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根本方法，实施起来也十分困难。在内心做任何改变其实都不是一件易事，鉴于这一点，我们便应当想方设法找出一条捷径。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患者还有其他人会经常问：认识到自己的基本冲突是不是就够了？答案显然是：不够。
即使治疗分析师在分析过程开始没多久就看出了患者的分裂状态，并且能够帮助他认识到这种分裂状态，患者的顿悟也不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它或许可以给患者的病情带来某种程度的缓解，因为患者开始认识到造成自己苦恼的那些实实在在的原因，而不是像先前那样处于云里雾里、一片茫然中。但他不能把这种顿悟应用到自己的生活中。他虽然知道了内心各个不同的部分之间的相互冲突，但这也没有使他的分裂状态有任何好转。他听说这些事实的时候就像是听到一些新奇的言论一样，它们听上去虽然有鼻子有眼，但他认识不到它们对自己会有什么影响。由于在潜意识中他有很多保留想法，所以必然会使这种顿悟的作用消失殆尽。在潜意识中，他会坚持认为：分析治疗师是在夸大他内心的冲突；若不是外界环境的缘故，他也会好好的；爱情或者成功会使他摆脱痛苦；只要不与人接触便能避免冲突；虽然普通人的确做不到一心二用，但他可以通过无比强大的意志力和聪明才智做到这一点。或者，他会觉得——同样是潜意识地——分析治疗师是个江湖骗子或者好心的傻瓜，出于职业的缘故才装出一副乐观的样子，其实他应当知道患者其实已经无可救药了。患者这种想法表明，他在用自己的绝望感来回应分析治疗师的建议。
患者的这些保留想法表明：他要么坚持尝试自己特有的解决办法——这些解决办法对他来说比冲突本身更加真实——或者，他内心深处就没对恢复正常抱有希望。所以，我们必须先搞定患者的企图与这些企图的后果，才能有效地应对他们的基本冲突。
在寻找捷径的过程中还会出现另一个问题，由于弗洛伊德对根源的强调而使这个问题变得更加重要：把认识到的这些冲突与它们的根源和患者在童年时代的早期表现联系起来，是不是就够了？答案仍然是：不够——并且，其原因也与前面大致相同。哪怕是对早期经历最详尽的回忆都丝毫不会使他目前的冲突有任何缓和，而只会使他对自己更加宽容。
全面了解早期环境的影响和它对儿童人格造成的改变，尽管没什么直接的治疗价值，却对我们探寻导致神经症冲突的各种状态有一定帮助[36]。毕竟，正是他与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发生了改变，才导致了最初的冲突。我在先前的作品[37]和本书前面的章节中已经描述过这一发展过程。概括来说就是，某个儿童可能发现自己的处境威胁到了他的内心自由、主动性、安全感和自信心——简而言之就是威胁到了他的精神存在的核心。他觉得自己孤立无援，所以当他初次试图与他人发生联系时，并非出于他的真实情感，而是出于战略需要的考虑。他无法做到简单的喜欢或不喜欢、信任或不信任，表明自己的意愿或反对别人的意愿，而是不由自主地想方设法对付别人，在与他人周旋时，把对自己的伤害降到最低。这种方式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一种与自我和与他人的疏离感、无助感、无处不在的忧虑感，以及在人际关系中的敌对紧张感，包括从一般意义上的提防到十分明确的仇恨。
只要这种状态持续，神经症患者就不可能摒弃任何冲突性倾向。相反，导致冲突的那些内心需要在神经症的发展过程中会变得更加迫切。事实上，这种虚假的解决反而更加干扰了他与自己、与他人的关系，这意味着找出真正解决办法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所以，治疗的目标只能是改变这些状态本身。我们必须帮助神经症患者去找回自我，去认识自己的真实情感和需要，去形成一套属于自己的价值观，并且在真实情感和信念的基础上与他人相处。如果我们能通过某种魔法实现上述几点，那么，患者的内心冲突便会灰飞烟灭，不需要我们动一根手指头。但是现实中并没有魔法，所以我们必须知道，为了实现上述改变应当采取什么行动。
