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辑 勤俭廉朴

    高智，毛泽东的机要秘书，陕北的小米和黄河水赋予他苍劲硬朗。年过花甲，却依然精神熠烁。

    然而，他说话的声音却是低沉柔和，大概是他喜欢怀旧的原因吧？当他听到毛泽东三个字时，眼圈立刻一红，变得泪汪汪。

    “唉，从离开他老人家以后，我天天想哪，想坏了。不敢合眼……你将来问我爱人就知道，多少次我从梦里惊醒，喊着主席，主席，我听到他老人家在叫我呢……”

    我不是看洋人

    我生于1928年农历九月十五日午时。算命先生说我命好。上学后，渐渐明白这是迷信。

    1943年小学毕业，考入陕北绥德师范学校，学习成绩优秀，常受表扬。说起来现在的年轻人一定觉得不好理解，甚至批判为“个人迷信”——我是为了想见到毛泽东，停止了学业，来到延安。我那时不认为这个举动是迷信，现在也不认为。当时全国人民若不是像我这样热爱和拥护毛主席、共产党，那么，五星红旗也不会在天安门广场升起来。

    我们一行十来个同学，徒步一星期，走到延安东川，望见了宝塔，立刻激动起来。那宝塔是延安的象征，是我们心中的圣地。我以为，见到延安宝塔就能见到毛泽东。

    我们住在豆腐川的西北局招待所里。那天，习仲勋同志结婚。晚上，一些同学依着当地习俗偷偷溜去“听房”。我没有去，独自走到宝塔下。我希望见到毛泽东，可是只见塔上的天空星光灿烂，周围一片寂静，我没见到那位思念已久的领袖。

    我被分配到中央办公厅机要科，住在杨家岭的山上。听老同志讲，毛泽东有时住杨家岭，有时住枣园。十几天没见上，心里起急。

    我负责通讯联络和译电。那天，坐久了疲倦，起身扭扭腰。随便朝窑洞外瞭一眼，心里忽悠一下，涌上热来。紧赶几步依门望去，没错，是毛泽东！我们的窑洞里就挂着他的画像。我蓦地回头喊：“快来快来，是毛主席，毛主席过来了！”

    窑洞里一阵乱响，新来的同志们忽呼啦一下挤满门口窗口，凝神望向山下。

    毛泽东迈着不紧不慢的步子朝山上走着，一边同他身边穿列宁装的还很显年轻的女人谈笑风生。在他俩之间，一个活蹦乱跳的小女孩时而牵牵大人的手，时而跑到草坡上捕捉什么小昆虫。

    老同志站在我们身后小声介绍着：“那个穿列宁装的是毛主席的爱人，叫江青。那个女孩是他们的娃娃，叫李讷……”老同志停了停，肯定地说：“散步呢，主席喜欢散步。”

    我已经立到窑洞外，盼着毛泽东走过来，能同他握一下手。可是，毛泽东一家人拐弯了，走远了……我怅然地立在那里，久久没有动一下。

    抗战胜利了，张治中将军来到延安，在大礼堂做报告。他摇晃着三根手指头，面带笑容大声讲的一句话，我至今记得非常清。

    “将来国共问题如果解决了，大家不要忘记我张治中三到延安……”

    报告结束后，看《三打祝家庄》。

    张治中三到延安，毛泽东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可是国共问题没解决了。信仰不同，主义不同么。国民党蒋介石发动了内战，毛泽东号召人民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

    1946年8月的一天，我去看望一位战友。这位战友在中央办公厅机要处负责刻蜡版。他住杨家岭的山坡上，下面就是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招待所。

    陕北的窑洞都是开在山坡上，冬暖夏凉。从上一层的窑洞走出来就是下一层窑洞的“脑畔”，所以贺敬之的诗里写道：“脑畔上还响着脚步声”。

    我和战友聊天，见招待所的脑畔上站了一些人朝下探望，忍不住好奇心，也走去看。立到招待所窑洞的脑畔上，两眼忽然一亮，激动起来，是毛泽东主席！

    招待所的窑洞外，有个石头台子，两边有石凳。毛泽东坐在一个石凳上，另一个石凳上坐了名外国女人，他们正在谈话。

    “安娜，那就是从美国来的安娜。”有人小声嘀咕。

    延安地方不大，有点新闻传得很快。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来延安访问的消息我早已知道。这时又亲眼目睹了毛泽东同她的谈话。我始终站在窑洞脑畔上看，当时却不知道这次谈话的意义，也没想到这次谈话会成为毛泽东著作中一篇著名的文章。当时也不知道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点。过了一段时间我才从文件中看到这次谈话内容。这个论点武装了中国人民的思想，在人民解放战争中起了伟大的作用。到了1958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武昌会议上进一步阐述这一论点时，我已是他的机要秘书，对这一论点的认识也较延安时期深刻了。把一切反动派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这些都是后话。

    我们在窑洞脑畔上看毛泽东同斯特朗谈话，看久了，看的人多了，便有同志来劝说：“不要围着看洋人，那样不礼貌。”

    在延安见一个外国人是比较新奇，可能有的同志是看洋人。听到劝，散去一些。我没走开。我说：“我不是看洋人，我只想多看一眼毛主席。”

