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改变历史的人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林则徐踏上流放之途。因为第一次鸦片战争失利，他被朝廷贬斥去新疆治理河工。行至镇江，林则徐遇到了一个人。

    这个人，名叫魏源，字墨生，湖南邵阳人氏，幼有神童之称，破史读经，满腹经纶。他虽然只是一介书生，却久有报国之志，遂于鸦片战争之中投笔从戎，到定海前线参谋战事，并亲自提审过俘获的夷人洋兵。但奈不得夷人的洋枪洋炮犀利，战事急转直下，英人的兵舰直打到天津的大沽口，朝廷惧而求和，魏源愤而辞归。

    林则徐与魏源，都是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批中国人，两人于镇江一家简陋的客栈之中，彻夜长谈。交谈的话题，当然是围绕着国家命运与充满了悲观的未来。林则徐告诉魏源，中国之所以在战事中失利，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人不了解西夷洋情。洋人之所以如此蛮横，拒不臣服于我天朝，拒绝向中国皇帝磕头进贡，那是因为他们有着可怕的坚船利炮。除非我们也能够拥有着比他们更厉害的坚船利炮，否则是无法击败他们的。

    欲想制夷，必须要师夷长技！

    必须要承认，我们不如洋人，我们需要学习洋人的长处。

    洋人的长处，就是坚船利炮。可是洋人为什么会制造出这么可怕的利器？为什么我们如此伟大的天朝，却除了把男人割掉卵袋，把女人打入冷宫，什么象样的玩艺儿也没制造出来呢？

    自从林则徐到达广州禁烟以来，就一直想弄清楚这个问题。但这个问题似乎茫然无绪，林则徐所能做的，就是招集智士之辈，广泛搜集西夷资料，无论是风土人情，地理天文，人文景观，习俗成规，都在林则徐的关注范围之内。只有搜集到足够的资料，把夷人琢磨透了，才能够找到制伏夷人的法子。

    这些辛辛苦苦汇集起来的资料，林则徐命名为《四洲志》。

    可惜的是，资料的汇集与整理尚未完成，战争就已经爆发了。林则徐被流放新疆的途中，手中就抱着这厚厚的资料，他一直想找个可靠的人，把这项工作继续下去。

    现在，林则徐把他的《四洲志》，递到了魏源的手上：墨生，你是举世罕逢的大才子，最有做学问的耐性。如今我充军伊犁，一去生死不知。这本书就只能交由你了。你记住，这是关系到我们天朝子民是否还有资格存活于世的大事，你把洋人全都研究明白了，写出一本好书来，让我们中国人都来读。读懂了，制造出比洋人更厉害的船炮，就能够打败洋人，避免亡国灭种的命运。

    魏源慢慢的跪在林公面前，双手接过来林公递过来的书。他的心脏在怦怦狂跳，耳膜中一片轰鸣。他知道，林公是把拯救中华民族的希望，全都寄托在了他的身上，如此重任，让他心生颤栗。

    两人镇江相别，林公在差役的押送下，踏上漫长的流放之路。而魏源，却回到了他的书斋，以林公的《四洲志》为蓝本，开始进一步的广泛的搜集资料，终于编写成《海国图志》50卷本。此后魏源继续补充资料，至咸丰二年（1852年），此书已经厚达100卷本。

    在此书的开头，魏源开章明义的点题：

    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这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之源来。

    毫不夸张的说，魏源的《海国图志》一出，就彻底的改变了整个世界。正是这本书，把弹丸之地的日本送上了世界强国的高峰，至今日本人仍然享受着这本书所带来的福益。同样是这本书，把中国送入到了可怕的地狱之中，百余年犹未超生。

    什么？魏源的《海国图志》，把日本送上强国之颠，却把中国送入了地狱？有没有这么离谱夸张啊？

    这是活生生的历史，确切的说：日本人汲取了此书的精华，登上了世界强国的颠峰。而中国人却汲取了此书的糟粕，从此陷入了民族性群体癫狂之中。

    （2）改变历史的书

    却说魏源自打在林公处受命，精研西人，以夷制夷而后，就潜心研究写作，三年而后，首次推出了他的50卷本《海国图志》。自费印刷出版而后，读者们闻讯赶来，打开书一看，顿时火冒三丈：这是什么垃圾狗屁书，通篇没有美女也没有美食，不是舌尖上的中国也不是乳头上中国，这种烂书怎么会有人看？作者快去死吧！哗啦啦，全都把书丢掉了。

    被林公寄予了无限希望的《海国图志》，印刷不过千册，销售惨淡，书商赔塌了天。

    中国人，在数千年之久的权力愚弄之下，陷入到了原始思维之中，大脑基本上钝化，只有美女美食，能够让国人眼睛一亮，除此别无感觉。

    魏源感觉很失败，怎么回事？为什么这本书，竟然没人愿意看呢？是不是我的写法有问题？那我再回家继续增补修改，一定要让大家喜欢看才行。如果大家都不看这本书，又如何了解夷情？如何师夷长技？如何以夷制夷？我又如何向林公交待？

    到了咸丰元年（1851年），正是这一年，癫狂患者洪秀全起事于广西金田之时，有一只中国的商船，正在徐徐驶入日本长崎港口。日本海关官员在对这艘船例行检查时，从船上翻出三部魏源的《海国图志》来。当时海关官员打开这本书，漫不经心的一看，两只眼睛顿时瞪得溜圆。

    这是什么书？这是什么书？怎么书中字字句句，说的似乎全都是日本人现在最关心的问题？

    日本人最关心的是什么问题？这一年是1851年，是美国海军准将佩里将军的四艘黑船，撞开日本国门的第八年。虽然尊王攘夷运动在日本如火如荼，方兴未艾，但每个日本人都在苦苦的思索：尊王攘夷这事，到底对头不对头？尤其是后面这个攘夷，到底该是怎么个攘法？明摆着，夷人的火轮船炮火犀利，远非是几个燃烧瓶能够解决问题的。可如果说攘夷不对，那日本人应该怎么办？

    日本人思考的这些问题，明明白白的写在《海国图志》这本书上。

    在这本书里，魏源汇集了大量的资料，苦心研究之后得出结论：未来的战争态势，已经从陆路转入海路。对付越洋而来的夷人，战于海口不如战于江口，战于江口不如战于河口。这是世界上首次有人明确提出海权的观念，可怜魏源将他和林则徐的毕生思考奉献给中国，却是明珠投暗，无人识得。

    而日本人却一眼看出了这本书的价值，顿时喜出望外，当即蛮不讲理的将书抢走，上岸就送入印刷车间排版翻印。

    仅在1851年，这本书就翻印了15版，此后直到民国时代，这本书已经翻印了上千次，价格翻了三十多个眼头，却仍然是供不应求。日本人举凡识字者，莫是以读此书为荣。

    日本著名的维新思想家佐久间象山，读了《海国图志》中以夷制夷的主张，不由得拍案感慨，曰：呜呼，我和魏源，真可谓海外同志矣！

    日本人，于此书中获得了海权的观念。这本书让他们意识到，夷人的到来，并非是坏事。相反，他们也可以借助夷人的洋火轮，将日本人的边防线迅速向远推进，直推到琉球、台湾、中国大陆及至西太平洋。

    脱亚去欧，问鼎世界。《海国图志》的智慧与思想，赋予了日本人蓬勃的野心，注定了此后的历史。

    《海国图志》风摩日本，墙外开花，已经改变了世界的大思想家魏源，却仍是懵懂不知。他仍然在自己的书中寻找毛病：怎么回事呢，嗯？怎么回事呢这是，我费这么大心血写的书，怎么中国人都不爱看呢？

    一定是我写得不够好！魏源想：那我再加把劲，好好的续写这本书，一定要让我的书，找到一个象样的读者！

    于是魏源继续点灯熬油，续编《海国图志》，到了咸丰二年（1852年），他的《海国图志》已经扩充到了100卷。

    再拿去刊印发行，仍然是门可罗雀，无人问津。此时魏源已经心智耗尽，他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难道诺大的中国，我的《海国图志》就找不到一个读者吗？

    事实上，这时候读者已经出现了，只是因为《海国图志》销量太惨，魏源并不对卖出去的几本，抱有丝毫的期望。

    但是他的书，的确在悄然的改变着中国。尤其是，当这本书落入到一个意想不到的人手中的时候。

    这个人的名字叫崔暕。

    崔暕未必是《海国图志》的唯一读者，但是《海国图志》确实是经由他的努力，引爆了中国历史上罕有的群体性癫狂。

    （3）思想的嬗变

    崔暕，湖南人氏，士林名家。历史上关于他的资料，少之又少，但从零星的记载上来看，其人有可能入过曾国藩的幕府。因为他是湘军中人，又是文士，曾国藩向来是以士林统兵，但湘军名册上没见过崔暕的名字。而曾国藩的幕府又没有一个完整而系统的花名册，所以我们虽然在幕府名单上找不到崔暕，但仍然难以排除他入过曾国藩幕府的可能性。

    曾国藩与崔暕，都是湖南人氏，曾国藩建湘军，崔暕入湘军，所以两人不可能没有碰过面。只不过，曾国藩分明是对崔暕其人的能力缺乏认同，证据就是，崔暕在离开湘军之后，加入了左宗棠的幕府。

    左宗棠和曾国藩，虽然俱属中兴之杰，但两人彼此之间关系不睦。确信这种关系不和睦，开始时只是个策略，汉臣互斗，目的是让朝廷放心，放手让他们做出自己的事业来。但两人斗来斗去，难免斗出真火，最后终于弄得水火不容。

    崔暕离开湘军，却投奔曾国藩的死对头左宗棠，这明摆着是向曾国藩叫板，显然他没有在曾国藩处受到赏识。

    但是跳槽到了左宗棠处后，左宗棠也不欣赏崔暕。

    证据就是，崔暕又跳槽去了四川巡抚骆秉章处，如果左宗棠赏识他，他没理由再一次的跳槽。

    就这样不停的跳槽，还没等崔暕的人生跳出个名堂来，那不成气候的洪秀全，已经被湘军彻底剿灭。这就意味着各方势力已经形成结板，对于崔暕这些职场失意者而言，机会越来越渺茫，甚至可以说已经不复再有机会。

