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男如玉

    “看杀卫玠”

    西晋永嘉六年，即公元312年6月的一天，在建业（今江苏南京）城里，发生了一件让后人觉得匪夷所思的事：一个好端端的大男人，因为长得太漂亮，竟然被当时热情如火的南京市民给活活看死了！

    大家一定感到纳闷：只听说过有病死的，有老死的，有自杀的，有被杀的，有遭遇不测死于非命的，还从来没听说过有被“看死”的！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个男人究竟是谁？他怎么有这么大的魅力？为什么那个时代会发生这样的事？反映了当时怎样的社会风气？和我们今天又有什么不一样？……不用说，这一连串的问题都是值得我们好好探讨的。

    其实，史书和文献对这件事的记载比较模糊。最早记录这件事的是那部书呢？就是六朝志人小说名著《世说新语》。《世说新语》这部书，很值得推荐给大家看一看，它成书于南朝刘宋年间，作者是当时的临川王刘义庆。此书记载了从汉末到东晋近三百年间，上流社会那些王公名士的嘉言懿行，奇闻轶事，是中国文化史上一部非常重要的传世名著，许多大师级的人物都对这本书推崇备至。譬如，鲁迅先生就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称《世说新语》为“一部名士的教科书”，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在《论风流》一文中，也把《世说新语》当作“中国人的风流宝鉴”，而大翻译家傅雷先生对此书更是爱不释手，他在写给傅聪的信里说：“你现在手头没有散文的书（指古文），《世说新语》大可一读。日本人几百年来都把它当做枕中秘宝。我常常缅怀两晋六朝的文采风流，认为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高峰。”（《傅雷家书》）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为什么这些一流的文化人如此喜欢《世说新语》呢？因为这部书不仅富有文学、史学乃至哲学的价值，而且记载了许多特立独行的人物和精彩纷呈的故事，读之如行山路，移步换景，目不暇接，美不胜收！顺便说一句，为《世说新语》做注释的是南朝梁代的史学家刘孝标，刘孝标的注征引浩繁，一出世便成为文化史上的经典，与裴松之的《三国志注》、郦道元的《水经注》、李善的《文选注》合称“四大古注”，泽被后世，影响深远。

    《世说新语》共有36个门类，其中有个门类叫做《容止》。“容止”，顾名思义，就是容貌举止。我在学校开《世说新语研究》课程时，曾问学生为什么选这门课，有一女生率尔对曰：“听说《世说新语》中有一篇专门写帅哥，我就是冲着帅哥来的。”一座皆笑。其实她说的没错。《世说新语·容止》这个门类，的确记载了许多帅哥美男的故事，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这位被“看死”的美男了。世上的事就是这么奇怪：你长得太对得起观众，观众只好对不起你了！

    那么，这个美男到底是谁呢？他的名字叫——卫玠。提起卫玠，一般人可能不甚了了。但是，如果时光倒流回到1700年前，一提起卫玠这个名字，恐怕会比现在的一些娱乐明星更易引起轰动效应。为什么？因为卫玠不仅是魏晋时期最著名的清谈家，他还是当时数一数二的美男子！

    卫玠到底有多美呢？说起来也很有意思。史书记载说，卫玠小时候，大概也就五六岁吧，就曾因为长得俊美而造成交通拥堵。有一次，他乘坐一辆羊车来到京城洛阳城中的闹市区，没想到，所到之处，立马引起人群的骚动。看见他的人都说：“这是谁家的玉人啊？”于是一传十，十传百，几乎全都城的都跑来围观。后来就留下一个典故，叫做“羊车入市”。可见，卫玠小时候就已经体验过被人“看”的滋味了。这几乎是他后来在南京城里的遭遇的一次“预演”和“彩排”。

    我们知道，古时候没有照相技术，所以史书上介绍卫玠的美，只能用烘托法，或者是反衬法。卫玠的舅舅骠骑将军王济（字武子），也是个有名的美男，可是他每次见到外甥卫玠，就感叹地说：“珠玉在侧，觉我形秽。”！就是说，卫玠就像珍珠美玉在旁边一样，让他舅舅王济觉得自己黯然失色。成语“自惭形秽”就由此而来。还有一次，王济对人说：“与玠同游，冏若明珠之在侧，朗然照人。”——与卫玠一起游玩，感觉就像有颗明珠在身边一样，光彩照人。可见卫玠的美，不是一般的美，而是一种极具轰动效应和杀伤力的美，他是真正的阳光男孩，让人不敢正视，还想看了又看。

    但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上帝是公平的，他给了卫玠风华绝代的美貌，却也给他“设计”了一个瑕疵。什么瑕疵呢？就是体弱多病。

    关于这位美男的身体状况，《世说新语》记载得很清楚。东晋丞相王导第一次看见卫玠时，就感叹道：“居然有羸形，虽复终日调畅，若不堪罗绮。”——他的身体实在太羸弱了，尽管每天精神舒畅，还是一副弱不禁风、体不胜衣的样子。记得《红楼梦》里，贾宝玉和林黛玉开玩笑，说过一句话：“你就是那倾国倾城的貌，我就是那多愁多病的身。”这“倾国倾城貌”、“多愁多病身”用在卫玠身上，真是再合适不过了。如果说，林黛玉是个病美女，那么这个卫玠就是个病美男了。这是一种惹人怜爱的“病态美”。事实证明，这跟他后来的死大有关系。可以说，体弱多病才是卫玠死亡的真正杀手。

    关于卫玠之死，《世说新语·容止》篇记载：

    卫玠从豫章至下都，人闻其名，观者如堵墙。玠先有羸疾，体不堪劳，遂成病而死，时人谓“看杀卫玠”。

    豫章，即今江西南昌。永嘉六年，卫玠从豫章流亡到下都。为什么说流亡呢？因为当时正值西晋永嘉年间（307-313），由于西晋王族你争我斗，进行了长达16年的“八王之乱”，所以北方少数民族鲜卑、匈奴、羯、狄、羌等割据势力趁虚而入，进攻中原，引发了历史上着名的“永嘉之乱”，也叫“五胡乱华”。当时，西晋政权摇摇欲坠，很多北方的大家族为了保存门户，都纷纷南迁往江南，这在历史上又叫做“永嘉南渡”。卫玠家族也是这南迁士族中的一支。永嘉四年（310），他携母亲举家过江，颠沛流离，百感交集，先是寄居武昌，接着再到豫章，然后又辗转来到下都。

