子一类更加离题万里的问题,差一点还问到生男孩还是生女孩一类更加莫名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最后还是指着吴伟昌的鼻子,“你坐下,好好听着。你家里明明有纸么,为什么说没有?是不是看不起老百姓?是不是当了两天官就不知东南西北?难怪你尽讲些不入格的话。昌伢子,告诉你,你一个官字顶在额头上,把群众的话当耳边风,这样下去,迟早要当秦桧,要当高俅。知道不?你坐下——”他再次以主人姿态命令对方坐下来,“老实告诉你,毛主席站在天安门,眼睛望到全中国,哪个奸哪个忠将来要算总账的,三百斤的老母猪,最后总要一刀撬,你要想明白……”

    最后,要不是吴伟昌的老婆来陪笑脸讲好话,要不是当广播员的外孙女荷花来劝,四老倌还真会把政治报告作到断黑。

    嘣——门总算关了。

    吴伟昌看着一锅香喷喷的猪肚子,完全没有口味,哭丧着脸叹气:“唉,俗话说出门三不惹——不惹小把戏,不惹老家伙,不惹叫化子。我怎么碰了鬼,会惹上了他呢?”他走出房门,冲着农技员和财粮员又叹了口气:“唉,如今呐,上面一些人只晓得一张嘴巴喊,也不晓得我们基层干部好难当呵……”

    这一天,四老倌由外孙女陪着,雄赳赳气昂昂地回队上去了。出公社机关大门不远就是供销社和仓库,好多人在那里买肉、打煤油、扯布挑鞋、兑换禾种,一时间热热闹闹议论纷纷。有人认出了吴冲的四爹:“四老倌,当了两天公社干部了?”“你这个老鬼这下要老实了吧?”“检讨写得什么样?给我们看看好不?”……

    “呸,逗我老倌子好耍呵?”

    四老倌从来都爱面子,把鼻子擦了一把,“他们敢把我怎么样?还不是请我来玩两天?白天就参观广播室、电话室、会议室,嘿嘿,还尽是些新名堂。晚上就看什么电视,好吓人呵,一下子打仗,一下子又火车来了,一下人又掉到海里了,好吓人,好吓人的。不过,还是没有人唱的戏好看。坐的呢,是皮椅子,还吃了两餐油豆腐。啧啧,豆腐好吃,菜油炸的,放了酱油的,就是差点子葱花,五老倌不晓得搞……”

    他说的五老倌,是公社的厨房师傅。

    1978年12月

    月兰

    长顺家的灾祸,是由四只鸡引起的。

    这件事发生在一九七四年。那一年我参加农村工作队,去一个叫吴冲的生产队办点。我是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城里伢和学生仔,在机关里属于小字辈,可上面居然要我去指挥一个队,负责全队的春种秋收,岂不是赶着鸭子上架?奇怪的是,那里的很多社员对我“干部”前“干部”后的,居然对我唯唯诺诺。

    那个队有十八户人家,大多姓吴,零零星星散落在一条黄泥冲子里,也就是一条峡谷里。队上刚刚遭受过天灾,穷极了,资金账上只剩下三角八分钱余款。临立春,仓库里还空荡荡的,只有两个破塑料袋,一两化肥也没买进。集体猪场里除了两只瘦得像豺狗的老猪婆在呻吟,其余的猪栏全都空着,粪池里也没几担猪粪。碰上这样个烂摊子,我怎么能实现亩产过千斤的目标?怎么学大寨?

    我心急如焚。听熟悉农村的同事指点:进队就要抓肥料,有了肥就有了主动权。我一方面去借钱买化肥,另一方面按照工作队的布置狠挖内部潜力。具体做法是这样,首先召开大会批斗一个富农分子,借此形成政治压力。接下来宣布工作队的系列命令:限制私人家禽家畜数目;立即追还各超支户的借款;封存私人的织机纺车;两个月内不准家粪上自留地;禁止猪羊鸡鸭下田,以确保绿肥草籽的生长……头几条不算新鲜了,社员们有意见也没吭声,只是对后两条轰的一声议论开来。尤其是一群正在打鞋底或者哄小孩的妇女,冲着我七嘴八舌直嚷嚷:“自留地荒了,你要我们餐餐打盐水汤呵?”“猪羊不下田还讲得过去,鸡鸭不下田就要退瘦咧”“如今人都没得吃,把鸡鸭关在埘里,拿命去喂它呵?”“隔山那个县就没得这号搞法,你们这样脔心枯,也太新鲜了!”……还有些话,因方言口音太重,我没听懂,反正嘈杂声音一古脑把我淹没。

    但我没让步,用当地话来说是“捏住一寸不让一分”,逼得他们嘟嘟哝哝闭了嘴。会后几天,事情还算顺利,一切遵令进行,比方说墙上满是标语,一个个“禁”字杀气腾腾,果然是气象一新。

    可是,有一次我从大队开会回来,发现田垄里有一些鸡,黄的、黑的、白的,在草籽田里觅食,强有力的鸡爪不时翻拨绿苗,尖嘴一啄一啄,模样好悠闲。

    “哪家的鸡下了田?”

    没有人回应。

    我又吼了一声,还是没人回应。

    “再不来我就要把鸡抓走啦!”

    靠猪场那边,一棵大枫树下的土砖屋里传出一道颤颤抖抖的声音:“哦,是,是,我家的咧……”一个妇女从屋里闪出来,约莫三十来岁,身子瘦弱,皮肤黑黑的,脸盘子有点瘪,眼里透出惊慌和畏怯,两只冻得红红的手正在黑布围兜上急急擦拭。她点头赔笑道:“哦哦,是干部同志,真是,对不起!我刚才在洗猪菜,要我屋里海伢子看住这几只鸡,莫让它们跑下田。天晓得他这一阵子耍到哪里去了?”说着,她慌慌张张跑下田垄,一边“呵哧呵哧”地轰鸡,一边用土块投射那些闯祸的鸡,还夹着骂自己的儿子:“背时鬼!只晓得玩!两只脚哪里这么野?等他爸爸回来,不打他一顿足实的才怪……”

    我不好再说什么,去赶别的鸡去了。

    不料,第二天上午,一些鸡又出现在草籽田,简直像偷偷摸摸的一些贼。我看清楚了,其中也有那四只眼熟的黄鸡婆。“喂——鸡又下田啦——”

    无人回应。

    “这些鸡没人要是吧?莫怪我不客气呵——”我又进行威胁。

    “哎呀!”那个不怎么好看的瘪脸女人又从土砖房里闪出,脸红到了颈根,眼里照例透出惊慌和畏怯,手脚照例很慌乱,嘴里照例在骂自己的儿子,“……背时鬼!要他老老实实看住鸡,他又不听……呵——哧——等他爸爸回来……呵——哧——”她一边赶一边胆怯地回头瞟了我两眼。

