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而论道

    清谈祖师

    三国曹魏正始六年，也就是公元245年的一天，吏部尚书何晏的府邸里，高朋满座，谈笑风生，十分热闹。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聚会的客人很特别，《世说新语》称呼他们用了一个以前很少见的词——“谈客”。也就是说，这次聚会不是为了国家大事，也不是为了吃吃喝喝，而是为了——清谈。而且不是两三个“谈客”坐在那里闲扯，而是“谈客盈坐”，满屋子都是席地而坐、坐而论道的“谈客”。这真是“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这样的场面，让我想起现在每年一度的“国际大专辩论会”。不用说，这次聚会的东道主，即辩论会主席当然非何晏莫属。

    何晏这个人，我前面介绍过，他是曹操的养子，三国时着名的美男，差不多是魏晋男性美容之风的开启者。我们还知道，何晏好色，喜欢服食一种叫做“五石散”的生猛剧毒之药，并且为之大作广告，弄得天下名士也都争相服用，开启了魏晋服药之风，所以被鲁迅先生称为“吃药的祖师”。但是，美容也好，服药也好，都还不算什么，关键是，这个何晏还是一个着名的玄学家，是学术界公认的清谈的祖师爷——这就有点让人肃然起敬了。

    说到玄学家，就不得不解释一下什么是玄学。所谓玄学，就是三国、两晋时期兴起的、以调和道家和儒家思想学说为主的一种哲学思潮，代表了魏晋一代之学，通常也称之为“魏晋玄学”。我们知道，西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被定于一尊，于是两汉三四百年间，最主要学术思潮就是“经学”。所谓经学，也就是对儒家经典的注疏、阐释之学。两汉经学应该说是很有成就的，大师辈出，成果丰硕。但是，汉代的经学到后来越来越僵化，越来越腐朽，经学家们注释经典，常常旁征博引，漫无边际，主要目的似乎已经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渊博。《颜氏家训》记载了一个很好玩的谚语说：“博士买驴，书券三纸，未有驴字。”（《颜氏家训·勉学》）说一个经学博士去买驴，写了一张买卖文书，写得还挺长，但是前三页都看完了，还没有出现一个“驴”字！你说好笑不好笑？这样“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学术肯定是要被淘汰的。所以，到了汉末魏晋时期，试图调和儒家和道家的玄学思潮应运而生，开始取代两汉经学，成为魏晋时代学术思想的主流了。

    何谓清谈？

    为什么何晏会成为当时清谈的一代宗师呢？主要原因有三个：第一，何晏长得好。第二，何晏地位高。第三，何晏能清谈。这三个原因中，最关键的还是能清谈。

    那么，到底什么是清谈呢？我们提供一个现成的定义。台湾学者唐翼明认为，所谓魏晋清谈，“指的是魏晋时代的贵族和知识分子，以探讨人生、社会、宇宙的哲理为主要内容，以讲究修辞技巧的谈说论辩为基本方式而进行的一种学术社交活动。”（唐翼明《魏晋清谈》）应该说，这个定义还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打个比方，清谈就好比是一道智慧和语言的盛宴，令天下名士乐此不疲，倾情投入。

    说到清谈，往往有一种误解，就是把清谈和清议混为一谈。其实，清议与清谈，虽然一字之差，却是两个概念。二者既有联系，又有本质的区别。清议是一种士大夫参政议政的政治诉求。内容主要有两个：一是批评政治，鞭挞腐败。二是臧否人物，砥砺士气。归根到底，清议是一种以道德评价为主的政治活动。清谈则是一种贵族阶层喜爱的探讨抽象哲理、具有很强思辨性和哲学品味的一种纯学术的讨论。清谈的内容往往都是学术课题，虽然跟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这种联系是间接的，隐蔽的。归根结底，清谈是一种探讨学理的学术活动。为什么会出现清谈之风呢？那是因为汉末的清议之风被两次党锢之祸所打压，知识分子不敢再议论政治，于是就开始了谈玄说理、坐而论道的清谈。

