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因鸦片价高货少，常常不能满足他们的毒瘾，官绅筹谋，暗地发动农民种罂粟，谓其名叫“浆”。当时因公开种罂粟是要触犯大清律例的，设鸦片行和鸦片局更犯法，故称其为“浆行”。由绅士出面开设浆行，浒山由乡绅陈家开设浆行，乌山由乡绅胡家开设浆行。
浆行开设在浒山双眼井头和姚北胜山头一带，官府宣称土质适宜种浆。当地农民受骗，纷纷改棉种浆，面积很广，种了两年，县卫官绅相互串通，县主说农民种浆两年，已有好处，若浆行不收，他们能卖到哪里去，士绅劝县主立一名目，设立浆局，征收浆捐，县卫便顺势在浆行设立浆局，布告收税，农民上行卖浆，现钱到手，比上年少了一半，他们问浆行，浆行的人回答：“浆价贱了，加税三成，我们不会算错。”
胜山一带农民闻此，极为愤怒，都说上了官府的当了，他们说今年白种一年，还要赔本，我们宁可明年不种，今年种的，一定要照去年浆价收买，还要去浆局评理。胜山人民性素强悍。这时有个叫阿荣的，曾在小门卫当过马夫，此人很有胆量，听了种浆农民的话，很气愤地说：“你们要去评理，我带你们去，我进过门卫，见过县官。”大家都说好。
第二天早上，阿荣一呼百应，聚众数千人，带头的已至浒山浆行，跟随的队伍还在白沙杨家路，声势浩大，浆局里的人和三山司的仆役闻讯都逃之夭夭。三山司司长到余姚县卫，要求县卫派大批士兵前来镇压。群众见浆局无人，到三山司又无人，就把浆局三山司的器物尽数捣毁而归。次日又聚众到浒山陈家、乌山胡家开浆行的大乡绅家质问。两家主人早已逃之夭夭，眼见无人，群众就捣毁两家的财物，准备回去。就在这时，闻报，县卫老爷亲率官兵百余人前来浒山镇压。群众听说县太爷到了，就由马夫阿荣带领十几个代表，找县太爷去评理，要求取消浆捐，浆行照去年浆价收购。谁知县太爷蛮不讲理，竟责骂代表，把代表全部扣起，还指挥官兵捕人。群众等候多时，不见代表出来，又见官兵前来捉人，都愤怒了，他们直奔三山司卫门与官兵搏斗。
官兵见势头不妙，有的负伤而逃，有的偷偷地跑了，只剩下县太爷和用人两个。群众冲入三山司，放走被扣代表，把县太爷捉住，打毁轿子，县太爷吓得面如土色。这时有个拳师徐德耀也在其中，他见县太爷被揪住，又见马夫阿荣是他的徒弟，便喝令阿荣不要对县官动粗。众人见他喝令，就把县太爷放下，徐德耀对县官说：“你是地方父母官，要爱民如子，怎好苛征猛税，设立浆局呢？”县官连声称是。
这一则姚北农民反抗封建官府的历史故事至今仍流传于三北民间。
（1987年，采录于横河镇相士地村）
吃大户
徐德尧／口述 沈诚／整理
算起来距今大约有六十二年了。在姚北坎墩有一位革命先驱费德昭，他曾有组织地领导穷苦农民起来对土豪劣绅家进行“吃大户”。吃大户的具体步骤是这样的：有组织有领导地集合数百人乃至上千人的队伍，把男人用的围身布襕扎在长竹竿上当领头大旗，后面跟随着浩浩荡荡的队伍开进土豪劣绅家，要求他们煮饭烧菜供队伍中的人吃，一面又要求他们捧出向人民敲诈勒索来的洋钱，还之于人民。
横河马堰头花墙门大厅里住着一位有名的厨公，名叫徐来法，他为人耿直，毫无私心，颇持公道，路见不平，拔拳扶弱，深得群众喜欢，但他没有老婆，孑然一身。
一天，徐来法听到在坎墩一带有很多农民集中向有钱有势的人家“吃大户”。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难道世道变了？他抱着好奇心径直来到坎墩看个明白。这天，坎墩聚集了千把农民正在长白里的一户土豪劣绅家“吃大户”。徐来法也毫无顾忌地走进去坐在桌上吃了起来。旁边走过来一个人分给他一张纸条，徐来法斗大的字不识半个，可是他把它珍藏在口袋里。等吃好中饭，开始分洋钱了。分到徐来法时，人们不认识他，问他是什么地方人，他说：“我是马堰头人，是来看看的。”这时有人说：“他这样远的路跑来参加，不简单，洋钱多给他一些。”其他人每人分到二元五角，徐来法却有三元。在这个时候徐来法听到明天要到坎墩某户人家去“吃大户”。