    下都是哪里呢？就是当时的建业，今天的南京。“下都”在古代略相当于陪都，就是在京都之外，择地别建的另一个都城。西晋以洛阳为都城，历史上就称建业为下都。312年6月卫玠来的时候，还叫建业，半年之后，建业便改为建康，因为313年元月登基的晋愍帝名叫司马邺，为避皇帝的名讳，遂改建业为建康。又过了五年，317年，西晋灭亡，东晋建立，建康便成为东晋的首都。

    可想而知，公元312年的建业城，作为北方南渡士族的集散地，作为未来的首都，是个非常繁华和热闹的大都市，所谓“六朝金粉”之都，“富贵温柔乡，烟柳繁华地”。经济中心的南移，南北文化的合流，使得这个地方成为当时的首善之区，更是人文荟萃之地，所以，卫玠这个当时最有名的清谈名士，花样美男，在当地有着很高的“人气”也就毫不奇怪了。估计卫玠还没进城，消息便传开了。这天千不该万不该，卫玠不该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他在哪里出现我们不得而知，估计是秦淮河或者乌衣巷之类比较热闹的地方。于是，就发生了《世说新语》记载的那一幕：“人闻其名，观者如堵墙”。大家听说卫玠来了，纷纷赶来围观，不一会儿，看他的人便围得像一堵墙，可以说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卫玠本来就体弱多病，哪受得了这种劳累啊？终于病入膏肓，一命呜呼。当时的人就把这件事叫做“看杀卫玠”。

    每次读这个惊心动魄的故事，我都会陷入真相与审美的矛盾之中，一方面明知这有可能是个“假新闻”，不可尽信。因为关于卫玠的死亡问题，《世说新语》还有另一个版本：

    卫玠始度江，见王大将军。因夜坐，大将军命谢幼舆。玠见谢，甚说之，都不复顾王，遂达旦微言，王永夕不得豫。玠体素羸，恒为母所禁。尔昔忽极，于此病笃，遂不起。

    故事说，卫玠渡江之后，依附于大将军王敦。王敦很赏识他，有一天夜里就让卫玠和一个叫谢鲲的名士清谈。清谈是魏晋名士非常热衷的一种很高雅的学术沙龙活动，谈的内容多是老庄哲学的抽象哲理，不仅对人的学养、口才要求很高，而且清谈的人还要有充沛的体力和精力才行，否则很难应付那种高度紧张激烈的辩论局面。卫玠偏巧是当时最喜爱也最擅长清谈的，只要他一开口，简直是妙语如珠，让人神魂颠倒。无巧不巧，这个谢鲲也是一个清谈高手，两人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于是大谈特谈，因为谈得太激烈，竟然通宵达旦。东道主王敦只有做听众的份儿，整个晚上都插不上一句话！我们知道，卫玠的身体本来就羸弱不堪，他母亲经常对他严加防范，不让他参与清谈活动，就是怕他身体吃不消。估计这一次母亲没能管得住，结果这晚过后，这位美男体力严重透支，导致病情加重，终于一病不起。“不起”，一般而言就是死亡。所以，我把这个版本叫做——“谈杀卫玠”。

    但是，根据我们的生活经验，无论是“看杀卫玠”也好，还是“谈杀卫玠”也好，其实都有故作夸张、耸人听闻的成分。用现在的话说，这事儿有点“八卦”！我在处理“卫玠之死”这样一个问题时，经常采取轻松一点的方式加以推理：估计卫玠先是通宵达旦地清谈，然后病情加重，接着很快又在建业城的闹市中被疯狂的追星族和粉丝们一通“猛看”，终于一病不起，香消玉殒！也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病死”和“谈杀”、“看杀”是三位一体、牵一发动全身的。打个比方吧，就像英国的黛安娜王妃，你说她是被车祸杀死的，还是被“狗仔队”的闪光灯给“闪死”的呢？恐怕兼而有之。

    叙事夸张，有些不靠谱，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呢，我又觉得，这个记载背后传达的东西真是美极了。有时候，太靠谱的东西可能反而不美了。比如，“梁祝化蝶”的传说靠谱吗？不靠谱。美不美？太美了！我们的古人真是太有才了，不说卫玠是病死的，也不说他是累死的，偏说他被“看杀”，这里面传达的是一种非常唯美的信息，就是人们宁愿相信，卫玠是因为美丽而死亡！这真是“史上最美的死亡事件”！这个故事体现了古人的十分蓬勃的想象力、创造力和审美能力。在此之前，像“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乃至“倾国倾城”等典故成语，都是用“反证法”证明了美貌的魅惑性和杀伤力。而到了“看杀卫玠”，它却反其道而行之，把众人的“看”的杀伤力也凸显出来了！古今中外，有哪一个写美人的名着如此深刻地揭示出了“美的危险性”与“看的杀伤力”呢？可以说是绝无仅有！

    有道是天妒英才，卫玠死时，年仅27岁。《晋书·卫玠传》记载，谢鲲听到卫玠的死讯，“哭之恸，人问曰：‘子有何恤而致斯哀？’答曰：‘栋梁折矣，不觉哀耳。’”王导更是称卫玠为“风流名士，海内所瞻”，号召天下名士“可修薄祭，以敦旧好”，可见卫玠在时人心目中的地位。后人对卫玠也是情有独钟。如唐代诗人孙元晏有诗云：“叔宝羊车海内稀，山家女婿好风姿。江东士女无端甚，看杀玉人浑不知。”宋代诗人杨备《卫玠台》诗云：“年少才非洗马才，珠光碎后玉光埋。江南第一风流者，无复羊车过旧街。”企慕怜惜之情，溢于言表。

    鲁迅先生说：“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了给人看。”卫玠的英年早逝，的确是个让人感伤的悲剧，但我们中国人常常有这么一种能力，就是在死亡中发现氤氲的诗意，在废墟中看见明媚的花朵，在无边的痛苦中还能擦干眼泪，“拈花微笑”。人们创造出“看杀卫玠”这个故事，不正是为了以此来安抚那些“人皆有之”的“爱美之心”吗？要我说，这是中国人特有的“艺术精神”和“喜剧精神”，而这两种精神，正是在魏晋那样一个乱世潜滋暗长并发扬光大的。

    美是“看”出来的

    从“看杀卫玠”这个故事，我们可以得出对魏晋时代的什么印象呢？我想至少有三点：

    第一，魏晋时代是一个对美好的事物无限神往、无限崇尚、无限留恋的时代。魏晋风流之所以令后人心向神往，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那个时代的人热爱美，追求美，更创造美！

