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定十七年（1177)，金世宗对他的宰相说：“朕今年已55岁了，若过60虽欲有为，也无能为力了。为此，他规定，所有官员，只要到了60岁，便允许其辞去官职。大定二十九年（1189)正月二十四日，金世宗病死于中都福安殿，享年67岁，庙号世宗。
《元史·耶律楚材传》中记载，耶律楚材（1190一1244)，字晋卿，契丹人。三岁时，父亲溘然长逝，由母亲杨氏教他读书。他博学多才，既有安邦定国的谋略，又十分通晓天文、地理、律历、数学以及医药卫生、占星卜卦等方面的知识，并且善写文章，下笔如神。元太祖成吉思汗平定燕京时，听说耶律楚材是个人才，立即召见并起用了他，后来官至宰相。
元朝以马上得天下，重武功，轻文治。成吉思汗在攻伐西夏时，得到一个名叫常八斤的制弓匠，此人以善造良弓颇得成吉思汗的赏识。常八斤非常爱夸耀自己，他常说国家方用武，要耶律楚材这样的人有啥用？”耶律楚材听到后说到：“治弓尚且要弓匠，治理天下岂不更需要治理天下的巧匠吗？”楚材这句富有寓意的话语，受到了成吉思汗的称赞，以后并逐步得到重用。
成吉思汗在攻打西域时，对于中原的治理无暇光顾，官员们忙于为自己搜刮钱财，致使国库空虚。成吉思汗的亲信别达对成吉思汗说：“汉人对国家没有用处，不如把他们统统杀掉，把中原一带变为牧场。”耶律楚材极力反对这种做法，并说：“陛下将要南下作战，需要筹备大批军需粮草，如果增加中原的各种税收每年可得白银50万两，布8万匹，粮食40万石，这怎么能说汉人对国家没有用处呢？”成吉思汗非常赞赏这一看法，并让耶律楚材负责办理。于是，耶律楚材为了加征各种税收，奏请设立了燕京等十路征收课税使，全部由有才能的人担任。结果征收课税按照预定的计划完成，成吉思汗非常高兴，并任命耶律楚材为中书令(丞相），无论大小事情，都事先征求人的意见后方行实施。
元太祖九年，耶律楚材奏请皇帝开科取士。他说：
“制器都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业，非积数十年，殆未易成也。”元太祖准奏并令开科取士。于是，耶律楚材派宣德州负责教育的官员刘中到全国各地去监考。开考内容为经义、词赋、论三科。规定被俘沦为奴隶的知识分子也令参加考试，如果有人隐藏不让他们去考者，就处以死刑。经过开科取士，选拔了400名知识分子充任各级官吏。
耶律楚材担任丞相多年，除了将自己的俸禄分送给他的亲属外，从未任用过一个私亲做官。行省官员刘敏曾经问他：“你为什么不用私亲做官呢？”耶律楚材回答说睦亲之义，但当资以金帛。若使从政而违法，吾不能徇私恩也。”就是说，对亲友和睦，在生活上关心他们，物资上帮助他们就行了。如果派他们做官而违犯法令，这种徇求私恩的事情我是不能做的。
淳佑四年（1244)五月，耶律楚材去世，时年55岁。他死后，有人诬告他“天下贡赋，半入其家。”太后乃马真氏派其左右亲近的官员亲到耶律楚材家中察看，其家中只有古琴、古今书画，金石和遗文数千卷，而别无其他。
元世祖忽必烈（成吉思汗的孙子，宪宗蒙哥的弟弟，拖雷第四子），出生于1215年，卒于1294年，史称其雄才大略，度量宽宏，知人善任，推崇儒术，他改蒙古国号为元，是元朝的建立者。忽必烈即皇帝位后，平定李、海都之敌，南下灭宋；统一全国后，又远征日本、安南，扩大版图；重视征边扶边，改革官制，加强中央集权；垦荒屯田，兴修水利，发展生产，为元朝的昌盛和发展做出了重大的建树。他之所以能够建树这样大的丰功伟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十分重视人才。
如西藏首领萨班的侄儿八思巴（出生于1239年），从小聪明伶俐，7岁能熟读经文，并明其意，藏民都称他为“圣童”。“八思巴”是藏语，就是“圣童”的意思，后来便成了这个圣童的名字。八思巴在15岁那年，作为萨班的继承人，到六盘山去拜见忽必烈。忽必烈见到他聪明伶俐，将他留在身边。有一次，八思巴向忽必烈传授佛法，忽必烈听得津津有味，突然问道：“那么应该怎样修行呢？”八思巴告诉忽必烈说：“要口念真言(指念咒），手结契印（做各种不同的手式），心作观象(想象），没有任何邪念，就能成佛。”不久，忽必烈正式接受佛戒，成了佛教徒。忽必烈经过多次与八思巴接触，见其确有才干，即位不久，便封八思巴为国师。至元元年（1264)，为加强对西藏的行政管理，忽必烈在西藏设立了总制院，由八思巴为首脑，专门管理全国佛教事务和西藏的军政要务。八思巴以他卓越的才能，实现了元朝对西藏“政教合一”的领导，从而结束了西藏割据和分裂的局面，成为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外，八思巴又奉命制订了“八思巴字”即蒙古新字，至元六年（1269)，由忽必烈作为新的蒙古文字在全国正式分布使用，为中华各族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做出了重大贡献。至元十七年（1280)年，八思巴去世。为了纪念他的功绩，忽必烈在全国各地为他塑像，供奉在寺庙里，让人们瞻仰。
朱棣，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四子，洪武三年（1；70)封为燕王，十三年（1；80)就藩北平。他自幼聪慧机敏，深有城府，深受太祖喜爱。靖难之役之后，4；岁的朱棣登上大明皇帝宝座，是为明成祖。
明成祖朱棣是继朱元璋之后明朝又一个有作为的皇帝。他在位期间，继续实行削藩政策，借以巩固皇权；建立东厂（特务机构名称），以加强中央集权统治；派遣郑和下西洋，实际暗中寻找惠帝踪迹，但是，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与亚非各国在经济、文化上的交流，治理运河，畅通漕运，有利于南北经济的交流和发展；编纂《永乐大典》，对保存古代文化典籍做出了重要贡献。
明成祖朱棣对于大明帝国多有建树，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善于资贤重直。他认为，一个国家要治理好，必须要有人才，特别是还要有敢于直言谏诤的人才。他曾多次告诉吏部君子为了国家不计个人得失，所以敢于直言，不怕丢官丧命；小人为了个人不考虑国家，所以溜须拍马，只想升官发财。”他还对其文武百官说道每个人的才识都不同，要用其所长，避其所短。因此，我如果有了什么过错，你们就要敢于明确提出来，我决不会责怪你们。”永乐初年，浙江义乌县县吏上表，直述战乱之后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治理意见。明成祖看后十分高兴，一一采纳。不仅对其直言相谏进行通令嘉奖，而且将其奏折拿给六部大臣传阅，并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远在下面的官员都能如此关心国家大事，你们在我左右，更应如此。”原工部尚书郑锡，早年曾为明成祖的部下，后又曾为惠帝督师阻扼燕军。
成祖即位后，有人将他列入奸臣的名单中，并建议成祖将郑锡治罪。成祖朱棣深知郑锡才能过人，不忍将其杀死，便将其召来责问道：“你为何背叛我？”郑锡回答朱棣说我不过是对皇上竭尽臣职而已。”成祖听后不一278一仅不怪，反而笑着将其释放，并任命他为工部尚书。由于明成祖重视人才，不计旧隙，使得惠帝手下一大批有才之士，都归服了他。
永乐二十二年（1424)七月，明成祖在第五次亲征蒙古的归途中，率师到达榆木川（今蒙古乌珠穆泌附近）时，一病不起，七月十七日死去，时年65岁，在位22年。
清太宗皇太极（努尔哈赤第八子，生于1592年，卒于164；年）是在开国创业中成长起来的一位政治家。由于他深于实践，经验丰富，不仅文能治国，武能安邦，而且富有远见。他把培养人才和使用人才，作为一个国家强盛的根本。这一点，在大清河围城战中使他得到十分深刻的启示。他亲眼看见，明军长期被围，粮草断绝，杀马为食，马吃完了，就吃树皮挖野菜，尽管如此，仍不肯投降。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就是因为中原汉人读书多，是非界限明确，每个人都把当亡国奴视为最大的耻辱。从这件事使清太宗认识到，马上可以得天下，但是不能长久治天下；要做到长治久安，就必须精于韬略，有一大批贤能志士辅佐朝政，这就是文治的道理。所以，从此以后，清太宗便十分重视读书，大力振兴文化教育，提高满族人的文化素质，他并作出规定，诸王臣的子弟，凡年在8岁以上，15岁以下者，都必须读书，如果子弟不读书，就责罚他们的父母。在提倡读书的同时，清太宗便开科取士，录取满、汉、蒙古族中学习优秀的人为官。
为了广选治国人才，清太宗经常对他的大臣们宣传注重人才的重要性，他说：“金银财物是宝贵的，但终归是有数的，总有用完的时候，而人的才能却不是能用金钱去衡量的。如果能得到一两个真正有才能的人为国效力，国家就会得到无穷无尽的利益。”他还告诫大臣们说我治理国家，以人才为根本，而你们这些做大臣的，也应该以推荐人才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否则，就是失职。”在用人的实践中，清太宗一贯坚持不问资历长短，不问身份贵贱，只问才学能力和品德，坚持唯才使用。如宁完我原是太宗侄儿萨哈嶙的奴隶，太宗发现他是一个人才，立即提升他为参将。后来，宁完我竟一举成为清初的一位治国有方的名臣。汉官范文程原是明朝名臣，富有治国才能，太宗将其收降后，敬若’
神明，凡事都要征求范文程的意见后，才下诏去办。洪承畴是明朝一位能征善战、有勇有谋的战将，在几次战斗中，都是由于洪承畴的指挥，明军力战清太宗所率领的清军，并使其连连失利。因此，清太宗对于洪承畴这样一个有才之将十分敬慕，并决心将其弄到自己的身边，为清廷出力。1641年，洪承畴率军13万、马4万去解锦州之围。当时，洪承畴认为自己尚未准备就序，一时没有出战。然而祟祯帝却一天几次下诏催战，洪承畴认为圣命难违，被逼仓促出击，结果大败，洪承畴被俘。清太宗听到俘获洪承畴的消息十分高兴，急忙下令将其解到盛京，并让明将范文程劝降，洪承畴不仅坚持不降，而且骂不绝口。清太宗对于洪承畴这种忠贞不二的崇高品质便更加敬佩，于是便亲自前去探望，将自己身上穿的貂皮大衣脱下以赐。面对此种景况，洪承畴沉思良久，深感清太宗为有识之君，于是便叩头请降（也是史书记载，清太宗以其宠爱的妃子相许诱降成功的）。洪承畴降清后，清太宗非常高兴，曾陈百戏以表庆贺。对此，清廷诸将非常不满，说道洪一羁囚，为何待他这样重？”清太宗闻言笑着对他们说：“我们这些人顶风冒雨进行征战是为了什么？”众人臣道：“欲得中原。”太宗说既然如此，我们有了明朝这员勇敢有谋之将，就像一些瞎子在到处乱撞的时候，忽然得到了一个领路的向导，难道不值得大贺特庆吗？”文武百官听后，认为太宗讲得很有道理，个个心悦诚服。后来，洪承畴在清军人关、挺进中原、荡平江南等战斗中，为清朝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了尧舜禅位用贤能的史实。记载如下：
尧曰：“谁可顺此事？”放齐曰：“嗣子丹朱开明。”尧曰：“吁！顽凶，不用。”尧又曰：“谁可者。”灌兜曰：“共工旁聚布功，可用。”尧曰：“共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不可。”尧曰：“磋！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践朕位？”岳应曰：“鄙德恭帝位。”尧曰：“悉举贵戚及疏远隐匿者。”众皆言于尧曰：“有矜在民间，曰虞舜。”尧曰：“然，朕闻之。其何如？”岳曰：“育者子。父顽，母嚣，弟傲，能和以孝，蒸蒸治，不至奸。”尧曰：“吾其试哉。”
尧知子丹朱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升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舜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
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预荐禹于天。诸修归之。然后禹践天子位。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有一天，尧向大臣们问道：“将来谁可以继承我的帝位呢？”大臣放齐答道：“你的儿子聪明达理，可以继承。”尧说唉！这个孩子品德不好，不能用。”兜说道共工功劳很大，可以提拔。”尧说：“共工能言善辩，夸夸其谈，阿谀逢迎，貌似恭敬，心地不正，不可重用。”接着说：“哎，四岳，我在位已经七十年了，你们诸侯中有贤明的人能奉命继承我的帝位吗？”四岳回答说：“臣等无德无能，有辱于尊贵的帝位，我们不能胜任。”尧说道：“既然如此，请你们为我寻找贤才，不分贵贱亲疏，在位不在位的都要替我推荐上来。”大家异口同声地对尧说道：“民间有一个死了妻子的人，他的名字叫虞舜，非常贤能。”尧说道唔，我听说过，此人怎么样？”四岳回答说他是一个瞎老头的儿子，父亲很顽固，后母凶狠泼辣，弟弟骄横傲慢，舜却能够孝顺父母，关心弟弟，使家庭和谐。”尧说道我要考验考验他。”尧自知儿子丹朱不争气，不足以托大任，决定把天下重任交给舜。把重任交给舜，对国家对人民有利，对丹朱不利；如果把重任交给了丹朱，则对国家不利而对丹朱有利。权衡利弊后尧说道终不能置天下于不利而利一人。”最后才把管理天下的重任交给了舜。
舜登位39年，到南方视察死于苍梧的郊外。舜的儿子商均也无才能，因此，舜在死前就预先选定了治水有功而又贤能的禹做他的继承人。禹受到诸侯的拥护，后来登上了天子位。尧、舜都是古代传说中的明君，当时还在氏族公社的后期，部落首领老了，不让无能的儿子继位，而是“禅让”给德才兼备的人，这就是古代的“禅让”制度。尧、舜选择继承人都做详细考察，不分亲疏贵贱，胜任不胜任，实际广泛推选荐举，尔后进行考验，如果合格，才把管理天下的重任交给他。这种在选拔人才问题上，“终不能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的精神，值得从政者借鉴。
在选人用人问题上，有的人不是立党为公，而是不讲原则，分亲疏，图私利，只要是自己喜欢的，无能或品质不好的也被重用，相反，再有才能也不予重用，甚至排挤、打击、陷害。这种做法是绝对不可取的。历史的实践证明，这样只能危害国家，危害民族，危害事业。
战国时期，齐国有一个大臣叫淳于髡，赘婿出身，身高不满七尺，滑稽多辩但是，却很有智慧，又善于识别人才。齐戚王在稷下招揽学者，任他为大夫他曾用“一鸣惊人”的隐语进谏齐王戒淫乐和长夜之饮，亲理政事，振作图强。又与邹忌论政，支持其改革。楚攻齐，他求援于赵，使楚王主动撤退。后至魏游说，魏王欲任为卿相，他辞谢而去。
齐宣王执政后，为了巩固其政权，加强统治，期望得到大批人才为其出力，因此，就让淳于髡为其推荐。结果，淳于髡接受任务后，在一天之内就向齐宣王推荐了七个贤士。对此，齐宣王十分不理解，就向淳于髡说：“我听说人才十分难得，千里之内能选拔一个贤士就是相当多的了；百年之中，出现一个圣人就是很难的了；你怎么竟在一天之内就可以向我推荐七个贤士呢？看来贤士太多了。”
淳于髡对齐宣王说，你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同类的鸟儿总是集在一起的；同类的野兽也是一道行走的。比如要找到柴胡、桔梗这些草药，你若是到洼地去找，那是一辈子也找‘不到的；可是如果到黍山、梁父山北面去找呢，那就可以车载而归。天下的东西都是同类相聚的，人也是如此。我淳于髡总算是一个贤士吧，你让我去挑选贤士，正像到河边去汲水、用火石取火一样容易。我还准备再给大王推举一批贤士哩，何止这七个人。齐宣王听后非常高兴。淳于髡之所以能够在一日之内向齐宣王推举七个贤士，关键在于他善识人才。他通过平常与各方贤士的接触交往，了解掌握了他们的贤德才能。所以，一旦需要，便能一日荐七贤。上述史例说明，人才毕竟是一种客观潜在，能否发现他们，一能否合理使用们，并能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关键在于领导者是否爱惜人才，尊重人才，是否认识到人才在事业中的地位、作用和意义。所以说，用人首先是识人，识人就要具备识人之慧眼，就要知人之情况。一个单位需要的各种人才固然十分重要，但善于识别人才的领导者更加难得。古人所说“得十良马，不如得一伯乐”，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无数历史事实告诉我们，用人是否得当，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兴衰存亡。用一德才兼备的能人，则国家兴旺发达，用一小人则会导致国破家亡。《战国策·赵策》记载的唐雎不辱使命的史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摘录如下：
秦王使人谓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其许寡人！”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虽然，受地於先王，愿终守之，弗敢易！”秦王不悦。安陵君因使唐雎使于秦。
秦王谓唐睢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听寡人，何也？且秦灭韩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为长者，故不措意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请广于君，而君逆寡人者，轻寡人欤？”唐对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於先王而守之，虽千里不敢易也，岂直五百里哉？”
秦王拂然怒，谓唐睢曰公亦尝闻天子之怒乎？”唐睢对曰臣未尝闻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唐雎曰：“大王尝闻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头抢地尔。”唐雎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专诸之刺王僚也，营星袭月；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要离之刺庆忌也，苍鹰击于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怀怒未发，休投降于天，与臣而将四矣。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今日是也。”挺剑而起。
秦王色挠，长跪而谢之，曰先生坐！何至于此！寡人谕矣：夫韩、魏灭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秦在相继灭掉韩、魏两国后，便想侵吞安陵国（当时的一个小国，原是魏国的附庸，魏襄王封其弟为安陵君。安陵即现在的河南鄢陵县西北）。于是，秦王政派人对安陵君说道：“我愿用五百里土地交换安陵，安陵君，你可要同意我的意见啊！”安陵君回答道：“大王给我这样大的恩惠，用大块的土地换取小小的安陵，这是非常好的事情。虽然这是件好事，但是，安陵是我从先王那里继承来的，我愿意终身守护它，不敢同你交换！”秦王政很不高兴。为了消除秦王换取安陵的念头，安陵君就选派大臣唐雎出使秦国。
唐雎接受诏令到秦国后，秦王对唐雎说：“我用五百里的土地换取安陵，安陵君却不听我的意见，这是为什么呢？而且秦国早已灭掉了韩、魏两国，安陵国能够凭借五十里的地方存在至今，是由于我认为安陵君是一个忠厚的长者，所以才没有打他的主意。现在我用十倍的土地交换安陵，是想让安陵君扩大领土，然而安陵君却不识好歹，不接受我的要求，这是看不起我吧？”
唐跟回答说不对，安陵君是继承先王之地而把它守护着，即使你用千里之地他也不敢交换，岂但五百里呢？”
秦王听后大怒，对唐雄说：“你见过天子发怒吗？”唐雎回答说：“臣没有见过。”秦王说天子一发怒，可以使上百万的人死亡，血流千里。”唐雎说：“大王你见过老百姓发怒吗？”秦王政冷笑说：“老百姓发怒，也只不过是摘掉帽子，脱掉鞋子，把头往地上撞罢了。”唐雎非常严肃地说：“你说的只不过是平庸之辈的人发怒罢了，并非有本领有胆量的人之怒。专诸刺杀王僚的时期，扫帚刺星冲击月亮；当聂政刺杀韩傀的时期，一道白光直冲太阳；要离刺庆忌时，苍鹰在宫殿上扑击。这三个人都是老百姓中有本领有胆识的人啊！心里的愤怒还未发作出来，上天就降出吉凶的征兆，他们三个人再加上我将成为四个了。如果你一定要激怒我，咱们两人就将会一块死亡，血流于五步之内，天下人今天都要穿起孝服。”于是拔剑而起，走向秦王。
秦王见到这种情景，顿时脸色大变，立即跪立着向唐雎道歉说唐先生请坐，怎么能够这样呢？有事好商量。我现在明白了，韩、魏两国被灭亡，而安陵仅凭五十里的土地能存到如今，只因为有唐先生这样有胆有识的栋梁罢了。”
唐雎有勇有谋，能言善辩，是一个优秀的外交人才。安陵君知人善任，委派唐雎出使秦国，用才十分得当。唐雎出使泰国而不辱使命，使秦国不能吞并仅有50里土地的小国安陵。如果安陵君不能知人善任，重用唐雎，并委派他为出秦使者，那么，安陵也就只能被秦鱼肉刀俎了。
据《史记·陈丞相世家》记载，阳武户牖乡（今河南陈留一带）有一个名叫陈平（？一前178)的人，年少家贫，博学多才。他自幼与兄嫂住在一起，其兄在家种田，让他外出游学。陈平长大以后，眉清目秀，体魄健壮。有的人问陈平说：“你家里这样穷，你吃的什么长得这样健壮？”他的嫂子非常讨厌陈平不管家里事情，不帮哥哥种田，因此说道：“吃的糠核罢了，身体那么好有什么用？”陈平的哥哥听到妻子这样说弟弟，很不高兴，最后便把她逐出家门。
陈胜、吴广起义后，在陈称王，并派周市去平定魏地，封魏咎为魏王，和秦军在临济交战。陈平就告别了兄长，带领一群年轻人加人了魏王咎的反秦队伍。魏王任命他当上了太仆，他多次向魏王献良策，魏王不但不予采纳，反而听信有些人散布陈平的坏话。陈平知道后便离开魏王逃走了。
后来，陈平听说项羽在黄河边上与秦军作战，于是便又投奔了项羽，赐爵为卿。殷王反楚，项羽封陈平为信武君，打败殷王受降而归。过了一段时间，楚汉战争爆发后，殷王反楚投汉，项羽因为陈平是定殷的将领之一，所以企图要杀害他。陈平得到消息后，急忙把将印和项羽赐金封好，命人送给项羽，独自佩剑逃走，去投奔汉王刘邦。
陈平经好友魏无知（西汉时汉朝大臣）的推荐，汉王刘邦召见陈平，经过与其交谈知道陈平很有谋略，是个奇才，于是就拜陈平为都尉，并兼任自己的侍卫和参谋，监督军队。
刘邦手下的两员大将周勃（？一169，西汉初高祖功臣。沛人，少时以编织蚕箔为生。常为人吹萧办丧事，能引强弓，被任为武官。秦末以中涓职位随从刘邦起兵反秦。刘邦先后封他为虎贲令、威武侯，又以军功为将军，高祖六年封绛侯。惠帝时任太尉。吕后死，与陈平合谋诛诸吕，迎立文帝，任右丞相。卜文帝十二年嗣袭成陶侯。）灌婴（？一176，睢阳人）对汉王刘邦这样重用陈平感到不满，便在汉王面前说陈平的坏话：
听说他在家中同他嫂嫂私通，品行不端；先跟魏王，魏王不容，后又投奔项羽，项羽不用，才来归汉。现在大王授陈平于重任，命为监军。我们听说他曾经收受诸将的钱财，谁送得多他就对谁好，谁送的少就对谁不好。像这样反复无常的乱臣，你应该警惕。”
