壬戌之秋，七月既望①，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②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④。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⑤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⑥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⑦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⑧。
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⑨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箫者，依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馀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⑩。
苏子愀然{11}，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
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12}，山川相缪{13}，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14}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15}，顺流而东也，舳舻{16}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17}，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18}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尊{19}以相属；寄蜉蝣{20}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
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21}，杯盘狼藉{22}。相与枕藉{23}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注】
①望：阴历每月十五日。既望为后一天，即当月十六日。②赤壁：山名。有两处，一在湖北蒲圻，即周瑜破曹操处。一在湖北黄冈，被苏轼误以为前者。③属客：属，倾注。此处的意思是劝客人喝酒。④明月之诗：指《诗经·陈风·月出》。窈窕之章：指《诗·周南·关雎》。⑤斗牛：二十八宿中的斗宿和牛宿。⑥一苇：指小船。⑦冯：同“凭”。⑧羽化：成仙。后亦指道士的死亡。⑨美人：指心中所思慕者，常隐喻君主。⑩嫠（lí离）妇：寡妇。{11}愀（qiǎo巧）：凄怆的样子。{12}夏口：今湖北武昌县。武昌：今鄂城县。{13}缪：同“缭”，环绕。{14}周郎：指周瑜。{15}荆州：东汉时州治在襄阳，辖南阳、江夏等七郡。江陵：今湖北江陵县。{16}舳（zhú竹）舻：指船头船尾，此指战船。{17}酾（shī司）。斟酒。槊：兵器，即长矛。{18}渚（zhǔ主）：江中小洲。{19}匏（páo袍）尊：用葫芦制成的酒器。{20}蜉蝣（fúyóu浮游）：一种短命的昆虫，寿命数小时至一周。{21}肴：菜肴。核：果品。{22}狼藉：纵横散乱。{23}枕籍：相互抗靠而睡。藉，垫褥。
这是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苏轼贬谪黄州（今湖北黄冈）时所作的散文。因后来还写过一篇同题的赋，故称此篇为《前赤壁赋》，后写的那篇为《后赤壁赋》。
这篇文章写于苏轼一生最为困难的时期——被贬谪黄州期间。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被扣上诽谤朝廷的罪名，被捕入狱。“几经重辟”，惨遭折磨。后经多方营救，才得以获释，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但“不得签署公事，不得擅去安置所”。这无疑是一种软禁式的管制生活。
以往的游记散文，大多以记游写景或于记游中借景抒情为主，而苏轼的不少散文，却开创了一种新的写法。在这些文章中，作者并不着意写景，而是以阐明哲理，发表议论为主。借题发挥，借景立论的独特风貌贯穿于字里行间。《前赤壁赋》就是这种新型游记的一篇代表作。
文章开头紧扣题目，点明了出游的时间、地点、人物、方式，言简意赅。接着便把人们带进了一个明丽如画、恬静优美的环境中，描绘出了一幅长江月夜图，境界坦荡，诗意境浓郁，表现了大自然的静美境界与笔者的悠然自得。泛舟于江上的快乐，就是从这种景、情的调和上而得到的。“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作者展开了丰富的想象：浩浩荡荡，凌空驾风，任意翱翔，不知要飘到什么地方；又好像离开人世而超然独立，像飞到仙境一样。浩荡的江水与洒脱的胸怀一齐浮现在人们眼前，尽情体现了作者泛舟而游之乐。全段虽不曾出现一个“乐”字，但字里行间充满乐的气氛，使人们具体形象地感受到乐在其中。
“饮酒乐甚”承接上段，把游人之乐推向一个高潮。在“乐甚”情况下，自然是“扣舷而歌”了。作者在政治上屡屡受挫，长期郁结心头的苦闷在酒的刺激下，也要有所流露。这就是“饮酒当歌”，借歌唱来表达自己的心情。“桂掉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歌词用的是骚体诗，文字优美，思绪缠绵，含义深刻。以“桂棹”“兰桨”喻自己的品质高洁，用“溯流光”喻百折不挠、决不向恶势力屈服的性格，以“望美人”来表达自己终生所追求的理想。在此氛围中，接着又写客人依着歌声伴奏起凄凉的洞箫来，“其声呜呜然”，好像哀怨，好像爱慕，好像哭泣，好像申诉，余音缭绕，经久不绝。郁闷凄凉的箫声，使潜伏在深渊中的蛟龙舞动起来，使孤舟上的寡妇哭泣落泪。作者一连用了五个比喻，两个夸张，把失意哀伤之情引向深入。
从作者“愀然”的面部表情里，可以看出作者已被那悲凉的箫声深深打动。接着是“正襟危坐”的端庄举止，惊异之下的发问，自然地引出了客人的回答，以此作为对立面，便于表达作者苦闷、矛盾的心情。通过回答客人的方式，表达了作者的人生哲学，显示出作者的胸怀和随遇而安的乐观态度。
文中主客对话，实际上代表了作者思想中两个相互矛盾的侧面。“客”在吊古伤今之余，喟叹人生短促且变动不居，从而陷入痛苦，这里把个体的人与浩渺的时空放在一起，突出了“吾生之须臾”与“长江之无穷”的巨大矛盾。“苏子”则试图去消解这一矛盾。他以水月为喻，说长江水奔流不息，但长江始终未曾消失；月亮时圆时缺，但它毕竟没有增减。推而广之，如果从变化的角度看，天地万物一瞬都不能保持原来的样子；如果从不变的角度看，天地万物又都是无穷无尽的。
如此一来，人也就“同于万物”，到达永恒的境界了。这种宇宙观虽不够科学，但它既表现了作者对政治迫害的蔑视，对所追求理想的执著，以致身处逆境却依然豁达开朗；同时，也流露出作者随缘自适、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
最后，作者思想中的积极一面战胜了消极的一面而占了上风。“主人”的一番议论说服了同游的客人，于是大家复乐。这段舟中尽心饮酒的结尾，与开头泛舟饮酒遥相照应，使文章结构显得紧凑。综合全文，作者写作此赋，旨在展示对被贬的不满和与现实抗衡的心迹，以旷达乐观的态度表明自己决不妥协的精神。
后人评价
方苞：“所见无绝殊者，而文境邈不可攀，良由身闲地旷，胸无杂物，触处流露，斟酌饱满，不知其所以然而然岂惟他人不能模仿，即使子瞻更为之，亦不能如此适调而畅遂也。”（《评注古文辞类纂》）
后赤壁赋
是岁十月之望，步自雪堂①，将归于临皋②。二客从予过黄泥之坂③。霜露既降，木叶尽脱。人影在地，仰见明月。顾而乐之，行歌相答④。
已而叹曰：“有客无酒，有酒无肴；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举网得鱼，巨口细鳞，状如松江⑤之鲈，顾安所得酒乎？”归而谋诸妇。妇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时之需。”
于是携酒与鱼，复游于赤壁之下。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
予乃摄衣而上，履巉岩⑥，披蒙茸⑦，踞虎豹⑧，登虬龙⑨；攀栖鹘{10}之危巢，俯冯夷{11}之幽宫。盖二客不能从焉。划然{12}长啸，草木震动，山鸣谷应，风起水涌。予亦悄然而悲，肃然而恐，凛乎{13}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听其所止而休焉。时夜将半，四顾寂寥。适有孤鹤，横江东来，翅如车轮，玄裳缟衣{14}，戛然长鸣，掠予舟而西也。
须臾客去，予亦就睡。梦一道士，羽衣蹁跹，过临皋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游乐乎？”问其姓名，俯而不答。“呜呼噫嘻！我知之矣！畴昔之夜，飞鸣而过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顾笑，予亦惊寤{15}。开户视之，不见其处。
【注】
①雪堂：苏轼住所。②临皋：亭名，在黄冈县南长江边。③黄泥之坂（bǎn板）：黄冈东面附近的山坡叫做“黄泥坂”。坂，斜坡。④行歌互答：边走边唱，互相酬答。⑤松江：即今吴淞江，流经江苏南部和上海市。⑥巉（chán馋）岩：险峻的山岩。⑦蒙茸：丛生的野草。⑧踞虎豹：坐在形状像虎豹的山石上。⑨登虬（qíu求）龙：登上像虬龙一样弯曲的山岩。虬，弯曲的树木。⑩攀栖鹘（gǔ骨）：攀登像是鶻鸟巢居的岩壁。{11}冯（píng凭）夷：传说中的水神名，即河伯。{12}划然：象声词，形容长啸声。{13}凛乎：恐惧的样子。{14}玄裳缟衣：黑裙白衣，形容鹤身白，尾黑。{15}惊寤：惊醒。
《后赤壁赋》作于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是《前赤壁赋》的续篇，也可以说是姐妹篇。前赋主要是谈自然说道理，后赋却是以叙事兼写风景；前赋描写的是初秋的江上夜景，后赋则主要写孟冬江岸上的活动情况；两篇文章均以“赋”这种文体写记游散文，一样的赤壁景色，境界却不相同，然而又都具诗情画意。一个形象比喻就是，前赋是“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后赋则是“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
以游记时间推移，全文分为游前、游中和游后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写泛游之前的活动，包括交待泛游时间、行程、同行者以及为泛游所作的准备。写初冬月夜之景与踏月之乐，既隐伏着游兴，又很自然地引出了主客对话。面对着“月自风清”的“如此良夜”，又有良朋、佳肴与美酒，再游赤壁已势在必行，不多的几行文字，又写了景，又叙了事，又抒了情，三者融为一体，至此已可转入正文，可东坡却“节外生枝”地又插进“归而谋诸妇”几句，不仅给文章增添生活气息，而且使整段“铺垫”文字更呈异采。
第二层次乃是全文重心，纯粹写景的文字只有“江流有声”四句，却写出赤壁的崖峭山高而空清月小、水溅流缓而石出有声的初冬独特夜景，从而诱发了主客弃舟登岸攀崖游山的雅兴，这里，作者不吝笔墨地写出了赤壁夜游的意境，安谧清幽、山川寒寂、“履巉岩，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龙；攀西鹊之危巢，俯冯夷之幽宫”，奇异惊险的景物更令人心胸开阔、境界高远。可是，当苏轼独自一人临绝顶时，那“划然长啸，草木震动，山鸣谷应，风起水涌”的场景又不能不使他产生凄清之情、忧惧之心，不得不返回舟中。文章写到这里，又突起神来之笔，写了一只孤鹤的“横江东来”“戛然长鸣”后擦舟西去，于是，已经孤寂的作者更添悲悯，文章再起跌宕生姿的波澜，还为下文写梦埋下了伏笔。
最后，在结束全文的第三层，写了游后入睡的苏子在梦乡中见到了曾经化做孤鹤的道士，在“揖予”“不答”“顾笑”的神秘幻觉中，表露了作者本人出世入世思想矛盾所带来的内心苦闷。政治上屡屡失意的苏轼很想从山水之乐中寻求超脱，结果非但无济于事，反而给他心灵深处的创伤又添上新的哀痛。南柯一梦后又回到了令人压抑的现实。结尾八个字“开户视之，不见其处”有双关的含义，表面上像是梦中的道士倏然不见了，更深的内涵却是自己的前途、理想、追求、抱负又在哪里呢？
本文全篇着重苏轼自身情感的转换，由景而乐，乐而歌，得鱼酒更乐，乐而再游赤壁，因景物而生豪壮之气，而有豪壮之行，又因景物而生忧，忧而长啸。长啸后的寂静孤寂，放任漂流的平静心情，梦境的空灵等，鲜明地表现出视觉、听觉、动态及心中的感受。尤其情感随景物的转换更是巧妙，全篇描述了这么多的情感与景物，却完全融合为一体，若不是心中真实感触，必然无法达到这样的境地。而将难以言喻之情，以精简的文字呈现，可见苏轼文学修养的不凡。无论人生的感叹或政治的忧伤，都在对自然和对山水的爱恋中得到了安息。于是他的山水意识提到了一个远远超出同时代人的高度。从而，自然山水在他的笔下，不再是像魏晋诗人那样只是作为哲理思辩或徒供观赏的客体，而融入他自己的生活、兴趣、情感中。秋风秋月、平畴旷野，极其普通的景色在这里都充满了生命和情意。而且一种浑化无际、物我两忘的风格在苏轼的笔下流淌出来，这是平凡而不可起企及的美。
后人评价
张伯行：“上文字字是秋景，此文字字是冬景，体物之工，其妙难言。”（《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八）
晁错{1}论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②于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天下治平，无故而发大难之端。吾发之，吾能收之，然后有辞于天下。事至而循循③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责，则天下之祸必集于我。
昔者晁错尽忠为汉，谋弱山东之诸侯④。山东诸侯并起，以诛错为名，而天子不之察，以错为说。天下悲错之以忠而受祸，不知错有以取之也。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凿龙门，决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盖亦有溃冒冲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是以得至于成功。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错不于此时捐其身，为天下当大难之冲，而制吴、楚之命；乃为自全之计，欲使天子自将而已居守。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将之至危，与居守之至安，己为难首，择其至安，而遗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义士所以愤怨而不平者也。当此之时，虽无袁盎⑤，亦未免于祸。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难之矣；而重违其议，是以袁盎之说得行于其间。使吴、楚反，错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砺⑥，东向而待之，使不至于累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虽有百盎，可得而间哉？
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则无务为自全之计。使错自将而讨吴、楚，未必无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悦，奸臣得以乘其隙。错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祸欤！
【注】
①晁（潮曹）错：西汉大臣，曾建议汉景帝削弱诸侯王国，以巩固中央政权。吴楚等七国乃以诛杀他为名，发动叛乱。他后来为袁盎等陷害，被杀。②狃（niǔ扭）：固守习惯。③循循：有步骤的。④山东之诸侯：指吴、胶西等七个王国。⑤袁盎：西汉大臣。陷害晁错以报私仇。⑥淬（cuì翠）砺：用水浸泡烧红的兵器，使之磨砺坚韧。
在古代，诸如对史事怀疑和推翻前论的作品，称之为史论或翻案文学。《晁错论》是苏轼为晁错翻案的文章。苏轼的一生中，在其人物史论中写了大量的翻案文章，篇篇立意新颖深刻，高远幽邃，这篇也不例外。
晁错是西汉政治家，汉景帝时为御史大夫，曾提出“削藩”建议，后被汉景帝所杀。晁错之死，人多叹息，苏轼却翻空出奇，以独特的视角，一家之言，阐述了晁错受祸原因，提出了仁人君子、豪杰之士应“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的主张，见解新颖，不落窠臼，雄辩滔滔，笔势纵横，显示出其超人的韬略、宏大的气魄、非凡的睿智。可以说是别出新见，发人之所未见，启人之所未思。
第一段以说理为主。起句“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明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暗说国泰民安中隐含着的诸侯之患。接着围绕“患”字，从“坐”“起”两方面分说。“坐观其变”不采取措施，则祸患无可救药；“起而强为之”不等时机行动，则天下不能安定。接着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的行为作正面发挥，用“苟以求名者”的行为作反面衬托，暗评晁错失败的原因。苏轼抓住“患”字，虚实相生，未言晁错，句句含“错”，使下文的议论高屋建瓴。
然后，苏轼一反时人“悲错之以忠而受祸”的观念，而针锋相对提出“不知错之有以取之也”，认为“晁错”完全是咎由自取。先时天下升平，晁错为获取自己“不世之功”，骤然“削藩”；导致“山东七国之乱”以后，又明哲保身，将危难推给委以他重任的汉景帝刘启，以致君臣反目，最终遭政敌袁盎陷害，“朝服斩于东市”。作者一边写晁错的失误，一边为晁错思索应对失误的策略，同时又鞭挞了袁盎的卑鄙行径。既对晁错的失误给与批评，但又在字里行间透露出些许惋惜之情，对于袁盎则是无情的抨击，以至于把他和“奸臣”联系在一起。
作者以晁错这一历史人物的悲剧故事为线索，分析其致死的种种原因，并借此形象地阐述“儒以文乱法”的理论，揭露一些沽名钓誉的文人士子，为一己私欲，庸人自扰、无事生非；戳中了他们太平时节“见小利而忘命”，危难之际“遇大事而惜身”的“软肋”。
后人评价
范温：“老坡作文，工于命意，必超然独立于众人之上。”（《潜溪诗眼》）
黠鼠①赋
苏子夜坐，有鼠方啮②。拊床③而止之，既止复作。使童子烛④之，有橐⑤中空，嘐嘐聱聱⑥，声在橐中。曰：“嘻！此鼠之见闭而不得去者也。”发而视之，寂无所有，举烛而索，中有死鼠。童子惊曰：“是方啮也，而遽死耶？向为何声，岂其鬼耶？”覆而出之，堕地乃走，虽有敏者，莫措其手。
苏子叹曰：“异哉！是鼠之黠也。闭于橐中，橐坚而不可穴也。故不啮而啮，以声致人；不死而死，以形求脱也。吾闻有生，莫智于人。扰龙⑦伐蛟，登龟狩麟，役万物而君之，卒见使于一鼠；堕此虫之计中，惊脱兔于处女⑧。乌在其为智也。”
坐而假寐，私念其故。若有告余者曰：“汝惟多学而识之，望道而未见也。不一于汝，而二于物，故一鼠之啮而为之变也。‘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无失声于破釜⑨；能搏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虿{10}：此不一之患也。’言出于汝，而忘之耶？”余俯而笑，仰而觉。使童子执笔，记余之作。
【注】
①黠（xiá霞）鼠：狡猾的老鼠。②啮（niè聂）：咬。③拊（fǔ府）床：拍打床板。④烛：用烛火照。⑤橐（tuó驼）：盛装东西的袋子。⑥嘐嘐（jiāo交）聱聱（áo敖）：这里是形容老鼠咬物的声音。⑦扰龙：即驯服猛龙。扰，驯服。⑧脱兔于处女：起初像处女一样沉静，使敌方不备，然后像逃跑的兔子一样突然行动，使对方来不及出击。脱兔，逃脱的兔子，形容迅速。处女，未出嫁的女子，形容沉静。⑨釜：铁锅。⑩虿（chài差）：蝎子一类的毒虫。
这是一篇咏物小品，风趣幽默，相传是苏轼十一二岁的作品。文中选取一桩生活小事，描写一只狡黠的老鼠，装死骗人逃脱的情景。本文除突出老鼠的狡猾外，亦显示出人为万物之灵，也终被老鼠所骗，人又如何算是最聪明的呢？
文章从“苏子夜坐”开篇，交代了当时的自然环境。而后围绕人和鼠之间的争斗，描绘了一只进了口袋无法自行逃脱的小老鼠。不过这只可不是人们印象中的胆小、见人就躲的鼠，而是狡黠的鼠。它“不啮而啮，以声致人”，用声音完成了“诱敌深入”的过程。
而当童子打开箱子时，“中有死鼠”，惊异之余，于是翻过箱子打算处理。谁知还未及采取下一步的行动，这只“死鼠”落地，瞬间变活了，“堕地乃走”，使捕鼠者“莫措其手”。童子的情绪也随之而一波三折，跌宕起伏。至此，主人才知是“鼠之黠也”，是“不死而死，以形求脱也。”于是，被蒙骗的人们只有捶胸顿足的份儿了。
从“苏子叹曰”至“乌在其为智也”，主要写作者对“黠鼠”行为的感叹。分两层来写，第一层感叹“鼠之黠”：因为被装在了口袋里，口袋非常坚固无法逃脱，所以黠鼠“不啮而啮，以声致人；不死而死，以形求脱也”，这是对鼠之黠的总结，也是对上段情节的说明和补充。第二层感叹“人之无智”：表面上“扰龙伐蛟，登龟狩麟”，无所不能，为万物之长，可以役使众生，自以为世间生命，“莫智于人”，但是在小小的老鼠面前，却一败涂地，简直就是不知道所有的智能都跑到哪里去了。
文章至此似可结束，但果若如此，就落了俗套。作者奇想联翩，笔锋一转：“吾闻有生，莫智于人”一直到“役万物而君之”，紧扣题意，讽及时政，称有些人“卒见于一鼠”，却不免“堕此虫之计中”。作者生出无限感慨，说“乌在其为智也。”
至此，苏轼由鼠及人，由事及理，意犹未尽，又生发出一段富有辩证观点的文字，如奇峰突起，使文章的思想升华到哲理的高度。“人能碎千金之壁，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捕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虿”。似层层剥笋，终使文章的中心思想暴露无遗。每读到这些精彩的议论，不能不拍案为作者想象之丰富，构思之巧妙，寓意之深刻而叫绝！
作者从小事归纳出大道理，将老鼠之黠、小童之惊及作者之思，写得十分精到。通过黠鼠利用人的疏忽而乘机狡猾脱逃的日常小事，来说明人即使聪明，但须集中精神，发挥智力，方能搏猛虎、役万物，否则将猝不及防，而“见使于一鼠”的道理。
此外，本文语言简洁、洗练、精警。其中有“不啮而啮，以声致人；不死而死，以形求脱”的铿锵凝练，也有“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虿”的隽永警策。本文将记叙、抒情、议论合一，是一篇情文并茂、寓意深刻的文章。
后人评论
陈天定《古今小品》卷一：“许大名理，说来如此透脱，前后点染，历历落落。”
留侯{1}论
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②，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③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夫子房受书于圯④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隐君子者出面试之？观其所以微见其意者，皆圣贤相与警戒之义，而世不察，以为鬼物⑤，亦已过矣。且其意不在书。当韩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锯鼎镬⑥待天下之士，其平居无事夷灭者，不可胜数。虽有贲、育⑦，无所获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锋不可犯，而其势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⑧。当此之时，子房之不死者，其间不能容发，盖亦已危矣。千金之子⑨，不死于盗贼。何哉？其身可爱，而盗贼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盖世之才，不为伊尹、太公之谋，而特出于荆轲、聂政之计，以侥幸于不死，此圯上老人所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鲜腆而深折之⑩。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