    第二，魏晋那个时代很特殊，审美的观点和我们今天不太一样。按照我们现在的标准，男人总要高大威猛一点、肌肉发达一点，才叫帅，才叫酷吧？像卫玠这样的体弱多病的小白脸儿，我们会有一个比较贬义的词送给他——“奶油小生”！

    第三，和古往今来人们大都重视女性美不同，魏晋那个时代，似乎男性的美更受重视。男性美不仅被发现、被欣赏、甚至被“消费”了。有人说，如今的娱乐圈里颇有一些“花样美男”大受追捧，说明现在已经进入了所谓“男色时代”。但是，大家可能有所不知，今天的这股对男性美的欣赏和追捧的风气，比起魏晋时代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魏晋的这股对于男性美的欣赏和追捧的风气，就是我们所说的“美容之风”。

    所谓“美容之风”，其实就是“容止之风”。“容止”一词我们现在很少用，但在古代使用频率却很高。史书中介绍传主的外貌，常常会说“美容止”，或“善容止”，就是有美好的容貌、神态和举止，让人喜闻乐见。必须说明的是，这里的“美容”和今天的美容化妆并不一样，它包括两层意思：一是“美己之容”，二是“赏人之美”。而且，魏晋的这股美容止的风气主要是集中在男性身上的，简单说，也就是对男性美的欣赏。

    从历史上看，应该说，对男性美的欣赏要远远落后于女性美。早在《诗经》的时代，就留下了许多描写美女的诗歌，但整个《诗经》对男性美的表达几乎没有，有，也是高大威猛的形象。有人要说了：难道高大威猛不是男性美的一种么？当然是。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高大威猛常常是强调某种实用价值。比如《诗经·伯兮》这首诗，写一个留守空闺的女子想念他的丈夫，开篇就说：“伯兮朅兮，邦之桀兮”。——我的丈夫真英武，他是国家顶梁柱。朅，就是高大雄健的样子。但紧接着话锋一转，却道：“伯也执殳，为王前驱。”（殳是古代的一种武器，用竹木做成，有棱无刃）——丈夫手执锋利殳，为王打仗做先锋。因为这个丈夫孔武有力，很快就被国君征调出征，拿着武器上战场、做前锋了。所以，这个女子夸奖自己的丈夫高大威猛，就不是一种纯粹的审美状态，而是另有所指。

    那什么才是审美状态呢？简单说，你欣赏的对象带给你的联想，离功利目的和道德价值越远，就越是接近审美状态。比方说，你看到一个高个男孩，不禁赞叹：这小子真帅！这就是审美状态。如果你马上想：这小子是打篮球的好苗子。这就是篮球教练的眼光了。“看”了就想到“用”，这不是审美状态。反过来，能够欣赏那些“中看不中用”的人或物（比如艺术品），倒是一个人的审美能力的体现。

    一句话，美是“看”出来的。审美状态就是单纯享受“看”的愉悦，而不是执着于“用”的算计。

    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大概只有到了战国时期，才开始出现对于男性美的欣赏。我们讲两个战国美男的故事。

    第一个是宋玉的故事。宋玉是战国时期着名的楚辞作家，相传是屈原的学生。他写过一篇很着名的赋，叫《登徒子好色赋》。写楚国大夫登徒子在楚王跟前进谗言，说宋玉虽然长得高大英俊，风流倜傥，但是却经常说点不满现实的牢骚话，而且十分好色。楚王一听，很生气，就找来宋玉，质问他：可有这回事？宋玉知道是登徒子背后进了谗言，就说了一席话，塑造了一位绝色美女的形象。他先绕了一个大圈子，说：

    “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

    先解释一下这个“里”。“里”是古代一个编制单位。有说二十五户人家为一里的，也有说七十二家、八十家甚至一百家为一里的。用今天的标准看，“里”差不多相当于一个街道或者小区。宋玉这段话的意思是：天下的美人啊都不如我们楚国的，楚国的美人啊都不如我们那个“小区”的，我们那“小区”的美人啊又都不如我家东邻的女孩子。宋玉果然文才了得，这么层层递进、逐步升级的交代自然吊足了读者的胃口。这个“东家之子”美到什么程度呢？宋玉说：

    “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着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

    就是增加一分就嫌太高了，减去一分吧，又嫌太矮了；搽点粉就显得太白了，抹点胭脂又觉得太红了！用现在的话说，这个宋玉的“邻家女孩”真是美到了极致，都达到“黄金分割”了，好比一个巧夺天工的艺术品，一丁点儿都不能改动！宋玉还说这美女“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真是“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了。

    可有趣的是，这么一个绝代美女不过是宋玉的一个“托儿”！宋玉接着说，“然此女登墙窥臣三年”。——这样一个美人，整天爬到我家的院墙上，干什么呢？“偷窥”我。不是偷窥一天两天，而是整整三年！原来宋玉是要借这个美女衬托自己的美。紧接着他又说，即便如此，“至今未许也”——我到今天也还是没有答应她呢。

    更好笑的还在后头。宋玉接着又把登徒子的老婆塑造成了一个“绝代丑女”，怎么丑的呢？——“其妻蓬头挛耳，齞唇历齿，旁行踽偻，又疥且痔”。宋玉说，登徒子的妻子啊，头发蓬乱，耳朵卷曲，豁唇龅牙，弓腰驼背，身上既生癣疥又有痔疮，简直是古今“丑女无敌”。可就是这么一个丑老婆，“登徒子悦之，使有五子”，竟和她一口气生了五个孩子！最后宋玉说：大王啊，你说我们俩谁更好色呢？

    必须指出，楚辞甚至后来的汉赋都有个特点，就是虚构，所以这篇赋写的内容未必就是实情，但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推知，宋玉是当时的一位美男，而且已经受到邻家女孩的暗恋和追捧，这个结论大概是不错的。

    第二个故事的主人公是邹忌。《战国策·齐策》记载说，齐威王时，国相邹忌身高八尺有余，形体容貌光艳美丽。一天早晨，邹忌穿戴好衣帽，照着镜子，自我感觉特好，就问他的妻子说：“我同城北徐公相比，谁更漂亮？”这个城北的徐公可不是一般人，他是齐国有名的美男子。妻子连忙说：“您漂亮极了，徐公哪能比得上您呢？”邹忌还算有点自知之明。他不相信自己真比徐公漂亮，就又问他的妾：“我同徐公比，谁更漂亮？”妾连忙说：“徐公怎么能比得上您呢？”