    何晏这个人，不仅擅长清谈，而且热爱清谈，把发展玄学、推动清谈当做自己的一种事业。他经常在他的府邸，主持和召集清谈沙龙活动。我们所讲的这次清谈聚会就是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一次。为什么说这次清谈聚会最值得注意呢？因为在这次聚会中，出现了一位清谈的后起之秀，天才少年！《世说新语·文学》篇记载了这次清谈的盛况，我们逐层解读一番：

    何晏为吏部尚书，有位望，时谈客盈坐。

    这是一个大致的背景交代。说何晏任吏部尚书的时候，既有权位又有名望，当时他的家里经常是谈客满座。接下来，引出一个人来。谁呢？我们往下看：

    王弼未弱冠，往见之。

    有个叫王弼的年轻人，“未弱冠”就是还不到二十岁，就慕名前来拜见何晏。王弼是三国时首屈一指的玄学家，和比他大三十多岁的何晏齐名，史称“何王”。为什么说他是一位天才少年呢？因为王弼太短命，只活了24岁，却在中国思想史、哲学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王弼的家世也十分显赫。他的曾外祖父，是汉末割据一方的荆州牧刘表。他的祖父我们也讲过，就是“建安七子”中最有才华的王粲。但王粲只是他名义上的祖父，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知道，王粲因为长得丑，刘表没有把女儿嫁给他，而是嫁给了王粲的族兄王凯。因为王凯长得仪表堂堂，很有风貌。王凯生了个儿子叫王业，王业就是王弼的父亲。由于王业后来过继给了晚年无后的王粲为继子，这样一来，王弼也就成了王粲的继孙了。

    因为家学渊源，王弼自幼饱读经书，十来岁就能谈《老子》《周易》，是个不折不扣的天才少年。顺便说一句：为什么我们现在的教育培养不出大师了？我个人以为原因有三：首先一个原因，就是传统的私学和家学消亡了。孔子办的就是私学，古代许多学问大师都是家学渊源，将个性化的思想和学术发扬光大。第二个原因，就是经典教育断裂了。经典教育最大的好处起点高，教材过硬，蒙学读物也好，四书五经也好，都是文化含量很高、且自成系统的经典，这和东拼西凑编成的教材简直有天壤之别。这些经典都是古代青少年滚瓜烂熟的东西，今天的大学生研究生都还需要补课，这无形之中造成了最佳教育时机的滞后和教育成本的浪费。第三个原因，就是学校教育的格式化、单一化，考试制度的标准化、功利化，大大败坏了学生的求学热情，限制了那些极有天赋的学生的发展，使他们没有可能像王弼那样，进行自己感兴趣的学术实践，“全面发展”的结果是“全无发展”，最后他们当然是“泯然众人矣”。

    这是年轻的玄学大师王弼的成才之路，带给我们的思考。

    正始之音

    现在，不到20岁的天才少年王弼来到了清谈宗主何晏的府邸，他会有怎样的表现呢？我们继续往下看：

    晏闻弼名，因条向者胜理，语弼曰：“此理，仆以为理极，可得复难不？”

    何晏早就听说王弼的大名，有心要试探他一下。就把平时自己谈的最精彩的几个论点，分条陈述给王弼听，说完以后，他胸有成竹地对王弼说：“这些道理，我以为已经达到了真理的极致了，不知你能不能加以反驳啊？”

    何晏的话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就是清谈的内容，关键在于一个“理”字，所以清谈也有另一个说法，叫做“理中之谈”。就是所谈论的内容一定要“合理”，“在理”，最精彩的、在清谈中获胜的道理被称作“胜理”。何晏和王弼第一次见面，就把自己以往的“胜理”拿出来陈述一番，这等于把看家本领都拿出来了，体现了他对这个年轻人的重视。

    第二，就是那个“难”字。这里的“难”，是清谈常用的术语，意思是“驳难”、“辩难”。如果说阐述道理的一方的阐述叫做“论”的话，那么反驳的一方就叫做“难”。所以整个清谈过程，无论有多少人参加，一定都包含着两个内容：一个是“论”，一个是“难”。所以，辩论在古代也叫做“论难”。

