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辑 尊敬谦和

    还在30年代，冯雪峰就数次对人说过：“在中国，他最佩服两个人，一个是鲁迅，一个是毛泽东。”

    冯雪峰对毛泽东，最早是从思想上认识的。

    1921年，19岁的冯雪峰在秀丽的西子湖边和几个朋友合出了诗集《湖畔》。这部诗集既不同于古体诗，也不同于浪漫主义的白话新诗，它同后来相继出版的诗集《春的歌集》一样，很快就以清新的纯真的现实主义格调震撼了文坛，迅速在全国传播开来，这几位青年人也被誉为“湖畔诗人”。当时的许多著名文学教授，如朱自清等，都曾将湖畔诗选入教材。冯雪峰的一首诗还被谱了曲子，在大、中学里流行开来。然而，冯雪峰却感到他并未找到人生的真谛，他决心到北京去，到五四运动的发祥地——全国青年景仰的北京大学去寻找真理。他终于争取到在北京大学旁听的权利，开始向鲁迅、李大钊等人学习。他一面读书，一面从事革命活动。1925年，曾在北京大学旁听过的毛泽东在广州听说了冯雪峰的情况，托人捎信给冯，说非常喜欢他的诗，希望他到南方去一起工作。这时，冯雪峰正在自学日语，并开始从日译本翻译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书籍，这个工作迷住了他，他没有到南方去。但著名的共产党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毛泽东的大名，他是知道的。他为反对封建主义做出的努力和文学上现实主义的追求能得到这位职业革命家的理解，于他是莫大的荣幸。他牢牢地记住了这位未曾谋面的革命家对他表示的友谊和关切。

    1933年，冯雪峰在上海做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时，被叛徒出卖，险些被敌人抓住。为了他的安全，党中央决定将他调到中央苏区，在中央党校校长张闻天的领导下工作。这时，毛泽东已被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排挤，心情抑郁。这两个早就互相知名，建立了理解和默契的战友终于见了面，而且很快就无话不谈了。毛泽东通经纶，有文才，对冯雪峰熟悉的文化领域非常关注。冯雪峰正派耿直，颇有几根傲骨，他从不在乎谁的境遇如何，他交朋友只看“人”。于是，不是冯雪峰抽空从中央党校跑到毛泽东那里，就是毛泽东到冯雪峰那里去，两个人天南海北，从古至今，无所不谈。除了交换对教条主义的看法，毛泽东最关心的是鲁迅先生的状况。常常是一坐定，毛泽东就出题目：“今天不谈别的，就谈鲁迅，好不好？”谈鲁迅，是冯雪峰话最多的题目，他不仅受过鲁迅先生的教诲，是先生的学生，他也是先生的战友和挚友。在鲁迅先生受到旧势力和革命营垒内部那些还不明事理的青年人的围攻时，冯雪峰正确评价了鲁迅先生的历史功绩，说反封建势力的工作，鲁迅先生做得最好。也是冯雪峰第一个向毛泽东全面介绍了鲁迅先生，在毛泽东思想和鲁迅精神之间编织了联系的纽带。一次，冯雪峰说到，他们曾出题目请鲁迅先生做文章，毛泽东听了，便以疑问的口吻问道：“你们给鲁迅先生出题目？不出题目是不是更好一些？”从毛泽东关切的问话中，冯雪峰感到自己确实是热情有余而方法不足，不禁更增加了对毛泽东的尊敬。几十年后，毛泽东对人说：“我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说到这一点，历史不会忘记冯雪峰的作用。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了两万五千里长征。那时还是教条主义当政，他们决定把“不可靠的人”——反对他们路线的人——留在苏区。毛泽东也在被留下之列，直到大部队出发，他还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参加突围。冯雪峰在中央党校得到出发的消息后，特意跑到毛泽东的住处，告诉他随队突围。今天，已经没有人能说清楚当时的具体情况。也许就恰恰多亏了这一句话；没有这句话，中国的历史就可能是另一种写法。

    长征中，冯雪峰先在红九军团做群众工作，遵义会议后，他同董必武、徐特立、成仿吾、李一氓等5人一道被编入红色干部团上级干部队做政治教员，这当然是一种保护性措施。这时毛泽东虽然已经在掌管红军的军政大事，但没有忘记自己的朋友，每每弄到纸烟，总是派人送一些给冯雪峰。对于被“左”倾教条主义搞宗派的人留在苏区的那些优秀干部，他们同样系念萦怀。瞿秋白同志英勇就义的消息就是毛泽东告诉冯雪峰的，他十分难过地说：“不仅你失去了一个好朋友，我也失去了一个好朋友。”到延安后，毛泽东曾在一次谈话中愤怒地谴责“教条主义借刀杀人”！与鲁迅几乎是同样敏锐的冯雪峰早就察觉出教条主义者们的不地道——搞宗派、消灭异己不择手段，但像毛泽东这样尖锐、这样深刻地道出问题的实质，他还没有这样的胆识和魄力，这使他更加由衷地钦佩毛泽东。

