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橡胶块里拿出两粒子弹，用厨房工具箱里找来的钳子小心地橇掉子弹的弹头，把里面的火药倒出来，收好。那些已经没用的弹壳被他扔进了烟灰缸。他还剩下三粒子弹，足够了。
他已经有两天没刮胡子了，下巴上满是淡黄色的胡茬。这次他会用他在巴黎买的剃须刀片，而且会剃得很糟糕。浴室架子上放着须后水的瓶子——实际上里面放的是灰色的染发剂，扮詹森牧师的时候他曾经用过——以及酒精溶剂。他已经把马蒂·舒尔勃格的栗色头发洗掉了，并且坐在浴室的镜子前面，把自己的亚麻色头发剪得越来越短，直到头发剩下的发茬能像一把不齐整的刷子那样立起来。
他最后检查了一下，看明天的准备是否就绪，然后给自己做了一个煎蛋饼。在睡觉之前，他还坐在电视机前看了很多节目。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五日，星期天，天气酷热，是当夏气温最高的一天。一年零三天之前，中校让-马里耶·巴斯蒂安-蒂里和他的手下曾经在小克拉马尔附近谋刺戴高乐总统。尽管一九六二年那个晚上的计划没有实现，但他们的行动开启了一连串事件。实际上，只有今天在这个城市里酷热的星期日下午的这次行动，才是最后一切的终结。
当整个巴黎在庆祝从德国法西斯统治下赢得解放十九周年纪念日的时候，差不多有七万五千名士兵穿着蓝色斜纹哔叽制服，汗流浃背地维持秩序。由于媒体专栏狂热地向公众事先宣传，参加解放日当天庆典的人实在是人山人海。然而，当国家元首高视阔步地走过森严的士兵和警察方阵，主持庆祝仪式时，大多数来的人是看不到他的。
一大群官员和公务员尽管很高兴被邀请参加庆祝仪式，但都没有注意到他们自己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全是高个子。他们每个人站在总统周围都像是一个“人盾”。除了用这些人把戴高乐将军控制在公众视线之外，总统的周围还围着四个贴身保镖。
幸运的是，将军是近视眼，在公众面前又拒绝戴眼镜，所以他没注意到，在每个胳膊肘后面，在他的每一个侧面，都是罗杰·特西尔、保罗·克米提、雷蒙德·沙希亚和亨利·德茹代尔的巨大身影。
媒体把他们称为“猩猩”，而很多人认为这只是出于对他们外形的尊重。事实上，更实际的原因是他们走路的模样。他们每个人都是精通各种格斗的高手，胸部和肩膀肌肉发达。由于肌肉紧绷，背部的肌肉迫使胳膊从身体两侧伸出，两只手微微外张着摆动。另外，他们每人在左腋下都背着他们最喜欢的自动武器，更是强化了这种猩猩模样的姿态。他们走路时双手半张，时刻准备从肩部的皮套里抽出枪，向着刚刚露出苗头的“麻烦”开火。
不过今天没有麻烦。在凯旋门的庆祝仪式几乎进行得和计划中的一模一样。但是在广场周围的房顶上，有好几百人携带双筒望远镜和步枪，蜷在烟囱后面，监视着，守卫着。直到总统的车队最终驶入香榭丽舍大道，朝着巴黎圣母院开去，他们才全都松了一口气，开始从那上面爬下来。
在大教堂，情况还是一样。巴黎红衣大主教主持仪式，两边簇拥着主教和教士。他们所有人在穿上法衣的时候都已被检查过。在管风琴的楼厢里，两名警察挎着步枪埋伏在那里，监视着下面聚集的人群。这一点，即使是红衣主教也蒙在鼓里。朝拜者里有众多穿着便衣的警察，他们不下跪，更不闭眼，不过他们和其他人一样也在拼命地祈祷，那是古老的警察的祷词：“亲爱的主啊，请不要在我当班时出事。”
外面有些观众，尽管站在离教堂门二百米开外，但由于他们把手伸进了上衣，就被立刻赶走了。一个人是在腋窝挠痒，另一个则只是想掏出一包烟。
仍然是平静无事。房顶上的自动步枪也没有声音，也没有闷然轰响的炸弹声。警察们甚至互相扫视一下，以确保他们的同事都佩带了必配的徽章。这些徽章都是当天早上才颁发的，所以豺狼不可能复制一个并用来装扮成一名警察。有一名共和国卫队的警察把自己的徽章弄丢了，当即在被发现的地点被逮捕了，然后被送到了附近等候的一辆厢式车里。他的卡宾枪被拿走了，直到晚上才被释放。即使这样，还是叫来了二十个认识他本人的同事为他担保，向警察证实他就是他供述的那个人。