    我们用踢足球打个比方的话，现在，何晏把球“盘带”了一会儿，踢给了天才少年王弼。王弼怎么接招呢？我们再往下看：

    弼便作难，一坐人便以为屈。

    王弼便开始对何晏的观点逐一驳难，我估计他一定是不卑不亢，侃侃而谈，口若悬河，简直帅呆了！等他驳难完毕，“一坐人便以为屈”。这里又要解释一个清谈的术语了，就是这个“屈”字。“屈”和“胜”是相对的，“胜理”是获胜之理，“屈理”当然就是屈服之理，落败之理。当何晏和王弼在论难的时候，满座的谈客都成了观众，忙着聆听、欣赏和理解，当他们的论难结束的时候，满座的观众便又有了新的角色了——他们又成了打分的裁判。“一坐人便以为屈”，以为谁“屈”了呢？根据上下文的意思，可以推断，大家都认为不是王弼，而是何晏理屈词穷了！

    这就是清谈的场面。在清谈的论辩过程中，大家的地位是平等的，没有尊卑、高低、贵贱之分。这叫什么？这叫“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清谈之风之所以让人流连忘返，就因为在清谈活动中，每个人都专注于真理之“理”，而可以忽略礼法之“礼”。无论论难的双方，还是观战的看客，大家心里都有一个准绳，这个准绳不是礼法教条，不是人际关系，而是让人流连忘返的“理”。所以，裁判们打分，就绝不会打“关系分”、“人情分”、“印象分”，而只会打“道理分”、“语言分”、“表现分”。清谈还有一个别称叫“雅谈”，为什么？就因为在清谈过程中，大家都抛弃了俗念，进入到了一种高雅脱俗的境界！

    更令人大跌眼镜的还在后面：

    于是弼自为客主数番，皆一坐所不及。

    这里又要介绍两个清谈的术语。一个是“客主”。客主也就是清谈的双方，首先阐发观点的一方是“主”，驳论的一方是“客”，好比辩论赛上的“正方”和“反方”。在这次清谈中，何晏是“主”，王弼是“客”。经过一番论难之后，大家得出结论：王弼胜，何晏屈。按说第一轮辩论已经结束，但是王弼少年气盛，还没过够瘾，于是又发动第二轮的攻势。只不过这次形式有些特别——“自为客主数番”，就是自己做客主双方，自问自答，“番”就是一个往返，一个回合。“数番”就是就不同问题自问自答了好几个回合。也是把看家的绝活儿都拿出来了。结果怎么样呢？“皆一坐所不及”。王弼阐发的道理，研究的问题，无论广度深度，还是语言技巧，都是满座的那些谈客们无法企及的。可见王弼不仅玄学造诣高，清谈的水平也是“超一流”的，简直是辩才无碍，所向无敌。

    这是何晏和王弼这两位玄学大师的第一次会面，也是他们的第一次交锋，结果是，在名士圈中公认的清谈宗师何晏败在了不满20岁的天才少年王弼手下。但是，何晏对这位后起之秀，不仅没有打击报复，反而心服口服，对王弼赞美不已。有一次，何晏和王弼谈完《道德经》后，十分感叹地说：“仲尼称后生可畏，若斯人者，可与言天人之际乎！”（何劭《王弼传》）意思是：当年孔子他老人家曾说过“后生可畏”这句话，真是不错！只有像王弼这样才智超群的人，才可以和他探讨天道和人事、自然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这样深奥的道理啊！

    要知道论年龄威望，论社会地位，两人相差实在太远。何晏是学界泰斗，王弼不过是个毛头小子，用现在的话说是个“待业青年”。但何晏对年少才高的王弼不仅没有嫉贤妒能，反而不吝赞美，提携呵护，不遗余力。这说明，清谈活动的确有十分高雅脱俗的一面，因为清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自由了，平等了，融洽了。何晏和王弼的学术交往成了中国哲学史上的一段佳话。因为他们的学术交往大多发生在正始年间，所以后人提起两人共同开启的玄学思潮和清谈盛况的时候，就美其名曰——“正始之音”。

    清谈话题

    说到这里，大家要问了：清谈到底谈些什么啊？简单说，有三部书是必谈的，就是《老子》、《庄子》、《周易》，总称“三玄”。这三部经典既有儒家的，也有道家的，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涉及到了抽象哲学的命题，思辨性很强，很深奥。除了“三玄”，清谈还有哪些有趣的话题呢？我们结合西晋时候的清谈状况来讲一讲。