    郁闷之际，崔暕开始读书。

    他读的书很杂，有明人费隐通于1636年编篡的《原道辟邪说》、徐昌治于1639年编篡的《圣朝辟邪集》，钟始声于1643年编纂的《辟邪集》。这些书，都是明朝时代的知识分子，对于越洋而来的传教士们的离奇记载。

    除了明朝的古书，列在崔暕书单上的，还有魏源先生的《海国图志》。

    读这些书，表明了崔暕正在思考，他也和林公林则徐，以及魏源先生一样，意识到有必要对西夷进行研究，以期寻求以夷制夷之策。也就是说，悒郁不得志的崔暕，正要从一名职场失意者，转型为一个思想家。

    崔暕开始了思考，他捧起《海国图志》，翻开一页仔细阅读，看到魏源先生关于海口江口河口的三口之论，顿时皱起了眉头，心说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魏源魏老头，你好歹写本书，就不能多了解一下读者的心理需求吗？写一点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咦，有！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项目，《海国图志》上还真有！崔暕看到的，是《海国图志》第27卷第31页，有这么一段：

    《天主教考》：中国之天主教，则方其入教也，有吞受药丸领银三次之事……其同教有男女共宿一堂之事，其病终有本师来取目睛之事。

    看到这里，崔暕的眼睛倏然瞪大：果然如此，果不其然！难怪洋人如此凶暴，原来他们是有妖术的。你看人家魏源先生在《海国图志》里已经写了，这还能假的了吗？

    崔暕屏住呼吸，继续往下看，同样是在《海国图志》第27卷第31页上（咸丰二年古微堂刊本）上，魏源先生进一步的分析了洋人的妖法及邪术。书中说，入教之人，都会被洋人骗吞丸药，丸如小酥饼，人吞服之后，丸药化形为女形数寸，眉目如生的天主圣母，手抱人心，使教徒终身信向不改教。

    那么这个丸药，又是如何炼制的呢？

    魏源先生的《海国图志》中说：市中国铅百斤，可煎纹银八两（研究者怀疑，这个八两实际上是八斤之误，否则这丸药炼制的也太艰难了。而且后面的剩余量是九十二斤，根据物质不灭定律，一百减九十二，应该等于八），其余九十二斤，仍可卖为原价，惟是银必以华人眼睛点之，乃可用。

    从林则徐的《四国志》脱胎，终于形成的划世纪思想绝响《海国图志》，竟然有这样的记载。怎么会这样呢？

    这是因为，无论是林则徐还是魏源，他们都是第一批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此前他们没有参照，没有人引导，完全是在黑暗中摸索。搜集翻译有关西夷的资料，又因为自己对此一无所知，完全没有研判能力。道听途说，牵强附会，在所难免。崔暕所看到的这两段，实际上是有关西夷炼金术与中国本土妖异传说的结合体，这属于西洋文化与中土文化的首次融合，先融合的是荒唐无稽的糟粕与奇谈。

    也就是说，《海国图志》这部书，有伟大精深的海权论思想，也有荒诞离奇的神异传说。日本人慧眼如炬，一眼就看到了这本书的精深思想。而崔暕的眼神却有不大好，他在书中发现的，只是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但请不要以为崔暕先生是缺乏思考，人云亦云的无知之人。要知道，谣言止于智者，看到了《海国图志》中的这些记载，崔暕先生首先想到的是查证这些记录的真实性。

    去哪儿查证呢？去教堂里调研一番？

    不不不！去教堂查证，那是西夷人才会干出来的缺德事，中国人不这么搞。

    不实地勘查，还怎么个查证法？

    去古书中查证！

    所谓古书，就是明朝时代人所写的书。要知道，早在大明年间，就有耶酥会教士利玛窦来华，在中国传教。所以当时围绕着对于利玛窦及其洋教，有着许多本专业性质的研究资料。

    先看明人徐昌治编辑的《圣朝破邪集》。书中说：凡国内之死者，皆埋巴礼院内，候五十年取其骨化火，加以妖术，制为油水……有入其院者，将油抹其额，人遂痴然顺之。

    《圣朝破邪集》中又说：（教士）延无智女流，夜入腥红帐中，阖户而点以圣油，授以圣水，及手按五处之秘媟状，（行）曷以加诸（的）男女之乱，从夷者之妻女悉令群居……彼夷残忍，数掠十岁以下小儿，烹食之。

    到了这步，《海国图志》中有关西夷的记载，就算是有了依据，但资料还不够充分，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在探寻荒谬的道路上，崔暕孜孜不卷，上天入地，辛苦搜集，功夫不负苦心人，他终于在道光年间的广西巡抚梁章炬所撰的《浪迹丛谈》中，寻找到了更充足的证据。

    《浪迹丛谈》一书，引用了雍正年间湖北黄冈吴德芝先生，对于天主教进行了调研之后所完成的论文，文章称：加入天主教的女人，有病裸体受治，教中人临死者被刳去眼睛，作炼银之药。教方能制成肌肤、骸骨、齿舌、阴窍无一不具、可供人拥以交接的裸妇人等。

    为了查证这些事，崔暕先后搜集了201种资料。做了如许之多的研究，崔暕已经成为了当时无可替代的顶尖专业人士，他有责任也有必要，把他的研究成果以论文的形式，贡献给广大人民群众。

    他在开篇写道：耶酥教之邪，稍有人心者，必谓断不可从。

    怎么个邪法呢？

    崔暕继续写道：

    神父在童时受教，割去肾子，曰弥塞。从其教者与神父鸡奸不已，曰慧益……（每七日一礼拜事毕）互奸以尽欢，曰大公，又曰仁会。凡嫁娶，新妇至必先与牧师宿，曰圣揄罗福。且父可娶媳，子可娶母，亦可娶已女为妇，兄弟叔侄可互娶其妇，同胞姊妹亦可娶为妇。

    除了诸多骇人听闻的陈述，崔暕所撰写的书中，还有更多详细的事件资料：

    近日海口有天主教堂、福音会堂、广音会堂。各夷人常以扇向人一搧，无（论）老幼男女，即与随行。闻夷人掠去，割取目珠、肾子、子宫等物，用镪水锻炼颜色，影照洋画。被搧之人，间或被人追转，而舌根已烂，数日亦死。又有药物迷人，使下部作痒，欲求鸡奸者（采自刘某家信）。

    好了，从林则徐的《四洲志》开始，初始只是一些原始资料，魏源先生取精而不能去粗，终成《海国图志》，糟粕与精华杂陈，思想与谣言共存。日本人从这本书中汲取了精华，而崔暕却将书中的糟粕精心的挑选出来，加上自己听来的小道消息，以及201本书中的无稽之言汇集，终于编纂而成一本书：

    《辟邪纪实》。

    作者署名：天下第一伤心人。

    此书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影响重大，从早期的教案到后期的义和团，基本上都是以此书为蓝本。也就是说，这本书里编造了什么荒诞不经的事儿，这些事就真的会在中国发生，至少是中国人认为这些事真的发生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本书实际上是一本魔书，一代圣贤曾国藩的名节，就是毁在这本书的魔力之下，而绝世谋略高手李鸿章，终其一生，都是在此书的阴影笼罩之下，艰难前行。

    话说自号天下第一伤心人的崔暕，自打推出他的力作《辟邪纪实》以来，就立即收到了石破天惊的奇效。与前者魏源先生的默默无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南方各省，纷纷闹教，教堂门外出现了反教传单，直指传教士迷奸妇女，井水投毒，拐卖儿童，刨挖坟茔等无尽的坏事。这其中英国伦敦会华中区主持人杨格非，首当其冲，被指为多起恐怖事件的策划者。

    大鼻子杨格非极是困惑，心说我没招谁也没惹谁呀，就是每天虔诚的祈祷，怎么老有人在我背后丢石头呢？

    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杨格非就去调查，很快就查到了已经轰动了的名著《辟邪纪实》上来。这本书名字可是叫纪实啊，写的应该都是实事。杨格非把书拿过来，打开一瞧，两只黄眼珠顿时瞪得，大到了不能再大。

    书中有一段，正是有关杨格非本人的“纪实”记载：

    夷匪杨格匪（就是杨格非，写成杨格匪以示羞辱）之门生左宗德，至江南买难民女子十数人，置一大房，每夜三更时，左偕二人然（燃）灯中立诵咒。群女子环立。俄顷，左等口中有青烟出，灯光忽大，群女子衣服皆自褪，左等一一立与轮奸，复以口呵女子阴，遂携手环绕数匝，皆卧。

    当时杨格非就急了，这这这这不是瞎掰吗？哪有这种事？你说这些中国人，教堂里到底是怎么个情形，你进去一看就知道了，为什么非要蹲在门外瞎编呢？还编得这么离谱邪乎？

    但你杨格非说瞎掰，是不管用的，人家书名上写得明明白白：《辟邪纪实》，这就证明了这是纪实作品，这种体裁的作品，表明了比之于杨格非本人的自辨更可信，所以人民群众信之不疑。

    无法为自己辨白，杨格非急气之下，找到官府投诉。官府中人却是知道这本纪实是最典型不过的瞎掰，但这个作者天下第一伤心人又是哪个呢？

    查！

    这一查可不得了，查到了湘军水师大帅彭玉麟的身上。

    （4）魔书与大帅

    明明是职场不得志的崔暕写的怪书，官府怎么会查到水师大帅彭玉麟的身上呢？

    这里边有个美丽的误会……不，这里实际上有两个不美丽的误会……不对，这里实际上有三个极操蛋的误会。话说湘军水师大帅彭玉麟，原本是风雅的读书士子，他小的时候，家里还有一个养女，名叫梅姑，比彭玉麟大一岁，两小无猜，青梅竹马，但是两人最终鸡飞蛋打，未能配成双，彭玉麟伤情之下，自号天下第一伤心人，与那崔暕重名了，结果江湖传言，《辟邪纪实》乃彭玉麟手书。