    这个女人是谁呢?我进队时间不长,加上这个会那个会,实际在队上的时间并不多,因此与很多人还不认识。但我努力回想着,总算记起了一些零星印象。记得她来参加过两次妇女会,出工队伍里也有过她的身影。她出工总走在前面,只是没有青年妇女那种活泼,从不说话,更不开玩笑。要是碰上开会,她坐在角落里打鞋底,见火塘上吊壶里的水开了,不用人吩咐就会主动起身给大家筛茶。在你接过热茶的时候,她淡淡一笑,算是打招呼,看样子是个贤良媳妇。可她在其它方面乏善可陈,有次竟来找我,要求把她家纺车上的封条取掉,让她纺两斤纱卖钱,实属胆大包天。我当然没同意。还有几次,她没交批判孔老二的批判稿,说自己没文化,不识几个字,而且眼下男人不在家,家务事太多,既要服侍婆婆又要种菜喂猪……她叫什么名字,我一时怎么也记不起来。

    这天晚上,政治夜校上课,人还未到齐的时候,我向妇女队长打听她。

    “她叫月兰,从陈家桥放到这边来的,男人叫吴长顺,在建筑队烧砖。”妇女队长正在给娃仔喂奶。

    “今晚上学习理论,她怎么又没来?”

    “请假了。她经常脑壳昏,还是月子里害的病,去年又动手术割了个瘤子,可怜哩。”

    我没大注意这个月兰。可接下去几天,在下田的鸡鸭中,总有她家的那四只黄鸡婆。这一下我可冒火了。我断定:鸡一定是她存心放下田来的,而她那些话,纯粹是为了哄骗我这个城里人!是要与我斗心眼!我怒从心头起,捡块石头就去打鸡。鸡惊叫着拍打翅膀飞了。我继续追赶,连扔了十几个石头都没打中,只击得几片鸡毛纷纷扬扬地飘落。追击得眼红脖子粗之际,我一失脚,跌倒在一丘水田里,两只胶鞋陷入淤泥,拔都拔不出来,泥水溅得我满脸满身,引来几个看牛伢子拍手大笑:“牛跌下山罗,牛跌下山罗,今天有牛肉吃罗……”我又急又恼,几乎欲哭无泪:天啦,连几只鸡都降不住,连几个娃仔都可以取笑我,我这一年的办点日子还怎么过?我狼狈不堪去向工作队其他同事请教办法。一个姓杨的副队长住在邻队。他喷了口烟,哈哈笑道:“你呀你,真是个书呆子。不晓得放一把农药就索索利利了么?告诉你,对付农民一要吓,二要蛮,三担牛屎六箢箕,平平和和是斗不倒资本主义的……”

    我深受启发,兴冲冲地回来找老队长吴六。

    六叔有五十多岁年纪,种田经验丰富,可还像年轻后生一样爱说爱笑,爱看连环画也爱看电影,爱讲段《水浒》、《说唐》、《东周列国志》。缺点是不爱政治学习,开会打瞌睡,卷烟时没纸就撕报纸,撕墙上贴的学习心得。眼下,他正在禾坪里歇气,又在撕墙上的大批判标语,撕一片纸卷烟丝。

    “六叔……”我皱着眉头。

    他回头见是我,似乎猛醒:“哦哦,又不记得了,该死该死!”说完打了自己的脸一下,嘿嘿笑起来。

    我转入正题:“你去开仓称斤把谷给我,把1059也拿两瓶,我想……”

    “1059?”他吸了口烟。

    “不放农药,鸡鸭是禁不住的!”

    “这……”六叔沉下脸,想了想,又狡黠地眨眨眼,“不大好吧?如今家家户户都底子空,堂客们买油盐,就靠几个鸡蛋,遭孽哩。那些鸡婆鸭崽就是她们的油盐罐子,真要闹死几个……哎呀,搞不得,搞不得。”他头摇得像个拨浪鼓。

    “照你说,那就放任自流?”

    他听不懂什么自流不自流,待我解释后才说:“反正没吃没穿不是社会主义。讲实在的,我看田里没得禾,只是点绿肥,让鸡鸭去寻点野食,也不算犯法。”

    “难怪,队干部思想不通,怎么能带动群众?”我顾不得他是长辈,当下剥了他的面子,从大批促大干的原理,说到坚持制度和服从指挥的重要性,足足训了他好一阵。

    他蹲在地下没吭声,用两块硬币扯了半天胡须,最后说了声:“对不起,反正我吴老六不捧场。你们硬要放就去放,莫问我。”说完扛起一张犁冲冲走下禾坪。

    这天,我称了一斤谷,拌上剧毒农药1059,散放在田边。为了避免它被牛误吃,我没把这些谷子放得很散,而是隔几十步一堆,插枝为标记,好让放牛伢子辨认。

    我以为难题就这样彻底解决了。第二天我带着两个人去收家粪,正忙着,几个奉命替我侦察敌情的小把戏突然吵吵闹闹地跑来,说又有鸡鸭下田了。他们还争着邀功:“是我先看见的!”“是我!”“是我!”……他们没有说假话。草籽田里,几堆拌有农药的稻谷不知被谁用瓦片盖起来了,还有一堆被小木盆盖着。看来做这事的人不敢把毒稻谷搬走,又希望鸡鸭下田不被毒死,便想出了新的招数。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呵。靠了这些防毒设施,田里的鸡群肆无忌惮,欢天喜地,正把草籽吃得开心,只是一看到我就认出了对手,怯怯地开始交头接耳,似乎正在商量着往哪边逃窜……

    我心里暗骂:这些农民也太自私自利了!太没有社会主义觉悟了!难怪集体生产搞不好,难怪大家都这样穷,不都是你们自己作贱的吗?我上前咔咔几下踩碎了瓦片,飞起两脚,把成堆的谷子踢散,使它不可能再被盖住,然后又把那个小木盆提到手里。我终于有了破案的铁证。

    “盆子是海伢子屋里的。”有个女伢告诉我。

    “不管是谁的都要没收!”

    “哈哈!没收啦!没收啦!”

    “要写检讨,贴到大队上去!”

    “海伢子没有盆子洗脸啦——”

    两个光头小伢不知是觉得有趣,还是幸灾乐祸,拍着手欢呼起来。另外几个稍大点的伢仔没有笑,忙去给大人们报信。

    当天,吴冲发生了一件震动全队社员、尤其是震动妇女们的大事:月兰由于去大队参加挖山,回来晚了,加上邻舍没来得及帮她收鸡,她那四只鸡全部被毒死了。我知道消息时已是傍晚。在稻草烧出的缕缕炊烟中,我远远看见月兰家门前熙熙攘攘围了十几位妇女,像在开妇女会。不就是几只鸡么,惊动这么多人,真有点奇怪。更奇怪的是,一道伤心的哭声从人群中飘出来:“……天啦,这是最后四只鸡呀。海伢子读书,我婆婆抓药,就靠这四只鸡……我不是想损害集体,我不是相对抗干部,我是没法子呀,没法子呀,没法子呀。人都没有吃,我拿什么喂鸡?没法子呀……”几位妇女在撩起衣角擦眼睛。

    我等待月兰骂我,但她没骂。我走上前去。一个壮壮实实的中年男人,捧着头蹲在门边,见到我来到便站起来,大概有点近视,所以看我的时候细眯着眼。他黑黑的脸,长长的下巴,不合身的布衫紧紧绷在宽阔胸膛上,肩头开了几朵花。

    我打量他,“你是长顺吧?听说在公社建筑队?”