    斯特朗来延安，机关为她组织舞会。乐队由我们机要科出。在杨家岭，每次舞会都是我们机要科出乐队。乐器很简单，三把胡琴，一个三弦，一个小提琴。然而，奏乐的热烈，跳舞的更热烈。因为跳舞的人中有毛泽东，有朱总司令，有刘少奇和周恩来。

    四个A

    1947年初，敌人进攻延安的部署已经完全就绪。总指挥是国民党西北绥靖公署司令长官胡宗南，部队共34个旅，23万人马，计划分五路进攻边区。

    8月12日，美制蒋记飞机开始对延安狂轰滥炸。机关开始疏散，秘书处在我们机要科下面，浓烟滚滚，整天烧文件。中央办公厅有个图书馆，我们机要科的年轻人整天帮助把图书往山沟里搬运隐蔽。有些书平时不好借，现在看了心痒，便问管理员：“喂，同志，能不能给我两本？”

    “行啊，随便拿吧。”管理员打量着我，补充一句：“只要你不怕背包沉。”

    这时，我才意识到可能要撤退，要离开延安。

    3月17日，组织上通知我把密码行李收拾好，听候命令。我明白真的要撤退了，心里一阵酸，一阵乱。那一天，我总想望望延安宝塔，每次望宝塔眼里都要含上泪，舍不得离开啊！我更想看看毛泽东，却看不到。但是，我能看到毛泽东的手迹。在机要科，我们看到的手迹数毛泽东的多，发往各解放区各战区的电文多数是毛泽东起草。有的电文即便不是毛泽东起草，也常有毛泽东亲笔画的等级。以A表示，有一个A的，有两三个A甚至四个A的，有时索性写了“特急”两个龙飞凤舞的大字。这都是毛泽东指挥全国各战场的命令和指示，限时发出，情况再危急也要按时发出。关系全国命运呢！

    每当拿到电文，望着毛泽东那气势磅礴的豪迈的大字，我总是不敢相信真的要撤离延安。那电报是发往全国各战区的，充满了信心和力量。我常想：不会撤离吧？如果真撤离，毛泽东怎么可能不顾眼前，反而盯住全国不放？

    然而，撤离的命令终于下达了。18日中午，饭后不久，队伍紧急集合。

    “这是去哪里呀？”我在队伍里小声问。

    “别问！”立刻传来严厉一声。

    走一下午，晚上来到一个村子。全国解放后看一些同志的回忆文章才知道那是青化砭，当时可不知道，也不叫问。队伍原地休息待命。

    我心里乱，没着没落。稍有点动静便是一阵紧张激动，就像一首诗里写的“恨别鸟惊心”。新同志和许多老同志都有些惶惶然，休息不稳。

    突然，队伍起来一阵骚动。我本来就不稳，这时也跟着蹦起身，立刻朝人堆里扎。刚扎入人堆，便听到一阵低唤：“毛主席！毛主席来了！”

    这声音很低，却像惊雷一样从心头滚过，我和全体同志一样，顿时振奋起了精神，在夜色里睁大眼睛向前凝望：看到了！毛泽东在卫士们的簇拥下走过，走得从容、自信、轻松，还和身边的同志们说笑呢，就像在杨家岭散步时一样！我双眼立刻溢满了泪水，同时间，那颗浮动的心也扎扎实实地落了下来。

    从那天晚上见到毛泽东，我再不曾有过惊慌恐惧。形势危急时，有过紧张和焦急，但是没有害怕。因为从那天晚上起，毛泽东便走在了我们的队伍前面。陕北转战一年，我们始终是跟在毛泽东身后。无论遇到什么危险，马上就会想到：有毛主席在呢，咱还怕什么？

    这就是当时的历史真实。

    记得有一次行军，天下着大雨，队伍停在一个山包上，山下就是敌人的几万兵马。向导迷路了，毛泽东立在山包上和周恩来小声谈着话，还在遮雨的被子下打亮手电筒查着地图。老同志望着山下的敌人小声问：“小鬼，怕不怕？”我立刻说：“毛主席还在这儿呢，咱怕什么？放心得很。”

    还有一次，去王家湾的路上。夜行军，天黑得厉害。过去常说伸手不见五指，并不懂。这一夜可懂了，伸出手去就是看不到五指。大家一个紧挨一个往前走，不敢落后一步。就在这时，和敌人迎面碰上了。离得那么近，敌人那边手电火把映出清晰的人影，我们这边一星光亮也没有。我曾出现刹那的惊慌：哎呀，我们有马，马要是叫一声就完了……马上又一转念：怕什么呀？毛主席还在这儿呢！

    你说怪不怪，队伍里那么多马，在敌人身边走了那么长时间，硬是没有一匹马叫！只有队伍前边传过来的命令：“安静！把帽子和背包翻过来。”

    帽子翻过来是白色，也只保证后边一个人看到前边一个人，稍离远点就看不见了。夜真黑，可我们的心越走越亮堂。

    转战陕北一年，我整日想的就是延安。我不曾想到这种行军走路最终会走进北京城，我那时只想到有朝一日再走回延安。国民党蒋介石，你住你的南京北平，我们住我们的延安，你只要不打我们就行。