    崔暕和彭玉麟起了相同的号，《辟邪纪实》被附会成是彭玉麟所著，这是第一个误会。

    第二个误会，是彭玉麟与梅姑两情相眷，却终是劳燕分飞，引发了人民群众的无限同情。

    第三个误会，是人民群众传言，彭玉麟之所以与梅姑天各一方，是因为他要北上勤王，一去久而不返，梅姑思念过度，于忧怨中投水自尽，伤情而去。待彭玉麟归来，嚎淘大哭，恨不能追随梅姑而去。

    但实际上，人民群众的美好想象，跟现实是有距离的，这个距离就是：彭玉麟的确与梅姑久生情愫，一个非卿不嫁，另一个非卿也……未必不娶。这起爱情的悲剧，是彭玉麟加入湘军，屡立战功之后，就急忙忙替自己娶了个美女，而后母亲带着梅姑找来，彭玉麟看看屋子里的爱妻，再看看因为思念而憔悴的梅姑，两个都割舍不下，都想要。这时候彭母当机立断，立即打发儿子出门去给自己买甜点，而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弄来顶轿子，把可怜的梅姑推进去抬走，等彭玉麟买了甜点回来，发现梅姑已是人妇了。彭玉麟悔恨交加，捶胸顿足，遂自号天下第一伤心人，结果引来了官府的重重疑虑。

    等到发现水师大帅彭玉麟，与这本《辟邪纪实》没有半点关系，官府放下心来，立即传令将这本怪书搜缴并集中销毁。这本书实在是太可怕了，写得绘形绘色，活灵活现。其书所到之处，必然引发规模性的群体事件，小焉者打伤一两个传教士，大焉者烧了教堂，多有教民死难。一定要把这本书彻底销毁，以免贻祸世间。

    于是大量的《辟邪纪实》及同等类型的怪书，统统被官方收交焚毁，南部中国，终于恢复了平静。

    然而挂一漏万，这本书在收缴的过程中，至少漏失了一本，这一本落在了另一名大帅的手中。

    陈大帅。

    陈大帅，真名叫陈国瑞。他本是良家子弟，父亲宽厚，母亲慈爱，正自幸福的生活在美好的家境之中，奈何洪杨崛起东南，打到了陈国瑞的家乡，将陈国瑞一家分隔开来，对他们讲道理。

    叛军对年幼陈国瑞所讲的道理，也很简单，就是他父亲不再是他父亲，而是他的兄长，他母亲也不再是母亲，而是他的姐妹。而陈国瑞生活在这世界上的全部意义，就是手持钢刀，替洪秀全去杀人放火，抢来更多的姐妹送给洪秀全幸御。杀尽清妖，为天王而死，就是他陈国瑞最引发自豪的事情。

    可怜幼年陈国瑞没有辨识能力，听了叛军的忽悠，就真的信了，手持钢刀上了战场，组成童子军，向着湘军冲杀了过来。由于他作战勇猛，杀人不眨眼，临敌前又喜穿一身红衫，人送绰号红孩儿。但红孩儿再凶，终究是个孩子，结果落入到湘军将领黄开榜之手，黄开榜看这孩子眉目如画，却被洪秀全忽悠得可怜，就收了他为义子。

    从此陈国瑞就跳槽到了官兵这边的阵营，再后来，他又被老僧王僧格林沁收为养子。此后京山剿捻，朝廷不停的责骂僧王，僧王悲愤于心，就向捻子发起自杀式冲锋，陈国瑞苦劝未果，最终是背负着僧王的尸体而归。

    僧王之死，朝廷震怒，山东一带的官员统统降职，以示对营救僧王不利的惩戒。只有陈国瑞悍不畏死，单身潜入捻子大营，背负僧王尸体而返，所以没受到任何处分。而他也从此以僧王义子之名，扬名京师。

    陈国瑞这个人，生得美貌如女子，但性烈如火，好勇斗狠。僧王死后，曾国藩和李鸿章相继北上剿捻，统带的有淮军大将刘铭传为主力。刘铭传的部众，都是在上海由英国人一手训练出来的，手中火器先进而犀利，是李鸿章引以为豪的最大资本。而陈国瑞见刘铭传部下的装备如此先进，登时见猎心喜，不由分说，立即率了五百强悍死士，径闯入刘铭传大营，来抢武器装备。

    陈国瑞这么个搞法，也是他的个人习惯。因为他生得貌美，任谁见他都心生欢喜，而且他作战又勇猛，骄横跋扈已成痼疾。甭管哪家营里的东西，只要让他看中了，说打就打，说抢就抢，别人如果和他论理，只有吃不完的亏，却讨不回丝毫公道。

    陈国瑞欺负人欺负习惯了，岂知那刘铭传原非等闲之辈，他本是淮上第一条好汉，勇悍之力，远在陈国瑞之上，根本不把陈国瑞放在眼里。此时见陈国瑞率五百人突入，刘铭传想也不想，立即下令部众将其团团围住，火枪齐发，当场将陈国瑞的五百人全部打死，只留下陈国瑞一个人。

    陈国瑞真的吓傻了，他怎么会想到，不过是抢你几条枪而已，居然真的会开枪杀人？而且一杀就是五百人众，这胆子大到了怕人的程度。

    吓坏了的陈国瑞爬到屋顶上，瑟瑟颤抖，刘铭传梯而下之，把他关在一间小黑屋子里，每天只给半碗粥，吃不饱也饿不死你。然后刘铭传立即写信告诉李鸿章这事。李鸿章说好，打得好，打死他个王八蛋……立即给朝廷写奏章，指责陈国瑞大搞摩擦，制造冲突，要求严惩。

    等到陈国瑞被放出来，哭着对刘铭传说：这五百人，是我多年来四处征募的死士，于今尽数死于你的手上，失去这些人，我丧失了战场上称雄的所有资本。然后陈国瑞也托人给朝廷上书申冤，要求严惩刘铭传。

    朝廷说：打得好，都打死了才省心呢……不是，大敌当前，当一致对外才是，这件事就不要再提了。

    朝廷乐得坐山观虎斗，谁也不追究。

    而陈国瑞尽失五百死士，是真的如他自己所说，已经丧失了战场上称雄的资本。没办法称雄了，那干点什么呢？

    那就转入文化界吧，先去找本书来读。

    陈国瑞找来的，恰恰是崔暕的《辟邪纪实》。陈国瑞要找这本书来看，也是有其心理需求的。这心理需求就是，他好端端的良家子，却落得个烽火战场上的游魂孤鬼，终日在弹雨枪口之下残生。他想不明白啊，是谁，让他的人生落得如此悲惨的地步？他想找到答案，所以就捧起了这本书。

    书本打开，就见陈国瑞两眼倏然瞪大，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啊！

    他看到了《辟邪纪实》下卷的第10页，有这么一段：

    红巾军洪秀全党，与夷匪通，掳男女小儿献夷匪，换取枪炮火药等物。夷匪得妇女，争相采战。继以药涂脐上揉之，子宫即自阴户出，遂割之。又有用手拍肩子宫即出者。小儿则割取肾子、心肝……酒商韩某自江南归，为予言目击如此。

    这段记载，一下子就唤醒了陈国瑞的记忆。

    陈国瑞为可做证，这记载是千真万确的。幼年时他被叛军编入了童子军，在战场上看到过无数次这种情形，实际上那是成年叛军轮暴女子的场景。陈国瑞虽然看不懂，但争相采战，割掉女子的子宫这类事，他可是亲眼目睹。从这本书中，他才知道当时都发生了些什么，由此可见，这本书是地地道道的纪实作品，一点也不假。

    陈国瑞也终于明白了，难怪他的人生如此悲摧，最可恨的是西洋夷匪，他们勾结洪秀全，残害了他的幼年和童年！

    悲愤之下，陈国瑞就想找人说说这事。可找谁说呢？

    有了，我干脆直接去北京城，一边告他刘铭传欺负我，捎带着旅游观光。于是陈国瑞将这本《辟邪纪实》用黄绸布小心的包好，放进一只箱子里，箱子里是更多的金银珠宝，命人挑了，取路北京城而去。

    大帅入京，直隶震恐。谁也没有想到，就因为陈国瑞带了这本《辟邪纪实》入京，引发了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天津教案。

    （5）鬼物出没天津城

    同治九年（1870年）五月，天津城中，忽然间传言纷纷，人心惊恐。

    传说有迷拐小孩的妖人，在暗夜中出没，只要用手向小孩子的脑壳上拍一下，小孩子就会陷入迷妄之中，看到三面皆暗，只有前方一道光线，顺着光线走，就被妖人领入到僻静之地，然后剜去小孩子的眼睛、心肝、肾子，卖给洋人做药引。

    又有传说，有人在教堂里搜出恶物甚多，人眼珠、心肝、阳物等类，有足足十几皮缸。此外，洋人还偷偷在教堂中剥人皮，刳孕胎以为魔魅，伤心惨目，行路者咸悲愤。

    流言所至，风声鹤唳，天津城人人自危，素有混星子之称的流氓地痞更是满街乱窜，江湖组合水火会星夜传檄，召各路武林高手入津主持公道。四方游侠，携刀带棍，风雨兼程向着天津匆匆行进，把恐慌的气氛推到了顶点。突然之间一声巨大的骚乱，霎时间整个天津城都陷入了激愤之中，逮到了妖人！逮住了拐卖孩子的妖人！

    这千真万确是个妖人，证据有两个：一是此人是个信天主的教民，二是他身边带着孩子。如此充足的证据，此非妖人而何？

    愤怒的民众将妖人扭送官府，天津县令刘杰不敢怠慢，急忙升堂审案。这一审，险此没把个刘杰气死，被民众扭送官府的妖人，名叫沈希宝，他是带着自己的儿子出门，不慎被到处寻找妖人的人民群众发现。群众认准了他是教民，身边又带着孩子，定然是诱拐孩子的妖人，不由分说打了个半死，给送到官府来了。