汉王刘邦召见陈平责骂他说道听说先生过去侍奉过魏王，不合意又到项羽那里，现在又到我这里来了。请问，守信用的人能这样三心二意吗？”陈平非常坦率地回答说：“魏王咎非常固执，不纳忠言，我才投奔项王；项羽志大才疏，任人唯亲，他所信任的人，只是他的本家兄弟子侄，姻亲好友，即使无能也把他们当成栋梁之材，对于其他人，即使是天才、奇才，他也不予重用，所以我就离开了项王。听说汉王重视贤才，任贤使能，所以我才来投奔于你。离开项羽时，我把他赏给的东西和钱财，全部送还了他，现在我两手空空，不接受别人的钱财我就无法生活，这难道是我的错吗？如果大王认为我的计策有可取的，就把我留下；如果听信别人的传言而不用我的计策，请大王准许我回家。这些金钱都还未用掉，我原封交回好了。”汉王刘邦听后，觉得陈平的话很有道理，便向陈平道歉，又赏赐了陈平许多钱财，并拜他为护军中尉（掌管调节将领的关系），让他监督和考察所有的将官。从此，诸将不敢再说他的坏话了。
后来楚兵攻汉，切断了汉兵退路，把汉王刘邦围困在荥阳城。时间一长，汉王非常忧虑，问陈平道：“天下纷纷，何时定乎？”就是说，天下这样纷乱，什么时候才能平定呢？陈平回答说项王为人，恭敬爱人，士之廉节好礼者多归之。至于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礼，士廉节者不来；然大王能饶人以爵邑，士之顽钝嗜利无耻者亦多归汉。诚各去其两短，袭其两长，天下指麾则定矣。然大王恣侮人，不能得廉洁之士。顾楚有可乱者，彼项王骨鲠之臣亚父，钟离昧，龙且；周殷之属，不过数人耳。大王诚能出捐数万斤金，行反间，问其君臣，以疑其心，项王为人意忌信谗，必内相诛。汉因举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汉王以为然。就是说，项羽对人表面上恭敬仁爱，所以那些廉洁讲礼的人大多数归附于他。但他对于有功之臣的论功行赏，却太吝啬了，因此也有不少有才之士不愿跟随于他。现在大王你傲慢少礼，廉洁之士不来；然而大王你能给有功的人以重赏，那些贪财之人都来投靠你。如果你能把双方不足的地方去掉，吸取双方的长处，天下就可平定了。然而大王不尊重人，不能得廉洁之士。
楚国的骨干之臣，不过是亚父、钟离昧、龙且、周殷等几个人罢了。大王只要出重金行反间之计，离间他们君臣的关系，项羽又刚愎自用，猜忌心强，必定内乱，自相残杀，那时出兵攻之，就一定能够灭掉项羽。汉王刘邦听后认为陈平这一计策非常之好。陈平很有奇才，为何三易其主？很值得人们深思。陈平去魏王那里谋事，魏王非常固执，不纳忠言，所以陈平又投奔项羽。
项羽志大才疏，任人唯亲，不讲政策，使人才无用武之地，因此，陈平无法便又投奔了刘邦。但是，因为陈平三易其主，引起了不少谗言，遭到怀疑，什么“品德不正”、“三心二意”“反复无常的乱臣”等等。幸亏刘邦能够调查研究，问个明白，并且十分爱惜人才，能够因材使用。要不陈平又只得告辞回家了。刘邦重用了陈平，陈平为辅佐刘邦灭掉项羽，建立汉业起了重大作用。后为巩固刘氏政权，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在三国时期，曹操为了夺取政权，非常注重选用人才。他在选用人才中，能够做到知人善任，善用良才，一旦发现，就大胆起用。因此，大批有用之才荟萃在曹魏政权中，为曹魏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对此，史书中多有记载。在《三国志·魏书》卷十中，记载了曹操善用奇才荀或而在官渡之战中转危为安的史实。
荀或（163一224)，字文若，颍川颍阳（今河南许昌）人。少年时，南阳何顺就发现他具有奇才，称赞道：荀或是“王位之才也”。永汉元年，荀或被举为孝廉，拜为守宫令。董卓之乱时，荀或带领着宗族家室迁到冀州。这时，袁绍：（132——202)已夺取韩馥的位置，霸占了冀州，见到荀或待之以上宾之礼。荀或的弟弟旬湛以及同郡的辛评、郭图等人，都被袁绍重用。荀或通过同袁绍接触盾，认为袁绍不能成就大事，于是，便在初平二年（191)离开了袁绍，投奔了当时任奋武将军的曹操。曹操通过和荀或纵论天下大事后，认为荀或确系当时少有的奇才。他非常高兴地对文武群臣说道荀或就是我的张良。”于是，便任命他为司马，当时荀或只有29岁。
建安元年（196)，曹操把汉献帝迎到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袁绍很不服气，就给曹操写了一封信，措词骄横傲慢。曹操看罢大怒，于是把袁绍的书信交给荀或看，并说我想讨伐这个不顾大义之人，但我的力量还比较弱小，怎么办？”荀或说古之成败者，诚有其才，虽弱必强，旬非其人，虽强易弱，刘、项之存亡，足以观矣。今与公争天下者，唯袁绍尔。绍貌外宽而内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达不拘，唯才所宜，此度胜也。绍迟重少决不失在后机，公能断大事，应变无穷，此谋胜出。绍御军宽缓，法令不立，士卒虽众，其实难用，公法令既明，赏罚必行，士卒虽寡，皆争致死，此武胜也。绍凭世资，从容饰智，以收名誉，故士之寡能好问者多归之，公以至仁待人，推诚心不为虚美，行己谨俭，而与有功者无所吝啬，故天下忠正效实之士愿为用，此德胜也。夫以四胜辅天子，扶义征伐，谁敢不从？绍之强其何能为？”就是说，从古代战争的成败得失看，如果拥有人才，即使是弱小会变为强大，假如没有人才，即使强大也易衰败。刘邦、项羽的胜败，足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了。现在想要与你争夺天下的，只有袁绍。袁绍表面待人宽而内心忌刻，用人而疑其心，内部不团结。而你宽宏大量，既能广泛延揽人才，又能对其合理使用。这在用人的度量上你就胜过了袁绍。袁绍遇事疑惑犹豫，常常失去良好时机，而曹公你处事果断，善于随机应变。这在智谋上朗胜过了袁绍。袁绍不知用兵之法，军令不立，兵多而难用。而曹公你法令严明，赏罚分明，士兵虽少，却都勇敢善战，这在武力上就胜过了袁绍。袁绍凭其门第高，势力大，任人唯亲，所重用的多为亲戚、子弟，并以门第资历取人，跟随他的多为务虚名而没有实际本领的人。而曹公你则在用人上任人唯才，不分亲疏，自己谨慎节俭，而对有功者从不吝啬奖赏，因而手万人多是具有真才实学之士，这在品德方面你又胜过了袁绍。凭这四胜辅佐天子，匡扶正义，征伐不义，谁敢不从？袁绍的兵虽多又能怎么样呢？”曹操听后非常高兴。
初平三年（192)，曹操平定徐州后，就与袁绍相对抗。孔融被袁绍的表面优势所吓倒，非常耽心地对荀或说袁绍地广兵多，有田丰、许攸这样的智谋之士出谋划策；有审配、逢纪这样的忠臣奔走效劳；有颜良、文丑这样的勇将带兵打仗。我们同他们较量，恐怕是难以取胜的。”荀或说道绍兵虽多而法不正，田丰刚而犯上，许攸贪而不治。审配专而无谋，逢纪果而自用，此二人留知后事，若家犯其法，必不能纵也，不纵，他必为变。颜良、文丑，一夫之勇耳，可一战而擒也。就是说，袁绍虽然兵多，但法纪不严整。田丰刚惺自用，袁绍对他不满；许攸贪得无厌，不识大体；审配专断独行，没有谋略；逢纪心胸狭窄，骄傲自大。这几个人在一起，必将发生内变。至于颜良、文丑，不过是匹夫之勇，一战就可以擒获。听了荀或的分析，孔融等人打消了顾虑。
建安五年（200)，曹操与袁绍连续作战。曹操保官渡，袁绍围曹操。过了一段时间，曹操的军粮快要完了，士卒又很疲劳，便写信告诉荀或征求意见，想回许都。荀或回信道：“现在军中粮少的情况，不如项羽、刘邦的成皋之战时的困难。那时刘邦、项羽都不愿意先退，先退者处于不利的形势。你用十分之一的士兵，坚持守护阵地，扼其要道已半年时间了。双方都很疲劳，谁能坚持到底，谁就能够得到胜利。这是比毅力的时候，机不可失。”于是，曹操听从了荀或的建议，继续支撑坚持。同时，又派一支奇兵袭击了袁绍的屯粮基地故氏、乌巢，斩了淳于琼等守将，袁绍只得退兵。这时许攸在邺城的家族犯了法，被留守邺城的审配抓起来关人狱中，许攸大怒，叛离袁绍投向曹军，颜良、文丑在战争中也被曹军杀死；田丰因劝说袁绍而被袁绍杀掉。
事情的发展，都荀或所料。袁绍终被曹军打败。
三国时期，曹、袁两军的官渡之战，是历史上有名的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役。它是决定曹、袁双方命运的关键性一战。从表面上看，袁绍兵多将广，地盘大，物资丰富，有胜利的把握。而曹操兵少将少物资缺乏，失败的可能性很大。但是战争的胜败，不只决定于天时、地利，而更重要的是人谋。只在有了人才，并能合理使用他们，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就可以变不利为有利，就可以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曹操之所以能够在官渡之战中取得胜利，是与他善于识别、选拔一批年轻有为，出类拔萃的人才分不开的，而荀或正是这些人才中杰出的一个。他年轻、敏锐，知识渊博，不被表面现象所迷惑，具有相当强的政治洞察力，富有谋略和远见卓识。因此，在官渡之战的每一阶段，他都能为曹操提出中肯而切合实际的建议，使曹操在关键时候转危为安，转败为胜。所以曹操在《请增封荀或表》中赞扬他说：“荀或提出的建议，使我军转亡为存，变祸为福，这样高超的计谋和异常的功绩，是我比不上的。从曹操的胜利充分说明，战争要胜利，事业要成功，政权要稳固，必须要有一大批既有胆识又有才于的出类拔萃的人才，必须善于使用这些人才。他们是事业兴旺发达的中坚，不可忽视。如果像袁绍那样骄横跋扈，猜疑贤能，胸禁狭窄，连一个才智出众、忠心不二的田丰都容不下，那么失败则是必然的。
《资治通鉴》中记载了唐太宗不听小人谗言而信任魏征的一段史实。记载说：
或告右丞魏征私其亲戚，上使御史大夫温彦博按之，无状。彦博言于上曰征不存形迹，远避嫌疑，心虽无私，亦有可贵。”上令彦博让征，且日：“自今宜存形迹。”他日，征人见，言于上曰：“臣闻君臣同体，宜相与尽诚，若上下俱存形迹，则国之兴丧尚未可知，臣不敢奉诏。”上瞿然曰：“吾已悔之。”征再拜曰：“臣幸得奉事陛下，愿使臣为良臣，勿为忠臣。”上曰：“忠、良有以弄乎？“对曰：“稷、契、皋陶，君臣协心，俱享尊荣，所谓良臣。龙连、比干，而折廷争，身诛国亡，所谓忠臣。”
上悦，赐绢五百匹。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有人向唐太宗告发右丞相魏征结党营私，唐太宗便派御史大夫温彦博前去查办，结果没有发现什么问题。温彦博对太宗说：“魏征作为一个大臣，行为不太检点，不注意回避嫌疑，以致受到没有根据的诽镑，这是应该受到责备的。”唐太宗听后感到有道理，于是，又派温彦博去责备魏征，说：“从今以后，你应当十分注意检点自己的行为。”过了几天，魏征去见太宗，说我听说君主和臣子像人身一样是一个整体，相互之间应当开诚相见。倘若主上和臣子之间互相戒备，有一段距离，不能开诚相见，专门在检点自己的行为上下功夫，那么国家的兴衰成败就难以预料了。因此，君主你124我检点行为的指示，实在不敢遵照执行。”唐太宗听后恍然‘大悟，说：“你说的很有道理，我已经觉察到我说错了。”魏征叩头说：“我有幸为陛下办事，希望陛下让我做良臣，不让我做忠臣。”太宗奇怪地问：“良臣与忠臣不何不同？”魏征答道：“稷、契、皋陶都是良臣，良臣和君主同心协力，共享美名，国家因而兴旺发达。龙逄、比干都是忠臣，他们在朝廷上当面劝告帝王，指出政治上的错误，恼怒了天子而被杀害，国家也破灭了。这就是人们说的忠臣。”唐太宗听了，感到受益匪浅，十分高兴，便奖给魏征五百匹绸缎。
魏征关于“忠臣与良臣”的看法，是很引人深思的。历代忠臣往往受到奸佞小人的陷害，得不到君主长期的信任和重用，君主昏暗，人才遭难，其结果是“身诛国亡”，屈原、岳飞就是这样的例子。而为良臣的，多数是君主比较贤明，他们能够对人才识之、信之、任之，因而人才也有得以施展才华的机会。魏征不愿意当忠臣而愿当良臣，其实是提出忠告，希望唐太宗成为贤明的君主，能够信任人才，重用人才。唐太宗确实是一个贤明之君。当他听取魏征之言后能够察觉自己的过失而改正之，并能给良臣以真正的信任。这就是值得当今领导者加以借鉴之处。
《资治通鉴》中记载了唐太宗采纳魏征建议使国家渡过灾荒而逐步强盛的史实。
书中记载说：
元年，关中饥，米斗值绡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上勤而抚之，民中东西就食，未尝嗟怨。是岁，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米斗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上谓长孙无忌曰：“贞观之初，上书者皆云：‘人主当独运威权，不可委之臣下。’
又云：‘宜震耀威武，征讨四夷。’唯魏征劝朕‘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征再拜谢曰：
“突厥破灭，海内康宁，皆陛下威德，臣何力焉！”上曰：
“朕能任公，公能称所任，则其功岂独在朕乎！”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唐贞观元年（626)，陕西关中一带发生饥荒，一斗米贵到值一匹绢的价钱；第二年，天下又发生了蝗灾；第三年，又遭大水灾。尽管连年发生严重的灾害，由于太宗勤于治理，设法救济，虽然老百姓流荡外乡到处找吃的，但是没有怨天尤人，社会也比较稳定。到了贞观四年（60)，风调雨顺，庄稼获得了丰收，流离失所的百姓都回到了家乡，米价也贱了，一斗米只卖到三、四个钱，犯罪的人也少了，一年终了只判处29个人死刑。老百姓生活有了保障，国家也安宁了，东到大海，南极五岭，晚上睡觉不用关外面的门，出外旅行用不着带粮食，一路上都能有饭吃。有一次，唐太宗对大臣长孙无忌说贞观初年，许多上书言事的人都说：‘皇帝应当独断专行，不要把权力下放给大臣。’又说：‘最好扩充军备，炫耀武力，用武力征服边疆的少数民族。’只有魏征劝我‘停止军备，提倡文教，这样国内就会安宁，边疆少数民族也会臣服。’我采纳了魏征的建议。”魏征听了，再次拜谢说：“打败突厥，海内安定，百姓康宁，这都是皇上治理有方，我算不了什么！”唐太宗说：“我能任用你，你又很称职，才有今天这样的好局面，功劳哪能归我一个人呢！”唐太宗能够使国家渡过灾荒，并能逐步强盛，最后达到贞观之治，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他不但选择了。像魏征这样的人辅佐自己，而且非常信任他们，在国家大计上善于听取魏征等人的正确主张。这说明要治理国家，搞好事业，不仅要广泛选拔人才，而且更重要的是合理使用他们，正确了解他们，充分信任他们。只有如此，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
《资治通鉴》中记述了唐太宗关于治理国家在于知人善任的论述。摘录如下：
上曰为朕养民者，唯中都督、刺史，朕常疏其名于屏风，坐卧观之，得其在官善恶之迹，皆注于名下，以备黜陟。县令尤为亲民，不可不择。”乃命内外五品已上，各举堪为县令者，以名闻。
丁巳，上谓房玄龄、杜如晦曰：“公为仆射，当广求贤人，随才授任，此宰相之职也。比闻听受辞讼，日不暇给，安能助朕求贤乎！”因敕“尚书细务属左右丞，唯大事应奏者，乃关仆射。”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唐太宗对他的君臣说为我治理国家，管理百姓，使天下能够国富民安的关键，在于都督和刺史是否称职。我常常把他们的名字写在屏风上，他们的政绩、功过都记在名字下边，无论我坐着还是躺着，都可以看得清清清楚楚，这样，在罢免或提升官吏时，心中就有数了。县令尤其接近老百姓，选人时更要审慎。”于是便命令朝廷内外五品以上官员，各自要推举可以担任县令的人，以便择优选用。
在贞观三年（628)三月的一天，唐太宗对房玄龄、杜如晦说：“你们身为宰相，应当把广求贤人，选用官吏，作为自己的主要职责。可是，近来我听说你们每天都忙于受理诉讼，批阅公文，陷在事务堆里，这样怎么能够帮助我发现人才，选拔人才呢？”为了让宰相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选贤任能，唐太宗因此下了一道诏令：
“今后，凡尚书省的一般事务，可交给宰相属下的官员去办，只有需要让我知道的大事，才由宰相办理。”
一个有作为的皇帝，每天要处理许多军国大事，可谓日理万机，但是对选用人才治理国家的事能够时刻挂在心上，坐卧不忘，这的确是不容易的。唐太宗能够知人，重视选人，所以用人得当，有求贤若渴之心，因而身边人才济济，才创建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
唐太宗执政期间，政治比较清明，社会比较安定，劳动人民能够得以从隋炀帝的残暴统治下解脱出来，休养生息，逐渐恢复和发展了生产力。这一社会进步时期，史称“贞观之治”。唐太宗为唐朝的繁荣昌盛和祖国的统一与和平奠定了巩固的基础，无疑是历史上少有的卓越人物。唐太宗之所以能够建树这样伟大的功业，关键在善于用人。唐太宗认为，成大事者在用人，这是被无数历史事实证明了的成功经验。正是鉴于这一思想，唐太宗在用人问题上坚持采取五种方法，即：一是气量宏大能容才；二是扬长避短巧用才；三是敬贤谅过真爱才；四是悉心关照护良才；五是平等看待无贵贱。这用人五法是唐太宗用人之道的经验总结，也是他取得事业成功的诀窍，很值得后人借鉴，尤其是值得今天肩负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重任的各级领导同志从中发掘闪光的东西，更好地为党的事业选好人才，用好人才，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贡献力量。
唐太宗的用人五法，在《资治通鉴》中有详细记载，现摘录如下：
庚辰，上御翠微殿，问侍臣曰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过之，自不喻其故，诸公各率意以实言之。”君臣皆称：“陛下功德如天地，万物不得而名言。”上曰：“不然。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帝王多嫉胜己者，朕见人之善，若已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人主往往进贤则欲置诸怀，退不肖则欲推诸壑，朕见贤者则敬之，不肖则怜之，贤不肖各得其所。人主多恶正直，阴诛显戮，无代无之，肤践阼以来，正直之士，比肩于朝，未尝黜责一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贞观二十一年（647)六月，唐太宗来到翠微殿，对左右的大臣说：“自古以来的帝王，虽然能够平定中原华夏，但是却不能使西方和北方的少数民族服从。我的才能不及古人，而取得的成就却比他们大，自己不太明白其中的原因，请诸位直率地以实言相告。”文武群臣们都说陛下的功德比天高，比地大，千言万语说不完哪！”唐太宗说你们说得不对，我成功的原因只有五条：第一，从古帝王往往妒忌才能胜过自己的人，我发现别人的才能；好像就是我自己的才能；第二，一个人做事，不能样样都会，我用人总用他的长处，避免用他的短处；第三，人主引进贤良的人，喜爱得像要抱到怀里，黜退犯错误的人，恨不得把他推到深沟里去，我发现贤良的人，就敬重他，发现有缺点的人就怜惜他，使贤良的人和有缺点的人都能适得其所；第四，人主常憎恨正直的人，明诛暗杀，历朝都有。我即位以来，对于满朝正直人士，从没有黜，责过一人；第五，从古以来，都是贵中华，贱夷狄，我独不取这种偏见，同等看待汉族和其它少数民族，因此境外部落都来亲附。我有今天的成功，就是因为实行了这五条的原故。”正是由于唐太宗实践了上述五条用人标准和作法，才使唐朝政权日趋发民和巩固。
在《资治通鉴》中记载了唐太宗善用群臣的历史事实，记载说：
贞现四年七月，上问房玄龄、萧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对曰：“文帝勤于为治，每临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论事，卫士传餐而食；虽性非仁厚，亦励精之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则照有不通，喜察则多疑于物，事皆自决，不任群臣。天下至广，一日万机，虽复劳神苦形岂能一一中理！群臣既知主意，唯取决受成，虽有愆违，莫敢谏争，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则不然。择天下贤才，置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关由宰相，审熟便安，然后奏闻。有功则赏，有罪则刑，谁敢不竭心力以修职业，何忧天下之不治乎！”因敕百司：“自今诏敕行不有未便者，皆应执奏，毋得阿从，从尽己意。”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太宗贞观四年（630)七月的一天，唐太宗问大臣房龄、萧说隋文帝可算什么样的君主？”两位大臣回答说：“文帝治理国家常勤勉，上朝处理政事，常常到太阳偏西，和五品以上的官员谈论国事，往往了下朝用膳，只好命卫士将饭食送来在朝廷上吃。虽然性情不够和善宽厚，称得上是励精图治之主了。”唐太宗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文帝不够明智却喜欢察问，不明智则看不清事情的本质，事事察问则易于猜忌，什么事都揽在手上，独自决断，这是不善于任用群臣来治理政务。天下那么广大，作为一个皇帝要日理万机，大事小事揽到一起，尽管一再劳神苦形，哪能样样都办得合情合理呢？群臣既然知道皇上只由自己决断，很难听得进他人的意见，那么虽然皇帝有过错，谁还敢据理力争进行规劝呢？这就是隋朝只经历了两代亡国的原因。我则不然。选拔天下的贤才取其所才，委以官职，让他们考虑治理天下的方针政策，需要报告我的事，先由宰相考虑成熟拿出解决问题的初步意见，再告诉我。有功就给予奖赏，不罪就加以惩罚，这样一来谁敢不尽心尽力地做好本职工作呢？这样何忧天下治理不好呢？”于是，唐太宗给各个部门下了一道命令今后，凡是发现我下的诏书、敕命有不妥当的地方，都应当报告，决不能曲意迎合。”
一个人的才能和精力总是有限的，样样事情都亲自去动手，事必躬亲，怎么可能干得好呢？要成就大业，就应善用人才，选能而用之，择善而从之，集思广益，广用人才，充分发挥各种人才的作用。
唐太宗在执政时期既能知人，又能善任，因此在他周围有一批贤德之臣为其服务。“知人”在于既能掌握一个人的长处，又能了解一个人的短处，并能使其适得其所。在这一点上，唐太宗为从政者树立了楷模。《资治通鉴》中记载说：
上谓司徒无忌等曰人苦不自知其过，卿可为朕明言之。”对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将顺之不暇，又何过之可言！”上曰：“朕问公以己过，公等乃曲相谀悦，朕欲面举公等得失以相戒而改之，何如？”皆拜谢。上曰：