    然而，毛泽东不是这么想，他想的是要夺取全中国。我相信，10年前，甚至20年前他就是这样想了。

    转战陕北期间，我们经常是住在毛泽东的隔壁，为的是收发电报迅速方便。他曾对王震同志讲过：“我到哪个地方都有电台联络，天下的大事我都可以知道。”

    8月的一天夜里，我们住在葭县一个村子里。秘书进门送电报稿，我听到任弼时在隔壁毛泽东的窑洞里打电话：“敌人到了哪里？嗯，嗯，还有20华里。明白了，你们继续侦察，随时报告！”

    这时，秘书已把电报稿交到我手中：“主席叫马上发出。”

    我接过电报稿，第一眼先扫过电文上边，上边画了三个A！是毛泽东用铅笔画的。

    这么急，也许和眼前的敌人有关？一定是发给彭德怀司令员的调兵命令！我的目光飞快地扫过字里行间。我有些惊讶，因为电报是发给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的！敌人已经近在身边，毛泽东的两眼却从西北注视着东北……

    电报发完，又听到任弼时同志在隔壁的声音，似乎敌人已经迫近到十里八里的样子，院子里响起通知转移的喊声和队伍集合的号令声，而同时间，秘书又送来电报，又是那熟悉的气势磅礴的大字！

    “立即发出！”

    我的目光从报文纸上一掠，首先看到四个A赫然电文上方。是特急啊！不能稍有耽搁。我迅速看那电文，是发给向大别山挺进的刘邓大军和准备在陕州、洛阳之间飞渡黄河的陈赓兵团的两份特急电。

    窑洞外虽然乱，我却没有慌乱，只感到无限振奋。我仿佛看到千军万马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卷向全中国。电报发完，紧急收拾，转移出发。一位同志风趣地说：“电报是四个A，我看咱们现在也是四个A了。”

    我说：“咱们要是四个A，蒋介石现在就是八个A了。”

    常听人说：“胸中自有雄兵百万”。若不是身临其境，工作在毛泽东身边，那是不会真正体会这句话的全部意境的。

    响雷就要变天了

    毛泽东住在小河村时，曾召集部分领导同志开会。陈赓同志赶来晋见毛泽东，接受命令，准备由陕州、洛阳之间飞渡黄河，由东西两路发展，以解除刘邓大军侧翼的压力。

    会议进行期间，支队参谋长叶子龙同志来机要科看望大家。我心里有个念头，累积已久，憋不住，终于蹦出来，“叶参谋长，主席能不能和我们照张相？”

    叶子龙望着我笑了笑，没说什么。于是，我有些尴尬。毛泽东这么忙，整天忙于解放全中国的大事，我却提出这种打扰他的要求，显然不合适。

    然而，过时间不长，毛泽东忽然走上来了，兴致勃勃地大声说：“不说照相吗？来吧来吧，一块照一张。”

    同志们一阵欢呼，拥出窑洞，簇拥到毛泽东身边。挤呀，都想靠近主席。叶子龙理解大家心情，不停地调换同志们的位置，多拍几张，让每个人都有一张靠近领袖的照片。当时为了便于负伤后好包扎，我们是剃了光头的。我保留下来这张剃了光头同毛泽东的合影。

    为这张珍贵的照片，我一直感激叶子龙。

    转战期间，虽然形势紧，环境恶劣，生活艰苦，大家却没有任何怨言，反而觉得心里那么甜，充满欢乐。行军休息时吸烟，那烟是将烟叶和麻子叶搅到一起，用废纸一卷，轮流吸几口过瘾。这时，大家议论的就是将来胜利了，一定要闹上一盒山羊牌香烟美美地吸一番。现在大概不会有人再肯吸“山羊牌”了，卖也卖不出一角钱，但那时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奢侈品。记得住神泉堡时，组织上知道我是葭县城里人，安排我回家看看。临走时，杨尚昆同志给我两包联宝烟，是十支一包，我非常感动，觉得太贵重了，简直有些不敢接，至于吃的，那就更差。有段时间天天吃煮黑豆，吃的胀肚，没有一个人叫苦。毛泽东说：“吃黑豆是个暂时的困难。陕北就是这么大个地方，每年打的粮食只够自己吃。现在敌人来了20多万，又吃又毁，粮食就更困难了。我们要度过这一关，再过几个月，就不在这里吃了，到敌人那边吃去！”

    这话真有预见性。在梁家岔，毛泽东指挥了沙家店战役，歼敌36师，扭转了西北战局的形势。

    从此，毛泽东不再使用化名，把“毛泽东”这一伟大的名字公开了。同时，解放战争的步伐也越来越加快。

    进城前夕，在进行准备工作的时候，毛泽东曾经对我们大家说：“同志们，我们就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京。他们进了北京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不要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不要以功臣自居，不要搞腐化，不许讲享乐，要坚持继续革命……”

    机要处根据毛泽东的讲话，针对处里的实际情况，做出一些具体的规定。其中一条规定是进城后一年内不许谈恋爱。因为机要处里都是年轻人，经过三年多解放战争，都到了谈恋爱的年龄。城里的姑娘多，这个问题不抓紧就要乱套。