楚庄王伐郑，郑伯肉袒{11}牵羊以迎。庄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践之困于会稽，而归臣妾于吴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报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刚也。夫老人者，以为子房才有馀而忧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何则？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间，而命以仆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惊，而项籍之所不能怒也。
观夫高祖之所以胜，项籍之所以败者，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项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战百胜，而轻用其锋。高祖忍之，养其全锋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当淮阴破齐{12}，而欲自王，高祖发怒，见于词色。由是观之，犹有刚强不能忍之气，非子房其谁全之？
太史公疑子房以为魁梧奇伟，而其状貌乃如妇人女子，不称{13}其志气。而愚以为此其所以为子房欤！
【注】
①留侯：张良，字子房。曾经辅助汉高祖刘邦推翻秦朝，建立汉朝。封于留，后隐遁不知所踪。②匹夫见辱：普通人被侮辱。③卒然：突然。卒，通“猝”。④圯（yí怡）：桥。圯桥，故址在今江苏淮宁北。相传张良遇黄石公于圯上。老人故意折辱他，他都忍气顺从，遂授以兵书。说：“读此可以为王者师。”⑤以为鬼物：古人认为圯上老人是鬼怪。⑥刀锯鼎镬（huò获）：都是古代的残酷刑具。镬，一种烹饪器具，形似大鼎而无足。⑦贲（bēn奔）、育：孟贲、夏育，都是战国时候的勇士。⑧一击之间：张良曾与刺客同在博浪沙狙击秦始皇，误中副车。秦始皇大怒，下令全国搜捕。⑨千金之子：指富贵人家的子弟。⑩鲜腆：无礼。深折之：狠狠地折辱他。{11}肉袒：脱衣露体，古代在祭祀或谢罪时表示恭敬的一种礼节。{12}当淮阴破齐：淮阴指韩信。他平定齐地时，请求刘邦封他为“假王”。刘邦当时处境危急，因此发怒，经张良提醒，乃封韩信为齐王，使其出兵攻灭项羽。{13}称（chèn趁）：相称，相当。
《留侯论》是一篇史论散文，作于仁宗嘉祐六年（1061），是作者为答御试策而写的一批“进论”中的一篇。这篇散文是苏轼早年所作，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的博闻才识和独具匠心。
作者根据《史记·留侯世家》所记张良圯下受书及辅佐刘邦统一天下的事例，并未对张良其人及其功业作全面评价，而是提出对其成功原因的探讨和见解，论证了“忍小忿而就大谋”“养其全锋而待其弊”的策略的重要性。文笔纵横捭阖，浑浩流转，极尽曲折变化之妙，行文雄辩而富有气势，体现了苏轼史论汪洋恣肆的风格。
诗有诗眼，文也有文眼，尤其立论文章，这篇文章开宗明义即亮出了“文眼”——“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然后，苏轼集中论述了张良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能忍”，一个“忍”字贯穿全篇，从中展示张良的心灵成长的历程。第一段提出论点，认为所谓豪杰之士的过人之节是“能忍”；第二段借圯上老人授书，说明“其意不在书”，而是为了使张良“能有所忍”；第三段以郑伯和勾践为例，说明“能忍”足以成大事；第四段以楚汉相争为例，证明张良以个人的才能和“能忍”的度量，辅佐刘邦建立功业；第五段以张良的貌不惊人，说明张良外柔内刚正是其“过人之节”。因一字之功文章旨意毕现，可谓“一字立骨”，层层议论，逐步深化。
本篇文章的主旨在于阐发“忍小忿而就大谋”。为使自己的论点具有说服力，作者广征史实，评述了留侯的三段经历：寻人刺秦、圯上受书、辅汉建功。这三件事紧紧围绕“忍”字，分别是不忍、能忍、用忍。它们分别是从反面、正面、正面来论证“忍”的，通过对比，观点更加鲜明而有说服力。
苏轼的立论，是建立在破除陈见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关于张良成功的原因，在作者之前的众多学者，大都认为张良得益于圯上老人传授的《太公兵法》，因而“运筹帷幄”，辅佐汉高祖刘邦平定天下。所以，在文章中，存在着一场围绕张良成功原因的对话——苏轼与前辈的对话。作者引证史实层层递进，流转变化，不离其宗，抓住张良能忍这一主线，进一步阐明其能忍的效果是助高祖成就帝王大业。
从艺术特色上说，本文有三个突出的特点。
一是观点鲜明，逻辑严密。文章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的观点：“豪杰之士”的“过人之节”就在于“忍”。然后以“忍小忿而就大谋”为线索纵贯全篇。圯上老人之所以屡次“倨傲鲜腆”，目的就在于要教张良学会“忍”。然后举出历史上的郑伯肉袒牵羊、勾践臣服于吴和项刘楚汉之争的事实，进一步论说，只有“忍”才能够取得最终的胜利，否则只有失败。可谓一以贯之，滴水不漏。
二是转承开阖，妙趣横生。对于张良“受书于圯上老人”之事，人们引以为奇，甚至将“老人”视为“鬼物”。作者在此却另辟他说，指出“圯上受书”乃“圣贤相与警戒之意”，而非“鬼物”所为。接着作者将笔锋猛地一转，又出惊人之语：大胆指出，圯上老人受书其意却不在书，而在折张良“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而张良之所以最终成为“豪杰之士”并辅佐刘邦成就帝业，原因也不在所得之兵书，而在圯上老人的“倨傲鲜腆”使其学会了“忍”。这一转承开阖，使文章另辟洞天，妙趣横生。文章最后以张良的“妇人女子”之貌来反衬其“天下大勇之士”，也让人揣度良久，回味无穷。
三是形象生动，笔墨传神。文章以郑伯肉袒牵羊，勾践臣服于吴与项刘楚汉之争等历史事实为例进行说理，不仅具体生动、深入浅出，更能对人晓之以理，甚至动之以情，这无疑增加了文章的说服力。特别是写张良“欲殴之”“强忍”“业为取履，因履之”“殊大惊，因目之”，一连串带动作的心理描写把“忍”的深化过程刻画得丝丝入扣，随后因平明、鸡鸣赴约仍然迟到而一再受到怒责，终于以“夜未半”即往，得到老人的首肯，完成了忍的磨炼。
这篇文章能开能合，气势俊逸奔放，虽只有短短七百余字，但言简意赅，分析透彻，鞭辟入里，千百年来成为立论文章的典范。仔细品味，作者明写留侯之忍，实际上是以古喻今，告诫自己不能锋芒太露，面对复杂人生只有以忍才能成就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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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德潜：“‘其意不在书’一语，空际掀翻，如海上潮来，银山蹴起。”（《唐宋八大家古文读本》）
贾谊论
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
夫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古之贤人，皆负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万一者，未必皆其时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
愚观贾生之论，如其所言，虽三代①何以远过？得君如汉文②，犹且以不用死③，然则是天下无尧舜，终不可有所为耶？仲尼圣人，历试于天下，苟非大无道之国，皆欲勉强扶持，庶几④一日得行其道。将之⑤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齐，三宿而后出昼⑥，犹曰：“王其庶几召我。”君子之不忍弃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孙丑问曰：“夫子何为不豫⑦？”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谁⑧哉？而吾何为不豫。”君子之爱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后知天下果不足与有为，而可以无憾矣。若贾生者，非汉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
夫绛侯⑨亲握天子玺而授之文帝，灌婴⑩连兵数十万，以决刘、吕之雌雄，又皆高帝之旧将，此其君臣相得之分，岂特父子骨肉手足哉。
贾生，洛阳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间，尽弃其旧而谋其新，亦已难矣。为贾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绛、灌之属，优游浸渍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后举天下而唯吾之所欲为，不过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谈之间而遽为人痛哭哉？
观其过湘为赋以吊屈原，纡郁{11}愤闷，趯然{12}有远举之志。其后卒以自伤哭泣，至于夭绝，是亦不善处穷者也。夫谋之一不见用，则安知终不复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变，而自残至此。呜呼！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馀而识不足也。
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遗俗之累{13}。是故非聪明睿智不惑之主，则不能全其用。古今称苻坚得王猛于草茅之中{14}，一朝尽斥去其旧臣而与之谋，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其以此哉？愚深悲生之志，故备论之。亦使人君得如贾生之臣，则知其有狷介{15}之操，一不见用，则忧伤病沮，不能复振。而为贾生者，亦谨其所发哉！
【注】
①三代：指夏、商、周三个朝代。②汉文：指汉文帝。③以不用死：因为不被皇上重用而郁郁死去。④庶几：也许可以。⑤之：去，到。⑥孟子去齐，三宿而后出昼：孟轲因齐宣王不用他的主张，离去。在齐国边境的昼地住了三晚，希望宣王召回他。⑦豫：愉快。⑧舍我其谁：孟子去齐时曾说：如果想使天下太平，在今天除我以外还有谁呢？⑨绛候：周勃，封绛候。吕后死，他诛除诸吕，夺回兵权，迎立汉文帝。⑩灌婴：与周勃共同诛除诸吕。{11}纡郁：缭绕的样子。{12}趯（tì惕）然：超然。趯，跳跃。{13}遗俗之累：指世俗难以理解的情况。{14}苻坚：十六国时期前秦的君主，起用平民王猛，数年中统一北方。草茅：指民间。{15}狷介：孤高，洁身自好。
贾谊，西汉洛阳人，西汉著名政论家、文学家、思想家，善写政论文和赋。他的政论文章分析深透，文笔犀利、流畅。本文作于嘉祐六年（1061），是苏轼参加科制考试时的史论之一。这篇文章围绕汉文帝时著名才士贾谊“不能自用其才”来立论，虽然有些观点尚还不够成熟，但是立论卓绝，才气纵横，也不失为史论的佳作。
作者开头绕开传统的思路，不从贾生的怀才不遇、沦落伤悼着手，不将批评的矛头指向贾谊所处的时代及君王的昏聩和朝臣，而是从贾生自身找原因，因此得出了迥然不同的结论——“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这就是作者的高明之处。这样的开头，反其意而行之，起到惊耸警众的效果，可以说开篇即自占高步，思路开阔，立论新异。
作者认为：“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即人才要想自用其才，则必须善于等待，要学会忍受。因为不经过艰辛痛苦的磨炼，难成大才。接着作者提出为古代的贤人一般都具有可致之才，而不能为世所用，不一定是时君之罪，往往是咎由自取的论调。并以贾谊为例，他的言论确实高卓千古，若能实行，则可以达到三代那样的治世，而他遇到的是汉文帝那样的“明君”，却“以不用死”，说明责任不在君，而在贾生自己。在作者眼里，君子应该既要为追求理想而奋斗，又要自爱其躯，只有“知天下之果不足与有为”，才能无憾于人生。而贾生不能进退裕余地应对，竟以暂时的废弃不用而死，所以是“非汉文之不用贾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
第二部分先荡开一层，分析贾谊时代的历史背景。当时老臣思想保守、故步自封，已经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阻力。文帝要革除弊政，贾生想一朝去其旧臣进行改革的愿望，虽然用心良好，但在当时显然是难以实现的，因而必定以失败告终。那么为贾生计，应当“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然后“优游浸渍而深交之”，才能实现自己的宏图大志。可是贾生竟然性急，想顷刻之间改变现状，谋一不为用，以至自残致死。
接下来，作者再荡开一层，提出“非聪明睿哲不惑之主，则不能全其用”的观点。引用王猛相苻坚的例子，说明明君如果能像苻坚那样“一朝尽斥去其旧臣，而与之谋”，则“略有天下之半”的理想不难实现。这实际上是在从反面论证，巩固自己的观点。同时也揭示出贾生的身世之悲，同时其现实的目标则在于警示君王应该正确对待“狷介之士”，也因此，人才的自用与君王的睿智相辅相成。
纵观全文，这篇论文达到了“义贵圆通”“反义而取通”的要求。一开头就高屋建瓴，紧紧围绕中心逐层展开，而后正反结合，不横生枝蔓，又能从不同侧面强化“人才贵自用”的观点。可谓是论证严密，滴水不漏，展示了年轻苏轼的洋溢的才华和积极用世之心。
作者论述过程中对贾生的遭际屡次叹息，指出贾生的不能自用，实际上是希望他能够大用，同时也警醒像贾生一样的人才要“慎其所发”，要善于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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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慎中：“谓贾生不能用汉文，直是说得贾生倒，而文字翻覆变幻，无限烟波。”（《唐宋八大家文钞·苏文忠公文钞》）
刑赏忠厚之至论①
尧、舜、禹、汤、文、武、成、康②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③之道也。有一善，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嗟叹之，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④。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之⑤，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故其吁俞之声⑥，欢忻惨戚⑦，见于虞、夏、商、周之书。成、康既没⑧，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犹命其臣吕侯⑨，而告之以祥刑⑩。其言忧而不伤，威而不怒，慈爱而能断，恻然有哀怜无辜之心，故孔子犹有取焉。
《传》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谨刑也。”当尧之时，皋陶{11}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12}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四岳曰：“鲧可用。”尧曰：“不可，鲧方命圮族{13}。”既而曰：“试之。”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而从四岳之用鲧也？然则圣人之意，盖亦可见矣。《书》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呜呼！尽之矣！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14}，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
古者赏不以爵禄，刑不以刀锯。赏以爵禄，是赏之道行于爵禄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禄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锯，是刑之威施于刀锯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锯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胜赏，而爵禄不足以劝也；知天下之恶不胜刑，而刀锯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
《诗》曰：“君子如祉，乱庶遄已{15}。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乱，岂有异术{16}哉？时其喜怒，而无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义，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因其褒贬之义以制赏罚，亦忠厚之至也。
【注】
①刑赏忠厚之至论：此是嘉祐二年（1057）苏轼应礼部科举考试的试卷。②尧、舜、禹、汤、文、武、成、康：先秦以前各代的贤君。③长者：敦实厚道之人。④勉其终：勉励他坚持到底。⑤哀矜惩创之：以怜悯之心对其进行惩戒。哀矜，怜悯。惩创，惩罚引以为戒。⑥吁俞之声：表示慨叹赞同的声音。吁俞，语气词。⑦欢忻（xīn欣）惨戚：欢欣快乐悲伤凄切。忻，同“欣”。⑧既没：已经去世。⑨吕侯：一作甫侯。周穆王时任司寇。⑩祥刑：即慎刑、善刑，慎用刑罚。{11}皋陶（yáo姚）：一作咎繇，传说中东夷族的首领。{12}宥（yòu又）之：宽赦他。{13}方命圮（pǐ痞）族：言因违命而危害族人。鲧：传说中部落首领。{14}忍人：残忍主人。{15}遄（chuán传）已：很快停止、消失。{16}异术：不同、特殊的办法。
策论是国家向知识分子寻求关于某某问题之对策的一种形式。宋嘉祐二年（1057），苏轼参加礼部进士考试，其策论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本文就是苏轼应礼部试的试卷，时年仅21岁。
虽然是考卷，作者却并非为了考试而应付。文章以忠厚立论，援引古仁者施行刑赏以忠厚为本的范例，阐发了儒家的仁政思想，把一个看起来似乎很枯燥的题目，说得有声有色。主考官欧阳修认为它脱尽五代宋初以来的浮靡艰涩之风，十分赏识，曾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
全文可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提出文章主旨“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以咏叹开头，非同凡响，感人至深。接着指出自己“刑赏忠厚之至”策论的出发点是“爱民之深，忧民之切”，是历代圣贤的治国之道。然后就论述赏罚的目的：有一善，就赏，为的是在其初始时即表示欢迎，在其终了时予以鼓励；有一不善就罚，为的是怜悯他、惩戒他，使他弃旧图新。即作者提倡赏罚的目的，只是作为教育手段，是“爱民之深，忧民之切”。
第二部分则从如何实行刑罚忠厚之至来谈。可以分两层，第一层是当赏而疑，就给予赏；当罚而疑，就不罚。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广恩”“慎刑”，自然刑赏忠厚之至。此段立论先引用了两个事典：一个是尧之时，掌刑官皋陶在执法时，说了三次“杀”，尧则说了三次“宥”（赦免），用以倡导“刑之宽”。一个是四岳推荐用鲧，尧开始认为不可用，后又试用之。这从可杀可不杀的不杀，可用可不用的用之，论说圣人如何刑赏宽厚。第二层是从如何赏罚进行论述：“赏不以爵禄，罚不以刀锯。”然后又进一步论述“先王知天下之善不胜赏，而爵禄不足以劝也；知天下之恶不胜刑，而刀锯不足以裁也”的原因，并总结是刑赏忠厚之至。
第三部分着重谈君子如何做。先宕开一笔，引《诗经》说明君子嘉奖好人，乱子很快就消亡；君子如谴责谗言，乱子很快就消灭。后又引《春秋》“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之义，结束刑赏忠厚之至的论述。
综上所述，本文在布局谋篇、立论说理、行文用典、议论抒情结合等方面均具特色。全文围绕中心论点，爱民忧民，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才是刑赏忠厚之至。在第一段谈刑赏的出发点，论述先王赏善慎刑，孔子取其“仁”；第二部分谈如何进行赏罚，要“罚疑惟轻，功疑惟重”，层层深入地进行论述，指出如此才能刑罚忠厚之至。第三部分又从君子角度，指出用“仁”教化治民而非加以刀锯，进一步论述刑罚忠厚之至。结构严谨，文辞简练而平易晓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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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正是忠厚处，一篇主意，在此一句。”
范增论
汉用陈平计，间疏楚君臣。项羽疑范增与汉有私，稍夺其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愿赐骸骨归卒伍！”归未至彭城，疽发背死①。
苏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杀增。独恨其不早耳！然则当以何事去？增劝羽杀沛公，羽不听，终以此失天下。当于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杀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杀，犹有君人之度也。增曷为以此去哉？《易》曰：“知几其神乎？”《诗》曰：“相彼雨雪，先集维霰②。”增之去，当于羽杀卿子冠军③时也。
陈涉之得民也，以项燕、扶苏。项氏之兴也，以立楚怀王孙心④；而诸侯叛之也，以弑义帝⑤。且义帝之立，增为谋主矣；义帝之存亡，岂独为楚之盛衰，亦增之所与同祸福也。未有义帝亡而增独能久存者也。羽之杀卿子冠军也，是弑义帝之兆也；其弑义帝，则疑增之本也，岂必待陈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后谗入之。陈平虽智，安能间无疑之主哉？
吾尝论义帝，天下之贤主也：独遣沛公入关，而不遣项羽；识卿子冠军于稠人⑥之中，而擢以为上将。不贤而能如是乎？羽既矫⑦杀卿子冠军，义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则帝杀羽，不待智者而后知也。增始劝项梁立义帝，诸侯以此服从；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岂独非其意，将必力争而不听也。不用其言而杀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也。方羽杀卿子冠军，增与羽比肩而事义帝，君臣之分未定也。为增计者，力能诛羽则诛之，不能则去之，岂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则留，不合则去，不以此时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⑧矣！
虽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项羽不亡。呜呼。增亦人杰也哉！
【注】