    “嗯,那里的事搞完了。”他笑笑,掏出一根皱巴巴的纸烟递给我。

    “谢谢,我不会。”

    “哦,”他把烟小心地放回原处,看样子准备继续保存,直到下一次见到贵客的时候。“你……你们干部同志真是太太好了,要不是毛主席共产党领导新社会,你们何事会到我们这鬼地方来。你们自己带钱带粮来,抓生产,参加劳动,真是……”

    我不喜欢这些结结巴巴的客套,马上谈到了鸡。“鸡?”他怔了一下,搓搓手,长脸上掠过一丝苦笑,回头呵斥妻子:“哭什么哭?还不快进屋去,丢人现眼的!”又换上笑脸冲着我:“这没什么,我那堂客就是死、死脑筋,几只鸡成了她的命。我看……死了就死了么……”他费力地挪了挪厚厚嘴唇,大概想不出新词了。

    一个平头小孩,大概就是他家海伢子,跑过来缠住他:“爸爸,爸爸,我要上学读书!我要买练习本!”

    长顺在小孩头上猛磕了两指头:“闹死!”

    孩子哇的一声哭了,这使地坪里更加乱,有人来拉海伢子,有人指责长顺……我说,你不要打他,打人是不对的,对孩子也不能打。工作队希望你们家吸取教训,并以这个教训来教育大家。因此,你们要马上写一份检讨,印上百来份……

    “检讨?还要印?……”他浑身一颤。

    “要贴到每个队去。这是工作队的规定。你们今天晚上就写吧。”

    长顺一把抓住我,歪着头,结巴了半天才说出话来,“你你你做点好事吧,我那堂客,她她……再也经不得风浪了。”

    “我也不想逼你,但这事不是我做主。我有什么办法?”

    他双眼盯着地上一块石头,没有答话,完全呆了。

    那位叫月兰的,已经由两位妇女劝进屋。其余的人叹息了几声,也渐渐散开。场上只剩下几个小孩,在拨弄那四只直挺挺的、全身发黑的鸡。

    我明显感到大家在畏惧我,疏远我,不满意我。连平时爱说笑的六叔路过这里,也一反常态不与我说话,只是看看鸡,然后去塘边洗锄头,闷闷地走了。

    难道我错了?细一想,大概没有。我是有言在先的,是先教后诛的,是忍无可忍才强硬制裁的,而且我保护绿肥就是保护队里的收成,就是保护每个社员的饭碗,与我个人利益倒毫无关系——我不会带走他们一颗粮!我有什么可慌乱或者可惧怕的?后来几天,我到县里参加学习培训,没顾上队里的事情,只是偶尔听两个进城拉粪的社员说,长顺家这一段过得不清静。月兰病了几天,她婆婆还埋怨媳妇丢了全家的面子,海伢子成天跟着妈妈哭闹,长顺呢,只知道下力干活,回家就坐在阶前生闷气……我没把这些婆婆妈妈的事放在心上。

    回队那天,第一件事就是听人说:长顺和他堂客刚刚吵了一大架。我到现场时,长顺正坐在门槛上,蜷缩着身子,脚上是破布鞋,粗大的手掌揪着头发。六叔背着双手在一旁狠狠教训他:“顺伢子你疯了!上屋下屋哪个不讲你们是和睦夫妻?你今日发什么狗脾气?月妹子哪点对不起你?侍候你的娘,养大你的崽,好容易呵。你是狗咬吕洞宾,无情无义,没心没肺哩……”

    长顺突然站起来,喷出一口酒气,震天动地大吼一声:“莫讲了!我就是没心没肺,你拿刀来,剁了我好不?”

    一对充血的红眼睛看看我们,他又慢慢地蹲下去。

    从旁人的谈话中,大概可以听出事因是这样的:我不在队里这几天,工作队老杨巡视到这里,定要查出是哪些人抗令不遵,发现无人出头认错,便把斗争火力集中在那只木盆子,集中在长顺这一家。要他们交出检讨不算,还要每只鸡罚款五元,将来秋后扣除。这一来,长顺家更是黑了天。今天,夫妻俩为儿子的课本费发生口角,正巧碰上长顺刚才在邻居家喝了点闷酒,一时心躁,酒性发作,就撒野动粗,一巴掌打得月兰脸上起了五个红指印。“你还说老子没用,不是你贼婆子成天惹祸,如何会罚款?”大概是这一句太伤人,可怜那月兰,起先惊呆了,不觉一只碗失手砸碎在地,然后委屈地一咬嘴唇,扭头就跑出门去。

    “你怎么能打人呢?”我批评长顺,“她现在哪里?”

    他没有答话。“还不赶快去找人?”

    夜里,星光闪烁,淡蓝色的光雾笼罩着山林。湿润的空气里,有田垄犁破后发出的泥腥味。一条山泉在月下抖动着碎银似的光斑。不知什么时候,初春的第一声蛙鸣响了,叫得那么吃力,那么孤单,然而它终于冲破一切响了,给人一种异样而复杂的感觉。

    我无心注意夜景,只希望赶快找到人,以免人心浮动,影响明天的生产。我又埋怨长顺夫妇,怎么那么狭隘?为点小事就闹得不可开交,真是一个绳结越解越乱。可这种埋怨情绪又经常混杂着隐约的不安。为什么不安?我还没工夫想清楚。

    “月兰——”老队长在喊。

    “月兰——”山岭发出空空回声。

    雾汽更浓了,衣衫和头发都湿漉漉的,但我们还是高一脚低一脚地找,找呵找,好不容易才找到油茶林里一个黑影。

    她坐在一块石头上,一动不动,一声不响,似乎刚才没发生过任何事,像一座安详的石雕。不管大家怎样惊喜地叫她,亲切地拉她和劝她,她总是不说话,眼直愣愣的,没有任何表情。

    “回去吧,可能快下雨了。”我说。

    她看了我一眼,默默地抹了一下头发,然后慢慢往山下走。两只泪眼一晃,在松明火把下发出光亮。

    “走错了,路在那一边。”有人提醒她。

    她呆了一下,木头似地转过身子,顺从拐入正确路线。

    “你看着路,低低头呀。”又有人提醒她。

    她显然没看见一根横在空中的树枝,额头已重重地撞了一下,但她没有叫痛,好像全身已没有感觉,只是机械地向前迈步。

    回到她家,已是深夜。说来惭愧,下队已经两个月了,我忙来忙去的,还没来过他家。一进门,我的血仿佛凝结了,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两间矮小的房子,床是用土砖和门板搭起来的,低垂的破蚊帐因靠近柴灶,已被烟火熏成酱色和黑色。被絮破旧,没有包被单,差不多就是一堆黑棉花团子。土砖架着另一块木板就是饭桌。桌上一盏用墨水瓶做成的油灯,没有玻璃罩,晃着昏黄的火苗。隔壁房里飘来一股难闻的气味,大概来自长顺他娘的连声咳嗽。听得出,老太婆还在低声数落着媳妇,好像是埋怨媳妇八字薄,身体不好不说,还不会持家,差不多是个灾星,搞得她的孙子读书都没有个着落。“张同志,请坐。”长顺苦笑着把一条铡刀凳抽到我面前,“实在对不起,椅子都没一张……”

    “怎么没椅子?”