    比如西晋有个名士叫阮修，他是竹林七贤的领袖阮籍的侄子，是着名的清谈家，喜好《周易》《老子》，善于清谈。也就是说，清谈的“三玄”，他精通至少两玄。除此之外，阮修还有个清谈的强项，就是着名的“无鬼论”。

    阮宣子论鬼神有无者。或以人死有鬼，宣子独以为无，曰：“今见鬼者，云着生时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复有鬼邪？”

    有无鬼神的问题，也是魏晋清谈中的一个常见的话题，其中也包含了人类对于生命自何处来、又往何处去的深层思考。有一次，阮修同一些人讨论是否有鬼神的问题。有人认为人死之后便会有鬼，只有阮修认为没有。人家问他理由何在。他说：“现在那些自称见过鬼的人，都说鬼穿的是活着时的衣服，如果人死之后真有鬼，难道衣服也会有鬼吗？”阮修的这个质疑是很有说服力的，因为我们一般人联想到鬼的时候，没有一个鬼是不穿衣服的。

    还有一次，西晋的清谈大师王衍来找阮修清谈，先谈了一通《周易》，谈得非常默契。然后话题一转，王衍又问了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老庄与圣教同异？”这里的“圣教”就是“名教”，其实也就是儒家的以名位为中心的礼教；“老庄”呢，就是老子和庄子的自然无为之道。这也是魏晋清谈一个非常重大的命题，一般称之为“名教与自然之辨”。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关系到名士的立身处世的选择问题。一般而言，崇尚名教的往往不排斥仕途经济，崇尚自然的则向往归隐山林，远离功名利禄。比如何晏、王弼是从政的，他们就主张“名教出于自然”，认为万物都“以无为本”，自然是“无”，名教是“有”，无中生有，有从无来。这种观点是为了调和当时儒家和道家的紧张关系。而嵇康和阮籍鄙薄富贵荣利，则把老庄自然之道和儒家名教对立起来，比如嵇康就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只要自然不要名教，因为就当时的情况看，名教实在太过虚伪，已经有名无实了。

    作为阮籍的侄子，阮修又是怎么回答的呢？他只说了三个字：“将无同。”什么意思呢？“将无”是个表示委婉语气的副词，相当于莫非、大概。这三个字的意思是“名教与自然这两个东西，大概相同吧？”这种思想恰恰和魏晋玄学调和儒道关系的大方向是一致的，比何晏王弼更进一层，即认为“名教同于自然”。王衍当时正是朝廷高官，位至三公，但是他在其位不谋其政，每天谈玄论道，祖尚浮虚，思想与行为自相矛盾，严重脱节，估计也正苦于无法自圆其说呢，一听阮修如此言简意赅地把这个复杂的问题解决了，真是喜出望外。于是立马征召阮修到自己的幕府中做属官。属官一般又叫做“掾”，所以当时的人都称阮修为“三语掾”，意思是阮修仅凭三个字就做了官。

    当时还有一个清谈大师，名叫乐广。乐广很擅长清谈，他的清谈风格很特别，叫“言约而旨达”，善于用简洁的语言表达出深刻的意思。有一次，王衍和乐广清谈，过后他感叹道：“我和别人清谈，语言已经很简明扼要了，可是等到我和乐广清谈之后，便觉得我的语言还是很罗嗦。”

    乐广的清谈到底有多简约呢？我们来看《世说新语·文学》篇记载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我给它起了个名，叫做“梦的解析”：

    卫玠总角时，问乐令梦，乐云：“是想。”卫曰：“形神所不接而梦，岂是想邪？”乐云：“因也。未尝梦乘车入鼠穴，捣齑啖铁杵，皆无想无因故也。”卫思因经日不得，遂成病。乐闻，故命驾为剖析之，卫即小差。乐叹曰：“此儿胸中当必无膏肓之疾！”

