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72年6月，周恩来在批陈整风汇报会议上曾经说：“这件事情，是毛主席经常讲的，在座的不少同志听到，主席不总是拿这个古人的事（指宋太宗评吕端）来比喻吗？”……就是说，没有剑英同志立这个功，要不是毛主席出来制止，那个局势就很坏了。在关键时刻才显出是同志嘛！古话说，‘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嘛！”这里说到的，就是叶剑英和毛泽东在长征中共同经历过的一件事情。

    1935年9月初的巴西[1]。毛泽东焦虑地凝神眺望远方。几天来，中央三令五申要张国焘率左路军向北靠拢，张国焘却在阿坝按兵不动，甚至提出要右路军折头南下。一、四方面军会合以来的争执，至此已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莫非会有什么变故？此刻，叶剑英参谋长推门疾入，将一份电令交给了毛泽东。

    叶剑英是从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赶来的。指挥部正在开会，新任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兴致勃勃地讲着话。机要员推门进来，将一份电报递给陈昌浩。陈昌浩顺手接了过来，放在一侧。叶剑英上前拿过电报，急看一遍，感到事关重大，便借故离开会场，向中共中央驻地跑来。这封电报是张国焘打给陈昌浩的，命令他率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其用意显而易见。

    毛泽东看完电报，立即用铅笔把它抄下来，并嘱咐叶剑英处境危险，要赶快回去，务必提高警惕，以防意外。叶剑英迅速跑回前敌总指挥部，若无其事地走进会场。刚才发生的这一幕，幸好未引起与会者的注意。

    毛泽东立即与张闻天、博古等紧急磋商。大家一致同意，为了执行党的北上抗日决议，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武装冲突，中央决定率红一、三军团迅速离开巴西。

    为了避免过早暴露意图，毛泽东先到前敌总指挥部陈昌浩、徐向前那里商量。他先走到徐向前住处，站在院子里询问徐向前：“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徐向前说：“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毛泽东要他早些休息，便告辞了。

    毛泽东又走到陈昌浩那里。陈昌浩说：“张总政委来电要南进。”毛泽东当即说：“既然要南进嘛，中央书记处要开一个会。周恩来、王稼祥同志病在三军团部，我和张闻天、博古去三军团司令部就周、王开会吧。”陈昌浩没有多想，便同意了。

    毛泽东一行很快赶到三军团驻地，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确定中共中央率一、三军团立即北上的方针。脱离险境的准备工作立即迅速而秘密地展开了。

    与此同时，叶剑英秘密来到前敌总指挥部作战科，找到副科长吕继熙（吕黎平），要来当时唯一的一份十万分之一的甘肃省地图，以为中共中央率一、三军团北上急用。

    毛泽东在离开巴西之前，考虑到叶剑英的安全，曾经特地通知他以到三军团参加直属队会议的名义，迅速离开前敌总指挥部。叶剑英考虑到全局的利益和军委纵队同志的安危，决意要和军委纵队一起走。怎样才能把军委纵队安全带走？叶剑英急中生智，决定利用张国焘南下的电报，以打粮准备南下为由，得到了前敌总指挥部的同意。

    9月10日1点30分左右，叶剑英悄悄起床，披上大衣，从床下的小藤箱里取出那份甘肃省地图，走出前敌总指挥部驻地——喇嘛庙。他碰到军委秘书长肖向荣，便把地图交给他，并交代说：“这可是要命的东西，你千万要管好！”临出发，他发现手枪没有带，便立即返回大殿，赶忙拿了左轮手枪，便急促上路。

    叶剑英和军委纵队从潘州赶到阿西，见到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毛泽东非常高兴，说：“哎呀！剑英同志，你出来了，好！好！现在情况紧急，我们不能在此停留，应立即向俄界前进，与一军团会合。”

    这次遇险，毛泽东久久不能忘怀。他多次称赞叶剑英：“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1967年毛泽东还对周围的人说：“叶剑英同志在关键的时候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没有他（边说边摸脑袋）就没有这个了。”这件事情，为毛泽东与叶剑英的关系奠定了牢不可破的基础。

    二

    1941年2月2日，叶剑英从重庆南方局调回延安。

    毛泽东立即在杨家岭会见了叶剑英。叶剑英详细汇报了皖南事变前后与国民党政府交涉情况，并把周恩来给中共中央、毛泽东的信，以及邓颖超给毛泽东的照片交给他。毛泽东同叶剑英进行了长时间的亲切交谈，并在当晚致电周恩来：“（一）剑英本日上午10时抵延，畅谈5小时。收到来示，欣慰之至，报纸题字亦看到，为之神往。（二）小超同志照片收到，敬谢。”这个电报，充分表达了毛泽东对周恩来、叶剑英等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关注和评价。

    毛泽东十分欣赏叶剑英在参谋工作方面的领导才干，任命他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兼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