“长孙无忌善避嫌疑，应物敏速，决断事理，古人不过；而总兵攻战，非其所长。高士廉涉猎古今，心术明达，临难不改节，当官无朋党；所乏者骨鲠规谏耳。唐俭言辞辨捷，善和解人；事朕三十年，遂无言及于献替。杨师道性行纯和，自无想违；而情实怯懦，缓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质敦厚，文章华赡；而持论恒据经远，自当不负于物。刘泊性最坚贞，有利益，然其意尚然诺，私于朋友。马周见事敏速，性甚贞正，论量人物，立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称意。诸遂良学问稍长，性亦坚正，每写忠诚，亲附于朕，譬如飞鸟依人，人自怜之。”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唐太宗对司徒长孙无忌等大臣说正直的人感到苦恼的是不知道自己的过错，今天请大家来公开指出我的过错。”大臣们说：“陛下武功文德昭彰，我们跟着办还不及，怎么能够指得出你的过失呢？”唐太宗说我请你们指出我的过错，你们却当面奉承，这怎么行呢？我今天倒要当面指出你们的长处和短处，希望你们引起注意，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怎样？”众大臣都叩头致谢。唐太宗说长孙无忌处世练达，善避嫌疑，应变能力强，反应快，处理事情果断，这几点，古代贤才也赶不上，但是带兵打仗就不行了。高士廉博览群书，涉猎古今，心术明达，品性坚贞有节操，做官不结党营私；不足之处，只是不能直言批评罢了。唐俭能言善辩，处事圆通，善于协调人事关系，但是跟我办事三十年，几乎没有谈到国家兴衰的大事。
杨师道性温和，小心谨慎，不犯错误，但却过于胆小怕事，应付紧急大事不够得力。岑文本忠厚朴实，写文章词藻丰富华丽；但是好引据经典和远古的事，自己认为是不辜负众人希望的。刘泊最坚贞，对国家对事情有好处，然而他讲信约，对朋友好偏袒。马周这个人对事情很敏感，性格耿直，评论人物，敢于直言，我交给他的事情，能办得很好。褚遂良学问较深，性格也坚贞正直，每次写文章表忠诚，很靠近我，就像鸟儿依偎着人，人自会怜爱它。”
武功文德昭彰的一国之君唐太宗，不但能够做到自觉去找自己的短处和过失，争取臣下的批评，而且能够做到不听奉承，具有自知之明。还能够做到详细、准确地掌握每一个大臣的优点、特长和不足，并且能够毫不隐晦地当面给他们指出来。从这里何以看出，唐太宗之所以能够在他执政期间，创建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这一盛世，是与他非常“知人”，从而做到“善任群臣”分不开的。一个封建帝王，为了巩固自己的封建统治，尚且能够做到这一点，确实难能可贵，更值得后人效法。
岳飞（1103曰1142)是南宋时的抗金名将。他能够被朝廷发现并能受到重用，是与宗泽（1060一1128)分不开的。岳飞是相州汤阴（今河南汤阴县）人，字鹏举。家世代为农，生活比较贫苦。在艰苦的环境中，岳飞磨炼成了刚毅顽强的性格。岳飞自幼好读史书，尤其是特别喜欢读孙、吴兵法。因此，古代军事家的战略思想使岳飞受到极为深刻的影响。到了青年时期，岳飞长得体貌雄健，能拉满；00斤的劲弓，而且善于骑射，左右开弓，技术也在众人之上。靖康元年（1126)，金军人侵中原，直趋北宋京都东京（今河南开封），北宋皇帝宋钦宗便封康王赵构为兵马大元帅，封抗金名将宗泽为副元帅，并令他们带兵人援京师。赵构部下刘浩在相州招募兵士，于是，岳飞便投靠刘浩军队，并很快被提拔成为一名下级军官。
靖康二年（1127)，宗泽率领部队转战开德府，接连同金军大战1；次，均取得了胜利。在一次两军对阵交战过程中，岳飞见金军两个旗手在阵前摇旗呐喊，鼓动厮杀，便立即弯弓搭箭，两发两中，人倒旗落。倾刻间，敌军乱成一团，岳飞率军乘势发起攻击，金军死伤无数，溃败而逃，岳飞获胜，并缴获了大量兵器。不久，宗泽又率领部队分兵北上。岳飞所率一部北上途中与金军在曹州（今山东荷泽）相遇。金军凶猛扑来，岳飞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与金军展开激战。由于岳飞英勇顽强，指挥得力，士卒个个拼命同敌战斗，最后大获全胜。
经过开德、曹州两次大战的胜利，宗泽对岳飞的英勇善战非常钦佩。有一天，宗泽把岳飞召去说：“你的英勇与智谋，武艺与才气就是古代的良将也不能超过你，但是只擅长野战，还不是万全之计。”宗泽非常喜爱岳飞的才华，因此，有意对其栽培，使其了解、精通更多的作战方法，于是便送给岳飞一张作战的阵图。岳飞接过阵图仔细看了以后，便对宗泽说古今时代不同，平地和山险不同，怎么能用一定的阵图用兵？”宗泽反问道像你这样讲，阵法岂不是没有用了？”岳飞回答说列阵而后战，乃兵家的常规，但其运用之妙，却存乎一心。”宗泽听了岳飞的议论，心中十分佩服，认为岳飞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才。
南宋建立后，岳飞向皇帝宋高宗赵构多次上书，要求北上抗金。但是，宋高宗却认为岳飞官小职微，越职上奏，便把他革职。然而，岳飞抗金报国之心毫不动摇，于是便投奔张所，被任为武经郎，充中军统领，在都统制王彦部下当偏裨将。岳飞晖同王彦渡过黄河抗金，因为岳飞同王彦的意见有分歧，便脱离了王彦部去投奔宗泽。这时，宗泽已调任东京留守。岳飞到东京后还未见到宗泽，就被王彦的部下捉住，正当王彦要按军法处斩岳飞时，宗泽正好赶来，并发现王彦将要处斩的人就是在开德、曹州大捷中建立奇功的岳飞，立即让王彦将其当场释放，并留军前听用。不久，抗金前线传来急报，说金军又要进攻汜水关（今河南汜水镇西），宗泽立即命令岳飞率500名骑兵出征迎敌。岳飞接受命令后星夜兼程赶到前线，他身先士卒，英勇善战，奋力杀敌，经过激战，大败金军，凯旋而归，宗泽立即擢升岳飞为统制官，成为统帅千军万马的高级将领。
宗泽慧眼识奇才，而岳飞没有辜负宗泽的提挈与期望，建立了抗金的奇功异勋。宗泽去世后，岳飞随从杜充南下。建炎三年（1129)，金兀术率金兵渡江南侵，杜充弃城投降金兵。岳飞在广德、宜兴一带坚持抵抗。次年，金军被迫北撤。岳飞乘机率军袭击金军后队，收复建康（今南京），并被提升为通泰镇抚使。绍兴二年（1132)，任承宣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屯鄂州（今武昌）。他率领的军队纪律严明，战斗力强，有“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之说，为金兵闻风丧胆。岳飞曾多次上书宋高宗，屡请北伐，反对屈辱求和。绍兴九年（1139)，宋高宗和秦桧与金议和，他上表称“可危而不可安，可忧而不可贺”。次年，金兀术分兵四路，大军南下，侵入河南。岳飞出兵迎击，节节胜利。后又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拒绝高宗班师劭，继续率部抗击金军，并在郾城大败金军，收复颍昌（许昌）、郑州、洛阳等地，继而又在朱仙镇大败金军。这时，两河义军纷纷响应，收复河北指日可待。但因高宗、秦桧一心求和，连下12道劭书，催命岳飞班师回朝，使大好形势毁于一旦。岳飞回到临安后，被解除了兵权，改任枢密副使，不久，被秦栓诬陷谋反下狱，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142年1月27日），岳飞同其子岳云以及部将张宪一同惨遭杀害。
明太祖朱元璋的皇后马氏原是濠州（今属凤阳）红巾军首领郭子兴的养女，嫁给朱元璋之后，尽心尽德帮助朱元璋，颇有贤名。她跟随朱元璋参加了从起义到征战和建立明王朝的全过程，深知江山来之不易，也明了人才对事业成败的决定性作用。因而对朱元璋多有启迪辅助。
朱元璋攻下元大都（今北京）之后，从元朝皇宫中获得大批金银财物，有一天，马皇后闻知元府库的宝物被送至京师，便问朱元璋说：“得元府库何物？”朱元璋道宝货耳。”谁知马皇后却说道元代有是宝，何以不能守而失之？盖货财非可宝，抑帝王自有宝耳。”
朱元璋攻下北京，获得元宫中及府库中大量财物，视之为“国宝”。而冷静的马皇后却不以这些宝物为贵，如果他们是宝物，那这些宝物怎未能保护元王朝不至灭亡呢？因此，帝王应该有自己另外的宝物。这个“宝物”便是人才。
聪明的朱元璋当然了解马皇后话的涵义，说‘皇后之意，朕知之矣。但谓以得贤为宝耳。”
马皇后即拜谢道：“诚如圣言。妄每见人家产业厚则骄至，时命顺则逆生。家国不同，其理无二。……今富贵至于此，恒恐骄纵生于奢侈，危亡起于忽微，故世传技巧，为丧国斧斤，珠玉为荡心醉毒，诚哉是言。但得贤才，朝夕启沃，共保天下，即大宝也。”
马皇后以治家喻洽国，尤其指出在宝贵与顺利时应力戒骄奢与贪图安逸。从这样的意义上说，奇技淫巧和金银财物不仅不是宝，而且有蛊惑人心、使人堕落的作用。只有得到贤才，朝夕听取他们的劝谏和谋略，同心协力共保江山，这才是最可贵的无价之宝。
当时天下初定，朱元漳封赏功臣，也要给外戚封官，马皇后表示反对，她列举历史上外戚依仗亲近朝廷之便骄奢淫侈、不受制约，危害皇权的事例，认为外戚不加限制往往成为破坏力量。这样的教训应当汲取。
她还说国家官爵当用贤能，妄家亲属，未必有可用之才。……若非才而官之，恃宠致败，非所愿也。”极力主张任人唯贤，不要任人唯亲。
从明初历史看，朱元璋早期确实比较重视人才，因而收到了好的效果；但是，他最后并没有听从马皇后的劝谏，尤其是在马皇后死后走上了滥杀功臣的道路，足见马皇后的劝戒是深刻而有远见的。
康熙二十二年（168)，清军水师乘风破浪，一举攻克澎湖，随即进取台湾，迫郑克爽投降，一直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的台湾至此又重新统一于清朝政府的管辖之下。指挥这次重要战役的就是降清的郑芝龙部将施琅而慧眼识英雄，大胆使用施琅的正是清朝着名的康熙皇帝。当时，在众多大臣反对的情况下，康熙皇帝敢于任用郑氏降将确实需要些胆略和气魄。康熙帝的这一果断决策正是建立在善于察贤辨才，并真正了解施琅的基础上的。后人曾就此评论说台湾平，琅专其功。”“功名之际，有难言之矣。大敌在前，将帅内相竞，审择坚任，一战而克，非圣祖（即康熙帝）善驭群才，曷能有此哉？”这是对康熙皇帝善于用人的高度赞扬。
施琅（1621一1696)，字尊侯，号琢公，福建晋江人。原为明朝总兵郑芝龙的部将，顺治三年（1646)，郑芝龙降清，施琅亦从降。十三年（1656)升副将，十六年（1659)升总兵，康熙元年（1662)迁水师提督。施琅归降之后，一直忠心耿耿，为清朝的统一大业奋力拼杀。但是，当时朝廷内掌权的满、汉宫员看不起他，特别是康熙初年掌权的鳌拜集团更不肯重用他。
康熙初年，郑成功之子郑锦据台湾。并欲攻福建。施琅调兵遣将，出海截击，大败之七年（1668)，鉴于郑锦已势单力薄，施琅密奏朝廷，“宜急攻之”。刚刚亲政一年的康熙皇帝览奏之后，立即召施琅入京，并亲询方略。施琅言：“贼兵不满数万，战船不过数百，锦智勇俱无。若先取澎湖以扼其吭。贼势立绌；倘复负固，则重师泊台湾港口，而别以奇兵袭南路打狗港及北路文港海翁堀。贼分则力薄，合则势盛，台湾计日可平。”十五岁的少年天子康熙皇帝虽然第一次与施琅当面交谈，但施琅的谋略与能力却深深地打动了他的心。他很赞赏施琅收复台湾的计划，遂下部议。由于康熙帝刚刚亲政，朝廷大权仍掌握在以鳌拜为首的保守势力中，而这些人一贯反对施琅，因此以“海洋险远，风涛莫测，长驱制胜，难计万全”为由，将施琅的建议搁置下来，并裁其水师提督，改授内大臣，调回京师。
不久，康熙帝计擒鳌拜，真正掌握了大权。由于三藩事起，统一台湾之事便暂时放下，但他心中时刻不忘。康熙二十年（1681)，三藩平，康熙帝再次提出统一台湾问题，并询问群臣意见，结果群臣“咸谓海波不测，难以制胜”，反对进取台湾。这时。内阁学士李光地、福建总督姚启圣都认为台湾可取，并推荐施琅担当此任。康熙皇帝想起几十年前的往事，也认为“壮猷硕画，无出公（指施琅）右者”。于是，再次召施琅人宫，并“宴内廷，谘进讨事”。由于施琅“治军严整，通阵法，尤善水战，谙海中风候”，因此他向康熙皇帝详细谈了如何训练水师、如何利用风向变化等具体方略。康熙帝听后十分满意，决定再次任其为福建水师提督，即赴前线，操练水师，待机进取台湾。这时，有人提出。施琅既已调京多年，不宜再派往福建，康熙帝不予理睬。又有人公开反对任用施琅，“以为不可遣，去必叛”。康熙帝仍不为所动，既然主意巳定，就用人不疑。于是，当机立断，晋施琅为太子少保，兼福建水师提督。施琅临行之时，康熙皇帝还特意“临轩劳之”，并勉励他说平海之议，惟汝予同，其努力无替。”
施琅受知遇之恩，果然不负康熙帝的厚望，他积极训练水师，做好了大战前的一切准备工作，终于在康熙二十二年克澎湖，迫郑克爽投降，使统一台湾大业顺利完成。
清军在攻占台湾后，对台湾的处理问题，又出现了分歧。有人荒谬地提出，“宜迁其人，弃其地”。李光地甚至提出“招来红毛，界以其他”，将祖国领土台湾奉送给西方殖民主义者。施琅则坚决反对放弃台湾，力主台湾不可弃，奏请设官兵镇守。他认为“弃之必酿成大祸，留之诚永固边圉”。康熙皇帝坚决支持施琅的主张，指出：“台湾弃取，所关甚大”，“弃而不守，尤为不可”。于是，遵照施琅的意见，在合湾设一府三县，并设一总兵，驻兵八千。至此，台湾的行政建置完全与内地划一。
此后，在镇守台湾的问题上，康熙帝仍十分信任施琅。康熙二十七年（1668)年近七旬的施琅以年老多病、行动不便请求解任，康熙帝对他说吾用汝心，不在乎手足矣。”充分说明了康熙帝对施琅的了解与信任。
康熙皇帝以他敏锐的观察力发现了施琅这个人才；而且力排众议大胆作用，这正是他在用人问题上的成功之举。事隔数年之后，康熙帝对施琅说明了观察、任用他的曲折过程尔前为内大臣十有三年，当时尚有轻尔者。惟联深知尔，待尔甚厚。后三逆平定，惟海寇潜据台湾以为福建害，欲除此寇，非尔不可。联持加擢用，尔能不负任使，举六十年难靖之寇，殄灭无余。
或有言尔恃功骄傲；联令尔来京，又有言当留勿遣者。
肤思寇乱之际，尚用尔勿疑，况天下已平，反疑而勿遣耶？”康熙皇帝的这段话并非自夸。可见，后人评论平台湾一事，认为施琅当为首功，而“非圣祖善驭群材”也不可能有此结果，这一结论显然是公允的。
商鞅，姓公孙，名鞅，是卫国的没落贵族之子，他的祖先是姬姓。少年时期，商鞅非常喜欢研究法家治国强兵的理论，长大成人后，商鞅当了魏相公叔痤的家臣。公叔痤非常了解商鞅，他知道商鞅才华出众，是个难得的人才。但是，公叔痤还未来得及推荐商鞅就得了重病。魏惠王（即梁惠王，战国时魏国国君，公元前；369一前319在位。魏武侯之子，名莹，又作太子莹。因他在位时迁魏都于大梁，公元前；44年改侯称王，又称梁惠王。惠王即位后，军事上累受敌国摧折，与秦交战，败于远里，失少梁；与齐战，先败于桂陵，再败于马陵。上将庞涓战死，太子申被虏，丧失土地700余里，国势日益衰落。惠王为此卑礼厚币招致贤者，孟坷、部衍、淳于髡均曾至梁。在位50年）得知公叔痤病重的消息后便前往探望，并问道：“公叔，‘你有什么忧虑的事不可隐瞒，你对国事还有什么需要安排吗？”公叔痤答道我，只有一件事要告诉你就是我的家臣公孙鞅，年纪虽轻，但有奇才，希望你能够重用他，让他来管理国事。”魏王听后默然不语，他回去后，便对左右的侍臣说道公叔病得糊涂了，实在可悲啊！公叔还想叫我重用公孙鞅来管理国家大事，这岂不太荒谬吗？”不久，公叔痤便告别人世。公孙鞅听说秦孝公下令在国内招贤，打算恢复秦穆公时代的霸业，收回东南被他国侵占的土地。于是，公孙鞅便去西面投奔秦国，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见到了秦孝公。商靶对秦孝公说：“一个国家要想富强，必须注意农业，奖励将士；要打算把国家治好，必须有赏有罚。有赏有罚，朝廷有了威信，一切改革也就容易进行了。”秦孝公听后完全同意商鞅的主张，拜商鞅为左庶长（秦国的官名），并责令公孙鞅直接管理国家改革事宜。秦国自从商靶变法以后，农业生产增加了，军事力量也强大了。秦国的强盛，使周天子送祭肉给秦孝公，众诸侯都来祝贺。在这种情况下，商鞅向秦孝公建议说魏国对于秦国就像人的心腹之患，将来不是魏国兼并秦国，就是秦国兼并魏国。”
秦孝公认为商鞅说得很对，就派商鞅率领军队攻打魏国的西部，并从河西打到河东，把魏国的都城安邑也打了下来。这时，魏国经过秦国的打击和齐国的攻占，国力不断削弱，国内非常空虚。于是派遣使臣，割让河西土地献给秦国以求和。同时，魏国也就离开安邑，迁都大梁。魏惠王感慨万端地说：“我悔恨过去为什么不听公叔痤的话重用卫鞅啊！”
在《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记载了公元前260年，秦赵长平之战赵王错用赵括而导致惨败的史实。
摘引如下：
七年，秦与赵兵相距长平，时赵奢已死，而蔺相如病笃，赵使廉颇将攻秦，秦数败赵军，赵军固壁不战。秦数挑战，廉颇不肯。赵王信秦之间。秦之间言曰：“秦之所恶，独畏马服君赵奢之子赵括为将军。”赵王因以括为将，代廉颇。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胶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读其父书传，不如合变也。”赵王不听，遂将之。
赵括自少时学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当。尝与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难，然不谓善。括母问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赵不将括即已，若必将之，破赵军者必括也。”及括将行，其母上书言于王曰括不可使将。”王曰：“何以？”对曰：“始妾事其父，时为将，身所奉饭饮而进食者以十数，所友者以百数，大王及宗室所赏赐者尽以予军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问家事。今括一旦为将，东向而朝，军吏无敢仰视之者，王所赐金帛，归藏于家，而日视便利田宅可买者买之。王以为何如其父？父子异心，愿王勿遣。”王曰毋置之，吾巳决矣。”括母因日：“王终遣之，即有如不称，妾得无随坐乎？”王许诺。
赵括既代廉颇，悉更军吏。易置军吏秦将白起闻之，纵奇兵，佯败走，而绝其粮道，分断其军为二，士卒离心。四十余日，军饿，赵括出锐卒自搏战，秦军射杀赵括。括军败，数十万之众遂降秦，秦悉坑之。赵前后所亡凡四十五万。明年，秦兵遂围邯郸，岁余，几不得脱。赖楚、魏诸侯来救，乃得解邯郸之围。赵王亦以括母先言，竞不诛也。
在赵孝成王七年（前260)，秦赵大战后，两军相持于长平（今山西省高平县西北20里）。当时，赵国的大将赵奢巳经死了，而蔺相如又病情沉重，赵王就派遣廉颇率兵攻秦，由于秦兵多次击败赵军，廉颇到长平后，以逸待劳。秦军多次挑战，廉颇不肯应战。秦国久攻不下，就使用离间计说：“廉颇老了，不能打仗了。秦军最害怕的是赵国的赵括将军。”赵王听到后，便决定立刻派赵括替代廉颇。蔺相如说：“大王仅凭他的虚名便用他为大将是不行的，他是一个拘泥兵书不知变通的人，只能纸上谈兵，不会机动灵活地指挥军队作战的空谈家。”赵王不听蔺相如的劝告，便任命赵括为大将。
赵括从小学习兵法，熟读兵书，谈到用兵打仗的事滔滔不绝，自认为天下无敌。他曾经与其父赵奢谈论用兵之法，尽管赵括谈得头头是道，但赵奢却从不认为他是一个熟谙用兵稻略的人。赵括的母亲向丈夫赵奢：“为什么不赞扬儿子呢？”赵奢说道：“用兵作战，是关系着人的死活、国家兴亡的大事，而赵括谈起来好像十分容易。假使赵国将来一定要用赵括带兵打仗，赵国的军队一定会被他葬送掉的。”到赵括将要出发去代替廉颇时，他的母亲向赵王上书说：“决不能派赵括为将。”赵王问道这是为什么呢？”赵母答道过去我侍奉他父亲时，他父亲也正是带兵的主将，曾多次亲自为官兵捧食进饮，官兵中许多人与他结成了朋友，大王和王族赏赐他的财物，全部用来赠送给军吏、士大夫们，只要大王的命令一下达，他就全心全意投身于军中，从不过问家中之事。而今赵括刚一当上将军，对官兵的态度就像主人对待仆人一样；军吏们都不敢抬头看他一眼，大王所赐的金银绸缎，都拿回家来收藏着，并且天天在注意购买便宜的田产房屋。大王，你看他哪一点像他的父亲呢？父子二人的思想品德有着这么大的差距，我希望大王还是不要委他以重任。”赵王说：“你的意见暂且放一放吧，我的主意巳经定了。”赵母见赵王不接受自己的意见，便又说道：“大王如果一定要派他出任将军，将来不称职而获罪，大王一定不能牵连于我。”赵王答应了赵母的要求。
赵括代替廉颇后，全部改变了廉颇治军的规章制度，调换了下层军官，军事防务全部更改。秦将白起听到赵括代廉颇为将的消息，立即率领一支军队装做胆怯的样子败走，赵括不知是计，便下令乘机追击，结果被秦军截断粮道，军队被分割为两部分，前后不能相救，士卒因此与主将离心离德。赵军被围困40余天，士卒无粮充饥，疲惫不堪，赵括又不断驱兵与秦军交战，都被秦军所打败，赵括也被秦军乱箭射死。赵军大败，几十万军队全部向秦军投降，结果全部被活埋。从战争开始到失败，赵军前后共损失45万人，第二年，秦军便包围了赵国的首都，围了一年多，几乎不能解脱。最后还是楚国、魏国等诸侯发兵来救，赵国才免除了亡国之祸。赵括之母因事先已向赵王提出不受牵连而未被治罪。
在用人问题上，不能知人善任，用错了人，其严重危害性，已被无数历史事实所证明。固守长平当时是正确的，但赵王不听忠告，错用赵括而不用廉颇，不仅使赵括丧了命，而且赵国40多万将士也全部惨遭活埋，赵国也因此差点被秦国消灭，造成了历史上罕见的大悲剧。幸亏楚、魏等国相救，赵国才幸免亡国之灾。这足以说明对人才的识别、信用多么重要。
在《史记·陈丞相世家》中，记载了陈平三易其主的史实。
陈平，阳武户牖乡（今河南陈留一带）人。年少时就博学多才。陈平家境贫穷，与兄嫂居住在一起，兄长去耕田种地，让陈平去游学。但是，他的嫂子非常讨厌陈平，最后便把陈平逐出家门。
不久，陈胜吴广起义反秦，在陈称王，派周市平定魏地，封魏咎为魏王，与秦军在临济交战。此时，陈平告别了兄长，带领一帮年轻人加入了魏王咎的反秦队伍。魏王任命陈平担任太仆，陈平多次向魏王献良策，但是，魏王都没有采纳。还有一些人处于嫉妒之心，多次在魏王面前说陈平的坏话，陈平知道后，便逃离魏王而去。
后来项羽在黄河边与秦军作战，陈平听说后便又投奔了项羽，赐爵为卿。殷王反楚，项羽封陈平为信武君，打败殷王受降而回。过了不长时间，楚汉战争爆发后，殷王反楚投汉，项羽因为陈平是打败殷王的主要将领之一，所以准备将陈平杀掉。陈平得知消息后，忙将印和项羽赐给他的金银财宝封好，命人送给项羽，独身佩剑而逃，投奔了汉王刘邦。
经陈平好友魏无知的推荐，汉王刘邦召见了陈平，经过当面策略问答，刘邦认为陈平是个奇才，非常高兴，当即任其为都尉，加参乘（古代官名，常在帝王左右），兼掌护军。陈平当即受命，再次拜谢而出。诸将听说陈平一来到就被封为这么大的官，心中非常不服，就连周勃、灌婴这些重臣，也生妒意，你一言，我一语，议论纷纷，埋怨刘邦对其心迹未明，便加重用，是不辨奸贤之举。这些话刘邦听到后，他置若罔闻，不予理睬。后来，一些人为了试验陈平，故意向其送金银行贿，陈平对此从不拒退，有送则收，满不在乎。这样，又被众将抓住了把柄，便推周勃、灌婴为代表去向刘邦说：“陈平虽美如冠玉，只怕是空有外表，内无真才。听说他在家时行为不规，常有欺兄盗嫂之事；今掌护军，又受贿收礼。陈平如此淫黩，实为不法乱臣，务请大王明察，且不要为其辞令所惑！”刘邦为让群臣进一步了解他爱才惜能的用人观点，便把魏无知召入帐内，当众责问道：“陈平欺兄盗嫂，贪财受贿，如此行为不端的人，你荐来何用？”魏无知从容而对曰：“臣所推荐的是陈平的才学；大王问的是他的品行。今日楚汉相争，全仗计谋、才学。至于他有无欺兄盗嫂行为和贪金受贿之事，我认为不必详究，如果陈平确实无能，臣甘愿受责。”刘邦听罢，并不表态，只是微微一笑。随后，他又把陈平叫到面前，当众问他说：“先生原在魏王手下，干了一段时间不干了；后投项羽手下，没有多长时间就弃印而走；今你投到我的帐下，有人说你品行不端，贪金受贿，是不是想采捞上一把一走了之？”陈平说魏王不用，所以我不干，项羽不信任我，所以我也不干。听说大王你爱才如宝，注重学识，我才甘心弃魏、楚，而归顺汉王’同时，他对欺兄盗嫂的传闻不做任何辩解，任其所言；而对贪金受贿，却自认不讳，并且慷慨陈词向刘邦说：“我孑然一身，远道而来，若不受金，没有资金来源。纵有天大的本事，又怎么能付诸实施呢？我今天来投靠大王你，是想把我一生所学贡献出来，你看能行，便可采纳，如认为无用，所收原金倶在，尽可归公处理，并甘愿听从处理！”刘邦听后，非常叹服，更加重用，当众将其晋升为护军中尉。这样以来，其他人再也不敢说什么了。其后，陈平在为刘邦白登山解围，计除韩信和后来除掉诸吕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和周勃、灌婴齐名并传不朽。