    一场虚惊过后，天津城群体捕捉妖人的活动，却是愈演愈烈。不多时果然又捉住一个叫武兰珍的女人贩子，在群众的暴力殴击之下，武兰珍为了保命，不得不顺着大家的要求，编造说是教堂里的王三，拿迷药给她，让她去诱拐孩子。而后县令刘杰押着武兰珍去教堂对质，可是武兰珍所说的教堂里边的物件路径，与教堂丝毫也不搭界，让她指认拿迷药给她的王三，她也说不出来。

    事件进一步恶化，群众开始围攻教堂，抛砖掷瓦，追打教民。法国领事丰大业一时想不开，竟然找来官府要求保护。他真不该来，因为三口通商大臣祟厚，对法国人印象极坏，却非常热爱俄国。就在这起事件的九年而后，厚道的祟厚瞒着朝廷，偷偷的切割了不少于五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给俄国，还替俄国人做主，要求朝廷赔俄国佬500万卢布。祟厚这么个搞法，差点没把个朝廷活活吓死，当时就把祟厚直接逮起来，塞进了天牢去了。

    祟厚偷割国土给俄国佬，是九年以后的事儿。目前他正在天津处理妖人拐卖之案。在他给朝廷的奏章中，法国领事丰大业的举止乖张，行为怪异，带有着鲜明的精神癫狂者的特色：

    ……适丰大业来署，当即接见，看其神气凶悍，腰间带有洋枪二杆，后跟一外国人，手执利刃，飞奔而来。未及进室，一见即口出不逊，告以有话细谈，该领事置若罔闻，随取洋枪当面施放，幸未打中……讵意该领事路遇天津县刘杰，自该堂弹压而回，该领事又向其放枪未中，误将刘杰之家人打伤。众百姓瞥见，忿怒已极，遂将丰大业群殴毙命。传锣聚焦各处民人，将该教堂焚毁……

    目前有关天津教案的资料，全都是引用祟厚这个怪异的记载，而且没有人对此有所质疑——不能乱质疑，一质疑你的屁股就坐错了地方，有可能坐到帝国主义的战车上去，那麻烦可大了。

    祟厚在他的奏章上还承认，当时的天津城，已经被黑社会性质的暴力团水火会所控制……街市聚集水火会已有数千人，劝令不可出去，恐有不虞。

    此外，祟厚报告称，黑社会性质的暴力团伙水火会，在殴毙了法国领事丰大业之后，大闹天津城，冲入教堂活活打死十名修女，神甫七名死无全尸。另有三名霉摧的俄国佬也因为形貌古怪，死于骚乱之中。此外还有两名比利时人，一名英国人及一名意大利人，也被水火会活活打死，教堂被焚六座，中国籍教民被杀者三四十名。

    这是一起空前严重的外交事件，法国人当然不肯罢休，俄国人、比利时人、英国及意大利人，也要求朝廷给个说法。所以祟厚急忙展开调研，撰写了这么一个调查报告，递交朝廷。在祟厚的笔下，把个被打死的丰大业描述得神经兮兮，要知道当时水火会包围教堂，官府正在紧急弹压，丰大业最合理的举止，应该是寻求与中国官方的合作，可祟厚却说他官衙里四处开枪，摆明了是找死。

    祟厚的报告虽然诡异，但丰大业已经死了，而且天津城中，能够找到的外国人，都已经被水火会打死了，腿快的已经逃之夭夭，或是躲藏起来，所以这个报告结果再离谱，人们也只能听着，即使质疑也找不出实证来。

    祟厚在奏报中要求，派曾国藩来处理这件事。一来曾国藩已经处理过许多类似的教案了，二来曾国藩在洋人心目中有影响，可以起到定海神针的作用。

    朝廷传旨，命直隶总督曾国藩立即启程，前往天津会同祟厚办理此案。曾国藩启行之后，未至天津，一路上但见络绎不绝的群众拦轿，喊冤之声惊天动地，口口声声请求青天大老爷主持公道则个。曾夫子停轿，问尔等有何奇冤，众人上前，绘形绘色向曾夫子讲述教堂迷奸妇女，剜人眼睛，割子宫阳物等恐怖罪行。曾夫子再问：你们可曾亲眼看到？于是告状的百姓们霎时间就全都消失了。

    消失这可不行啊，你们打死了这么多人，单只是修女就活活打死十个，问你拿出实证你就躲了，没实证你凭什么杀人？

    曾夫子入得天津城，再行细审，这一审可了不得，难怪祟厚在奏折中，把事情全都推到了死者丰大业身上。原来，这个祟厚才是事情的肇始者。

    洋人挖眼取心之说，全系谣传，毫无实据……臣抵津后，查讯挖眼取心有无确据，绅民俱无辞以对。内有一人言眼珠由陈大帅自带入京。大帅者，俗闲称陈国瑞之名也，其为讹传已不待辨。原其讹传所起，由祟厚前月二十四日专弁到京，向总理衙门称有搜出眼珠盈罎之说。其时仓促传闻，该弁未经考实，致有此讹。其实眼珠若至盈罎，则堂内必有千百无目之人，毁堂之时，何无一人见在？即云残害，其尸首又将何归？此可决知其妄者。

    曾国藩的这个奏折，名字叫《覆陈津事各情折》，上奏的时间是同治九年九月初五。

    由于祟厚本是肇事人，却和曾国藩同堂审案，所以曾夫子不能把话说得太明白。但奏折之中，该说的也全都说了。

    追究天津教案，详细经过是这个样子的：陈大帅陈国瑞，挑着几坛子金银珠宝入京，大力宣讲《辟邪纪实》中的故事，这些故事流传到天津，丝毫也没有走样，引发了天津民众的心理惊恐。这节骨眼上祟厚又推波助澜，他专诚派人进京报告，说是在教堂里搜出了几坛子剜出来的人眼珠，此事回馈到了陈国瑞处，再转回来，就变成了陈国瑞挑着几坛子从教堂里搜出来的人眼珠进京。这样虽然天津人没有在教堂里发现人眼珠，但仍然坚信此事为真。若无此事，人家陈大帅挑入京城的那几坛子人眼珠，又是哪儿来的？

    既然你教堂里已经搜出来几坛子人眼珠，难道大家不该打死这些修女神甫吗？打死你都是轻的！

    这就是天津教案的全部事情经过。

    （6）朝廷如何坑害曾夫子

    弄清楚事情究竟之后，曾夫子叹息不止。

    我们来看看天津教案事发的整个流程：

    第一个阶段：是林公林则徐虎门销烟，为了解夷情，以夷制夷，遂招集专业人士，编纂《四洲志》一书。这个阶段，可以称之为启蒙阶段。

    第二个阶段：鸦片战争失败，林公贬窜伊犁，于是在镇江将《四洲志》交给魏源，嘱其专心研究，以强天朝。这个阶段，可以称之为传薪阶段。

    第三个阶段：魏源撰《海国图志》，国人淡漠，却引发了日本人强烈的海权意识，并意图将其边防线扩张到中国版图中来。这个阶段，堪称理性阶段，虽然中国人没什么理性，但人家日本人有，魏源有心栽花，无心插柳，实属悲哀之事。

    第四个阶段，职场失意者崔暕阅读《海国图志》，去其精华，取其糟粕，另行编纂《辟邪纪实》，这个阶段可以称为思想嬗变阶段，但实际上却是正本清源，虽然这个本有点邪门，这个源有点离谱，但中国人不爱听什么海权之类的，最爱听的就是群居迷奸割子宫这类污秽兼色情的奇谈，不仅爱听这个，而且还信这个，你又能有什么法子？

    第五个阶段，《四洲志》久已被人遗忘，《海国图志》石沉海底，无人问津，唯有《辟邪纪实》爆火走俏，纵然是官府一再查禁，却又一次次的死灰复燃。这个阶段又叫自我催眠阶段，或称自我肯定阶段。概因人的思维有一个筛选机制，只选择那些符合自己观念的信息来接受，不符合自己观念的就排除。林则徐的《四洲志》被排除了，魏源的《海国图志》也被排除了，人民群众能够接受的，只有《辟邪纪实》这种奇谈妄言，并沉浸于这一类信息中不能自拨。

    第六个阶段，称行动阶段。人的行动，受其观念所主导，有什么样子的观念，就有什么样的行动。中国人的脑子有一个固定的操作系统，在这个操作系统上，无法运行林则徐的《四洲志》，也无法运行魏源的《海国图志》，只能运行崔暕的《辟邪纪实》。所以国人必然是被《辟邪纪实》中的信息所操纵，去砸教堂杀修女。天津教案，只是诸多教案中的一件，并非是最严重的。

    单只是同治七年这一年里，就先后爆发了四川的酉阳教案、秀山教案、台湾的凤山教案、江苏的扬州教案、湖北的天门教案、贵州的遵义教案、安徽之安庆教案、江西之南昌教案等。其中最严重的，是四川的酉阳教案，教士李国安及教民三十九人被杀，事后教众纠众报复，杀死对方百余人。

    单论死的人数，天津教案是排不上号的。但天津近在畿辅，且有外交官与众多洋人被杀，轰动一时。再加上曾国藩、李鸿章师徒二人双双介入的因由，在中国历史上极是拉风。其它教案，缺少了名人效应，也就无声无息了。

    事实上，到了这一步事情仍然只是个持续阶段，还没有真正的大爆发。还要再等三十年，于1900年时，义和团重新发现《辟邪纪实》，最终引发八国联军入京的超大规模群体性癫狂。李鸿章活该倒霉，枉他足智多谋，翻云覆雨，却终其一生，都是踏在这桩群体性癫狂的节奏上行走，可知他是何等的艰难。

    然而李鸿章再难，也比不过老师曾国藩之悲惨。

    话说曾夫子弄明白了前因后果，拿起笔来写结案报告，可这个报告如何一个写法，却是让夫子煞费脑筋。

    从崔暕的《辟邪纪实》写起如何？扯！有点扯！从魏源的《海国图志》写起如何？更扯！那就从林公林则徐的《四洲志》写起如何？太扯了，扯得太远了！朝廷要看的是你对天津教案的分析结果，你扯到林公林则徐那里，这岂是正常人的脑子能够消受的？会把人看得神经错乱的。