①彭城：今江苏徐州市。疽：一种毒疮。②霰（xiàn线）：俗称软雹，常于大雪前阵性降落。③卿子冠军：指秦末起义军将领宋义，统兵北伐，中途停顿不前，为项羽所杀。④楚怀王孙心：指熊心，战国时楚怀王熊槐的孙子。⑤义帝：即熊心。项梁起兵反秦时，立为王。后项羽尊他为义帝，后又将他暗杀。⑥稠人：众人。⑦矫（jiǎo角）：假托，诈称。⑧陋：见识低下浅薄。
本文选自《东坡志林》中的“论古十三首”，题为《论范增》。这篇文章虽以范增为论述对象，但并非着力评价其生平功过，而是以范增该何时离开项羽为论述的中心及重点。
文章一开始开门见山，写范增因项羽受到陈平离间计之挑拨，而招致项羽的猜疑，继而愤怒出走之事。直接引出中心论题——“去”。那范增该不该离开项羽呢？苏轼用一句“增之去，善矣”表示了肯定，从而确立了整篇文章的论述基调。
接着，作者围绕着“去”字做足了文章。承接开篇的“去”，这里推进一层写“何时去”。项羽在鸿门宴上没有听范增之言杀掉刘邦，以致放虎归山，招致了“失天下”的败局。于是苏轼先提出一个假设，即“增劝羽杀沛公，羽不听，终以此失天下。当以是去耶？”答曰“否”。随后引用了《易经》和《诗经》的话，用以论证预见征兆的重要性，而苏轼也借此来暗示范增在这方面做得不够，不是在最正确的时间离开项羽。这两句还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一方面可作为前文论述的延伸，一方面可作为后文论述的引子。并以此来引出范增应离开项羽的征兆——“于羽杀卿子冠军时也”。
苏轼举出陈涉借项燕、扶苏之名号以得民心之事，推出相类似的事实，即项氏因立义帝而兴，因弑义帝而诸侯叛之。由义帝又引出范增，因为义帝乃范增劝项梁所立，所以义帝与范增的关系是很密切的，甚至可以说是“同祸福”。苏轼认为，既然义帝被杀死了，哪有范增“能久存”的道理？通过这一严密的推理，苏轼认为“增之去，当于羽杀卿子冠军时”，可谓是让人信服。
行文至此，文章似乎到这里可以结尾了，但苏轼意犹未尽，又加了一段，对义帝、范增和宋义的关系进行更详细、深入地论述。这看起来似乎是多余重复的，其实是对前文“羽之杀卿子冠军也，是弑义帝之兆也。其弑义帝，则疑增之本”的补充说明。
苏轼先论述项羽杀义帝乃不义之举，因为义帝是“贤主”，这从他“独遣沛公入关，而不遣项羽”和“识卿子冠军于稠人之中，而擢以为上将”两件事可以看出。通过论述义帝为“贤主”的原因，来引出义帝和宋义的关系。由此推出一个结论：项羽对范增的怀疑，原来是从这里开始的。文章至此，所有的疑惑都解开，豁然开朗了。但苏轼仍旧未尽兴，又摆出一条范增于“羽杀卿子冠军”时应离开项羽的理由，那就是他和项羽在当时都是同僚，并肩事义帝，而不是后来的君臣关系。
苏轼这篇六百多字的小文章，围绕着范增何时该离开项羽，确实写得是“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随意挥洒而又四处伏笔。在自问自答的假设中，否定了自己提出范增应于鸿门宴离开项羽的假设，但不急于提出“当于羽杀卿子冠军时”离开的观点，只是在一抑一扬之中层层推进，让人看得是透透彻彻，十分“尽意”。
后人评论
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前半多从实处发议，后半多从虚处着想。只就增去不能早处，层层驳入，段段回环，变幻无端，不可测识。”
决壅蔽①（策别课百官三）
所贵乎朝廷清明②而天下治平者，何也？天下不诉而无冤，不谒③而得其所欲，此尧舜之盛也。其次不能无诉，诉而必见察④；不能无谒，谒而必见省⑤。使远方之贱吏，不知朝廷之高；而一介之小民，不识官府之难。而后天下治。
今夫一人之身，有一心两手而已。疾痛疴痒，动于百体之中，虽其甚微，不足以为患，而手随至。夫手之至，岂其一一而听之心哉？心之所以素爱其身者深，而手之所以素听于心者熟，是故不待使令而卒然⑥以自至。圣人之治天下，亦如此而已。百官之众，四海之广，使其关节脉理相通，为一叩之而必闻，触之而必应。夫是以天下可使为一身。天子之贵，士民之贱，可使相爱。忧患可使同，缓急可使救。
今也不然。天下有不幸而诉其冤，如诉之于天。有不得已而谒其所欲，如谒之于鬼神。公卿大臣不能究其详悉，而付之于胥吏。故凡贿赂先至者，朝请而夕得；徒手而来者，终年而不获。至于故常之事，人之所当得而无疑者，莫不务为留滞，以待请属。举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钱无以行之。
昔者汉唐之弊，患法不明，而用之不密，使吏得以空虚无据之法而绳天下，故小人以无法为奸。今也法令明具，而用之至密，举天下惟法之知。所欲排者，有小不如法，而可指以为瑕。所欲与者，虽有所垂戾，而可借法以为解。故小人以法为奸。
今天下所为多事者，岂事之诚多耶？吏欲有所鬻⑦而未得，则新故相仍，纷然而不决，此王化之所以壅遏⑧而不行也。昔桓、文⑨之霸，百官承职，不待教令而办，四方之宾至，不求有司。王猛⑩之治秦，事至纤悉，莫不尽举，而人不以为烦。盖史之所记：麻思还冀州，请于猛。猛曰：“速装，行矣。”至暮而符下。及山关，郡县皆已被符。其令行禁止而无留事者，至于纤悉{11}，莫不皆然。符坚{12}以戎狄之种，至为霸王，兵强国富，垂及升平者，猛之所为，固宜其然也。
今天下治安，大吏奉法，不敢顾私，而府史之属招权鬻法，长吏心知而不问，以为当然。此其弊有二而已。事繁而官不勤，故权在胥吏。欲去其弊也，莫如省事而厉精。省事莫如任人，厉精莫如自上率之。
今之所谓至繁，天下之事，关于其中，诉之者多，而谒者之众，莫如中书与三司。天下之事，分于百官，而中书听其治要。郡县钱币制于转运使，而三司受其会计{13}。此宜若不至于繁多，然中书不待奏课以定其黜陟{14}，而关与其事，则是不任有司也。三司之吏，推析赢虚至于毫毛以绳郡县，则是不任转运使也。故曰：省事莫如任人。
古之圣王，爱日以求治，辨色而视朝，苟少安焉，而至于日出，则终日为之不给。以少而言之，一日而废一事，一月则可知也，一岁则事之积者不可胜数矣。欲事之无繁，则必劳于始而逸于终。晨兴而晏罢，天子未退，则宰相不敢归安于私第；宰相日昃{15}而不退，则百官莫不震惊，尽力于王事，而不敢宴游。如此，则纤悉隐微莫不举矣。天子求治之勤，过于先王，而议者不称王季{16}之晏朝而称舜之无为，不论文王之日昃而论始皇之量书{17}。此何以率天下之怠耶？臣故曰：厉精莫如自上率之，则壅蔽决矣。
【注】
①壅蔽：堵塞遮蔽。②清明：清正廉洁的意思。③谒：进见请求。④察：洞察，昭明。⑤省：明白，了解。⑥卒然：突然，很快速的样子。⑦鬻（yù预）：卖。⑧壅遏：堵塞阻止的意思。⑨桓、文：齐桓公、晋文公，皆为春秋霸主。⑩王猛：前秦宰相，治国有方。{11}纤悉：细微的意思。{12}苻坚：十六国时期前秦的君主。{13}会计：管理财务以及出纳等事务。{14}黜陟：进退人才。降低官职为黜，升迁官职曰陟。{15}日昃（zè仄）：日过正午，太阳开始偏西。{16}王季：周文王之父，名季历。{17}量书：形容国君政务繁忙，文书多到要用秤来计算。
嘉祐六年（1061），宋仁宗举行了一次“制科”考试，鼓励人们公开批评朝政，指陈时弊。苏轼进献《进策》25篇，《决壅蔽》是《策别》中的一篇。在本文中，苏轼阐述了清明治平的政治理想，提出了革除壅蔽、省事厉精的变革主张，表现出一个有理想、有信念、有激情、有思想的年轻之士忠君爱国的情怀。
文章的第一句话便开宗明义，指出社会最理想的政治状态应该是“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具体来说，就是“天下不诉而无冤，不谒而得其所欲”。普天之下，公平、公正，没有冤屈不平之事；不用央告，人们的合理愿望也都能够得到正常的满足。这其实是一个下情上达问题，百姓的疾苦和要求、下层官吏遇到的问题和困难能够及时反映给上层的决策者，使得君王能够耳聪目明，体察民情民意，作出符合民愿的决策。
为了更通俗、更形象、更易于理解，苏轼还作了形象的比喻，把一个国家的政治比喻成一个人的有机整体。一个人无论全身上下哪里有痛痒，即使极其轻微，只要能够感觉到，手马上就能够到达患处，不必经过反复思考就能进行有效的处置。这个比喻很形象，也很生动，不仅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论述清楚了君、官、民的关系，而且对各自的本性和职责给予了定位：“心之所以素爱其身者深”——设定朝廷君王都是爱民如子的；“而手之所以素听于心者熟”——设定官员对朝廷和君王的政策都是能够被顺畅、正确地贯彻执行的；“疾痛疴痒，动于百体之中，虽其甚微，不足以为患”——设定百姓们所遇到的问题和社会矛盾都是很容易就能解决的。
接下来，苏轼指陈时弊。苏轼以“今也不然”为开启，表明现实与理想社会的巨大差异。与古代的清明治平恰恰相反，百姓们遭到迫害不幸，只能求天告地，除此之外无处伸冤；甚至是反映的民情必须办的或者是举手之劳就能办的事也都不办，描绘出官场极端丑恶的社会现实。关于治理弊端的问题，苏轼标举了两个古代的榜样：一个是齐桓公、晋文公时代的“百官承职”，他们德才兼备，各司其位，恪尽职守；另一个是前秦宰相王猛，他治理国家，不仅事必躬亲，而且雷厉风行。总之，凡有变革，就要令行禁止。只有这样才能够政通人和，国富民强。
在文章的最后一段，苏轼具体论述厉精的内容和道理。首先，苏轼仍以三代圣朝为实例，他指出古代治世明君都是非常勤政的，早出晚归，不肯苟且。为此，他举出先朝圣帝为榜样，认为当今圣上应该像古代的圣帝一样，黎明即起，行于早朝；事毕方归，不留拖欠。勤于朝政，处理的事情繁多复杂，而后就能天下太平，享受清净无为的快乐了。最后加以总结说：“臣故曰励精莫如自上率之，则壅蔽决矣。”意思是，如果天子作出了表率，壅蔽堵塞的现象就会彻底消除。
这篇政论文，围绕“欲去其弊，莫如省事而厉精”的中心论点，采用多种论证的方法。有正论、有反论、驳论；有类比、纵论，交叉对照。全文结构严谨，条理清晰，纲举目张，有错综辉映之美；说理论证犹如抽茧剥笋，层层转折，步步深入，有绵密精致之美；语言修辞上运用比喻、互文见义等，手法纯熟贴切，句式铿锵果断，有节奏鲜明辞章华丽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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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慎《三苏文范》：“文势累累相贯，如走盘之珠。”
教战守（策别安万民五）
夫当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①？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其患不见于今，而将见于他日。今不为之计②，其后将有所不可救者。
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虽平，不敢忘战。秋冬之隙，致民田③猎以讲武，教之以进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习于钟鼓旌旗④之间而不乱，使其心志安于斩刈⑤杀伐之际而不慑。是以虽有盗贼之变，而民不至于惊溃。
及至后世，用迂儒之议，以去兵为王者之盛节。天下既定，则卷甲而藏之。数十年之后，甲兵顿弊⑥，而人民日以安于佚乐；卒有盗贼之警，则相与恐惧讹言⑦，不战而走。开元、天宝之际，天下岂不大治？惟其民安于太平之乐，豢⑧于游戏酒食之间；其刚心勇气，消耗钝眊⑨，痿蹶⑩而不复振。是以区区之禄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兽奔鸟窜，乞为囚虏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固以微矣。
盖尝试论之：天下之势，譬如一身。王公贵人所以养其身者，岂不至哉？而其平居常苦于多疾。至于农夫小民，终岁勤苦，而未尝告病，此其故何也？夫风雨霜露寒暑之变，此疾之所由生也。农夫小民，盛夏力作，而穷冬暴露，其筋骸之所冲犯，肌肤之所浸渍，轻霜露而狎风雨{11}，是故寒暑不能为之毒。今王公贵人，处于重屋之下，出则乘舆，风则袭裘，雨则御盖。凡所以虑患之具，莫不备至。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小不如意，则寒暑入之矣。是以善养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劳；步趋动作{12}，使其四体狃于寒暑之变{13}；然后可以刚健强力，涉险而不伤。夫民亦然。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骄惰脆弱，如妇人孺子，不出于闺门。论战斗之事，则缩颈而股栗{14}；闻盗贼之名，则掩耳而不愿听。而士大夫亦未尝言兵，以为生事扰民，渐{15}不可长。此不亦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欤？
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也，愚者见四方之无事，则以为变故无自而有，此亦不然矣。今国家所以奉西北之虏者，岁以百万计，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无厌，此其势必至于战。战者必然之势也，不先于我，则先于彼；不出于西，则出于北。所不可知者，有迟速远近，而要以不能免也。
天下苟不免于用兵，而用之不以渐，使民于安乐无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则其为患必有所不测。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臣所谓大患也。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讲习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阵之节；役民之司盗者{16}，授以击刺之术。每岁终则聚于郡府，如古都试之法{17}，有胜负，有赏罚。而行之既久，则又以军法从事。然议者必以为无故而动民，又挠以军法，则民将不安，而臣以为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则其一旦，将以不教之民而驱之战。夫无故而动民，虽有小怨，然熟与夫一旦之危哉？
今天下屯聚之兵，骄豪而多怨，陵压百姓而邀其上者，何故？此其心以为天下之知战者，惟我而已。如使平民皆习于兵，彼知有所敌，则固已破其奸谋，而折其骄气。利害之际{18}，岂不亦甚明欤？
【注】
①果安在哉：到底在什么地方？果，究竟，到底。②为之计：为它考虑，作防备。③田：同“畋”，打猎。④钟鼓旌旗：古代军队用以发号施令的器具。⑤刈（yì义）：割，砍。⑥甲兵顿弊：武备残损失效。⑦讹言：指谣言四起。⑧豢（huàn换）：本为圈养牲畜之意，引申为沉溺。⑨钝眊（mào冒）：愚钝不明。钝，智力鲁钝。眊，眼睛失神。⑩痿蹶（wěijué委厥）：指肢体萎弱，精神不振。{11}狎（xiá峡）风雨：习惯风雨。{12}步趋动作：做缓步或急步等运动。{13}四体狃（niǔ扭）于寒暑之变：身体适应寒暑的变化。四体，四肢，指身体。狃，习惯，适应。{14}缩颈而股栗：缩脖腿抖，畏惧不已。{15}渐：指慢慢训练，使之习惯。{16}役民之司盗者：指从民间抽调维护治安的人。{17}古都试之法：定期集合官兵于都城，演习武事。都，郡府所在地。{18}利害之际：利与害的分别。际，本为界线，引申为分别。
在北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积极实行变法的时候，苏轼曾经因政见不合，自请外调，相继在杭州等地任地方官。但这不能说明苏轼不关心朝政，早在宋仁宗嘉祐年间，苏轼就向宋仁宗进献了论文，根据当时战争必不可避免的形势，建议早作准备，以免发生不测之患。
因这篇文章是作者向宋仁宗所进的25篇策论之一，故有的选本亦题作《教战守策》。所谓对策，就是把策题书于简册之上，使应举者作文答问。苏轼这25篇策论规模宏大，思想深邃，见解透辟，论及范围极广，既相对独立，又有内在联系。作者说自己作这些文章的目的是：“大抵皆劝仁宗励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断而力行。”作者以锐敏的眼光，考察当代时政，针对当时官冗、兵弱、边弛、财乏以及赋役不均诸问题，指出“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的危险性，从而论述教民战守的意义，提出了教民习武、能战能守、以备外患的主张。本文在分析形势的基础上，见解精辟，表现了苏轼辅君治国、经世济民的政治远见，对维护宋王朝的长治久安，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夫当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第一段开门见山，提出论点，明确指出知安忘危、逸而不劳是当今大患。其后，作者广征史事，借古见今，论述“兵之不可去也”，使读者悟得道理，产生共鸣。
在说理过程中，无论是举例论证还是比喻论证，作者都采用正反对比论证。这既丰富了说理的角度和层次，也加强了说理的力度，使主张更容易为人接受。如第四段借“天下之势，譬如一身”来说明“养之太过”的危害。以农夫小民顶风冒雪反而获得免疫力，与王侯贵人生活于安逸温饱之境而常患疾病作对比论证，说明“只有四肢习惯于冷热的变化，然后可以身体强健，即使跋山涉水都无妨”的道理。
紧接着，作者并没有就此结束。而是联系当今，分析形势，重申观点。说明“教战守”的重要。作者先指出当今国家受到西夏和辽的威胁，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接下来再谈使民耽于安乐无事，则必有不测之患，再次重申“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是“当今之大患”的论点，以示论题具有针对性和现实意义。
最后两段陈述“教战守”的具体主张和建议。作者提出要使士大夫、民间招募的乡兵、民间抽调的防盗人员都必须尚武勇，有所学，并要有赏罚。结尾又补充了一条，即如能实践作者的主张，则将获得一大收益：发动百姓备战可以消除军队中骄气，有利于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本文是一篇对策，要求既要明于治道，能提出高明的政治见解，又要“工文”，即文章要写得好。本文可以说是一篇文采斐然、笔意充沛、志足文远、说理透辟的对策，时至今日仍为人们所传诵。究其原因，就是这篇论文阐明了一个历百代而不衰的真理，那就是人们常说的“居安思危，得荣思辱”。大到一个国家的安危，小到个人的得失，概莫能外。“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一心追求和迷恋舒适安逸，终有一天会大难监头。无数历史事实证明，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另外，苏轼的这篇议论文，全文始终置疑着“教战守”这个中心，援引史实，纵论古今，层次分明，巧设比喻，逻辑严密，说理透彻；语言流畅，读来朗朗上口，遣词造句每有新意；善用对比，且各具情态；排比句式形象有力，文章上下衔接自然。论析时文笔纵横，处处照应，层层深入，论证流畅，语意精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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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勰在《文心雕龙·议对》：“对策所选择，实则通才，志足文远，不其鲜欤！”
上梅直讲{1}书
轼每读《诗》至《鸱鸮》，读《书》至《君奭》②，常窃悲周公之不遇。及观《史》，见孔子厄于陈、蔡之间，而弦歌之声不绝；颜渊、仲由之徒，相与问答。夫子曰：“匪兕匪虎③，率彼旷野，吾道非耶？吾何为于此？”颜渊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尔多财，吾为尔宰④。”夫天下虽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乐如此。乃今知周公之富贵，有不如夫子之贫贱。夫以召公之贤，以管、蔡之亲，而不知其心，则周公谁与乐其富贵？而夫子之所与共贫贱者，皆天下之贤才，则亦足以乐乎此矣！
轼七八岁时，始知读书。闻今天下有欧阳公者，其为人如古孟轲、韩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从之游，而与之上下其议论。其后益壮，始能读其文词，想见其为人。意其飘然脱去世俗之乐而自乐其乐也。方学为对偶声律之文，求升斗之禄，自度无以进见于诸公之间。来京师逾年，未尝窥其门。今年春，天下之士群至于礼部，执事与欧阳公实亲试之⑤。轼不自意获在第二。既而闻之，执事爱其文，以为有孟轲之风，而欧阳公亦以其能不为世俗之文也而取，是以在此。非左右为之先容⑥，非亲旧为之请属⑦，而向之十馀年间，闻其名而不得见者，一朝为知己。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贵⑧，亦不可以徒贫贱⑨，有大贤焉而为其徒，则亦足恃矣！苟其侥一时之幸⑩，从车骑数十人，使闾巷小民聚观而赞叹之，亦何以易此乐也！
传曰：“不怨天，不尤人”，盖“优哉游哉{11}，可以卒岁”。执事名满天下，而位不过五品，其容色温然而不怒，其文章宽厚敦朴而无怨言。此必有所乐乎斯道也。轼愿与闻焉！
【注】
①梅直讲：指梅尧臣。直讲，学官名。②鸱鸮：猫头鹰。《鸱鸮》篇，旧说是周公向成王表白心迹。君奭（shì式）：《尚书》篇名，周公向召公表白、劝解之词。③匪：同“非”。兕：雌犀牛。④宰：管家。⑤执事：敬称，不直指对方，而指其左右办事人员。⑥先容：事先致意，介绍推荐。⑦请属：请求，嘱托。⑧苟富贵：苟且求得富贵。⑨徒贫贱：只是安于贫贱。⑩苟其侥一时之幸：如果能够得到一时的侥幸。{11}优哉游哉：形容从容自得的样子。
在嘉祐二年正月科考中，苏轼因《刑赏忠厚之至论》一文深得主考官欧阳修和梅尧臣的一致激赏，获得了第二名。《上梅直讲书》就是考试结果公布之后，苏轼写给梅尧臣的一封信。信中作者打破一般感谢信的窠臼，全篇以“乐”字贯穿始终，写人生的相知之乐、守道之乐、知遇之乐、师徒之乐，不见一个“谢”字，然而对欧阳修、梅尧臣知遇之恩的感激、仰慕已久的深情、愿意终身追随的真挚浓烈的感情全都跃然纸上。
第一段，作者首先写了周公之“悲”以衬托孔子相知之“乐”。苏轼以《诗经》中周公和孔子为正反面，论断周公之悲和孔子之乐。何也？苏轼却振振有辞地分析说：周公尽管位高权重，声誉显赫，但却得不到别人的理解，所以他的内心孤独寂寞；孔子和他的门徒虽然饥寒交迫，但是他们彼此相知，所以乐趣无穷。尽管苏轼这种悲与乐的评判，非常有悖常理，但是却让读者心悦诚服，因为苏轼通过圣师圣徒之间问答的描绘，确实将他们心心相印、志同道合、情趣盎然、贫贱不移的高尚情操和有趣的个性都生动传神地展现出来了。于是顺理成章地，苏轼得出“乐”与“不乐”的标准在于有没有相知这样的结论。
第二段笔锋一转，由对古人的议论，转到对欧阳修、梅尧臣的品德、才学、主张的赞颂上。在这段文字中，作者叙述了自己对两位主考官倾慕已久的心情，它的内涵十分丰富。从作者少年时期的久仰期遇之情到青年时期为二人的才学、品行所打动，表达了自己尽管渴望追随二人的心愿由来已久，但是因为地位悬殊，平生似乎并不敢有此奢望。接着，文章陡然一转，写到了刚刚举行的这场科举考试，他说对这样的结局感到出乎预料，大喜过望。而这一切全部都依赖仰仗欧阳修、梅尧臣两位文坛耆宿的赏识、宣扬、褒奖，这怎能不使他感激不已，兴奋莫名呢？这不仅仅是自己科举高中之乐，更是得遇知己的相知之乐。
最后，苏轼感慨地说，即使能够得到高官厚禄，受到世人的羡慕，也比不上给大贤您做学生，强调了希望入门为徒的迫切愿望。文章的最后，再次落笔到对梅尧臣品德的颂扬上，梅公的官位并不高，但是却气定神闲，面带欣悦，这都是因为他境界高远所致。美其德，好其文，见贤思齐，苏轼表明自己与梅公有着相同的追求和人生理想。显然，爱道比之爱人，在境界上更见高尚脱俗。
这篇信札情感充沛饱满，洋溢着难以抑制的青春兴奋之情。全文紧紧围绕着“乐”字做文章，层层展开：十年苦读科考获胜之乐，金榜题名名列前茅之乐，鹏程万里前途光明之乐，士遇知己心愿得偿之乐，大贤赏识可以追随之乐，效古圣贤相知相悦之乐，一如潮水一般争相奔涌而出，欣喜之情，如江河滔滔，倾泻笔端，毫不矫饰。
另外，在这篇信札反映出苏轼的文字富张力，从内容到节奏，给人以传情达意流畅自然的快感。比如：“非左右为之先容，非亲旧为之请属，而向之十馀年间，闻其名而不得见者，一朝为知己。”蓄势充沛，可谓千回百转，而宣泄畅快，可谓一泻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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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慎《三苏文范》卷十三：“此书本叙遇知己之乐，末复以乐乎斯道为梅公颂，通篇不脱一乐字贯串，意高词健。”
