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领袖毛泽东-早期合作 真诚相见——陈独秀对毛泽东产生过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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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和陈独秀都是我党的创始人,后来,都曾为我党的领袖。对于他们之间的关系,人们一直认为:毛泽东和陈独秀之间,自始至终针锋相对,存在着严重的分歧。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

    (一)建党前,陈独秀对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给予了深刻的影响。

    1918年秋,毛泽东因送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第一次到北京,认识了当时的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陈独秀对社会问题的精辟见解,深刻地影响了年轻的毛泽东。1920年5月,毛泽东到上海找陈独秀商讨组织“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陈独秀除对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提出了详细的意见外,还向毛泽东谈了自己的建党计划。这时的毛泽东与陈独秀是真诚相见,无话不说的。正是这一次接触,陈独秀对毛泽东从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给予了深刻的影响。正如毛泽东后来同斯诺所说的:“陈独秀说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一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二)湖南共产主义小组是在陈独秀的直接指导下创建的,陈独秀也一直信赖、推崇毛泽东。

    1920年8月,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即“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陈独秀立即给长沙的毛泽东写信,函约毛泽东在湖南建党,并寄了一些进步的书报给毛泽东。毛泽东接到陈独秀的信后,马上秘密建立了湖南共产主义小组,还多次向远在巴黎的蔡和森等人介绍陈独秀在上海建党情况。陈独秀对毛泽东的工作很信赖,并极力推崇毛泽东。在党的“三大”报告中,陈独秀高度赞扬了毛泽东领导的湖南的工作比上海、北京、武汉、广州等地的工作做得更好。

    (三)党的“三大”后,毛泽东和陈独秀一起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工作,领导了国共合作的工作,推进了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

    由于毛泽东在湖南的工作完成得出色,加上陈独秀的推崇,毛泽东于1923年5月奉调到上海,参加了党中央的领导工作,这样,他与陈独秀接触的机会就越来越多了。特别是在党的“三大”上,毛泽东与陈独秀均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之后毛泽东任中央组织部长与陈独秀等一起承担了党中央领导工作的重任。在中央工作期间,根据党的“三大”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形势的要求,他们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国共合作上。在国共合作实现以后,从1924年4月到11月,毛泽东和陈独秀代表党中央联名出了一系列通告,宣传和重申了我党关于国共合作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从而推进与巩固了国共合作。从这个时期毛泽东和陈独秀发表的通告看,他们的思想还是比较接近的,彼此尚无思想分歧。

    四、在农民问题和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等问题上的不同看法——毛泽东和陈独秀分歧的开始。

    1925年春,毛泽东回湘开展农民运动,认识到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伟大作用。1927年,毛泽东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高度赞扬了农民运动,而陈独秀则过分夸大了农民落后性的一面,并拒绝在党中央机关刊物上发表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另外,在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上,在对待中国革命的前途、对国民党的估计、武装斗争等问题上,毛、陈之间发生了分歧。为此,在党的“五大”上,陈独秀压制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从此,他们分道扬镳了。

    五、陈独秀被开除出党后,从未反对过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对陈独秀也一直持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尽管毛泽东和陈独秀之间,在大革命后期发生了分歧,但陈独秀不但从未发表过反对毛泽东的言论,而且还赞扬了毛泽东的领导。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领导了秋收起义,接着创建了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陈独秀对此深表赞扬。1937年8月,陈独秀从南京监狱获释后,对毛泽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表示拥护,并表示愿意在我党领导下工作。毛泽东也一直未忘陈独秀对他的影响以及对中国革命的贡献。陈独秀出狱后,毛泽东曾派叶剑英找其谈话,邀陈独秀到延安工作。[2]1945年通过的《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肯定了陈独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前期和中期是正确的。毛泽东也曾在《七大工作方针》的报告中,称赞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认为陈独秀“创建了党,有功劳”,在某些方面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这既体现了毛泽东对待历史人物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又说明了毛泽东对于曾对自己有过深刻影响的人是没有忘记的。

    (唐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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