    曾夫子只能就事论事，把天津民众群体骚乱的深层次心理契因，分析透彻到位，这就算完成任务了。

    夫子的这个奏折，名字叫做《查明津案大概情形折》，写于同治九年六月二十三日。此奏折超长、超长、超级长。按理来说我们不该引用如此之长的奏折，一来会害得读者没了胃口，二来有拼凑字数之嫌疑。但没胃口有嫌疑也没得法子，这个奏折，我们必须要引用。

    因为夫子一生的名节，就是毁在这个奏折上。

    不引用这个超长奏折，你就无法认知中国的国民性，与官场上秘而不宣的诸多诡异规则。

    《查明津案大概情形折》

    （同治九年六月二十三日）

    奏为查明天津滋事大概情形，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臣国藩于六月初九日，静海途次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六月初八日奉上谕：曾国藩奏起程赴津筹办情形一折。据称教堂牵涉迷拐之案，讯供稍有端倪，尚未能确指证据等语。此案启衅之由，因迷拐幼孩而起，总以有无确据为最要关键，必须切实根究，则曲直既明，方可再筹办法。至洋人伤毙多人，情节较重，若不将倡首滋事之犯惩办，此事亦势难了结。着曾国藩、祟厚悉心会商，体察事机，妥筹办理，以期早日完案，免滋后患。曾国藩拟将误毙俄国人命及误毁英美两国讲堂先行设法议结，不与法国牵混，所见甚是，着即会祟厚妥为商办，以免轇轕。将此由五百里各密谕知之，钦此。

    臣等伏查此案起衅之由，因奸民迷拐人口，牵涉教堂，并有挖眼剖心作为药材等语，遂至积疑生愤，激成大变，必须确查虚实，乃能分别是非曲直，昭示公道。臣国藩抵津后，逐细研讯教民迷拐人口一节，王三虽供经供认授药与武兰珍，然尚时供时翻，又其籍在天津，与武兰珍原供在宁津者不符，亦无教堂主使之确据。至仁慈堂查出男女一百五十余名口，逐一讯供，均称习教已久，其家送至堂中豢养，并无被拐情节，至挖眼剖心则全系谣传，毫无实据。臣国藩初入津郡，百姓拦舆递禀数百余人，亲加推问挖眼剖心有何实据，无一能指实者，询之天津城内外，亦无一遗失幼孩之家控告有案者。惟此等谣传，不特天津有之，即昔年之湖南、江西，近年之扬州、天门及本省之大名、广平，皆有檄文揭贴，或称教堂拐骗人口，或称教堂挖眼剖心，或称教堂诱污妇女。厥后各处案虽议结，总未将檄文揭贴之虚实剖辨明白。此次详查挖眼剖心一条竟无确据，外间纷纷言有眼盈坛亦无其事。盖杀孩坏尸、采生配药，野番凶恶之族尚不肯为，英法各国乃著名大邦，岂肯为此残忍之行？以理决之，必无是事。

    天主教本系劝人为善，圣祖仁皇帝时久经允行，徜戕害民生若是之惨，岂能容于康熙之世？即仁慈教堂之设，其初意亦与育婴堂养济院略同，专以收恤穷民为生，每年所费银两甚巨。彼以仁慈为名，而反受残酷之谤，宜洋人之忿忿不平也。

    这就是曾国藩的奏折。或者说，这就是大家看到的曾国藩奏折全部。

    大家是从什么地方看到的呢？是从朝廷公布的邸报上看来的。原来，朝廷接到曾夫子的奏折，大喜，立即将夫子的奏折，给登报公开了。

    夫子一生，磊落光明，公正无欺，事有不可背人做，话无不可对人言，不怕你朝廷将奏折登报。更何况，朝廷将夫子奏折登报的目的和意图，或许是希望借助夫子的影响力，把天津教案的是是非非说清楚，以息民乱。

    话说当时国人，对天津教案都极为关注，所有人都心神不安，害怕被洋人剜眼挖心，看到夫子的调查报告，急忙拿过来看。看了一遍，没看太懂，看了第二遍，没看太明白，再看第三遍，然后所有人慢慢的抬起头来，满脸的困惑痛苦，与茫然索思而不可解。又过去好长时间，就听一声响亮清脆的京口骂娘声：曾国藩我操你二大爷！所有的人们，齐齐的怒骂起来。

    你看这曾夫子的调查报告，写的是什么玩意？英法各国乃著名大邦，岂肯为此残忍之行？岂有此理，我天朝还是上国呢，不是照样把男人割去卵袋，把女人囚入深宫？再看夫子的论据，那更是叫人上火，居然以康熙年间允许天主教为理由，做为教堂清白的证据，还说什么：彼以仁慈为名，而反受残酷之谤，宜洋人之忿忿不平也。你说洋人仁慈，难道我天朝上国残暴不成？你说洋人忿忿不平，难道我天朝被挖去眼珠、剖出心脏的小民，就活该洋人虐杀？

    这个调查有问题！一无凭，二无据，完全是睁两眼珠子乱讲，硬说洋人清白无辜。

    想不到啊，想不到，让小民百姓寄予了无限期望的曾夫子，竟然是这样一个人。明摆着，这个曾国藩，是被洋人收买了，当汉奸了！

    北京城中，湘江士子率先发难，发一声喊，冲入了湖南会馆，把曾夫子亲笔题写的牌匾，当场砸得稀烂。

    不怪大家生气，你看看曾夫子这个奏折，这说的是人话吗？

    群情汹汹，物议纷纷。宜闻者各怀义愤，大肆诋呵，与曾国藩相熟的朋友们，于极度震骇之中，坐下来开始给曾国藩写信，苦劝曾国藩及早回头，不要再在卖国贼的道路上执迷不悟了。

    而曾国藩看了邸报，也是目瞪口呆，他万难置信，仔细的看了一遍又一遍。一点没错，千真万确，上面每一句每一字，都是他老人家的亲笔，朝廷真的没冤枉他。他老人家慢慢的坐下来，脱口骂了一句：操你娘朝廷，你咋个这么缺德啊？你既然要把我的奏折公开，那就全部公开吗，怎么只公开开头的一小部分，断章取义，误导读者，朝廷你这不是坑爹吗！

    什么？这只是奏折的部分内容？快来看看后面还有什么。

    至津民之所以积疑生愤者，则亦有故。盖见外国之堂终年扃闭，过于秘密，莫能窥测底里。教堂、仁慈堂皆有地窖，系从他处募工修造者。臣等亲履被烧堂赴，细加查勘，其为地窖不过隔去潮湿度置煤炭，非有他用。而津民未尽目睹，但闻地窖深邃，各幼孩幽闭其中，又不经本地匠人之手，其致疑一也。

    中国人民有至仁慈堂治病者，往往被留不令复出，即如前任江西进贤县知县魏席珍之女贺魏氏，带女人入堂治病，久而不还。其父至堂婉劝回家，坚不肯归，因谓有药迷丧本心，其致疑二也。

    仁慈堂收留无依子女，虽乞丐、穷民及疾病将死者亦皆收入。彼教又有施洗之说。施洗者其人已死，而教主以水沃其额而封其目，谓可升天堂也。百姓见其收及将死之人，闻其亲洗新尸之眼，已堪诧异。又由他处车船致送来津者动辄数十百人，皆但见其入而不见其出，不明何故，其致疑三也。

    堂中院落较多，或念经，或读书，或佣工，或医药，分类而处，有子在前院而母在后院，母在仁慈堂而子在河楼教堂，往往经年不一相见，其致疑四也。

    加以本年四五月间，有拐匪用药迷人之事，适于是时堂中死人过多，其掩埋又多以夜，或有两尸三尸共一棺者。五月初六日河东丛冢有为狗所发者一棺二尸。天津镇中营游击左宝贵等曾经目睹死人皆由内先腐，此独由外先腐，胸腹皆烂，肠肚外露。由是浮言大起，其致疑五也。

    平日熟闻各处檄文揭贴之言，信为确据，而又积此五疑于中，各怀恚恨。迨至拐匪牵涉教堂，丛冢洞见胸腹，而众怒已不可遏。迨至府县赴堂相讯王三，丰领事对官放枪，而众怒万不可遏。是以万口哗躁，同时并举，猝成巨变。其浮嚣固属可恶，而其积疑则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今既查明根原，惟有仰恳皇上明降谕旨，通饬各省，俾知从前檄文揭贴所称教民挖眼剖心戕害生民之说多属虚诬，布告天下，咸使闻知，一以雪洋人之冤，一以解士民之惑，并请将津人致疑之由宣示一二。天津风气刚劲，人多好义，其仅止随声附和者不失为义愤所激，自当一切置之不问。其行凶首要各犯及乘机抢夺之徒，自当捕拿严惩以儆将来。在中国戕官毙命尚当按名拟抵，况伤害外国多命几开边衅，刁风尤不可长。惟当时非有倡首之人预为纠集，正凶本无主名，津郡人心至今未靖，向来有曰混星子者结党成群，好乱乐祸，必须佐以兵力，乃足以资弹压。顷将保定铭军三千人调扎静海，此军系记名臬司丁寿昌统带。该员现署天津道缺。一俟民气稍定，即以缉凶事件委之该署道督同府县办理，当可胜任。至武兰珍犯供已牵涉教堂，经臣祟厚饬令地方官赴堂查验，实为解惑众疑起见。近日江南亦有教堂迷拐之谣，亦即如此办理。其后丰大业等之死，教堂公馆之焚，变起仓猝，非复人力所能禁止。惟地方酿成如此巨案，究系官府不能化导于平时，不能预防于先事。现已将道、府、县三员均行撤任，听候查办，由臣国藩拣员署理。

    同日别处片具奏，其杀毙人口现经确查姓名实数，惟仁慈堂尚有女尸五具，未经寻获，其余均妥为棺殓，交英国领事官李蔚海收存。俄国三人，已由该国领事官孔气验明掩埋。谨开列清单，恭呈御览。法国公使罗淑亚业经到津议及赔修教堂事宜，臣等拟即派员经理。余俟议有端绪，续行陈奏。其误毙俄国之人命、误毁英美两国之讲堂，亦俟议结另行具奏。所有查明大概情形，谨具折先行会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原来是这样！