陈平有奇才，为何三易其主？很值得人们深思。
陈平先去魏王那里谋事，魏王非常固执，不听忠言，只好又奔项羽；项羽志大才疏，任人唯亲，不讲政策，大搞株连，陈平只好逃走，去投靠刘邦。但为此事又引起了不少谗言，遭到怀疑。什么“品德不正”、“三心二意”、“反复无常的乱臣”等等，幸亏刘邦还注意问个明白，要不陈平又只得告辞另投他人了。刘邦重用了陈平，陈平为辅佐刘邦灭掉项羽起了重大作用。陈平三易其主的经历和原因说明，一个领导者本身的素质与人才的使用有着多么密切的关系。要做到合理使用人才，领导者不仅起着关键的作用，而且他们本身的政治、业务素质也在起作用。这个问题确实值得研究。
绥和二年（前7)三月，汉成帝病死，由太子刘欣即位，是为汉哀帝。汉哀帝是一个不学无术，沉湎于酒色的昏君，所以更不知如何使用人才为其巩固政权服务。
在满朝文武百官之中，汉哀帝认为只有年轻漂亮的大司马高安侯董贤是个难得的人才，因此，对他的宠爱到了无可复加的稃度。
董贤，云阳（今陕西淳化西北）人，字圣卿，十五六岁时为太子舍人，十七八岁时便出息得身如杨柳，面如桃花，令人初看，倒像是个女扮男装的枭娜宫女，更加柔声轻语，颇具女儿之态。有一天因宫内点名，哀帝发现了董贤，便产生爱慕之心，问明姓氏，立即封其为黄门侍郎，收到身边侍候。董贤除了会阿谈奉承以外，还具有一副女子性情，很有勾引手段，不时搔首弄姿，以目传情，惹得哀帝实在把持不住，一下子扑了上去，抱住又亲又啃，而后同寝取乐。从此，哀帝与董贤外游同榻，人宫共寝，形影不离。因此，哀帝不久又封董贤为附马都尉侍中、参乘、高安侯、大司马等职。接着，董贤的父亲也被任命为光禄大夫（掌顾问应对的官），封董贤的弟弟为驸马都尉，连董贤的岳父也封为大匠，妻弟为执金吾等。为了让董贤不离左右，汉哀帝又让董贤把妻子也搬进宫中居住，还将董贤的妹妹封为昭仪。到元寿元年（前2)九月，为尊崇董贤，竟罢免大司马丁明，而以董贤代之。
有一天，董贤和汉哀帝同床午睡，董贤枕了哀帝的袖子，汉哀帝醒后要起床，为了不惊动熟睡中的董贤，竟用剑割断了衣袖。还有一天，汉哀帝在麒麟殿大宴群臣。席间，汉哀帝突然笑着对陪酒的董贤说：“我想效法尧舜禅位的故事，把帝位禅让给你，如何？”董贤听后被惊呆了，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正在一旁陪酒的侍中王闳郑重地对汉哀帝说：“江山是高祖皇帝打下的，陛下如今继承了皇位，还要传于子孙。作为皇帝，怎能随便开此玩笑？”汉哀帝听后很不高兴，酒宴不欢而散。不久，汉哀帝就将王闳罢了官。
汉哀帝为了宠用董贤，还为董贤在皇宫前面修建了一座富丽堂皇的宅院，并赏赐给董贤大批金银财富。另外，汉哀帝还为董贤修建了规模像皇陵一样宏大的祖坟，赏给董贤大批土地（一次就达2000多顷）。董贤败亡时，抄出的家产多达43亿，相当于西汉全年赋税的二分之一。汉哀帝如此宠爱和重用无才无德的董贤，引起许多大臣的不满和反对。谏议大夫鲍宜上书说：“皇帝重用董贤这样无能之辈，如何能治理好国家？朝中的文武大臣都有离异之心，百姓涂炭，怎能不令人心忧如焚！”但是，汉哀帝对此置若罔闻，眼中除董贤外，别无人才。由于汉哀帝的愚昧无知，荒唐昏庸，真正的人才得不到重用，遂使西汉很快走向衰败。
东汉末年，群雄逐鹿中原。汉室宗亲、荆州刺史刘表，占据荆襄九郡，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是汉末割据势力最雄厚的诸侯。可是到后来，刘表却轻易断送了数十年开创的基业。之所以导致这样可悲的局面，其主要原因就是刘表不识人才。
荆襄一带，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才之地，但是，刘表对于那里的人才却很少起用。如居住在离襄阳不远的南漳县有一个叫司马徽的人，他不仅才学高深，而且善于识别人才。对此，刘表却充耳不闻，有目不见，甚至见而不用，司马微曾向刘备推荐贤才说卧龙、凤雏，二人得一，可安天下。”而此二人，皆在荆襄所称卧龙者，即曾随其叔父诸葛玄从山东投奔与其有旧的刘表，移家襄阳，隐居隆中，躬耕垄亩，以待明主的诸葛亮。诸葛亮有经纬地之才。然而近在咫尺，竞不为刘表所知，而被刘备三顾茅庐，恭请出山。诸葛亮辅佐刘备，战赤壁，夺荆州，进西川，使刘备很快有了转机。进而帮助刘备建立了蜀国政权，同魏、吴抗衡。时称风雏的庞统，隐居襄阳，与诸葛亮为友，亦不为刘表所知，后避乱到江东，为周瑜献连环之计而在赤壁大败曹军。后来，经诸葛亮、鲁肃的举荐，刘备用庞统为副军师中郎将，与诸葛亮共同谋划运筹，显示出奇才。这样两位难得的人才，就在刘表身边，而且与他还有亲旧关系，刘表却视而不见，见而不用，却被刘备所得。可见刘表确实不识人才。另外，像崔州平、石广元、孟公威等一批隐居在荆襄地区的名士奇才，都不为刘表所识。所以，虽“刘表坐镇荆州，世称‘八俊’之首”，但被曹操斥之为“徒有虚名而已”。
当时，在刘表那里，虽然也曾有过不少有名的人才，但是由于刘表不是不识人才，就是不用人才，结果这些人才有的不能发挥作用，有的移附于他人。如当时有个叫王粲的人，他才气过人，聪慧练达，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王粲自幼刻苦读书，并具有惊人的记忆力。他和同伴走路，看到路旁有一块石碑，他将碑文浏览一遍，便一口气把碑文一字不漏地全背下来。王粲和许多人围观别人下棋时，一个人不小心把棋盘碰翻了，王荣就按原来的棋局重新将棋子摆好。王粲不仅有惊人的记忆力，而且数学也很好，至于他的文才，更是出人头地。有人称赞他是“文若春华，思若涌泉，发言可咏，下笔成篇”。王粲确实是曹魏时期才子中的佼佼者，因而学人们无不愧叹不如。有一次，王粲去拜访当时着名的学者蔡邕，蔡邕慌忙出来迎接，竟然穿倒了鞋子。在蔡邕家中的宾客都非常震惊地说：“蔡中郎何独敬此小子耶？”蔡岂回答：“此子有异才，吾不如也。”王粲17岁时，就辟为黄门侍郎，但因董卓党徒李、郭汜举兵混战，他没有就任。王粲因避战乱就南行依附刘表。刘表见王粲相貌平常，身体又弱又小，一直不予重用。后来，刘表死后，刘琼归顺了曹操，曹操闻知王粲具有异才，立即拜他为丞相椽（即丞相的属官），还赐爵关内侯。王粲从此才有了施展自己才能的机会。在那个时候，那些慕名投奔刘表的人才，大多数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去。徐庶也曾投奔刘表，因不被识用，只好离去。徐庶辞别刘表夜过南漳水镜庄，对水镜先生(即司马徽）说：“久闻刘景升善善恶恶，特往谒之。及至相见，徒有虚名，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者也。故遗书别，而来至此。”清人毛宗岗读到此曾评论道：“此刘公所以亡。”徐庶辞别水镜后，径至新野，在市上高歌天地反复今，火欲殂；大厦将崩今，一木难扶。山谷有贤兮，欲投明主；明主求贤今，却不知吾。”刘备是个善识人才的人，当他听到徐庶的歌子后，遂将徐庶请来，并将他拜为军师。当曹仁进攻新野时，就是徐庶为刘备献计，才巧破“入门金锁阵”，大败曹仁。如此这样的人才，刘表却不能用，那么又怎么能够去巩固他的基业呢？
郭嘉，是曹操人才群体中一名最杰出的人才，他深受曹操的敬重和信任。他在以后曹操统一北方的事业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郭嘉，字奉孝，颍川阳翟（今河南禹县）人。当初他到北方谒见袁绍，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郭嘉便对袁绍的谋臣辛评、郭图说：“夫智者审干量主，故百举百全而功名可立也。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机。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定霸王之业，难矣！”就是说，凡聪明的贤士，要详尽地观察所依附的主人，可从他的行动、考虑的问题、采取的措施而推测他的事业能否成功。袁绍空学周公的礼贤下士，他却不知用人的关键所在。所欲多端，不知选择主次轻重，好计谋却无决断，打算与他共同平定天下，立霸主之业，实在太难哪。于是，郭嘉便离开了袁绍。原先，颍川的戏志才，是个善于出谋划策的谋士，曹操很器重他。但是，戏志才过早地离开了人世。曹操写信给荀或说：“从志才亡故后，没有与我共议大事的人了。
临汝、颖川一带本多志谋之士，你看谁可以继承志才的职务？”荀或推荐了郭嘉。曹操召见郭嘉，谈论天下大事，很高兴地说：“使我成就大事的人，一定是此人。”郭嘉出来后，也很喜悦地说道：“这才真正是我的主人。”曹操上表荐郭嘉为司空祭酒。
郭嘉跟随曹操攻破袁绍军队，袁绍死后，又跟曹操讨伐袁谭、袁尚，在黎阳连战连克。将士们想乘胜攻取袁谭、袁尚，郭嘉说：“袁绍非常爱这两个儿子，但他们没有一个是嫡子。现有郭图、逢纪为他们的谋臣，二人势力相当，各树党羽，必互相斗争，离心离德。如果进攻太急，他们就会团结一致对付我们。暂缓对邺城的攻击，他们将会火并。我们可以假作南征荆州的样子，以待袁氏内部的变化；等它变化时再进攻他们，可一举平定河北。”曹操听后立即采纳他的意见，于是南征。军队开到西平，袁谭、袁尚果然因争夺冀州而发生了武装冲突。袁谭被袁尚击败，退守平原，派遣辛毗向曹操请求救援，曹操回兵相救，攻占了袁氏的老巢邺城。后来郭嘉又跟随曹操平定了冀州，曹操从此在北方站稳了脚跟，并大封功臣，封郭嘉为洧阳亭侯。
自古说：“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袁绍刚愎自用，心胸狭窄，不懂用人之事；曹操礼贤下士，气量宏大，善用人才。郭嘉通过观察并对这两者经过比较鉴别之后，弃袁奔曹，这是十分明智的。否则就会像田丰一样被冤杀，更不会有机会施展自己的聪明和才智了。
《三国志·魏书卷六·袁绍列传》中记载了田丰被袁绍冤杀的史实。现摘录如下：
初，绍之南也，田丰说绍曰：“曹公善用兵，变化无方，众虽少，未可轻也，不如以久持之。将军据山河之固，拥四州之众，外结英雄，内修农战，然后简其精锐，分为奇兵，乘虚迭出，以扰河南，救右则击其左，救左则击其右，使敌疲于奔命，民不得安业；我未劳而彼已困，不及二年，可坐克也。今绎庙胜之策，而决成败于一战，若不如志，悔无及也。”绍不从。丰恳谏，绍怒甚，以为沮众，械系之。绍军既败，或谓丰曰：“君必见重。”丰曰：“若军有利，吾必全，今军败，吾其死矣。”绍还，谓左右曰：“吾不用田丰言，果为所笑。”遂杀之。
上述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当初，袁绍准备率军南下与曹操决战，田丰劝袁绍说：“曹操善于用兵，变化多端，兵虽少，不能轻视他，还不如与他打持久战。将军你占据的地方宽广，又有险要的山河，可作防守的屏障，还拥有四州的人员，假如你对外结识英雄豪杰，广招人才，对内整顿农耕，搞好生产，训练军队，然后挑选一批精兵分成几路作为奇兵，趁敌人的空虚轮番出击，以扰乱河南，敌方救右翼我就攻击他的左面，他救左翼我就打击他的右方，使敌人疲于奔命，人民不能安居乐业；这种我们还未疲劳，而敌方已被拖得困乏不堪，不要两年，可以大获全胜。现在放下全胜之策，而决定成败于一战，如果不能达到目的，后悔也来不及了。”对于田丰的这一建议，袁绍不予采纳。田丰还是诚恳地劝告他，袁绍非常生气，认为田丰在人们面前败坏自己的名气，于是下令给田丰戴上脚镣手铐，并将其拘禁起来。后来，袁绍的军队果真吃了败仗。有人对田丰说：“你一定会得到重用。”田丰说如果出兵胜利，我就没有什么事，现在失利了，我只有一死了。”袁绍回来后，对左右说道：“我不采用田丰的意见，果然被他笑话于我。”于是下令把田丰杀了。
田丰是一位非常精明的谋士。他对袁、曹官渡之战形势的分析十分准确精辟。他既有战略思想，也懂战术。曹操、刘备在徐州“鹬蚌相争”、难分难解时，田丰向袁绍提出乘其后方空虚、奇袭曹营的主张，但是袁绍却不予采纳。等曹操打败刘备，回师官渡时，袁绍却要同曹操决战。田丰认为战机已失，应以持久战为上策，袁绍不听忠言而一意孤行，结果官渡一战袁绍大败。事实证明田丰的意见是正确的，田丰是难得的奇才。然而，袁绍有奇才而不用，反而因田丰预见正确，而自己又怕被他人耻笑而将田丰杀死。袁绍的所作所为实在令人感到痛恨和可笑。这样的领导者，迟早是要失败的。
慈禧太后，即为叶赫那拉氏。叶赫那拉氏，小名兰儿，因其祖先住在叶赫（在辽宁省开原县北），所以又称她叫叶赫那拉氏。
甲午中日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国家纷纷在中国强占“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对中国进行瓜分。光绪二十一年（1895)四月八日，光绪皇帝被迫批准了中曰《马关条约》。这个条约的签订，使光绪帝思想上受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同时也使他的头脑清醒起来，认识到要想改变被动挨打的软弱局面，就必须进行政治革新，增强国家实力。恰在这时，正在北京应试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人物康有为和他的学生梁启超等人，出于爱国之心，为广大民众反对《马关条约》所感动，写成了14000余字的《上皇帝书》。在《上皇帝书》中，康有为建议光绪帝应抓紧实行变法，主张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建立君主立宪政体，借以挽救大清已经危亡的局势。《上皇帝书》得到了14000多名举人的签名支持，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对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维新变法主张，在当时是不为一般人所理解的，因而被视为“耸人听闻”的“标新立异”。当时，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由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和洋务派大官僚组成的所谓“后党”极力反对维新变法，极力排斥维新派人士。只有光绪皇帝和他的老师翁同和为首组成的所谓“帝党”支持维新变法，重用维新派人士。光绪二十四年（1988)春，光绪皇帝将康有为召到总理衙门，向李鸿章、翁同和、荣禄、廖寿恒、张荫恒五大臣申述变法主张，受到了翁同和等帝党的支持，同时遭到了李鸿章、荣禄等反对党的反对。当时，清朝大权不在光绪皇帝手中，而被慈禧太后操纵。因为光绪皇帝已到成年，所以慈禧太后只好按照清廷规定归政于光绪皇帝，自己退居颐和园。不过，慈禧太后虽然本人离开了皇宫，但是她的爪牙仍然在清廷中占居要位，使光绪帝亲政处处受到挟制。光绪帝决不甘心受制于人，决心破格任用一批人才。
在维新派的推动下，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三日，光绪皇帝决定实行变法，下诏“明定国是”，宣布变法。五天以后，光绪帝在颐和园召见了康有为，接着，又召见了梁启超，随后，光绪帝便向全国连续颁发了几道变法法令，提出了许多有关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改革措施。紧接着，光绪帝又针对守旧派的反对，连续下了三道命令：一是裁减了一些衙门和官员；二是把违抗新法的礼部尚书怀塔布等人撤职；三是授给维新派人士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锐四人四品官衔，让他们在军机处任职，专门给皇帝审阅有关变法的奏折，草拟诏书。同时，光绪皇帝破格任命康有为做顾问，并任总理衙门章京，任命梁启超主持译书局光绪皇帝破格起用维新派人士担任政府官员，这是慈禧太后所不能容忍的。就在光绪皇帝下达变法诏书的第四天（四月二十七日），慈僖太后就逼迫他一连下了三道命令，一是免除翁同和的职务，送回江苏原籍；二是新授二品以上文武大臣先要谒见慈禧太后，向她谢恩，这就阻塞了光绪皇帝破格委任维新派人士担任高级官吏的道路；三是慈禧太后任命顽固派首领之一荣禄为直隶总督，加强了对军事的控制。随着变法运动的深入，慈禧太后决心清除已被光绪皇帝破格任用的维新派人士。光绪二十四年（1898)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发动北京政变，把光绪皇帝囚禁在中南海中四面环水的瀛台，废除新法，罢免维新派人士担任的政府职务，而且加以追捕。康有为闻讯逃出北京，在英国人掩护下逃往香港。梁启超在日本人庇护下，化装逃到日本。谭嗣同、刘光第、林旭、杨锐、杨深秀、康广仁等六人被捕，于八月十三日在北京菜市口被慈禧太后下令杀害。
慈禧太后反对维新变法，反对光绪皇帝破格起用年轻的维新派人士，使清王朝只能依靠那些老朽无能的封建官僚在封建主义轨道上苟延残喘。因此，没有多长时间，在武昌起义的枪炮声中，清王朝寿终正寝了。
在《列子·说符》中记载了伯乐与秦穆公论相马的对话，现摘录如下：
秦穆公（春秋时秦国国君，公元前660一前621在位）谓伯乐（以善相马着称，秦国人）曰子之年长矣，子姓有可使求马者乎？”伯乐对曰：“良马可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马者，若灭若没，若亡若失，若此者绝尘弭撤。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马，不可告以天下之马也。臣有所与共担薪菜者，有九方皋，此其于马非臣之下也。请见之。”穆公见之，使行求马。三月而反报曰已得之矣，在沙丘。”穆公曰：“何马也？”对曰：“牝而黄。”使人往取之，而面。穆公不说，召伯乐而谓之曰：“败矣，子所使求马者！色物、牝牧牡尚弗能知，又何马之能知也？’’伯乐喟然太息曰：“一至于此乎！是乃其所以千万臣而无数者也。”若皋之所观，天机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视其所视，而遗其所不视。若皋之相者，乃有贵乎马者也。”马至，果天下之马也。’上面这段对话的意思就是说，秦穆公对伯乐说：“你年纪大了，你的子孙中有没有可被派去访求良马的人呢？”伯乐回答说良马可以靠外表的形态、骨架去鉴别。但是要说到天下最出众的马，却只能靠一种若有若无、若隐若现的神态气色来鉴别。这种马跑起来快得马蹄不沾尘土，驾车快得不留车辙。我的子孙在相马方面都是下等人才，他们可以鉴别出良马，却鉴别不出天下最出众的神马有个和我一同担柴担菜的朋友，名叫九方皋，他在相马方面的功夫不在我之下，请让我引他来见您。”穆公于是召见了九方皋，派他去访求骏马。过了三个月后，九方皋回来报告说已经找到了一匹骏马，这马正在沙丘上。”穆公问道是匹什么样的马呢？”九方皋回答说是匹黄色的母马。”秦穆公便派人去沙丘上取这匹骏马，一看，却是一匹黑色的公马。穆公得知后，十分不高兴，便把伯乐叫来并对他说坏啦，你推荐来让去访求良马的人就是连马的颜色、性别都不能区分，又怎么能鉴别出马的优劣呢？”伯乐听后深深地叹了口气说九方皋相马的技术竟是如此高明啊，这正是他大大超过我的地方。像九方皋所着眼的，纯粹是马的内在神韵；他只要得到了马内里所具有的出众品性，就可以完全忽略这马的外表；他只看重马内里所具有的出众品性，就可以完全忽略这马的外表，他只看重马的内在品质，而不看重马的外表。那些应当受到鉴别的方面，在他眼中暴露无遗；而那些不值得在意的地方，在他眼中都隐匿起来。也就是说，他只注意观察应该注意和重视的方面，根本不去在意那些无关紧要的地方。
像九方皋这样的相马技术，还有比相马本身更宝贵的意义。”后来那匹马被送来了，一看果然是天下难得的骏马。这段对话说明，伯乐相马的神技历来为人所叹服，而他无私推荐贤人的品格更为难能可贵。秦穆公让他推荐一个善于相马的人来代替他，他没有推荐自己的儿孙亲属，而是不遗余力地保举了相马技术高深的九方皋，从而确保了在自己身后，仍然会有真正的“天下之马”脱颖而出。
伯乐相马，注重马的内在本质，而不注重马的外形，九方皋相马更是如此。所以能够选出天下难得的骏马。相马同选人。现在，有些执政者，在选人用人方面，缺乏伯乐荐贤为公的精神，更缺乏九方皋的才能。
他们有的只是为自己着想，想的只是“位子、儿子、票子”，而不想党的事业、国家的事业、人民的事业是否后继有人。有的选人只看是否“听话”，是否能“按自己的意图办事”，是否维护自己的“独立王国”。而根本不看其是否忠于党、忠于国家和人民，是否具有真才实学，是否能够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为人民群众谋福利。这样，往往让一些心术不正的投机者得到重用，使真正的人才被埋没。这是完全不可取的。你要得到真正的人才吗？那么，就请学习一下伯乐和九方皋。
《国语·楚语》下篇中，记述了春秋时期赵简子和王孙圉在一次宴会上的谈话。在这次谈话中，王孙圉提出了人才是宝中之宝的观点，其政治见地实在令人敬佩。
楚国大夫王孙圉出使到晋国，晋定公（春秋时晋国国君，前511一前476在位，名午，晋顷公子）设宴款待他，晋国大夫赵简子（春秋时晋国卿大夫，赵武之子，即赵简子，亦称赵孟、赵简主）作陪。席间，赵简子击响佩玉作赞礼，并向王孙圉说道：“楚国的美玉白珩还在吗？”王孙圉答道在。”赵简子又说道：“这块宝玉价值多少呢？”王孙圉回答道：“未尝为宝。楚之所宝者，曰观射父，能作训辞，以行事于诸侯，使无以寡君为口实。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训典，以叙百勃，以朝夕献善败于寡君，使寡君无忘先王之业。又能上下悦于鬼神，顺道其欲恶，使神无有怨痛于楚国。又有薮曰云梦，连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龟珠角齿，皮革羽毛，所以备赋用以戒不虞者也，所以共币帛以宾享于诸侯者也。若诸侯之好币具，而导之以训辞，有不虞之备，而皇神相之，寡君其可以免罪于诸侯，而国民保焉。此楚国之宝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宝之焉。围闻国之宝，六而已。圣能制议百物，以辅相国家，则宝之；玉足以庇荫嘉谷，使无水旱之灾，则宝之；龟足以宪臧否，则宝之；珠足以御火灾，则宝之；金足以御兵乱，则宝之；山林薮泽，足以备财用，则宝之；若夫嚣之美，楚虽蛮夷，不能宝也。”就是说，这块白珩，我们从未把它看成宝，而视为宝的是善于辞令，能说会道的观射父，他善长外交，能够结好诸侯，不使我们国君在诸侯面前丢脸。还有一个左史叫倚相的人，也是楚国的宝。他能陈述先王的训诫，有条不紊地安排国家的各项事务，早晚向国君讲述历史的经验教训和先王治国的法则，使国君不忘先王的功业而奋发进取。他还能讨得天地鬼神的欢喜，顺从他们的意志行事，使神鬼不怨恨楚国。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大泽叫云梦，连着徒洲，它是金、木、竹、箭、龟、珠、角、齿、皮革、羽毛的产地，这些丰富的物质资源，是完成国家税收，防备外患的物质基础，又是结好诸侯的馈赠礼品。这样与诸侯修好的物质具备了，又有善于交往的人员与诸侯联络感情，再有防备外患的准备，更有上天的照应，国君就可以消除与各国的阳阂，楚国人民就可以得到安宁的生活。这些才是楚国的宝贝啊。至于白珩，只不过是先王的玩物罢了，那算什么宝贝呢！我听说国家的宝，有六种啊。聪明而有才德的人，能够掌握形势、分析问题，并辅助君王治好国家，就把他当作宝贝；祭祀时用的玉，象征美好，使国家免遭水旱之灾，也应视为宝物；龟甲可使筮卜作为选善避恶的标准，也应视为宝贝；珠能防火，也是宝贝；金属能制造兵器，也是国家的宝贝；山林沼泽，是国家经济来源之地，也是国家的宝贝。像那些杂乱的鸣玉声，即使楚国地处边远，文化落后，也不能把它当作宝贝。
