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共一大后，各地相继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分部，毛泽东任湖南分部主任。他领导的中共湖南支部遵照中央精神把工作重点放在了领导工人运动方面。接着，毛泽东把党、团员和劳动组合书记部成员不断地派遣到湖南工矿产业工人和手工业工人中去创办工人夜校，向工人宣传马列主义，启发工人觉悟。毛泽东自己也亲自深入到工人中去考察，开展调查研究，向工人宣传革命道理。

    安源煤矿位于萍乡县境内，与株萍铁路合称安源路矿，是当时全国最大的产业和惟一的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以前，安源工人就自发起来斗争，较大规模的斗争就有7次。这些自发性的斗争包括破坏机器、同工头清算工资、罢工、捣坏洋人住宅、痛打监工、驱逐外国工程师和管理人员，直至大规模武装起义。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安源路矿工人已发展到1.3万余人，是江西产生最早、人数最多、受压迫最深、生活最苦的一支现代产业工人队伍。路矿两部分工人的工作和生活如此休戚相关、命运与共。

    1921年秋，毛泽东以湖南平民教育促进会教员身份到安源实地调查，开展工作。他利用同乡的关系住进安源煤矿西平巷段长毛紫云家里，以参观矿山的名义下矿井、进工棚，广泛接触工人，了解他们的疾苦和路矿情况，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经过一周左右的考察，毛泽东认定安源是一个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发动工人运动理想的地方。回到长沙后，毛泽东和湖南劳工领袖黄爱商定，请黄爱设法与安源工人建立通讯联系。之后，株萍路矿局的火车司机朱少连利用跑车常到长沙的机会，将《劳工周刊》《劳动周刊》等刊物带回安源，使全国各地劳工运动的消息在安源工人中迅速传播开来。

    同年11月，毛泽东偕同李立三、宋友生再次来到安源。他们白天访问工人，晚上邀请工人到他们的住地进行交谈，宣传建立工人团体的必要性。他们回到长沙后，决定在安源开展工人运动和建立党团组织，并决定派李立三常驻安源开展工作。

    12月，李立三以兴办平民教育的合法身份来到安源，经萍乡县政府批准，在安源办起了一所平民学校，免费招收工人子弟入学。1922年1月，李立三开办了安源第一所工人补习学校，他日夜授课，不到两个月时间，参加补习学校的工人由刚开始的十多人增加到五六十人。

    1922年2月中共安源路矿支部成立，李立三任书记，支部机关驻安源路矿，隶属中共湖南支部。党支部成立后，立即集中力量组织工人自己的组织——工人俱乐部。1922年3月16日，工人俱乐部召开第一次筹备会议，选出筹备主任，决定加快发展会员。

    9月初，毛泽东第三次来到安源巡视工作，考察发动安源工人罢工的可能性。因为党支部书记、工人俱乐部主任李立三当时不在安源，毛泽东直接主持召开党支部会议，分析形势，讨论对策。会议确认，当时工人面临的路矿两局图谋封闭工人俱乐部的问题，已达到非罢工不能解决问题的地步，因此，举行罢工斗争的条件正在逐渐成熟。会议决定，立即组织两局全体工人进行罢工。毛泽东要求党支部有勇有谋地领导工人坚持斗争，夺取胜利，而且从安源的具体情况出发，提出了“哀而动人”的策略思想。会后，毛泽东写信给在醴陵的李立三，嘱其速回安源领导罢工。接着，又派在粤汉铁路工作的共产党员刘少奇来安源，参加罢工的领导工作。

    经过充分的准备，震惊全国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终于在9月14日爆发，安源路矿工人在“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等哀而动人的战斗口号下，开始了罢工斗争。罢工工人提出要求保障工人政治权利、增加工资、改善工人待遇等17项条件。经过斗争，9月17日下午4时，路矿两局全权代表与俱乐部全权代表李立三开始谈判，地方商绅代表出席调停。经过激烈争辩谈判，直到18日凌晨2时才签订草约13条。18日上午，三方代表正式签订协定。至此，罢工取得完全胜利。