    1936年，党中央决定派冯雪峰回上海去重新组织与中央失去联系的上海地下党，建立电台，并与救国会等抗日爱国组织建立统一战线关系。行前，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分别与冯雪峰作了长谈，交代任务。毛泽东向他再次详细讲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嘱咐他一定要团结好鲁迅先生，因为先生是一面大旗，能唤起民族的抗战热情来啊！

    冯雪峰到了上海，住在鲁迅先生家中，在四处奔忙完成中央交给他的任务的同时，他设法找到了毛泽东流落在上海的两个孩子——毛岸英和毛岸青，并派人将他们经巴黎转送至莫斯科第三国际创办的国际儿童院。

    冯雪峰时时念及在陕北过着艰苦生活的战友们，他用微薄的稿费买了纸烟和十几条围巾，连同鲁迅先生送给毛泽东的礼物，都派人送到西安，再转给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而他自己的生活却异常清苦，茅盾夫人见他的窘状，都不忍收他的房租。

    1941年，冯雪峰以冯福春的名字被捕，关入上饶集中营。1942年，毛泽东在欢迎一批新到延安的文化人时，特意问到冯雪峰的情况，得知冯被捕，他当即与陈云同志商定，通知周恩来和董必武，请他们设法营救。董必武同志找到与我党有统战关系的胡秋原先生，请他帮助。胡秋原打电话给上饶集中营的特务头子张超，要求保释冯雪峰。但狱中没有冯雪峰，只有冯福春这么一个姓冯的，没有营救成功。以后党组织又多方设法，找到当时还未加入革命队伍的第三战区《前线日报》主编宦乡，由他保释，冯福春——冯雪峰才得以出狱。出狱后，冯雪峰辗转来到重庆，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做统战工作。

    1945年，重庆谈判前，冯雪峰第一个了解到国民党准备利用重庆谈判之机长期软禁毛泽东，他心急如焚，马上报告了周恩来同志，使党中央和南方局得以及早制订迫使美蒋方面保证毛泽东安全的措施，蒋介石的阴谋终未能得逞。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中，专门抽时间读了冯雪峰的杂文新作集《乡风与市风》和诗集《灵山歌》。他们见面时，毛泽东很称赞《奴隶与奴隶主义》一文，说这篇文章有力地抨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法西斯主义借以束缚奴化中国人民的奴隶主义思想。

    尽管毛泽东是冯雪峰从亲身经历中总结出来的最值得他崇敬的人，并同他有过那样多的工作联系和亲密的个人友谊，冯雪峰对毛泽东的理论和言行也决不盲从，特别是在他内行的文艺理论问题上，他一直保持自己的独立见解。比如，如何评价一部文艺作品，冯雪峰认为不能机械地分割为政治的和艺术的标准。文艺作品是个统一体，一部作品能称得上艺术品，是要有艺术水平为前提的；而它的社会价值应当是这部作品为社会所带来的一切意义的总和，这才是作品的客观价值。如果以那种机械的观点去指导文艺，而不以现实主义指导文艺工作，就会产生概念化、公式化乃至标语口号式的作品。同时，在文艺批评上会造成滋生宗派主义的温床。

    冯雪峰还认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提法太狭窄了。特别是在需要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时刻，这样的提法不准确，也不策略。他说：“一种思想，如果超越社会现实，表达得太直太露，就会欲速则不达，产生另一些社会效果。”

    新中国成立前，冯雪峰就陆续发表文章表明自己的文艺理论观点。且不论这些观点得当与否，他一直敢于独立思考并发表自己的看法，这就需要很大勇气。

    冯雪峰对毛泽东同志后期的哲学思想，特别是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他曾向不少朋友谈过他的看法：“毛主席晚年在一些问题上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不过，这并不妨碍他对毛泽东终生怀着的敬仰与钦佩，甚至有些崇拜的亲切感情。凡同他接触过的人都有同感，冯雪峰热爱毛泽东，为毛泽东晚年不能听到群众的意见而十分痛心。直到癌症晚期，他已经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时，还充满感情地向人说过：“我不行了，希望毛主席能多活几年。”

    （冼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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