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 革命情深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以歌颂十月革命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名论文，深刻而有力地影响了我国一代知识分子，使他们逐步走上了马克思主义者的道路。其中，最卓越的就是毛泽东。

    1914年到1918年，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上学的时候，从《新青年》等进步刊物上看到了李大钊写的一些重要文章。其中，《青春》和《今》，给他以极大的吸引和启示。据周世钊说：“毛泽东最热爱《新青年》这个杂志，尤其是对李大钊的文章，他经常反复阅读，摘抄某些精辟的段落。”他从这些文章中，逐渐认识了中国不仅需要改造，而且还需要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制度、风俗、习惯等多方面进行根本的改造。

    1918年8月19日，毛泽东为组织和促进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事宜，第一次到北京。这时，原来在湖南一师教书的杨昌济已在北京大学教书。经杨昌济向李大钊推荐，征得校长蔡元培同意后，即安排毛泽东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做助理员。于是在同年10月，经杨昌济的介绍，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办公室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

    当时，李大钊已是积极推行新文化运动、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领袖人物，但他和毛泽东却谈得很投契，经常在一起畅谈。由于李大钊热诚的帮助，使青年毛泽东深受教益。毛泽东还利用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有利条件刻苦读书，努力学习十月革命经验和马克思主义书刊，开始初步探索解放中国的道路问题。毛泽东在回顾第一次在北京时的思想变化时说：“这时，我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思想也越来越激进。”又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通过在北京的接触，李大钊对毛泽东非常器重，李大钊认为毛泽东是“湖南学生青年的杰出领袖”。李维汉在《回忆新民学会》一文中认为：在北京大学和接近北大的先进青年，“他们在李大钊同志的影响下，在五四前夜就已经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因而在“新民学会会员中，毛泽东、蔡和森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道路最早。他们在五四运动前夕，就在李大钊影响下，开始学习和研究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书刊”。

    1918年7月起，毛泽东在他主编的《湘江评论》上连续发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在国内进步青年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当时，“大钊同志对这篇文章非常重视，于12月间写的题为《大联合》的短论，也运用了民众大联合的主张”。显然，这是李大钊对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的有力支持，是对毛泽东这种新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充分肯定。

    1919年12月，为了推动湖南反军阀的革命运动，毛泽东又一次来到北京。他到北京大学看望李大钊。李大钊非常高兴地接待了他，并向他介绍了正在筹备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情况，介绍了许多中文的共产主义文献和关于俄国革命的书籍。

    毛泽东第二次在北京期间，还和李大钊等专门讨论过组织赴俄勤工俭学的问题。1920年2月，毛泽东在北京写给陶毅的信中就说：“我一己的计划，一星期外将赴上海。湘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预计一年或二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然后组一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至于女子赴俄，并无障碍，逆料俄罗斯的女同志，必会特别欢迎。‘女子留俄勤工俭学会’继‘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而起，也并不是不可能的事。这桩事（留俄），我正和李大钊君等商量。”这就表明，毛泽东和李大钊当时都向往着列宁领导下的苏联，热切地期望有更多的青年志士到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去学习革命经验。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李大钊和毛泽东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是，根据共产国际的决议，讨论并确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李大钊在会上表示拥护共产国际的决议，积极主张共产党员参加到国民党中去，以迅速组成中国革命的统一战线。同时提出一定要注意保持党的独立性。毛泽东完全赞同李大钊的意见，主张实行国共合作，建立反对北洋军阀的统一战线。大会采纳了李大钊和毛泽东等的正确意见，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与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中国革命的历史证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有力地加速了中国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的进程。李大钊和毛泽东共同为建立和巩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作出了重大贡献。

    1926年3月16日，国民党农民委员会讨论决定，请毛泽东担任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于是，毛泽东即委托在广州参加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陕西省临时党部选派的代表魏野畴，立即去北京和李大钊、陈毅等，共同为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选派学员。于是，魏野畴带着毛泽东写给李大钊和陈毅的信，到了北京。当李大钊和陈毅看过毛泽东的来信以后，立即同魏野畴在北京、天津的进步青年中选拔学员。李波涛原来已和李大钊商定好，准备去苏联学习。可是，他又突然接到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的通知。魏野畴专门找他谈话：“去广州要经过四海一洋，正好力挽狂澜。闹革命要趁热打铁，不能好高骛远。毛泽东同志担任这一届农讲所的所长，他学问渊博，和我谈论农民战争史和农民运动，很有独特见解，此去定能学到不少知识。再说，你对农村的情况很熟悉，又擅长编民歌，应当在鼓动农民起义上发挥作用嘛！”李波涛听后，去请示李大钊。李大钊对他说：“毛泽东同志的才学很好，你去后自然会体会到的。你还可以帮助他整理些农民战争的资料。我写封信你带去给他，希望他常给我来信。”同年9月底，李波涛毕业后准备离开广州。后来他回忆说，临行前，“毛所长把他写给李大钊的一封信交给我，叫我回陕途经北京时面交大钊同志。到京后，我去见大钊同志，送交了毛所长的信件。大钊同志当即派我回陕北开展农民运动”。

    领导中国革命要学习十月革命的经验，又要立足本国，立足于发动工农革命运动，明确认识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在这些重大问题上，李大钊和毛泽东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毛泽东在主持农讲所期间，特意将李大钊1925年12月30日—1926年2月3日写的《土地与农民》这篇重要论文编入《农民问题丛刊》中，供学员学习和研究。这表明毛泽东对李大钊思想的高度重视。

    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七大工作方针》的报告中，联系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和老一辈革命家成长的历史指出：中国从五四运动起，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五四运动中，李大钊是代表左翼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可见，毛泽东始终不忘李大钊对他的直接帮助和指导。

    （杨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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