    安源路矿大罢工的胜利是毛泽东领导湖南工人运动取得的第一次胜利。毛泽东是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的开拓者。在领导安源路矿工人的斗争中，显示了他坚强的斗争精神和高超的斗争策略。

    （二）

    1922年10月，紧接着安源路矿罢工胜利之后，毛泽东又发动和领导了长沙泥木工人的罢工斗争。

    为了领导泥木工人进行有组织的斗争，毛泽东经常深入到泥木工人中，帮助他们组建工会。根据泥木工人多、居住不集中、做工分散的特点，他指示任树德、宋有富、仇寿松等积极分子采取十人一团，由小到大的组织方法。经过3个月的艰苦工作，1922年9月5日，泥木工会正式在长沙成立。工会成立后，在全城散发坚决要求调整工价的传单，扩大社会影响，以逼迫长沙县知事接受工人要求三角四分工价的条件。可是，长沙县署不仅不接受工人的要求，反而在城内外贴出告示，污蔑工人“蔑视官厅定案”，并派巡官警察四处监视工人的活动。

    10月初，泥木工会主任任树德等前往毛泽东在长沙清水塘的住处，研究泥木工人罢工问题。毛泽东认为罢工时机已完全成熟，可以提出罢工口号。泥木工会委员会连夜召集会议，一致赞同毛泽东的意见。

    10月6日，长沙泥木工人全体罢工。毛泽东奔走呼号，促使全国一些地方的工会发来声援电，长沙《大公报》几乎每天都报道罢工消息。但长沙县公署拒绝接受工人提出的条件。工人们决定请愿，县公署又张贴布告，禁止请愿，否则依法惩办，还说工人中有“暴徒”。一些工人找毛泽东商量，毛泽东认为，现在的形势与以前大不相同了，一方面，工人有组织，社会各界同情我们；另一方面，此事和赵恒惕直接关系不大，没有赵的眼色，长沙县知事周瀛干不敢杀人。

    10月23日上午8点钟，4000多泥木工人到教育会坪集合。毛泽东穿上一件对襟衣，走在工人队伍中间。队伍到了长沙县署，正门有一排兵守卫，不让工人群众进去。县署的正门中间插着纸套“大令”。于是全体工人齐集在县署的前坪，任树德等16名代表分两批面见县长周瀛干，周瀛干态度仍强硬。

    到下午5点钟时，周瀛干请赵恒惕的总司令部派来一连兵，将工人团团包围起来。工人们的情绪紧张了。这时，毛泽东插在队伍里面，要大家冷静坚持下去，他领着工人喊口号。他带了个口哨，吹一声，工人们喊一句，连吹连喊，群众热情更加高涨了。这时有人发觉他是领头的，想来抓他。最终，省政务厅长吴景鸿只好出面，答应次日上午召集公团会议，请泥木工人派代表出席协商。

    10月24日，毛泽东亲自担任泥木工人首席代表，率领几名工人代表到省政务厅同吴景鸿谈判3小时。他们坚持到晚上8点钟，吴景鸿终于答应：由泥木两行业共同呈文，请求营业自由，报经政府批准。毛泽东当场将吴和工人代表的谈话记录下来，并起草呈文。

    第二天上午，仍由毛泽东率领任树德等工人代表到政务厅，催促吴景鸿将“呈文”批准。“呈文”批准后，代表们向工人群众报告，罢工已经获得最后胜利。与此同时，毛泽东的《呈省长文》在长沙《大公报》公开发表。“呈文”特别指出：营业自由，载在宪法，工价之争，官府不必过问。

    在毛泽东的亲自领导下，坚持19天的长沙泥木工人争取营业自由、增加工资的罢工斗争取得了最后胜利。

    （三）

    1922年9月，毛泽东还开展了粤汉铁路工人罢工和长沙铅印工人罢工斗争。

    由于粤汉铁路武长段监工张恩荣与鄂段局长王世堉另一亲信苗凤鸣依仗权势，相互勾结，肆无忌惮地虐待工人，引起公愤，一致要求撤销他们的职务。由于王世堉对此不仅置之不理，反而让张恩荣以所谓“闹事”为名，开除那些仗义执言、勇于揭发他恶行的工人，由此点燃了粤汉铁路工人的大罢工烈火。

