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自己提出来的。”王玉春不假思索地说。
我想了想，问：“那么，据我所知，您是一九四八年秋天离开林彪和东北野战军司令部的。那时可以说是中国解放的前夜，作为跟着共产党跑了那么多年的您，应该知道这将是苦尽甘来的时候。如果那时不选择离开东野，那么会不会像您说的那样，您也会像您的那些战友一样，现在最小也是个师级干部了？”
老人沉思了一番，最后说：“也许我本人天生就不是当大官的料。当时我也十分清楚，如果继续留在总部，解放后一定会当个不小的官的。可是，我那时就是在想，我一个农民的孩子，出来就是为了给自己的母亲报仇来的。现在仇也报了，愿望也就算实现了，就找个平淡地方一呆算了。加上当时东野总部的警卫人员太多，已严重超编，总部几次动员，让大家下基层连队。当然，我这么说绝不是总部有意让我下基层连队，我是林彪的卫士长嘛！但是，我觉得我该离开总部了，一来就是我和你说过的，我的愿望已经实现了，二来我觉得我的年龄也大了，不太适合在总部当警卫班长了，所以，我就向总部首长提出了我的请求。”
平平淡淡才是真
王玉春把自己要求离开林彪、离开东野总部的想法向林彪当时的秘书王兴来一提出，王秘书就感到吃惊不小。他问王玉春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离开总部，王玉春就说自己的年龄大了，不适合做警卫工作了。再说总部现在又严重超编，自己还是到基层部队去工作好。王秘书见王玉春决心已定，也就没有再三挽留。
“那么，离开总部，你想到什么地方去呢？”王秘书问。
“什么地方都行，只要不离开部队就成。”王玉春答。
这样，不久，王秘书就给王玉春亲自写了一封信，要他带着去到东北护路军（专门看守桥梁山洞的，后来变成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团）报到。
王玉春揣好了信，最后一次来到了林彪的面前。
林彪听了王玉春要离开总部和他本人的消息后停顿了一会儿，最后说：“走也好，总不能当一辈子的警卫员呀？你去吧，以后有什么困难可以直接来找我，我能帮你的，会尽力的。”
说真的，当时，听了林彪的这番话，王玉春真是十分感动，虽然，他压根儿也没有想过以后会求助于这个后来的共和国副统帅。
王玉春拿着林彪秘书的介绍信来到了护路军司令部，负责分配工作的同志看了那封介绍信后便问他想到什么地方去工作，王玉春还是那句话：“什么地方都行，只要不离开部队就成。”这样，第二天，他就被分配到了哈尔滨铁路公安大队，任副队长。这个铁路公安大队实际上就是现在的铁路乘警队，副队长相当于当时的副连长。
大概这个护路军司令部后来认真研究了王玉春的档案，看了他的不平凡的经历和为共产党做出过巨大贡献后，感到让他当这个铁路公安大队副队长有点儿冤枉他了，所以一个月后，就又将他调到吉林铁路公安局警卫队（相当于现在的警卫连）任队长，工作地点在现在的吉林市。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沈阳解放后成立于负责培训全东北铁路公安干警的学校——东北铁路公安干校，上边一纸指令，王玉春又被调到那里工作，先任干校指导员，后又任队长、班主任。一九五三年，王玉春又被调到了齐齐哈尔铁路公安乘警中队任指导员。两年后，他才到了可能是他人生的最后栖身地的黑龙江省佳木斯，任佳木斯铁路公安分处看守所指导员，不久又任该所所长。在王玉春大半生的革命生涯中，这一岗位是他干的时间最长的了，一下子当了二十年的所长，直到一九七七年退休。
远离功名利禄
王玉春老人反复和我说他的那些战友有好多在建国后都当了大官，于是我想，凭能力，王玉春肯定不比他的那些战友差，那么怎么就他一个人流落到佳木斯这个偏僻小镇归于默默无闻呢？在我的再三追问下，老人才和我说了一些让我听了有些不敢相信但又不得不信的事情。
其实，建国后，显赫的功名利禄还是主动向老人招过手的，只不过，他把这东西看得太淡了，有时这些东西摆在了他的眼前，他也是看也没看一眼，挥挥手，让她悄然而去了。
二九七〇年，正在佳木斯铁路公安分处当看守所长的王玉春突然接到黑龙江省委的通知，要他到省里报到。通知上并没说明要他去干什么，但作为有过较长军事生涯的军人，他懂得服从命令的重要，所以也没问去干什么，便打点行装，来到了黑龙江省委。
到了省委后他才知道，国家和黑龙江省委要在哈尔滨市成立专门陈列东北野战军事迹的“红太阳展览馆”，展览馆需要一些当年在东北野战军战斗过的见证人提供有关资料，让他回忆一下当时的东北野战军的情况。他就如实地把自己知道的和有关部门尽情地讲了五六天。由于他在讲述过程中不可能不涉及到一些东北野战军转战过程中所驻过的地方，所以，他又被请出去，来到当年东北野战军战斗过的地方，实地给那些展览馆的工作人员讲述当年东北野战军的光荣历史。这样又是十多天过去。后来，他们又返回了省城哈尔滨。到了哈尔滨后发现，那些被省委请上来的人都被打发回去了。独不让他走。他问为什么，工作人员只告诉他，这是省委的指示，让他暂时留下，有事要和他商量。这样，他就只好耐着性子在省里等。