    “我……”他不好怎么说。

    六叔磕磕烟袋,插嘴进来:“他家是大超支户,去年清超还欠,把他家的床柜桌椅都作价抬到大队上去啦。”

    “你家四口人,负担并不重,怎么会超支?”

    长顺又露出一丝苦笑。

    还是老队长帮他说清的:原来去年月兰生了个子宫瘤,缺工不算,光是请郎中和住医院,一下就开销五百多。虽说国家和集体给她补贴了两百,但远远填不满这个洞。碰到这几年队上收成不好,上面的摊派年年增加,社员做一天工,只挣得一两角钱,光是吃饱肚子还得靠萝卜白菜红薯芋头,哪有什么钱还债?照这样下去,他们两眼墨墨黑,至少还得有四五年的“有期徒刑”吧。

    屋里沉寂了。

    我摸着粗糙的铡刀凳,看着床头海伢子那稚气的脸,好像有沉重的东西压在胸口。早就听人说,这一带的社员们苦,可我没想到有人竟苦到了眼前这种景况。

    老队长后来的话,我无心听了。我不知道怎样离开长顺家的,甚至把一件被雨淋湿了的衣也忘记在那里。这一夜,我翻来覆去久久没有入睡。

    第二天,我在工作队的会议上谈到了月兰家。我希望免除对她家的罚款,解决他家孩子读书欠费的问题。会上争论不休,迟迟没有结论。我有点坐不住,像在担心什么。细想一阵,对了,我是在担心月兰。昨天那么一场急风暴雨后,她沉静安详,不有点反常奇怪么?该不会再发生什么吧?……工作队的老李看出我的心思,悄悄对我说:“对,你先回去看看吧。农村有的妇女容易想不开。前次也是有两公婆不和,差点出了人命案子的……”这一说,我更急了。

    我没等开完会就溜出会场,朝队上赶去。一进村,像证实我的预感,气氛十分反常,长顺家没有人,另一家也没人,再一家还是没有人……我如同走进了一个无人世界,一个虚假的世界,连小河边常见的牛羊也不见踪影。我在这片巨大的寂静里腿发软,胸口咚咚跳。好容易,我找到一头牛了,就像找到了我得以逃出恐惧的救星。我跑出村子,好容易又看到人影了,是在水库那边,在大坝上。其中有一个背药箱的赤脚医生正从坝上走来,垂头丧气的样子。

    我大喊:“人呢?老六呢?长顺和月兰呢?”

    一个老太婆看看我,掩面大哭起来,驼着瘦硬的背脊,边哭边往家里跑……

    呵,呵呵,我担心的事情偏偏发生了!我只觉得天旋地转,全身一阵阵发紧,胸口堵得厉害。不知是谁迎上来向我介绍情况。他说,他好像是说,月兰的自杀心谁也没察觉。她这天上午把家里一切都擦洗得很干净,把衣服都洗好补好了,给海伢子做完了一件新衣,借来糯米给婆婆做了一餐好饭,还给丈夫切好了一袋烟丝。后来,长顺收工回家,没见她的人影,觉得有点不妙,赶快找到水库边,果然发现了她的一双鞋……

    尸体这时已捞上来了,全身湿淋淋,一张白脸还是清瘦而平静,只有鼻孔留一丝血污。长顺抱着冷冰冰的妻子痛哭,像一头猛兽发出声嘶力竭的嚎叫,泪水一颗颗滴洒在妻子脸上。他拳头把自己的脑袋捶得咚咚响:“……海伢他娘,我昨天不该打你呀,不该呀,不该呀!我说过决不会打你,从没打过你一回。我不该呀……你过门这些年,没过上一天好日子,是我对不起你哇。你没日没夜,忙里忙外,饭不够你就自己不吃,要还债你就偷偷去卖血,在月子里连个鸡蛋打汤,你都舍不得。听说我想吃荞麦粑粑,那一次你跑七八十里路,回娘家去找荞麦,一身衣汗得透湿……我对不起你哇,不该打你呀。我娘她嫌你,我怎么还能够伤你?你不是心里苦到了极处,你是不会这样狠心哇……”

    海伢子也趴在尸体边,摇着妈妈的手哭喊:“妈呀妈呀,我再不找你要学费了,我不读书了,不行吗?我去放牛,去捡柴,不行吗?我再也不哭闹了……”他从口袋里掏出几条泥糊糊的小鱼,塞到妈妈的手里,“妈呀,妈呀,你看看,你摸摸,我已经学会捉鱼了,我们回去做鱼汤,我要让你喝鱼汤。你说话呀……”

    围观的人都在抹眼泪,都在长长地叹气。有个女人把海伢子抱起来,但孩子猛烈地挣扎,“我要妈妈,我要妈妈……”

    树上一只乌鸦哇地怪叫了一声,拍打着翅膀飞远了。

    不知过了多久,有人在我肩上拍了一下,回头看,是眼睛红红的六叔。他递给我一件折好了的衣服:“这是你的吧?她……托我还给你。”

    哦,这不就是我昨晚遗留在她家的那件?它被洗干净了,叠好了,肩上一个破洞也被补好,针脚细密,补丁很合色。但我不敢接下它,不敢接下补丁上的体温,一种即将消退然后永远不会再有的体温。我鼻根一酸,泪水夺眶而出,泪眼里的一切开始模糊。我看见的不是补丁,它分明是月兰的面孔,一针一线里都满是她善良、柔弱,惊慌、自责、请求原谅的眼神。

    我扭头走开去。

    我到哪里去呢?水库边的柳丝正在飘荡,它在我眼里变成了月兰的长发。山泉在岩上哗哗倾泻,它在我眼里变成了月兰的泪流。空中弥漫着乳白色的毛毛雨雾,一切都渐渐融化在雨雾之中,这使我想起了月兰脸色的苍白。水闸那边发出哗啦啦涛声,如滚滚雷霆,充塞着天地,但我觉得它是哭声,永不停息的哭声,千万个月兰无人倾听的嚎哭……

    我迎着雨雾奔跑。哦哦,月兰,我来迟了。你现在无可挽回地永远睡去,而我刚刚醒来。我到哪里才能找到你?我们还能不能在梦中相见?我无意推脱我身上的罪责,也不敢祈求你的宽恕。可这是怎么回事呵?怎么回事呵?月兰!雷声响了,这是对我的回答。

    这一年秋后,工作队要撤离了。例行总结的时候,工作队评我为先进队员,发给我一张大奖状。月兰之死,在工作队的会议上几乎从未提起。乡亲们把这个女人的葬礼办得出奇的隆重,送葬人特别多,炮竹声特别多,这些意味着什么,工作队的会议上也无人深究。只有杨副队长在出事不久对我说过几句:“小张呵,这些天你怎么恍恍惚惚的?那个女人叫什么名字?这种人心眼窄,自找死路,我们工作队能看得住吗?她那个男人叫什么?他对这事要负全部责任,动不动就打人,像什么话呢?脑子里还有没有国法?”

