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买一张去巴黎的单程车票，二等车厢，谢谢，”他对售票员说道，“多少钱？”他透过金丝边眼镜看着坐在小隔间里卖票的售票员。
“九十七新法郎，先生。”
“请问下一班火车是几点？”
“十一点五十分。您大概还要等一个小时。月台那边有一家饭店。去巴黎的火车停靠一号站台。很高兴为您效劳。”
豺狼拿起行李，走向检票口。检过了票，他又拎起行李，继续向前走。一个身穿蓝色制服的人拦住了他的去路。
“请出示您的证件。”
这个共和国卫队士兵很年轻，他极力做出比他实际年龄更老成的样子。他的肩上挎着一支冲锋枪。豺狼再次放下行李，掏出他的丹麦护照。这个共和国卫队士兵翻看了一下，一个字都看不明白。
“你是丹麦人？”
“抱歉，你说什么？”
“你，丹麦人。”他用手拍拍护照的封面。
豺狼看着他，高兴地点点头。
“丹麦人……对，对。”
共和国卫队士兵把护照递回给他，向站台点了一下头，没有再问什么，又向前走去，拦下了从检票口出来的另一位旅客。
差不多一点的时候，路易森才回来，他喝了一两杯红酒。他的老婆心烦意乱，把她的悲痛故事一股脑倒给了他。路易森认真想了想。
“我得爬到窗户那边看看。”
他光是找梯子就找了半天。这种东西要用的时候总是找不到。不过最后总算找到了。他把梯子架在了男爵夫人卧室的窗户下面，靠在砖墙上。路易森晃晃悠悠地爬到梯顶。五分钟后又下来了。
“男爵夫人在睡觉。”他说道。
“但她从来没睡过这么晚。”欧内斯廷不同意。
“哦，可她今天就是睡到这么晚了，”路易森回答道，“别去打扰她。”
去巴黎的火车有些晚点。火车到图勒站的时间刚好是下午一点。在上车的旅客之中，有一位灰发牧师。他坐在包厢的角落里。除他之外，包厢里只坐了两名中年妇女。豺狼取出一副金丝边眼镜，又从他的手提箱里拿出讲教堂和礼拜堂的那本大部头书，看了起来。他已经知道，正点到达巴黎的时间是当晚八点十分。
夏尔·布勒站在路边自己那辆动弹不了的出租车旁。他看了一眼表，骂了一句。已经一点半了，正值午饭时间，而他却陷在了从小镇拉莫兹到伊格尔顿之间唯一的一条路上，车轴坏了。他不停地骂着。他可以丢下车，试着走到下一个村庄，搭公共汽车到伊格尔顿，然后晚上再找一辆维修车回来。但是，单只这一项就要花掉他一个星期的收入。而且这辆车的车门没有锁，他的财产都绑在这辆破出租车上。最好还是别离开，以免那些村里的小孩来偷东西。最好耐心点儿，等一辆卡车来，把他拖回伊格尔顿。他没带午餐，不过储物盒里还有一瓶红酒。嗯，差不多也快喝完了。在出租车底下爬来爬去干活实在渴得很。他爬进车后座等着。这时正是天气最热的时候，不等到傍晚凉快一点，是不会有卡车来的。农民们这时也都在午睡，他也舒舒服服地睡一觉吧。
“你说他还没回来是什么意思？这个混蛋去哪儿了？”瓦伦丁局长冲着电话吼道。他坐在伊格尔顿警察局里，给等在出租车司机家里的警员打电话。对方的声音含含糊糊，似乎有些抱歉。瓦伦丁掼掉电话。整个早上，包括午餐时间，设置路卡的警车不断用无线电报告着任务达成。但在伊格尔顿周围二十英里半径范围内，甚至和那个高个子亚麻色头发的英国人有一点点相像的人都没有找到。夏日炎炎，昏昏欲睡的市镇这会儿很安静，人们都午睡去了，仿佛于塞勒和奥弗涅省首府来的二百名警察根本不曾来过。
一直等到下午四点，欧内斯廷站了起来。
“你必须再上去把夫人叫醒，”她催促着路易森，“任何人这样睡一天都不正常。”
老路易森不愿意这样，但又想不出什么更好的方法，他知道，一旦欧内斯廷打定主意，争执是没有用的。他骂骂咧咧地，脏话说个不停。他又把梯子搭到了墙上，这一回他爬得比之前稳当。他爬上窗户，钻进房间。欧内斯廷在下面看着。
过了几分钟，老头的脑袋从窗户里伸出来。
“欧内斯廷，”他嘶声喊道，“夫人看样子死了。”
他正准备再从梯子上爬下来，欧内斯廷厉声让他从里面把卧室的门打开。两个人站在一起，从被褥边看着男爵夫人的眼睛无神地盯着离她的脸几英寸远的枕头。
欧内斯廷回过神儿来。
“路易森。”
“嗯，我亲爱的。”
“快去村里请马提厄医生来。现在就去，快。”