在2000多年以前的春秋战国时期，王孙圉就把人才列为“六宝”之首，看成是宝中之宝，确实具有很高的政治见地。今天，“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口号。人才是创业之本，人才的兴旺发达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之一。这些观念日益深人人心。但是，我们确实有一些同志的认识远不及王孙圉这位古人。他们同赵简子一样，目光非常短浅。他们眼中无才，心中忌才。对人左右挑剔，求全责备，甚至弃人之才，毁人之才。所以，应该向这些同志进一言，没有现代化的科学文化知识，没有大批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各种人才，政权就无法巩固，四个现代化建设更无从谈起。人才是宝中之宜《资治通鉴·周纪》中记载了齐威王和魏惠王在郊外一起打猎时的一番对话，十分令人深思。书中记载说：
齐威王，魏惠王会田于郊，惠王曰齐亦有宝乎？”威王曰：“无有。”惠王曰：“寡人国虽小，尚有径寸之珠，照车前后各十二乘者十枚。岂以齐大国而无宝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为宝者与王异。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则楚人不敢为寇，泗上十二诸侯皆来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则赵人不敢东渔于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则燕人祭北门，赵人祭西门，徒而从者七千余家。吾臣有种首者，使备盗贼，则道不拾遗。此四臣者，将照千里，岂特十二乘哉！”惠王有惭色。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齐威王（战国时齐国国君，前336一前320在位。齐桓公之子，名因齐）和魏惠王(战国时魏国国君，公元前；369一前319在位，魏武侯之子，名萤，又作太子萤）一同在郊外打猎，魏惠王问齐威王道：“齐国也有宝贝吗？”齐威王回答说：“没有。”
魏惠王说道我的国家虽然很小，但有十枚直径一寸、能照亮前后各十二辆车的夜明珠，难道那么大的齐国，能没有宝贝吗？”齐威王说道：“我们国家的宝贝与你的宝贝不同。我有一个大臣叫檀子，派他守南城，楚国就不敢来侵犯我们，泅水上的十二个诸侯都要来朝拜齐国。我还有一个叫盼子的大臣，让他去镇守高唐，赵国人就不敢到我河中来捕鱼。我的官吏中有一个叫黔夫的，让他去镇守徐州，北边的燕国就祭祀求福，希望我们不要去进攻他，西边的赵国也跟着祭祀福讨好于我，不要去进攻他们。这两国的百姓迁到齐国来居住的就有七千余家。我还有一个大臣叫种首，让他防备盗贼，经过他的治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如果把这四个大臣比作夜明珠，他们能够照耀千里，岂只照亮前后各十二辆车的夜明珠可以比拟的呢？”魏惠王听后，感到非常惭愧。
以什么为宝，反映了人们不同的志趣和政治见地。齐威王以人才为宝的见解，显然比魏惠王高明得多。齐威王的四个大臣能照耀千里，岂是照亮前后各十二辆车的夜明珠可以比拟的。人才是创业之本，也是守业之本，所以人才是宝中之宝。但是，要把创业之本变为现实，把宝中之宝变为改造世界的动力，还在于用人得当和人才本身的主观努力。
在《孟子·梁惠王下》中记载了齐宣王六年至七年间（前；1；——前；12)，孟子与齐宣王关于怎样用人的一段对话。现摘录如下：
孟子见齐宣王，曰：“为巨室，则必使工程求大木。
工师得大木，则王喜，以为能胜其任也。匠人斫而小之，则王怒，以为不胜其任矣。夫人幼而学之，壮而欲行之，王曰：‘姑舍汝所学而从我’，则何如？今有璞玉于此，虽万镒，必使玉人雕琢之。至于治国家，则曰：
‘姑舍汝所学而从我’则何以异于教玉人雕琢玉我？”
这段对话的意思就是说，孟子谒见齐宣王时对他说：“您要建造一所宏大的宫室，就一定会派工匠去寻找巨木。工匠找来了巨木，您见了就很高兴，认为他能够胜任其职。如果工匠把木料砍小了，您见了就会生气，认为他不称职。人们从小研习一门技艺，长大后便想将它加以应用。可是大王却对他说：‘扔开你所学的那一套，照我的话去办吧！’这怎么行呢？假定您有一块未经雕琢的玉石，虽然价值连城，也必定会请玉匠来雕琢它。可是一谈到治理国家，您却对臣子们说：‘扔开你所学的那一套，照我的话去办吧！’这跟您教玉匠怎么雕琢玉石有什么两样呢？”
通过孟子和齐宣王的这段对话，我们可以看出，孟子主张一定要把国家交给具有真才实学且德才兼备的人去治理，君主不应随便对其文武百官指手划脚，不要过多地干涉他们的行动，要尊重他们的政治经验，要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放手让他们大胆地、创造性地去工作，使他们能够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并在治理国家的实践中实现他们的政治抱负和主张。只有如此，人才才能广泛地涌现出来，才能乐于贡献出自己的全部智慧和才能，才能在事业中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
据《三国志·魏书·王卫二刘傅传》记载，三国时，一个叫王粲（177——217，字仲宣，山阳高平县人）的人，非常具有才华。汉献帝被董卓挟持西迁时，王粲来到了长安，左中郎将蔡邑（132一192，字伯喈，陈留圉人）见到他，便认为他是一个奇才。当时蔡邕的文才巳经非常出名，又受到朝廷的重视，经常车马盈门，高朋满座。一天，蔡邕正在家中宴客，家人来报王粲在门外求见，蔡邕慌忙起身拖着鞋子就出来迎接。蔡邕亲迎王粲进入客厅，客人们以为是贵客临门，大家不约而同地举目看他，却是一个年少体弱、容貌不扬的年轻人。
满座客人都感到惊诧。蔡邕立即向大家介绍说：“这就是三代显官的王公家的孙子，名叫王粲，很有天才，我不如他。”并说我准备把我家的书籍文章全部送给他。”由于蔡邕的介绍，王粲的才名被大家广为传扬。十七岁时，司徒征召他去做官，皇帝任命他为黄门侍郎，由于当时西京混乱，王粲没有就职。于是他便到荆州刘表那里寄身。刘表见王粲貌丑体弱，不拘小节，没有重用他。刘表死后，王粲劝刘表的儿子刘琮归附曹操。曹操委任王粲为丞相府的属官，并赐给关内侯的爵位。曹操摆酒汉滨以示庆贺，席上王粲举杯祝贺说：“方今袁绍起河北，仗大众，志兼天下，然好贤而不能用，故士去之。刘表雍容荆楚，坐观时变，自以为西伯可窥。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表不知所任，故国危而无辅。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车即缮其甲卒，收其豪杰而用之，以横行天下；及平江、汉，引其贤俊而置之列位，使海内回心，望风而愿治，文武并用，英雄毕力，引三王之举也。”就是说，目前的形势是：袁绍起兵于黄河以北，倚仗兵多将广，妄图兼并天下，然而他对贤能之士不能使用，故人才外流。刘表拥有荆楚广大地区，坐以待变，自认为可仿效周文王从西方兴起成就统治天下的事业。而避乱荆州的人，都是天下的俊杰；刘表不知任用他们，所以国家无辅，日趋没落。而你聪明的曹公，在克定冀州之日，刚下车就整顿军队，收罗任用人才来平定天下。在平定江汉一带之后，便举荐、提拔了许多贤能之士，并把他们放在非常显要的位置上，因而天下的人都拥护你，响应你，文臣武将你都能重用，他们都愿为你尽力。你的这些做法，是古代贤君的行为。”王粲的中肯分析，受到了曹操的赞赏，于是便提升他为军谋祭酒。魏国建立后，官拜侍中，他知识广博，有问必答。
“袁绍兵多将广，志兼天下，但好贤不能用，故奇士去之。”刘表拥有荆楚广大地区，“坐观时变，自以为西伯可窥，”然而对在荆楚避乱的天下豪杰不知任用，所以还是无路可走，终至衰亡。而曹操深知人才的重要，能广收天下豪杰而用之，引贤俊而置之列位，所以他能兴旺发达，终成大业。王粲通过上述分析，充分说明了人才与事业的关系。无数历史实践证明，要使国家兴旺发达，必须充分重视人才，挖掘人才，使用人才。今天，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应做到这一点三国时期着名的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181一234)曾经在《诸葛亮集·文集·举措篇》中说道：“治国之道，务在举贤。”还说：“国之有辅，如屋之有柱，柱不可细，辅不可弱，柱细则害，辅弱则倾。”在这里，诸葛亮言简意赅地阐明了人才和治国的关系问题，提出了人才是治国的根本，治国需要人才，就像房屋需要柱子一样，人才短缺了，国家也就难以维持。那么，什么样的人是人才呢？为此，诸葛亮给人才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直士”。就是说，人才不仅要具有比较高深的学识专长，还要具有不求名、不避罪、讲忠贞、讲诚挚的高贵品德。建兴五年（227)，诸葛亮在率军北伐中原之前，他曾上书《出师表》给后主刘禅，希望后主能够重用郭攸之、费讳、董允、向宠、陈震、张裔、蒋琬等人，并说他们都是“贞良死节之臣”，要后主“亲之信之”。他还针对后主的弱点，语重心长地建议后主要记取历史的教训，懂得“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的道理。从这里可以看出诸葛亮对于人才是何等的重视。由于这个奏疏充满了诸葛亮对于蜀汉的一片忠诚，语言恳切周详，所以，为历代人们所推崇。
诸葛亮深深懂得，要想得到真正的人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作为一国之君，必须深人民间，深查细访，寻找“隐处”的士，就像商汤王得到出身低下的泥瓦匠傅说、周文王得到老渔翁姜子牙那样，敢于不拘一格地擢拔他们，使用他们，信任他们，使其为国出力。为此，他提出选拔人才时要做到“悬赏以待功，设位以待士，不旷庶官，辟四门以兴治务、玄以聘幽隐。”但是，由于人的天赋、素质和才力的不同，所以，有的人善于宏观控制，有的人长于微观管理；有的人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有的人冲锋陷阵，擒敌首于须臾之间。这就是汉人王允所说的“人才高下，不能均同”的客观现实。诸葛亮正是基于充分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他才十分强调要善于妥善安排不同人才。他说：“洁不必江河，要之却垢；马不必骐骥，要之疾足；贤不必圣人，要之智通。”为此，他按人才的高低分成六个等级，即十夫之将、百夫之将、千夫之将、万夫之将、十万夫之将和天下之将。按照他的要求，作为一个高级将帅，绝对不能只是鲁莽之夫，也不能只有军事知识和作战经验，而应该是个善于指挥千军万马的全才，具备有“严赏罚之科，总文武之道，操刚柔之术”等方面的智能。他还指出：“仁爱洽于天下，信义服于邻国，上知天文，下识地理，四海之内，视如室家，此天下之将。”另外，诸葛亮还认为，人的才能并不完全凭借天赋，除去天赋之外，还要参加实践，在实际中进行锻炼。一个人单有书本知识是不行的。诸葛亮本人就是很好的例证。如果他一直隐处山林，不事征战，不务实践，充其量也只徒有“卧龙”的雅号而巳。这样，诸葛亮的理想火花只能在叹息中熄灭，他的鸿鹄之志，也将只能在哀怨中沉沦。
经过长期的实践过程，诸葛亮结合古人选拔人才的经验，总结了识别人才的七种方法，即“七观选人法他说：“知人之道有七焉：一曰间之以非而观其志；二曰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三日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四曰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六曰临之以利而观其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观其信。”
意思就是考察一个人在大是大非面前看他的志向；在山穷水尽时看他的变通；在各种办法面前看他的决择；在祸难临头时看他的勇气；在喝醉酒时看他的本性，在金钱物质引诱下看他的清廉；在分派任务后看他的信用。从而考察识别一个人的德才情况和综合素质，做到因材适用。
另外，特别令人引起注意的是，诸葛亮为了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还创设了一个叫“参署”的机构。他曾经解释说：“夫参署者，集众思广忠益也。”又说，有了这个机构，“则亮可以少过矣。”据此可以看出，“参署”就是相当于现在的参谋机关，他的意思就是通过“参署”，可以把各方面的意见反映上来，然后斟酌增损，集思广益。去粗取精，从而制定出比较正确的方针政策，为安邦治国服务。在《诸葛亮集·文集·视听》中，诸葛亮还强调指出为政之道，务于多闻，是以听察采纳众下之言，谋及士庶，则万物当其目，众音佐其耳。”所以，在那个时候，诸葛亮创设“参署”的目的和意图，实在是难能可贵的。诸葛亮的人才观是比较客观和全面的。因此，蜀汉政权下的志士仁人，都纷纷云集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非常有力的领导集团。
刘劭，字孔才，三国时广平邯郸（今属河北）人，大约生于汉灵帝初（168一172)，卒于曹魏正始年间(240一249)，曾任散骑常侍、陈留太守等职，赐爵关内侯，是三国时期杰出的人才学家。在刘劭的一生中，有过许多着作，其中他的《人物志》一书，被称为我国最早的一部人才学着作。
在《人物志》这部着作中，刘劭深刻地阐述了他的用人思想和人才分类管理的理论。他根据人的“才”、“性”的不同，通过对人的神、精、筋、骨、气、色、仪、容、言等“九征”的分析，把人才分为三类十二种。所谓三类就是品德高洁的“兼德”之人，德才兼备的“兼材”之人，才高德少的“偏材”之人。所谓十二种人，就是指的“清节家、法家、术家、国体、器能、臧否、伎俩、智慧、文章、儒学、口辩、雄杰”。人的情性和质素是存在差别的，所以，刘劭提出，要根据不同的流品委任不同的职务，也就是说要做到因材使用。如法家之材可任为司寇，伎俩之材可任为司空，文章之材可修国史，臧否之材可任为参谋。另外，刘劭对于“英雄”二字结合人才使用做了解释，他指出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假如一个人足智多谋而短于胆略，只能称之为“英”，反之，有勇无谋只能称之为“雄”，因此，“英可以为相，雄可以为将”。为此，他反复强调说夫人材不同，能各有异，故量能授官不可不审也。”
刘劭在确定人才的分类后，对于如何鉴别人才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就是“八观”、“五视”的方式方法。
“八观”的内容是一曰观其夺救以明间杂，二曰观其感变以审常度，三曰观其志质以知其名，四曰观其所由以辩依似，五曰观其爱敬以知通塞，六曰观其情机以辩恕惑，七曰观其所短以知所长，八曰观其聪明以知所达。”“五视”的内容是：“居，视其所安；达，视其所举；富，视其所与；穷，视其所为；贫，视其所取。”
刘劭提出的鉴别人才的“八观”、“五视”之法，是对前人观察和检验人才方式方法的总结，是对姜子牙、庄子、诸葛亮等选拔使用人才思想的发展，比其更加全面和系统。根据他的理论，就是说，要认识一个人，必须对其人的品德、气质、情感、志趣、见识、能力，乃至于行卧起居、言谈举止诸多因素进行综合分析，才能比较全面地判断他究竟属于哪种人。在《人物志》中，刘劭还突出强调指出，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特别是执政者的好恶和感情用事，识别人才时常常容易出现偏差和谬误。这些偏差和谬误主要表现在以下七个方面：
一曰察誉有偏颇之缪（谬）；二曰接物有爱恶之感；三曰度心有小大之误；四曰品质有早晚之疑；五曰变类有同体之嫌；六曰论材有申压之诡；七曰观奇有二尤之失。
为此，刘劭希望执政者在察选人才时，应该秉公立正，豁达大度，不要存有私心，不要带有偏见。只有如此，才能比较恰当地选择出合格的人材。刘劭的《人物志》一书，是在人有关基础上的集大成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的有关看法或许还值得商榷，如汉朝王允曾说：“人命禀于天，骨法之谓也。……非徒富贵贫贱有骨体也，而操行清浊亦有法理；贵贱贫富，命也；操行清浊，性也。非徒命有骨法，性亦有骨法。”又如王符曾说人身体形貌，皆有象类。骨法鱼肉，各有部分，以着性命之期，显贵贱之表。”刘劭继承了这种“骨相”之说，认为人“禀阴阳以立性，体五形而着形”，因而可以通过人的外貌而案其内在的精神。这种说法显然是很不正确、很不科学的，但却是传统文化遗产的一部分，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索和研究。但是，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刘劭所提出来的察选人才的原因和方法，以及执政者在察选人时应持的立场和态度，仍然具有现实的意义。
刘实（220一310)，字子真，西晋时平原高唐（治所今山东平原县西南）人。他曾经历武帝、惠帝、怀帝三朝，官至太尉，位列三司。当时，朝纲不振，廉逊道阙，官吏昏庸，社会混乱。因此，刘实目睹此状，便写了《崇让论》一文，提出了让贤推能以整顿朝政和矫正时俗的理论和主张。
刘实认为，让贤推能乃是淳古之风，是关系国家兴亡成败的一件大事。他曾经说古之圣王之天下，所以贵让者，欲以出贤才，息争竞也。”推让之道行，贤能者曰被荐举，不肖者自当见绌，选拔人才工作就会公正合理，众官造退之日亦将后继有人。反之，如果时不贵让，世多进趣，“则贤才不进，贵臣日疏”，“能否混杂，优劣不分”。因此，一旦官职有缺，必然是请托交行成风。那些典掌选举的州郡大小中正便以钱多为贤，以势大为上，只凭家世和资历去擢拔选用，从而难谋其政，“不胜其任之病发矣”。为此，刘实慨叹道：“观在官之人，政绩无闻，自非势家之子，率多因资次而进也。”如此下去，将会给国家带来极大的祸患，不能不令人担忧。
为了进一步说明推能让贤之风的重要意义，刘实通过南郭先生吹竽的故事，嘲笑和抨击了虚食官俸而溜之乎也的伎俩后，他大声疾呼推贤之风不立，滥举之法不改，则南郭先生之徒盈于朝矣！才高守道之土日退，驰走有势之门日多矣。虽国有典刑，弗能禁矣。”
刘实认为，任何时代都有众多贤才，关键在于能否去发现识别他们，并能积极实行推能让贤制度，使能者上，庸者下。他分析当时官场现状，严肃地指出在职官吏中，存在着一种“虽自辞不能，终莫肯让有胜己者”的歪风。更有甚者，还有的人一旦看到别人的才能超过自己时，他便马上进行毁谤中伤，散布种种“浮声虚论”，甚至不惜制造种种事端，使有才能的人永远没有出头之日，而被扼杀。因此，刘实一针见血地指出，凡是不能让贤推能的人，虽然官居高位，多食俸禄，“而望其有益国朝，不亦难乎！”
在实际生活当，刘实也确实看到了实行推让贤能之风的难度，但是他相信也是可以做到的。因此，他在《崇让论》中指出：第一，在职官吏中，虽然其间杂有凡猥之才，但贤明的人终穷是大多数。他们不是对让贤推能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只是因为时不贵让，没有习以成风的缘故。第二，要恢复过去“进贤能以谢国恩”的做法。凡是担任官职的人，在上“谢章”是，首先要推举贤才，以表示自己对职守的忠贞。这样，“贤智显出，能否之美历历相次”。事业必然后继；有人。第三，要废除只凭门第阀阅和论资排辈的选士标准。凡是官职有缺时，上至三司四证，下至州官郡守，都可以按被推举最多的人去补上的办法。例如，“三司有缺，择三司所让最多者而用之”；“郡守缺，择众郡所让最多者而用之刘实所处的时代，是崇尚虚无、奢侈相高的时代。执政者多不关怀事务，终日纵酒谈玄，坐而论道，手执尘尾，行步顾影。如丞相何曾“食日万钱，犹云无下箸处”。其子何劭，官至侍中尚书，也是“食必尽四方珍异，一日之供以钱二万为限”。再如太仆石崇，与武帝之舅王恺斗富，以腊当柴烧，用椒泥涂墙壁，连厕所里也挂着绛纹帐，还有两个婢女手持香囊侍候。其他文武百官奢侈之风无法形容。而位列三司的刘实，却能一反时俗，过着贫士般的俭朴生活。‘据《晋书》本传载，他“虽处荣宠，居无第宅，所得俸禄，赡恤亲故”。他上疏告退以后，直到91岁，仍然关心国家大事，充当朝廷顾问。所以，左丞相刘坦曾上书怀帝，称赞他“体清素之操，执不谕之洁，悬车告老，二十余年，皓然之志，老而弥笃，可谓国之硕老，邦之宗模。”
刘实作《崇让论》，当然是要维护和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做到“君子尚能让其下，小人力农以事其上”。但其文言简意赅，切中时弊。《崇让论》一文洋溢着刘实关心国家大事，敢于揭露当时官场弊端，并提出了解决这些积弊的措施。这在1600多年前的西晋时期，可谓奇峰突起，难能可贵，不乏后人学习的楷模。
《刘子》一书，是我国古代一部系统的人才管理学专着，此书系何人所作，迄今尚未定论。有的传为北齐的刘昼所作，有的传为萧梁时的刘勰所作。全书有55篇，而人才管理方面的内容就占了四分之一，计有《荐贤》、《适才》、《祟学》等15篇，堪称为我国古代人才管理学的精选，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研究。
《刘子》一书中强调，人才在治国安邦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书中强调指出：“国之需贤，譬车之恃轮，犹舟之倚楫也。车摧轮则无以行，舟无楫则无以济，国之乏贤则无以理。”此书作者先是历数前朝各代的贤才，充分肯定他们在安定社稷和国计民生方面的业绩，然后总结性地指出立政政治，折冲厌难者，举贤之效也。”
当时，在选择人才方面存在着许多流弊，障碍着无数贤才志士的脱颖而出。为了改变这种弊端，作者强调必须建立人才诠选的赏罚制度。其基本原则是：“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对于那些专搞“吹毛觅瑕，挥空成有，称白为黑”的妒贤嫉能者，作者不留情面地给予严加痛斥，揭露他们之所以过分地苛刻人才，“宣恶出于情妒”，是由于嫉妒和隐私在作怪。作者还举出伊尹、傅说、百里奚、段干木、管仲、吴起、樊哙、周勃、陈平等人为例，这些人虽然出身非常贫贱和生活小节上有些缺点，但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材。为此，作者认为，选用人才应从大处着眼，不能“以其小过弃彼良才”，应持“小恶不足伤其大美”的积极态度。这样人才才能层出不穷。
