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手的墙边是书架，正面是玻璃的。书柜前面是一张路易十五时代的办公桌，上面放着路易十四时代的台钟。地上铺着一六一五年夏洛特皇家地毯工厂编织的“肥皂厂”地毯。总统曾经对他说过，这个厂转产地毯之前是生产肥皂的，所以后来他们生产的地毯也沿用了老名字。
房间里的陈设虽然简朴，但都庄严而高贵，很有品位。所有的东西几乎无不显示出法国的伟大。对罗杰·弗赖来说，这种伟大也包括现在从办公桌后站起来，用一贯谦逊的态度礼貌问候他的这个人。
部长想起了英国驻巴黎的首席记者哈罗德·金——夏尔·戴高乐私人朋友中唯一一个盎格鲁·撒克逊人。他曾经对自己说过，以总统的言谈举止，完全不像是来自二十世纪，而像是十八世纪的人。从那以后，罗杰·弗赖每次再见到总统时，都会去想象这个温文尔雅的高个子身着丝绸锦缎，使用温文尔雅的宫廷礼仪的样子。他也忘不了，有那么几回，这位高贵的老人真的被一些他不喜欢的事激怒，用那种粗鲁的军营用语让他的随从或是内阁成员目瞪口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部长很清楚，有一桩事是可能导致那种反应的，那就是内政部长就法国政体的安全所必须采取的措施，而对总统所采取的安全措施则是这其中的重中之重。就这个问题，他们从没能达成一致，所以很多这类相关的事宜他都是悄悄进行的。他一想到公文包里带来的文件以及即将要求采取的措施，几乎要战栗起来。
“我亲爱的弗赖。”
这个身着深灰色套装的高个子绕到他的大办公桌边，伸出双臂表示欢迎，通常他都是站在办公桌后面的。
“我尊敬的总统先生。”他握了握对方的手。至少从外表看来，总统今天的情绪不错。办公桌前有两把铺着第一帝国时期博韦织锦的靠背椅，他被领到其中的一个前面。尽完了主人的义务，夏尔·戴高乐回到原来的位置，靠墙坐下。他靠着椅背，双手的指尖摆在面前光滑的木制桌面上。
“我亲爱的弗赖，我听说你有急事要见我。说吧，是什么事？”
罗杰·弗赖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开始简明扼要地解释了前来的原因。他知道戴高乐不喜欢说话冗长，兜圈子，除非是他自己公开发表演讲。私底下他喜欢说话简练，这让他的几个讲话比较啰嗦的下属十分惶恐。
在他说话的过程中，办公桌对面那个人的身形显然逐渐僵硬起来。他渐渐向后靠去，就像在不断往后生长一样。他仰起头，眼睛向下盯着对方，仿佛这个自己一直信任的下属带了一件让他讨厌的东西到他的书房来。不过罗杰·弗赖知道，总统在五码外根本看不清自己的脸——为了掩饰自己的近视，他在公共场合除了读讲稿从不戴眼镜。
内政部长结束了自己的独白——前后不过一分钟。他说出了罗兰和迪克雷的结论，用“我的公文包里有罗兰的报告”结束了自己的讲话。
总统一句话也没说，从桌上伸过手来。弗赖从公文包里拿出报告，递了过去。
夏尔·戴高乐从上衣胸前的口袋里取出阅读时用的眼镜戴上，把文件在办公桌上摊开，开始看起来。鸽子不叫了，好像也知道这会儿不是时候。罗杰·弗赖盯着外面的树丛，然后又望着桌上吸墨纸旁的铜制台灯——那是由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漂亮的宝石红烛台改造而成的。在总统的五年任期里，它装上了灯泡，站在铺好的吸墨纸上，夜以继日地照射着传递到这里的无数文件。
戴高乐将军阅读的速度很快。罗兰的报告他三分钟就读完了。他仔细地合上文件夹，放在吸墨纸上，两手交叉置于其上，问道：