答秦太虚①书
轼启：五月末，舍弟②来，得手书劳问③甚厚。日欲裁谢④，因循至今。递⑤中复辱教，感愧益甚。比日履兹初寒，起居何如？轼寓居粗遣⑥。但舍弟初到筠州，即丧一女子，而轼亦丧一老乳母⑦，悼念未衰，又得乡信，堂兄中舍九月中逝去。异乡衰病，触目凄感，念人命脆弱如此。又承见喻，中间得疾不轻，且喜复健。
吾侪⑧渐衰，不可复作少年调度，当速用道书方士之言，厚自养炼。谪居无事，颇窥其一二。已借得本州天庆观道堂三间，冬至后，当入此室，四十九日乃出。自非废放，安得就此？太虚他日一为仕宦所縻⑨，欲求四十九日闲，岂可复得耶？当及今为之。但择平时所谓简要易行者，日夜为之，寝食之外，不治他事。但满此期，根本立矣。此后纵复出从人事，事已则心返，自不能废矣。此书到日，恐已不及，然亦不须用冬至也。
寄示诗文，皆超然胜绝，亹亹⑩焉来逼人矣。如我辈亦不劳逼也。太虚未免求禄仕，方应举求之，应举不可必。窃为君谋，宜多著书，如所示论兵及盗贼等数篇，但以此得数十首，皆卓然有可用之实者，不须及时事也。但旋作此书，亦不可废应举。此书若成，聊复相示，当有知君者，想喻此意也。
公择{11}近过此，相聚数日，说太虚不离口。莘老{12}未尝得书，知未暇通问。程公辟须其子履中哀词，轼本自求作，今岂可食言。但得罪以来，不复作文字，自持颇严，若复一作，则决坏藩墙{13}，今后仍复衮衮{14}多言矣。
初到黄，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此贾耘老{15}法也。度囊中尚可支一岁有馀，至时别作经画，水到渠成，不须预虑，以此胸中都无一事。
所居对岸武昌，山水佳绝，有蜀人王生{16}在邑中。往往为风涛所隔，不能即归，则王生能为杀鸡炊黍，至数日不厌。又有潘生{17}者，作酒店樊口，棹小舟径至店下，村酒亦自醇酽。柑桔椑{18}柿极多，大芋长尺余，不减蜀中。外县米斗二十，有水路可致。羊肉如北方，猪牛獐鹿如土，鱼蟹不论钱。岐亭监酒胡定之，载书万卷随行，喜借人看。黄州曹官数人，皆家善庖膳，喜作会。太虚视此数事，吾事岂不既济矣乎？欲与太虚言者无穷，但纸尽耳。展读至此，想见掀髯一笑也。
子骏{19}固吾所畏，其子亦可喜，曾与相见否？此中有黄冈少府张舜臣者，其兄尧臣，皆云与太虚相熟，儿子每蒙批问。适会葬老乳母，今勾当{20}作坟，未暇拜书。晚岁苦寒，惟万万自重。李端叔{21}一书，托为达之。夜中微被酒，书不成字，不罪，不罪。不宣。轼再拜。
【注】
①秦太虚：即北宋杰出词人秦观，字太虚，后改字少游。高邮（今属江苏）人。②舍弟：指苏辙。③手书劳问：手书，指秦观的来信，系托苏辙带交。劳问，慰问。④裁谢：写信作答。⑤递：指驿车，古代用来传递文书、信件。⑥粗遣：大体上还过得去。⑦老乳母：苏轼的乳母任采莲。⑧侪（chái柴）：辈。⑨縻：束缚。⑩亹（wěi尾）亹：形容说话或文章娓娓道来，具有感人的力量。{11}公择：即李公择，名常，字公择，黄庭坚之舅。{12}莘老：即孙莘志，名孙觉，苏轼友人。时任徐州知州。{13}决坏藩墙：喻冲破不再作文章的自我约束。藩，篱笆。{14}衮（gǔn滚）衮：形容说话连续不断。{15}贾耘老：即贾政，苏轼之友，家贫。{16}王生：指蜀人王文甫，名齐愈。{17}潘生：潘大临，字邢志，从苏轼游，诗人。{18}椑（bēi卑）：柿的一种，今称油柿。{19}子骏：鲜于子骏，四川阆中人，苏轼之友。{20}勾当：料理。{21}李端叔：李之仪，字端叔，扬州人，著名词人，苏轼之友。苏轼托秦观将自己写给李之仪的书信转交给他，故云：“李端叔一书，托为达之。”
苏轼门下有著名的四学士，秦观就是其中之一。秦观，字太虚，又字少游。他是扬州高邮（今江苏高邮）人，与黄庭坚、晁补之、张耒合称“苏门四学士”。苏轼与秦观的关系尤为密切。《答秦太虚书》是反映苏轼与其弟子秦观的特殊关系的名篇佳作。
本文系作者于元丰三年（1080）贬谪黄州时写给秦观的一封回信。信中以谈家常的方式，真切地记述了自己初贬黄州时的生活境遇与精神状态。其中谈到黄州的人情交往，显示了作者坦荡的胸襟与洒脱开朗的性格。同时，无论是介绍自己养生方术，还是指点秦著书应举，还是评述黄州的日常生活，字里行间都充满了与秦观倾心诲教，关怀备至的特殊交情，于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开头一段，就从秦观的来信说起，对自己因循拖延，迟未作复深感惶愧，对秦观情意殷切、“劳问甚厚”表示感谢。接着就讲到自抵黄州后，自己与亲人所遭到的不幸：先是弟弟苏辙刚到筠州贬所，便遭遇丧女之痛；继则相随自己多年、视同家人的老乳母又在黄州去世；接着，堂兄又卒于成都。前两件事，都和“乌台诗案”所引起的政治迫害有着间接的关系。这接二连三的家庭变故，使苏轼在精神上身体上都受到沉重的打击。他感慨说：“异乡衰病，触目凄感，念人命脆弱如此。”这个开头，充满了沉重的人生悲慨，面对友人的问候，便情不自禁地流露出来。
因为秦观在来信中曾提及“得疾不轻”之事，故第二段紧接以上的话头，去谈自己“用道书方士之言，厚自养炼”的情况，既是对秦观的建议的答复，也是反过来向体弱的秦观介绍自己的“养炼”方法与经验心得，表示对他的关切。
其中介绍“养炼”之事，具体而周详，看得出来苏轼对此事的认真态度，说明苏轼虽身遭废弃，却并不颓丧沉沦；虽“念人命脆弱如此”，却更珍惜生命，热爱生活。其中两次提到谪居“无事”、“太虚他日一为仕宦所縻，欲求四十九日闲，岂可复得耶”，强调“养炼”之事须有闲方可实行，其中既含有因谪居无事而得“厚自养炼”的意外良机，表现了苏轼的幽默感，又暗透出对“谪居无事”的不满和对已往仕宦经历的厌倦。
第三段是对秦观寄示诗文的称许和对秦观提出“宜多著书”的建议。用“超然胜绝，亹亹焉来逼人”形容秦观的诗文，是对其诗文超凡脱俗境界和感人艺术力量的高度评价。虽然秦观屡试未第，为谋政治与生活出路，自不得不应举而求禄仕，但“应举不可必”，而著书既符合当时试进士重策论的时尚，又可传之后世，故劝其“多著书”，并特别标举寄来的文章中“论兵及盗贼等数篇”均为“卓然有可用之实者”，即识见超卓，切合实际需要者。
第四段由秦观谈到彼此相熟的几位友人的近况。其中提到为程公辟的儿子履中写哀词一事时，特别表明自己自从因“乌台诗案”获罪以来，“不复作文字”，而且自我约束颇严。这其中有因文字得祸之后忧谗畏讥之情，更有对自己刚直倔强个性难以改变的自我认识。
五、六两段主要是转写自己在黄州如何过穷日子的方法。无论是挂钱屋梁按日支取，还是其他具体办法，都越出方法的范畴，升华为一种乐观自信的人生态度。有此态度，才能达到“胸中都无一事”的人生境界和心灵境界。末段是对彼此相熟的几位朋友情况的问候，并托秦观转交信给李之仪。恍见作者悄然灯前，纸短情长，一时情景如画。
不得不提的是，本文的文笔极为自由洒脱、亲切自然，充满了浓郁的人情味和生活气息，显现出苏轼特有的幽默风趣。这在后一部分内容中更有淋漓尽致的表现。
后人评论
黄震《黄氏日钞》卷六二曰：“《与秦太虚书》说在黄州挂钱梁上，日用百五十钱之法，武昌山水佳绝，食物多贱、人情相与之乐，善处困者也。”
答张文潜书
轼顿首①文潜县丞张君足下。久别思仰②。到京公私纷然，未暇奉书。忽辱手教，且审起居佳胜，至慰！至慰！惠示文编③，三复感叹。甚矣，君之似子由④也。子由之文实胜仆，而世俗不知，乃以为不如。其为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为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作《黄楼赋》，乃稍自振厉，若欲以警发愦愦⑤者。而或者便谓仆代作，此尤可笑。是殆见吾善者机也。
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实出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⑥。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⑦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近见章子厚⑧言，先帝晚年甚患文字之陋⑨，欲稍变取士法，特未暇耳。议者欲稍复诗赋，立《春秋》学官，甚美。仆老矣，使后生犹得见古人之大全者，正赖黄鲁直⑩、秦少游、晁无咎、陈履常与君等数人耳。
如闻君作太学博士，愿益勉之。“德如毛，民鲜克举之。我仪图之，爱莫助之。”此外，千万善爱。偶饮卯酒{11}，醉。来人求书，不能缕{12}。
【注】
①顿首：书简中表致敬的习用语。②思仰：思念仰慕。③文编：指诗文稿。④子由：苏轼之弟苏辙，字子由，北宋散文家。⑤警发愦（kuì溃）愦者：使糊涂人醒悟奋发。警发，警醒。愦愦，糊涂。⑥好（hào耗）使人同己：喜欢要别人写的东西与自己的一样。⑦颜渊：春秋时鲁国人，名回，字子渊。⑧章子厚：章惇（dūn敦），字子厚，北宋建州蒲城（今属福建）人。⑨患文字之陋：忧虑文风衰敝。⑩黄鲁直：黄庭坚，北宋诗人、书法家。{11}卯酒：清晨饮酒。{12}（1uó罗）缕：指语言委曲详尽而条理细密。
张文潜，名耒，北宋诗人。“苏门四学士”之一，曾任太常少卿。元丰八年（1085）哲宗赵煦即位，时方十岁，由高太后执政，召回苏轼担任起居舍人。这封信便是同年到京后所写，信中对当时文坛作了评论，指出当时文风“衰”的原因，并对张耒等人寄予厚望。
第一段赞张之文风似其弟子由。然后着重谈了子由文风，“其文如其为人”，“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有“秀杰之气”，即气势磅礴，天然无饰，意味醇厚，吟咏不尽，有超拔伟杰之气。并举出《黄楼赋》的例子，说明其风格多变，并谦虚总结为“子由之文实胜仆”。这一段中，作者特别强调说“文如其人”，作文要有自己的风格，如此才能避免文风之衰，为第二段埋下伏笔。
第二段主要指出今日文风衰退的原因在于王安石“好使人同己”。王安石与苏轼两人政治观点不一，其为文观点也不一样。王安石在推行新政时，主张让别人写出与自己相同的文章。王安石强调“同己”，苏轼主张“文如其人”，强调“不同”；只有“不同”才能多姿多彩，才能出现“古人之大全”，摆脱今日“文字之衰”。为了加强论证，特举出孔圣人均“不能使人同”，以弟子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予以反证。又以土地之美在于“不同于所生”，如果强行“同”则只能在盐碱地上“弥望皆黄茅白苇”。正反论证，更加严谨有力。又以“先帝晚年甚患文字之陋”想改变取士之法，而未得时日，进一步强调了“不同”的当务之急。
而后，以黄庭坚、秦观、晁补之、陈师道、张耒等数人为例，具体说明“古人之大全者”，这些人虽同属“苏门六君子”，但文风各异，成就灿然。黄庭坚诗风奇险，开创江西诗派；秦观词含蓄缠绵，是婉约词派的代表；晁补之诗词散文清丽可人，别具一格；陈师道是江西诗派代表作家之一；而张耒诗文风格则接近苏辙。再一次强调“文如其人”，反对“使人同己”，反对千人一面，认为只有有所“不同”才符合文学发展的规律。
第三段主要是表明写信目的，“愿益勉之”，勉励张耒任太学博士后为振扬文风而努力，也回应了本文文题。
本文结构严谨，论证透彻，如行云流水，滔滔不绝。全文围绕反对“使人同己”，主张“文如其人”的主旨而展开。第一段以叙为主，谈“文如其人”，善形象譬喻，旁征博引。第二段以论为主，反对“使人同己”，书典语典，化用活脱，从正面、反面、侧面，多方面论证“同己”的危害性，进一步说明“不同”的必要性、重要性。第三段归至文题，鼓励张文潜为扭转颓衰文风而努力，层层推进，首尾照应。
后人评论
释惠洪：“以其理通，故其文涣然如水之质，漫衍浩荡，而其波亦自然而成文。盖非语言文字也，皆理故也。”（《石门题跋》卷二）
答谢民师①书
近奉违，亟辱问讯，具审起居佳胜，感慰深矣。轼受性刚简，学迂材下，坐废累年，不敢复齿缙绅。自还海北②，见平生亲旧，惘然如隔世人，况与左右无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数赐见临，倾盖如故，幸甚过望，不可言也。
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
扬雄③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谓雕虫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类也。而独悔于赋，何哉？终身雕篆，而独变其音节，便谓之经，可乎？屈原作《离骚经》，盖《风》《雅》之再变者，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可以其似赋而谓之雕虫乎？使贾谊见孔子，升堂有馀矣；而乃以赋鄙之，至与司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众。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因论文偶及之耳。
欧阳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纷纷多言，岂能有益于左右，愧悚不已。
所须惠力法雨堂④两字，轼本不善作大字，强作终不佳；又舟中局迫难写，未能如教。然轼方过临江，当往游焉。或僧有所欲记录，当为作数句留院中，慰左右念亲之意。今日至峡山寺，少留即去。愈远，惟万万以时自爱。
【注】
①谢民师：谢举廉，字民师。②自还海北：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作者由海南遇赦北归还京。③扬雄：西汉辞赋家。④惠力法雨堂：指清江县惠力寺法雨堂。
《答谢民师书》写于宋元符三年（1100），当时谢民师在广东做官，遇到苏轼北归，他“袖书及旧作遮谒”，得到苏轼的称赞，彼此结交为友。于是苏轼在分别后写了此信，信中称赞谢的文章“如行云流水”，流畅自然，没有丝毫的勉强和赘言，实际上也借此表达了苏轼自己对写作的体会，借此提倡自然而清新的写作要求，即使在今天，这种“自然美”的作文的提法依旧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信的开头从两人的交情说起，“轼受性刚简，学迂材下”，自谦说自己秉性刚直，贬谪多年，已经不敢忝居士大夫之列了。如今见到自己的故友谢民师，自是十分欣喜。“数赐见临，倾盖如故，幸甚过望，不可言也”，两人过去交往并不多，但是承蒙谢多次关切，感激不尽。这些话看起来是“例行公文”，实际在不露声色中暗含深意。自谦更是对自己刚直不阿的自矜，多年不见，流露出的是多年贬谪生涯的不堪回首。这个开头，将此时苏轼的历经磨难重真情的人生感触写得非常贴切，更为下文的展开奠定基础。
接着，苏轼就谢民师的来信及文章谈自己对文学创作的见解。他先称赞谢的文章“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具有高度的自然美。可以看出，他所赞赏的谢的文风正是自己致力推崇的文章风貌。如何才能达到“行云流水”的高度呢？他引了孔子两句著名的论文名言作为自己的论点，并加以创造性的阐释与发挥。“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即说话作文要有文采。又说要“辞达”，要“了然于心”，并使“了然于心”的客观事物“了然于口与手”，即通过生动形象的语言与文字将其成功地表现出来。他认为这才是真正的“辞达”，才是“笔力曲折无不尽意”“得心应手”的辞达。“了然于心”与“了然于口与手”，实际上包含了创作者对客观事物的深入观察、体验、认识与艺术把握，并将这种艺术把握化为鲜明的艺术形象的创作过程。这样的辞达，自然是创作中难以企及的高境界，因此作者最后总结说：“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短短一段话，极富创造性地对传统的“辞达”说作了发挥，将其提高到艺术创作规律的高度。
接下来一段，就扬雄的创作和有关言论发表自己的见解，从批评反面现象与意见中进一步阐述“辞达”的艺术标准。先一针见血地指出“扬雄好为艰深之词，以文浅易之说”，评价这只是雕虫篆刻的文章末技；并认为他追摹《易经》《论语》而作的《太玄》《法言》便是雕虫篆刻的典型。并以屈原的《离骚》为例，说明扬雄虽然后来有所改进，但并不能改变其单纯模仿、雕虫篆刻、以艰深文浅陋的实质。最后感慨说：“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因论文偶及之耳。”一句不经意的感慨，将谢看做自己的知己之意暴露无遗。
最后，针对自己的论述，籍着欧阳修之口，提出来自己的主张——“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即真正的“辞达”之文，深入浅出，方能够传之广远。结尾是对谢为慧力寺求字一事的答复。
这封书信，秉承苏轼一向的精练概括、轻松灵妙的风格，可以说，这本身便是“行云流水，初无定质”风格的完美体现，更是“辞达”的高级样本。既给人以思想上的启迪，又能够给人以美好的享受。
后人评论
陈献章：“此书大抵论文，曰‘行云流水’数语，此长公文字本色。”
喜雨亭记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则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禾①，以名其书；汉武得鼎②，以名其年；叔孙胜敌③，以名其子。其喜之大小不齐，其示不忘一也。
余至扶风④之明年，始治官舍。为亭于堂之北，而凿池其南。引流种树，以为休息之所。是岁之春，雨麦⑤于岐山之阳，其占为有年。既而弥月⑥不雨，民方以为忧。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与庆于庭，商贾相与歌于市，农夫相与抃⑦于野。忧者以喜，病者以愈，而吾亭适成。
于是举酒于亭上以属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则无麦。”“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则无禾。”“无麦无禾，岁且荐饥⑧。狱讼繁兴而盗贼滋炽，则吾与二三子虽欲优游以乐于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遗斯民，始旱而赐之以雨，使吾与二三子得相与优游而乐于此亭者，皆雨之赐也，其又可忘耶？”
既以名亭，又从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为襦⑨；使天而雨玉，饥者不得以为粟。一雨三日，繄⑩谁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归之天子，天子曰不然；归之造物，造物不自以为功；归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注】
①周公得禾：周公是西周初期的政治家。成王之弟得到一株两苗合生一穗的谷子，认为是吉祥物，献给成王，成王转送周公，周公因作《嘉禾》，已佚。②汉武得鼎：公元前117年，汾阴发现宝鼎，次年改年号为元鼎。③叔孙胜敌：春秋时鲁大夫叔孙得臣击败狄军，获其首领侨如，因名其子为侨如。④扶风：汉代郡名，此指凤翔府。今陕西宝鸡市东，苏轼时任凤翔府签书判官。⑤雨（yù玉）麦：下麦子雨。因龙卷风把地面的麦子卷入空中，故会出现这种现象。⑥弥月：整整一个月。⑦抃（biàn变）：鼓掌，表示喜乐。⑧荐饥：连年饥荒。荐，屡次，重复。⑨襦：短衣。⑩繄（yī衣）：多用于句首，无实义，相当于“惟”。
苏轼于嘉祐六年（1061）任凤翔府签书判官，第二年修建此亭，恰逢喜降春雨，于是命名为“喜雨亭”以“志喜”。文章从该亭命名的缘由写起，记述建亭经过，表达人们久旱逢雨时的喜悦心情，反映了作者对儒家重农、重民的仁政思想的认同。
全文围绕着“雨”这个中心，层层展开，结构严谨，层次清楚，语言流畅，句法灵活，笔法多变，在记叙中有议论、有抒情，充分体现了苏轼散文如行云流水且变化莫测的风格。
全文共分四段。第一段是总写。“亭以雨名，志喜也。”用雨来给亭命名，是为了表示喜雨的感情。文章开始即点明了用“雨”命名的缘由，与“喜”字紧密联系在一起。作者援引了历史上的三件事作铺垫，说明“古者有喜则以名物”，古人常常采用喜事来命名，以纪念喜事。一是相传周成王的同母弟唐叔得一异禾，献给了成王。成王将禾转送了周公。周公于是作了《嘉禾》一篇。二是汉武帝在汾水上得一宝鼎，于是改年号为元鼎元年。三是鲁文公十一年，北狄鄋瞒国伐鲁，叔孙得臣抗敌获胜，并俘获了国君侨如，于是特将自己的儿子命名为侨如。
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作者所举之人都是帝王将相，所举之事都是关涉国家安危的大事，作者把喜雨亭命名的事与之等量齐观，正表现了他对春雨的极大喜悦和极度重视。三个例子就是三个排比句，借助这种句法，使文意说理透彻、论证严密。
可以说，作者紧扣一个“雨”字，一个“喜”字。在不到五百字的文章中，“雨”字出现了15次，有两次作动词使用，“喜”“乐”共出现6次。通篇都贯穿着为雨而喜的喜气洋洋的气氛。
第二段是从屡降春雨写官吏、商贾、农夫的喜悦心情。第三段是借亭上宴饮，从国计民生方面抒写喜雨之情。“其又可忘耶”一句点出以喜雨名亭的缘故。第四段用“既以名亭，又从而歌之”承上启下，以歌作结，歌词包括下雨的功用和归功于谁两个方面的内容。在九百多年前的封建社会，作者能摆脱古代的迷信和天子主宰一切的束缚，以唯物的观点来解释自然现象，是难能可贵的。
这篇文章善于立意，巧于布局，很有特色。在官府之内修建亭子，作为官吏们“休息之所”，本与老百姓毫无关系；但作者却把它写得与百姓“忧”“喜”相关，表现了作者关心民生疾苦，与百姓同忧患、共欢乐的思想感情。
此外，本文表现出了作者丰富的想象力。文中从古人说到今人，从人间说到天上，从农夫说到官吏、商贾、忧者、病者以至太守、天子、造物、太空，从衣食问题说到狱讼繁兴、盗贼滋盛，思想何等开阔，联想何等丰富！
后人评论
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只就喜、雨、亭三字，分写，合写，倒写，顺写，虚写，实写，即小见大，以无化有，意思愈出而不穷，笔态轻举而荡漾，可谓极才人之雅致矣。”
凌虚台记
国①于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饮食与山接也。四方之山，莫高于终南②；而都邑之丽③山者，莫近于扶风。以至近求最高，其势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尝知有山焉。虽非事之所以损益，而物理有不当然者，此凌虚之所为筑也。
方其未筑也，太守陈公杖履④逍遥于其下。见山之出于林木之上者，累累如人之旅行于墙外而见其髻⑤也。曰：“是必有异。”使工凿其前为方池，以其土筑台，高出于屋之檐而止。然后人之至于其上者，恍然不知台之高，而以为山之踊跃奋迅⑥而出也。公曰：“是宜名凌虚。”以告其从事⑦苏轼，而求文以为记。
轼复于公曰：“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⑧，狐虺⑨之所窜伏；方是时，岂知有凌虚台邪？废兴成毁，相寻于无穷，则台之复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尝试与公登台而望：其东则秦穆之祈年、橐泉⑩也，其南则汉武之长杨、五柞{11}，而其北则隋之仁寿、唐之九成也{12}。计其一时之盛，宏杰诡{13}丽，坚固而不可动者，岂特{14}百倍于台而已哉！然而数世之后，欲求其仿佛，而破瓦颓垣，无复存者，既已化为禾黍、荆棘、丘墟、陇亩矣，而况于此台欤？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则过矣。盖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
既已言于公，退而为之记。
【注】
①国：本来指州或者府，此处作动词用，意思是建立都城。②终南：山名，亦名南山，在西安市南。③丽：附着，靠近。④杖履：持杖着履外出游玩。⑤髻：古时男女都留发，把头发绾在头顶上，叫做髻。⑥奋迅：本来是形容鸟飞或者兽跑迅疾的气势，此处指山形突然隆起。⑦从事：汉以后的官名，宋代已废除，此处指下属。⑧翳：遮蔽，覆盖。⑨虺（huǐ悔）：毒蛇。⑩祈年、橐（tuó托）泉：秦时修建的两个宫殿的名称。{11}长杨、五柞（zuò作）：汉朝二宫名。长杨本秦旧宫，至汉代又加以修饰。{12}仁寿：隋代宫名。九成：唐朝时改仁寿宫为九成宫。{13}诡：怪异。{14}岂特：哪里只是。
扶风太守陈某为登高眺远建筑了一座土台，并请苏轼为他写了这篇记文。文中在记叙土台修建的经过时，联系到古往今来的废兴成毁的历史，感叹人事万物的变化无常，指出不能稍有所得就“夸世而自足”，而应该去探求真正可以永久依靠的东西。这种毫不满足、勇于探求的精神，反映了苏轼思想中对生活积极乐观和对理想执着追求的一面。与当时一些士大夫的消极颓废、吊古伤今的思想相比，更显得可贵。