每一种神经症，无论其症状显得多么具有戏剧性，看起来怎样不近人情——其实都是一种性格障碍，治疗的任务便是去分析整个神经症的性格结构。因此，我们越能清楚界定这种结构和个体差异，就越能准确地阐明需要去做的工作。如果我们把神经症看作是围绕基本冲突建立的防御工事，就可以大致把分析治疗工作分成两部分。
其一，仔细探寻某位患者为解决冲突而进行的潜意识努力，以及这对他整个人格结构的影响。这包括研究他的主导态度、理想化形象、外化作用等，而不考虑它们与背后的基本冲突之间的具体联系。如果我们认为，在讨论冲突之前无法理解和处理这些因素，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尽管它们产生于患者想协调冲突的这一需要，但它们也有自己的生命，有自己的意义和影响力。
其二，着手处理冲突本身。这不仅指让患者意识到自身冲突的大致情况，还包括帮助他详细地了解这些冲突是如何发生作用的——也就是，他的各种矛盾欲望及因此产生的矛盾态度在具体事例中是怎样相互干扰的。比如，他的顺从倾向，再加上“倒错的虐待狂”的强化，使他无法赢得比赛或在竞争性任务中难以有突出的表现，而同时他想战胜他人的欲望又使胜利成为不可抗拒的需要。又比如，由于诸多原因他主张禁欲主义，这却与他对同情、爱与自我放纵的需要相矛盾。我们必须让他明白，他是怎样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不定的。比如，他有时候对自己过分严格，有时候又过分宽松。又比如，他对自己的要求有时会被外化为对他人的苛刻要求，再加上这种要求有时会被虐待倾向强化，同时他还有另一种需要，那就是想显得自己无所不知，这两者之间便产生了冲突。结果呢？对于别人的所作所为，他便一会儿谴责，一会儿又原谅，摇摆于两者之间。又比如，这一秒他还夸夸其谈，说自己享有一切权利，下一秒却又突然觉得自己一无所有。
不仅如此，这部分分析工作还包括解释患者试图做出的所有不可能实现的融合与妥协，比如，他试图把自私与慷慨、征服与爱情、支配与牺牲结合起来。还包括帮助患者准确理解他的理想化形象、外化作用等是怎样将他内心的冲突掩盖起来，消解其破坏性力量的。总而言之，分析性工作就是让患者彻底理解自己的冲突——它们对其人格的普遍影响，以及它们如何引起他的种种症状。
总的来说，在分析性工作的上述各部分中，患者都表现出不同类型的阻抗。当我们在分析他为解决冲突而做出的种种努力时，他却一心想捍卫自己的态度和倾向固有的主观价值，因此抗拒任何对其真实本质的窥探。在分析他的冲突时，他主要关注的是去证明他的冲突其实根本就不是冲突，因而掩盖了这一事实——他身上的某些倾向其实是相互矛盾的。
至于应该依照什么顺序去处理问题，弗洛伊德的建议可能永远是最有参考价值的。他把医学治疗的原则运用到分析治疗的过程中，在处理患者问题的所有方法中，他都强调以下两个因素：我们给出的解释应当对患者有益；不应当给患者带来伤害。换言之，分析治疗师必须想到两个问题：第一，患者在此时是否能承受得住某种顿悟？第二，我们给出的解释对患者是否有意义，是否能使他进行建设性的思考？我们现在仍然缺乏明确的标准去判断患者能够承受的到底是什么，以及究竟是什么有助于促进他的建设性思考。人格结构的个体差别太大了，因此关于应当在什么时机给出什么解释，我们无法有一个教条式的定论，但是我们可以用下面的原则作为指导：只有在患者的态度发生了特定的改变之后，再去处理他的具体问题，才会对其有益，且无过多的风险。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尝试一些常用的方法。