    第二天，有客人来访，邹忌又以同样的问题问客人，得到的回答也一样。又过了一天，徐公来拜访他，邹忌上看下看，左看右看，看了又看，觉得自己比徐公差远了。邹忌晚上躺着琢磨这件事：为什么妻妾和客人都要“忽悠”我呢？最后他得出一个很有心理学价值的结论来：“我的妻子认为我漂亮，是偏爱我；妾认为我漂亮，是害怕我；客人认为我漂亮，是有求于我啊。”于是邹忌就上朝拜见齐威王，说：“我知道自己不如徐公漂亮，可我的妻子偏爱我，我的妾害怕我，我的客人有求于我，他们都说我比徐公漂亮。如今大王您拥有千里疆土，上百座城池，宫中的妃子、近臣没有谁不偏爱您，朝中的大臣没有谁不害怕您，全国的人民没有谁不有求于您。由此看来，大王您被忽悠得也很厉害啊！”后来的情节大家都知道了。齐威王采纳了邹忌的建议，广开言路，终于国泰民安，美名远扬。

    这个故事一般是被当做君臣之间一个善进谏、一个善纳谏的事例来说的。但是我们也可以从男性美的发展看这个故事。我的结论是，大概在战国时期，对男性美的欣赏已经成为一个明确无疑的事实。这个爱照镜子、喜欢没事儿一个人“臭美”的邹忌，还有那个大家公认的美男子徐公，显然都是当时男性美的代表人物。

    但是，我们要把宋玉和邹忌的故事跟“看杀卫玠”的故事放在一起比较，就会发现三个很大的不同：

    第一，性质不同。战国时候，男性美的欣赏还在“私人领域”，邻家女孩隔墙偷窥也好，一个人对着镜子臭美也好，被妻妾赞美也好，都很私密，而到了魏晋，却成为“公共空间”的大事，风生水起，无比张扬。

    第二，规模不同。宋玉和邹忌的故事还只能算是个案，可到了魏晋，像卫玠这样被写进史书的美男，简直是层出不穷，蔚成一时风气。

    第三，功用不同。战国的两个美男故事并不是叙事的重心，只是陈情说理的铺垫。“看杀卫玠”的故事则把对美的欣赏作为叙事的中心。而且，从效果上来看，战国的两个故事“群众参与”明显不够，而魏晋呢，对男性美的欣赏就好比一股巨大的台风，席卷了整个社会。像卫玠这样的美男，甚至拥有数量庞大的“粉丝军团”，结果竟然搞出了人命！

    总之，魏晋时代，对男性美的发现和欣赏仿佛一下子被唤醒了，男士爱美，成了这个时代的重大精神事件。相比之下，对于女性美的欣赏和记载反倒处于下风。所以，要说“男色时代”，魏晋才是真正的“男色时代”。

    “傅粉何郎”

    既然美是“看”出来的，那么，魏晋时期对于男性美的审美标准又是怎样的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还是先来说说中国古代女性美的一个审美标准。比如《诗经》有首题为《硕人》的诗，里面写到一位美女：“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意思是：她手指嫩白如茅荑，皮肤洁白赛凝脂。颈子白嫩像蝤蛴，白牙齐整似瓠犀。额头方正白如蝉，眉毛弯比蛾触须，粲然一笑百媚生，明眸善睐摄人魂。请注意：这里描写美女的美，说来说去都在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那就是——白。我们知道，现在的化妆品尤其是护肤品广告，一个最大的卖点就是——“美白效果”好。可见，“白”，几乎是“美”的一个必要条件。

    令人诧异的是，魏晋男性美的标准竟和女性美差不多，最受推崇的也就是——白。和今天的男士也用护肤品一样，汉末以来，在上层贵族和名士圈里，就有了“傅粉”的风习。傅粉，也就是搽粉。为什么搽粉？当然是为了“美白”。为什么要“美白”？因为当时人“以白为美”。

    有个“傅粉何郎”的故事最能看出当时“以白为美”的风尚。故事的主人公，就是三国时大名鼎鼎的名士何晏。何晏是东汉灵帝时的大将军何进的孙子。他的父亲死得早，母亲尹氏因为长得漂亮，被曹操收纳为妾，他也就“拖油瓶儿”地成了曹操的养子。何晏长得形容俊美，大概得益于他的母亲尹氏的遗传基因。《世说新语·夙慧》篇有个故事，说何晏七岁的时候，就出落得很漂亮，很可爱，“明慧若神”。曹操很喜欢他，当时何晏随他的母亲尹氏住在宫里，曹操有一次就把他召到自己身边，想收他做儿子。何晏不愿意，就在地上画了个大方框，自己站在当中，人问其故，他回答说：“何氏之庐也。”曹操知道后，也不勉强，立即把他送回去了。

    何晏长大之后，姿容甚美，冠绝当世。《世说新语》记载说：

    何平叔美姿仪，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与热汤饼。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

    “美姿仪，面至白。”这个描写透露了一个信息，就是皮肤白皙对于一个姿容美好的人来说，具有强调的作用。更何况，何晏不是一般的白，是“至白”，白到了极点。白到了让人怀疑的程度。因为何晏太白了，而当时的人又有搽粉的风气，所以魏明帝曹叡（一说魏文帝曹丕）便怀疑何晏的“面至白”乃“傅粉”所致。于是曹叡就想了一个办法试探他。什么办法呢？就是大夏天儿给他热汤面吃，而吃热面往往会流汗的，一流汗，不就真相大白了吗？何晏吃完以后，果然大汗淋漓，就用“朱衣”的衣袖擦了擦脸，没想到，“色转皎然”，他的面色居然变得更加皎洁明亮了！

    由此看来，人家何晏的白，是胎里带的，属于“天生丽质”，而不是“后天加工”。但这个“傅粉何郎”的典故，是不是“冤假错案”呢？也未必。因为有个材料说：“晏性自喜，动静粉帛不去手，行步顾影。”（刘注引《魏略》）“自喜”也可以理解为“自恋”。粉帛也写作粉白，可能就是粉饼或粉盒之类的化妆品。《晋书·五行志》还说：“尚书何晏好服妇人之服。”说他喜欢穿女人的衣服，这在古代叫做“服妖”。总之这个有些“娘娘腔”的美男因为出身高贵，就理所当然地成了美容之风的代表人物，他的生活习惯和个人爱好对当时的上流社会产生了莫大影响，于是天下名士都爱美起来，肤白如玉就成了男性美的一个重要标准。

    孔子曾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绘事后素”（《论语·八佾》）。绘事就是绘画这件事，素就是白色的绢，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先要有洁白的底子，才能在上面画出美丽的图画来。其实人又何尝不是如此？一个人如果皮肤白，五官再端正些，就给人以美感，俗话不是说吗——“一白遮百丑”。从这个角度上说，美和白的关系，真是古今同理，并没有发生质变。