    公布曾国藩的奏折，还是朝廷应曾国藩自己的要求。曾国藩要求的是，公布他奏折中对天津教案事件的原因分析，让民众明白是怎么回事，避免此类的事件再次发生。朝廷从谏如流，把曾国藩对事件的心理分析彻底雪藏，单单只公布了一个最容易误导大众的开头结论部分。由于只有结论，没有分析过程，更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让公众惊愕之下，怒不可竭，齐声大骂曾国藩是卖国贼。

    曾夫子就是这样吃朝廷摆布了一道，真是让他老人家憋气又窝火。

    然则，朝廷为何要如此摆布曾夫子呢？

    （7）从大帅到重臣

    相隔了一个半世纪，我们再来看曾夫子的这篇奏折，不由得惊叹于夫子的智慧卓识。他的奏折，宛如一部极富思想价值的学术报告，把当时天津民变的经过进行了详细的心理分析，最有意义的就是奏折中的五种引发疑心的情形：教堂秘密、内有地窖，引发闲人无限猜测之一、基督教义对国人的强大吸引力，导致无知者的惊恐疑惑之二、教堂扶死救伤，神圣仪式引发冷漠国人的不解之三、教堂采用现代管理，与中土的农耕生活造成隔膜之四、教堂收殓骸骨，与朝廷坐视饥民沦为饿殍却无动于衷所形成的鲜明对比之五。凡此五疑，恰恰是新文明对落后的皇家暴力政权的替代，无论是其思想价值，还是现实意义，都对中华文明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正因为如此，所以曾夫子请求朝廷将他的五疑公开，让中国人睁开眼睛，向现代文明挺进，不要再泥陷于野蛮肮脏的权力时代。

    但也正因为如此，朝廷才坚决不肯公开曾夫子的分析过程与相关证据，反而故意只公布夫子的调查结论。失去分析与证据，夫子的结论就变成了无地放矢，变成了凭空臆断，毫无根据毫无理由的将西方文明凌驾于中土旧文明之上，这理所当然的引发了公众的愤怒与不满。

    朝廷这么做，还真有自己的道理。徜公布曾夫子的五疑之论，让广大人民群众知道教堂扶死救伤，仁慈厚德，而朝廷却干着割除男人卵袋，将女人掳入宫中为奴的野蛮勾当，这么一比较，让朝廷还怎么再混下去？

    更何况，朝廷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就需要闭塞民众的耳目，让民众仇恨先进的西洋文明，而朝廷就在这种愚昧与仇恨之中，坐享太平，岂不美哉？

    恰恰是朝廷的闭塞民智，推波助澜，终于引爆了三十年后的全国性的群体癫狂，大清帝国正是丧送在愚昧无知的暴民之手。正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又所谓水能栽舟，亦可覆舟。落后的暴力政权维系在民众的无知之上，也毁灭于民众的无知之上。朝廷求暴得暴，并无所怨，单只是五千年的中华民族陪同大清帝国做了殉葬，实乃让人嘘唏之悲。

    此外，朝廷只公布结论，不公布分析过程与相关证据，坑害曾夫子，还造成了一个朝廷求之不得的好结果。这个结果就是让民众的仇恨之火，由洋人霎时间转向了曾夫子，在毁掉了曾夫子通过平灭叛军而形成的巨大影响力的同时，还将民众对洋人的仇恨转移，避免了洋人发火，炮舰相向，这应该是朝廷最引以自豪的一次危机公关。

    话说曾夫子被朝廷暗算，急气之下，旧疾复发，眩晕呕吐，卧床不起。朝廷趁机一脚踢开曾夫子，将夫子回调为两江总督，另设李鸿章为直隶总督，替曾夫子解决天津教案的后续事宜，李鸿章的大哥李瀚章脱胞换位，把屁股挪到了湖广总督的位子上。

    这时候的李鸿章，他已经成功的由大帅转型为国家重臣，成为与他老师曾国藩平起平坐的帝国肱股。早在李鸿章平灭捻军之后，同治七年（1868年）被授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少保衔，又由兼署理两江总督改由湖广总督，这一年他才四十六岁。而六年前的他，却只一个落拓潦倒，满腹牢骚，忧悒于心不得志的中年失败男。而且他还奉旨入京，受到了慈禧和同治的亲切接见，皇太后及皇帝对他宠爱有加，赐他予紫禁城内骑马如仪。当他骑在马上，于人们羡慕的眼光之中，回望13年前他在北京街头闲逛的书摊，心潮必然是起伏不已。

    短短六年，由一名中年失意男转型为帝国第一号名臣，得益于李鸿章那比老师曾国藩更善于机变的脑子。

    事实上，正当曾夫子为处理天津教案，而被坏心眼的朝廷坑害，一世名节俱毁的时候，李鸿章已经快刀斩乱麻，连续处理了两起教案。而且在处理的过程中波澜不兴，简捷明快，朝廷满意，百姓认可，洋人也无话说。能够三梭刮刀切豆腐，还切得面面俱光，这绝非一件容易的事情，李鸿章又是如何摆平的各方矛盾的呢？

    李鸿章处理的第一起教案，史称南京堂址案。时间是在李鸿章刚刚平灭了捻军之后，南京城中，洋人闹了起来，最气人的是许多洋人排成长队，浩浩荡荡去北京城上访。专制国最恨最恨的就是上访了，有人上访，就表明不和谐，对于上访的中国人，直接截访，打半死送精神病院关押起来，官员们对自己干出来的脏事，眼不见心不烦，这样就和谐了。可是洋人你不能截访，不能打他个半死，更不能把洋人送精神病院关起来，洋人不关你就已经给你面子了。

    所以，郁闷的朝廷就传旨，命当时官拜江苏巡抚兼署理两江总督的李鸿章，去南京解决这个问题。

    先来看看李鸿章当时的职务：他仍然是江苏巡抚，又兼署理两江总督，江苏的日常工作由他负责，两江的大事小情也是他说了算。可是他既不在江苏，也不在两江，而是在山东河北战场上剿杀捻军。军务政务民务洋务，他一个人可同时做许多完全没有交集的工作，而且还干得明明白白，这是让人无法理解的事情。

    对此，李鸿章曾说：这世上的事儿，再也没有比做官更容易的了。

    为什么李鸿章做官容易？

    这是因为做官并不需要做具体的事情，而是要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摆平方方面面的矛盾。也就是在诸多彼此矛盾的诉求之中，寻求一个美妙的平衡点，能够让各方都接受。这种事情，对于洞察人性人心的李鸿章而言，那简直是再也容易不过的事情了，所以他认为做官比较容易，而真正做事就比较难。

    李鸿章成功摆平南京堂址案，正是他这方面过人才干的流露。

    话说李鸿章到了南京，仔细一看这个案子，顿时就痛苦的闭上了眼睛。难怪这个案子闹得如此沸沸扬扬，却原来是一起历史遗案，其源由大概要上溯到康熙老爷爷时代的旧事。

    可能就是康熙时代，甚至有可能更早，南京城有天主教堂一座。后来朝廷禁止洋教，就宣布教堂归为朝廷所有，当时的洋人火轮船还没有打过来，只有几个传教士，手持十字架不停的央求上帝，但没有效果。现在洋人的势力大举入侵，传教士们顿时凶了起来，强烈要求当地官员归还教堂。

    当地官员哪有胆子惹洋人？可是老教堂已经为民居所占据，官员又不敢强拆，如果敢把民居强拆了给洋人，南京城铁定暴乱，只怕地方官全家老小，都得被暴民活活打死。所以地方官想出来个折衰方案，老教堂这事就算了，另找块地给洋人，如何？

    对此建议，洋人断然拒绝。

    洋人称：他们只要属于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属于自己的，决不伸手。实际上真正的理由，有可能是老教堂地处民居中心，把教堂要回来宜于传教。如果听了地方官的话，把新教堂建在荒无人烟的深山老林里，那是洋人绝对不肯接受的。

    洋人大队的上访人马入京，在总理衙门前吵闹不休。朝廷又气又怕，传旨给李鸿章：毋任地方官借词迁延，致该国有所借口，日事哓哓。要求李鸿章一切听洋人之要求，迅速了结此案，免得洋人动了真火，拿出洋枪洋炮来对朝廷乱打。

    对于总理衙门的要求，李鸿章断然拒绝。

    （8）拖延就是高效率

    朝廷惧怕洋人，迁怒南京地方官，并要求李鸿章立即向洋人屈膝投降，委曲求全。这个工作精神可不符合李鸿章的胃口，他上疏说：

    即明知辨争无益，而入手之初，彼气过盛，而欲太奢，几莫测其所底止。况舆情不顺，公论沸然，趋亦未可以勉强，则不能不辨争，不能不缓宕，以折其气而逆制其无厌之心。

    在这里，李鸿章谆谆教导上级领导，说：洋人是占了理的，所以吵得极凶，而且越吵越凶，越吵越觉得自己委屈，越是觉得自己委屈，提出来的补偿要求就越高。现在你已经无法预测洋人的补偿底线了，你要满足他们，那就得让步。

    但如果你满足了洋人，士大夫和老百姓铁定不依。所以呢，最好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拖延二字，你拖，你拖拖拖，拖到洋人两眼乌黑，拖到老百姓的关注点早已经转移到别的地方，这时候洋人被拖得半死不活，对于解决方案的期望值越降越低，你就可以顺利结案了。

    朝廷见奏，大喜。立即瞪大眼珠子，仔细的看李鸿章如何一个拖法。

    李鸿章的拖延，计有三个子程序精巧构成。第一个子程序叫摆架子，他到了南京城，遇事就严肃认真的处理，夜走百家，日看百户，访贫问苦，深入群众，却坚决不理会这起案子，就假装没这回事儿的样子。传教士们等得急了，就怒气冲冲的来找李鸿章，可是李鸿章说：抱歉，本大人今天心情不好，不见外客，把洋人置之门外。