在纪念堂，气氛更是通了电一样，尽管总统似乎已有所察觉，但他并没有表示出来。在这个郊区工人居住地，安保人员估计，只要总统真的进入存放骨灰的纪念堂里面，那他就安全了。但当将军的车子行进到狭窄的街道，靠近监狱的时候，会在拐角处放慢速度，此刻，刺客可能会有所行动。
但事实上，那时候，豺狼正在别的地方。
皮埃尔·瓦尔雷觉得烦透了。他又热又渴，军装都贴在了背上，卡宾枪的带子勒在湿漉漉的衣服上，有点刺痛。现在正是午餐时间，他知道自己又要错过了。他开始后悔，真不该加入共和国卫队。
本来一切都很不错。他在鲁昂工作的那个工厂由于员工过剩而解雇了他。劳动介绍所的办事员指着墙上贴的一则广告，上面是一名穿着军装的共和国卫队士兵光彩照人的形象。仿佛在告诉世人，他的工作让生活既有未来，又有前景，还很有趣。画上的军装看起来就像是由巴黎世家[44]制作的。所以瓦尔雷就报了名。
没人说过军营生活就像监狱——这里正好过去也曾经是座监狱。也没人说过有操练、夜间演习、令人浑身发痒的哔叽军装，还有在刺骨的寒冷里或是在灼热的太阳下，在街角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抓捕那些永远都不会落网的疑犯。人们总是证件齐全，他们的任务无可避免地只是些繁琐而又无伤大雅的小事。这足以让人想借酒消愁。
好不容易来到巴黎了，这是他第一次离开鲁昂。他本来想，终于可以看看这座不夜城了。但现在全都没了指望，在巴比克特中士负责的班组里不会有指望的，只是更多同样的琐事罢了。“看到那个阻挡行人的路障了吗，瓦尔雷。好，就站在它旁边。看着它，看着它别让人挪动，除非他们有特许，否则别让任何人通过，明白了吗？你的工作责任重大，我的小伙子。”
责任重大，真见鬼！为了巴黎这个解放日，上头可真是有点疯狂啊，从其他省份调了几千人来补充巴黎的部队。昨天夜里，他的营房里来了来自十个不同城市的人，巴黎人都在传，可能有人想闹事，要么为什么要搞得这么夸张呢。谣言，总是有谣言。最后什么事都没有。
瓦尔雷转过身，向后看着雷恩大街。他守着的路障是横跨街道的一段，从这边建筑里伸出，又没入另一边的建筑里，在六月十八日广场向北二百五十米。从这里到火车站的正门还要再向北走一百米。火车站的前广场就是庆典仪式要进行的地方。他能远远地看见有些人在前广场上，标出那些老兵、各级军官和共和国卫队该站的位置。还要三个小时。上帝，真是没完没了。
在路障附近，第一批公众开始聚拢。他们有些人还真是有耐心啊，他想。在这样炎热的天气里，等上几个小时，就为了看一眼三百米外的那一群脑袋，只知道戴高乐在那一群人中间的某处。
在路障处四处散落着一两百人的时候，他看到了一个老人。这个老人正一瘸一拐地穿过街道，看上去似乎再走半英里就要倒下了。他头上黑色的贝雷帽浸透了汗水，长军大衣在膝盖下面来回摇摆；他的胸口还挂着一排勋章，叮当作响。路障边的人群里有几个向他投去充满同情的目光。
这些老家伙总是留着他们的勋章，瓦尔雷想，好像他们这辈子就只有这点玩意儿了。好吧，也许这真的是他们某些人唯一剩下的东西吧。像这个老头，连一条腿都牺牲掉了。瓦尔雷看着这个老人一瘸一拐走下马路，心想：他年轻的时候一定去过很多地方——在他的双腿都健全的时候。现在他看起来像是一只被打垮的老海鸥，就像这个共和国卫队士兵以前在家乡海滩所看到的那样。
天啊，难道你的余生都要这样一条腿瘸着，靠一支铝制拐杖支撑着自己吗，太惨了。老头跌跌撞撞地来到他面前。
“我可以过去吗？”他畏缩地问道。
“来吧，让我看看您的证件。”这个老退伍兵在他的衬衫里面摸索着，那衣服再洗一次就完蛋了。他拿出两张卡片，瓦尔雷接过来看着。安德烈·马丁，法国公民，年龄五十三岁，生于阿尔萨斯的科尔马，住在巴黎。另外一张卡属于同一个人。卡片上端横着写着一排字：伤残军人。
嗯，你的确是残了，老伙计，瓦尔雷想。
他仔细看了看两张卡上的照片。是同一个人，不过是不同时间照的。他抬头看着老人。
“把您的贝雷帽摘了。”