第一段交代撰写本文的缘起。顾名思义，以“凌虚”名台，无非是强调此台之极高，高到可升高空，即凌空。作者说：“世上万物都在不断变化中，包括生命也不例外。比如说这个凌虚台，在建筑之前，这里是一片废墟，凌虚台周围曾经有好多比凌虚台气派几百倍、几千倍的亭台楼阁，现在都成了废墟。所以，这个凌虚台将来也会是一片废墟。”写到这里话题一转，“有些人也是一样，现在以为自己有些权势，就可以左右别人，其实，这个社会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交代写作本文缘起的角度看，行文至此，似应有些话，而作者却没有说，尚需要继续探析，才知原委。
接着叙写建筑凌虚台的经过。太守陈公拄杖着履，悠闲地游览于山下，见到附近高出于林木的山峦、重重叠叠，仿佛人在墙外行走，墙内只能看到发髻一样，便说：“此地必有奇异之处。”于是派工匠在山前开凿一个方池，用挖出的土夯成一座高台，但因土方极有限，台子仅高出屋檐就停止加高了。陈公把这座高台起名“凌虚台”，还把这番意思告诉从事苏轼，请他写一篇记文。
陈太守放着终南山四季的奇景不观，而要以土筑台眺望近处的山。这在苏轼看来，似乎是多此一举。再者，高台既然筑成，也就算了，竟然还起名叫“凌虚”，凌虚者，升入高空也，凌空也。一方池的土怎能夯出“凌虚”的高台？显然是夸大其辞了。苏轼对此更是不以为然。遗憾的是，太守并未就此罢手，而是还要委托苏轼写一篇记叙文字，纪念这桩风流雅事。由此可以看出，苏轼作此文的心态，一方面是凌虚台本身确乎没有什么可记的，另一方是太守交给自己的任务，不好推辞，可谓是矛盾不已。
第三段主要围绕凌虚台抒发感慨，发表议论。既然凌虚台没有什么可写的，那就打破时空的限制，开始天马行空。苏轼遥想，从前此处是荒草野地，被霜露覆盖，狐狸、毒蛇出没其间，那时哪里知晓会有今天的凌虚台呢！于是从过去的废毁，论到今日的兴成，最终得出“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的论点，这是有哲理内涵和哲理高度的观点，也是全段感慨的核心、议论的关键。接着，又引出“废兴成毁相寻于无穷”的结论。意思是由兴到废，再由废到兴，周而复始，交互回环，永无穷尽。这个结论在前文的立论基础上更深入一步，合情合理。
行至此处，不得不钦佩作者巧妙的构思，弃眼前之物，从虚处下笔。既不违背太守的意思，又展示出自己横溢的才华。作者能由一方土台，联想到古今废兴成毁的历史，这既不同于凭借“宏杰瑰丽”的建筑来耀世的世俗之见，也有别于黄老逃避现实的虚无思想，体现出苏轼积极追求“世有足恃者”的理想和对生活的热爱，难能可贵。
后人评论
当代有学者评本文说：“议论文字虽占全文一半略强，仅为二百二十余字，却张弛有度，收放自如，跌宕起伏，抑扬顿挫，极尽纵横捭阖之能事，是最不受文章程式化约束的散文佳作。”
石钟山记
《水经》云：“彭蠡之口有石钟山焉①。”郦元②以为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是说也，人常疑之。今以钟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至唐李渤始访其遗踪，得双石于潭上，扣而聆之，南声函胡，北音清越③，枹④止响腾，馀韵徐歇。自以为得之矣。然是说也，余尤疑之。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独以钟名，何哉？
元丰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齐安舟行适临汝，而长子迈将赴饶之德兴尉⑤，送之至湖口，因得观所谓石钟者。寺僧使小童持斧，于乱石间择其一二，扣之，硿硿焉。余固笑而不信也。至暮夜月明，独与迈乘小舟至绝壁下。大石侧立千尺，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鹘⑥，闻人声亦惊起，磔磔云霄间；又有若老人咳且笑于山谷中者，或曰此鹳鹤也。余方心动欲还，而大声发于水上，噌吰⑦如钟鼓不绝，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则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浅深，微波入焉，涵澹⑧澎湃而为此也。舟回至两山间，将入港口，有大石当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窍，与风水相吞吐，有窾坎⑨镗鞳之声，与向之噌吰者相应，如乐作焉。因笑谓迈曰：“汝识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无射⑩也；窾坎镗鞳者，魏献子{11}之歌钟也。古之人不余欺也！”
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郦元之所见闻，殆与余同，而言之不详；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传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击而求之，自以为得其实。余是以记之，盖叹郦元之简，而笑李渤之陋也。
【注】
①《水经》：一部记载水道的书，据说是汉代的桑钦撰写的。彭蠡：即鄱阳湖。石钟山在湖北端，属湖口县。②郦元：即郦道元，地理学家，著《水经注》。③函胡：含糊，模糊。清越：清彻激扬。④枹（fǔ扶）：鼓槌。⑤齐安：指黄州。临汝：今河南临汝。德兴：今江西德兴，当时属饶州。⑥鹘（hú胡）：一种猛禽。磔（zhé哲）磔：鹘鸣声。⑦噌吰（chēnghóng撑洪）：洪大沉重的钟声。⑧涵澹：水动荡的样子。⑨窾（kuǎn款）坎：击物声。镗鞳（tāngtà汤塔）：钟鼓声。⑩无射（yì亦）：古代十二律之一。{11}魏献子：春秋时魏国大夫。
石钟山在今天的江西湖口鄱阳湖东岸，奇险秀丽，风景如画。本文作于元丰七年（1084）六月，当时苏轼正由黄州团练副使调任汝州团练副使。此时作者经历了被人弹劾下狱而后获释的波波折折，一则将要北上履新，一则在送子赴任途中，心中的畅快之意，自是不言而喻。
《石钟山记》的结构不同于一般的记游性散文，它不是先记游，然后议论，而是先议论，由议论带出记叙，最后又以议论作结。作者以“疑—察—结论”三个步骤展开全文。全文首尾呼应，逻辑严密，浑然一体，以石钟山得名由来作为线索。先“疑”，后“探”，再“断”，最后是“叹”。文章结构严谨，脉胳清楚，记叙、写景、议论紧密结合，是宋人游记常用的写作方法。本文的特点是记叙内容容量大而条理分明，写景奇特，真切动人，而通过对石钟山命名的探索，阐明了“臆断”有害于人们对事物的正确认识，“臆断”的方式又是多么谬误和浅陋可笑。这种议论，确能给人以启发。
第一段主要叙述关于“石钟山”命名由来的两种说法，然后分别提出质疑，为下文作者亲临其境进行探究提供了依据。这也为文章的第二段中作者所见的两处声源——石穴罅和大石当中流作铺垫，从而发出“古之人不余欺也”的慨叹。
接着写作者亲临石钟山和探究石钟山得名原因的经过，作者在这段里生动细致地叙写了亲自探究过程中的所见所闻，对“石钟山”命名的原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寺僧使小童持斧扣石，作者对此种验证方法仍是“笑而不信”。待实地考察，才能得出真相。
最后，作者回扣前文“笑李渤之陋”，抒发自己探访后的感想——凡事须亲历而不可主观臆断，并点明了作者写作本文的目的。此处可以分为三层。第一层，“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这句话，语气强烈，以反问的方式表示充分肯定的意思，点明了全篇的主旨，是作者探明石钟山得名由来后所得出的结论、所总结的事理，是作者的心得。第二层分析世人不能准确知道石钟山得名由来的原因，“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第三层分承上面所说的两个方面，点明写这篇游记的目的。“叹郦元之简”是肯定郦道元的观点，而又叹其太简略。
《石钟山记》贵在由名质实，实地考察，表明了苏轼不泥古而崇实的精神。全文由思而行，由感而发，夹叙夹议，记叙、描写、议论、抒情环环相扣，浑然一体。文章不虚耗笔墨，不为写景而写景，而是结合记叙，即事明理，深入浅出地议论，能给人以深刻的启示。至于写景，作者又紧紧抓住景物的特色，作气氛的点染，写出自己的感受，如写暮夜乘舟探绝壁一段，绘形绘声，情景事例，描写十分细腻，丝丝入扣而毫无旁骛，这些至今仍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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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克庄《坡公石钟山记》：“坡公此记，议论，天下名言也；笔力，天下之至文也。”
张君①墨宝堂记
世人之所共嗜②者，美饮食，华衣服，好声色而已。有人焉，自以为高而笑之，弹琴奕棋，蓄古法书图画。客至，出而夸观之，自以为至矣。则又有笑之者曰：“古之人所以自表见于后世者，以有言语文章也，是恶足好？”而豪杰之士，又相与笑之，以为士当以功名闻于世，若乃施之空言，而不见于行事，此不得已者之所为也。而其所谓功名者，自知效一官，等而上之，至于伊、吕、稷、契③之所营，刘、项、汤、武④之所争，极矣。而或者犹未免乎笑，曰：“是区区者曾何足言，而许由⑤辞之以为难，孔丘知之以为博。”由此言之，世之相笑，岂有既乎？
士方志于其所欲得，虽小物，有弃躯忘亲而驰之者。故有好书而不得其法，则椎心呕血几死而仅存，至于剖冢斫棺而求之⑥。是岂声、色、臭、味足以移人哉。方其乐之也，虽其口，不能自言，而况他人乎？人特以己之不好，笑人之好，则过矣。
毗陵⑦人张君希元，家世好书，所蓄古今人遗迹至多，尽刻诸石，筑室而藏之，属余为记。余，蜀人也。蜀之谚曰：“学书者纸费，学医者人费。”此言虽小，可以喻大。世有好功名者，以其未试之学，而骤出之于政，其费人岂特医者之比乎？今张君以兼人之能，而位不称其才，优游终岁，无所役其心智，则以书自娱。然以余观之，君岂久闲者，蓄极而通，必将大发之于政。君知政之费人也甚于医，则愿以余之所言者为鉴。
【注】
①张君：张次山，字希元，苏轼友人。②嗜：爱好，喜好。③伊、吕、稷、契：指政治上建立了卓越功勋的古代高官。④刘、项、汤、武：指建立了卓越霸业的古代帝王。⑤许由：上古高士，相传曾拒绝尧的禅让逃入山中。⑥“故有”三句：事见唐人韦续所撰《墨薮》：“魏仲繇见蔡邕笔法于韦诞，自槌三日，胸尽青，因呕血。魏世祖以五灵丹救之得活。繇求之，不与。及诞死，繇令人盗掘其墓而得之。”斫，砍。⑦毗陵：治所在今天的江苏常州。
墨宝堂，系北宋毗陵（今江苏常州市）人张希元珍藏古书法墨迹的地方。熙宁五年（1072）苏轼任杭州通判时，应张希元之请作《墨宝堂记》。文章从批评世人以己之所好而骄人、笑人的陋习，层层演进，引出对张希元爱好书法却怀才不遇寄予同情，并相信他会以自己的才能在仕途上发挥经世济民的作用，表现了苏轼积极用世的人生观。全文共分三段。
第一段一上来就阔发议论。紧紧围绕着一个“笑”字生发开去，描述了世人的种种偏见与短识。琴棋书画爱好者们嘲笑那些喜好声色的平庸之辈，但他们自己又被喜好文章的人嘲笑；而喜好功名的人对好文者同样不以为然，认为他们的文章不过是些酸腐“空言”而已；而这些追求功名的人们，即使能够像刘、项、汤、武一样掌管天下，但是他们竟依然不免被人嘲笑。为何？在大隐士许由和大圣人孔子看来，这些功名不过都是过眼烟云，不值一提。最后以“世之相笑，岂有既乎”为结，说明世间人们的相互嘲笑已经成为规律，没完没了，无始无终。对这些嘲笑统统给予了否定。
第二段紧承第一段对收藏者的痴情、痴态、痴行进行了进一步的延展和刻画。他们为书画“弃躯忘亲”，心无旁骛，专心致志；他们为书画“椎心呕血”，可以抛弃一切，甚至生命；他们为书画“剖冢斫棺”，可谓不择手段，用尽心思。但是作者苏轼理解他们，说人世间人们所看重的声色享乐都不足以吸引他们，转移他们的志趣。他们在书画中所得到的精神享受是连他们自己都无以言表的，其他人就更无法理解他们内心的那份痴情了。作者强调，不理解并不能成为嘲笑他们的理由，更不能成为否定他们的根据。他总结说：“人特以己之不好，笑人之好，则过矣。”这不仅批评了那些嘲笑琴棋书画爱好者的人们，更将所有的同类嘲笑给予了归纳否定，依然用“笑”字串连，与上文呼应，文气贯通一气。
从“毗陵人”到“属余为记”为第三段的开端，介绍作记的缘起。本来这里应该详细地记述、描绘张希元如何爱好书画典籍，珍藏了什么，规模如何。但是作者仅寥寥数笔，便戛然而止。张希元“家世好书”，其风可追；“所蓄古今人之遗迹至多”，多善可陈；“尽刻诸石，筑室而藏之”，精神之嘉，可予彰表。苏轼以“蜀人”“蜀言”为转接承续，引出对人生道路设计、从业选择的看法。
谚语“学书者纸费，学医者人费”的意思是：学习书法绘画的人，会耗费很多的纸张笔墨；从医的人初始阶段会耗费很多人的性命和健康。为什么？庸医误人。谚语虽非名人名言，但是因为其在民间口头传播，有很大影响力。
文末，苏轼特别郑重地谆谆告诫张希元：“君知政之费人也甚于医，则愿以余之所言者为鉴。”那么苏轼到底希望不希望张希元从政呢？文章并没有明确道出，只是提出了期望和警示——从政非同藏书等个人爱好，关乎芸芸众生的生死祸福，因而需要如履薄冰、小心翼翼。
表面上看，苏轼对行业、职业的评价不甚明确，观点有些含糊，但这恰恰是对张君明确的提醒，是苏轼的高明之处。因为从政到底好还是不好，因人而异，关键是个人能否把握掌控问题。提出原则，而不给具体结论，其实是最好的答案。
本文以“记”的本色而论，不拘成法，如行云流水，本应该写人、写堂，而本篇文章表面看从头到尾全是议论声；但是细品之下，却是无一字不是写人、写堂，无一字不是记其所应记。文章借对世人嘲笑的议论，记述了建堂所遇到的压力、阻挠和困难；借对堂主苦恼劝解的议论，记述了堂主为收藏付出的种种代价、牺牲和精神压力。可谓是层次清晰，节奏鲜明，句句写堂，句句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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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慎《三苏文范》卷十四：“此记全学韩文。韩文公序高闲上人，而称张旭之神于书；苏文忠公记宝墨堂，而引钟繇之溺于书；皆含讽刺意。”
超然台记
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糟啜醨①，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
夫所为求福而辞祸者，以福可喜而祸可悲也。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谓求祸而辞福。夫求祸而辞福，岂人之情也哉？物有以盖②之矣。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挟其高大以临我，则我常眩乱反复，如隙中之观斗，又焉知胜负之所在？是以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可不大哀乎！
余自钱塘移守胶西③，释舟楫之安，而服车马之劳；去雕墙之美，而蔽采椽④之居；背湖山之观，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岁比不登⑤，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而斋厨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余之不乐也。处之期年，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余既乐其风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余之拙也。
于是治其园囿，洁其庭宇，伐安邱、高密之木，以修补破败，为苟完之计。而园之北，因城以为台者旧矣，稍葺而新之。时相与登览，放意肆志焉。南望马耳、常山⑥，出没隐见，若近若远，庶几有隐君子乎？而其东则卢山，秦人卢敖⑦之所从遁也。西望穆陵，隐然如城郭，师尚父、齐桓公之遗烈，犹有存者。北俯潍水，慨然太息，思淮阴之功，而吊其不终。台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温。雨雪之朝，风月之夕，余未尝不在，客未尝不从。撷园疏，取池鱼，酿秫酒⑧，瀹脱粟而食之⑨。曰：乐哉游乎！
方是时，余弟子由适在济南，闻而赋之，且名其台曰“超然”，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
【注】
①（bù不）糟啜醨（lí离）：吃美食，喝美酒。，吃。糟，酒糟。醨，薄酒。②盖：蒙蔽。③胶西：汉置胶西郡，宋为密州。今山东高密。④采椽：从山中采来椽木。比喻不加修饰，粗糙朴实。⑤岁比不登：连年收成都不好。⑥马耳、常山：都是山名，在密州以南。⑦卢敖：秦博士，传说隐于卢山，修道成仙。⑧秫（shū熟）酒：高粱酒。⑨瀹（yuè月）：煮。脱粟：指糙米。
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苏轼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为新党所不容，由杭州通判改任密州太守。熙宁八年（1075），密州政局初定，他便开始治园圃，洁庭宇，把园圃北面的一个旧台修葺一新。他的弟弟苏辙给这个台取名叫“超然”。故此，苏轼写了这篇《超然台记》。
本文意在说明，超然物外，就可以无往而不乐，即把一切事物都置之度外，无所希冀，无所追求，与世无争，随遇而安，就不会有什么烦恼，能成为一个知足常乐的人。这是用庄子“万物齐一”的观点来自我麻醉，以旷达超然的思想来自我安慰。管它什么祸福，什么美丑，什么善恶，什么得失，通通都一样。自己屡遭贬谪，每况愈下，也就不足挂齿，可以逆来顺受，无往而不乐了。
第一段，从正面论述超然物外的快乐。“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玮丽者也。”一切物品都有可以满足人们欲望的作用，假如有这种作用，都可以使人得到快乐，不一定非要是怪奇、伟丽的东西。实际上并非如此，物有美丑、善恶之分，爱憎自有不同，人各有所求，其选择也不能一样，所以很难“皆有可乐”。苏轼是以“游于物外”的超然思想看待事物，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落笔便暗写“超然”，直接提出“乐”字为主线，然后举例加以证明。“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是说物各有用，都可以满足欲求，给人快乐。推而广之，人便可以随遇而安，无处不快乐了。四个“皆”字使文意紧密相连，语势畅达，浑然一体。
第二段是从反面论述不超然物外必会悲哀的道理。求福辞祸是人之常情，因为福可以使人高兴，祸会令人悲伤。但是，如果人不能超然物外，任随欲望发展，必然陷入“游于物内”的泥潭。物有尽时，很难满足无止境的欲求。而且事物往往被某些现象掩盖着本来的面目，美丑不一，善恶难分，祸福难辨，取舍难定。事物的假象常常令人头昏目眩，什么也看不清楚，不超然物外，就会盲目乱撞，结果必然招来灾祸，造成灭顶的悲哀。
最后一段叙述移守胶西，生活初安，治园修台，游而得乐的情景。先是描写移守胶西，其中用了三个对偶句，组成排比句组，语调抑扬起伏，气势充沛，使杭、密两地形成鲜明对比，说明了苏轼舍安就劳、去美就简的遭遇。这既是纪实，也是以忧托喜的伏笔。其次是“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而斋厨索然，日食杞菊”，是写初到胶西后年成不好，政局动乱，生活艰苦。再次写忧，以见喜之可贵，乐之无穷。“处之期年，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意外的变化带来无限喜悦。“余既乐其风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余之拙也”，自己爱上了胶西，百姓也爱戴太守。官民相爱，必然官民同乐。由苦变乐，真是无往而不乐。最后是修台游乐。先交代台的位置、旧观和修缮情况，利旧成新，不劳民伤财，含有与民同乐之意。后写台“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温”，流露出无比喜爱的感情。再写登台四望，触目感怀，见景生情，浮想联翩，所表现的感情十分复杂。时而怀念超然物外的隐君子，时而仰慕功臣建树的业绩，时而为不得善终的良将鸣不平。这正表现了作者想超然物外，而实际上又很难完全超然处之的矛盾心情：有怀念，有仰慕，有不平。
本文的最大特点是用“乐”字贯串全文，先写超然物外，就无往而不乐，不超然物外，则必悲哀，正面写乐，反面写悲，悲是乐的反面，终不离乐字。再写初到胶西之忧，初安之乐，治园修台，登览游乐。以游去衬托乐，愈显出更加可喜可乐。以乐开头，以乐结尾，全文处处现乐。
后人评论
赖山阳《纂评唐宋八大家文读本》卷七：“铺叙宏丽，有韵有调，读之万遍不厌。”
放鹤亭记
熙宁十年秋，彭城大水，云龙山人张君①之草堂，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迁于故居之东，东山之麓。升高而望，得异境焉，作亭于其上。彭城之山，冈岭四合，隐然如大环。独缺其西十二②，而山人之亭适当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际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风雨晦明之间，俯仰百变。山人有二鹤，甚驯而善飞。旦则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纵其所如，或立于陂田③，或翔于云表；暮则傃④东山而归。故名之曰“放鹤亭”。
郡守苏轼，时从宾佐僚吏往见山人，饮酒于斯亭而乐之。揖山人⑤而告之曰：“子知隐居之乐乎？虽南面之君⑥，未可与易也。《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诗》曰：‘鹤鸣于九皋⑦，声闻于天。’盖其为物，清远闲放，超然于尘埃之外，故《易》《诗》以比贤人君子。隐德之士，狎⑧而玩之，宜若有益而无损者；然卫懿公好鹤，则亡其国。周公作《酒诰》，卫武公作《抑戒》⑨，以为荒惑败乱无若酒者，而刘伶、阮籍⑩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后世。嗟夫！南面之君，虽清远闲放如鹤者，犹不得好，好之则亡其国；而山林遁世之士，虽荒惑败乱如酒者，犹不能为害，而况于鹤乎？由此观之，其为乐未可以同日而语也。”山人欣然而笑曰：“有是哉？”乃作放鹤、招鹤之歌，曰：
鹤飞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览兮，择所适。翻然敛翼，宛将集兮，忽何所见，矫然而复击{11}。独终日于涧谷之间兮，啄苍苔而履白石。
鹤归来兮，东山之阴。其下有人兮，黄冠草履，葛衣而鼓琴{12}。躬耕而食兮，其馀以汝饱。归来归来兮，西山不可以久留。元丰元年十一月初八日。
【注】
①张君：张师厚，字天骥，居住在云龙山，号称云龙山人。②十二：指山如圆环而缺其西部的十分之二。③陂（bēi杯）田：水池周围的稻田。陂，水边。④傃（sù素）：向。⑤揖山人：向张天骥作揖敬礼。⑥南面之君：指帝王。⑦九皋：深曲的水泽淤地。⑧狎（xiá侠）：亲近而态度不庄重。此处指与鹤过分亲密。⑨《抑戒》：《诗·大雅》中的一篇。⑩刘伶、阮籍：皆属西晋“竹林七贤”，好饮酒，实借酒以免卷入官场，故说：“全其真”。{11}矫然而复击：奋飞而冲向高空。{12}“黄冠”句：写山中隐士的装扮，戴着黄帽，穿着草鞋，披着葛布衣服，弹奏乐曲。
《放鹤亭记》是苏轼的小品文代表作，写于熙宁十年至元丰六年（1077—1083），千百年来，盛读不衰。时苏轼在徐州做知州，他有个朋友名叫张天骥，别号云龙山人，在彭城（今江苏铜城县）建了一座亭，亭中养有二鹤，早上放出去，晚上又会飞回来。苏轼常与朋友在亭中饮酒赏玩，因有所悟，故作了一篇《放鹤亭记》。文章记亭述鹤，借酒发感，叙议结合，亦文亦歌，抒发了个人清闲放旷、超脱尘俗的隐居之乐。
文章第一自然段先记叙建亭名亭的经过，在简单交待了建亭的原因、时间、地点之后，作者对亭四周的环境和四季景色的变幻作了浓墨重彩的描绘：“春夏之交，草木际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风雨晦明之间，俯仰百变。”春夏之交，草木连天，长势茂盛，翠绿迷人；秋冬之际，白雪皑皑，浩月朗朗，满目生辉。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不管是天阴还是天晴，山亭景色随时变幻而多姿多彩。这是山亭景色的“俯仰百变”之奇。
仙鹤伴山人，山人居仙境，好一幅清幽超逸的隐居安乐图，所以亭也命名为“放鹤亭”。全段叙事，由亭到境，由境到鹤，最后又归于亭——点出亭台，名为记亭，依次铺展，重点却在摹写异境和介绍山人好鹤；而异境仙鹤，山亭山人，却又暗含天机，为下文议论发感张本。全程叙述头绪纷繁而错落有致。