    洋人起初被拒门外，更是怒不可竭，于门外大吵大闹。吵闹了多日，洋人累得半死，锐气受挫，终于知道李鸿章是不吃他这一套的，只好强忍着气，改由好言好语，央求李鸿章出面主持公道。李鸿章再拖了几日，看看差不多了，这才将工作转入第二个子程序：先发制人。

    这道子程序是这个样子的，南京教址案的相关洋人见到李鸿章，还没等开口说话，李鸿章已经火冒三丈，跳到他们面前大吼大叫起来，并愤怒的把许多状纸掷到洋人的脸上。

    原来，李鸿章虽然拒见教案的相关洋人，却派人秘密搜集这些人的不法证据，搜集到了足够的资料，李鸿章这才发难，撇开教务不谈，现在只说这些事，让洋人顿时目瞪口呆。

    洋人气焰受挫，顿时一厥不振，这时候李鸿章就得了理，反过来找洋人闹个不停。而此时，他的工作就进入了第三道子程序：压价。

    所谓压价，就是让那些被李鸿章骂得没脾气的洋人们，自己开出补偿方案。因为你不摸洋人的底，万一你傻兮兮开价高了，岂不是要让洋人乐掉大牙？现在由你洋人来开价，我自不紧不慢的给你往下压，无论是气势上还是效果上，都打得洋人抬不起头来。

    这么三道子程序运行下来，已经过去了两年之久。任你洋人再能折腾，两年的官司，也搞得你筋疲力尽，心力交猝。这时候洋人考虑的已经不再是打赢官司，而是快点结案，自己也好过点人样的日子，经年累月的陷入到漫长的诉讼周期，洋人伤不起啊。

    最终的处理结果，就是以地方官老早的建议，另找个僻静地方补偿给洋人，让他们自己建教堂去。

    开始时洋人坚决不接受这个方案，甚至连朝廷都觉得这个建议太欺负洋人。可让李鸿章施出拖延之必杀绝技，洋人立即没咒念了。

    南京堂址案，是诸多教案中最不起眼的。之所以不起眼，是因为负责处理的李鸿章办法太过于精妙。如果晚清所有的教案，都照李鸿章这么个处理法，或许中国历史上，压根就不会有教案这个专业的名词。

    但是，李鸿章之所以能够成功运用这个战术，搞得洋人气息奄奄，没半点脾气。那是因为李鸿章在自我人格上，是与洋人平等的。而后他又在官威上，强压洋人一头，这样他在洋人面前，就没有丝毫恐惧心理，反而是洋人提心吊胆，战战兢兢。而清帝国大多数官员，都是缺乏独立人格的人，你连人格都没有，又如何与洋人拒理力争？

    所以，李鸿章的法子简单浅显，但别人却硬是学不会。

    别人都学不会，那就只能由李鸿章出演个人智力秀了。于是朝廷兴奋的传旨，命李鸿章立即赶往四川，处理吴棠贪贿案。对了，你到了四川，捎带脚把最轰动的酉阳教案也给结了吧，目前这起教案已经演变成了宗教战争，天主教徒们组成军队，正和非天主教教徒们撕杀成一团，朝廷都快为这事愁死了。

    四川并不在李鸿章的政务管辖范围之内，而朝廷却派了李鸿章去处理当地的案子。这表明，李鸿章已经成为了管官员的官员，管领导的领导，朝廷对他个人的工作能力，表示了毫无保留的信任。

    （9）如何处理敏感案子

    四川爆出吴棠贪贿案，而吴棠又是四川总督，按理来说，朝廷应该组成一个专案组，去四川对吴棠进行调查。朝廷官员无计其数，都疯了一样争抢外派的差使，但是由于此案极度特殊，极其敏感，所有的官员全都就地卧倒，躲藏了起来，根本没人敢接此案。

    所以这个烫手山芋，才会落到李鸿章之手。

    然则，这个吴棠贪贿案，又有何敏感特殊之处呢？

    案子特殊，是因为涉案的当事人身份特殊。吴棠虽然只是个四川总督，而且他个人的能力，与他的职位还有一定的落差，但是此人有背景。正是这个原因，让京官们退让三舍，避之唯恐不及。

    吴棠此人，究竟有何背景呢？

    这个事……说起这事来，最郁闷的，当属吴棠本人。如果请他站出来说句话，他一定会流着泪水，呜咽着说：别人有的是背景，我吴棠有的只是背影。投胎绝对是门技术活，我吴棠吃亏就吃亏在，还没生下来就已经输在了投胎线上。

    吴棠，安徽盱眙人氏（现在这个地方归江苏了），他生在一个巨贫寒之家，爹没权，妈没钱，缸里没米，菜里没盐，实际上他家根本就吃不起菜。这样贫苦人家，与李鸿章这样的世家子弟，实在是没法比。而且，吴棠家里穷的连蜡烛都买不起，偏偏吴棠自幼却喜欢读书，白天时他要帮助父母操持家务，等到了晚上，想读书却又没有灯光，怎么办呢？

    吴棠想出来个办法，他在雪天的夜晚，就坐在雪地里，借助微弱的雪光看书。理论上来说，雪光的折射是弱于可见光的，吴棠即使是坐在雪地里，也不可能看清楚书上的字。但看不清楚也得看，不看怎么办？只有读书，才能改变他自己悲苦的命运，而且他也的确是靠了读书，让自己步出贫困的深渊。

    清帝国虽然很腐朽，但为了避免社会阶层结板硬化，还是给下层留了一条通道的。这条通道就是科举，无论你的出身多么微寒，只要你肯读书，总是有机会的。贫家子弟吴棠，正是通过他的苦读，终于步入官场，最早的时候是做淮安府桃园县令，此后被朝廷调来调去，到处做官。由于他没有背景，凡是让他去管理的地方，都是最棘手的地区，洪杨的叛军与捻子出没无常，反复绞杀。吴棠还得学习组织团练，保护乡梓，称得上屡立功勋了，所以晋升为四川总督。

    但这个四川，此前却是刘岳昭的地盘。这个刘岳昭，走的路线与吴棠恰好相反，他是从战场上浴血打拼出来的，是武将出身。由于此人战场上凶悍，从湖南打到四川，朝廷就让刘岳昭出任四川总督，此后刘岳昭调为云贵总督，四川这边的工作，就交给吴棠了。

    虽然刘岳昭已经去了云贵，但他仍然惦念着四川父老，视自己为四川的保护人。最主要的是，刘岳昭的军队，还需要四川父老出军费。看到吴棠来了，他就急忙盯紧点，心说这个姓吴的，你最好给老子放老实点，徜如果你敢贿赂公行，为害乡里，克扣老子的军费，那我可不允许。正想着，就听门外喊冤声不断，原来是四川老乡们找上门来了，告吴棠贪赃枉法，卖官鬻爵，单只是礼金就收了十几桶，全都搬运回老家去了。此时四川父老辗哭于路，唯求老领导刘岳昭替大家主持公道。

    刘岳昭闻听此言，怒不可竭，立即上奏弹劾吴棠。

    朝廷收到刘岳昭的弹劾，官员们全都躲起来，闷声不吭，因为他们惹不起吴棠。

    咦，这个吴棠，不过是个苦出身的穷二代，根本没任何背景，何以朝廷官员，都对他如此忌禅呢？

    这里有个秘密，是吴棠在做清河县令的时候，他的一个朋友死在外地，其子扶柩归乡，路过清河时，船停下来，让人去向吴棠报信。吴棠听了，立即派人拿了三百两银子，给朋友之子送去，以示哀悼。

    那送银子的人到了河边，就看到一条船，船上系着白绫，三个女孩跪在甲板上，呜呜咽咽的哭个不停。送银子的人登舟，报说自己是县令派来的，专诚送三百两银子来。三个女孩子听了，大放嚎淘，对县令的恩德感激不尽。

    来人办妥了事，回去向吴棠报告，吴棠仔细听了听，感觉不对头。嗯，死掉的朋友，家里只有儿子，哪又冒出来三个女儿呢？

    再派人一打听，原来是银子送错了。当时河里有两条船，都死了人。一条是吴棠朋友的船，另一条船上，是一个叫惠征的旗人，带着三个女儿入京准备选秀女，不想船到清河，惠征却突然暴死，让三个女孩子，陷入到了要钱无钱，寻亲无亲，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局面中。吴棠派人给朋友的船上送银子，可是送银子的人，哪料到竟然有两条死人船？结果把银子送错人家了。

    送错就送错了吧。这时候吴棠做官日久，已经不是太缺银子了。横竖银子已经送错，你再要回来，未免有点难为情。何不干脆好事做到底？这样一想，吴棠将错就错，还亲自到惠征的船上，哀悼死者。

    此后这条船入京，惠征的两个女儿，中选秀女入宫。又没过多久，其中一个女儿竟然成为了咸丰皇帝的爱妃。又没过多久，咸丰皇帝死了，这个女孩子竟然掌握了帝国权力，她就是史上最富心智的权力女性：慈禧。

    慈禧得志，当然要回报恩人吴棠，正是因为这个背景，吴棠迅速的晋升为四川总督。

    可如今，云贵总督刘岳昭状告吴棠贪赃枉法，这案子谁敢接？你接到手，调查敢说吴棠真的是贪官，那岂不是获罪于慈禧，以后还怎么混？可你要说吴棠是个清官，那刘岳昭岂肯罢休？说不定扯皮到最后，连自己的身家性命都搭进去。

    所以京官对此案，能躲就躲，能逃就逃，只能由李鸿章来处理这个棘手的麻烦了。

    李鸿章却在心里暗笑，笑朝廷中的官员们心眼不够用。也不说想想，吴棠出身于苦寒之家，是典型的穷二代。这种人家的孩子，打一出生就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若然是努力程度与人品上，有丝毫的暇疵，也不可能为自己争来机会。而吴棠能够读书为官，屡立功勋，这就表明他这个人，大节上还是能够把握得住的。把握不住，早就被残酷的官场给淘汰了。