只要患者还在一心追求那些对他而言是救星的幻影，即使让他看到了自己的主要冲突，也没什么用。他必须首先认识到，这些追求只是徒劳，只会干扰自己的生活。在分析冲突之前，我们应当用简明扼要的语言先去分析患者为解决冲突而进行的种种努力。但我并不是说要刻意避免任何有关冲突的言论。分析治疗方法的谨慎程度取决于整个神经症结构的脆弱程度。对于某些患者来说，如果过早指出他们的冲突，会使其陷入惊恐不安的状态。对于另一些患者来说，他们则会把它当作耳旁风，不会在心中留下任何印象。但是从逻辑上讲，只要患者还在坚持他的那些解决办法，并且潜意识地认为自己用这些办法仍然可以“应付下去”，我们便不能指望他会对自己的冲突表现出多大的兴趣。
另一个需要谨慎对待的问题是理想化形象。这里限于篇幅，我们不能详述在什么状况下，可以在分析治疗的早期阶段，着手处理这种理想化形象的某些方面。不过，我们最好还是小心一点，因为理想化形象往往是患者身上唯一能让他感到真实的部分。不仅如此，理想化形象可能是唯一使患者有点儿自尊，并且防止他陷入自轻自贱状态的因素。患者必须已经获得一定程度的现实性力量，才能忍受对他理想化形象的贬损。
在分析过程的初期阶段就去处理虐待狂倾向，肯定毫无益处。部分原因是这些倾向与患者的理想化形象相去甚远，甚至是两种极端。哪怕是到了分析过程的后期，患者在意识到自己的虐待狂倾向时也常常会感到恐惧和厌恶。但是，我们之所以把这一分析推到患者不再那么绝望、不再那么束手无策的时候进行，还有一个更加明确的原因：只要他在潜意识中确信替代性生活是他唯一的解决办法，他便绝对不会想去克服自己的虐待狂倾向。
在根据具体的性格结构对个体进行分析时，可采用与上述相同的原则来决定处理问题的先后次序。比如，对于攻击性倾向占主导的患者来说，他鄙弃所有情感，认为它是软弱的标志，却会去称赞任何显得很有力量的东西，那么，就应该首先去处理他的这种心态及其产生的影响。如果治疗分析师首先考虑的是他对亲密关系的需要，无论这一需要在分析治疗师看来是多么明显，那都是不对的。患者会憎恶医生任何的相关举动，因为他觉得这是对自己安全的一种威胁。他觉得必须严防分析治疗师这种想把他变成“马屁精”的想法。只有当他变得更加坚强时，才能忍受自己的顺从和自我贬抑倾向。对这样的患者，我们最好在开始的一段时间内避免谈及绝望的问题，因为他可能会拒绝承认自己有绝望感。对他来说，绝望暗含着令人厌恶的顾影自怜之意，还意味着非常不光彩地承认了自己的失败。相反，如果患者的顺从倾向占主导，我们应当首先去分析他“亲近人”的表现，然后才能去触及他的支配或报复倾向。同样，如果患者把自己看成一个伟大的天才或者一个极好的恋人，那么，去分析他对遭受蔑视和拒斥的恐惧，就纯属浪费时间，去分析他的自轻自贱则更是徒劳。
有时，在刚开始分析的时候所能触及的问题非常有限。这种情形尤见于以下这种病例：病人把高度的外化作用与僵硬的理想化形象结合了起来，使他不承认自己有任何缺陷。如果分析治疗师察觉到了这种状况的某些表现，那就千万不要暗示患者他的麻烦其实来自自身，不做这种解释就避免了浪费时间。不过，在这个阶段倒是可以去触及理想化形象中的某些方面，比如患者对自己的过分要求。
如果分析治疗师熟悉神经症性格结构的发展规律，那也有助于他更迅速、更准确地把握患者的种种联想表达了什么，从而知道此时应当去处理什么问题。他将能够从患者貌似无足轻重的表现上，洞察和预见到他人格中某个完整的方面，从而把注意力转向那些需要密切注意的东西。他的这种状态与内科医生极其相似，内科医生如果发现患者咳嗽、夜间盗汗、午后乏力，便会考虑肺结核的可能，并以此为依据进行检查。