    西晋着名的美男、清谈家卫玠小的时候，曾问乐广一个问题：“人为什么会做梦？”这是个很抽象的问题，涉及到人的深层心理的问题，后来奥地利精神病医生弗洛伊德专门研究梦，开创了一个学派，叫“精神分析学派”。但是在弗洛伊德之前一千六百多年，一个中国小孩子便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了。想想这个卫玠真的很了不起。面对这个很深奥甚至很神秘的问题，乐广怎么回答的呢？他只说了两个字：“是想。”意思是，因为心有所想。和我们俗话所说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差不多。但这话也有漏洞。比方说你从来没有被追杀过，但梦中可能会梦到被追杀的场面，而且很逼真，这又怎么解释呢？卫玠何等聪明，他马上发现了其中的破绽，反驳说：“形神所不接而梦，岂是想邪？”——身体和精神都没有接触过的事物也能梦见，难道也是心有所想吗？针对这个反驳，乐广又回答两个字：“因也。”意思是：梦都是有因由的，至少与你经历过或看到过的事有关。他看小卫玠似懂非懂，就又举例解释说：“人们总不会梦见自己坐车钻进老鼠洞，或者捣碎姜蒜去喂一根铁棒吧？这都是因为没有想过，也没有因由经历的缘故。”卫玠是个很有抽象思维天赋的人，但他有个毛病，就是太执着，于是他就整天思考“梦”与“因”的关系，百思不得其解，竟然积劳成疾。乐广听说后，特意命人驾车前去给他分析这个问题，大概这次乐广说得比较详尽透彻，卫玠豁然开朗，病情也就好转了。乐广感慨地说：“此儿胸中当必无膏肓之疾！”这孩子有了问题非要弄清楚不可，心里藏不住事，想来一定不会患上什么不治之症吧！因为实在太喜欢这个孩子，乐广后来就把女儿嫁给了他。但是乐广这句话却没说准，卫玠因为体弱多病，又爱好清谈，27岁就被“看杀”了。

    不过也有一种说法认为，卫玠不是被看死的，而是清谈了一个通宵后一命呜呼的，也就是卫玠是清谈“谈死”的！可想而知，清谈这种高雅的辩论活动，是多么紧张激烈了。

    唇枪舌剑

    那么，清谈到底有多激烈呢？我们先来打个比方。清谈活动很像体育运动中的乒乓球运动：论辩双方就是参赛选手，发起人就是裁判，其他人则做观众或拉拉队员，有发球权的一方是“主”，接发球反击的一方是“客”，攻守随时发生转换。阐述一个道理，就是“论”或者“道”，好比是乒乓球的发球；“问”或者“难”呢，就是接发球。一个回合叫做一“番”或一“交”，多个回合叫做“往返”或“数番”。发了一个好球或进攻得分叫“名通”或“名论”，回了一个好球或防守得分叫“名对”。打得不好叫做“乱”，或者“受困”，打得好就叫“可通”，打输了就叫“屈”。打得好，取得了清谈的胜利，你所持的观点就叫做“胜理”。这时候，观众群情激昂，手舞足蹈，气氛达到了高潮。

    这样一比方，大家就会明白，清谈论辩就像是一场关乎荣誉的战斗，主客双方要调动极大的智力和体能才能应战，对于旁观者而言，只要你进入情境，并带有一定的倾向性，就像球迷拥有自己支持的球队一样，一定是狂热无比的。

    因为很激烈，所以在清谈的记载中，经常会看到一些军事术语。这里我们要介绍一位东晋着名的清谈家，他的名字叫殷浩。殷浩在东晋可以说是位清谈大师，而且他有一个绝活儿，就是“才性四本论”。“才性四本论”是魏晋玄学的一大命题，就是探讨人的才干与性格之间的复杂关系的一门学问，这个学问是三国时的玄学家最擅长的，当时谈才性关系有四大流派，分别主张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这就是所谓“才性四本”。到了东晋，谈才性四本的人少了，殷浩就成了首屈一指的“四本论”专家。只要一谈及这个论题，殷浩便好像一座“汤池铁城”，固若金汤，坚不可摧。这个“汤池铁城”就是一个军事术语。

    殷浩在清谈中有个特点，就是十分“好斗”，绝不给对手留下任何机会。

    刘真长与殷渊源谈，刘理如小屈，殷曰：“恶卿不欲作将善云梯仰攻？”

    有一次，他和另一位叫刘惔的名士清谈，谈到尾声的时候，刘惔的道理有些站不住脚了，这时候殷浩有些得理不饶人地说：“你为什么不去弄一只好的云梯来仰攻啊？”意思是，你这个道理已经不堪一击了，再去好好休整一下再来进攻我吧？“仰攻”，也是一个军事术语。