从人才管理的角度出发，作者在书中还提出了“适才”和“均任”的指导思想。所谓“适才”，就是说人才有高下之分和大小之别，且各有不同的特点和特长。所谓“均任”，就是指的要做到“量才而授任，量任而授爵”。也就是说的量才使用的原则。作者认为，治国安邦是一项庞大的建设工程，因此，要求执政者要对人力物力进行合理的分配，形成一个合理的、有机的、科学的管理体系，做到物尽其用，人尽其才，“各尽其分而立功”，从而达到“事寡而功众”的目的。
另外，《刘子》一书的作者还认识到，人才管理不单纯只是选拔和使用的问题，而应从百年大计出发，重视和加强人才的培养与教育工作，为将来从政打下坚实的基础。作者认为首都玄化为本，儒者德教为先”，“道以无为化世，儒以六艺济俗”。也就是说，要在思想教育和业务知识两个方面下功夫，熔道家的养性和儒家的智育为一体，把儒家的“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学到手。对于那些从事政治的人来说，除加强品德修养和明确“因学而鉴道”的要旨以外，还要通过工作实践使所学的知识得到深化和运用。作者在书中强调说不登峻岭，不知天之高；不瞰深谷，不知地之厚；不游六艺，不知智之源。”
在《刘子》一书中，作者除强调治国安邦不能离开少数贤哲以外，还把眼光放在人才结构方面。也就是说，要治理好一个国家，还需要依靠许许多多的具有不同知识技能的人才。在人才选拔过程中，既不能求全责备，也不应该受家世和出身的限制。在委任职责时，必须注意“适才”和“均任”，充分发挥和调动他们的长处和积极性。这些人才思想。不仅只是突破了南北朝时期“九品官人法”重视门第阀阅的藩蓠，就是对今天的人才管理工作仍有重要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西魏时期有位政治家叫苏绰（498一456)，字令绰，京兆武功（今属陕西）人，官至大行台度支尚书兼司农卿，深得宇文泰的信任。他所写定奏行的《六条诏书》，可以称为当时强国富民的政治纲领。其中《擢贤良条》
对于人才问题曾有精辟的论述，主要有以下观点：
第一，苏绰开宗明义地指出，“得贤则安，失贤则乱”，这是百王不能改变的自然之理，是安邦治国的最重要的原则。这样，他把人才问题的重要性提到了哲理的高度，看成是一条普遍而永恒的规律。
第二，苏绰针对当时选人用人偏重门第和论资排辈的陋习进行了有力的谴责，提出“今之选举者，当不限资聘，唯在得人。苟得其人，可自起厮养而为卿相”。
他举例说道，奴隶出身的伊尹，辅佐商汤攻灭了夏桀；泥瓦匠出身的傅说，协助商王武丁，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反之，即使是身为帝王之胤的丹朱、商均，由于才能平庸，素质低劣，而尧帝和舜帝也不把帝位传让给他们，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
第三，人才的标准是有德有才，德才兼备。苏绰强调指出刀笔者，乃身外之末材。……若刀笔之中而得志行，是则金相玉质，内外俱美，实为人宝也；若刀笔之中而得浇伪，是则饰画朽木，悦目一时，不可以弃榱椽之用也。”很清楚，苏绰认为，如果一个人只有德而无才，那么就像土牛木马，不可以涉道致远；如果一个人只有才而无德，也只能当一个刀笔之吏，而绝对不能让其充当国家的栋梁。
第四，人才要在实践中培养锻炼。苏绰指出：“夫良玉未剖，与瓦石相类；名骥末驰，与驽马相杂。”只有“剖而莹之，驰而试之”，然后才能知道是宝玉和千里马。他举例论证说姜太公是钓鱼的老翁，百里奚是喂牛的，如果没有机遇，不任之以事业，不责之以成务，使其没有施展本领的机会，没有参加社会实践的舞台，那么，即使再过一千年，也不会出现赫赫有名的姜太公和百里奚之类的人物。”根据这一例证，他提醒执政者说得贤而任之，得士而使之，则天下之理，何向而不可成也。”
第五，驳斥了无贤可举的谬论。苏绰首先引用孔子的话说：“十室之邑，必须忠信如丘者焉。”接着，他严厉驳斥无贤可举论者说：“岂有万家之都，而云无士？但求之不勤，择之不审，或授之不得其所，任之不尽其材，故云无耳。”又说但能勤而审之，去虚取实，各得州郡之最而用之，则人无多少，皆足化矣。孰云无贤。”
第六，苏绰极力主张裁减官吏以改变人浮于事的流弊。他向执政者提出警告说官省，则善人易充，善人易充，则事无不理；官烦，则必杂不善之人，杂不善之人，则政必有得失。”意思就是说，只有精简机构和裁汰不合格的官员，把有才华的人充实到各级政权中去，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才能提高工作效率。否则，就会出现互相扯皮，你推我卸，什么事情也干不好的被动局面。
从上面可以看出，苏绰的人才观是比较系统、比较完整、比较科学的，也是富有真知灼见的。他认为，要想国泰民安，人君必须要重视人才，合理使用人才。举凡公侯将相、州官郡守，乃至党长和里正等地方小官，都应该择贤而用之。他的“得贤则安，失贤则乱”的至理名言，是今天从政者必须牢牢记取的一条理。
在《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四中，记载了唐太宗不重钱财而重人才的史实。记载说：
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上言：“富、饶二州银大发采之，岁可得数百万缗。”上曰朕贵为天子，所乏者非财也，但恨无嘉言可以利民耳。与其多得数百万缗，何如得一贤才！卿为尝进一贤、退一不肖，而专言税银之利。”
是日，黜万纪，使还家。
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上书言事，向唐太宗李世民奏道：“在宣州和饶州这两个地方，银矿十分丰富，如果派人大力开采，每年可以取得价值几百万钱的银：子。”唐太宗听了权万纪的上书，非常不高兴，并对他说；“我作为一国之君，所缺乏的并不是钱财，缺的只是利国利民的嘉言良策。与其多得几百万钱财，还不如得到一位贤才！”并且非常严肃地批评权万纪说：“你从来没有为我推荐一个贤才，也没有为我斥退一个庸才，而整天只知道谈论税银之利。”因此于当天就罢免了权万纪的官职，让他回家为民。
唐太宗经邦治国不重视钱财而重视贤才，不能不说是一代明君之举。治理国家，巩固政权要靠强大的物质基础，要靠经济实力。但是物质基础、经济实力要靠人去掌握它、管理它、使用它。因此，只要有了成千上万个经邦治国的贤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就会兴旺发达，政权就会巩固，国家就会富强。这是一个真理。
《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八中记载了李绛与唐宪宗论不可避嫌而弃才的一段对话，摘录如下：
春，正月，辛未，以京兆尹元义方为坊观察使。初，义方媚事吐突承璀，李吉甫欲自托于承璀，擢义方为京兆尹。李绛恶义方为人，故出之。义方入谢，因言“李绛私其同年许季同，除京兆少尹，出臣鹿坊，专作威福，欺罔聪明。”上曰：“朕谙李绛不知是。明日，将问之。”义方惶愧而出。明日，上以诘绛日人于同年固有情乎？”对曰同年，乃九州四海之人偶同科第，或登科然后相识，情于何有！且陛下不以臣愚，各位宰相，宰相职在量才授权，若其人果才，虽在兄弟子侄子之中犹将用之，况同年乎！避嫌而弃才，是乃便身，非徇公也。”
上曰：“善。朕知卿必不尔。”遂趣义方之官。
上述这段话是元和七年（812)正月十一日，唐宪宗与元义方、李绛的对话。这时，李绛已升任宰相（中书信郎、同平章事）。这段对话的意思就是说，这年春季的正月十一日，任命京兆尹元义方为坊观察使。当初，元义方巴结吐突承璀，李吉甫也想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承璀身上，便提升元义方为京兆尹。李绎讨厌元义方的为人，所以把他调出朝廷。元义方人宫向唐宪宗表示感谢，并乘机说：“李绛偏袓他的同年许季同，任命许季同为京兆尹，却把臣调到坊，专门作威作福，欺骗蒙蔽陛下。”唐宪宗听后说：“朕熟识李绛，他不会像你听说的那样。明天，联要问问他。”元义方听了感到非常惊慌和惭愧，便退了出来。第二天，唐宪宗责问李绛说人们对于自己的同年必然有私情吗？”李绛回答说：“所谓同年，就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偶然在科举考试中考上同一科，其中有些人还是考上以后才相互认识的，这里有什么私情！而且陛下不以臣愚笨，让臣担任宰相，宰相的职责在于估量人们的才能并授给他们相应的官职，如果有人真有才能，即使他是自己的兄弟子侄，也要任用他，何况是同年呢！因为避开嫌疑而抛弃人才，这是方便自己，而不是舍身为公。”唐宪宗说：“说得好，朕知道你肯定不会这样做。”于是便催促元义到坊去上任。李绛认为，宰相的职责在于“量才授任”，谁有才能就任用谁，即使是兄弟、子侄、同年，只要具有真才实学就要任用，不要怕别人说徇私。如果“避嫌而弃才”，就会给民族、给国家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和灾难。
《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九中记载：
上尝于延英谓宰相曰卿辈当为朕惜官，勿用之私亲故。”李吉甫、权德舆皆谢不敢。李绛曰；“崔祜甫有言：‘非亲非故，不谙其才。谙者尚不与官，不谙者何敢复与！但问其才器与官相称否耳。若避亲故之嫌，使圣朝亏多士之美，此乃偷安之臣，非至公之道也。苟所用非其人，则朝廷自有典刑，谁敢逃这！”上曰：“诚如卿言。”
上面是光和七年（812)，唐宪宗与宰相们的一段话。这段对话的意思是，唐宪宗曾经在延英殿对宰相们说：“你们应当为朕珍惜职位，不要利用职位来偏爱自己的亲朋故朕。”李吉甫、权德舆（字载之，天水略阳人，时为礼部尚书，同平章事）都说不敢这样做，李绛说崔祜甫（字贻孙，京兆长安人，唐德宗时，曾任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说过广既不是亲戚，又不是故旧，不可能了解他的才能。’对自己熟识的人还不授给官职，对自己不熟识的人怎么敢授给官职！只不过是看一个人的才能器识和他的官职是不是相称罢了。如果为了避免亲朋故旧的嫌疑，使朝廷失去了人才济济的美好局面，这就是苟且偷安的臣子，而不是坚持大公无私的做法。如果任用的人不合适，朝廷自然会有刑法处理，谁敢逃避呢！”唐宪宗说的确如你所说的。”
光和七年（812)的正月十一日，唐宪宗和李绛等人对话时，李绛就曾经提出，用人要看才能，不可“避嫌而弃才”的观点，在这里，李绛进一步发挥了这种思想，也为后人选才提供了借鉴的依据。
在《新唐书·陈子昂传》中，记载了陈子昂任人唯贤的用人思想。陈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四川射洪县）人，生于656年，卒于695年。因为他家庭比较富足，所以他年至18岁时，仍然不知道读书。然而他为人豪爽，打猎、下棋，样样精通。后来进乡村私塾上学，为自己的不学无术深感悔恨。当即下定决心痛改前非，发愤读书。唐睿宗文明元年（684)，陈子昂考取进士。期间，他曾经上书就如何识别人才问题发表了如下议论：
官人惟贤，政所以治也。然君子小人各尚其类。若陛下好贤而不任，任而不能信，信而不能终，终而不赏，虽有贤人，终不肯至，又不肯劝。反是，则天下之贤集矣。议者乃云“贤不可知，人不易识”。臣以为固易知，固易识。夫尚德行者无凶险，务公正者无邪朋，廉者憎贪，信者疾伪，智不为愚者谋，勇不为怯者死，犹鸾隼不接翼，薰莸不共气，其理自然。何者？以德并凶，势不相入；以正攻佞，势不相利；以廉劝贪，势不相售；以信质伪，势不相知。智者尚谍，愚者所不听；勇者徇死，怯者所不从。此趣向之反也。贤人未尝不思效用，顾无其类则难进，是以湮汩于时。诚能信任俊良，知左右有灼然贤行者，赐于尊爵厚禄，使以类相举，则天下之理得矣。
陈子昂在上书中，特别强调了选拔官吏一定要任人唯贤的问题。他指出：选拔官吏一定要任人唯贤，国家才能治理好。如果陛下爱好人才而不任用，任用了而不能信任，相信了又不能有始有终，又不加以奖赏，那么，虽然有人才，他也不愿意来为陛下效力。反之，天下的人才都会聚集在陛下身边。
陈子昂特别强调指出，人才是一定能够识别的，人也是可以了解的。因为品德高尚的人不会去行凶冒险，公正无私的人不会有狐朋狗友，廉洁的人憎恶贪婪，诚实的人痛恨虚伪，聪明的人不为愚蠢的人出谋划策，勇敢的人不为胆小鬼去死，就好比凤凰和老鹰不会比翼双飞，香草和臭草不会是一种气味一样，这是一个很自然的道理。因为善与恶，正义与奸邪，廉洁与贪婪，诚实与虚伪，这些都是水火不相容的。聪明人多谋善断，愚蠢的人不会采纳，勇敢的人为正义去献身，胆小鬼不会跟着去。这是因为志趣相反。人才都希望能够为报效国家出力，但没有贤人引荐则难以被任用，只能埋没于时。假如皇帝能够信任人才，对身边德才兼备的人给以重用，并给以优厚的待遇，再让人才推荐人才，治理好天下就是完全可能的了。
我国是一个大国，现在约有12亿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这是一个蕴藏着无数人才的巨大的人才宝库。然而能否正确地识别人才，选择人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识才者本人是否具有识才的才能，思想路线是否端正，是否具有爱才、惜才、容才、用才的博大胸怀。有了这样的领导者们，识才并不难，一大批氧有才华的人才一定会涌现出来，为建设有中国特色旳社会主义贡献力量。古人说得好，“固易知，固易识”，其因就在这里。
《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十四中记载了显德六年〔959)六月，后周世宗和大臣们的一段对话。摘录如下：
上欲相枢密使魏仁浦，议者以仁浦不由科第，不可为相。上曰自古用文武才略者为辅佐，岂尽由科第邪！”己丑，加王溥门下侍郎，与范质皆参知枢密事。以仁浦为中书待郎、同平章事，枢密使如故。仁浦虽处权要而能谦谨，上性严急，近职有忤旨者，仁浦多引罪归己以救之，所全话什七八，故虽起刀笔吏，致位宰相，时人不以为忝。
上述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后周世宗想要任命枢密使魏仁浦（字道济，卫州汲县人，幼孤贫，1；岁即只身至洛阳谋生。后晋末，在枢密院任文书小吏。后汉时，在郭威手下任职。郭威即帝位，任后周枢密副承旨等职。世宗时，官至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为宰相，参加议论的人都认为魏仁浦不是科举出身，不可以当宰相。
周世宗说自古以来都是任用有文武才略的人为宰相，哪里都是经过科举及第的呢！”十五日，加封王溥为门下侍朗，和范质一起参与掌握抠密事务。任命魏仁浦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原来的枢密使官职不变。魏仁浦虽然处在非常重要的地位，但能谦虚谨慎。世宗性情严厉急躁，身边的官员有违犯意旨的，魏仁浦总是把罪责归到自己的头上来挽救他们，使面临死亡的人十之七、八都能保全性命。因此，他虽然出身于办理文书的小吏，即达到了宰相的职位，当时的人并不以为他不称职。
这段对话集中体现了后周世宗的用人思想。史书上说：柴荣（即周世宗）“好拔奇取俊，有自布衣上书，下位言事者，多不次进用”。只要有才能，不管名位资历，世宗都设法搜罗来，委予官员，加以录用。魏仁浦出身贫苦，当然没有条件参加科举考试。但是，他从十几岁起就到官府当差，在实践中逐渐增长了知识和才干，提高了办事能力，终于成为一名德才兼优的髙级官员。
周世宗不因为他是小吏出身，没有科举及第，而不顾一些人的非议，大胆地提拔他为宰相，是值得称道的。
中国历史上，被称为“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768一824)，字退之，是唐代邓州南阳（今河南南阳市）人。自谓祖籍昌黎，又称韩昌黎。进士出身，官运多乖，后累任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等。他一生着作宏丰，其主要代表作有《韩昌黎先生集》，计有正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遗文一卷。他主要在文学、哲学方向颇有建树。但是，在人才培养和管理方面，也留下了非常有价值的名言和见解。
第一，韩愈提出了“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的观点。韩愈是个孤儿，他在三岁时就失去了父母，依靠兄嫂抚养长大成人。他少年时读书非常刻苦勤奋，睡觉把书当成枕头，吃饭没有菜，就把看书当菜下饭。韩愈从七岁开始倍加刻苦用功，经过十多年的刻苦努力，读遍了尧舜以来的各种书籍。并立志要像古代圣贤皋陶和后稷那样做一番大事业，在作文写诗方面，要超过曹植和谢灵运。他在为官以后，仕途坎坷，尽管多不称心如意，屡遭贬谪，但仍然“酷好学问文章，未尝一日暂废”。他“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元和七年（812)，当他担任国子博士(相当于大学教授）时，他教育太学生们说：“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意思就是说，学问专精在于勤奋，荒疏在于游戏，品德行为高尚在于深思，劣迹在于因循懈怠。因此，他要求学生们要勤奋读书，掌握本领，以便使自己能够在将来成为国家所需要的栋梁之才。
第二，关于“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观点。在《师说》一文中，韩愈一方面强调从师学习的重要性，指出：“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另一方面，他又通过转引孔子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的话后，强调指出：“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学业有专攻，如是而已。”借以鼓励学生们以能者为师，互相学习，对于年龄大小和出世先后，不必去做计较，对于尊卑贵贱，门第高低，也不必去计较。只要把学问学到手，才能为日后干一番事业奠定良好的基础。
第三，关于“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的观点。韩愈在《杂说》一文中，对人才管理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把贤能之人比作千里马，把好的管理者比喻为善于相马的伯乐。并且指出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在这里，韩愈既强调了杰出人才，同时又指出只有杰出人才不行，还必须要有善于发现和识别人才的管理者，如果没有独具慧眼的人去发现人才，识别人才，那么人才就会被埋没，被浪费，就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那么，人才也就失去其特有的作用和价值。为此，韩愈建议执政者应给人才提供发挥才能的条件和基础，提高他们的待遇，为他们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他说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针对当时一些统治者面对人才而否认人才的做法，韩愈为之非常痛心。因此，他大声喊道：“呜呼！其真无马也？其真不知马也。”
第四，关于“校短量长，惟器是适”的观点。韩愈认为，不仅要十分重视杰出的人才，同时也要重视和善于使用一般人才。他在《进学解》中写道：“……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校短量长，惟器是适者，宰相之方也。”韩愈举木工为例，使用木材时大木为栋梁，细木则可为椽子、斗拱、梁上短柱、门臼、门上竖短木、门闩和榫子之用。由于用其所长，各得其宜，终于做成了房屋，这是木工的技巧。宰相也是这样，要秉公立正，不计亲疏，善于给各方面的人才提供发挥专长的机遇，他们才能为安邦兴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总之，韩愈在人才培养和管理方面确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为执政者、为后人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借鉴之处。
司马光（1019一1086)，北宋史学家、政治家。字君实，陈州夏县（今属山西水乡人，世称水先生。仁宗宝元时进士，累迁官至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英宗时任龙图阁学士。治平三年（1066)，向朝廷进献所撰《通志》八卷，深得英宗赏识，奉诏设局续修。宋神宗即位后，司马光官至翰林学士，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反对推行新法，乃于熙宁三年（1070)出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次年，退居洛阳，以书局自随，专心修史。元丰七年（1084)书成。神宗认为此书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故赐书名为《资治通鉴》。元丰八年(1085)，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司马光被召人朝主政。次年任尚书左仆射，尽废新法，复旧制。不久便病死，封温国公。
《资治通鉴》是我国古代规模较大的编年体通史名着。它记载了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下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计1；62年的史实。尽管本书多偏重于政治之论，但不乏功力深厚，有诸多可以借鉴之处。在其《卷一》中，对于德才关系的论述，至今仍有指导意义。摘录如下：
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辩，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师也。……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是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复者多矣！……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上面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才与德是根本不相同的，然而社会习俗往往把二者混为一谈，笼统地称之为贤，这就是不能正确识别人才的原因。天资聪慧，头脑清醒，能力很强，性格刚毅，这些叫做才；为人正大，直道而行，信守中庸，仁爱和平，这些叫做德。才是德的辅助，德是才的统帅。……才德兼备叫做“圣人”，才德两无叫做“愚人”。德高而才浅可称为君子，有才而无德只能叫做小人。选拔人才的原则是：如果找不到圣人和君子亲近结交，那么，与其得到一个小人，不如用一个愚人。为什么呢？君子凭借自己的才干去行善，小人就会利用自己的本事来为恶。凭着才干做好事，各种好事都可做到，利用本事去干坏事，各种坏事都干得出来。愚人也想做坏事，但智力不够，力不胜任。譬如吃奶的狗崽要咬人，人可以轻易地制伏它。而小人的智力足以帮助他顺利实现其奸计，勇力足以助长他果断地施展暴力。这好比老虎长了翅膀，其危害是相当严重的。有德之人，人怀敬畏，有才之人，人人喜欢。