    说到白，西晋的名士王衍也是个极端的例子：

    王夷甫容貌整丽，妙于谈玄，恒捉白玉柄麈尾，与手都无分别。

    王夷甫名王衍，是西晋首屈一指的清谈家，也是个著名的美男。王衍经常拿着一种类似羽扇的叫做麈尾的风流雅器，和别人清谈的时候一挥麈尾，显得特别潇洒。他的这把麈尾的柄，是用玉做的，当然很白。可是，当王衍手执麈尾的时候，人们发现，他那只手竟然白得和麈尾的玉柄毫无分别！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当时的人对于白面小生有着异乎寻常的欣赏和迷恋。

    为什么古人总爱把男人与玉联系起来呢？因为先秦时即有“君子比德”的传统，就是把自然物和君子的德行节操相比附。其中最为人喜闻乐见的就是“君子比德于玉”。因为玉的洁白、坚硬、温润等特点和所谓君子的德行与节操最为相似。而把人与自然物联系在一起，在美学上就是“人的自然化”。所以，当时把男人称作玉人、璧人，比作玉山、玉树，也就顺理成章了。

    那么，除了白，在魏晋名士心目中，还有哪些美的标准呢？又留下了多少韵味悠长的故事？魏晋这股美容之风，到底蕴含着怎样的文化密码，对我们今天又有什么启示呢？

    形神并茂

    玉树临风

    三国曹魏太和三年（229）的一天，魏明帝曹叡在皇宫里召见一些亲近的大臣，举行了一个小型的宴会。被邀请的大臣中，有曹叡的小舅子，也就是毛皇后的弟弟毛曾，当时任驸马都尉。还有一位客人名叫夏侯玄，当时只有20岁，任散骑黄门侍郎，就是在皇帝身边的侍从之臣。

    客人们都到齐了之后，皇帝曹叡指挥大家落座，估计要按照官阶高低、亲疏关系排一下座次。其他人落座后，都没有什么问题，只有20岁的夏侯玄脸上一脸的不高兴。为什么呢？因为曹叡竟让他的小舅子毛曾和自己坐在一起了！

    有人可能会问：不就是一个座位嘛，有什么了不起，犯得着这样较真儿吗？

    大家要这样想，可就委屈夏侯玄了。夏侯玄何许人也？说起来可是大大的有名。他是三国曹魏名将夏侯尚之子，曹操的侄孙曹爽的姑表兄弟，我们知道，曹操的父亲曹嵩本来就是夏侯氏之子，曹氏和夏侯氏事实上属于同宗，所以夏侯玄可以说是皇亲国戚，朝廷重臣，政治地位很高。这是其一。其二，夏侯玄还是当时著名的玄学家，与另外两位玄学家何晏、王弼齐名，开启了正始时期的一代玄风，其文化地位也是首屈一指的。其三，更重要的是，夏侯玄容仪俊美，风度翩翩，是三国时一位著名的大帅哥，在贵族阶层享有很高的声誉，堪称实力派和偶像派的“双料明星”。虽然此时的夏侯玄还是个年轻后生，羽翼尚未丰满，但所有先天的和后天的优势无不具备，可以说是位眼睛长在额头上的主儿，一般人怎么能入他法眼呢？

    再说毛曾，虽然贵为国舅，出身却很低贱，其父毛嘉在发迹之前，不过就是搞祭祀典礼的一个下等差役，因为女儿长得有些姿色，被曹叡看上，先做太子妃，后来当了皇后，于是毛家一下子鸡犬升天。顺便说一句，曹魏政权的最初几代统治者，从曹操到曹丕再到曹叡，选立正妻或皇后都有个毛病，就是不看门第，只要有姿色就行，他们所立的皇后都是出身低贱之人，这在学术界有个说法，叫做“三世立贱”。

    一般而言，一夜暴富或者暴贵的人往往自我膨胀，不知天高地厚，毛曾也是如此，此人行为举止粗俗不堪，给人一种猥琐鄙陋之感，简直就是一标准的“歪瓜裂枣”！可是这么一个不上台面的人，曹叡为了抬举他，却让他和夏侯玄坐在一起。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当时的情形：毛曾因为能和夏侯玄这样的偶像级人物坐在一起，当然很兴奋，估计是眉飞色舞，乐不可支。而出身高贵的夏侯玄，一向很鄙视毛曾这样的暴发户，《三国志·夏侯玄传》的说法是：“玄耻之，不悦形之于色。”就是夏侯玄把和毛曾这样的人坐在一起看做是自己的耻辱，所以一脸的不高兴，估计连皇帝他都爱答不理了。

    这样一来，曹叡就很生气：再怎么着我也是皇帝啊，你不给我小舅子面子，总得给我面子吧？于是龙颜大怒，后来他就找了个借口，将夏侯玄从黄门侍郎，降为羽林监，也就是皇家禁卫军的一个官。

    这个故事的结局就是如此，实在谈不上精彩生动，甚至是有些无聊。但是，在《世说新语》作者的笔下，却变成了另外一种光景，显得生动有趣，摇曳多姿。《世说新语·容止》篇载：

    魏明帝使后弟毛曾与夏侯玄共坐，时人谓“蒹葭倚玉树”。

    说魏明帝曹叡让他的小舅子毛曾与夏侯玄共坐一处，结果怎样呢？他不写夏侯玄如何因为惹怒皇帝被贬职，反而换一个角度说，这样一幅比例严重失调的“快照”，就被人有心人“抓拍”到了，大家看出了一个大帅哥和一个“小瘪三”坐在一起的喜剧效果，于是美其名曰：“蒹葭倚玉树”。蒹葭，是河边乱长的芦苇；玉树，则是神话传说中只有仙境才有的高贵的仙树。芦苇倚靠着玉树，这句话显然不是事实判断——毛曾不是蒹葭，夏侯玄也不是玉树——而是一种价值判断，甚至还是一个审美判断，无非是说，夏侯玄和毛曾坐在一起，一个美，一个丑，一个贵，一个贱，反差实在太大了！既表达了对夏侯玄风度气质的赞美，也表达了对毛曾猥琐之态的贬斥和嘲讽。