    机要处请来了邓颖超同志。领导宣布完规定后，接着由邓大姐给我们讲正确对待恋爱问题。邓大姐的讲话给我留下很深印象，她讲了与周恩来同志恋爱的经过，然后特别对女同志们讲了一段话。她说：“男女之间到了一定的年龄谈情说爱是自然的，但是要处理好。比如女同志，我自己就碰到过不少人，人家招待我，请我吃饭。不去是不礼貌的，不敢接触人也不行，还是要接触，但心里一定要有底，要有主张，不要听几句话就晕头晕脑。要清醒，后来我还是认准选定了周恩来……”

    1949年3月23日，我们接到命令，来到毛泽东居住的院子里，直到这时才听到宣布，要跟随毛泽东进北平。

    登车时，毛泽东对周恩来等中央首长说：“进城‘赶考’去，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我只管两个半人

    进城后，在机要处工作，住在香山。职务是机要处秘书科秘书，工作内容是检查电报有无错误，是否需要打印加抄。

    1952年，组织上跟我谈话，调我去中南海，到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工作。

    机要处与机要室工作内容不同。机要处是拍发翻译电报，机要室是管理酌处电文、信函及各种文件的。

    处理一段文件，又叫我负责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会议的会务工作。随着全国形势日渐稳定，政治局、书记处开会形成制度。开始是我一人负责，有事就向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同志请示汇报。后来工作量大了，便正式成立了会议科。

    1953年初，机要室主任叶子龙找我谈话。

    “高智，组织决定调你到主席身边做机要秘书，你看怎么样？”

    我毫无思想准备，乍一听，怔了怔，马上生出一丝胆怯。在延安我只是远远望着毛泽东，转战陕北虽然经常见，但那“四个A”使他在我的心目中更加伟大、神秘。进城后在书记处会议上听过毛泽东讲话，一方面是神秘感，另一方面他是湖南人，我是陕北人，所以听起来吃力，许多地方听不懂……

    “哎呀，我怕做不好呢……”我喃喃着退缩。

    “主席是很好接近的，你不要紧张。”叶子龙微笑着说。

    “我是陕北人，一口陕北腔，主席老人家听不懂咋办？”

    主席在陕北生活几十年，还能听不懂陕北话？叫你说的呢。”

    “可是，主席是讲湖南话，我怕听不清楚，误了工作，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习惯了就可以听懂。”叶子龙始终是一副轻松的样子。于是，我也渐渐放松一些，说：“从个人感情来讲，我愿意给他老人家服务，巴不得呢。要不……先试试？行，留下；不行，赶紧调整。”

    “好吧，就这么说定了。”叶子龙亲切地拍了拍我肩膀。

    机要室在西楼，第二天我交代完工作，就由西楼来到丰泽园。毛泽东已经有一位机要秘书，叫罗光禄，是在四川参加红军的老同志。他把工作情况向我介绍一下，便留我在办公室看文件材料，熟悉情况。

    下午，罗秘书进来说：“高智，主席醒了。叫你去见见面。”

    罗秘书带我往里走，我又紧张起来。扯扯他，小声问：“我没跟主席说过话，去了说个啥呀？”

    “问你啥你就说啥嘛。”罗秘书好像是谈一件很随便的事。毕竟他在主席身边待久了，习惯了。

    走进菊香书屋毛泽东的卧室，他老人家还没起床。床的一半堆满了书，毛泽东正朝右侧躺着看书。

    “主席，给你新调来的秘书到了。”罗光禄在门口立住脚，小声报告。

    “噢。”毛泽东放下书，慢慢坐起身。罗光禄在下边搞个小动作，我便机械地走前三步，距床一米左右立住脚，紧张得很。

    “你叫什么名字？”毛泽东问。

    由于全神贯注，我听懂了这句话。恭恭敬敬回答：“高智。”

    “高、智。”毛泽东认真点点头，“这个名字厉害。家是陕北哪里？”

    “葭县。”

    “我去过的嘛，在黄河边上。家里还有什么人？”

    “有父亲和兄弟。我母亲生我弟弟的时候死了。”

    “噢，你在哪里读书？”

    “绥德师范学校，没读完就到了延安。”

    “绥德师范学校我是知道的。这么说，在这里工作的同志还是属我的文化程度最高了。”毛泽东淡淡一笑，我的紧张也随之消失了。他继续问：“结婚了吗？”

    “结了。刚结不久。”

    “你爱人叫什么名字？”

    “霍碧英。”

    毛泽东没听懂我的陕北话，特别是那个“霍”字我说不清，便用手指头写着说：“霍，霍，霍去病的霍。”

    大概我的表情很生动，毛泽东笑了，笑得很开心。学我的腔调说：“霍，霍去病的霍。我明白了。好吧，欢迎你以后在我身边工作。”

    我已经完全没了紧张，但也说不出更多话来。喘了两口气，憋出一句：“那我就走吧？”

    毛泽东点点头：“好吧。”

    我退出毛泽东卧室，浑身舒泰。我很满意这次谈话。

    从此，我开始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毛泽东有两个机要秘书，一个我，一个罗光禄。我俩为他做工作方面的服务，偶尔也管管生活上的事。生活方面的服务主要是由卫士长李银桥及四名贴身卫士负责。至于中共中央任命的五大秘书：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江青、田家英，他们主要是研究国际国内大事，起草文件，不管日常工作。日常工作，比如毛泽东会客、接见外宾、召开政治局会议、筛选文电等活动，都是由我和罗光禄负责。