几分钟后，路易森尽力迈动着双腿，从停车道跑了出去。马提厄医生在沙隆尼尔镇行医已经有四十个年头了。路易森找到他时，他正在自家花园的杏树底下睡觉。老医生当即同意过去。时间已经过了下午四点半，他的汽车哐啷哐啷地开进庄园的庭院，又过了十五分钟，老医生在床边坐直身子，转过来对站在门口的这对老仆人说：
“夫人死了。她的脖子断了，”他声音颤抖着说道，“我们必须找警察来。”
宪兵盖洛做事有条不紊。他深知执法人员工作的严肃性，也知道抓住事实的重要性。欧内斯廷、路易森和马提厄医生围坐在厨房的桌边。盖洛一边给他们做笔录，一边舔着他的铅笔。
“这毫无疑问，”当医生在供词上签字之后，他说道，“是凶杀案。第一嫌疑人显然是这个住在这里的亚麻色头发的英国人。他现在已经驾驶着夫人的汽车逃逸。我要向总部报告。”
说完，他就骑车下山去了。
克劳德·勒贝尔六点三十分从巴黎给瓦伦丁局长打电话。
“那么，瓦伦丁，有消息吗？”
“还没有，”瓦伦丁回答，“从晌午开始，我们在这一地区出行的每条路上都设置了路卡。除非他扔掉汽车后跑出了这个包围圈，否则他肯定是在这圈子里的什么地方。那个非常该死的出租车司机，就是那个星期五早上开车送那个人出伊格尔顿的司机到现在还没露面……稍等，又有一份报告来。”
通话暂停了一会儿，勒贝尔能听到瓦伦丁在和另外一个人商谈，那个人语速很快。瓦伦丁的声音又回来了。
“见鬼，这里是怎么了？发生了一桩命案。”
“在哪儿？”勒贝尔急忙问道。
“在附近的一个庄园。一个乡村警察的报告才刚送到。”
“死者是谁？”
“庄园的主人。一个女人。稍等……是沙隆尼尔男爵夫人。”
卡伦看到勒贝尔的脸色发白。
“瓦伦丁，听我说。这就是他。他现在已经从庄园逃脱了吗？”
伊格尔顿的警察们也在开会。
“是的，”瓦伦丁说道，“他今天早上开着男爵夫人的汽车逃跑了。一辆小型雷诺车。花匠发现的尸体，不过是今天下午才发现的。他以为男爵夫人睡着了。后来他翻窗进去才发现她已经死了。”
“你有凶手和汽车的特征描述吗？”勒贝尔问道。
“是的。”
“那就发布全面警报。现在不再需要秘密进行了。现在我们是要破获一起凶杀案。我会在全国范围内发布警告，但你要尽可在案发地点找出他的踪迹。试着找出他逃跑的大致方向。”
“好的，我会的。现在我们可以真正开始了。”
勒贝尔挂上电话。
“亲爱的上帝，我年纪大了，反应也慢了，这个沙隆尼尔男爵夫人的名字就在瑟夫旅馆豺狼入住当晚的客人名单上。”
汽车是七点三十分被当值警察在图勒一条后街上发现的。他回到图勒警察局时是七点四十五分。七点五十五分，图勒方面联系到了瓦伦丁。八点零五分，奥弗涅局长给勒贝尔打了电话。
“发现地点距离火车站五百米。”他告诉勒贝尔。
“你有那里的火车时刻表吗？”
“有的，我这里肯定有一份。”
“从图勒到巴黎的早班火车是几点的，什么时候抵达巴黎奥斯特列茨火车站？快，看在上帝的分上你快一点。”
伊格尔顿电话那头在小声说着什么。
“一天只有两班，”瓦伦丁说道，“早班火车十一点五十分出发，正点到达巴黎的时间是……有了，八点十分。”
勒贝尔扔下电话，让它挂在那儿，转身往办公室外跑，同时喊着卡伦跟上他。
八点十分，特快列车准时抵达巴黎奥斯特列茨火车站，火车喷着蒸汽，庄严地开进站。列车还没停稳，闪亮车身上的车门就被打开，乘客纷纷下车到了站台上。有几个人被等候的亲属接走，其他人则朝一排拱顶走去，那里从大厅直通向出租车停靠站。这些人中，有一个高个子、灰头发，穿着圆领衫的人。他是排在最前面等出租车的人之一。这会儿，他正把他的三件行李搬到一辆奔驰车的后座上。
司机按下里程表，离开入口，下坡驶向街道。车站前广场有个半圆形停车道，一个口进，一个口出。这辆出租车从斜坡上下来就正对出口。没轮到的乘客们乱哄哄的，还在试图吸引出租车司机的注意。忽然警笛大作，盖过了这片嘈杂声，司机和乘客都听得真切。这辆出租车开到路口，进入车流之前停了一下。三辆警车和两辆黑色玛丽亚风驰电掣地冲进入口，在朝向车站大厅的主拱廊前停了下来。
“嘿，他们今晚很忙啊，这些混蛋，”出租车司机说道，“去哪儿，牧师先生？”
牧师给了他一个位于奥古斯汀码头的小酒店的地址。
九点，克劳德·勒贝尔回到他的办公室，看到有留言让他给在图勒警察局的瓦伦丁局长打电话。电话接了五分钟才通。瓦伦丁一边说，勒贝尔一边做着记录。