比如，如果患者总喜欢道歉认错，容易敬仰分析治疗师，在联想时表现出一种自我贬抑的倾向，分析治疗师便能看出，所有这些因素都与“亲近人”有关。他会去分析这是不是患者的主导心态；如果他找到了更多的证据，便会从各个角度全面地处理这个问题。同理，如果患者老是重复那些使自己蒙羞的经历，并且表示他觉得分析治疗的过程也是一种羞辱，那么，分析治疗师就知道自己必须处理患者对羞辱的恐惧。分析治疗师应选择当时最容易找出的源头去解释他们的恐惧。比如，他可能会把这种恐惧与患者坚持理想化形象的需要联系起来，前提条件是患者已经认识到了理想化形象的一部分。又比如，患者在分析治疗的过程中表现出他的怠惰，还说感觉自己快要完蛋了，分析治疗师这时就得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处理他的绝望感。如果这发生在分析治疗的初期，治疗师或许只能向病人指出这种绝望感意味着什么——那就是，患者已自暴自弃。然后，他会试图告知患者，他的绝望感并不是源自实实在在的绝望处境，而是一个亟待被认识并最终被解决的问题。如果绝望感出现在分析治疗的后期，那么，治疗师或许可以把它与更具体的因素联系起来，那就是患者找不到摆脱冲突的办法，或是达不到理想化形象的标准。
虽然上面建议了许多措施，但我们仍为分析治疗师留下了足够的空间去发挥他的直觉和灵敏性，他需要借助敏感性才能搞清楚患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是分析治疗师应当努力将其发展到极致的宝贵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工具。尽管分析治疗师用到了直觉，但这并不意味着分析过程只是一门“艺术”，或仅凭常识就足够了。对神经症性格结构的了解，使以此为依据的推论具有严格的科学性，并且使分析治疗师能够准确、负责地实施分析治疗。
不过，因为神经症性格结构的个体差异非常大，所以分析治疗师只能在试验与错误中小心前进。我说的错误，并不是指那些严重的错误，比如把患者没有的动机强加在他的身上，或没有抓住他的基本神经症倾向。我所指的是那些非常常见的差错，比如，在患者还没做好心理准备的时候，就向他做各种解释。那些严重错误是能够避免的，而这种由于过早进行解释而导致的差错总是在所难免的。然而，如果我们能够非常警觉，留意患者对某种解释所做出的反应，就能很快察觉到这种差错，并依此做出调整。在我看来，人们似乎过于强调患者的“阻抗”，即太过关注他对某种解释是接受还是拒斥，却很少注意他的反应表达的到底是什么。这一点非常可惜，因为正是通过患者的反应类型和反应详情，分析治疗师才能判断出，在患者做好准备去处理分析治疗师所指出的问题之前，分析治疗师应当先去处理什么。
下面的例子能很好地说明这种情况。这个患者认识到了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面对同伴对自己的任何要求，他都会恼怒不堪。哪怕最合理的请求，他也会觉得是一种胁迫；最应得的批评，他也会觉得是一种侮辱。与此同时，他又觉得自己可以任情恣性地要求别人全心全意地付出，还觉得自己可以口无遮拦地表达对他人的批评。换言之，他认识到他给了自己所有的特权，而剥夺了同伴的一切权利。他开始明白，这种心态即使没有毁掉，也势必会损害他的友谊与婚姻。到现在为止，他在分析治疗的过程中一直都非常积极主动，效果也很不错。但自从意识到自己这种心态的后果之后，他便总是十分沉默；患者有些抑郁和焦虑。此时他做出了一些为数不多的联想，反映出他有强烈的离群倾向，然而几个小时以前，他还热切地希望与某个女人建立良好的关系，这两种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离群倾向表明，他无法忍受自己与他人之间出现相互平等的场景：他在理论上接受这种平等关系，但在实践中拒绝接受。他之所以会抑郁，正是因为他发现自己的处境是一个无法解决的困境，而离群倾向则意味着他在试着去探索出一种解决办法。当他认识到离群独处是一种徒劳，并且除了改变自己的心态之外没有任何别的解决办法时，他才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自己就是不能接受这种相互平等的状态呢？