    其实，这个刘惔也是东晋一流的清谈大师，这次失利很可能是“客场作战”所致。过了不久，殷浩到刘惔家里来清谈，二人你一言我一语辩论了好久，殷浩渐渐处于下风，就东一句西一句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刘惔胜券在握，对他那些毫无质量的言辞也就不屑理睬了。殷浩走后，刘惔就对其他观战的客人说：“田舍儿，强学人作尔馨语！”意思是：这个乡巴佬儿，非要勉强学人家说这些看似高深的话！这一次，刘惔利用“主场优势”取得胜利，也趁机把殷浩奚落一番。当时清谈的激烈程度以及对人心情的影响，于此可见一斑。

    不过，殷浩和刘惔的两场清谈还不算激烈，历史上最激烈的一场清谈大战，是在殷浩与另一位清谈家之间进行的。这位清谈家是谁呢？他的名字叫孙盛。孙盛（约302－374）是西晋名士孙楚的孙子，文才学问都很好，名气很大，在当时能和殷浩对抗的只有孙盛一人。二人的一次惊心动魄的“清谈大战”记录在《世说新语·文学》篇中：

    孙安国（孙盛）往殷中军（殷浩）许共论，往反精苦，客主无间。

    说有一天，孙盛到殷浩府上与他共同讨论，殷浩是“主场”，孙盛是“客场”，但孙盛当仁不让，你来我往，唇枪舌剑，辩论得非常激烈，弄到后来，早已分不清谁是主，谁是客，谁在攻，谁在守，彼此呈现一种“胶着”状态。然后——

    左右进食，冷而复暖者数四。彼我奋掷麈尾，悉脱落，满餐饭中。宾主遂至暮忘食。

    这个细节很有意思，说明这次清谈是在饭桌上发生的一场遭遇战，两人激战正酣，完全忘记了吃饭，饭菜冷了被人拿去热好再端上来，如此反复多次。双方谈到兴头上，完全不顾礼节了，竟然把清谈的风流道具麈尾当作“助攻”的武器，而且不是潇洒地挥舞，而是“彼我奋掷”，就是彼此用力地挥动麈尾，弄得麈尾的毛都纷纷脱落在杯盘之中。而且这次清谈时间也挺长，直到天黑了大家也没顾上吃饭。这幅画面，多像是乒乓比赛中的“对攻”战，高雅的清谈论辩本来是“君子动口不动手”的，现在却已进入到了短兵相接、赤膊上阵的“白热化”阶段。更好笑的是，两个人一边挥舞麈尾，一边嘴巴也没闲着：

    殷乃语孙曰：“卿莫作强口马，我当穿卿鼻！”孙曰：“卿不见决牛鼻，人当穿卿颊！”

    殷浩说：“你不要做强口马，小心我穿你的鼻子！”孙盛回答得更妙：“穿鼻子算什么？难道你没见过挣脱鼻环逃跑的牛么？对你这号人，要穿就穿你的脸颊，让你挣都挣不脱！”到了这里，清谈已经升级成为口水仗，搞起“人身攻击”了。

    西方有个谚语：“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但是，当人类开始思考一些只有上帝才能解答的问题，并且为此争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的时候，人类又是多么可爱啊！

    清谈作为一种学术活动，它推动了中国思辨哲学的进步，为中国思想和文化注入了新的精神。我以为，清谈的精神包括了科学的精神，自由的精神，平等的精神和艺术的精神，在这几种精神的共同影响之下，才形成了我们所说的精彩纷呈的“魏晋风度”。

    关于清谈，历史上有一种否定性的评价，就是着名的“清谈误国”论。我以为，这种观点凝结着历史的沉痛教训，值得重视，特别是西晋的败亡，像王衍这样位高权重却又“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清谈家的确应负主要责任。但是，事物都不是绝对的，西晋败亡的主要原因在于王族自相残杀、用人不当，以及统治阶层的奢侈和腐败，根子不在清谈。

    那么，西晋的奢侈之风究竟如何？为什么说西晋亡国与奢侈腐败之风大有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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