“你把车上的指纹弄下来了吗？”勒贝尔问道。
“当然，还有庄园房间里的。有几百个，全都吻合。”
“尽快送到这里来。”
“好的，我会的。你要我把那个图勒火车站的共和国卫队的警察也一并送到你那儿吗？”
“不，谢谢，除了他已经说过的那些，他对我们也讲不出更多了，不过还是要谢谢你，瓦伦丁。你可以让你的小伙子们休息了。他现在在我们的地头，让我们来对付他吧。”
“你确信就是那个丹麦牧师？”瓦伦丁问，“也许只是一个巧合。”
“不会，”勒贝尔说道，“肯定是他。他已经把一个箱子扔掉了，你可能在沙隆尼尔庄园和图勒之间的什么地方找到那个箱子，可能在河里或者山谷里。但另外的三个箱子非常吻合。肯定就是他。”
他挂上了电话。
“这回是牧师，”他痛苦地对卡伦说，“一个丹麦牧师。姓名不详，共和国卫队的警察想不起护照上的名字。人为因素，总是人为因素。出租车司机在马路边睡着了；花匠太紧张，不敢去查看他多睡了六个小时的主人；警察不记得护照上的名字。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卢西恩，这是我的最后一个案子。我太老了，衰老而且迟钝。你去备好车，行吗？晚上的‘烧烤’时间又要到了。”
内政部的会议紧张而压抑。与会的人听了四十分钟，案情脉络逐渐清晰起来：森林搜索、伊格尔顿、那个没有出现的关键的出租车司机、庄园的谋杀案、在图勒登上去巴黎火车的高个子灰头发的丹麦人。
“不管怎么说，”勒贝尔说完，圣克莱尔冷冷地说道，“这刺客现在已经到了巴黎，有了新名字和新面孔。你看来又一次失败了，我亲爱的队长。”
“让我们等几天再互相指责吧，”部长打断道，“今天晚上在巴黎的丹麦人有多少？”
“可能好几百，部长先生。”
“能搞清楚吗？”
“只有等到早上，等酒店登记卡送到巴黎警察局。”勒贝尔说道。
“我来安排今晚检查所有的酒店，十二点、凌晨两点、四点各一次，”巴黎警察局局长提议，“他填表格时肯定以‘牧师’开头，不然酒店的服务员会怀疑的。”
屋子里的人都高兴起来。
“如果他在圆领上围个围巾，或者直接把圆领拿掉，登记时只写‘某某先生’该怎么办？”勒贝尔说道。有几个人狠狠瞪了他一眼。
“先生们，现在这个时候，还有一件事要做，”部长说道，“我要再和总统谈一次，在找到这个人并干掉他之前，请总统取消一切公开活动。同时，明天一早的头一件事情就是逐个清查今天晚上在巴黎登记入住的丹麦籍人士的登记卡。队长，还有巴黎警察局局长先生，你们能做到吗？”
勒贝尔和帕蓬点点头。
“那么会议到此结束吧，先生们。”
“有一件事我一直耿耿于怀，”勒贝尔后来在办公室里对卡伦说，“他们总认为是豺狼运气好，而我们很愚蠢。好吧，他是运气好，但他也是极其狡猾的。我们很不走运，我们也犯了错误，哦，是我犯了错误。但一定有另外的原因。两次，我们只差几个小时就抓到他了。一次他开了一辆重新刷了漆的汽车，用化名逃离了加普。现在他又逃离了庄园，还杀了他的情妇，离阿尔法罗密欧被找到只有几小时。每次都是在早上，在我向内政部会议做报告说我们已经掌握了他，预计12个小时之内就能拘捕他之后。卢西恩，我亲爱的伙计，我想我得使用一下我无限的权力了，我要搞一次小小的窃听活动。”
他靠在窗棂上，向外望去，目光穿过缓缓流淌的塞纳河。顺流而下是拉丁区，那里灯火通明，笑声荡漾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
三百码外，另一个人也靠在他的窗台上。在夏季的夜晚，巴黎圣母院的塔尖被聚光灯照得雪亮。这个人望着在它左边的司法警察署大楼的巨大身影，沉思着。他穿着黑色的裤子，一双便鞋，圆高领的丝质线衫下面，是白色的衬衫和黑色围领。他抽着一支加长的英国过滤嘴香烟，面容很年轻，头上是一头乱蓬蓬的铁灰色头发。
两人的目光跨过塞纳河，向前看着。他们彼此并不认识。就在这时，此起彼伏的教堂钟声将时间引入了八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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