“哦，我亲爱的弗赖，你希望我做些什么呢？”
罗杰·弗赖第二次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开始简要背诵自己想要采取的措施。他的陈述只说了三十三秒钟，其间两次用到这样的句子——“据我判断，总统先生，为了避免这个威胁，我们有必要……”以及“为了法国的利益……”
总统没让他说完，就打断了他的话。他的声音铿锵有力，当说到“法国”这个词时，声音所表现出的那种神圣空前绝后。
“法国的利益，我亲爱的弗赖，就是法国的总统不能在粗鄙的雇佣杀手面前胆怯，尤其——”他稍微停了一下，屋子里充溢着他对这个不知名刺客的轻蔑，“是一个外国人。”
罗杰·弗赖意识到，他已经输了。不过，总统并没有像他之前担心的那样大发雷霆，他开始讲话，清晰而准确，仿佛不希望他的想法对他的听众来说有任何一丝不清楚。他说话的时候，有几句飘到了窗外，被塔塞尔听到了。
“法国不会接受……将崇高和伟大屈从于一个……一个‘豺狼’的威胁……”
两分钟后，罗杰·弗赖从总统那里离开了。他向塔塞尔上校严肃地点点头，走出会客厅的大门，来到楼下的前厅。
首席礼宾官陪着部长走下石阶，走向等候着的雪铁龙。看着部长乘车离开，他想：“这个人，是我所见过的带着最棘手的问题离开的人，不知道老爷子跟他说了些什么。”不过，作为在这个宫殿服务了二十年的首席礼宾官，他的表情没有任何波澜，一如这座庄严的宫殿。
“不，不能那么做。总统在这一点上的意思不容改变。”
罗杰·弗赖从自己的办公室窗前转过身来，看着自己的听众。从爱丽舍宫回来后才几分钟，他就把自己的办公室秘书长召唤来。亚历克斯·安德烈·桑吉内蒂是科西嘉人。过去两年里，内政部长让他做了很多有关法国国家安全方面的具体工作。他根据受惠者的个人政治地位和公民权利的变化灵活处理，从而树立了相当的名望。
极左势力对他又恨又怕。无论是面对左翼或是右翼的示威游行，他都会毫不犹豫地派遣那四万五千名强悍的防暴部队采用切实有效的战术予以镇压。
共产党人叫他法西斯，这也许是因为他用来维护公共秩序的某些方法总让人想起铁幕之外的工人阶级的“天堂”。同样被共产党人称作法西斯的极右势力也不喜欢他，他们也说他压制民主、民权，但那更可能是因为他在防止公共秩序彻底崩溃方面做得太出色了——这种崩溃原本可以促使右翼发动政变的。
很多老百姓也不喜欢他。因为由他签发出来的残酷法令影响了每一个人——街上的路障，大多数十字路口的身份证检查，主干道上的路卡，大肆刊登年轻人被防暴警察的警棍打翻在地的照片。新闻界称他为“反‘秘密军组织’先生”，而且除了发行量比较小的戴高乐派报纸外，无不对他进行谩骂。但即使这些恶评真的影响到了他，他也忍了下来。在他自己的宗教里，他的神明在爱丽舍宫的一间办公室里。在这个宗教里，他自己就是元老院。这会儿他正怒气冲冲地盯着面前的吸墨纸，上面淡黄色的文件夹里有罗兰的报告。
“这不行，绝对不行。他这个人简直让人没法办。我们必须保护他的生命，但他不让我们这样做。我能抓住这家伙，这个豺狼。但你说我们不能采取任何相应的措施，那我们能做什么呢？就等着他来攻击？就坐在一边等着？”
部长叹了口气。他本来指望能从办公室秘书长这里得到一些帮助，但他的希望落空了。部长又坐回他的办公桌后面。
“亚历克斯·安德烈，听着。首先，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并不能百分之百地肯定罗兰的报告是真的。这只是他对这个……这个科瓦尔斯基的胡言乱语的分析。科瓦尔斯基已经死了。也许罗兰错了。在维也纳的调查正在进行。我已经联系了吉布，预计今晚能有回音。但我必须承认，现阶段发动一场全国性的追捕，捉一个只知道代号的外国人并不是个好主意。在这点上，我不得不同意总统的意见。”