    不太为人注意的是，“蒹葭倚玉树”这个十分鲜明的形象，对于我们了解魏晋男性美的另外一个标准，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什么标准呢？一言以蔽之，就是——高。如果说，魏晋时代对男性要求白，和我们今天的审美标准不太一样的话，那么，要求男性高大一点，伟岸一点，恐怕倒是古今一致的。可以说，对男性身高的要求从来都是衡量男性美的一个重要标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自汉代以来，史书中描写人物，身高就是重要的一项。比如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就说：孔子“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九尺六寸有多高呢？按照古今尺度的比例换算一下，孔子的身高差不多要两米多，都能和姚明抢篮板球了！但是，似乎没有人说，孔子是长得俊美的。为什么？因为他太高了！连孔子自己都说过，“过犹不及”，一件事情，过头了，和达不到，都不好。就身高而言，太高给人以压迫感；太矮了，像武大郎那种，只能让人产生同情心，总之不太容易产生美感。这说明，人类对于身高的认识，也有一个类似于“黄金分割”的恰到好处的比例。据我的观察，古代男子身高在七尺五寸到九尺之间，往往被认为是美的。不到或者过了这个限度，也就谈不上美了。

    到了魏晋，文献记载男人的身高，出现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就是除了交代一下尺寸，往往还采用比喻的手法，把人比作优美的自然物，因此形成了不少美丽的词汇。比如夏侯玄所以被称为“玉树”，大概就是因为他把帅哥的两大标准都占了——不仅白，而且高。

    “玉树”之外，形容美男的高，还有两个很有气势的词——“孤松”和“玉山”。这两个词都是用在“竹林七贤”的领袖嵇康身上的。《世说新语·容止》篇记载说：“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七尺八寸，大概相当于现在的1米88（三国时一尺合今24.2cm），堪称伟岸。所以嵇康的好朋友山涛赞美他说：

    “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kuǐ）俄若玉山之将崩。”

    嵇叔夜这个人啊，高大挺拔如山崖间傲然独立的青松；就连他醉倒的时候，也是风光无限，就好像一座巍峨的玉山将要坍塌了一样。美不美啊？当然美！如果说夏侯玄堪称“玉树临风”的伟丈夫，那么嵇康也为中国文化创造了一个很有阳刚之美的成语，叫做——“玉山倾倒”！

    除了玉树、孤松、玉山，形容一个人高还可以用动物来作比。比如鹤。大概是遗传基因的作用吧，嵇康的儿子嵇绍后来也长成一位高大英俊的帅哥。有例为证：

    有人语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鹤之在鸡群。”答曰：“君未见其父耳。”

    那是嵇绍刚刚踏上仕途，来到京城洛阳的时候，有人见了他，就对“竹林七贤”的另一位名士王戎说：你看这个嵇绍啊，他在众人之间，就好像一只野鹤站在鸡群中一样，卓然独立，器宇轩昂！王戎一听，很不屑地说：“君未见其父耳。”言下之意，他父亲嵇康更让人叹为观止啊！尽管嵇绍不如父亲嵇康，但他也为中国文化贡献了一个成语——“鹤立鸡群”。

    总之，一个男人如果白而且高，在魏晋时期就会大受欢迎。我们上一讲所讲的那位花样美男卫玠，之所以受人追捧，大概也因为他具备了当时美男的两个标准——白，而且高。说他白，有人们叫他“玉人”、“璧人”为证。说他高，有根据吗？有一个间接的根据。据《晋书·贾后传》记载，晋朝开国皇帝晋武帝司马炎要给自己的儿子司马衷选太子妃，当时有两个家族是候选人：一个是卫瓘家，卫瓘就是卫玠的祖父；再一个是贾充家。晋武帝很看好卫家，理由是：“卫家种贤而多子，美而长白。”认为卫氏家族遗传基因（“种”）好，并且能生儿子，生的孩子都长得漂亮，又高又白。反过来呢，“贾家种妒而少子，丑而短黑”。就是贾家的遗传基因不太好，生的都是女孩子，又生性好忌妒，这倒也罢了，还相貌丑陋，又矮又黑！

    这个材料非常清楚地说明，当时美的标准是“长白”，丑的标准是“短黑”。无论男女都是一样。但是好事多磨，最后太子妃、也就是未来皇后的位子还是被位高权重的贾充家给抢去了。坐上皇后宝座的是谁呢？就是贾充的大女儿，有一代妖后之称的贾南风。这位可以说是“史上最丑皇后”的贾南风，果然“性酷虐”，“妒忌多权诈”，后来专权乱政，荒淫残暴，成为“八王之乱”的罪魁祸首。西晋灭亡，贾南风难辞其咎。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由“白”和“高”这两种标准推演开去，也便形成了魏晋美男的两种类型。哪两种类型呢？一种是阴柔美。这一类以何晏、王衍、卫玠为代表，他们大多以白为主，白得有点女性化，有点“病态美”的味道，形容他们经常用“美”、“丽”这样的字眼儿。第二类是阳刚美。这一类型以夏侯玄和嵇康为代表，他们属于阳刚美男，常用“高”“伟”“俊”“秀”这样的字眼儿来形容。如果说，阴柔美男的主要特点是皮肤白皙的话，那么阳刚美男则往往身材高峻，令人须仰视才见。

    因此，认为魏晋人只喜欢奶油小生的观点是不确切的，当时，像夏侯玄、嵇康这样高大英俊、风神傲岸的阳刚美男照样受到人们的欣赏和欢迎。

    心明眼亮

    除了白和高，在魏晋名士心目中，还有哪些美的标准呢？

    我们知道，一个人不仅有外在的形体容貌，还有内在的精神气质，所谓“形神兼备”。外在的形体容貌和内在的精气神，共同构成了一个人的整体印象。如果一个人仅有外形的美，而没有内在的神采，无论如何也不会给人以美感。唯有“形神并茂”，美感才能由内而外地散发出来。

    如果说，肤色白、身材高只是外在之“形”的话，那么，更重要的内在之“神”要靠什么显示呢？

    不用说，靠的是眼睛。

    俗话说：“人心隔肚皮。”“知人知面不知心。”人是很复杂的动物，“知人”之难自古以来就困扰着人们。圣贤如孔子，对于人的了解，也曾经历过“听其言而信其行”到“听其言而观其行”的艰难转变。最后他总结出一个观察人的有效方法：“视其所以，察其所由，观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仔细观察一个人行为的动机，处事的方式，以及他所安于什么样的一种状态，那么这个人怎么可能隐藏得住自己呢？

    后来孟子嫌这种“跟踪调查”式的方法太麻烦，便提出了一个更简便也更直观的观察人的方法，他说：

    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了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听其言也，观其眸子，人焉廋哉？