第二段议鹤说酒，妙用对比而主旨显豁，借题发挥而情理兼备。“饮酒于斯亭而乐之”，作者触物感兴，由此情此景联想到文史典故，借题发挥，生发议论。而后，从“饮酒斯亭”引出纵酒来陪衬烘托，反反复复，曲折迂回，越来越鲜明地揭示中心：“嗟夫！南面之君，虽清远闲放如鹤者，犹不得好，好之则亡其国；而山林遁世之士，虽荒惑败乱如酒者，犹不能为害，而况于鹤乎？”这段文字，对比加反问，类比加递进，把文章主旨推进一层。
第三段叙述隐者和南面王在生活情趣上迥然不同。倘若是帝王，那么爱鹤也会招来祸害；但作为一个隐士，就是纵酒也不要紧，反而可以逍遥自在，过放逸的生活。最后还别具匠心地安排了结尾“歌以咏志”一节。一为放鹤之歌，一为招鹤之歌。
最后的咏志之歌作用有两个。一是关涉前文，歌以抒情。由亭而鹤，由酒而歌，前后勾联，浑然一体，“歌”决不是画蛇添足，而是“文”势之歌，水到渠成，理所当然。二是歌以言志，突显主旨。放鹤之歌歌人鹤，招鹤之歌歌鹤人。借山人呼唤仙鹤归来，表达了作者向往隐逸、醉心山林的浓郁情怀。两首歌不管是招鹤还是放鹤，不管是歌人还是歌鹤，实际上，人鹤一体，鹤是人的精神化身。
这篇文章妙在气势纵横，议论深刻，却轻描淡写，自然清畅，完全是作者性情的流露。可谓是一篇情理兼备，文采斐然的小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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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德潜：“插入饮酒一段，见人君不可留意于物，而隐士之居，不妨轻世肆志，此南面之君未易隐居之乐也。中间‘而况于鹤乎’一句，玲珑跳脱，宾主分明，极行文之能事。”（《唐宋八大家文读本》）
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节叶具焉。自蜩腹蛇蚹①以至于剑拔十寻者，生而有之也。今画者乃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岂复有竹乎！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与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识其所以然。夫既心识其所以然而不能然②者，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不学之过也。故凡有见于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视了然而临事忽焉丧之，岂独竹乎？子由为《墨竹赋》以遗③与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养生者取之；轮扁，斫轮者也，而读书者与之。今夫夫子之托于斯竹也，而予以为有道者，则非耶？”子由未尝画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岂独得其意，并得其法。
与可画竹，初不自贵重，四方之人持缣④素而请者，足相蹑于其门。与可厌之，投诸地而骂曰：“吾将以为袜材。”士大夫传之，以为口实。及与可自洋州还，而余为徐州。与可以书遗余曰：“近语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袜材当萃于子矣。”书尾复写一诗，其略云：“拟将一段鹅溪绢，扫取寒梢万尺长。”予谓与可：“竹长万尺，当用绢二百五十匹，知公倦于笔砚，愿得此绢而已。”与可无以答，则曰：“吾言妄矣，世岂有万尺竹也哉？”余因而实之，答其诗曰：“世间亦有千寻竹，月落庭空影许长。”与可笑曰：“苏子辩矣，然二百五十匹，吾将买田而归老焉。”因以所画《筼筜谷偃竹》遗予，曰：“此竹数尺耳，而有万尺之势。”筼筜谷在洋州，与可尝令予作《洋州三十咏》，《筼筜谷》其一也。予诗云：“汉川修竹贱如蓬，斤斧何曾赦箨龙⑤。料得清贫馋太守，渭滨千亩在胸中。”与可是日与其妻游谷中，烧笋晚食，发函得诗，失笑喷饭满案。
元丰二年正月二十日，与可没于陈州。是岁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书画，见此竹，废卷而哭失声⑥。昔曹孟德《祭桥公文》，有“车过”“腹痛”之语。而予亦载与可畴昔戏笑之言者，以见与可于予亲厚无间如此也。
【注】
①蜩（tiáo条）腹蛇蚹（fù付）：形穹竹笋外面包着的一层层的外壳。②然：这样。③遗（wèi畏）：赠送。④缣：双丝织成的细绢，可供书画用。⑤箨（tuò拓）龙：竹笋。箨，原指竹外面的一层层的皮。⑥失声：因悲痛过度而哽咽，哭不出声来。
文与可是北宋仁宗时期的一位著名画家，他姓文，名同，字与可，四川省梓潼县人。他是苏轼的表弟，曾任洋州（今陕西洋县）知州。他特别擅长画竹子，有“墨竹大师”之称。“胸有成竹”这个成语就是起源于他的一句“我只不过把心中的竹子画出来罢了。”
本文作于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到熙宁十年（1077）间，不仅仅是一篇绘画题记，更是一篇纪念文章，是表现对于一位诗人而兼书画家的朋友、亲戚的追怀、悼念，因此打破了一般绘画题记的常规写法。不以叙述画家作画的过程，交代收藏者的得画经历为重点，而是强调了文与可高明的画论、高超的画技和高尚的画品，表达了作者与其的友谊之深，情感之厚。
文与可主张画竹之前，必须先对于竹子有深入细致的观察了解，再经过反复的酝酿、构思，心目当中隐然形成成熟的完整的竹子形象，然后研墨伸纸作画，手不停挥，一气呵成，一幅画竹便创作出来了。这篇文章一开始也就从介绍文同对于画竹的艺术见解落笔。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节叶具焉，自蜩腹蛇蚹以至于剑拔十寻者，生而有之也。”这几句是就实际生活中的竹子来说的，指出竹子从发出寸把长的幼芽开始，就具备了竹节和竹叶，经过竹笋阶段，最后成为几丈高的竹子，其竹节和竹叶都是在开始生长时就有了。反映出竹子作为一个整体而形成、发展的，不是按不同部位而个别出现的。
现实的竹子是如此，在反映现实的绘画中所要表现的竹子理所当然地也应是如此，也就是要注意竹子的完整形象。然而，一般作画的人却不懂得这个道理。“今画者乃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岂复有竹乎！”一节一节地添加，—叶一叶地堆叠，是指当时流行的先用细笔钩勒，然后逐层上色的竹子画法。这种画法，依靠添枝加叶的方式而拼凑成竹子，当然显得支离破碎。“岂复有竹乎！”就是说没有完整的竹子形象。
文章劈头这一段议论，提出十分精彩的画竹主张。人所共知的“胸有成竹”的著名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接下来，作者笔锋一转，“与可之教予如此”点明被追怀、悼念的人是文同。由“并得其法”引出文章的第二段，叙写作者与文与可关于画竹的书信、诗歌往来的故事，进而高度评价文同的画品、画德，并且归到《筼筜谷偃竹》的题目上来。
这一段简短的描述，十分形象、生动，刻画了文与可豁达、爽朗的思想性格，也表现了苏轼同他的亲密关系，但更重要的还是突出了他的品德。作知州而“清贫”，以竹笋为食，是写其廉洁，携妻子游山，自备晚炊，是写其旷放，而“渭滨千亩在胸中”，则又照应前面的“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的议论，以诙谐的笔调，通过文与可的趣人趣事、雅人雅事，写出他的画竹理论和主张。
最后一段交代文章的写作缘由，作为全篇的结束。其中，苏轼用“昔曹孟德《祭桥公文》有‘车过’‘腹痛’之语。而予亦载与可畴昔戏笑之言者，以见与可于予亲厚无间如此也”这个典故，来说明他在这篇文章中记述当年与文与可的“戏笑之言”，也为了显示他们之间的“亲厚无间”，那么，作者对逝者的追怀之深切、悼念之沉痛也就充分表现出来了。
通观整篇结构，极为自然、流畅。从竹的本性写起，到最后才点出对亡友的思念并以此作结，充分体现了“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的特点。前半部分侧重于说理，后半部分侧重于叙事，全文是以画竹线索来组织安排材料的。语言也很朴素自然，叙述往事，娓娓如道家常；抒发感情又都出自肺腑，无矫揉造作之态，真实动人。在记叙人物语言的时候，仅仅三言两语，就表现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十分生动。整篇文章生活气息浓厚，感情色彩强烈，以曝画而引起睹物思人，忆旧伤怀之情，表达了作者对亡友的悼念之情。
后人评论
张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八：“坡公为文，随手写出，触处天机。盖是心手相得之候，无意成之而文愈佳也。”
潮州韩文公庙碑
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是皆有以参天地之化，关盛衰之运。其生也有自来，其逝也有所为。故申、吕自岳降①，傅说②为列星。古今所传，不可诬也。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③。”是气也，寓于寻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间。卒然遇之，则王公失其贵，晋、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贲、育失其勇，仪、秦失其辨④。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者矣！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此理之常，无足怪者。
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历唐贞观、开元之盛，辅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⑤。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⑥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⑦，忠犯人主之怒⑧，而勇夺三军之帅⑨。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
盖尝论天人之辨，以谓人无所不至，惟天不容伪。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鱼⑩；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妇之心。故公之精诚，能开衡山之云{11}，而不能回宪宗之惑；能驯鳄鱼之暴{12}，而不能弭皇甫镈、李逢吉之谤{13}；能信于南海之民，庙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于朝廷之上：盖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
始潮人未知学，公命进士赵德为之师，自是潮之士，皆笃于文行，延及齐民，至于今，号称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饮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祷焉。而庙在刺史公堂之后，民以出入为艰。前太守欲请诸朝作新庙，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14}王君涤来守是邦，凡所以养士治民者，一以公为师。民既悦服，则出令曰：“愿新公庙者听。”民欢趋之，卜地于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庙成。
或曰：“公去国万里而谪于潮，不能一岁而归，没而有知，岂不眷恋于潮也审矣！”轼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无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独信之深，思之至，焄蒿凄怆{15}，若或见之。譬如凿井得泉，而曰水专在是，岂理也哉！”
元丰七年，诏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韩文公之庙”。潮人请书其事于石，因作诗以遗之，使歌以祀公。其词曰：
公昔骑龙白云乡，手抉云汉分天章{16}，天孙{17}为织云锦裳。飘然乘风来帝旁，下与浊世扫秕糠，西游咸池略扶桑{18}。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参翱翔，汗流籍湜{19}走且僵。灭没倒影不能望，作书诋佛讥君王，要观南海窥衡湘。历舜九疑吊英皇，祝融先驱海若{20}藏，约束蛟鳄如驱羊。钧天{21}无人帝悲伤，讴吟下招遣巫阳，犦牲鸡卜羞我觞{22}。于粲{23}荔丹与蕉黄，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披发下大荒。
【注】
①申、吕：申伯，吕侯，周朝大臣。岳降：指他们是四岳所降生。②傅说（yuè悦）：商朝大臣。传说死后化为星宿。③浩然之气：即正气，刚正至大的气概。④良、平：张良、陈平，西汉谋臣。贲（bēn奔）、育：孟贲、夏育，古代武士。仪、秦：张仪、苏秦，战国辩士。⑤房、杜：房玄龄、杜如晦，贞观年间贤相。姚、宋：姚崇、宋璟，开元年间贤相。⑥八代：东汉、魏、晋、宋、齐、梁、陈、隋。此时骈文盛行，文风衰败。⑦道济天下之溺：谓提倡儒家之道，使天下人不受佛教、道教之害。济，拯救。⑧忠犯人主之怒：唐宪宗迎佛骨入宫，韩愈直谏，几被处死，经大臣营救，贬潮州刺史。⑨勇夺三军之帅：唐穆宗时，镇州兵变，韩愈奉命前去宣抚，说服叛军首领归顺朝廷。⑩豚（tún屯）鱼：猪和鱼，比喻微贱之物。{11}开衡山之云：韩愈赴潮州中途，谒衡岳庙，因诚心祝祷，天气由阴晦转睛。{12}驯鳄鱼之暴：韩愈在潮州作文驱赶鳄鱼。{13}皇甫镈（bó博）、李逢吉：均当时宰相。{14}朝散郎：五品文官。{15}凄怆：祭祀时引起的感情。{16}云汉：天河。天章：文采。{17}天孙：织女星。{18}咸池：神话中太阳沐浴的地方。扶桑：神木名。{19}籍湜：张籍、皇甫湜，均韩愈学生，其古文的成就远不及师，因此说“不能望”。{20}海若：海神。{21}钧天：天之中央。{22}犦（bó博）牲：牦牛。鸡卜：用鸡骨卜卦。{23}于粲：颜色鲜亮明丽。
这篇文章是苏轼于六祐七年（1092）三月，接受了潮州知州王涤的请求，替潮州重新修建的韩愈庙所撰写的碑文。碑文高度颂扬了韩愈的道德、文章和政绩，并具体描述了潮州人民对韩愈的崇敬怀念之情。碑文写得感情澎湃，气势磅礴，被人誉为“宋人集中无此文字，直然凌越四百年，迫文公（按指韩愈）而上之”。
开头两句蓄足了气势，“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劈空而来，突兀高亢，豪迈警策，为下文论述浩然之气作了充分的铺垫。作者并没有急于说出具体是谁能具有如此崇高的威望和如此深远的影响，而是继续泛论这种伟人的作用，能“参天地之化，关盛衰之运”。接着又举出“申侯、吕侯是岳神降生，傅说死后变为列星”的古代传说来说明这类伟人降生到这世上来是有目的的，从这世上逝去后也能有所作为。于是，文章顺势引出孟子的名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并说明这种气无所不在，“寓于寻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间”。并不吝笔墨，连用三组排比句，从所遇对象的反应、此气存在的条件和此气存在的方式这三个方面来具体予以描述、评论。
第二段转入评述其道德文章，采用欲扬先抑的手法。碑文先强调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当时文风日下，内容空虚，陈言泛滥。一直到贞元、元和之际，“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用“谈笑”“麾之”“靡然”等词语来强调韩愈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号召力之强、声势之大，使前文的低迷文风为之一振。接着连用四个排比分句：“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一个分句一个方面，从文、道、忠、勇四个方面来盛赞韩愈的道德文章和为人行事。这几句话概括力极强，气势充畅，成为整个碑文最警策的名句而流传千古、脍炙人口。至此，读者才能充分理解，原来碑文首段所放笔泛写的浩然正气，实际上是句句都在描写韩愈。由此可见此文立意的精巧，独具匠心。
第三段完全转换角度，另起炉灶，从论“天人之辨”入手。归纳韩愈的一生是凡属天意者，都能取得成功；凡属人为者，几乎全遭失败。所以得出“盖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者，人也”的结论。这样论说，不仅能与上文论述浩然之气的话完全吻合，不致矛盾，而且主要是突出和强调韩愈受到贬滴、遭遇诽谤、不能安身于朝廷，全是人为的结果，也即是君昏臣奸的黑暗政治所造成的。因此，碑文这样写，不仅是为了歌颂韩愈的忠诚和正直，也寄寓着作者对韩愈在政治上屡遭陷害打击的无比愤懑。
碑文第四段重点描写韩愈在潮州的政绩以及潮州人民对韩愈的崇敬和怀念之情。由于韩愈在潮州期间重视兴办教育事业，故“潮之士，皆笃于文行，延及齐民”；由于韩愈在潮州期间重视水利、根除民患，故“潮人之事公也，饮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祷焉”。说明韩愈的政绩和民间影响之深远，极具说服力和感染力。
行文至此，作者意犹未尽，为了进一步抒写自己对于韩愈的高度崇敬之情，在碑文最后又创作了一首热情洋溢的诗歌。诗中想象韩愈是天仙下凡，是“下与浊世扫秕糠”的；他的诗歌成就极高，可以“追逐李杜参翱翔”；他忠诚耿直，敢于“作书诋佛讥君王”；他感动上苍，“祝融先驱海若藏，约束蛟鳄如驱羊”。这种浪漫的想象，既再一次高度赞扬了韩愈的业绩，天人共鉴，韩愈的精神，感天动地，从而表现一位古文运动完成者对于古文运动开拓者的十分虔敬的心情，又紧密呼应碑文首段对于浩然正气的描述、评论，文心之深细严密，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这篇碑文将议论、描述、引征、对话、诗歌等熔铸于一炉，高论卓识，雄健奔放，骈散兼施，文情并茂。正如黄震在《三苏文范》中所称赞的：“《韩文公庙碑》，非东坡不能为此，非韩公不足以当此，千古奇观也。”
后人评论
王世贞：“此碑自始至末，无一懈怠，佳言格论，层见迭出，如太牢之悦口，夜明之夺目，苏文古今所推，此尤其最得意者。”（《御选唐宋文醇》）
乞校正陆贽奏议进御札子
臣等猥以空疏，备员讲读①。圣明天纵，学问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无穷，心欲言而口不逮②。以此自愧，莫知所为。窃谓人臣之纳忠，譬如医者之用药：药虽进于医手，方多传于古人；若已经效于世间，不必皆从于已出。
伏见唐宰相陆贽③，才本王佐，学为帝师。论深切于事情，言不离于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则过，辨如贾谊而术不疏。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时。德宗以苛刻为能，而贽谏之以忠厚；德宗以猜忌为术，而贽劝之以推诚；德宗好用兵，而贽以消兵为先；德宗好聚财，而贽以散财为急。至于用人听言之法，治边御将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过以应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④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数。可谓进苦口之药石，针害身之膏肓。使德宗尽用其言，则贞观可得而复。
臣等每退自西阁，即私相告，以陛下圣明，必喜贽议论。但使圣贤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时。昔冯唐论颇、牧之贤⑤，则汉文为之太息⑥；魏相条晁、董之对⑦，则孝宣以致中兴。若陛下能自得师，则莫若近取诸贽。夫六经三史、诸子百家，非无可观，皆足为治；但圣言幽远，末学支离，譬如山海之崇深，难以一二而推择。如贽之论，开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实治乱之龟鉴⑧。
臣等欲取其奏议，稍加校正，缮写进呈。愿陛下置之坐隅，如见贽面；反复熟读，如与贽言。必能发圣性之高明，成治功于岁月。臣等不胜区区之意，取进止⑨。
【注】
①备员：凑数。讲读：指侍讲、侍读，官名。②逮（dài待）：到，及。③陆贽（zhì志）：任翰林学士、宰相，后受谗被贬，著有《翰苑集》，亦名《陆宣公奏议》。④名器：《左传》：“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意即赏赐不可滥。⑤颇：廉颇。牧：李牧。均为战国时名将。⑥太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⑦晁：晁错。董：董仲舒。两人均为西汉时思想家。⑧龟鉴：借鉴。因古代用龟甲占卜，根据火烤龟甲后的裂纹形状决定凶吉。⑨取进止：听候决定的意思。
陆贽是唐德宗时的进士，所作奏议多切中时弊，为世人所称赞借鉴。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苏轼从被贬谪的黄州被皇帝召回京城，担任翰林学士，后调礼部尚书。当时朝政弊端甚多，然无人提出，于是苏轼便与同僚共同上书，希望哲宗能够校正陆贽的奏议，作为治国安邦的“龟鉴”。札子，是宋代官员上朝议事的依托，非表非状者一律称为札子。
全文共分为三个段落。第一段是引言，作者首先提出了君主纳谏好比是病人用药的道理，“窃谓人臣之纳忠，譬如医者之用药”，接着论述好的药剂则“多传于古人”。这就很形象地说明自己搬出陆贽的原因，也含蓄表达了时弊多积，需要及时用药。这一段既是对下文的开启，也是对全篇的铺垫。
第二段中，作者首先赞扬了陆贽过人的才华和能力。“才本王佐，学为帝师”总起一句，高度概括，而后分别从政治、军事以及经济等具体方面回顾了陆贽对唐德宗的良谏。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借古喻今的手法，因为唐德宗事情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十分相似，所以苏轼搬出陆贽的建议，不如说是想借助陆贽之口向哲宗提出自己的建议。“谓进苦口之药石，针害身之膏肓。使德宗尽用其言，则贞观可得而复。”这一句中，作者的良苦用心体现得尤为明显。
第三段中，为了使自己的意思表达更加明确，苏轼举出了汉文帝和汉宣帝的例子。“昔冯唐论颇、牧之贤，则汉文为之太息”，表明了汉文帝对良才的渴慕之情，以至于为之而“太息”；“魏相条晁、董之对，则孝宣以致中兴”，则是用晁错和董仲舒的这两位贤才衬托汉宣帝的励精图治。暗喻宋哲宗应该向文帝和宣帝学习，以消除当时的积弊，使天下长治久安。作者的一片忧国忧民苦心，由此可见一斑。
本文最大的特点就是含蓄的写法，尽管忧心如焚，但是一直到最后，都只是含蓄启发，未有片言只语的冒犯之词，这也正是苏轼构文的高超之处。
后人评论
王文濡：“文以道与学并重，而譬喻入妙，如白香山诗，能令老妪都解。”（《评校音注古文辞类纂》卷三十二）
范文正公①集叙
庆历三年，轼始总角②入乡校③，士有自京师来者，以鲁人石守道④所作《庆历圣德诗》示乡先生。轼从旁窥观，则能诵习其词，问先生以所颂十一人⑤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轼曰：“此天人也耶？则不敢知；若亦人耳，何为其不可？”先生奇轼言，尽以告之。且曰：“韩、范、富、欧阳，此四人者，人杰也。”时虽未尽了，则已私识之矣。嘉佑二年，始举进士至京师，则范公殁。既葬而墓碑出，读之至流涕，曰：“吾得其为人，盖十有五年而不一见其面，岂非命也欤？”
是岁登第，始见知于欧阳公，因公以识韩、富，皆以国士⑥待轼，曰：“恨子不识范文正公。”其后三年，过许，始识公之仲子今丞相尧夫。又六年，始见其叔彝叟京师。又十一年，遂与其季德孺同僚于徐。皆一见如旧，且以公遗稿见属为叙。又十三年，乃克为之。