    为加强对粤汉铁路工人运动的领导，1922年8月，毛泽东派郭亮来岳州领导工人运动。8月15日，郭亮在城南吕仙亭街德士古大楼召开100余人参加的工人代表大会，成立了粤汉铁路岳州工人俱乐部，选举陆汉湖为委员长，郭亮为秘书兼驻部干事。同时还成立了工人文化补习夜校。俱乐部和夜校的成立紧紧地把工人们团结在一起，其成员由开始的10多人，增加到后来的300余人。

    9月2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和武汉分部以粤汉铁路全体工人名义致电北京民国政府交通部，要求3日内撤办张、苗两人，但无答复。

    9月9日，粤汉铁路工人开始罢工。第二天，王世堉勾结湖北军阀萧耀南，派军警到武昌徐家棚对罢工工人进行镇压、打伤工人100余名，重伤30余人，失踪10多人，另有9人被捕。

    惨案发生后，毛泽东立即赶到长沙新河车站召开铁路工人大会，通报军阀罪行，通电全国，请求援助。全国各地工人纷纷声援粤汉铁路工人罢工。罢工持续10天后，武汉各工团和京汉、陇海各线铁路工人在汉口江岸集会，议决如到25日问题得不到解决，则举行总同盟罢工。交通部与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不得不于25日分别急电王世堉、萧耀南，令其速将工潮解决。25日下午，王世堉邀请工人代表谈判，最后达成协议，工人在罢工中所提要求均予满足，郭亮等被捕人员也全部释放，罢工斗争终于取得胜利。

    11月1日，粤汉铁路总工会在长沙新河召开成立大会，毛泽东亲自主持，被选举为主席并代表中国劳动组合部书记部湖南分部发表演说。全省各工会都派代表参加。

    毛泽东在主办期刊过程中，经常与报馆来往，因此，对铅印工人生活十分熟悉，对他们的痛苦生活了解的较多。1922年9月21日，在毛泽东的帮助下，长沙铅印工人300多人成立了铅印活版工会，毛自己兼任秘书。

    1922年11月19日，铅印工会开会，提出报馆提早发稿时间，店主增加薪水，减少工时要求等。21日，铅印工会派代表邀请各印刷公司的老板同他们进行谈判，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并提出13条要求，限公司老板在3日内答复。谈判的结果未能满足工人们的要求。于是，工会负责人与毛泽东紧急商议，决定罢工。

    11月25日，长沙铅印工人宣布罢工。全城印刷局10余家企业同时停业，10多家报纸也同时停刊。然而，当局却认为，工人最多只会停工两三天，就会因吃、住困难而不会再坚持，所以对工人罢工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工人们已经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早有防备，一直坚持八九天。这时，当局才心里慌了，一方面派军警来强迫工人复工，另一方面又联合各印刷厂的资方，企图把印刷品转移到湘潭去印刷，以恐吓和要挟工人。当时小部分工人慑于军警的武力，又怕官方和资方真的把印刷品转移到湘潭去，自己就会失业，态度发生了动摇。

    毛泽东了解这一情况后，及时告诉大家：坚持斗争就会胜利，如果中途妥协，以后就没有获得胜利的希望了。军警虽用武力强迫，但是只要大家奋力坚持，他们还是无可奈何的。至于说把印刷品转移到湘潭，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大家听了毛泽东的劝告，态度统一坚定了。

    在坚持斗争的同时，毛泽东还以调停人的身份于12月9日参加调停。经过不断地努力，最终迫使资方答应了工人提出的条件。12月12日，铅印工人正式复工。工人的罢工斗争前后坚持17天，最后获得胜利。