老人摘掉帽子，捏在手里。瓦尔雷比较了一下自己眼前这张脸和照片上的脸。是一样的。面前的人一脸病容。他自己剃的胡子，有好几处弄破了，用小块卫生纸贴上了，斑斑的血迹仍然可以看到。脸色灰败，一层的汗，油腻腻的。前额的头发乱蓬蓬地竖着，指向哪个方向的都有，由于被贝雷帽压着，更是乱作一团。瓦尔雷把卡片递回给他。
“你要去那边做什么？”
“我住在那儿，”老头说，“我退休了，靠退休金过活，我有一个小阁楼。”
瓦尔雷一把抓回卡片。身份证上的地址是巴黎六区，雷恩大街一五四号。这个共和国卫队士兵看着前面的房子。门上的数字是一三二。差不多，一五四肯定要顺着这个方向再往前走一点。没有命令说禁止一位老人回家啊。
“好吧，过去吧。但不要乱跑。再过几小时总统就要来了。”
老人笑了，收起证件时用一条腿和拐杖撑着差点摔倒，瓦尔雷赶紧伸出手把他扶稳。
“我知道，我的一个老伙伴今天要领奖章。我自己是两年前得的。”他拍了拍胸前的解放勋章，“不过那次只是陆军部长授的。”
瓦尔雷瞟了一眼勋章。那就是解放勋章啊。为这该死的小玩意丢了一条腿。他想起了他的权力，便漫不经心地点了点头。老人一瘸一拐地顺着路走了。瓦尔雷转身去拦阻其他想要溜过路障的人。“行啦，行啦，别再挤了，退到路障后面去。”
他朝那个老兵最后看了一眼，只看到那件军大衣，一闪就消失在街道远端靠近广场的一个门洞里了。
贝特夫人觉得有个黑影扑向她，吃惊地抬起头来看。今天的日子真不好过，警察查看了所有房间，她不知道，要是那些房客在的话会说些什么。幸运的是，除了三户人家，其他人都出门庆祝八月的节日去了。
警察走后，她总算可以回到自己通常的位置上，在门洞里安静地做点毛线活。两小时后，庆祝仪式将在离她一百码之外的火车站前广场举行，但她一点儿也不感兴趣。
“对不起，夫人，我在想……也许一杯水。我在等庆祝仪式，可天真是太热了。”
她看到一个老头的脸和身体轮廓。他穿着军大衣，就像她死去很久的丈夫曾经穿过的那样。大衣翻领下面左胸的位置，一排勋章在那里摇晃着。他重重地倚在拐杖上，只有一条腿从大衣下面伸出来。他的脸看起来很憔悴，全是汗。贝特夫人把她的毛线活卷起来，塞进了围裙的口袋里。
“哦，我可怜的先生。你就是这样走过来的？这么热的天，庆祝仪式还要两个小时才开始呢。你来早了，进来，进来吧。”
她连忙起身朝她在大厅后面那扇镶着玻璃的房门走去，准备倒一杯水。这个老兵一拐一拐地跟着她。
她拧开厨房龙头接水的时候，没有听见外面门厅里大门关上的声音。她几乎没有感觉到一只男人的左手从后面悄悄抓住了她的下巴。也完全没有想到，有人猛击了一下她头部右侧耳朵后面，乳突骨下方突起的关节。眼前正在流水的龙头和正在接水的玻璃杯的图像一下炸成碎片，红红黑黑的。她毫无生气的身体无声无息地瘫软在了地上。
豺狼解开大衣，伸手摸到腰际，解开了把右腿绑着吊在屁股下面的绳子。他把腿伸直，伸缩了一下被箍住的膝关节，疼得脸一阵抽搐。在让腿承重之前，他花了好几分钟，让血液慢慢流回小腿和踝关节。
五分钟后，贝特夫人被捆了起来，手脚都用洗涤槽下面的晾衣绳捆好，嘴上贴了一大块胶布。豺狼把她放进炊具储藏室，关上了门。
他在起居室里找了一下，在桌子的抽屉里找到了这栋公寓的钥匙。他重新扣好了大衣纽扣，拿起拐杖——这和十二天前，他一瘸一拐穿过布鲁塞尔机场和米兰机场时候用的拐杖是同一根，然后他向外看了看。大厅里空无一人。他离开起居室，锁上房门，大步迈上楼梯。
他上到六楼，选定了贝朗瑞小姐的公寓，敲了敲门。没有声音。他等了一会儿，又敲了敲门。这套公寓和隔壁夏里埃夫妇的公寓里都没有声音。豺狼拿出钥匙串，挑出标有贝朗瑞名字的那一把，进入房间，然后关上门，锁好。
他走向窗户，向外望去。马路对面房子的楼顶上，穿蓝制服的人开始进入各自的位置。豺狼来的时间刚刚好。他伸直手臂，打开窗户的锁，把两扇窗页轻轻地朝内拉，直到窗户靠在了卧室房间的墙上。然后他向后退了几步。一束方形的阳光穿过窗户，落在地毯上。房间的其他部分映衬着这束阳光，显得更暗了。
如果他站在那束方形的阳光以外，对面的监视者们什么都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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