    离队之前,我曾去看望过长顺,不料父子俩不在家,不知到哪里去了。

    以后,我回到县政府机关里。有次六叔来县城开会,顺便告诉我:长顺的一个表哥要给他续一门亲,由于女方的坚持,长顺只得把海伢子过继给另一家人。

    “那户人家在哪里?”我心里一惊。

    六叔说了一个地址。

    我后来去了那个地方,不过是在海伢子不在家的时候,是我偷偷看见他去了学校以后。我怕他一见到我就想起自己亲娘。我看了看他现在睡觉的床,摸了摸他的被子和枕头,好像嗅到了一种熟悉的气息。

    见我给孩子带去了新笔记本、新书包、还有两件新衣,海伢子现在的父母睁大了眼睛,“你是他的什么人呢?”

    “这,你们不要问。”

    “我们好给孩子说呵。”

    “你们什么也不要说。”我要求,“你们要好好地抚养他,不要亏待他。”

    “那,那当然啦。有我们的饭,就不会让他饿着。有我们的衣,就不会让他冻着。我们一直把他当自己的骨肉。”

    “你们要让他好好读书,读初中,读高中,争取升大学。上学的费用,我可以付。”我说这话究竟有什么意思,自己也不知道。

    “上学的费用倒不必。可你……究竟是他的什么人呢?”

    “你们不要问吧,不要问。我以后会再来的。”

    我没再说什么,匆匆走了。

    1979年4月

    过河

    曹正根外号正呆子,这几天难断家务事,同老婆的关系无法挽回,已经气得七窍生烟。不知是性恪不合,还是前缘已尽,不知是娘家有人嚼舌头,还是婆家有人烧阴火,反正双方越看越不顺眼,越说越离腔走板。就因为呆子有一次上床前没洗澡,不知为什么,小事竟闹成大事,大事闹成了死结,最后桂芳砸烂了一个瓷碗,呆子砸烂了一个瓦坛,幸好有邻居前来拦阻,否则一只陪嫁的闹钟也会在石阶上粉身碎骨。

    “你要是不想过了,你就走!”呆子气得大叫。

    这一句很伤人,呛得女人的泪水夺眶而出。“走?这是你说的?好,这是你说的。老娘今天要是不同你离婚,不算是人养的!”

    不管邻居如何劝解,话已说得这样绝,两口子都红了眼,大有恩断义绝誓不两立之势,说离就离,说走就走,他们气冲冲出了门,朝乡政府赶去。

    “姓曹的,等一下你要是不签字,你就是只猪!”

    “姓王的,等一下要是我的手颤了一下,我这一世就爬着走!”

    他们一路上还唇枪舌剑。

    正在这时,天边一阵闷雷滚过,凉风袭来,天色突变。顷刻间大雨哗哗,使远近山川都飘忽在乳白色雨雾之中。轰轰的溪流声由弱至强,震荡山谷。很快就有浑水漫出围堰,朝水田里缓缓盖了过来。

    他们忘了带伞,可一场大雨也阻挡不住他们的坚强意志。谁都不想表现出丝毫犹豫和动摇,似乎看看天,擦擦雨,缓一下步子,都有借机退缩之嫌,都有下辈子变猪变狗变毛虫的危险——不,他们都不愿意被对方低看,谁都不愿意食言。既然狠话已经砸在前面了,那么一团狗屎也得吞下去。今天就是天上落刀子,也得把对方给休了——滚他娘的蛋!

    一条小河横在前面。平时,河中间有几个青石墩,人可以踩着石墩跳过去。但现在大水一淹,青石墩不见了,唯有黄浪汹涌而下,一条小渡船也不知脱锚飘向何处。曹正根朝上游下游各打望了一眼,没发现船,就脱去鞋袜,挽起裤腿,走过河去了。他走上岸,继续走了一阵,突然发现身后没有脚步声,回头一看,原来桂芳还在河那边,焦急地四下张望,像要找船,或是找桥。

    呆子这才想起,他老婆不会水,也最怕水,眼下没法过河。他只好在路边坐下来,权且等候片刻。

    雨小了些,但河水一时退不了。呆子发现老婆还在河那边,急得团团转,最后看看脚下,似乎在考虑脱鞋袜。不过她提着鞋袜刚下水,一个趔趄,一声尖叫,差点摔倒在河里。呆子赶快几步抢过去,一把抓住老婆,看着她连连翻白眼,好容易一颗心落了位。

    “背吧!”他把老婆拖上岸,冲着她蹲下去,粗声粗气地说。

    “你这没良心的,这才晓得要背呵?”老婆大概早就等着这个办法,委屈的泪水一涌而出,朝他背上猛捶,“你早做什么去了?你瞎了眼,存心要淹死老娘是不?”

    “你不是本事大么?”

    “我不稀罕你,就是不稀罕你!”

    “那我不背了?”

    “你正好就不离婚了是吧?你想赖?”

    “那还是要背?”

    老婆把他捶打得更厉害。

    过河的过程几乎成了厮打的过程。老婆动作太大,也太多,使呆子稳不住,一脚踩空,两人差点齐刷刷滚到河水里。呆子大喝一声:“抓紧点!”老婆这才稍有收敛,把胸脯紧紧贴过来,把两手紧紧地搂过来。在面颊靠到丈夫后颈的那一刻,她大概吸到了一股暖烘烘的热气,还有她熟悉的汗气和体味,一种太阳晒出来的皮肤焦香。这种气味突然让她安静了几分,甚至不再说话。

    哗——曹正根脚下再一次打滑,在摇晃中不由自主地紧紧抓住老婆,而老婆也条件反射地一阵紧张,不由自主地把丈夫搂得更紧。她当然知道,她以前过河都这样搂着的,而眼下这一搂多少有点不同,可能就是最后一次了。

    “你要淹死我呵?”她哭起来。

    呆子有点奇怪:这不是已经上岸了吗?

    “贼养的,你把我鞋袜搞丢了!”

    呆子更奇怪了,鞋袜不都在她手里?