    孟子说，观察一个人，没有比观察他的眼睛更好的办法了。眼睛掩藏不了他内心的丑恶。心怀坦荡的人，眼睛就特别明亮；居心叵测的人，眼睛就晦暗而浑浊。听一个人说话，再观察他的眼睛，他怎么能掩藏得住呢？

    我们经常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心明才能眼亮，而眼亮，是一个人内在精神和生命活力的体现。所以，在魏晋的美容之风中，人们就把眼睛黑亮作为判断一个人是否具有内在风神之美的重要标志。

    比如“竹林七贤”中年龄最小的王戎，眼睛就很亮，而且史书上说他有一种“特异功能”——“视日不眩”。他眼睛直视太阳的时候，一点都不会头晕目眩。有位叫裴楷的名士一见王戎的眼睛，就大加赞叹：“戎眼烂烂，如岩下电。”就是说，王戎的眼睛精光四射，好像山岩下的闪电一样。王戎这个人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但因为他拥有这么一双“电眼”，混迹于名士圈中倒也不觉得寒碜。

    其实，裴楷夸王戎眼亮，也是在“表扬和自我表扬”。因为被称为“粗服乱头皆好”的裴楷自己也是一位“电眼”帅哥：

    裴令公有俊容姿，一旦有疾至困，惠帝使王夷甫往看。裴方向壁卧，闻王使至，强回视之。王出，语人曰：“双眸闪闪若岩下电，精神挺动，体中故小恶。”

    有一次，裴楷卧病在床，晋惠帝司马衷派大名士王衍来看他。裴楷本来是向壁而卧的，听说王衍来了，出于礼貌，便勉强转过身来看了他一眼。正是这一眼，给王衍留下很深的印象。王衍出来后，对人说：“裴楷的双眸闪闪若岩下电，精神很好，不过身体微染小恙罢了。”这说明，当时的人把一个人眼睛亮不亮作为评判其内在精神气质的一个重要标准。

    东晋有个美男叫杜弘治。大书法家王羲之见了他，非常欣赏，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面如凝脂，眼如点漆，此神仙中人。”

    “面如凝脂”是说他皮肤极白，白得像凝结的油脂。“眼如点漆”是说他双眸黑亮，炯炯有神，这样黑白形成的强烈对比，就把一个人的内在精神凸现出来了，所以此人望上去简直就像神仙下凡一般！

    有时候，眼睛黑亮的作用甚至比白和高这些外在特点更巨大，更本质。一个人如果容貌一般，既不白，也不高，甚至很丑陋，但只要你有一双明亮的眸子，也能凸显其风神气度，给人一种美感！比如东晋有个叫支遁的高僧，他的“相貌丑异”是出了名的，而“丑异”一词，差不多相当于“丑八怪”，但是，此人照样是东晋非常受欢迎的名僧加名士。为什么？因为他有一双黑白分明、精光四射的眼睛，凭着这双眼睛，“一美遮百丑”，照样让人刮目相看，肃然起敬。

    所以，魏晋美容之风既注重皮肤白、身材高等外形的美，也注重眼睛明亮等内在精神的显现，说穿了，魏晋人不仅欣赏一个人的自然美，修饰美，更推重一个人的风度美，人格美。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形神并茂”。

    掷果潘安

    除了肤白，身高，眼亮，还有一种男性美的标准也值得注意，那就是一个人的“神情之美”。神情可以理解为风度，仪态，韵味。这里我们要重点介绍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谁呢？说起来大家一定知道。民间有个说法：“潘安貌，子建才。”子建是三国时最有才华的诗人曹植的字。潘安就是就是西晋的文学家潘岳，大概因为他的字叫安仁，所以人们又叫他潘安。

    这个潘岳怎么美呢？我觉得，潘岳的美可能体现了阴柔和阳刚两种美的完美结合。或者说，在他身上，外在美和内在美达到了相得益彰的程度。《潘岳别传》称：“岳姿容甚美，风仪闲畅。”说他不仅姿容美好，而且风度潇洒，仪态万方。

    潘岳大概也是很白的，《世说新语》记载说：“潘安仁、夏侯湛并有美容，喜同行，时人谓之‘连璧’。”

    潘岳喜欢和另一位美男夏侯湛同行，被人们称为“连璧”。“连璧”是指连在一起的两块美玉，说潘岳和夏侯湛两人在一起，真是珠联璧合，相映成辉！

    不仅如此，和卫玠一样，潘岳的美也是很有杀伤力的。美貌的人常常会伤害平凡的人：一是让人感到自卑，二是让人嫉妒，三是让人痴狂。这样的人对于公共领域来说，差不多是个“公害”，只要他们一出门，很容易造成交通或治安方面的“险情”。《世说新语·容止》篇就记载：

    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左太冲（左思）绝丑，亦复效岳游遨，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返。

    说潘岳姿容美妙，神情动人。他年少时曾拿了一把弹弓来到洛阳的大街上。必须说明，这时候的潘岳年龄不大，也谈不上是名流，可是他走在大街上一下子就引起异性的注意，而且不是“收视率”和“回头率”高的问题，而是更严重的问题，那些妇人遇到他，都不约而同地手拉手把他围在中间，干什么呢？欣赏呗！养眼呗！有没有动手动脚咱们就不知道了。

    顺便说一句，衡量一个时代妇女地位是否提高，一个重要的参照就是看这个时代的女性敢不敢大胆表达自己的喜好。这和今天的大众文化很相似。男性明星开始占据了更大的市场份额，欣赏和追捧他们的，大部分都是女性消费者。试想，如果娱乐杂志的封面，清一色都是女性明星的玉照，女性美独霸人们的“眼球市场”，那除了说明，我们还处在一个男性绝对中心的时代，还能说明什么呢？换句话说，男性美的被欣赏和被消费，或者说，女性不惮甚至公开地表达自己的“好色”趣味的时候，不仅不是女性的道德水准下降了，反而恰恰是女性整体地位、特别是经济独立性提高的表现。

    就我的观察，魏晋女性的地位就要比汉代女性高。这跟当时儒家礼教的崩解有很大的关系。东晋史学家干宝在《晋纪·总论》中说：魏晋的妇女，往往“先时而婚，任情而动，故皆不耻淫佚之过，不拘妒忌之恶，父兄不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可知，魏晋女性的地位的确比以前有了提高，礼法对她们的束缚也比较小。大街上围观一个美男就是证明。

    我们的故事还没讲完。后面的情节更好笑。当时另一位诗人左思听说潘岳出去逛街，受到这么隆重的追捧，很羡慕，他也模仿潘岳（估计也拿把弹弓）来到洛阳的大街上晃荡，没想到妇女们一看到他，就一齐向他吐口水，弄得左思像泄了气的皮球，郁闷而归。原因无他，盖因左思才华虽高，但容貌“绝丑”！