第二天，徐来法约了四个好友一早奔到坎墩去参加。等吃好中饭，分洋钱时，费德昭先生听到有个叫徐来法的是专程从马堰赶来参加“吃大户”的，就问主持分洋钱的人：“徐来法他们共来了几个人？他们从这样远的路赶来参加，很好。”主持分洋钱的人回答说：“共四个人。”接着费德昭先生讲：“给他们多一点，每人五元。”
接着费德昭先生差人来喊徐来法。徐来法被带进一间小屋里，只见一位文质彬彬、身穿青布长衫的壮年人，向他打招呼：“请坐，请坐，你是哪里人？”徐来法回答说：“先生，我是马堰头人，我昨天也来参加了。”接下去，费先生又对徐来法讲：“关于吃大户的事情你了解吗？”徐回法回答说：“不了解，不过我总觉得很奇怪，这些有钱有势的人家，今天却为什么对我们‘红脚梗’（指农民）这样听话，百依百顺地把白米饭和好小菜给我们吃，甚至还捧出白花花的洋钱给我们……”这时费德昭先生顺手拿来一根筷子交给徐来法说：“你把这根筷子拗断。”徐来法不费吹灰之力，一拗就拗断了。接着，费先生拿来一把筷子交给徐来法，要他把整把拗断，徐来法连连摇头说：“这拗不断，这拗不断。”这时费先生对徐来法讲：“一根筷容易拗断，说明我们穷苦人如果不团结起来，各人归各人没有力量，土豪劣绅根本不怕你一个人；整把筷子拗不断，说明我们穷人都团结起来力量就大得无边，那么土豪劣绅就没有办法对付我们了，像今天你看见的一样，有钱有势的人乖乖地听我们穷人的话了……”
在这场谈话中，费德昭先生觉察到徐来法很有勇气和胆量，便对徐来法说：“现在只在我们坎墩‘吃大户’，这样还不够，我们要四处开花，你回去在马堰一带也马上发动起来，叫所有的农民都来参加，也准备到有钱有势的人家去‘吃大户’。”“好！”徐来法斩钉截铁地回答。但徐来法顿时想到自己没有文化，又不会讲话，怎么去组织动员呢？他对费德昭先生讲了此意。费先生马上说：“没关系，我明天一早派四五个人来你处帮你动员、组织，准备立即行动。”费先生问徐来法：“如果警察来捉你们了怎么办？”“我不怕！我横竖一个人，屁股一拍好走……”徐来法毫不犹豫地
回答。
第二天，被派来的四五个人一早就到了马堰头花墙门大厅里，这时大厅里早已聚集了百来人。经过徐来法的号召后，来报名参加的只有五十来人，其他一部分人是来看热闹的。一部分人认为不应该吃人家的铜钱银子；还有一部分人感到怕，觉得犯不着……这时被派来的人说：“只有这几十人声势欠大，无法进行。我们回去汇报费先生，明天上午我们一定会有很多人来你们马堰，你们等着好了。”
第二天一早，这四五个人带领着数百人的浩荡队伍径直来到马堰头花墙门，再加上徐来法的几十人，共有三百人光景，来到秦堰桥桑园里（大户人家）“吃大户”。以后逐渐吃到湖西门和冶山头，直至吃到龙南杨家岙（今属余姚）为止。后来石堰头的农民也发动起来了，他们先去石堰本村赵志美家“吃大户”，再在鲁少卿等土豪劣绅家进行，最后一直向西吃到余姚城北西旺埭为止。
各地的土豪劣绅联合向当时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反动政府告状，并检举揭发了这次农民暴动的总后台——姚北坎墩的费德昭，同时也告发了各地的发起人和带头人。
不幸的一天终于来临了，反动警察逮住了费德昭先生。据说，出事后费德昭先生密令手下人来找徐来法，要徐来法积极组织一批年轻力壮的人在石堰堰坝等候，万一有脚划船，特别是有警察押着的脚划船来的话，如果发现里面有费德昭，马上实施营救。因为石堰是最后一关，等石堰一过，无论如何也无法救人了，加上离余姚城近了，再没机会劫夺了……但事与愿违，差来的人一到马堰头花墙门一看，铁将军管门，询来问去，始终找不到徐来法的下落。
事情是这样的，徐来法的名字早已被列入反动警察的黑名单之内，当时横河警察局勾结横河地保陆阿月到马堰四处查询徐来法的下落。他随时有被逮捕的危险，迫不得已只好离开。