呜呼！公之功德，盖不待文而显，其文亦不待叙而传。然不敢辞者，自以八岁知敬爱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杰者，皆得从之游，而公独不识，以为平生之恨。若获挂名其文字中，以自托于门下士之末，岂非畴昔之愿也哉！
古之君子，如伊尹⑦、太公、管仲、乐毅之流，其王霸之略，皆定于畎亩⑧中，非仕而后学者也。淮阴侯见高帝于汉中，论刘、项短长，画取三秦⑨，如指诸掌。及佐帝定天下，汉中之言，无一不酬者。诸葛孔明卧草庐中，与先主论曹操、孙权，规取刘璋，因蜀之资，以争天下，终身不易其言。此岂口传耳受，尝试为之，而侥幸其或成者哉。
公在天圣中，居太夫人忧⑩，则已有忧天下致太平之意，故为万言书以遗宰相，天下传诵。至用为将{11}，擢为执政{12}，考其平生所为，无出此书者{13}。今其集二十卷，为诗赋二百六十八，为文一百六十五。其于仁义礼乐，忠信孝弟，盖如饥渴之于饮食，欲须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热，如水之湿，盖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虽弄翰戏语，率然而作，必归于此。故天下信其诚，争师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发于口者也。又曰：“我战则克，祭则受福。”非能战也，德之见于怒者也。元佑四年四月十一日。
【注】
①范文正公：范仲淹，字希文。北宋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谥文正，世称范文正公。②总角：指童年。儿童将头发梳成左右两条小辫，称总角。③乡校：古代地方学校。④石守道：石介，字守道。⑤十一人：十一人是杜衍、章德象、晏殊、贾昌朝、范仲淹、富弼、韩琦几人同时执政，欧阳修、余靖、王素、蔡襄几人均为谏官。⑥国士：一国之中的杰出人才。⑦伊尹：商初大臣，名伊，尹是官名，帮助商汤攻灭夏桀。⑧畎（quǎn犬）亩中：耕于田间。即隐居。⑨画取三秦：秦亡以后，项羽三分关中，封降将章邯为雍王，司马欣为塞王，董翳为翟王，合称三秦。后指今陕西一带。⑩居太夫人忧：范仲淹为母亲服丧期。{11}至用为将：康定三年范仲淹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庆历二年改任陕西四路经略安抚招讨使。{12}擢为执政：庆历三年春范仲淹任枢密副使，秋改任参知政事。{13}无出此书者：没有背离万言书宗旨的行为。
本文作于元祐四年（1089）四月十一日，时苏轼自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改任杭州知州，即将离京。这篇序言，如叙家常一般，歌颂了范仲淹的功德，表达了自己对范仲淹的倾慕之情。苏轼的十余篇序言中，本文是写得最具特色、最动感情的一篇，因此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全文可以分为五段。前两段表现作者对一代名臣良将范仲淹的景仰和终身不曾谋面的憾恨。庆历三年（1043），当时作者八岁，在地方小学就读。苏轼从乡师口中得知被赞颂的11人中便有范仲淹。47年前的一事，作者记忆仍历历如昨，可见范仲淹在苏轼的幼小心灵中的印象之深。于是作者便从这件小事作为切入点，回忆自己当年“从旁窥观”及当时所说的关于“天人”与“人”的话，表达自己对前贤的无限仰慕、深切缅怀和诚挚的追悼。
小事叙完后，文章以时间先后为序，以作者生平不见范公为感情线索，依次铺叙下去：嘉祐二年在京师，读范公墓碑至于“流涕”，以为“十有五年而不一见其面”是命运使然；后四人杰中得识其三，但已不识范公为憾；“其后三年”始识范公仲子；“又六年”始见其三子；“又十一年”与范公幼子同僚；“又十三年”完成为范公遗稿作序的工作。这一连串的事情，作者逐一分述，连时间都清晰无比，可谓是不厌其烦，如数家珍。
这段文字看起来平铺直叙，显得单调板滞，其实正反映出作者内心的深沉感情，每每波澜起伏。因为每述一件事，对作者都是一次温馨的回忆，都是一次心向往之。
本文的后半部分，主要是赞颂范公的功德文章，分作三步展开。第一步，用表强烈语气的感叹词“呜呼”领起，提出范公的功德是客观存在，“不待文而显”；范公的文章也摆在那儿，“不待叙而传”，即自己为之写序也不会彰显范公文章，只是“畴昔之愿”而已。
第二步赞颂范公功德，列举古之君子相比附。先总说伊尹、太公、管仲、乐毅四位先贤，因为他们可作为一类人，都是“王霸之略”“定于畎亩”“非仕而后学”的人。后分述韩信和诸葛亮二位先贤，加以类比。这样有总写，也有分述，使章法富于变化，叙事更显活脱。援引的六位古人的事例，都与范公的事功相比照，凸显了范公生平所建的卓越事功。
第三步，先言早在“天圣中”，范公便有“忧天下致太平之意”，以应范公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然后据范公的“万言书”发意，谈个人阅读以后的感受：“其于仁义礼乐，忠信孝悌，盖如饥渴之于饮食，欲须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热，如水之湿，盖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虽弄翰戏语，率然而作，必归于此。”这种感受是切身的、深刻的，是本文中具有实质性内容的精华所在，是范仲淹文章的重点。
综上所述，本文布局章法堪称精妙，叙事写人流畅自然，饱含作者苏轼对范仲淹的怀念和景仰之情。
后人评论
张伯行：“上半篇叙景慕之情，中言公规模先定，末乃言其文集底蕴，要分段落看。”（《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八）
日喻
生而眇者①不识日，问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状如铜盘。”扣盘而得其声，他日闻钟，以为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烛。”扪烛而得其形。他日揣籥②，以为日也。日之与钟、龠亦远矣，而眇者不知其异，以其未尝见而求之人也。
道之难见也甚于日，而人之未达也无异于眇。达者告之，虽有巧譬善导，亦无以过于盘与烛也。自盘而之钟，自烛而之籥，转而相③之，岂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见而名之，或莫之见而意之，皆求道之过也。
然则道卒不可求欤？苏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谓致？孙武④曰：“善战者致⑤人，不致于人。”子夏⑥曰：“百工居肆⑦，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南方多没人⑧，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没矣。夫没者岂苟然哉？必将有得于水之道者。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问于没人，而求其所以没，以其言试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学而务求道，皆北方之学没者也。
昔者以声律取士，士杂学而不志于道；今世以经术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务学。渤海吴君彦律⑨，有志于学者也，方求举于礼部，作《日喻》以告之。
【注】
①眇（miǎo秒）：本指瞎一只眼，此指全瞎。②揣籥（yuè月）：揣，摸索。籥，一种乐器。③相：察看。④孙武：春秋时齐国军事家，著有《孙子兵法》十三篇。⑤致：招致，调动。⑥子夏：孔子弟子，名卜商。⑦肆：手工作坊。⑧没人：能潜泳者。⑨吴君彦律：即吴琯，字彦律。
《日喻》的“喻”是比喻的意思，借用形象生动的事物进行比喻说理，是议论中常见的一种论证方法。本文以一个盲人识日的生动事例来作比喻，说明要亲自观察，不要以耳代目，才能获得完整的知识。没有直接观察，道听途说，对事物不可能得到正确的认识。
文章一开头就叙述故事，但故事中的人物、时间、地点，都不明确，仅仅是一则作为论据的“寓言”。但因其描写生动，故而显得具体实在，说服力极强。从比喻导入正题，指出“道之难见也甚于日”，即抽象的“道”比有形的日更难捉摸。告诫人们任何知识都来源于感性经验，如果撇开感性经验而单靠间接经验，就像瞎子那样“未尝见而求之人也”，那么势必会“转而相之”，混淆这一事物与他事物的各种属性，加以臆测、杜撰，闹出“闻钟以为日”“扪烛以为日”的笑话，那就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了。
然后，进一步阐明盲人识日的道理：因辗转“相之”，谬之千里，结果闹出笑话。非常形象地说明自己缺乏实践经验，无切身感受，只从别人那里转述第二手材料，就不可避免地得出盲目的结论。作者指出：“道之难见也甚于日，而人之未达也无异于眇。”如果单凭“达者告之”，“虽有巧譬善导，亦无以过于盘与烛也”。
然而单有感性经验还不够，还得亲自实践，多次探索，方能掌握道；作者认为“道可致而不可求”。那么“致”与“求”有什么区别呢？作者引古人语对“致”作了解释：“孙武曰：‘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这里的“致”就是一种“循序渐进”，平时积学，自然得“道”的意思，学习到一定程度，则道自致。譬如军队能够掌握主动权，可进则进，可退则退，待时机成熟就行出击，这样才能获胜；若牵“求”胜利，就成了“致于人”了，就会失败。求道也是如此，如果经过平时不断的实践，而不是急于求成，那么道是可致的。
作者连续运用两个寓言说明认识过程的两个阶段，丝丝入扣，环环相接，使寓言的主旨和理念更趋深入和加强。最后一段联系实际并交代为文的目的。“昔者以声律取士，士杂学而不志于道”；相反，“今世以经术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务学”。经术本来就是载道的，所以“士知求道而不务学”，他们不知道“道”是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要想真正理解“道”，不能单靠读几本经书，应该杂学旁收，既不能忽略感性经验，又要经过长期的摸索思考，以渐进于道。这里，作者是针对王安石以经术取士而发的。
这篇文章语言十分流畅亲切，没有板起面孔说教的味道。但是在轻松、风趣的后面又俨然存在着郑重严肃。当然，最精彩的还是那几个丰富多彩而又恰当准确的比喻。全篇文章一共用了四个比喻，一头一尾，盲人不认识太阳和北方人学潜水是两个明显的、由作者直接创造的比喻，形象性很强，一眼就看得出。中间两个，则是借用古人现成的、比较隐晦的、间接的比喻。一个是引用孙武的话，用作战来说明人应该掌握主动；另一个是借用子夏的“百工居肆”的比喻来说明“道”与“学”的关系。这两个好像是引经据典，其实是利用古人现成的材料为自己服务。这就看出作者的笔触灵活，功力深厚。
后人评论
《御选唐宋文醇》卷三十八云：“宋自王安石始以经术取士，一时求仕者皆改其妃青媲白，而谈道德仁义；及致之于用，则茫然失据，亦与妃青媲白无二焉，此苏轼《日喻》所以作也。”
稼说①送张琥②
盍尝③观于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馀。其田美而多，则可以更休④，而地力得全⑤。其食足而有馀，则种之常不后时⑥，而敛之⑦常及其熟⑧。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秕⑨而多实，久藏而不腐。
今吾十口之家，而共百亩之田⑩，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锄耰铚艾{11}，相寻于其上者如鱼鳞，而地力竭矣。种之常不及时，而敛之常不待其熟，此岂能复有美稼哉？
古之人，其才非有以大过今之人也，其平居所以自养而不敢轻用，以待其成者，闵闵{12}焉如婴儿之望长也。弱者养之以至于刚，虚者养之以至于充。三十而后仕，五十而后爵，信于久屈之中，而用于至足之后。流于既溢之馀，而发于持满之末。此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吾少也有志于学，不幸而早得与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谓不早也。
吾今虽欲自以为不足，而众已妄{13}推之矣。呜呼！吾子其去此而务学也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14}，吾告子止于此矣。
子归过京师而问焉，有曰辙，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语之。
【注】
①说：古代一种文体，有的如论文，有的如杂文。②张琥：字子严，常德人，苏轼好友。③盍（hé合）尝：何曾。④更休：轮流更作，使土地得以休整。⑤地力得全：土地的生产能力得以保护。⑥不后时：不误时令。⑦敛之：收庄稼。⑧及其熟：等到粮食成熟。⑨秕（bǐ比）：即子实不饱满。⑩百亩之田：指苏轼贬黄州生计无着，由友人帮助申请了一块荒芜的旧营田，他躬耕其中，除草开荒，春种秋收。{11}锄耰（yōu优）铚（zhì至）艾（yì义）：指平整土地、下种、锄草、收割等。耰，古代农具，形如榔头，用来平整土地。铚，古代一种短小的镰刀，用以收割。艾，通“刈”，收获。{12}闵闵：小心的样子。{13}妄：虚妄，不实。{14}博观而约取：广泛阅览而谨慎采纳。厚积而薄发：多积累而少显露。
本文是苏轼送和他一起考取进士的友人张琥的一篇赠别小品文，是作者贬谪在黄州时候所作。题目虽然为《稼说》，但庄稼之事，只是作者导入评论的道具而已。文章中心是谈论治学之道，主旨是提倡“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这种科学的治学之道。
“盍尝观于富人之稼乎？”开篇一句反问，引出了两段关于种庄稼的议论。起篇后，作者从两方面阐述“富人之稼”，这便是“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馀”。然后又从这两方面分别引申开去，说明这两种情况产生的结果，得出的结论是：“富人之稼常美，少秕而多实，久藏而不腐。”从这段看，文字平淡无奇，道理也颇浅显，使人似乎不清楚作者为文的底蕴所在。
第二段，作者又写了自己十口之家种田的情况，“种之常不及时，而敛之常不待其熟”，这样种庄稼当然不会有好收成。此段与上段的情况形成对比，意思深入了一层，但令人仍不明了其本意何在，难道作者仅仅是要说种庄稼这个尽人皆知的道理吗？当然不是。
第三段，作者笔锋一转，写道：“古之人，其才非有以大过今之人也。……此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原来作者前两段都是在设喻，以物喻人。此段则由物及人，说明人的才智在于积累，通过古人治学的情况，说明“信于久屈之中，而用于至足之后。流于既溢之馀，而发于持满之末”。这是全篇主旨之所在，也是作者苦心设喻之后而所要点明的道理。
第四段则由古人说到自己，“虽欲自以为不足，而众已妄推之矣”。这当然是不利于学业长进的，故应“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进一步阐发了上段提出来的论点：才智在于积累。“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这两句如奇峰突起，振聋发聩，使文章达到高潮。其中，“厚积而薄发”一语源自《战国策·秦策》中的“积薄而为厚，聚少而为多”，自此以后成为千古名句，至今仍作为成语而经常被人们引用。
最后一段，作者告诉张琥：你回去路过汴梁的时候，问问有没有个名苏辙字子由的人，他是我的弟弟，请把这个道理也告诉他。这种结尾亲切自然而又别具一格，看似轻松平淡的闲笔，如作家常之语，其实在表明自己所说的道理是发于内心的肺腑之言，更增加了文章的说服力和感染力。闲笔不闲，寓意可谓深远。
本文全篇结构严谨，讲究谋篇布局。仔细品读不难发现，第二段与第一段反向递进，第四段与第三段反向递进，而第三段与第一段呼应契合，第四段又与第二段承接相扣。每段中又运用排比句分层推进，形成连环扣式的结构，层次多而不乱，条分缕析，脉络分明。分析本文，我们甚至能据其内容画出一张线条清晰的结构图来，可以说是清晰隽永，娓娓道来。
后人评论
谢枋得云：“首截托物发端，以稼喻人才。稼之美者，暗指有养之人；而稼之不美者，暗指无养之人。看后截议论自见。”（《山晓阁选宋大家苏东坡全集》卷六）
三槐堂铭并叙
天①可必乎？贤者不必贵，仁者不必寿。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后。二者将安取衷哉？吾闻之申包胥②曰：“人众者胜天，天定亦能胜人。”世之论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为茫茫。善者以怠，恶者以肆。盗跖③之寿，孔、颜之厄④，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于山林，其始也，困于蓬蒿，厄于牛羊；而其终也，贯⑤四时，阅千岁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恶之报，至于子孙，则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见所闻考之，而其可必也审矣。
国之将兴，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报，然后其子孙能与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晋国王公⑥，显于汉、周之际，历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于时。盖尝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孙必有为三公⑦者。”已而其子魏国文正公⑧，相真宗皇帝于景德、祥符之间。朝廷清明，天下无事之时，享其福禄荣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于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晋公修德于身，责报于天，取必于数十年之后，如持左契⑨，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
吾不及见魏公，而见其子懿敏公⑩，以直谏事仁宗皇帝，出入侍从将帅三十馀年，位不满其德。天将复兴王氏也欤？何其子孙之多贤也。世有以晋公比李栖筠{11}者，其雄才直气，真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12}，其孙德裕{13}，功名富贵，略与王氏等；而忠恕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观之，王氏之福盖未艾也。懿敏公之子巩{14}，与吾游，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以是录之。铭曰：
呜呼休哉！魏公之业，与槐俱荫{15}；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真宗，四方砥平{16}。归视其家，槐阴满庭。吾侪小人，朝不及夕，相时射利，皇{17}恤厥德；庶几侥幸，不种而获。不有君子，其何能国？王城之东，晋公所庐；郁郁三槐，惟德之符。呜呼休哉！
【注】
①天：古人认为天是有意志的最高权威，为万物主宰。这里指天的意志。②申包胥：春秋时楚国大夫。③盗跖（zhí值）：跖，据传为春秋末期人，曾率众数千人攻城掠地，横行一时。旧时被诬为“盗”。④孔、颜之厄：春秋末期，孔子与其徒颜回等人在游说各国诸侯的途中曾被困于陈、蔡之间。⑤贯：贯穿，经历。⑥晋国王公：指王祜。⑦三公：宋代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此处为朝廷重臣的泛称。⑧魏国文正公：王旦，王祜的次子。⑨左契：古代的契约分为左右两联，债权人持左联，债务人持右联，索债时需两联当面验对。⑩懿敏公：王素，王旦之子，累官至工部尚书。为人刚正不阿，不避权贵。{11}李栖筠：字贞一，赵郡人。唐时举进士高第，累进工部侍郎。{12}吉甫：李吉甫，字弘宪，唐宪宗时两度为相。{13}德裕：李德裕，吉甫之子。遭人打击，贬官潮州、崖州，卒于贬所。{14}巩：王巩，王素之子，号清虚先生，擅作长诗，是苏轼的诗友。{15}荫：引申为保护、庇护。{16}砥平：像磨刀石一样平坦。{17}皇：通“遑”，闲暇。
北宋初年，兵部尚书王祜写文章、做官都很出众。他相信王家后代必出公相，于是在院内种下三棵槐树，作为标志。后来，王祜的儿子王旦果然做了宰相，当时人称“三槐王氏”。苏轼同王旦之孙王巩是朋友，时在湖州任上，便应其请求，为王巩家中的“三槐堂”题写了这篇《三槐堂铭》。
本篇由叙和铭两个部分组成。前一部分是叙，是记叙性的文体，主要是讲述写作本篇铭的由来；后一部分铭是正文，由四言韵体写成。苏轼这篇《三槐堂铭并叙》，对王祜、王旦、王懿、王巩等王氏家族的评价是相当高的，其中对王旦的评价更是充满赞誉。
本文开篇就突兀不凡，不铺叙主人公的功德懿行，以一句“天可必乎？”开启文章，提出自己的困惑：天意到底如何，“必”与“不必”的命运到底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
接着，苏轼对天道之说提出诘难，反对了因果报应的说法。并引入古人申包胥的观点来说明白己对这个疑问的看法：天道和人道是相互作用的。人们之所以会有“必”与“不必”的疑问，是因为世俗之人在说天道的时候，往往不能等到其最后的时刻就谋求其结果，所以当没有看到自己所希望的结局时，就以为天道茫茫，不能扬善罚恶。苏轼认为，这都是因为“天之未定者也”如此，为善的人就懒得再做善事，为恶的人却更加肆无忌惮地干坏事。自然就出现了“盗跖之寿，孔、颜之厄”这种反常的怪异现象。并用自己的所见所闻来核定验证这个道理，提出“善恶之报，至于子孙，则其定也久矣”的道理，以此作为全文的中心论点。
第二段由第一段引接而来，回答文章开头的诘问，以三槐堂的由来和渊源变化为论据，证明“善恶之报，至于子孙，则其定也久矣”的中心论点。苏轼认为，国家将要兴盛的时候，一定会有厚德载道之人臣出现。这是泛说前人“厚施”与后人“得报”，然后具体说明“三槐堂”的由来。认为是由于王巩的先祖王祜“厚施”，侍奉了太祖、太宗两代皇帝。他文武忠孝，德行操守高尚，所以担当宰相之职应该说是众望所归。
接下来，文章宕开一笔，先批评了世人在报应问题上的浮浅、短见。图报应恨不得如同做买卖一样，立时交换，唯恐白白做了善事福报落空。而王巩的先祖，却只是注重修炼自己的德行，将回报的事情交付于天道，而且交付于未来。所以他的善报是必然的结果。这是通过进一步论述“善恶之报，至于子孙”和“仁者必有后”，来歌颂王氏的高尚德行，并寄托了更加光明昌盛的未来。进一步深入论述王氏宗族方兴末艾之势，同时进一步批判世俗对因果报应的偏见。
文章的最后，是正式的铭文。用四言韵语赞颂了王氏三槐的茂盛，王氏几代人德行的高尚，进一步说明“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前人积德，子孙获报”的规律。启发人们扬弃浅识短见，不要侥幸能不劳而获，启发人们不要急功近利，而要厚积善德，方能够获得庇佑。这种“前人积善，后人得福”的说法未必准确，但绝不是迷信，对于促进社会避恶扬善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后人评论
钱丰寰评本文：“先以疑词说起，后以正意决之，方见文势曲折之妙。”（《苏文忠公文选》卷六）
书黄子思诗集后
予尝论书，以谓钟、王①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至唐颜、柳②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③，天下翕然④以为宗师，而钟、王之法益微。
至于诗亦然。苏、李⑤之天成⑥，曹、刘⑦之自得，陶、谢⑧之超然⑨，盖亦至矣⑩。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11}之姿，凌跨百代{12}，古今诗人尽废{13}。然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14}。李、杜之后，诗人继作，虽间有远韵{15}，而才不逮意{16}，独韦应物{17}、柳宗元发纤秾{18}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非馀子{19}所及也。唐末司空图{20}，崎岖兵乱之间，而诗文高雅，犹有承平{21}之遗风。其论诗曰：“梅止于酸，盐止于咸，饮食不可无盐梅，而其美常在咸酸之外。”盖自列其诗之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韵，恨当时不识其妙。予三复其言而悲之。