    当时的根据地，星罗棋布，四面八方。为了使最高决策层及时掌握全局动向，叶剑英上任不久即建立了军委一局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定期汇报制度，组织出版《作战周报》和《一月军事动态》。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处于关键阶段，他又组织力量成立资料研究室，收集、整理国际战况，研究国外军事名著，并出版了《国际资料》。毛泽东看了这些材料，大加赞赏，说这样做“大有帮助”。

    叶剑英请示毛泽东同意，组织“各路诸侯”到王家坪，共同研究对敌斗争情况。这种作法，很像医学专家对疑难病症的“会诊”，引起“各路诸侯”的浓厚兴趣。当时，上至朱德、刘伯承，下至分兵把关的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陈赓、罗瑞卿等都先后前来参加，大家畅所欲言。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在这种新局面下，侵华日军主攻方向将有何变化？中国抗日战争将如何发展？毛泽东责成叶剑英组织力量研究这些问题。在参谋人员中，形成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日军可能乘人之危，配合德军，北上进攻苏联；另一种意见认为，日军南进的可能性更大，谋取在东亚、南亚“以战养战”。叶剑英归纳大家的意见，上报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战略思想和战争准备，虽然要预计到日军北进、南下两种可能性，但是当前的侧重点应该是对付日军南下。这一分析，已为日后的战争进程所证明。

    1943年六七月间，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三次反共高潮，毛泽东积极采纳叶剑英的建议，导演了一出“现代空城计”。

    当时，蒋介石、胡宗南围攻陕甘宁边区的部队共四五十万人，而边区部队不过只有三四万人。叶剑英反复考虑退敌之策，感到光靠我们的军事力量打退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在当时是难以办到的，必须采取以智胜敌的办法，破例使用我们掌握的军事情报，公开揭露国民党的进攻阴谋。不过，公开揭露，可能给我们的情报工作带来不利影响。为此，叶剑英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又专门征求业务部门的意见。

    毛泽东终于采纳了他的意见，批准新华社详细公布国民党军队调动情况，并为《解放日报》撰写了《质问国民党》的社论。随后，延安召开数万人大会，通电全国，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内战阴谋。

    蒋介石见事情败露，只好授意胡宗南致电朱德，表示：“敝部换防，请勿误会。”胡宗南的亲信、机要室主任也被撤职。

    这场精心谋划的内战，就这样兵不血刃地破产了。

    三

    1967年2月，叶剑英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党政军负责同志和“中央文革”成员碰头会上，痛快淋漓地驳斥了陈伯达、张春桥等人。会后，江青、张春桥等人向毛泽东告状。尽管叶剑英等这些正确意见被毛泽东误解了，而遭到严厉的批评。但是，毛泽东同这些老同志们在长期生死患难中培养起来的情感，是无论何人也休想割断的。

    1968年初，谢富治授意“中央清理敌伪档案小组”将1934年香港《工商日报》登载的所谓叶剑英“企图投敌”的文章抄报中央。毛泽东阅后批示：“还是老一套谣言，早已看过，现又送来。”这年“五一”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握住叶剑英的手，对他说：“有人要打你的叛徒，我已经批驳了。”毛泽东还交代身边工作人员把批件送给叶剑英看。

    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九大”上，叶剑英再次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围攻。但是，在关键时刻，毛泽东再一次对叶剑英委以重任。

    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后，中苏关系骤然紧张，“大打、早打、打核大战”的气氛笼罩全国。不过，对战争前途毛泽东还是有些放心不下，委托叶剑英和其他几位“靠边站”的老同志作进一步研究。不久，叶剑英根据大家的意见，起草了题为《从世界森林看一棵珍宝树》的研究报告，送呈毛泽东。后来，叶剑英又同陈毅、徐向前、聂荣臻一起，全面深入研究了国际形势。他们向中共中央提出了缓和中美关系、打破外交新局面的建议。这一具有转折性的战略提议，后来被毛泽东采纳，起到了重大作用。

    1969年4月，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提名叶剑英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这预示着，叶剑英的政治生涯即将发生一个重要转折。

    1971年11月14日，在林彪自取灭亡之后，毛泽东接见了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全体人员。当叶剑英走进会场时，毛泽东对与会者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

    1972年1月初，毛泽东找来周恩来、叶剑英，对他们说：“‘二月逆流’经过时间的考验，根本没有这个事。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他还说：“现在我有事，请你们去向陈毅同志传达一下。”为了慎重起见，周恩来同叶剑英当场核对记录以后，又给毛泽东念了一遍。毛泽东点头：“对”。叶剑英立刻驱车到医院，向危在旦夕的陈毅作了最后传达。

    从此，叶剑英在毛泽东的信任下，担负起了“临危受命”的重要角色。

    （《叶剑英传略》编写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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