他随后出现的联想表明，在情感上他只看到两种可能：要么占有一切权力，要么什么权力都没有。他说，他害怕如果自己把权力让给了别人，就再也不能随心所欲了，而只能依照他人的意愿行事。而这反过来又诱发了他的整个顺从与自我贬抑倾向；虽然医生已对这种倾向有所注意，但从来没看到它像现在这样强烈和有意义。由于种种原因，他的顺从性与依赖性都非常强，因此他才不得不把所有权力都据为己有，借此来人为地建起一座防御工事。当顺从倾向仍是一种十分迫切的内心需要时，让他放弃这种防御措施，无异于让他把整个人格淹没掉。在没有解决患者的顺从倾向之前，想去改变他那种随心所欲的处事方式，是徒劳的。
本书所说的每一点都清楚表明，无论通过哪一种单一的方法都绝不可能彻底解决某个问题；我们必须从各个角度对其进行反复的探讨。这是因为患者的每一种心态都有很多根源，并且在神经症的发展过程中又会起到不同的作用。比如，息事宁人、忍气吞声的心态最初是源于对爱的神经症性需要，因此在分析这种需要时也必须分析他的这种心态。当我们着手分析患者的理想化形象时也必须分析他的这种心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认为，息事宁人的心态其实是患者自以为是圣人的表现。而我们在讨论他的自我孤立倾向时，便能明白，这种心态中还包括想避免摩擦的成分。再有，当我们认识到患者对他人的畏惧以及他对自身虐待狂冲动的克制时，这种心态的强迫性本质便更加显露出来。在其他例子中，患者对胁迫的敏感可以看作是由于他的离群独处状态而采取的一种防御性态度，接着，经过分析，又可将其看作是他的权力欲的投射，然后，我们或许会发现那是一种外化作用、内心驱迫或其他倾向的表现。
任何在分析治疗的过程中逐渐成形的神经症态度或冲突，都必须放在整个人格结构中去进行理解。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解决。它包括以下几个步骤：使患者意识到他的特定倾向，或冲突的所有公开或隐匿的表现，帮助他认识其强迫性本质，使他能够认识到那种倾向或冲突的主观价值和不利后果。
当患者发现了一种神经症性怪癖时，往往不是先去分析它，而是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它是怎么产生的？”无论是出于有意识还是潜意识，他都希望通过找到它的历史源头来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分析治疗师必须把他拉回来，不让他躲避到过去中，并鼓励他去分析这种怪癖到底有哪些表现——换句话说，要先去熟悉怪癖本身的情况。患者必须知道这种怪癖的具体表现方式，他为了掩盖它所采取的措施，以及他自己对它所持的心态。假如患者对顺从倾向的畏惧已经很明朗，他必须搞清楚自己对那些自我谦避行为的憎恶、恐惧和鄙视态度到了何种程度。他必须认识到，为了把一切顺从倾向及其一切表现从自己的生活中清除掉，他已经在潜意识中对自己进行了压制。然后，他会明白，那些表面上格格不入的态度其实都服务于这一目的；他对他人的敏感性已经麻木了，以至于不了解他们的情感、欲望或反应；这使他变得对他人漠不关心；他已扼杀了自己对他人的所有好感，也扼杀了自己想得到他人好感的欲望；他鄙视他人的柔情与善意；他会不由自主地拒绝他人的请求；在个人关系上，他自认有资格喜怒无常、吹毛求疵、求全责备，但又不认为他人有上述的任何特权。或者，如果我们注意到的是患者的无所不能感，那么，仅仅使患者认识到自己有这种感觉还不够。还必须要让他看到，他从早到晚都在为自己制订不可能完成的伟大任务。比如，他认为他有能力快速地写出一篇主题复杂的出色论文；尽管他已疲惫不堪，他仍然希望自己能文思泉涌、妙笔生花；在分析治疗的过程中，在他瞥见问题的那一刻，他便能将其解决。