    无独有偶。还有一个“掷果潘安”的故事：

    安仁（潘岳）至美，每行，老妪以果掷之，满车。张孟阳（张载）至丑，每行，小儿以瓦石投之，亦满车。

    故事说，潘岳因为长得太美，每次出行，老妇人便会向他车里投掷水果，常常装满一车；另一位叫张载的丑男每次出行，小朋友便用瓦块石头砸他，也常常弄得“满载而归”。

    这两个故事虽然都有些夸张，但足以说明，魏晋时人们对美的狂热追求，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别的不说，你爱美男可以，可也不能虐待丑男啊？我们现在对“丑星”多宽容啊！俗话不是说，红花总须绿叶衬吧？但是话又说回来，这种看似有些极端的偶像崇拜恰好说明魏晋人对美的崇尚，热烈生猛，爱憎分明，一派天真烂漫。

    如果把今天的偶像崇拜和魏晋比较一下的话，就会发现本质的不同。今天的偶像崇拜，权力的也好，道德的也好，文化的也好，娱乐的也好，大都离不开现代传媒的强势宣传和炒作，而魏晋这股美容之风，则显得更为淳朴、真率和自然。那时候没有聚光灯，没有商业炒作，也很少有行政命令来干预大众的精神生活，有的只是对美的事物的热爱，对高贵气质的欣赏，以及对卓越才华的仰慕。要知道，人们崇拜的这些人，除了长得美，长得帅，有风神，有气度，更重要的是，他们大多是当时一流的文化人和艺术家。与其说他们是其他偶像，不如说他们是人格偶像。这么一比较，孰高孰低，不言自明。

    这世界上，人类是最会制造偶像并崇拜偶像的物种，偶像崇拜也带动了人类的精神生活向更高级的方向发展。但是，和所有的时尚一样，偶像崇拜难免带有非理性的色彩，特别是今天风起云涌的的粉丝文化，那种“爱你没商量”或者“好恶大于是非”的狂热心态倒是需要警惕的。要我说：

    与其崇拜权力偶像，不如崇拜道德偶像；

    与其崇拜道德偶像，不如崇拜娱乐偶像；

    与其崇拜娱乐偶像，不如崇拜文化偶像；

    与其崇拜文化偶像，不如崇拜人格偶像；

    与其崇拜所有一切偶像，不如所有一切偶像全都不崇拜！

    从经济学角度说，崇拜别人，意味着不断地透支自己，人生苦短，何必把自己的价值绑在别人的光环背后呢？

    神超形越

    魏晋美容之风是有着深广的文化内涵的一种时代风气，与后来单纯的“以貌取人”不可同日而语。这股风气对于中国的文化和国人的心灵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第一，魏晋美容之风脱胎于汉末人物品评的风气，它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美学的发展。中国美学有两大特色：一是天人合一，二是人文合一。很多人物审美的概念，最终变成了文学艺术欣赏的关键词。美学家宗白华先生说：“中国美学竟是出发于‘人物品藻’之美学。美的概念、范畴、形容词，发源于人格美的评赏。”（《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比如“形神”这一概念，原本用于对人的认知，后来变成了对艺术品的赏鉴的范畴，出现了“形似”和“神似”、“形神兼备”等美学概念。再比如，“风骨”本来也是形容人的性格的，后来却成了表达对文章风格的把握，所以出现了“建安风骨”这种非常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美学概念。再如，眼睛是人物美的一个重要审美标准，后来，人们就转移到对文学的欣赏上，把一篇文章中最关键的句子叫做“文眼”，一首诗中最警醒的字眼叫做“诗眼”，这都和魏晋这股人物美的欣赏风气不无关系。

    第二，魏晋美容之风丰富了中国人的心灵，提升了我们的精神境界。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魏晋以前，比较注重的是道德修养，孔子曾感叹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此言一出，中国人大都标举“好德”，至少装着“好德”。但是，“好德”强调的往往是社会性、群体性或者说“共性”的东西，需要社会规范引导和后天学习修养才能养成，而“好色”或者说“爱美”则是人的天赋本能，它强调的是自然性、个别性或者说“个性”的东西。相比“好德”，“好色”几乎是无师自通，因而更接近人的本真。儒家崇尚道德本身没有错，但道德一旦发展成为道德主义，则很容易流入虚伪，甚至是残暴。东汉末年的政治腐败正是道德主义破产的信号。到头来，道德成了统治者单方面要求被统治者遵守，而自己却可以抛弃的意识形态专制。魏晋时期，礼崩乐坏，儒家礼教日益瓦解，人们的思想空前解放，正是一个十分重视个性发展的时代，几乎每个人都拥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所以，人们发现，人的天赋的才性和自然的体貌风度本身就是赏心悦目的，值得欣赏和肯定，而那些人为刻板的教条则显得十分虚伪甚至荒谬。这种欣赏和肯定，甚至可以说是人类本身的自我欣赏与自我确认。如果说先秦两汉时期，对一个人最高的赞美是“贤哉！”那么到了魏晋，对人的最高的礼赞则变成了——“美哉！”

    这种对人的自然、自在的形神之美、才性之美、人格之美的肯定和欣赏，使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丰富了，多元了，升华了。而排除道德成见，不带功利性地去欣赏美，追求美，创造美，表现美，正是魏晋这个乱世虽然动荡不安，但又多姿多彩、令人神往的重要原因。

    而且，我以为，魏晋美容之风的价值和意义还不仅在于“形神并茂”，而在于“神超形越”。这样一种风气产生在一个生命朝不保夕的乱世，本身就值得深思，它所具有的那种超越性的价值和意义便显得格外重要。为什么魏晋名士会崇尚那样一种“神仙中人”的境界？说穿了，是因为现实太痛苦，他们无不希望获得一种短暂的超越！因为过了今天不知道明天，所以更要精彩地活着，美丽地活着，活出属于独一无二的自我！《世说新语》中的“神超形越”一词，说的正是魏晋人灵魂深处的精神追求。

    所以，魏晋美容之风是有着深广的文化内涵的一种时代风气，与后来的单纯的“以貌取人”不可同日而语。

    那么，在美容之风的推动下，魏晋时代还有一种今天看来更另类、更生猛、更有杀伤力的风气也开始流行起来，甚至在空间上席卷了整个上流社会，在时间上一直蔓延到隋唐。这究竟是一种什么风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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