    雨完全停了,河岸边冒出几个小把戏,在齐声拍手取笑他们:“公鸡背母鸡,母鸡笑嘻嘻……”被曹正根一喝,这才四散。

    大路边,有个昔日的小庙,外搭一凉棚,挂着邻村一个代销点的牌子。棚里正热闹,有一个青皮后生子正在和年轻的女营业员谈笑。有两个出差干部模样的人还在躲雨,没注意到天已放晴。还有两三个老头子正靠着柜台喝酒,也不要下酒菜。

    呆子先进了凉棚,要老婆在这里歇口气,他得去洗脚穿鞋袜,还要找熟人借两件干衣服来换上。他刚走,桂芳的耳里就突然跳进一句:“喂,贵老倌,听说对河那边有个叫曹正根的后生,是个治虫大王,走到哪里都妙手回春,让虫子一片片死绝。他还到农学院去讲过课。这下肯定发财了。还有镜框子奖状,那也走不开。”

    “那应该。”白胡子老倌表示赞赏。

    留西式分头的后生插进来:“听说姓曹的同乡里的农技员关系最好,只怕是人家的功劳,让他顶了个名声吧?”

    桂芳瞪了那后生一眼,可惜对方并没看到。

    后生撇撇嘴:“现在到处都讲假话,什么事情都只能倒过来看。姓曹的若不是有背景,人家会抬他的轿子?”

    “那也是,”白胡子老倌点头,“我们队那个三拐子,仗着有个当局长的舅舅,好吃懒做十几年,居然吃上了国家粮……”

    桂芳已忍无可忍:“喂喂——你们怎么开口就臭?那个姓曹的有什么背景?你们是他本家的还是外家的?你们倒说说看!”

    “对,”白胡子老倌呷了口酒,对西式分头又及时表示怀疑,“你说说看!说不出吧?我看你就是拿起粪箕比天。秋伢子,你怕人家个个都像你?狗屎棍子闻(文)不得也舞(武)不得。三百斤的野猪一张寡嘴。我听人家讲,那个曹家后生硬是有志气。人家三伏天晚上摇蒲扇,到禾坪里去卧南风,他呢,提起马灯下田看虫子。这叫工夫不负有心人。”

    “领导培养他当典型,他当然搞起来有劲。”

    “哪个培养他?”桂芳更不平了,气不打一处来,“一没评他个劳模,二没发展他入党,好容易搞到农中代了几天课,又给打发回来啃泥巴……”

    西式分头这才叽叽咕咕没吭声。

    白胡子老倌眨眨眼:“哎,这位媳妇,你何事对他那样熟?”

    “我……”桂芳耳有点发烧,答非所问地骂上一句,“熟什么熟?我看他是吃人饭拉猪粪,蠢得做猪叫。”

    “你同他是一个村的吧?”营业员妹子突然拍起手来,停了停又吞吞吐吐地问,问他是个什么模样,好多岁了,结了婚没有……一直问到自己脸色飘红。这使旁边那个西式分头又懊丧又嫉妒,捡起石头恨恨地去打鸟。

    桂芳盯了那小女子一眼,心里忍不住开骂:这小妖精,同他倒也般配,只是八字还薄了一点吧?下手还慢了一步吧?……她还没想好怎么回答,见曹正根穿好鞋袜转来了,把一套干衣服对她一扔,瓮声瓮气地说:“去,找个地方去换了。”

    “换什么换?”

    “换了好走路呵。”

    桂芳没答腔,气冲冲地掏出钱来,买了半斤红糖、一斤咸鱼、半斤海带。她把这些往丈夫怀里一塞,然后瞪了一眼,恶声恶气地说:“走就走,走遍天下老娘也不怕!”

    说完就上了路——不过是回家而不是去乡政府的那条路。

    这是什么意思呢?呆子看着她冲冲而去的背影,“喂——错了,你走这边呵。”

    老婆还是没有回头,顷刻间就变成了一个黑点。

    1979年7月

    火花亮在夜空

    新年一步步走来,送来休息、欢乐以及亲人的团聚。对孩子们来说,新年还代表着长辈的抚摸,满口袋的糖果,美丽的贺年片,香气扑鼻的厨房和餐桌,还有闪亮在夜空中的礼花。正因为这样,小芸早就有几分激动。她发现学院门口的牌楼已经扎起来了,红灯挂起来了,红对联贴出来了,娃娃头和小熊大象的面具上街了,大包小袋的节日食品挤满了家里的橱柜,那么下一个节目将是——笑眯眯的姑妈出现在门口。

    姑妈是一个在国营成衣厂的老工人,没有家,自然也没儿女——这一点如果向小芸说,她肯定不会同意。怎么没有家?姑妈的家不就在这里么?每个星期六的晚上姑妈不就回到这个家里来吗?小芸很喜欢姑妈,在学校里写《我最喜欢的人》这篇作文时,把姑妈当作了笔下的主人公。她总结了姑妈三大优点:一是学习成绩好:她本是文盲,但听爸爸的话,进了扫盲班,戴上一副老花眼镜,一字一字地读报纸,现在还可以写毛笔字了。二是劳动成绩好:每次过年都要带回一张大奖状,先进生产者荣誉一次也不少,而且一进门就要抢着做事,不是抢扫帚就是抢菜刀,有时抢得同妈妈像打架。三是最喜欢小芸,偷偷给小芸塞点好玩或好吃的小礼物,要是小芸闯祸了,犯错误了,她也总是护着小芸,不让爸爸妈妈粗声恶气。“孩子还小么,还小么。你们没年纪的时候就不做个错事呵?”她总是这样说。

    当然,姑妈也还有两条缺点:一是嘴唇太厚了点,背也不好看,有点驼;二是太讲客气了,一点好吃的总让给别人。有一次小芸把蛋糕塞到她嘴里,她就像革命烈士受刑那样紧紧闭着嘴巴,怎么也不屈服。

    这次过年,姑妈会给小芸带来什么礼物呢?小芸把墙上的日历翻呀翻,一下子就翻到折角的一页和红红的一页,一个斤斗翻下床,跑到厨房里抱着妈妈:“过年了,过年啦!我去接姑妈回来好吗?”

    妈妈转过头,压低声音:“不要你去,做你的作业去吧。”

    “早就做完啦!”

    “窗子擦干净了吗?”

    “已经擦过三遍了,你去检查。”

    妈妈又一刀砍着砧板上的鱼。“那你就到院子里玩去吧,姑妈……听说她们厂里不放假,她可能不会回来的。”

    “不放假?大家都放假,她们厂为什么不?”

    “可能是生产任务重吧。我怎么知道?”

    “不!我要姑妈回来!我要她们放假!我要!”