两天后，他被人请到了省委办公大楼，一个负责组织工作的处长和他谈了话，开门见山地说明，经过组织上这段时间对他的考核，认为只有他才胜任这个红太阳展览馆馆长的职务。请他考虑一下，如果他同意，马上就可办理工作调转手续。而且省委已经初步决定，这个展览馆定为正处级单位。也就是说，如果王玉春同意，他就可以离开佳木斯那个偏僻的地方，到省城工作，而且级别由过去的正科级一下子提升到正处级。
这是个连外国人都清楚的好差事。但是，王玉春没有立即回答省委是来当这个馆长还是不来当这个馆长，而是请求组织给他几天的考虑时间，然后坐火车便回到了佳木斯市。
回到家，他甚至都没征求一下孩子们的意见，只是和老伴一个人淡淡地说了省委的意图，老伴一听，也赞成服从组织上的这个分配。但是，王玉春想了又想，还是觉得自己不胜任这个职务，便给省委有关部门写了封信，放弃了这个难得的升官的机会。
像这样主动远离功名利禄的事情，在王玉春的人生经历中还有过几次。七十年代初，当时已升任成都军区副司令的梁兴初给他来了两封亲笔信，第一封信询问他现在的工作情况，当得知他才是个股级干部（当时的看守所长是正股级）时，就在第二封信中要他举家迁往成都，准备把他安排到军区后勤部当处长。看到老首长的信，王玉春落泪了。当然，他不是因为老首长可以提拔他当处长，而是因为二十多年后，他的老首长还没有忘记他，还能够想起他这个警卫班长。他眼含着泪，给老首长写了封回信，感谢老首长还想着他，但谈到是否调到成都任职时，他还是不愿给老首长添麻烦，推说自己在这里工作得很好，不想调走了，又一次放弃了升官的机会。
不能向党伸手
到嘴的肥肉，王玉春都可以吐出去，那么如果让他凭借自己在中国革命中的显赫资本去向组织进行索取就更难了。别的不说，就说他自己退休后的待遇问题。一九七七年，组织上见他年事已高，在看守所工作确实有些困难了，便同意了他的离休申请。多年来，组织上是了解这个为中国革命立下过汗马功劳的人的。为了正确地对他的革命生涯给予肯定，经佳木斯铁路局党委特殊立会研究，决定在他离休后，把他当时的正科级提拔到副处级，使他在离休之后享受副处级待遇。
这一决定不是哪一个人定的，是一级地方铁路局党委定的，而且已经通过必要的组织手续，最后以红头文件的形式下达了的。但是，当事隔十多年后，我采访他时，偶然提到了这个副处级待遇的事，他说：“当时组织上是有正式文件确定我是副处级离休的，但是所有的副处级应有的待遇都没有给我兑现。我仍然享受正科级待遇。”
我听了这话，简直有点儿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便问他：“那你咋不去找组织部和人事局呢？”
老人笑笑，说：“找什么，其实找回来也不过就是多几块钱工资的事儿，少那几块钱我也饿不死，只要党承认我是副处级干部就行了。”
看到老人这种豁达的姿态，我倒想起了那些为了一分钱工资要跑上十几次找有关部门的那些人员，同这些人相比，王玉春老人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也许，老人的副处级待遇没有得到理顺是因为铁路局财经拮据，也许是哪个具体办事人员一时疏忽，压根儿就把这事儿忘了，始终认为老人就是正利，级呢。但不论怎么说，作为涉及到自己切身利益的王玉春老人本人是应该去有关部门找一下的。但他竟没有这么做，而且二十多年来从未找过一次，二十多年来他却一直享受着正科级待遇。
王玉春有六个儿女，只有两个有正式工作的，其它四个至今还是待业青年，有的已经是四、五十岁的待业“青年”。六十年代，共和国最困难的历史时期，挣工资养家糊口显得何等重要？但是，当时的王玉春一家八口却只有三个挣工资的，生活艰难可想而知。有时孩子们就动员他去找找组织，要些救济。他摇摇头，说：“全党全国都很困难呢，咱不向党伸手要钱吧。”有一年，王玉春一家实在有点儿过不下去了，几个小一点儿的孩子整天饿得嗷嗷直叫，老伴就和他说：“你也去找找那些在北京当大官的首长吧，让他们和咱们铁路局说句话，给咱们的孩子安排个工作，也能缓缓这家里韵生活呀！听说和你一起给林副主席当警卫的有好多都去北京找过林副主席了，哪个去的，叶群至少给五百块钱，你去肯定行，他们只不过是林副主席的警卫员，你是他的卫士长啊。”
王玉春自然认为老伴儿说的有些道理，他也坚信自己去北京找找林彪会有好的结果，别的不说，当初自己离开林彪时，林彪不是告诉过他有什么困难可以直接找他吗？他认为林彪当时绝不是随随便便说出那些话的，人家那么大的人物能和你个小小的警卫员开玩笑吗？但是，最后王玉春还是没有去找林彪，只是和老伴说：“人家现在是中央的副主席，一天要管多少事，哪有时间为咱们的这点儿小事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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