    我和罗光禄轮替值班，一人一天。值班时，24小时守着毛泽东，安排主席的活动，完成主席交办的各项事务。

    我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是很谨慎的，一天到晚提着心，怕出事。因为给毛泽东做好工作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关系着全党全国。我在他身边工作十多年，没看过一本小说或无关的闲书，怕分散精力耽误正事。

    毛泽东精力超人，工作起来不分昼夜。我和罗秘书分班陪他，仍然熬不过他。

    有天夜里，我打了瞌睡。迷糊一觉醒来，天已光亮。心里一惊：哎呀，主席夜里会不会有事找过我？

    我匆匆赶到毛泽东的书房。糟糕，他的案头上已经堆了厚厚一叠批阅过的文件。显然，由于我的瞌睡没能帮他及时处理……

    “主席，”我凑到办公桌旁，不安地说，“你处理这么多了……也不叫我一声么。”

    毛泽东一边丝丝响着吸烟，一边掀起眼皮看着我：“没有急事。”

    “我，我打了瞌睡，你咋不叫我？”

    “你们太辛苦了，休息休息好。我睡觉也不愿意被人打扰。己所不欲，勿施与人。”

    “我们是两个人轮流值班，比主席休息得多，休息得好。”

    “我是主动的，你们是被动的，辛苦的其实是你们。我心里有数。”

    话讲到这一步，我心里顿时热起来。毛泽东真能设身处地理解别人。

    我把毛泽东批阅过的文件拿去处理完，再回来时，毛泽东已经放了笔，准备休息。

    毛泽东睡觉前，有散步聊天的习惯，这样可以放松一下脑筋，容易入睡。

    “高智。”毛泽东在院子里散步，叫了一声。我明白他要聊天了。这个时候尽可以随便些。

    “咋了？”我走到他身边。

    “我只管两个半人。”

    “你管人多么，全国都得管。”

    “我管不了。我只管你一个，罗一个。”

    “那咋还有半个呢？”

    “江青我只能管半个。”

    “全管了么，她是你老婆。”

    “我管不了。我管半个，那半个随她去。”

    我笑了，毛泽东讲的是实话。江青个性强，脾气不好，毛泽东对她是“有看法而没办法”。有时还断不了吵一架。

    “听说支部改选了，有哪几个支部委员？”

    我做了汇报，说到我是组织兼宣传委员。

    “宣传委员好嘛，我管不了的你能管。”

    我事后想了想。前不久江青为了打扑克的事，跟卫士吵架，吵到毛泽东那里去，毛泽东不得不分出一些精力解决这种家庭纠纷。不能再用这些琐事干扰毛泽东的工作。可是江青喜欢打扑克，又喜欢责怪别人出错牌，搞得卫士们都不愿意跟她玩。于是，我就找田云玉、封耀松、张仙朋等卫士谈话，给他们讲明道理，叫他们陪江青打好扑克，别给毛泽东找麻烦。

    相处日久，我渐渐了解毛泽东，善于体察他的心思了。主席这段时间考虑什么问题，要什么文件，做什么事，我心里多少有点数。我喜欢穿兜子多的制服，每个兜里都揣着些材料。毛泽东要不同的材料，我往往可以立即从不同的衣兜里掏出来，马上交到他手中。

    毛泽东终于发现了这一点。他笑着说：“高智呀，你是知道我心思的人。”

    天堂也需要划分势力范围呀

    毛泽东睡觉困难，基本离不开安眠药。一旦入睡，轻易不能惊醒。惊醒了是要发脾气的。有了紧急文件或重大事情，需要叫醒毛泽东时，我们必须首先请示周恩来。总理说要叫醒，我们就叫醒毛泽东。总理说不能叫，天大的事我们也不叫。我们的心情是，能叫毛泽东多睡一分钟就尽量让他多睡一分钟。

    记得有次胡志明主席秘密来华访问，周恩来就让我们叫醒了毛泽东。

    正是夏天，烈日当空，热得人受不了。毛泽东被叫醒，用湿毛巾擦擦脸，穿了衣服去颐年堂。非公开场合，他走路不大老实，喜欢手舞足蹈，晃肩扭腰，这样活动活动可以振奋精神。

    他正扭得起劲，忽然停下步，回头望着我说：“高智。”

    “咋了？”我追上一步。

    毛泽东感叹地摇摇头：“高——智！你这个名字太厉害了。”

    我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忙说：“高也高不过主席么。你文化程度比我们都高。”

    “太厉害，太厉害。”毛泽东还在感叹。

    “我以后改一改，改成同志的志。”

    “那也太厉害，太厉害。”

    “改成植树的植？”

    “不要改了，改哪个也厉害，终归是你厉害。”毛泽东说罢继续向前走去。

    毛泽东不但风趣，而且随便，不拘小节。有天上午在书屋里接待胡志明主席，他就只穿一件补了又补的白衬衣，两脚踩着一双布拖鞋，粗线袜子上的补丁也赫然露出。不过，胡志明更有无产阶级“风度”，赤脚穿着越南有名的胶皮“抗战鞋”，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这样艰苦朴素的。

    天气太热，没有空调，胡志明走进屋时衬衣早已被汗水湿透。毛泽东一边同胡志明握手，一边替胡志明解扣子：“脱了吧，快脱了吧。”