喜欢的人就容易去亲近，敬畏的人反而容易疏远。所以考虑人才时就常常为一个人的才能所蒙蔽；而忽略了他德的表现。自古以来，一国的奸臣，一家的孽子，往往都是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身败家破国亡，这样的事例实在太多了！……所以治国治家的人，若能明确区分才、德这两个不同的标准，摆正二者的先后顺序，那就不必担心选拔不到优秀的人才了！
正确处理德才关系，这是选拔使用人才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当前，我们选拔干部，必须坚持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和德才兼备的标准。坚持德才兼备，必须把德放在第一位。正如陈云同志在党的十二大的讲话中所指出的：“德才相比，我们更要注意德，就是说，要确实提拔那些党性强、作风正派，敢于坚持原则的人。”因为，这是关系到我们的事业是否真正后继有人的大问题。
王安石是宋代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字介甫，生于1021年，卒于1086年。从1068年到1076年，先后两次为相，辅佐神宗推行新政，使北宋“积贫”“积弱”的政治经济为之一振，被革命导师列宁誉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王安石之所以能够在比较长的时间里推行变法，并取得较大的成果，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他的人才思想和实践，当是一个重要因素。
王安石非常重视人才。他认为，人才是“国之栋梁”，“得之则安以荣，失之则亡以辱”，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尤其是实行变法革新，就更加需要大量的能够为改革献身的人才。因此，他特别重视人才教育，把学校教育做为培养人才的基础，指出学不可一日而亡于天下”，主张加强对学校的管理，增加办学经费，革新教育制度和教育内容，把学校办成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在对待如何选拔人才问题上，王安石则主张选人“必予乡党序，察举人推其贤能”。就是说要广泛听取众人的意见，从基层和有知识的人当中选拔人才，另外，他十分强调选拔人才必须掌握标准。他所规定的人才标准是“道德于上”；“为国深忧”和“急其民之急”；“通古今，明经术”，“貌、语、行精，作风正派”，“公听并观”，“试之以事”。在人才使用中，王安石主张以德才为用人标准，反对以出身、资历用人。他认为有才不用“犹无有”，因此，发现人才应及时应用。为使“大者小者长者短者强者弱者无不适其任者”，应当铢量其能，不拘文牵俗，不责人以细过而用之。王安石提出要“推己之心而置于其心”，以增强人才的安全感和责任感，激励人才不断进取的自信心；要贵以得士，最大程度地满足各类人才的合理需要。他认为这是充分调动人才积极性，发挥人才聪明才智的重要保证。
王安石强调，要想摆脱国家“积贫积弱”的困境，关键在于当政者能够以史为鉴，坚持举贤任能。他在《临川先生文集·兴贤篇》中写道：
国以任贤使能而兴，弃贤专己而衰。此二者必然之势，古今之道义，流俗所共知耳。所治安之世有之而能兴，昏乱之世虽有之亦不兴？盖用之与不用之谓矣。
有贤而用，国之福也，有之而不用，犹无有也。商之兴也有肿虺、伊尹，其衰也亦有三仁（即微子、箕子和比干等三位贤人）。周之兴也同心者十人（即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毕公、荣公、太颠、闳公、散宜生、南宫适、文母等十位贤人）。其衰也亦有祭公谋父，内史过。两汉之兴也有萧、曹、寇、邓之徒（即萧何、曹参、寇恂、邓禹），其衰也亦有王嘉、傅喜、陈藩、李固之众。魏晋而下，至于李唐，不可遍举，然其间兴衰之世，亦皆同也，与上观之，有贤而用之者，国之视也，有之而不用，犹无有也，可不慎与？
今犹古也，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今之士民亦古之士民。古虽扰攘之际，犹有贤能若是之众，况今太宁，岂曰无之，在君上用之而巳。博询众庶，则才能者进矣；不有忌讳，则谠直之路开矣；不迩小人，则谗谀者自远矣；不拘文牵俗，则守职者辩治矣；不责人以细过，则能吏之志和以尽其效矣。苟行此道，则何虑不跨两汉、轶三代，然后践五帝、三皇之涂哉！
在这篇文章里，王安石以商周和两汉各朝的兴衰为借鉴，反复阐明任贤与弃贤的利弊得失，希望当政者能够认识重贤用人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对待贤才与小人，坚持重贤用才，只有如此，才能走上国家大治的康庄大道。
另外，早在仁宗嘉估三年（1058)，王安石就针对人才的培养和选用方面的流弊，提出了四个“有其道”的理论。即：
一曰教之之道。教之“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的学问，无济于社稷国家大事的学问不教。
二曰养之之道。培养人才要做到“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裁之以法”。即官吏薪俸要优厚，要他们知廉知耻，对贪赃枉法者加以制裁。
三曰取之之道。选拔人才不能“听取于一人之口”，授官后“试之以事”进行考察，考察人才不能单凭考试。
四曰任之之道。用人要依据其专长以便“使之得以其意”，实行“考绩之法”，德厚才高者“以为之长”，德薄才下者“以为之佐属”。
王安石的人才管理和培养的主张，当时并未引起宋仁宗的重视。到宋神宗即位后，王安石升宰相之职，便在变法过程中部分地加以推行。他改组太学、小学等各类学校，取消过去以诗赋取士，改为试经义和策试。同时，还设置了经义局，以新思想训释《书》、《礼》、《诗》等儒家经典，颁于学官。对于被录用为官的士子，提高他们的俸禄待遇，使其安心供职，“足以养廉耻，而离于贪鄙之行”。
王安石把对贤才的任弃问题，看成是国家兴衰的大问题，他的“有贤而用之者，国之福也”这句话，历来受到当政者的重视，值得引为借鉴。
再者，王安石还在他的《才论》一文中，提出了“患才不用”的观点。他在这篇文章中说：
天下之患，不患才之不众，患上之人不欲其众；不患士之不欲为，患上之人不使其为也。夫才之用，国之栋梁也，得之则安以荣，失之则亡以辱噫！今天下盖尝患无才可用者。吾闻之，六国合纵而辩说之才出，刘、项并世而筹画战斗之徒，唐太宗欲治而谟谏诤之佐来。此数辈者，方此数君未出之时，盖未尝有也；人君苟欲之，斯至矣。今亦患上之不求之、不用之耳。天下之广，人物之众，而曰果无才者，吾不信也。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国家的忧虑，不是怕人才不多，而是怕上层人物不希望人才多；不是怕有才能的人不愿为国家效力，而是怕上层人物不让他们效力。人才是国家的栋梁，得到他们，国家就会安定、昌盛；失去他们，国家就要灭亡、受辱……现在，天下仍在担忧没有可用之才。我听说，战国时期六国联合起来抵抗秦国时，能言善辩的人才纷纷涌现；刘邦、项羽争雄时期，出谋献策、勇敢善战的人才就不断出现；唐太宗决心治理国家时，一批多谋敢谏的辅佐之臣就投奔于他。这些人才，当那几位君主还没出来的时候，他们也不会被发现，如果人君想求得会才，他们就源源而来了。今天的情况还是这样，忧虑的是上层人物不去寻求人才，不能任用人才罢了。天下如此广大，而且人才济济，却竟然说没有人才，我是不相信的。
对于人才管理，许多古人具有独到的见解。南宋一394一永嘉（今属浙江）人叶适就是其中的一个。叶适(1150一1223)，字正刚，因其居住在永嘉城外水心村，世称水心先生。进士出身，屡迁尚书左郎选官、宝文阁学士、通议大夫。是“永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着有《水心文集》、《水心别集》等，后合编为《叶适集》。
叶适对于国家的行政和经济管理有一套比较成熟的见解，在人才管理方面有其独到的见识。叶适认为，人才是国家最重要的资源，选好用好人才是关系国家不衰的头等大事。他强调指出：“欲占国家兴衰之符，必以人才离合为验。”又说国家之用贤才，必如饥混之于饮食，诚心好之，求取之急惟恐不至，口腹之获惟恐不尽。”如果国家有了众多的贤才，并合理地使用他们，那么抗金斗争就会胜利有望，割地赔款之辱就能可雪，一个和谐、协调与完善的社会状态“极”就可能到来，“报之于天下，无不有也”。
叶适认为，在选拔人才过程中，应当坚持以才能和品德作为其标准，不能单凭资格选人。如果选拔人才只是“计日月，累资考”，“资深者叙进，格到者次迁”，那么，“贤否混并而无所别”。只能导致人们庸庸碌碌，无所作为，使国家的大小事情都办不好。因此，叶适强调：“以贤取人，以德命官，贤有大小，德有大小，而官爵从之。”意思就是说，官位的高低应与人才的能否成正比，不应当受资格的限制。
另外，叶适认为，行之日久的科举考试是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他在肯定这项制度的同时，也批评了它存在的弊端，并提出了改进的具体建议：第一，考试内容不应单考诗词歌赋，不要只取“艺文之可称者”，更重要的是考核士人对安邦治国的创见和能力。第二，选择人才不能只看他“力足以勉强于三日课试之文”，更要重视他的抱负、气节和才干。第三，要改变过去按地区“百人解一”的旧例，对于那些读书人集中、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应当适当扩大录取的数额；而对读书人少的地区，也应宁缺勿滥，不必“以仅能识字成文者”充数，而降低录取的质量。
叶适还认为，在实行科举考试的同时，对于已仕的官吏和未仕的士人采用荐举之法，将优者推荐出来，给予重任。这是一项积极的措施，它可以使更多的人才不通过科举途径选拔上来。但是，采取这种荐举之法，必须防止和杜绝滥举，不能使官员“非举不得入”。否则，就会出现下级宫员为了求得升迁，势必要巴结讨好高级官员，“卑身屈体以求之”。一旦这种风气泛滥成灾，真正有才能的人反而无法荐举上来，而一些投机钻营者和奸佞小人则竞想而进，这是很危险的。为此，叶适一方面建议要实行保荐法，如果被推荐者确实是一个人才，荐举者可以受奖，否则就要受罚。另一方面，要加强对人才的考核工作，对于那些杰出的人才可以破格提拔，不必循序渐时，对于那些不称职者，要坚决黜陟。
叶适认为，人才问题是关系国家兴衰成败的大事，必须引起当政者的高度重视。同时还对人才选拔工作提出了行之有效的改进意见。这些都值得我们重视和借鉴。
许衡（1209—1280)，字仲平，元代怀州河内（今河南泌阳）人。许衡自幼聪颖悟达，曾三易其师。后因博学弘通，人称鲁斋先生。他屡官至国子祭酒，后谢病回家。至元二年（1265)复被召回上都（开平，今内蒙正兰旗东闪电河北岸，1267年始移中都，即今北京市）命议事中书省。他针对当时立国、治民、农事、理财等各个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弊端，上奏《时务五事疏》，疏中提出了卓有见识的用人思想和理论按照元代当时的制度，全国最高行政机构是中书省（相当于丞相府），它总领百官，事务冗杂。许衡认为，“中书之务不胜其烦，然其大要在于用人、立法二者而已矣。”法令制度的贯彻和执行，关键也在于用。他以栉（梳子和蓖子的总称）、匕（曲柄浅斗，状如今之羹匙）进行比喻说：“发之在首，不以手理而以栉理；食之在器，不以手取而以巴取。手虽不取，而用栉与匕，是即手之为也。”又说：“自古论治道者，必以用人为先务。”一句话，如果用人得当，则上安下顺，事烦实省。
许衡进一步认为，作为一国之君，要做到“以知人为贵，以用人为急”，如若用得其人，则无事于防矣”。他特别强调说：“用人”首先在于“知人”，而“知人”则是为了“斥佞”和“进贤”，如果“人之贤否，未得其详，固不可得而递用也”。那么，如何做到“知人”和“用人”呢？他要求国君和大臣们必须注意以下两点：
第一，要善于识别奸佞。许衡说：“奸邪之人，其为心也险，其用术也巧。惟险也，故千态万状而人莫能知；惟巧也，故千蹊万径而人莫能御。其讦似直，其欺似可信，其佞似可近，务以窥人君之喜怒而迎合之，窃其势以立己为威，济其欲以结主为爱，爱隆于上，威擅于下，大臣不敢议，近亲不敢言，毒被天下而上莫知，至是而求去之亦已难矣。”在这里，许衡对那些奸宄之徒的刻划可谓是人木三分，十分精当。指出如果一旦让邪佞得势，必然导致国破家亡。
第二，要千方百计援引贤者。许衡说：“夫贤者以公为心，以爱为心，不为利回，不为势曲。”他认为，贤者为人品德高尚，爱憎分明。但是，有才德的人往往以清高自诩，像毛遂那样肯于自荐的人是很少的。在坏人当道的情况下，有才德的人宁愿不出来做官，也不趋炎附势。他说夫贤者遭时不遇，务自韬晦，世固末易知也。虽或知之，而无所援此，则人君无由知也。”
许衡还认为，对于贤人不仅要尊重他们，更重要的是还要信任他们。他指出：“凡如厮养（充当杂役），贤者有不屑也，虽或接之以貌，待之以礼，然而言不见用，贤者不处也。”又说或用其言也，而复使小人参之，责小利，图近效，有用贤之名，无用贤之实，贤者亦岂肯尸位素餐以取讥于天下哉，特难进者也，而又有难合者焉。”因此，只有“斥佞”，才能“进贤”，只有尊重和信任贤人，才能使他们为国效力，为民造福。
另外，在《时务五事疏》中，许衡还特别对大力兴办教育，培养人才的重要性做了深刻的阐述和强调。许衡认为，要想做到“革其事”，而必须“当先革其心”。为此，他建议说：“自都邑而至州县，皆设学校，使皇子以下至于庶人之子，皆人于学。”使他们懂得父子君臣之间的伦理，以及治国安邦之要道。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必将有更多的可用人才为国家效力。“十年之后，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下和睦，又非今曰之比矣。”
归结许衡的用人思想，主要有三点：一是要“斥佞”，二是要“进贤”，三是要“育才”。其中，许衡关于用人在于知人和用贤在于名实相符的见解，尤其值得借鉴。
朱元璋（1328一1398)，幼名重八，又名兴宗，字国瑞，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东）人。朱元璋出身非常贫贱，少年时曾经沦为乞丐，并落发为僧。后来朱元璋参加了农民起义，短短几年间，他独自发展势力，吞并其他起义军，继而进行北伐，终于推翻元朝统治，成为明王朝的开国皇帝，史称明太祖。
朱元璋之所以能够成就帝王大业，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能够尊重贤才，爱才如宝。他认为，选用人才是治国的根本大计。他说：“举贤任才，立国之本。”又说贤才不备，不足以为治。”“人君之能致治者，为其有贤人而辅也。”因此，在诸多的农民起义军中，朱元璋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就是他不同于其他农民起义军，对于有知识的儒生们优礼相等，经常听取他们关于安邦定国的至理名言。如冯胜兄弟向他建议要“倡仁义，收人心，勿贪子女玉帛”；李善长要他效法汉高祖刘邦“行仁义，禁杀掠，结民心”；朱升要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些切合时宜的建议，在朱元璋开创基业过程中都得到了具体运用。结果，他先后兼并和击溃了张士诚、徐寿辉、方国珍、陈友谅等人的势力，统一了南方，为最终推翻元王朝政权奠定了基础。
洪武元年（1368)元月一日，朱元璋经过南征北战，削平群雄，经过百官劝进，终于在应天府登基称帝，定国号为“明”，建元“洪武”，将应天府改为南京。同年8月，朱元璋派徐达率军攻克大都（今北京），元朝灭亡，终于统一了中国。接着，朱元璋便向全国发布“求贤令”。令中强调指出：“贤才，国之宝也。”“天下之治，天下之贤共理之。……天下甫定，朕愿与诸儒讲明治道。有能辅朕济民者，有司礼遗。”“盖人主之心当以爱物为主，治国之道当以用贤为先，致治在得人，不专恃法。”并形象地比喻说：“鸿鹄之能远举者，为其有羽翼也；蚊龙之能腾跃也，为其有鳞鬣也；人君之能远举者，为其有贤人而为辅也。”为了广泛地罗致人才，他不仅多次下“求贤令”，贴“招贤榜”，设“礼贤馆”，而且责令中央、地方各级有司深入下层和民间，将那些“或隐于山林，或藏于士伍”中的人才查访出来和荐举上来为其所用。
在举贤任能中，朱元璋非常重视中央级官员的选任。洪武二年（1369)，谕廷臣曰：“六部总领天下之务，非学问博洽，才德兼全之士，不足以居之”。对于地方官吏的任用和优劣也非常关切。洪武七年（1374)，谕吏部曰古称任官唯贤才，凡郡得一贤守，县得一贤令。如颍川之黄霸，中牟之鲁恭，何忧不治！”
为了能够选拔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治理国家，朱元璋还对选贤规定了“得贤者赏，滥举及蔽贤者罚”的奖惩制度。
由于朱元璋选才用才心诚意笃，使洪武年问“由布衣而登大僚者不可胜数”。另外，对于元朝的官吏，朱元璋也以“不以前过为过”的诚挚态度，留用了许多具有真才实学的人，诸如刘基、宋镰、叶琛、张相等人，便都成为明朝初期的重要朝臣。
另外，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朱元璋在用人当中十分重视人才的年龄结构，据《明史·选举志》记载，朱元璋将入选人才的年龄分为三个等级，即“二十五岁以上，资性明敏，有学识才干者辟赴中考”，“四十以上六十以下者，于六部及市、按两司用之”，“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置翰林以备顾问”。朱元璋认为，只要注意人才的年龄结构，就能做到“老者休致，而少者已熟于事。如此，则人才不乏，而官使得人”。
朱元璋时对于人才的培养非常重视，他从长远利益出发，强调学校建制和教育的重要性。他说：“朕惟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还说，学校是“国家资之以取人才地也”。为此，他不但发展了中央的高级学府国子监，使在校学生增至8124人（止于洪武二十六年），对于府学、州学和县学，也设立教授、学政、教渝和规定生员人数，甚至在乡村也由国家设置礼学，开展初级教育。朱元障能够成为一代开国帝王，其主要原因盖由此也。
在明代余继登写的《典故纪闻》中记载了马皇后同明太祖朱元璋的一段对话，摘录如下：
马后闻得元府库输其货宝至京师，问太祖曰：“得元府库何物？”太祖曰宝货耳”。后曰：“元有是宝，何以不能守而失之？盖纲财非宝，抑帝王自有宝也。”太祖曰：“皇后之意，朕知之矣，但谓以得贤为宝耳。”后曰：“妾每见人家产业厚则骄生，时命顺利则逸生，家国不同，其理无二。故世传：技巧为丧国斧斤，珠玉为荡心鸩毒，诚哉是言。但得贤才，朝夕启沃，共保天下，则大宝也。”
这段对话的意思就是说，朱元璋推翻元朝以后，马皇后听说元朝府库里的财宝运到了京城，便问明太祖朱元璋说：“得到了元朝府库的什么东西呀？”太祖说：
“不过都是些珍宝财物罢了。”马皇后说元朝有这么多的珍宝，为什么无法守护而丢失了呢？看来财物不是珍宝，而帝王却有他自己的珍宝。”太祖说皇后的意思我知道了，只是说得到贤德人才才是得宝。”皇后说：“我往往看到人家产业丰厚就骄横起来，时运顺利就贪图安逸。家与国虽然有所不同，但它们的道理却没有什么两样。所以世代传说的奇技淫巧，是亡国的媒介，珠宝玉器是毁坏人心的毒药，这句话说提真有道理啊！只有得到贤明而有才能的人，早晚都能听到诤谏忠告，君臣共事保住江山，这才是最珍贵的财宝啊！”人才在事业中的关键作用，自古以来就为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以及像马皇后这样具有远见卓识的人所关注、所重视。世界最宝贵的不是珍珠美玉，也不是金钱财货，而是人才。这已被古今中外的杰出政治家、军事家所共识。斯大林说过人才、干部是世界上所有宝贵的资本中最宝贵最有决定意义的资本。”把人才、干部看成最宝贵的资本，从具有决定意义的战略高度来认识，是完全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因此，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更应当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真正把人才当作珍宝，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使他们为发展经济、振兴中华做出更大的贡献。
有《明史》卷二百五十五《刘宗周传》中记载了刘宗周与崇帧帝论进贤才、开言路的对话。现摘引如下：因议督、抚去留，则请先去督帅范志完。且曰：“十五年来，陛下处分未当，致有今日败局。不追祸始，更弦易辙，欲以一切苟且之政，补目前罅漏，非长治之道也。”帝变色曰前不可追，善后安在？”宗周曰：“在陛下开城布公，公天下为好恶，合国人为用舍，进贤才，开言路，次第与天下更始。”帝曰：“目下烽火逼畿甸，且国家败坏已极，当如何？”宗周曰武备必先练兵，练兵必先选将，选将必先择贤督、抚，择贤督、抚必先吏、兵二部得人。宋臣曰：‘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则天下太平。’斯言，今日针砭也。论者但论才望，不问操守；未有操守不谨，而遇事敢前，军事畏威者。若徒以议论捷给，举动恢张，称曰才望，取爵位则有余，责事功则不足，何益成败哉。”帝曰济变之日，先才后守。”宗周曰：“前人败坏，皆由贪纵使然；故以济变言，愈宜先守后才。”帝曰：“大将别有大局，非徒操守可望成功。”宗周曰：“他不具论，如范志完操守不谨，大将偏裨无不由贿进，所以三军解体。由此观之，操守为主。”帝色解曰：“朕已知之。”敕宗周起。
上述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崇祯帝与大臣商议更换督、抚，于是左都御史刘宗周请求先免去督帅范志完。并且说十五年来，陛下您处置不当，导致了：今天的败局。不追究造成祸害的根源，改弦更张，另找出路，却试图用一些临时性的措施，来弥补眼前的漏洞，这不是长久之计。”崇帧帝听后脸上变了颜色，并十分生气地说以前的事已无法换回，怎样处理好以后的事呢？”刘宗周说：“在于陛下你开诚布公，以天下人的好恶为好恶，以百姓的取舍为取舍，招纳贤才，广开言路，逐渐地为天下人除旧布新。”崇帧帝说：“眼前战火已经逼近京城，而且国家又败坏到了极点，应当如何好呢？”刘宗周说：“巩固军备必须先练兵，训练军队必须先选将，选拔将领必须先选择好的督、抚，选择好的督抚必须选择好的吏部和兵部长官。宋朝大臣说：‘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怕死，天下就会太平。’这句话，正是医治今天弊病的良药。一般人评论人物只论才能威望，不提节操；从没有过节操不好，却能遇到事情敢于向前，能得到军士们敬畏的人。如果只是凭辞敏捷，举动张扬，就号称有才能和威望，获得个爵位倒是绰绰有余，担负工作是不会取得成绩的，对于国事的成败又有什么好处呢？”崇帧帝说拯救大乱之世，还是先讲求才能，再讲求节操吧。”刘宗周说：“前人使世道败坏，都是由于贪婪放纵造成的；所以拿救世来说，更应该先说节操，再讲才能。”崇帧帝说大将的才能是另外一回事，不是只有节操就可以成功的。”刘宗周说：“其他人就不用说了，像范志完这样不能严守节操，无论大还是偏将们没有不是靠贿赂升官的，所以三军军心离散。