    “你是他们的厂长呵?好芸芸,别闹了。”

    “就要闹,就要闹!就要大闹特闹!”她的两只脚已把地板跺得震天响。

    不可想象,节日里怎么可以没有姑妈!没有姑妈,小芸还会心甘情愿地给你们过年吗?拉倒吧。还会老老实实地给你们洗脸、吃饭、换衣服吗?拉倒吧。姑妈是小芸的生活中的重中之重,是她的玩具加图书加公园加棒棒糖加新疆舞蹈。她小的时候,妈妈长期患病,小芸就一直由姑妈带养。只有姑妈才能分辨得出,她的哪一种哭声是表示要吃,哪一种是表示要睡觉,哪一种是要撒尿。也只有姑妈才能做出她最爱吃的东西,比方蚕豆糕,比方炒米糖。那时候小芸每天还得跟着姑妈睡,常常搂着姑妈的脖子,研究姑妈额前七根白发,三条浅浅的皱纹,还有厚厚的嘴唇和软软的耳垂。

    “姑妈,这上面有个小孔,是虫咬的吗?”

    “不是,是戴耳环时穿的。”

    “为什么要戴耳环呢?”

    “这你不懂,是旧社会的事。旧社会,姑妈的命好苦哩……好了,不讲这个。”姑妈讲起了公鸡和狐狸、孔雀公主、老鼠国王,还有自己当保姆或杂工时听来的一切稀奇事,同时把小芸冰冷的小手小脚紧搂在自己怀里,直到她热乎乎地睡着。

    爸爸担心姑妈宠坏了小芸,常劝诫姑妈不要太心软。姑妈点头答应,可一带着小芸出门,还是偷偷地买这买那,甜枣啦,蛋卷啦,牛奶啦……把小芸的肚皮喂成个圆球以后,叮嘱她不要告诉爸爸。这种暗中串通的小动作,使小芸觉得特别兴奋,也暗暗得意。这就是说,如果这样一个姑妈过年不回家,小芸的得意几乎就没有着落。而且爸爸妈妈都那样忙,谁来同小芸玩击掌的游戏?谁来同小芸一起点炮竹?谁来给小芸扎灯笼和编维吾尔姑娘的小辫子?

    小芸正闹着,门外传来爸爸宏亮的声音:“……章主任,不进屋坐一坐?不坐了?那好,明天来坐吧。有机会,我想找你谈谈,请教几个政治学习中的问题……哪里,哪里,章主任,看见你走在前,我当然得加油赶啦!”接着是一串爽朗的大笑。

    门开了,爸爸那半白的头发,矮胖的身子,标准教师风度的沉稳步态,几张夹在腋下的报纸,一齐出现在门口。一闪,他进厨房去了,顺带咬出低声的几句牢骚:“什么狗屁主任!只知道做官当老爷。今天学校里做大扫除,他无病无痛,没摸一下扫把,躲在办公室听黄梅戏的唱片!还以为人家不知道?”

    “你呀,当面就……”妈妈叹了口气。

    “谁敢当面说?老虎的屁股……”爸爸的声音更低了。

    爸爸生谁的气呢?小芸眨眨眼,心头有些沉重。她发现爸爸近来在家里生气的次数越来越多了,不过一出门还是笑呵呵的。大人们的事多么神秘又多么可疑!

    爸爸进屋来了,将报纸一甩,脱下外衣:“她姑妈还没来吧?”

    厨房里的声音:“还没呢。”

    “你早点去吧。”

    “我这就要去了。”

    小芸跳起来:“爸爸,姑妈为什么不回来?我要她回来,要她回来!”

    “她忙么,现在全国都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潮,好多单位都在节日加班,要过一个跃进年,战斗年,革命化的年。你懂不懂?”爸爸微笑着拍拍小芸的头,岔开了话题,“毛主席这一篇《为人民服务》上面的字,你都认识了吗?”

    “我……还没有。”

    “那就要赶快学。你已经不小啦,要懂得政治思想上求进步。去吧去吧,去找章伯伯的小胖他们一起学习去……”

    敲门声响了。

    正在这时,敲门声意外地响了!不仅小芸,爸爸妈妈都像触电似的惊住了。门被轻轻推开,一个额前飘有一绺白发的中年妇人,穿着一件蓝晃晃的新衣,提着鼓鼓的大草篮,面目柔和得线条模糊,把一脸微笑探进门来。

    “呵——”小芸疯了一般,叫着扑上前去,刹那间就挂在姑妈的脖子上了,就把妇人当一棵大树攀爬起来。

    “下来,快下来。这么重了,姑妈抱得起吗?”刚才还不无犹疑的爸爸,上前训斥女儿,又向姑妈露出笑脸,“二姐,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就来了?我刚才还……”

    “厂里提前完成任务,所以多放半天假。下午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姑妈气喘吁吁把草篮往厨房里提,“刚才机会好,碰到了好鲤鱼,我又买了两条。恐怕要赶快剖一下。这是芝麻糕和雪枣,芸芸最喜欢吃的。这杂烩是厂里会餐的加菜,味道蛮好,我留给你们也尝一尝……”

    “你真是……”妈妈有点嗔怪,“一点杂烩都舍不得吃。难怪你们同事都说你太省,恨不得餐餐吃白饭,连豆腐白菜都买得心痛,一点钱尽往这里拿!”

    “没有,我吃了呵,哪一顿不是吃个大饱?”姑妈微笑着搓搓手,开始挽袖子和扎围兜,“忙得差不多了吧?我来剖鱼吧。刀在哪里?”

    “不,你歇歇手!”妈妈慌忙说。

    “就是,你休息休息么!”小芸上前拖住姑妈,拖向一张圈椅,“姑妈姑妈,我还以为你不会来了哩。爸爸妈妈都说你……”

    叭——爸爸在她肩上猛拍了一下,打断了她的话,“这是哪里沾的灰?快拍干净。哦,你去给爸爸买包烟吧。”

    小芸只得意犹未尽地离去。不过,只要姑妈回到了家,别说叫她买香烟,哪怕叫她做更多的家务,她都会兴高采烈。就算要她做十道最难的多位数混合题,要她再抄写十页生字生词,她也不觉得有什么可怕。她逢人便得意地宣告:“我姑妈回来了!”“我姑妈回来了!”“我姑妈回来了!”甚至碰到她心目中的另外一些朋友——勇敢的小白杨啦,爱臭美的石榴树啦,最狡猾的仙人掌啦,最忠厚的大石头伯伯和它的孩子们啦,她也是这样一一宣告,让大家共享欢乐和激动。

    她没有料到,当她唱着歌蹦蹦跳跳回到家,突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场面——妈妈扶着姑妈的一只胳膊,一边细细交谈一边出门去了。姑妈还是提着那个草篮,另一只手不时扯着袖口抹眼睛。

    “姑妈……”

    一双红红的眼。一只手伸过来摸了摸小芸的头。“真乖。”

    “你们到哪里去?”小芸有点紧张。

    “不要问,我们有事去。”妈妈说。

    “你们会回来吗?”