“除此之外，他的指示，不，他那是绝对正式的命令。我再重复一次，这样我们的脑子里就不会再有差错了。不允许在全国进行公开搜捕，不得向我们这个小圈子之外的任何人暗示有什么事出了纰漏。总统认为，如果这个秘密对媒体公开，那他们可就有的忙了。外国人会嘲笑我们，我们采取的任何额外的安全措施都会被国内外的人解读为法国总统在逃避一个人，一个外国人。而这——”
“这是他绝对不能，我再重复一遍，绝对不能容忍的。事实上，”部长伸出食指，强调着他的观点，“他对我说得很明白。如果我们处理这件事时，走漏一丝风声，那就等着脑袋搬家吧。相信我，朋友，我从没见过他这么坚决。”
“但那些公开活动，”这位科西嘉公仆告诫道，“肯定免不了做些调整吧。在这个人被抓住之前，再不能有公开的露面。他必须……”
“他什么也不会取消。没有改变，一小时、一分钟都不会变。整件事必须绝对保密。”
自从粉碎了二月的军事学院刺杀阴谋，逮捕了那些阴谋家以来，亚历克斯·安德烈·桑吉内蒂第一次感到，他又回到起点了。过去的两个月里，他一直在和银行及商铺抢劫作战。他满怀希望，以为最糟糕的日子都过去了。在行动分局从内部，大批警察和共和国卫队[29]从外部对“秘密军组织”进行的双重打击下，“秘密军组织”开始崩溃。他本来觉得，这股犯罪浪潮不过是“秘密军组织”的垂死挣扎，是最后一小撮悍匪回光返照般的疯狂，想获得足够的钱以便在逃亡国外时生活得好一些。
但是罗兰报告的最后一页说得很清楚，除了罗马一家酒店里那三个抓不到的人，那几十个罗兰渗入“秘密军组织”最高层的双重间谍全被这个隐姓埋名的刺客绕过去了。那些曾和“秘密军组织”有瓜葛者的海量档案，在这个简单的事实面前也丝毫无用武之地——这个杀手是外国人。
“如果不允许我们采取任何措施，那我们能做什么呢？”
“我没说不允许采取任何措施，”弗赖更正道，“我是说我们不能公开此事。整件事情必须秘密进行。这样一来我们只有一个选择了。必须秘密调查该刺客的身份，无论他在哪里，法国还是国外，必须追踪到他，然后毫不犹豫地干掉他。”
“……毫不犹豫地干掉他。先生们，这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内政部长环顾了一下围坐在内政部会议室桌边的与会者，让自己的话尽可能地烙在每个人的心头。连他自己在内，会议室里一共有十四个人。
部长站在桌子的一头。紧挨着他右边坐着的，是他的办公室秘书长；左手边是警察总局局长——整个法国警察部队的头儿。
从桑吉内蒂的右手边沿长方形会议桌顺序向下，坐着安全局局长吉布将军，行动分局局长罗兰上校——也是每人面前那份报告的作者。罗兰再过去是迪克雷队长——总统卫队队长，以及圣克莱尔·德维劳本上校——爱丽舍宫工作班底的一名空军上校。他是总统身边的亲信，一名狂热的戴高乐分子，不过他的个人野心和他对戴高乐的狂热同样出名。
法国警察总局局长莫里斯·帕蓬的左边是法国国家刑警及安全局长莫里斯·格里莫。分管安全的五个部门的头头坐成一排。
尽管国家情报局颇受小说家喜爱，但其实它规模很小，工作人员也不多。在它的管辖下，只有五个处从事实际的对付犯罪的活动。它本身的任务只是行政性质的，同经常被歪曲描写的国际警察组织一样，国家情报局本身的人员中也没有一个侦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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