    到了四川，李鸿章放手一查，果然与他判断的一样，吴棠虽然不是清水一碗，但绝不象刘岳照所弹劾的那样污秽。所谓贪污了十几桶银子云云，不过是吴棠家里在四川买了十二只水桶，结果被附会成十二桶银子。而刘岳昭之所以怒告吴棠，真正的原因，是吴棠负责替刘岳昭筹措军饷，可是这银子要从老百姓手里想办法掏出来，而且掏出来之后，四处伸手的人又太多，吴棠就先把手里的银子，运送到云南巡抚岑毓英处。这让刘岳昭感觉好没面子，认为吴棠此举，是瞧不起自己，所以就闹了起来。

    此外，吴棠在四川治理贪吏，损害了广大贪官的利益，贪官们怒不可竭，就四处造谣生事。刘岳昭就把这些谣言当真事，写成奏章向朝廷弹劾。

    在接案之前，先行要对人性及社会的基本规律，有所把握。这就是李鸿章比当时的朝官们更高明的地方。要知道，每个人都是依据自己的经验及观念，来对外部世界进行评判。如果你的观念更贴近于现实，那么你的评判精度就会高于别人。反之，你的判断与现实有一定的落差，那么做起事情来，难免束手缚脚，艰困不堪。

    单以吴棠这个案子来说，朝官们之所以都不敢接，那是因为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想法，都认为吴棠此人，既然对慈禧太后有恩，天下人谁又敢惹他？所以这吴棠必然是放开手脚，狂捞狠贪，每个人都认准了他肯定是个贪官。你若接手此案，如果实说吴棠是贪官，慈禧肯定不会跟你有完。可如果你想替吴棠遮掩，只怕会有人趁机找你的麻烦，以清官的名义理直气壮搞死你。所以象这种案子，还是能躲多远，就躲多远。

    而李鸿章的见识，比朝官们要高得多。他也认为吴棠既然待慈禧有恩，截长补短捞点钱，在所难免。但吴棠毕竟是苦出身，根正苗红，必须要在长期的艰苦磨砺中，才能走到四川总督这个位置，要达到彻底的腐化还需要时间，而且也未必非要彻底腐化不可。

    事实证明了李鸿章对人性规律的把握，这让他又赢了一盘。

    然后李鸿章将他的注意力，转向了四川酉阳教案。此时，这起教案，已经酿成了数百人死亡，形成了教民与士绅之间规模性的械斗。

    （10）酉阳教案第二季

    四川酉阳教案，细说起来应该称之为酉阳教案第二季，其内情扑逆迷离，足可写成一本厚厚的书。

    但即使是写成几本书，也未必能够说得清楚事情的恩恩怨怨。简单来说就是：酉阳有个77岁的老绅士，叫张佩超，与教民张添兴有隙，在第一次酉阳教案中，法国天主教士玛弼乐被打死，77岁的张佩超老头在其中没有起到正确的作用，于是连同一个儿子并被羁押，为了脱身，张佩超认罚两万两银子。但脱身之后，张佩超只交出八千两，闹教风波已经过去了，余下来的一万两千两银子，张佩超也就没有再交。

    此后法国方面指控张佩超为打教的幕后策划人，这个指控倒也不是无中生有，偏乡僻壤，士绅阶层向来是民众的领袖，而掀起第二次打教事件，焚毁教堂，杀死教士李国安（他还有个名字叫李安国）及教民多人的，由何彩、杨桢庭及刘幅三人为主。此人三者，率领着闹教的暴民杀入教堂，大砍大杀。按说教众们是信基督的，应该讲究个你打我左脸，我再把右脸送给你。你砍我脑壳，我就把脖子伸过去。可是酉阳教众们偏不，当教众被闹教暴民团团围困的时候，他们派人出去买粮，闹教的暴民们不支持教众吃饭的动议，就赶来劫杀，教众组织武装对抗，单只是杀死的闹教暴民，就超过百人。

    总之是一场颇具规模的宗教战争，只是因为距离京城较远，规模虽然盛大，但影响却无关紧要。

    李鸿章接案之后，就摇摇摆摆，到了重庆坐堂审案。为什么他要选择在重庆呢？这是因为他不想被暴民的汪洋大海所围困，如果去了酉阳，被成千上万的暴民包围起来，这案子可就不好审了。选择在重庆，绝大多数暴民穷得叮当响，根本去不了，能来堂前讨说法的，只是士绅者流。

    果然，李鸿章刚刚坐下，早有张佩超的家人越众而出，哭倒在堂下，诉说教民纠众，杀入张佩超家，抢去银两万余并衣服若干，还强奸张家妇女多名，杀其雇工三人，并将张佩超的一个儿子扭押至重庆弄死。于今张佩超已经忧愤成疾，唯求大老爷明镜高悬，为小民申冤。

    李鸿章这边还没听完，法国公使罗淑亚斜刺里冲上来，指控张佩超是打教主凶，杀人放火的杨桢庭是其手下，而名列官府通缉单上的刘幅，却只不过是个顶罪的冤大头。

    李鸿章听了半晌，细细一理这个案子，咦，好象有什么地方不大对头。领头打教的，一共三个人，何彩、杨桢庭及刘幅。何以法国公使只追究杨桢庭与刘幅二人，却不追究何彩呢？

    法国公使也不是不追究，而是杨桢庭及刘幅都是酉阳教案第一季的积极分子，而且教民们声称：围毁教堂的时候，77岁的老头张佩超，一身是胆雄纠纠，亲临现场指挥作战的，说什么忧愤成疾，都是骗人的。

    李鸿章一看就明白了，这个案子，牵涉面太广，死亡人数也太多。要想把每一个过程的是是非非，都疏理出来的话，根本是不可能的。最要命的，于今酉阳教众大战，你这边还没分析明白，他那边又杀起来了，此案已非普通的刑事案，而是对规模性群体事件的处理。

    处理规模性群体事件的法则是：是非只是手段，必须快速结案。

    怎么个是非只是手段呢？仍不过是先发制于人，找到对方的错处，然后用力敲打，强迫对方让步。

    于是李鸿章笑咪咪的问法国公使罗淑亚：老罗呀，你要求惩治杀人的暴徒，这个要求绝对是合理的，本官是完全支持的。不过呢，你们教众方面，也杀了不少的人啊，你看杀了一百多，是哪个这么凶啊？噢，你看这里有状纸，说是个华人教士覃辅臣……

    罗淑亚大叫起来：李鸿章，你要搞清楚，覃辅臣与暴徒发生冲突，那是自卫。是因为暴徒围困教堂，要将教众们活活饿死，教众们不得已派人去买粮食，覃辅臣是押运粮食的人。而暴徒劫杀粮车，覃辅臣与之搏斗，保护粮车，这和教徒们滋事杀人，是完全不同的。

    李鸿章：老罗，你又不在现场，说这么多干什么？快点把覃辅臣叫来，让本官问个清楚。

    罗淑亚失笑道：抱歉，覃辅臣奉了教皇之令，出洋议事去了，有可能是去了北美洲，也有可能是非洲，什么时候回来，那可是说不定的事儿。

    李鸿章：……覃辅臣不在中国？老罗你是明事晓理之人，应该清楚，覃辅臣不回来，这个案子就没法子结，你自己看着办吧。

    罗淑亚：怎么就没法结？是是非非，都摆在眼前，怎么就没法结案呢？

    李鸿章：老罗呀，是是非非，可不是咱们两个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的。除非你给本官把覃辅臣叫回来，否则这案子没法结。

    罗淑亚：李大人，请不要让我怀疑你的智慧，于今酉阳教案，对方是因为有张佩超幕后操纵，同时你们又究诘教会的覃辅臣。如今覃辅臣已经出洋了，如果张佩超也离开酉阳的话，那么酉阳也就风平浪静了，这岂不是你们政府最希望的效果吗？

    你想把张佩超驱逐出酉阳？李鸿章吓了一跳：这可不行，中国人讲究一个故土难离，何况张佩超已经77岁了，你想赶他走，人家铁定不依。

    罗淑亚还待要说：李鸿章，好了好了，老罗你别闹了，本官没心情陪你逗嘴。

    传令送客，李鸿章心里困惑莫名。看起来了这个法国公使罗淑亚，比他李鸿章更急于结案。这不对呀，不符合帝国主义的惯常风格啊，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呢？

    饶是李鸿章聪明过人，却因为没学过世界历史，浑不知道法国和德国两个内陆国，已经撕杀起来了。这就是历史最有名的普法战争。是役也，30万法国兵，在战场上被普鲁士重炮狂轰，生生轰死二十万，剩下来的十万，悉数押往战俘营吃牢饭。

    法国和德国，是两个内陆国，争竞的异常激烈，大清嘉庆九年（1804年），法国终身执政拿破仑称帝，从此东征西讨，打得欧洲无敌手。普鲁士更是拿破仑痛打的主要目标。从嘉庆年始，艰难困苦的熬过道光朝、咸丰朝，终于熬到了同治九年（1870），整整66年过去了，普鲁士终于熬出来个俾斯麦，彻底把法国打残，德皇驱车入巴黎，宣布道：德国人民站起来了，被你们法国佬压迫的历史，一去不复返啦……总之，当李鸿章处理诸起教案之时，正是法国人心惶惶，最是吃瘪的时候。

    如果李鸿章知道这些事，只需要指着法国公使罗淑亚的鼻头，破口大骂，罗淑亚是绝对不敢吭声的。弱国啊，刚刚吃了败仗，在任何人面前也抬不起头来。

    可是李鸿章不知道，这就错过了一次发火出气的好时机。后来李鸿章出洋，终于知道了，当时气得半死，专门去德国，把轰死20万法军的老炮都买了回来，每天多看两眼这杀人的凶兵，也算是出了口恶气。

    虽然不知内情，但李鸿章看出罗淑亚比他还急于结案，反倒不急了。于是李鸿章返回湖北，继续和罗淑亚磨牙，磨过了大半个年头，到了同治九年正月，才和法国人达成协议，赔付法国佬三万两银子，再由官方出面，劝说张佩超搬离酉阳，都闹成这样子了，没必要再抬杠了，快点换个安静的地方，安渡晚年吧。

    酉阳教案成功议结，李鸿章被朝廷视为比曾国藩更靠谱的人，所以让他来负责议结天津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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