    “自己来，我自己来。”胡志明自己解扣脱衣，把汗湿的衬衣搭在沙发扶手上，自己赤膊着坐下来。

    “擦擦汗吧。”毛泽东把一条热毛巾递给胡志明，转身朝外挥挥手，说那些记者们：“你们去吧，他是应我私人邀请来走亲戚的，不发消息，也不照相。”

    记者们完全被这两位革命巨人的质朴迷住了，滞留在门口没有马上走。

    毛泽东已经抓过一把扇子，帮胡志明扇凉，并且劝说着：“干脆把汗衫也脱了。”

    胡志明捋捋飘洒的长胡子，仰天大笑，笑得像孩子一样天真无邪：“哪能？哪能？”

    “别客气，这就是在家里面嘛。”毛泽东扇着扇子劝说。

    “好吧，在家就是家里的样子。”胡志明弯腰脱下汗背心，裸着上身，与毛泽东分坐两张沙发，开始议论天下大事。他的中国话讲得非常好，充满机智和幽默。如果不知情的陌生人闯进来，一定会以为是两位老农在劳作之余随便摆龙门阵呢。

    毛泽东与胡志明在延安时就有很深的私人情谊，所以见面亲切随便。对于非社会主义国家来的客人，他要注意一些形象，要由理发师修面，制服也穿得很整齐。不过，他思想活跃敏捷，视野宽阔，议论纵横万里，说话总是机智、含蓄、寓意深刻。

    那天，他同阿拉伯国家的一个代表团谈话，从中东谈到东南亚，谈到全世界。主人客人都感慨世界动荡，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纷争不休。感叹之余，毛泽东忽然望住客人问：“伊斯兰教说的真主是谁？”

    客人听过翻译，张了张嘴，没有马上回答。这个问话似乎离题了，客人有些惊讶不解。目光在毛泽东和翻译之间转来转去。

    “你们知道谁是佛祖吗？谁是基督教的上帝？”毛泽东继续问道，脸上露出机敏的笑容和哲学家的思考的神情。

    客人终于明白翻译没有失误，便一一作了回答。

    “噢，是这样。”毛泽东仍然带着哲学家的思考神色说，“中国还有一个道教。按照道教的观点，天上还有位众神之王，叫玉皇大帝。是至尊至上了。”毛泽东点点头，习惯地吮吮下唇：“都说天上好，如此看来，天堂也不会那么安宁呢。真主、佛祖、上帝、玉皇大帝，他们也需要划分势力范围呀！”

    客人们听完翻译之后，都鼓掌叫好起来，纷纷称赞毛泽东想象力丰富，说话含蓄幽默而思想深刻，耐人寻味。

    你不要听人家都喊万岁

    1955年的一天下午，毛泽东离开办公桌时，指了指桌面上的一份文件，说：“我要休息了。你把这个文件再看一下，代我为中央起草一个文件的按语。”

    我看了一眼，那是河南省委一份关于农村工作的报告材料。

    “写好交给我。”毛泽东说罢就走了。

    我有些激动。这次让我代笔，无疑是一种信任。

    不过……也可能是一种考验？

    我反复看了那份文件，又研究了毛泽东过去写的一些按语，然后字字斟酌着草拟起了一份按语。改过多遍，仍然不放心。我估计毛泽东一时还不会起床，便乘机找了陈伯达。他是五大秘书之一，这些大秘书经常为中央起草文件。

    陈伯达对我们这些毛泽东的身边人历来是热情礼貌的，马上帮我认真看几遍，点点头说：“可以，挺好的。”

    我将按语带回来，等毛泽东起床后，便进去报告：“主席，起草出来了。”

    “噢，我看看。”毛泽东接过按语，看得很细。我心里蓦地想起一件事：糟糕，找个人征求意见，主席事先可是没有交代。毛泽东历来是“交代了的事就要办”，不办要追究。对我们这些身边人，“没有交代的事情不要擅自做主”，否则也要追究……我有些出汗了。

    “主席，”我不安地叫一声，说，“这是我自己写的，写完你还没起来。我心里没把握，就去请陈伯达看了。”

    “噢？”毛泽东掀起眼皮瞭我一眼，鼻子里不置可否地嗯一声，低头继续看。我仍是不安，凑过去指点按语上的两句话：“写到这里我琢磨了一番，相信群众和依靠群众哪个放前面合适？后来我想，不相信还怎么依靠呢？我就把相信放在了前面。”

    毛泽东想了想，笑道：“我也琢磨了一番。你说的对，不相信你还怎么依靠你呢？”

    说罢，提笔批下两个大字：照办。

    这件事过去了。我擦去头上的汗，得到一个收获：在主席身边工作，要说老实话，做老实人。

    1956年，北京城里到处敲锣打鼓放鞭炮。公私合营进入高潮，似乎一下子就全完成了。我向毛泽东汇报时，讲了人民拥护社会主义改造的情况，毛泽东连连摇头，说：“你不要听人家都喊万岁。”