闽人黄子思，庆历、皇祐间号能文者。予尝闻前辈诵其诗，每得佳句妙语，反复数四{22}，乃识其所谓。信乎表圣之言，美在咸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叹也。予既与其子几道、其孙师是游，得窥其家集。而子思笃行高志，为吏有异才，见于墓志详矣，予不复论，独评其诗如此。
【注】
①钟、王：指钟繇和王羲之。②颜、柳：指颜真卿和柳公权。③极书之变：极尽书法的变化。④翕（xī西）然：形容言论、行为一致。⑤苏、李：苏，指苏武。李，指李陵。⑥天成：谓其诗作自然而不雕饰。⑦曹、刘：指曹植和刘桢。⑧陶、谢：指陶渊明和谢灵运。⑨超然：指意境与语句自然、超脱。⑩盖亦至矣：都是极具代表性的。{11}英玮绝世：卓然出众，举世无与匹配。{12}凌跨百代：超越百世。{13}尽废：意谓相比之下不值一提。{14}高风绝尘，亦少衰矣：指潇洒高洁的风度与超然出世的韵致，也渐渐地衰落了。{15}间有远韵：间或也有意旨深远的诗篇。{16}才不逮意：才力不能把意蕴完全地表达出来。{17}韦应物：唐代京兆万年（今山西西安）人。曾任江州、苏州刺史，故称“韦江州”“韦苏州”。{18}发纤秾于简古：以质朴古雅的语言抒发细微浓郁的感情。纤，细微。秾，原指草木繁茂状，此指浓郁。{19}馀子：其余的人。{20}司空图：字表圣，河中虞乡（今山西永济）人，唐末诗人、诗论家。{21}承平：太平年代。{22}反复数（shuò朔）四：反复多次。
黄孝先，字子思，福建浦成人，以善治狱迁大理丞，历太常博士，卒于石州通判。本文是苏轼为《黄子思诗集》写的一篇序跋文，大致写于宋神宗熙宁四年至元丰七年（1071—1084）。是古代文论中的名篇，备受历代学者瞩目。
跋，是指附在书后或诗文后的带有说明性或议论性的文字。按理，这样的文字应该是对作品进行评价，或是对作者的创作作一个概述，一般来说应洋溢着赞誉之情。可苏轼却并未遵循常规，而是把这篇文章当做阐述自己诗歌理论主张的平台。
本文以书法为喻，把魏晋与唐代的书法作比较，苏轼于两者间更推崇魏晋时期钟繇、王羲之的书法。因为他们的书法“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而颜真卿、柳公权虽“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为古今集大成者，但已经开始偏离钟、王那种“妙在笔画之外”的风韵。评论诗歌时，指出于平淡朴素之中寓深远意境方为好诗。对苏、李的“天成”，曹、刘的“自得”，陶、谢的“超然”，李、杜的才气，以及柳宗元、韦应物“简古”“淡泊”，都给予了高度评价。
苏轼继承了庄学中“虚静”与“物化”的理论，并将其运用到艺术创作理论中。创作中的“虚静”和“物化”要求艺术家把整个身心都要融入到创作中去。例如，琴师弹琴应心与琴化，画家画竹要身与竹化。其中，从诸多的例证中也不难发现，苏轼的这种审美情趣反映了宋代诗坛所追求的“平淡”之美的一个整体倾向。
在这里，苏轼用了一个“远韵”的概念，主张创作艺术形象要“随物赋形”，并做到生动传神。并举韦应物、柳宗元的诗与司空图的诗论为例加以阐述。其中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主张，那就是“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这是他赞赏韦应物、柳宗元诗风的话语，也表达了他的审美趣味。在他看来，以质朴古雅的语言抒发细微浓郁的感情，在朴实自然的风格之中寄托深远的韵味，也就是在外在的平淡中包含丰富的意味和理趣，是诗歌创作的最高境界。尤其对自然天成、“美在咸酸之外”的诗，似乎更加提倡和推崇。
苏轼的理论主张其实正符合了司空图论诗所说的“梅止于酸，盐止于咸，饮食不可无盐梅，而其美常在咸酸之外”的意思，也就是前文所说的“远韵”。意在说明，诗歌应该言有尽而意无穷，不能没有形式，但又不能拘泥于形式。
一直到结尾处，苏轼才提到诗集的作者黄子思，但也未用大量篇幅评述其诗文，而是简单几句话概括自己的观点。他以“信乎表圣之言，美在咸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叹也”高度赞赏了黄的诗文，同时也重申自己的作文主张，即艺术的法度应符合自然原则，文理自然，方可姿态横生，其最高境界是韵外之致。
后人评论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苏文忠公文钞》卷二十七：“公之诗不入诗家品题，而其论诗处，兴味自远。”
方山子传
方山子，光、黄间隐人也①。少时慕朱家、郭解为人②，闾里③之侠皆宗之。稍壮，折节④读书，欲以此驰骋当世，然终不遇。晚乃遁于光、黄间，曰岐亭⑤。庵居蔬食，不与世相闻；弃车马，毁冠服，徒步往来山中，人莫识也。见其所著帽，方屋而高，曰：“此岂古方山冠之遗象乎⑥？”因谓之方山子。
余谪居于黄，过岐亭，适见焉。曰：“呜呼！此吾故人陈慥⑦季常也，何为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⑧问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环堵萧然⑨，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
余既耸然异之，独念方山子少时，使酒⑩好剑，用财如粪土。前十九年，余在岐山{11}，见方山子从两骑，挟二矢，游西山。鹊起{12}于前，使骑逐而射之，不获。方山子怒马独出，一发得之。因与余马上论用兵及古今成败，自谓一时豪士。今几日耳，精悍之色犹见于眉间，而岂山中之人哉？
然方山子世有勋阀{13}，当得官，使从事于其间，今已显闻。而其家在洛阳，园宅壮丽，与公侯等。河北有田，岁得帛千匹，亦足以富乐。皆弃不取，独来穷山中，此岂无得而然哉？
余闻光、黄间多异人，往往阳狂垢污，不可得而见。方山子倘见之欤{14}？
【注】
①光、黄：光州（今河南潢川）、黄州（今湖北黄冈）。②朱家、郭解：西汉时著名游侠。③闾里：乡里。④折节：改变从前的志节、行为。⑤岐亭：镇名，在今湖北麻城。⑥方山冠：汉代祭祀时乐师所戴。⑦陈慥：其父陈希谅，曾任凤翔知府，苏轼任凤翔府签判，与其父子友善。⑧矍（jué决）然：惊惶、急视的样子。⑨环堵萧然：形容居室的狭小和简陋。萧然，空寂的样子。⑩使酒：饮酒成性。{11}岐山：指凤翔府。{12}鹊起：喜鹊突然出现在前面。{13}世有勋阀：指其先世是有功勋的显赫官宦。勋阀，功绩，爵位。{14}倘：或许。
《方山子传》系作者被贬黄州时写的一篇托文言志的名篇。传，是古代一种文体。是以记人物事迹为主的一种文章，多介绍人物的姓氏、籍贯、生卒年月、世系、生平行事等。方山子弃荣利功名而自甘淡泊贫贱的行动，对大难不死的苏轼有不少的触动，他便结合自己当时被贬黄州的处境，于文字之外，又寓有自己之情，是借他人之酒浇自己胸中之块垒。写方山子未尝不是自悲不遇，本文可以说是作者在黄州心态的一种形象的折射。
第一段主要介绍方山子其人的人生经历，可以概括为少而侠、壮而儒、晚而隐。文章先对方山子作概括的介绍，开头点出他目前的身份是“光、黄间隐人”，为下文叙写二人在黄州重遇伏脉。然后概述其自少时至晚岁的大致经历：“少时慕朱家、郭解为人”，当指其钦慕朱家、郭解仗义疏财、排难解纷的品格，因而乡里之侠“皆宗之”。
但是这么一个意气风发的方山子，为何最终“晚乃遁于光、黄间”，以至行为奇异、装扮奇特，连当地人都不知道他的来历和姓名，只看他所戴的帽子像古代方山冠的式样而给他取了一个“方山子”的外号。是什么原因让他走上了归隐之路呢？“折节读书，欲以此驰骋当世，然终不遇。”原来是一直有志于用世，却不得赏识任用，仕进无门，所以退隐以明志。
第二段先叙与方山子在黄州猝然相遇的情景。由于事前双方都不知道对方就在黄州，故岐亭适然相遇使双方都感到惊异。苏轼的惊异是少慕游侠、壮怀经世之志的“故人”何以以这副装扮、这种形象出现在眼前；方山子大概也有同样的疑问，何以苏轼也竟沦落至此。
苏轼答以贬黄之故的遭遇以后，方山子听后竟然表现出“俯而不答，仰而笑”的情态。这七个字中颇含深意，是对人物细节的一次很生动的刻画。俯仰之间是一种人生况味，是一种人生姿态！不答是因为不遇的人生悲苦痛楚本不可答，然亦不必答，同是天涯沦落人；继而仰天一笑，那是方山子对待生命态度，笑对人生，放下沧桑，不以物伤性，自得人生。然后写夜宿其家所见：“环堵萧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生活如此清苦，精神意气却如此昂扬自得，妻子奴婢尚且如此，主人更不必说。侧面着笔，虚处传神。
接着，作者却突然撇开眼前相遇的情景，转笔追叙方山子少时“使酒好剑，用财如粪土”的侠少风貌和19年前在凤翔所见到的壮岁方山子的形象。“方山子从两骑，挟二矢，游西山。鹊起于前，使骑逐而射之，不获。方山怒马独出，一发得之。因与余马上论用兵及古今成败，自谓一时豪士。”这一节人物形象的特写，将方山子壮岁时的文韬武略、意气抱负描绘得异常生动。
第四自然段交代方山子的家世背景，是为了突出其“异”于常人之处，甘心放弃显赫的家世而庵居蔬食必有其自得之处。作者在此极度赞颂方山子独特的品德与修养，及超脱世俗的高尚美德，直接赞语仅有最后的“此岂无得而然哉”。前后联系来看，方山子虽走过了一条由少慕游侠，壮欲经世，晚隐光、黄的生活道路，但他身上又自始至终体现出侠的豪纵不羁之气。岐下与苏轼相遇，正值其壮岁“折节读书，欲以此驰骋当世”的时期，但他身上却没有一般士人的那种儒雅温文之气，而是英气勃勃，驰骋骑射，“马上论用兵及古今成败”，大有豪侠风采。直至晚隐光、黄，岐亭相遇，“精悍之色，犹见于眉间”。他身上固有的这种豪侠之气，正与其奇才异行相互表里。
这篇人物传记完全摒弃了平铺直叙其家世、经历的线型叙述方式，没有按时间顺序先写其家世、产业，再写岐下相遇。而是采用了曲折起伏、纵横跌宕、夹叙夹议的方式，完全颠倒这一时间顺序，先写岐亭相遇，由相遇时“耸然异之”的印象折回到19年前的岐下相遇，以突出其壮岁的文才武略、英雄豪气，然后又转回目前，以“精悍之色，犹见于眉间”作照应，波澜迭起，跌宕曲折，淋漓尽致。篇末又故作荡漾不尽之笔，越显出烟波浩渺，含义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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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苏文忠公文钞》卷二十三：“余特爱其烟波生色处，往往令人涕洟，故录入之。”
亡妻王氏墓志铭
治平①二年五月丁亥，赵郡②苏轼之妻王氏卒于京师。六月甲午，殡于京城之西。其明年六月壬午，葬于眉③之东北彭山县安镇乡可龙里先君先夫人墓之西北八步④。轼铭其墓曰：
君讳⑤弗，眉之青神⑥人，乡贡进士方之女。生十有六年，而归于轼。有子迈。君之未嫁，事父母，既嫁，事⑦吾先君先夫人，皆以谨肃闻。其始未尝自言其知书也，见轼读书，则终日不去，亦不知其能通也。其后轼有所忘，君辄能记之。问其他书，则略知之。由是，始知其敏而静也。从轼官于凤翔，轼有所为于外，君未尝不问知其详。曰：“子去亲远，不可以不慎。”日以先君之所以戒轼者相语也。轼与客言于外，君立屏间听之，退必反覆其言曰：“某人也，言辄持两端⑧，惟子意之所向，子何用与是人言。”有来求与轼亲厚甚者，君曰：“恐不能久。其与⑨人锐⑩，其去人必速。”已而果然。将死之岁，其言多可听，类有识者。其死也，盖年二十有七而已。始死，先君命轼曰：“妇从汝于艰难，不可忘也。他日汝必葬诸其姑之侧。”未期年而先君没，轼谨以遗令葬之。铭曰：
君得从先大人于九原，余不能。呜呼哀哉！余永无所依怙{11}。君虽没，其有与为妇何伤乎？呜呼哀哉！
【注】
①治平二年：1065年。治平，北宋英宗年号。②赵郡：郡名，治所在今河北省赵县。③眉：眉州，治所在今四川省眉山县。④步：旧长度名，五尺为步。⑤讳：人死后书其名，名前称“讳”，以示尊敬。⑥青神：县名，属眉州。⑦事：侍奉。⑧两端：态度左右摇摆。⑨与：亲。⑩锐：快速。{11}依怙（hù户）：依靠，依赖。
王弗，苏轼的妻子，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县）人，乡贡进士王方之女，16岁时就嫁给苏轼。婚后，每当苏轼读书时，她便陪伴在侧，终日不去；苏轼偶有遗忘，她便从旁提醒。苏轼问她其他书，她都约略知道，二人情深意笃，恩爱有加。
王弗于北宋治平二年卒（1065），年仅27岁。当时苏轼30岁，已由外任调回京师为殿中丞，失去相伴十余年的妻子，深感悲痛，于是在次年悲痛作铭，就是这篇《亡妻王氏墓志铭》。这篇墓志铭精心选择几则日常生活言谈，突出了王弗的贤敏睿智，及其对于生性真率随便的丈夫的忠告、帮助。她提出在人际关系中对两类人尤应保持警觉：一类是见风使舵、投人所好者；一类是对结交过于轻率者，表现出这位深闺妇女观察生活的精细和见识的卓然过人。
文章开头说明王氏的身份，死亡的时间、地点，以及殡葬的时间、地点。作者自称己名“轼”，表示恭敬和严肃。从第二段开始简介王氏生平，这也是墓志的主要组成部分。作者先介绍王氏的名字、籍贯和家庭出身，称夫人为“君”，体现互敬互爱。接着交代她出嫁时的年龄和所生儿子名为苏迈。
文中选取了王氏生前的几桩日常小事，来反映王氏的为人。她在娘、婆二家侍奉父母公婆“皆以谨肃闻”；陪伴丈夫在任上，经常告诫远离父母的丈夫，要按老父亲的教导办事。作者特别举出实例说明王氏注意来会丈夫的朋友，根据观察所得，分析其人的思想品质，提醒丈夫不要被奸邪谗佞之辈蒙骗。
文中以较多笔墨记述了王氏“从轼官于凤翔”的往事。这可以说是苏轼第一次离家远行，独自带着娇妻幼子前往凤翔赴任。初涉官场，不知深浅，加上离家千里，苏轼曾经多次思念家乡以至于茶饭不思。没有了父亲的庇护，也没有兄弟陪伴，只有王氏一人默默相伴，从此，两人就风雨同行，在宦海沉浮了。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王氏不仅是他生活上的伴侣，更成了他精神上的依托。
结尾写其享年，“年二十有七而已”，痛惜哀叹王氏的不寿；写作者父亲苏洵的话，既表扬了王氏“从于艰难”的高贵品质，又说明遵从父命“葬诸其姑之侧”的理由，读完这段言简意赅的文字，非常自然的，我们对王氏这位善良忠贞的夫人，也就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印象深刻，久久难忘。
结尾的“铭”有赞叹，有议论。既慨叹王氏早逝，又以能够尽孝母亲为慰，充分肯定王氏的一生恪尽妇道的美德。作者两次大呼“呜呼哀哉”，表明自己失去爱妻和贤内助的深切悲痛。全文仅四百余字，却全面而又重点突出地叙述王氏的生平，充分表达了苏轼和王弗夫妇之间超乎寻常的深厚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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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德潜《唐宋八大家古文读本》：“着墨不繁，而妇德已见。铭词可哀，不在语言之中。”
记游定惠院①
黄州定惠院东小山上，有海棠一株，特繁茂。每岁盛开，必携客置酒，已五醉其下②矣。今年复与参寥师③及二三子访焉，则园已易主，主虽市井人④，然以予故，稍加培治⑤。山上多老枳木⑥，性瘦韧⑦，筋脉呈露，如老人颈项。花白而圆，如大珠累累，香色皆不凡。此木不为人所喜，稍稍⑧伐去，以予故，亦得不伐。
既饮，往憩⑨于尚氏之第。尚氏亦市井人也，而居处修洁，如吴越间人。竹林花圃皆可喜。醉卧小板阁上，稍醒，闻坐客崔成老弹雷氏琴⑩，作悲风晓月，铮铮然{11}，意非人间也。晚乃步出城东，鬻{12}大木盆，意者谓可以注清泉，瀹{13}瓜李，遂夤缘小沟{14}，入何氏、韩氏竹园。时何氏方作堂竹间，既辟地矣，遂置酒竹阴下。有刘唐年{15}主簿者，馈油煎饼，其名为甚酥{16}，味极美。客尚欲饮，而予忽兴尽，乃径归。道过何氏小圃，乞其丛橘，移种雪堂之西。坐客徐君得之{17}将适闽中，以后会未可期，请予记之，为异日拊掌{18}。时参寥独不饮，以枣汤代之。
【注】
①定惠院：即定慧院，在黄冈县东南。②五醉其下：苏轼每年都游赏定惠院，故“五醉其下”。③参寥师：僧道潜，於潜人，苏轼朋友。能诗文，时参寥来黄州探访苏轼。④市井人：指商贾。⑤培治：培土治草修理园林。⑥枳木：木名。⑦性瘦韧：指枳木枝干瘦劲有韧性。⑧稍稍：渐渐。⑨憩（qì气）：小息。{10}雷氏琴：唐代最为著名的制琴家是四川雷氏家族，其中雷威最有名。{11}铮铮然：形容琴声铿锵有力。{12}鬻（yù育）：卖，此处指“买”。{13}瀹（yuè岳）：浸渍。{14}夤（yín寅）缘小沟：沿着小沟岸而行。夤缘，攀附，这里指沿着之意。{15}刘唐年：时任黄州主簿，苏轼的朋友。{16}为甚酥：一种米粉做的煎饼。苏轼在刘唐年家吃到这种味甚酥美的饼子，便问：“此饼何名？”主人也不知道，苏轼便道：“就叫‘为甚酥’好了。”{17}徐君得之：徐大正，字得之，苏轼朋友。{18}拊掌：拍掌，拍手而笑。
元丰三年（1080）二月，作者初到黄州时，曾寓居定惠院，作有《初到黄州》诗和《定惠院海棠》诗。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苏轼移居临皋亭，再建筑雪堂，买地东坡，躬耕自给，过着比较稳定的诗酒自乐的生活。每年的春天，他都要到定惠院游赏，因为那里有与自己患难与共的一株海棠，更因为那里有淳朴厚道的平民朋友，有无与伦比的乐趣。元丰七年（1084）三月初三，当他第五次畅游定惠院时，正好友人徐大正请求作记，说是作为异日拊掌的谈资，因此苏轼挥笔写下这篇游记小品。
文中记叙了作者与二三友人一天愉快的游赏，信笔抒写，如一线穿珠，迤逦蜿蜒，鱼贯而下；如流水曲折，随物赋形，自然成河。从文中看出，作者不仅对当地风物十分熟悉，而且与当地居民关系融洽。文中充满了浓郁的人情味与乡土气息。
游记开头即写游定惠院东面的小山观赏海棠，虽然只“特繁茂”三个字，但从“每岁盛开，必携客置酒，已五醉其下”来看，苏轼对这株海棠怀有深厚的感情，海棠生长在杂树丛中，其幽独唯有作者能作知音之赏。作者淡化景物而强化感受，大抵是因为曾经谪居于此，因此大有他乡遇故知的感慨，便自然地引海棠为患难之交。
说赏海棠带有身世之感的话，那么接下来的观枳木则带有不甘屈服的精神意志。这些老枳木“性瘦韧，筋脉呈露，如老人颈项。花白而圆，如大珠累累，香色皆不凡”。这既是写枳木，也是表现了作者虽然不为世俗所容，却独具坚韧品性，也是“香色皆不凡”。
在描写景物的过程中，苏轼还巧妙地加入叙述和交代。赏海棠时，交代“园已易主”，但“以予故，稍加培治”；观枳木时，插入“此木不为人所喜，稍稍伐去，以予故，亦得不伐”。这些尽管带有作者强烈的主观性趣味，但均透露出园的主人虽然是平民，却对作者怀有深情厚意。从“性瘦韧”的老枳木到味道极美的“为甚酥”，再到铮铮的琴声……可以看出定惠院中的一草一木、一景一物无不拨动作者的心弦。
吃着美味的饼子，在竹阴花下饮酒作诗，不由得想起往昔之事，主客双方其乐何极！至此，游园的情趣已达到高潮，文笔迅速掉转，作者兴尽而归。然而又稍作婉转，添一笔，“乞其丛橘，移种雪堂之西”，这真是情趣之外的情趣，情谊之外的情谊。苏轼在雪堂住了六年，周围花果树木众多，在这样的一次野游中，还不忘为居所再添一些爱物，足见其热爱生活之心多么天真而执著，其中也体现出园子主人的厚道和质朴。
本文仅四百来字，却涉及十几个人，十余个游玩事件。叙事写景，如流水曲折，妙趣横生。一方面体现出了作者热爱生活的积极态度，一方面写出了与参寥师患难之际的珍贵友谊，读来淡雅简练，却又回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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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圣俞《苏长公小品》：“委蛇写尽乐趣。”
记承天寺①夜游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②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③。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
庭下如积水空明④，水中藻荇交横⑤，盖竹柏影也。
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⑥如吾两人者耳。
【注】
①承天寺：在现在湖北黄冈南。②解：把系着的东西解开。③张怀民：作者的朋友。名梦得，字怀民，清河（今河北清河）人。元丰六年（1083）也被贬到黄州，寄居承天寺。④积水空明：意思是月色洒满庭院，如同积水自上而下充满院落，清澈透明。空明，形容水的清澈。⑤藻荇（xìng姓）：藻和荇均为水生植物，这里指水草。⑥闲人：这里是指不汲汲于名利而能从容流连光景的人。苏轼这时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这是一个有职无权的官，所以他自称闲人。在句中译为清闲的人或有着闲情雅致、高雅志趣的人。
《记承天寺夜游》是苏轼在被贬于黄州的困苦境遇中写的，写于宋神宗元丰六年（1083），当时，作者正因“乌台诗案”被贬谪。张怀民，名梦得，清河（今河北省清河县）人。他于元丰六年贬谪到黄州，处逆境而无悲戚之容，是一位自制力很强，性格倔强的人。这就无怪乎苏轼要引他为同调和知己了。
全文短短的八十余字，分三层，第一层叙事，第二层写景，第三层议论。首句即点明事件时间“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时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至黄州为团练副史已经四年了。诗作者见月色而“欣然起行”，充分显示出内心的喜悦，进而想到要与人分享喜悦，应该有人共同赏月，才不致辜负如此良夜。“念无与为乐者”这个“念”字，由“欣然起行”的“行”字转化而来，写出心理活动的发展过程。作者在寂寞中求伴侣，见明月而思同心；这就很自然地过渡到下一句：“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遂至”二字下得十分轻淡，好像不假思索，却包含着能一同赏月者只有这个人，非这个人不可的意思。由此可见张怀民在作者心目中的位置了。
“亦未寝”的“亦”字，写出这一对朋友情怀相似。对方的“未寝”，也正是作者意料中的事。他不必具体去写张怀民如何如何，只这一句，就足以表达出两人的同心之情了。“相与步于中庭”，可以跟“无与为乐者”一句对照起来读，前后显得有照应，有变化。
“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这是写月光的极度传神之笔。短短三句话，没有写一个月字，却无处不是皎洁的月光。作者用“积水空明”四个字，来比喻庭院中月光的清澈透明；用“藻荇交横”四个字，来比喻月下美丽的竹柏倒影，可谓钩魂摄魄，精练得无以复加。
“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作者连发二问，却用不着作答。寥寥数笔，摄取了一个生活片断。叙事简净，写景如绘，而抒情即寓于叙事、写景之中。叙事、写景、抒情，又都集中于写人；写人，又突出一点：“闲”。月色常有，竹柏亦常有，但像我们这样赏月的“闲人”却不可多得啊！寥寥数语，感慨深长。它包孕着作者宦海浮沉的悲凉之感和由此领悟到的人生哲理，在痛苦中又得到某种慰藉的余甘。试想，一个被抛出喧嚣的功名利禄之场的“闲人”却能有“闲情”来欣赏大自然的美妙景色，这是有幸呢，还是不幸呢？看来作者是以“闲人”自居，也是以“闲人”自傲的。当时他虽有微官在身，却有名无实，“闲人”二字，也许不无牢骚吧？但他自宽自慰，从官场仕途的失意者，变为大自然的骄子，他投身于自然的怀抱，在大自然的抚慰中治愈政治斗争的创伤，从大自然的神奇秀美中获得精神的复苏和心境的安宁。他发现自然美，吟咏自然美，同时也在发现自己，吟咏自己。美学中所谓“物我同一”的境界，在苏轼这类作品中得到了完美的表现。
“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作者最后这一句慨叹，诚然有自豪和自慰的意味，但较多的还是惆怅和悲凉。世间如此孤寂者又有几人呢？被罪之人，谪居的境遇，就像一条无形的绳索无时无刻不缠绕着他。虽然作者情怀豁达，尽力在排遣内心的苦闷，但消极的情绪还是无可奈何地流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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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圣俞《苏长公小品》：“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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