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得出，还是节操重要。”崇帧帝的脸色缓和了许多，最后说：“我已经知道了。”于是让刘宗周站了起来。
刘宗周（1578一1645)，明末哲学家。字起东，号念台，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万历二十九年（1607)中进士。历任仪制主事、右通政、吏部右侍郎。崇帧十五年，官至南京左都御史。南明政权灭亡，他绝食20天而亡，终年68岁。上述这段文字是崇帧十五年(1642)明思宗与刘宗周的一段对话。这段对话反映了刘宗周在治理国家方面要广开言路、招纳贤才的政治主张。同时1也充分反映出了他所坚持的国家官吏应该把笃行节操、严于律己的品德放在第一位，而把敏捷的语言才能、大造声势的魄力和资格威望放在第二位的人才观。从而可以看出，任何时候选拔人都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主的路线，否则，就会导致国破家亡的悲剧。一康熙帝，是清朝皇帝中最有作为的一个。1661年1月6日，顺治帝病死，遗诏玄烨继位，并令异姓功臣孛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人辅政。这月9日，玄烨即位，第二年改年号为康熙元年（即1662年）故又称康熙皇帝。
康熙即位时，年只8岁，由于年幼，凡事由四大辅臣共议后，奏请孝庄太皇太后裁决执行。康熙六年(1667)，14岁的康熙开始亲政。康熙自幼聪明好学，亲政后，尤其好读《资治通鉴》，从中汲取历朝治政之经验。在辅政四大臣中，鳌拜自恃有功，十分跋扈，专横朝政，排除异己，安插亲信，欺上瞒下。康熙八年(1669)，康熙一举智除鳌拜。康熙二十年（1681)，平定了三藩叛乱，两年后又攻台湾郑氏政权实现了两岸统一，康熙二十四年（1685)，出兵驱逐盘踞黑龙江流域的沙俄军队，康熙二十八年订立《中俄尼布楚条约》，确定了中俄之间的东段边界。他在位期间，曾经三次平定准噶尔部的叛乱，加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另外，康熙非常重视农业生产，奖励垦荒，治理黄河，减轻水患，保证大运河的畅通。并且进行了全国性土地测量，完成了《皇舆全图》的绘制。开设了博学鸿词科、明史馆，编纂《全唐诗》、《佩文韵府》、《字典》等书籍，提倡程朱理学。这些都为社会安定做出了贡献，同时为巩固清朝的统治奠定了基础。
从上可以看出，康熙皇帝在位61年间，在统一国家、杆卫主权、发展生产、提倡文化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是中国封建帝王中比较开明的皇帝。康熙皇帝之所以能够创建历史上的一代盛世，也与他善于择贤任能分不开的。并且具有自己比较系统的用人思想，列举如下：
“观人必先心术，次才学”的观点。
谕曰有治人无治法。朕观人必先心术，次才学，心术不善，纵有才学何用？”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康熙帝说：“只有管理好人没有说管理好法律的。根据我观察任用人的经验，一个人必须先看他的居心好不好，然后才看他有没有能力和知识，如果居心不好，就是有能力和知识，这又有什么用呢？”
“弃短取长始能尽人之材”的观点。
康熙四十三年甲申六月丁酉，上谕讲官等曰：“古今讲道学者甚多，尤好非议人，彼亦徒能言之，而言行相符者寡。是以朕不尚空言，断不肯非议古人。何以言之？盖人各有长短，弃短取长始能尽人之材，若必求全责备，稍有欠缺即行指摘，此非忠恕之道也，故孔子当时惟节取人之善，隐讳人之短。”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康熙四十三年（1704)六月，康熙帝对讲官等人说：
“古代和现代讲道学的学者很多，特别喜欢责备其他人，其实他也只能是能说会道而已，真正言行相符的人很少。所以朕不提倡说空话，更不能责备古人。为什么这么说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也就是长处和短处，取长补短才能够发挥一个人的才能，如果一定要求全责备，别人稍微犯有一点错误就加以批评指责，这不符合忠厚宽恕的精神，因此孔子在当时只选择吸取别人的优点，避口不谈别人的缺点。”
“为政在于用人”的观点。
康熙五十六年丁酉十月甲戍，上谕大学士等曰：
“朕莅政五十余年，海内升平，皆恃众大臣为肱耳目。
朱子亦云为政在于用人。大小臣工俱宜实心任事，直言勿隐，方为社稷苍生之福。为大臣者当识大体，不可琐屑刻薄。朕待大学士、尚书、侍郎以至小臣各有等级，若待大学士与小臣无异即非礼也。又如翰林等作诗写字作古文或时文，朕皆因材器使，未尝求全责备也。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康熙五十六年（1717)十月，康熙帝对大学士等人说：“朕执政五十多年，国内太平无事都是靠大臣们的帮助。朱子也说过治理国家关键是用好人。大小官员都应该脚踏实地工作，直言不讳，这才是国家和人民的福气。作为大臣应当知道识大体，对一些琐屑小事不要过分苛求。朕对待大学士、尚书、侍郎以至小官各有不同的等级，如果对待大学士和小官一视同仁就不合制度。又如翰林院士作诗写字、作古文和作时文，朕都量才使用，从来都不求全责备。”“世间全才未易得”的观点。
康熙二十五年丙寅闰四月戊午，上谕大学士等曰：
“世间全才未易得，但能于性理一书稍加观览，则愧怍之处甚多，虽不能全依此书以行，亦宜勉强研求明晰义理，若祗泥知辞章字句有何裨益？”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康熙二十五年（1686)四月，康熙帝对大学士等人说人世间不容易得到没有缺点的全才，但是只要能够对性理一书稍微看一下，那么扪心自省的惭愧的地方就很多，自己的言行虽然不能完全按照这本书所说的去做，也应该对这本书认真研究明白一些道理，如果只拘泥于词藻字句又有什么好处呢？”
“国家政务必委任贤能”的观点。
康熙七年戊申三月丁未，上谕吏部：“国家政务必委任贤能。……今在京各部院满汉官员俱论资俸升转，虽系见行之例，但才能出众者常以较量资俸超擢无期，此后遇有紧要员缺，着不论资俸将才能之员选择补田”
这段话就是说，康熙七年（1668)三月，康熙帝给吏部下达谕旨说国家政事必须委托给德才兼备的人。……现在京城各部院满汉官员的升迁都是论资排辈，虽然这些都是多年的惯例，但才能出众的人常常却因为资历太浅升迁无望，此后如果有重要的职位空缺，应该不论资历，选拔有才能的人来担任。”
从上可以看出，康熙皇帝为了封建国家的长治久安，特别重视“治国者，以人才为要”。因此，他在选贤任能中有如下特点：
一是主张德才并重，以德为主，以才为辅。如果只重才而不重德，“虽能济世，亦多败检”；“较庸劣无能之人，为害更甚”。但是，只重德不重才，“操守虽清，不能办事，亦何于国”。因此，强调选才“要学行兼优，方为允当”。“国家用人，当以德为本，才艺为末”。“务使德胜于才，始为可贵”。康熙主张“善相马者，天下无弃马；善相士者，天下无弃材”。以任官为例，“有能理繁者，有有操守者，有练习其事者”，也有“优于学问而短于办事者”，各有短长，因此“弃短取长，始能尽人之材”，绝对不能“求全责备”。在发掘和使用人才上，康熙基本做到了只要符合德才标准，不搞其他附带条件。
二是主张不分民族。康熙曾经多次提出，不“偏向汉人”，亦不“护庇满洲”。对于“满洲、蒙古、汉军、汉人毫无异视”。他说朕于旗下汉人视同一体，善则用之，不善则惩之。”对守法的外国人，也根据他们的特长，安排适当工作，如任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为钦天监之职就是例证。
三是主张不分地域。康熙说：“朕观会试正考官系北人，则必取北为首；系南人，则必取南人为首，可谓之无私乎？”“自古用将，何分南北，惟在得人耳。”
四是主张不分资格和年龄。康熙曾经公开诏示：
只要“德才兼优”，虽“微末秩员”，亦当重用。对于“外官告病不准起用”的定例实行改革，认为“其中有才品优长政绩素着者，迫于一时至情引例告归，终身弃置深为可惜”。于是于康熙十二年（167；)癸丑九月辛未，上渝吏部：“宜令地方督抚确行咨访，果有才品堪用者，着据实保奏以凭擢用。”如施琅年迈力衰，康熙用其收复台湾，琅辞；以年老，康熙说：“将尚智不尚力，朕用尔亦智尔，岂在手足之力哉？”后来施琅果然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康熙对于选拔培养人才制订了许多办法，如通过学校和科举，众官推荐和康熙直接选拔，试用考核以选拔人才等。为此，康熙严格要求各级官员都要勤奋读书以培养才德。康熙二十四年（1685)，下令“文武各官皆须读书，于古今得失加意研究”。同年，康熙在朝廷官员中举行一次考试，结果800多人交了白卷。为此，康熙下令此等毫无学问，何以居官？俱着解任，令其读书，俟学习之后，考试补用。”
五是主张“疑人勿用，用人勿疑”。从而反映了康熙这位封建政治家的用人魄力。
六是主张“亲贤远侯”，要“躬行实践”。康熙十六年（1677)，康熙帝对讲官喇沙里、孙廷敬等说道：“君子进则小人退，小人进则君子退，君子小人，势不并立。孟子所谓一曝十寒，于进君子退小人，亲贤远佞之道，最为明快，人君诚不可不知也。”同时指出“尔等进讲经书，皆内圣外王修齐治平之道”，但“学问无穷，不在徒言，要惟当躬行实践，方有益于所学。”康熙帝非常赞扬关于进君子退小人、亲贤良远奸佞的道理，并强调对此必须躬行实践。
唐甄，字铸万，清代达州（今属四川）人，生于1630年，卒于1704年。他在《潜书·主进篇》中提出了“唯用贤为国之大事”的观点。唐甄强调指出：“为政亦多务矣，唯用贤为国之大事。治乱必于斯，兴亡必于斯，他更无所于由也，一于斯而已矣。”在这篇文章里，对于选才用才问题，唐甄提出了自己比较独到的见解，并做了较为详尽的论述。下面简述如下：
第一，详尽论述了用贤、进贤之不易。唐甄认为，在进用贤才方面，尽管有多种途径，诸如或则由大臣荐于天子，由各级有司荐于大臣；或则访之于乡人，访之于乡士大夫。但是，古之人多直，今之人多诈，因此，单单靠听其言，观其行的办法容易出现偏差和失误。他指出：“今也听其言为君子之言，观其行为君子之行，而其人则小人也。”这些人善于乔装打扮，赶时髦，钻空子。当社会上重视知识的时候；这种人就变成了“儒者”，如果社会上讲究文辞，这种人就变成了“名士”；当社会上提倡气节，他们就会吹嘘自己为“直士”；如果社会上羡慕功业，他们又将变为“才士”。这些人非常善于见风使舵，吹吹拍拍，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沽名钓誉，追逐名利。为此，唐甄无不遗憾地说道：“以利达之徒人于多私者之门，则以合进；以矫饰之徒入于不知人者之门，则以罔进。于是有举皆其阶，有位皆其窟矣。”就是说，若使贪图富贵的人进人了私欲很重的大官的家门，他们就会因臭味相投而推荐来人当官；假如装模作样的人进人了糊涂无知的达官贵人的家中，达官贵人也由于受到欺骗而推荐来人当官。于是，这些人便骏马得骑髙官得做了。这就叫做“贤者难知”。
第二，采取“类进”之法进贤。所谓类进之法，就是用人以群分和物以类聚的方式去选拔人才。他说，一般的凡鸟引不出凤凰，“贤不肖各有其类”。“从伯夷游者，必伯夷之所与也，无盗跖之徒也。”反之，与盗跖一块的人，也不会有伯夷之徒。正是这个原因。“若使盗跖主进，而望其所进之人有若伯夷者，岂可得哉！”因此，作为一国之明君，必须先在群臣之中选用大贤，将其放在重要位置上，并使其有职有权。同时，对于那些奸宄之徒的谗言坚决不予听信，而对大贤则“唯其言之是听”，“各以类进，则贤才不可胜用矣”。
第三，“唯君先正其身以为天下表”。唐甄援引《尚书·立政篇》所载有关商纣王之所以国破家亡，主要原因在于他性情刚戾强横，以刑杀为虐，因此，下面百官也就随之效法，尽干缺德之事，把国家搞得混乱不堪，最后被周灭亡。而周文王、周武王却与此不同，他们用仁爱、管理、法度等三方面去考察官吏，了解他们的心思和品行，坚持任用有道德的人为官，所以使国家得到大治。因此，唐甄指出：“由是观之，惟君先正其身以为天下表，卿士百职，罔非正人，天下不得其径而缘之。”
君王做得正，百官得其人，国内就再没有歪门邪道让那些奸诈小人有空子可钻了。
实践证明，选人用人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而把人才选得准确，用得得当就更不容易了。但是只要当政者出于公心，以国家计，以民族计，以事业计，始终坚持任人唯贤、唯才是举、德才兼备的原则，就一定能够选拔出大批有用之才为国为民效力。
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二十三日凌晨，雍正帝胤祯暴死于圆明园寝宫。其第四子、宝宁王弘历继承皇位，是为乾隆皇帝。
弘历自称“幼读诗书，颇谙治理”。他阅读《贞观政要》一书，十分赞赏唐太宗及其臣僚的“嘉言善行”。他即位时年方25岁，“春秋方富，年力正强，乃励精图治之始”，很想有一番作为。清代经顺治、康熙、雍正三朝近百年的经营，封建统治比较稳定。从表面上看，乾隆帝从祖父、父亲手里接过的是太平江山，但是，清王朝这时已经存在着深刻的社会矛盾和潜伏着危机。这些矛盾和危机，主要表现在官员腐化日深，吏治日渐松弛。因此，乾隆皇帝为了维持清朝的鼎盛局面，不得不用很大的精力来选拔官吏，整顿吏治。从而建构了他自己的一套选人思想和路线，主要如下：
一是对于人才要严格鉴别的观点。乾隆十年(1745)十月，上谕内阁指出夫人才原属不一，或朴实有余而才情不能肆应，或办事干练而居心未能悫诚，或新任励志可以造就，或年老未衰尚堪驱策，俱当鉴别精详，核实人告，方不负朕封疆委任之寄。今伊所奏属员一折，笼统开载，漫无区别，竟似通省官员并无一人可訾议者。巡抚有察吏之责，留心人才最关紧要，若衡鉴不精，何以克称重任？”意思就是说，人才并不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有的或朴实有余而才情不足；有的或办事干练而居心不诚；或新官上任志行高远前途无量，或年老未衰尚有余热发挥。这些都应该认真鉴别，详细报上来，这样才不负我委以封疆之重任。眼下你们报告的情况非常笼统，没有区别，好像全省官员竟没有一个人有毛病似的。作为一省之巡抚，有考察一省官员的责任，鉴别人才非常重要，如果不认真精细地考察和权衡官员们，他们又怎么能担当如此重任呢？
为了考察鉴别人才，乾隆皇帝召见大臣，往往随手记下观察得来的印象，作为日后用人的参考。他要求臣僚荐贤举能，但对滥举官员者，无论满汉大臣，都要受到严厉谴责或处分。乾隆三十一年（1766)上谕中规定，督抚妄荐人员要判罪。此后，确有督抚因徇私妄荐而坐罪。清代考核官吏，三年一次，京官称为“京察”，外官称为“大计”，经过考核，将不称职的官吏分为年老、有疾、浮躁、才力不及、疲软无为、不谨、贪、酷八种，同时给予不同处置。乾隆认为，这是荐剡人才、参革衰冗的大典，一定要认真执行。他连篇累牍地训斥都院堂官和督抚的姑息瞻徇之习，要求在“京察”、“大计”中秉公查核。乾隆十八年（1753)以后，多次对“京察”各官亲自裁定。以后又宣布对过去一向不考核的各省藩臬人员亦须考绩，并传谕京官可以密折奏闻属吏贤否。乾隆四十八年（1783)规定“京察”、“大计”中保举的卓异官员如发现有犯赃行为，原保荐上司要受到议处。有资料统计，乾隆一朝，在考核中因“不谨”、“疲软”而被革职的，因“老”、“疾”被勒令“休致”的，因“才力不及”和“浮躁”而被降调的，合计受处分的达6000多人，这在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史上是少见的。
乾隆三十年（1657)七月，乾隆皇帝针对新选官员具有不称职者一事对内阁说：“吏部过堂及九卿验看，何以不行举出？看来近日吏部、九卿于验看一事，不能实心任事，如此废弛之渐，殊为可虑。着严饬行。”“不若慎简于铨选之初，量才而授，尚可冀其黾勉策励。是以重铨衡、公验看，无非求尽。所以择吏安民之道，从前谆切训谕，至再至三。而吏部、九卿又复狃于积习，不思澄叙官方，乃吏部职掌果其为官择人，甄别精当，岂得谓之专事权而作威福？今第以次注名漫无可否，乃昔人所一吏可任者，铨衡重寄固如是乎？”这两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对于选任官吏，“吏部进行了考察，九卿也参与了验收工作，为什么没能发现。看来吏部、九卿都没有全力投入、尽心尽职，像这样草率行事，于国堪忧啊！这种状况要严加整顿。”“选择官员应把好关，量才录用，到任他才能勤勉政事、治理主方。所以把好选择官员这道关口是安邦治国的关键啊！对此，我一再谆谆告诫你们，而吏部和九卿却陋习不改，当作耳边风，不加以重视。选择、考察官吏是吏部的职责，吏部如果真能做到慧眼识人，把好关口，又怎会叫做专政逞威呢？现在的状况是说说而巳，对被考核官员不置可否。过去人们常说，一个称职的官员全靠善于选拔啊，的确如此。”乾隆皇帝强调指出：“况秉公纠举，则驽骀不得与骐骥同骖，燕石不得与连城相混。循卓之风必自此始，即在不自量之辈，未必尽能心服。而一人之得失，与一邑之政治孰重孰轻？……嗣后吏部、九卿务体朕拳拳吏治之苦心，其矢公忠，屏除瞻徇，凡遇验看之日，详慎简择，擢拔人才，郑重司牧，毋得任意因循懈忽。”就是说，如果真正秉公考察官员，劣马就不可能同千里马共驾一辆车；石头也不可能同美玉相混。这样，好的风气必然由此而兴起，即使有个别不自量力之辈心有不服，但是你比较一下，究意是一个人的得失重要还是一个地方的政务重要？……今后，无论吏部还是九卿，务必领会我对官员队伍治理的一片苦心，共同秉公办事，不要怕得罪人，除掉从前那种瞻前顾后、怕担责任的不良风气。凡是到了考核官员的时候，一定要认真审查，把真正的人才选拔出来，决不允许随便因循、苟且应付了事。”
二是题补官员，应当选择“年力精壮，以为地明白者”。乾隆皇帝强调指出，衰庸老官“留一日即多误一日之事”，特制定八旗武职年老休致例和各类衰惫老官休致便。乾隆二十二年（1757)和三十三年（1768)分别规定部院属官五十五岁以上要详细甄别，“京察”二、三等六十五岁以上要带领引见，“候朕鉴裁”。对于边疆办事司员，年过六十岁以上就不许保送。他非常重视文官中的知县、武官中的总兵的年龄结构。因为“知县为亲民之官，一切刑名、钱谷、经手事件，均磁昆要，自不便以年力不衰之人听其滥竽贻误”；“总兵有整饬营伍、训练兵丁之责，岂可任年老衰颓之人因循贻误”。只是漕务职司可以“稍有区别”，其他任何“亲民之官”均不得以任何理由留于原任。
三是慎重挑选官员的观点。乾隆四十一年（1776)正月，乾隆皇帝上谕内阁，指示要慎重挑选幕僚，强调“着各该督抚实力整饬、稽查，如有恶幕招摇生事及劣员徇纵滥交者，即行严参究治。若督抚袒庇属员，姑容消洱，或经科道参奏，或别经发觉，惟该督抚是问。”乾隆四十一年十月，乾隆皇帝又上谕内阁指出：“朕简任封疆大臣，委以地方政务，惟视奉职，程其殿最。”同时，对于边地官员的挑选，乾隆皇帝也再三强调做到慎之又慎。他指出守令为亲民之官，最关紧要，而边疆之地，民夷杂处，抚绥化导，职任尤重，更不得不慎选其人以膺牧民之寄。”“嗣后遇有苗疆要缺，应令该督抚慎选贤员，以居其任。三年之后察其汉夷相安，群情爱戴者，保题升迁以示优奖。其有恃才贪功者，虽有才干，不得轻任以滋事端。”
乾隆七年一月，乾隆皇帝上谕内阁，指出“夫州县为亲民之官，若稍存姑息，必致贻误地主，所关非细。”并且强调说：“嗣后务须秉公，详加验看，有庸老不胜任者，或应勒休，或应改补教职等官，即据实具奏，不得仍前因循聊且塞责。”就是说，州县是联系老百姓最为密切的官员，如果稍稍有姑息之念，选择不当，以后必然贻误地方，关系甚大。因此，今后务必秉公认真甄别、验看，有衰老平庸，不能胜任者，或者让其退休，或者另外安排，然后据实际上报，不准因循观望、敷衍塞责。
四是不断整顿吏治的观点。乾隆皇帝为了整顿吏治，对官吏要求极为严格，如对自己身边的文臣要求更不例外。他即位后的第二年，在上谕中指出翰林乃文学侍从之臣，所以备制诏文章之选。朕看近日、詹等官，其中词采可观者固不乏人，而浅陋荒疏者恐亦不少，非朕亲加考试无以鼓励其读书向学之心。”他亲自命题、阅卷，命“自少詹讲读学士以下，编修检讨以上”皆要参加，且不许“称病托词”，考试以后按其优劣分别升降。这样的考试曾经举行过多次。
另外，乾隆皇帝坚决反对各级官员授意属员或地方缙绅为自己树立德政碑、去思碑，他认为这是“俗吏不务实政”，是“欺名盗世之长”，“属员藉以适迎上司”，下令一律毁掉。
封建社会的官场，贪赃枉法是难以整治的痼疾。乾隆在即位初期，虽然政祟宽大，但对贪官污吏决不轻纵。他告诫督抚等“务以休养吾民为本，而一切扰累之事速宜摒除”，禁止督抚接受属员礼物。乾隆三年(1738)六月，上谕中把贪官污吏比同恶棍奸民，如果包容便是好坏不分，要严加惩除。随着贪污行贿的恶性发展，乾隆皇帝下决心进行整顿。如他连续处决了一大批不法官僚和贪污犯。其中有的是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例如，乾隆四十六年（1781)浙江巡抚在甘肃布政使任内，贪污赈灾款项，此案牵连官吏有60多人，因贪污二万两以上被处以死刑的有22人；陕甘总督勒尔谨也被赐令自尽。与此案相关的闽浙总督陈辉祖，在查抄家产时，竟敢以银换金，隐藏珠玉等珍品，将搜出的赃物窃归己有，事情败露后，因闽、浙两省亏空钱粮很多，乾隆令陈辉祖自尽。乾隆四十七年(1782)，山东巡抚国泰、布政使于易简等贪黩营私，向下属勒索钱财，以致山东各仓库亏空。国泰是军机大臣和砷的心腹，和向国泰通风报信，竭力营救，也未能幸免，国泰等被赐令自尽。其他如江西巡抚郝硕、闽浙总督人纳、福建巡抚浦霖、浙江巡抚福崧，都因贪污被处死。乾隆皇帝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希望“经此一番办是，所谓文官不要钱，武官不惜死，人人奉公洁己，勉为良有司。”
在惩治贪污行贿的同时，乾隆皇帝对于官吏当中不称职者也相继进行处理。乾隆二十年（1755)八月，乾隆皇帝上谕指出：“嗣后各督抚题奏改补人员，务于本折内分晰声明，或宜调简，或勒令休致，其才具平常而年未衰老者，或以同知降补，俱着送部引见。有违例仍请改用部曹者，吏部一面将该督抚议处，一面行公离任，毋致贻误地方。”就是说，今后各省督抚要求调整人员务必要在报告中说明，或调用，或勒令退休。对于才干平常、还没有衰老的官员，应以同级别降级任用并且以候补名义送吏部处理，如果违反规定仍然请求本部另外安排职务者，吏部应立即查处该省督抚，同时命令不称职的官员立即离任，不准贻误地方工作。
总之，乾隆在选人用人方面，具有自己的思想和观点，这些思想和观点在他执政期间得到了贯彻和实施。但是，其局限性也是在所难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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