    毛泽东泼了凉水，我冷静下来。想一想，我理解了话里有话：许多人是被形势所迫，并非自愿，毛泽东对此是心里有数的，也希望我们要心中有数。

    卫士田云玉探亲回来了。他的家庭很有意思。他爷爷是个作坊主，他父亲是个一无所有的工人。搞公私合营，他爷爷的生产资料全被拿走了，为此，他爷爷气得病倒在床，他父亲却拍手叫好。田云玉自小是由爷爷带大，与爷爷感情深，与父亲感情不太深，回到毛泽东身边汇报家里的情况，很为爷爷抱不平。

    “那么，你是站在你爷爷一边呢，还是站在你父亲一边？”毛泽东颇感兴趣地听完了汇报后问。

    田云玉停了停才说：“反正拿走我爷爷的工具资料就不对。不是说要讲自愿吗？”

    毛泽东也停了片刻，然后说：“我不论你的立场，你是站在你爷爷一边，但是你肯讲实话。讲实话就好，我喜欢你，我看我们合得来。”

    毛泽东这些话也是说给我们大家听的，我也更注意说老实话了。

    那天，毛泽东吩咐我叫人开会。他召集人开会，并不事先写好名单，而是边想边点名。他记忆力好，想好的人名忘不了。我听他点名时，脑子里一切事都丢开不顾，只记名字。他一口气点了十几个人名。

    “没有了？”我机械地问一声。

    “就是这些人了。”

    我回头就跑。毛泽东在后边叫：“高智，你怎么了？”

    我不得不站住，说：“我怕忘了，得赶紧回去追记。”

    毛泽东扑哧一笑，挥挥手：“那你就快跑吧。”

    我跑回办公室，一边回忆，一边追记。偏偏电话铃又响了，一阵紧一阵，不能不接。这一打断，人名记不全了。我垂头丧气地来见毛泽东：“主席，刚才来电话打断了，人名记得怕不全了，你过过目，看对不对？”

    毛泽东看过人名，提笔补充两个，放下笔说：“你是老实人，记不清就说记不清，这样好。”

    我受到鼓舞，便根据会议内容，提点建议：“是不是请×××也参加？”

    “可以。”毛泽东将名单交还我，“你去办吧。”

    1957年，我从一份内部参考上看到农村办食堂的报道。当时毛泽东住在新六所。我拿去推荐给他看，他看后很高兴。我说：“把妇女从锅台旁边解放出来，她们一定高兴。”

    毛泽东说：“哎，你还能发现新事物嘛。”

    后来的实践证明。农村大办食堂并不符合客观实际。但在1957年和1958年，我们还没认识到这一点。

    毛泽东夜里有坐车兜风的习惯，特别是50年代后期，常在夜里坐车去西郊转一圈，看看庄稼。

    1958年的一天，我随毛泽东乘车出中南海西门，到郊区看庄稼。汽车驶得飞快，毛泽东忽然问：“高智，你相信不相信一亩地产10万斤稻谷？”

    我摇晃脑袋：“我不相信。我还看到漫画上面小孩子坐在庄稼上掉不下来，我种过地，我是不相信。”

    “你不要相信这些事情。”毛泽东吸燃一支香烟，沉思着说：“不热不行，不热群众起不来。不冷也不行，热过了劲就要坏事。咱们现在根本达不到那个水平。”

    到了年底，“三面红旗”、“三个万岁”已经在全国喊响。这当然是经过毛泽东认可的，是针对苏联赫鲁晓夫。但是，私下里毛泽东仍然对我讲了那句意味深长的话：“你不要听人家都喊万岁。”

    下去搞调查研究

    1960年12月28日，毛泽东生日那天，老人家睡不着，让卫士封耀松请我们去他那里吃饭。一共请了7个人：叶子龙、汪东兴、高智、王敬先、李银桥、林克和封耀松。

    下午，我们7个人同毛泽东围在一张饭桌上吃饭。正值困难时期，饭菜很简单。饭桌上，毛泽东讲了两层意思。一方面针对全国形势讲：“现在老百姓遭了灾。你们都下去搞些调查研究。那里到底有些什么问题啊？把情况反映上来，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到底好不好？群众有什么意见？反映上来。”另一方面又针对我们的工作情况，讲道：“总在上面浮着不好，要经常下去。不要老看文件，老看文件是要死人的。你们要下去看看。”

    毛泽东讲过后，问：“你们都有谁愿意下去啊？”

    因为有叶子龙等老同志在，轮不到我说话，便等了等。过片刻，见没人吱声，我表了态：“主席，我愿意下去。”

    “好！”毛泽东竖起大拇指，“谁还下去？”

    大家便陆续表态。叶子龙、李银桥两位老同志愿意下去，毛泽东指着他们说：“你们下去，到山东去，广泛调查研究。”接着又望着封耀松：“小封啊，你去不去？”

    “我去。”封耀松表态。

    毛泽东点头：“那好，那好。”他环顾我们大家，目光变得严肃犀利：“要讲真话，不许说假话。不许隐瞒欺骗！”

    第二天早晨，毛泽东按电铃，把我叫去。将一封信交给我，是写给我们吃饭的7位同志的信。信中说，“除汪东兴外，你们6人都下去。不去山东，改去信阳专区。”“如果你们很饥饿的话，我给你们送牛羊肉去。”“我老了，你们大有希望。”……毛泽东交代我把信交汪东兴同志办。我向汪东兴汇报了，并建议将信给7个同志每人复制一份。