    “当然……当然……”

    小芸走进屋里,发现这里已空荡荡的,只剩下爸爸像一头困兽,脸色不大好看,背着手走来走去,不时重重地叹气。厨房里水烧开了,也没人去管。

    发生什么事了吗?小芸一阵疑惑和恐惧,不敢说话,脚步轻轻地进了另一间房。好一阵,她听到妈妈回来了。

    爸爸的声音:“那只红烧鸡,还有年糕和橘子,都给她了?”

    没有妈妈的声音。

    “她刚才在路上讲了些什么?”

    还是没有妈妈的声音。

    “你给她说了没有?我们不是无情无义,实在是没办法。章主任就住在旁边,楼上楼下都是积极分子。要是我们把一个反革命分子的老婆接到家里来过年,吃吃喝喝,人家看见了会怎么说?我们还有没有阶级立场?政治处正在查我,查她,查她前夫,查民国三十五年那件事……我们还送辫子给人家抓吗?”

    “过一个年有什么了不得?以前不也是这样过的?”

    “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我的祖宗,你不明白吗?现在气氛越来越不同了。报上的火药味一天比一天浓。我们事小,万一连累孩子,你说说……”

    妈妈突然哭了,“她不是坏人,不是坏人!让人家查吧,才怕他们不查呢!你也说过,她是被逼去王家的,也就是当了一年小老婆,后来一个铜板也没带,就自己跑出来了。你说说,她在解放前过了什么好日子?她什么牛马罪没有受过?……”

    “你呀你呀,知道什么!”爸爸急得直跺脚,直咬牙,“这么大声嚷嚷,怕人家听不见吗?政策,政策,政策有什么用?那是纸上的东西。‘莫须有’都可以论罪……”

    妈妈还在哭。

    眼前的事太令人费解,“民国”一类生词完全超出了小芸的理解范围。她全身发抖,一阵阵恶心,差点要呕吐。她突然发现了生活还有另一面,父母还有另一面,完全不像平时那样慈祥,那样快乐,那样对任何事都有办法和有把握。大概只有拖着狼尾巴的人,才会在关起房门来的时候,有这种气急败坏和鬼鬼祟祟……她吓得不敢往下想,不敢想象父母身后的狼尾巴。

    她猛地推开门,走出那间房,脸色很平静,目光却放射出怀疑,挑战甚至仇恨。

    “芸芸……”爸爸诧异了。

    小芸把买来的香烟重重摔到桌上。

    “芸芸……”

    几个找零的硬币也摔了出去,骨碌碌在地上滚动。她走动的时候,故意踢倒了扫帚,还把椅子踢得哗啦一响。她似乎想挑战一切:爸爸,妈妈,还有衣柜和饭桌,布娃娃和大皮球。如果有足够的力量,她几乎想一跺脚,让整个楼房夷为平地,世界立刻消失。

    不管爸爸妈妈怎样叫唤,她咬住嘴唇跑进了门外的寒风,跑过了一条又一条街道。节日夜晚的大街像个万花筒。每扇窗子都送出温暖的灯光。一声声笑语在随风飘流,落在满地鞭炮纸屑的大街上。精力过剩的孩子们,又喜又怕地点燃炮竹,把一朵朵呼啸着的礼花送上天空,于是在明亮如昼的高空,菊花在开放,火轮在旋转,宝石在闪光,数不清的金鱼在游动……

    她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见,只是流着泪,跑呵跑,把家远远地抛在身后,抛在千条河与万座山的后面。

    一辆汽车在她面前猛刹车。司机伸出头来叫骂:“谁家的孩子,一个人乱跑?不要命?”几个行人也投来惊异的目光。

    她从地上爬起来,继续往前跑。

    姑妈的那家工厂,她去过好几次。她不用问路就找到了那冷清狭窄的小巷,找到了麻石街上的水迹,还有屋檐下昏黄的路灯。在这个年关之夜,临街铺面都已关闭,小巷里只有她空落落的脚步声。

    “你找谁?”当她吱呀一声推开门的时候,传达室里看报的老头从眼镜上边射来目光,“……找姑妈?这不是芸芸吗?你姑妈刚回来,在楼上呢。哎,你姑妈去你家怎么又回来了呢?厂里的人都回家了,留在这里有什么意思?冷火悄烟的,鬼都没一个。要她提个火炉子上去,她也不要……”

    唠唠叨叨的声音已经远了。小芸从很多机器中穿过,从很多布料和成品大包中穿过,找到了楼梯,一条又窄又陡的木梯。没有灯光,梯板在暗中吱吱响——这个小厂占用着一个旧公馆,大部分是木板房,差不多是木质危房,很多地方都是一碰就晃和一碰就响的。

    “姑妈!”小芸在黑暗中有些害怕了。

    前面,保管室、加工车间以及集体宿舍组成了迷宫,组成了黑暗的各种障碍和虚空,但没有任何动静。

    “姑妈!”又转了个弯,她的脚步继续探索。

    黑暗中还是没有回音。

    “我是小芸呀,姑妈,姑妈,我来找你。我怕呀……”她要哭了。

    终于,在黑暗的深处,在三楼某个遥远的角落,飘来微弱的一声应答。那是姑妈的声音!是孩子一着急一委屈就总会听到的声音!小芸哇哇大哭,踩着吱吱呀呀的楼板飞跑,不小心头碰到了门槛,不小心碰到了一口木箱,不小心碰到了一个双层床,但她已经熟门熟路,很快扑倒在一个温暖的怀抱里,黑暗中抓到了另一张双层床的床沿,抓到了一双粗糙的手。有一种呼吸响在耳边。有一种熟悉的气息笼罩着她。有一滴冰凉的东西掉到了她脸上。

    “姑妈,姑妈,你怎么一个人坐在这里?你怎么不开灯?回去吧,爸爸妈妈要你回去,我们都在等你……”小芸也学会了撒谎。

    一只手摸着她的脸。“我厂里有事,不能回去,你懂不懂?我在这里过年蛮好的。”

    “你在这里过年不好,不好。”

    “你怎么一个人跑来了?爸爸妈妈会四处找你。快回去吧,呵?”

    “你不回去,我就不回去……”

    “你是爸爸妈妈的好孩子。听话,听姑妈的话,回去吧。”

    小芸还是伤心地大哭。一边哭,一边把小口袋里的糖果,新蜡笔,小玻璃球,还有心爱的花炮,一齐往姑妈的怀里塞——她的礼物太有限了。

    “你回去吧。你是你爸爸妈妈的女儿,你这时候不能在这里!”姑妈几乎喊起来,但那双手反而把她搂得更紧更紧。又有几颗带咸味的东西,叭啦叭啦落到孩子的脸上,合着她的泪水一起往下流。一片寂静中,她们都听到了对方的心跳。

    窗外,嘭的一声巨响,又有一颗花炮飞上天空,在寒冷而深广的夜空中绽开火花,把光明投进这间小屋,直到天上数不清的金色游鱼拖着尾巴消失。

    198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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