    在此前后，毛泽东和中共湘区委还领导了长沙理发、缝纫、织造、笔业、人力车工人、鞋业、洗衣等工人的罢工斗争，这些斗争大都获得胜利。

    （四）

    1922年11月5日，湖南全省各工团召开第二次代表会议，正式成立全省工团联合会，下辖15个工会。会议通过会章，选举毛泽东任工团联合会总干事。会后，毛泽东立即起草了全省工团联合会简章。从此湖南工人有了自己的司令部，凡遇到重大问题时都说“找工团联合会去”，“听工团联合会的命令”。

    全省工团联合会成立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由毛泽东亲自率领工团联合会所属的11个工团代表23人，于1922年12月11日至13日同赵恒惕等进行的3天异常艰难的面对面的说理斗争。

    自泥木工人罢工胜利之后，赵恒惕等人对毛泽东所领导的工人运动倍加注意，总是想方设法来镇压和破坏工人的罢工运动。他们一方面制造谣言，混淆视听；另一方面采取严厉的镇压手段，威胁工人群众。各类事件相继发生：警察摘掉人力车工会的牌子，长沙县署要查封理发工人开的新店铺，等等。

    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和中共湘区委决定采取先发制人的办法，利用赵恒惕的省宪法，展开说理斗争。

    1922年12月11日，毛泽东以全省工团联合会总干事的身份率领各工会代表郭亮、任树德、罗学瓒、张汉藩、仇寿松等23人，浩浩荡荡地会见了长沙县长周瀛干、省警察厅长石成金。12日，又会见省政务厅长吴景鸿。13日，直接会见赵恒惕本人。

    交涉的内容涉及10多项：1.请政府表示对工界的态度。2.集会结社自由问题。3.表明工界的态度。4.工界与政府应时常接头，免生误会。5.建议组织劳资裁制所。6.理发工问题。7.缝纫工问题。8.笔业工问题。9.人力车问题。10.机械工问题。

    在省宪法方面，毛泽东拿出赵恒惕的“省宪法”，指其内容说：“不知‘省宪法’第12条：‘人民在不抵触法典之范围内有自由结社，及不携带武器和平集会之权，不受任何特别法令之限制。’并无规定要官厅允许才可结社。若须允许才可结社，则许可与否官厅大可自由，‘省宪法’大可自由，‘省宪法’第12条就根本取消了。”赵等也只好承认：

    “‘宪法’当然完全有效。”但提出“只要人民是守法的，政府当然不干涉”的问题。毛泽东还和吴景鸿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毛泽东说：“从前政府有干涉集会结社及言论出版之自由，常有以某种集会结社或言论出版之意思会要侵犯刑事法典为词，与法律本意不合；若政府在人民未有行为以前，只根据其用意，就去干涉，那就几乎无事不可指为‘将会’侵犯刑事法典，无事不可干涉了。”吴景鸿辩解说：“法律本有动机与行为主义二派，现在法律确是行为主义；但如果动机确会有某种犯法行为发现时，亦不得不干涉。”毛泽东说：“人民如无直接违犯法律之行为，实不应干涉。”并举英法等国的一些法律条文为论据，这样就使得吴厅长无词以对了。

    经过毛泽东等的说理斗争，工人的要求基本上得到解决。很快，毛泽东等以“各工团代表与赵省长、吴政务厅长、石警察厅长、周长沙县知事交涉的实在情形”为题，刊在1922年12月15日至17日的长沙《大公报》上，披露了说理斗争的详实情况。赵恒惕事后对其左右说：湖南再来一个毛泽东，我就不能立足了。

    此后，赵恒惕虽然对工人运动等不敢再大肆镇压，但对毛泽东本人却恨之入骨。1923年4月，赵恒惕下令通缉“过激派”毛泽东。在“通缉令”下了半月之后，毛泽东从容离开湖南，前往上海接受中央安排的新任务。

    两年期间，毛泽东领导的湖南工人运动罢工10次，胜利及半胜利9次，失败1次，获得党内的高度评价。陈独秀在中共三大会议上，总结二大以来中央和各地区工作时，曾说：“就地区来说，我们可以说，上海的同志为党做的工作太少了。北京的同志由于不了解党组织，造成了很多困难。湖北的同志没有及时防止冲突，因而工人的力量未能增加。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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