其次，患者必须认识到，他是迫不得已才依照某种倾向行事的，这种驱动力使其对自己的欲望或利益视而不见，甚至还会做出与自身欲望或利益背道而驰的事。他必须认识到，这种强迫性是不加选择的，常常不会参考事实情况。例如，他应该明白，他对朋友和对敌人一样，同样都会吹毛求疵。无论同伴怎么做，他都会责怪。如果同伴态度和蔼，他便怀疑他是因为心中有愧才如此这般；如果对方态度强硬，那便是飞扬跋扈；如果对方让步，那便是胆小怕事；如果对方喜欢跟他在一起，那便过于唾手可得；如果对方无论什么都拒绝，那便是小肚鸡肠；等等。或者，如果讨论的问题是患者对被需要和被欢迎的不确定感，那么他就必须认识到，尽管所有证据都表明他被需要和被欢迎，他的不确定感依然存在。若想理解某种倾向的强迫性，我们还需要认识该倾向一旦受挫，患者会有何种反应。比如，假如出现的倾向涉及患者对爱的需要，那么，他应当看到，在出现任何遭拒或友谊减弱的迹象时，他便会感到不知所措、惊恐万分，哪怕这些迹象非常细微，哪怕那位友人对他来讲本就无足轻重。
第一步是让患者看到他某个问题的严重程度；第二步则是使他认识到引起该问题的各种因素的强度。这两个步骤都会激起他进一步检查自己的兴趣。
当提到分析某种倾向的主观价值时，患者往往会迫不及待地主动提供信息。他可能会说，他对权威或者任何表现得像压迫的东西做出反抗、挑战，是迫不得已的，是生死攸关的，因为若不那样做，他会受制于他那无比严厉的父母；他还会说，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优越感都给了他极大的帮助，使他在缺乏自尊心的情况下仍能继续前行；他的超脱或者“无所谓”的心态保护了他不受伤害。诚然，患者的这种联想是为了自我辩护，但也能反映出一些问题。它使我们知道，患者起初为什么会有这种态度，从而使我们看到其历史价值，并使我们更好地理解患者病情的发展过程。但最重要的是，它带领我们看到这种倾向在当前起到的作用。站在治疗的立场上看，这些功能才是最重要的。没有哪一种神经症倾向或冲突只是过去遗留下来的痕迹——就像一种一旦确立便会一直存在的习惯。我们可以确信，这些倾向或冲突取决于当前性格结构中的某种迫切需要。最初形成某种神经症性怪癖的原因并不那么重要，因为我们要改变的是在当前起作用的种种力量。
某种神经症状态的主观价值，主要在于它能与其他的神经症倾向相抗衡。因此，如果全面领会其价值，我们就知道该怎样处理某一具体病例了。比如，某位患者不肯放弃他的无所不能感，因为这可以使他把自己潜在的可能性当作事实，把自己的光辉前景当作已取得的成就。那么，我们就必须检查一下他到底在何种程度上生活在想象之中。如果他让我们了解到，他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确保自己不遭遇失败，我们的注意力便会转移到那些使他有失败预感且时常害怕遭受失败的因素上来。
最重要的治疗步骤是使患者看到事情的对立面：他的神经症性欲望和冲突的负面作用。在先前的步骤中已经包含了一部分这种工作；但关键问题是，这幅关于负面作用的画面应当完整且详尽。只有到这一步，患者才会真切地感受到自己需要做出改变。鉴于每一种神经症都强迫性地想维持现状，因此需要有一种能压倒阻滞因素、足够强大的动机。然而，这种动机只能来自病人对内心自由、幸福、成长的渴求，来自他的这样一种认识：每一种神经症问题都阻碍着这种渴求的实现。因此，假如他有自我贬低、自我责怪的倾向，那他必须认识到，这种倾向抹杀了他的自尊，使他失去了希望；这使他感到自己不被需要，迫使他去忍受虐待，反过来又使他变得报复心很强；这使他的动力和工作能力陷于瘫痪；为了避免陷于自轻自贱的深渊，他被迫表现出防御态度，如自大、自我疏离、对自己抱不切实际的想法，从而使神经症继续存在下去。
同样，在分析治疗的过程中，当患者看到自己的某种冲突时，他还得意识到它对自己生活的影响。当患者的冲突是自我抹杀与渴求胜利之间的矛盾时，有必要让患者了解这是倒错虐待狂固有的极度压抑的结果。患者必须看到，一方面，他对每一种自我抹杀的表现都感到自轻自贱，对他阿谀奉承的人都感到愤恨；另一方面，他每次试图去战胜别人，都会觉得自己可怕，而且担心自己遭到报复。