    周恩来同志得知这一情况后，马上叫身边的工作人员也下去。我们到了河南，组织成一个工作队，训练后很快下去了。没有去信阳，改去了许昌地区。

    在农村，我们了解到一平二调等情况，向中央报告，纠正了。我曾推荐有关农村办食堂的材料给毛泽东，这次到实践中，看到了真实情况，向中央报告了。在我们去江西时，解散大食堂的文件已经发下来了。

    我到陕西后，要骑马沿黄河走一趟

    我从江西劳动回来，住了几天，忽然听说叶子龙、李银桥这些跟毛泽东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的老同志都要调离了。

    记得那是1962年4月19日，我正在家里休息，卫士来通知我，说主席叫我去。

    我随卫士来到颐年堂，毛泽东正等着我。老人家让我坐下，问候了我的身体，下去劳动的情况和家里的情况。我也问候了主席。

    毛泽东在谈话中，用了一种认真的表情望住我问：“高智，你愿意继续在我身边工作，还是到基层去？”

    那一刻，我表现了沉默。从个人感情上讲，我真不想离开毛主席。但形势我是清楚的，叶子龙、李银桥以及许多贴身卫士都要走了，我就是留下也不好办了……

    “我不愿离开主席，这是真心话。”讲到这里，我眼圈湿了，低下头继续说：“但是主席多次讲了要到基层去，不要老浮在上面看材料……我愿意到基层去经受锻炼。”

    “如果你愿意在我这里干，你是可以继续在我这里干的……你是一个老实人。”毛泽东的声音低沉下去。我明白，他是能够留住我的，只要他说一句话。但是，我也明白其中有许多复杂事情，留下也有留下的难处。我想了又想，下了决心：“主席，我还是到基层去吧。”

    毛泽东想了想，用低沉缓慢的声音说：“那也好，可以搞搞实际工作。搞搞农业、商业、教育，增长实际工作能力。你打算去哪里？”

    “我是陕北人，我愿意回陕西工作。”

    “你不是葭县人吗？可以到葭县去工作。”

    “我去了还是听从组织安排吧。”

    “那也好。我听说你爱人要生孩子，你多住几天，再想想，我们等你爱人生了孩子以后再说。”

    我并没有告诉老人家我爱人要生孩子的事，他却知道了，并且这样关心我，我心里一阵热，一阵酸，泪水便淌了出来，头垂得很低。

    于是，毛泽东也沉默了，轻轻叹了一口气。片刻，他用一种感伤的音调说：“不管你到了哪里，你都要为我做一点事情。转战陕北时，你不是经常打前站为我们号房子吗？这次还是你打前站，我随后就来。我到陕西后要骑马沿黄河走一趟。我对黄河是有感情的……”

    毛泽东同我谈了40多分钟。谈话后，他说：“我们一起照个相吧，留作纪念。”

    合影后，老人家把我送到颐年堂门口。我的孩子来了，毛泽东又同我拉起话，谈了一会，我抱起孩子又同他合了一张影。

    我跟随毛泽东10年，对他交代的事情历来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因为毛泽东讲了让我打前站，他随后就来的话，我就住不安稳了。心想，我爱人预产期快到了，一生孩子就要耽误几个月，不如干脆去西安生，不会误工作。那时的人整天想的就是工作，不懂偷懒休息。但我爱人随时可能生，不敢坐火车。坐火车时间长，万一生在车上就麻烦了。

    我给空军副司令员何庭一打了个电话，讲明情况，问他有没有飞机去西安，让我爱人搭乘一下。何庭一在电话里说：“有，过两天就有，你准备一下吧。”

    我没有什么可准备的，除了铺盖卷，我别无他物。过了两天，我爱人坐飞机去了西安。我带了儿子坐火车去西安，连人带全部家产，只用一辆北京小吉普就拉走了。我在中南海在毛泽东身边工作10年，就只有这点财产，装不满一辆北京小吉普。

    我到了西安，天天想着毛泽东讲的叫我打前站，他随后就来，要骑马沿黄河走一趟的话。我真是天天等，月月盼哪！

    我一年一年掰着指头算日子，到底也没盼来老人家。1965年我外出要路经北京，登车前一天就没能睡着觉。

    一到北京，我马上去找毛泽东。见面的那一刻，我双手握了主席的手，就那么握着，怎么也说不出话，只是流泪……

    我终于喃出一声：“我想坏了……”

    毛泽东同我作了长时间谈话，问了我的工作情况、家庭情况、学习情况。

    我曾给毛泽东写过一个学习计划。我说：“主席，我到西安后，学习计划没完成。当初有些好高骛远。”

    毛泽东说：“我和你犯了一个毛病。我想骑马沿黄河走一趟，工作忙，脱不开，我也没完成。”

    毛泽东详细询问了北京和西安的沿途情况。他说：“我对延安有感情。我在江西待的时间短，在延安待的时间长。我还是要回延安看看，我还是想骑马沿黄河走一趟……”

    回到西安后，我给毛泽东寄去了延安的小米。毛泽东请林克代笔给我写了回信，叫我“积极工作，努力学习”。并说毛泽东收到了寄去的小米，吃了很高兴。

    毛泽东吃了延安的小米，但终于未能脱身沿黄河走一趟，我也未能给他打前站，号房子。这是毛泽东的遗憾，也是我的遗憾。

    （权延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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