回过头来讲，当时费德昭先生通过与徐来法的几次谈话很赏识他，觉得他颇有胆量，非常勇敢。因此，费德昭先生一被逮捕，当即密令手下人来找马堰徐来法，叫他组织人在石堰趁船过堰时劫夺。
最后沿江竟无人劫夺，脚划船一过石堰堰坝，费德昭先生慨叹不已。
据说，后来这位姚北最早的革命先驱之一被解送到杭州伪省政府里，被反动政府处以极刑。这位姚北杰出的革命组织者为了中国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87年，采录于石堰乡马堰村）
火烧关帝殿
胡诚达／搜集整理
1928年底，横河孙家和乌山胡家报余姚县要求在横河中街关帝殿设立警察所，以镇压农民“吃大户”，保护地主家庭。警察所成立一年，特别是吃过大户的几个头头，如塾师胡大桓就被迫停止教书离开乌山到上海避难，群众都恨警察所保护大地主，欺压民众。
在1930年农历二月二十五日，乘横河举行庙会之际，几个社头相约，硬冲入关帝殿上香，警察就开枪镇压，几个社头和青年农民手挥着旗子，拿着火铳，冒险冲入，夺过几个警察的枪，打倒了几个警察。
所长见情况不妙，从后门逃掉。其余的警察求饶的求饶，逃跑的逃跑。群众在平时对警察恨之入骨，趁此机会，愤怒地捣毁了警察所的所有器物，有些受害深的农民，还不甘心，索性放了一把火，把警察所烧了个精光。这样点起一把火，整个警察所足足烧了半天。
这是横河农民“吃大户”后，受到地主官府迫害后又一次有名的群众运动——“火烧关帝殿”。
（1987年，采录于横河镇相士地村）
白头巾的传闻
陈纪昌／搜集整理
“长毛”，这是清朝统治者对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的蔑称。当年清兵入关时有一条规定：汉人必须剃发，否则留发不留头。广西金田起义后，太平军反其道而行，蓄起长发，以示反对清朝统治，因此清政府称太平军为“长毛”。
清咸丰十一年（1861）农历十月的下旬，也就是太平天国十一年，由范汝增和黄呈忠率领的一支太平军，以新加入该军的原诸暨莲蓬党头领何文庆为主力，在余姚十八局黄雷昌等余部的密切配合下，攻占了余姚县城。
太平军攻占余姚后，立即设置乡官，告示民众蓄发，实行减租减息政策，提倡“有田共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等各项新规定，深受广大贫苦农民的欢迎与拥护。这些有利于农民的措施，引起了封建地主及乡绅们的极度恐慌。当时姚北一带的大户人家有潮塘张家、历山翁家、下河严家、浒山陈家、横河胡建兴和马家路马朝盛等，这些都是显赫一时的财主。他们聚在一起，密谋对策，想要设法打击、驱逐太平军，挽回他们失去的损失。他们商议的结果，由大户人家集资出钱，搜罗社会上的一些地痞流氓，蒙蔽唆使部分不知情的农民，组成一支庞大的地主武装——“白头巾”。凡是愿意参加去打“长毛”的，每人发给一块银洋钿。那时的农村，赚一块银洋钿谈何容易，它可兑一百斤大米，若上山去斫柴，不知要斫多少柴，才能净挣到这一块大洋。因此不少人见钱眼开，纷纷加入了“白头巾”。他们也不知道打“长毛”的利害关系以及要付出的代价有多大。
第二年的农历四月廿五，是“白头巾”与“长毛”直接对阵的日子。这天一早，东起匡堰，西至石堰，沿东横河一带，云集了黑压压的一大批人，他们头裹白布，手擎鸟枪、抬枪、镗叉、掘鳗龙刀、大刀和腰刀等各类武器，在头儿们的带领下，声势浩荡地直奔余姚县城。队伍到了安山桥，头儿们发布命令，说兵分两路。一路由此向西，去胜归山东，再折南沿河攻县城；一路仍由安山桥继续南行到冶山头，再攻余姚县城。对余姚城形成两面夹攻之势，这在兵书上称之为“剪刀阵”。看来“白头巾”领队的人，还有懂得兵
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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