有时会发生这种情况：即使患者已经认识到了各种不利后果，他也完全不想去关注如何克服自己的神经症性心态。相反，这个问题似乎从画面中消失了。他不知不觉地把它推到一边，在病情上却毫无收获。他已经看到了自我施加的各种伤害，却依然无动于衷，这一点值得我们关注。不过，除非分析治疗师能机敏地识别出这种无动于衷的反应，否则，患者的这种缺乏兴趣的现象很可能会被忽视。病人会说起另一个话题，分析治疗师也会被他带着走，直到两人再次进入死胡同。只有在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治疗师才能意识到，自己做了大量工作，却没有看到患者发生多大的变化。
如果分析治疗师知道这种反应会时不时地发生，他便会问自己，到底是患者身上的什么因素使他无视这一事实——他的某些态度已造成了许多有害的后果，必须改变这些态度。这通常有多种原因，治疗师只能逐一处理。患者可能还深陷于绝望之中，动弹不得，认为不会再有什么改变了。他想战胜医生、挫败医生、让他出丑，这种欲望可能远远超过了他对自我的关注。他的外化倾向也许还很强烈，所以尽管他认识到了外化倾向的后果，却仍然无法把这种顿悟应用于自身。他对无所不能感的需要也许还很强大，所以尽管他明白它的后果无法避免，但在心中还是暗暗认为自己有能力避开这些后果。他的理想化形象也许还非常顽固，所以他不能接受自己居然有神经症性心态或冲突。于是，他只会对自己感到恼火，觉得既然自己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存在，就应当有能力掌控这些问题。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以上这些可能。因为如果忽视了那些使患者失去动力，不想做出改变的原因，分析治疗师很容易变成休斯登·比得逊所谓的“心理学狂”，即为了心理学而心理学。在这种情况下，医生促使病人接受自我，那显然是有益的。哪怕冲突本身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患者也松了一口气，开始有了想从缠绕着自己的网中脱身出来的表现。一旦形成了这种有利于分析工作的状态，患者的改变便指日可待了。
毫无疑问，以上的论述并不是一篇关于分析治疗技术的论文。我没有试图涵盖那些使问题恶化的所有因素，也不试图去涵盖所有有疗效的因素。比如，我没有去讨论患者把自己的防御性或攻击性怪癖带入与医生的关系后，会产生什么利弊——尽管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我所描述的那些步骤，只是在每一次发现新的倾向或冲突时我们必须经历的基本过程。我们往往不可能依照前面所说的顺疗进行分析，因为即使某个问题已经十分明显，但患者本人可能还是无法领会。就像在前面提到的那个关于患者吹嘘权力的病例一样，一个问题只会暴露出另一个问题，而后一个问题又必须先分析。只要每一个步骤最终都完成了，顺序问题便不是那么重要了。
经过分析治疗而引起的具体症状的改变，自然是因问题而异的。当患者认识到自己潜意识中无力的愤怒及其原因时，他的惊恐状态便会平息。当他认识到自己所处的困境时，情绪便会高涨起来，不再那么抑郁。但每一项成功的分析工作，都会使患者在对人和对己的态度上发生某种总体变化，而这种变化跟当时探讨的具体问题没有太大关系。如果我们要处理的是下面这些各不相同的问题，比如过分强调性欲、认为自己可以随心所欲、对胁迫的过于敏感等，我们会发现，对它们的分析，会对人格有同样的影响。无论分析的是其中哪一种问题，患者的敌意、无助、恐惧、与自我和与他人的疏离等表现都会有所缓解。在下面这些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对自我的疏离是如何缓解的。一个过于强调性欲的人只有在性经历和性幻想中才会觉得自己活着；他的个人成败都仅限于性的领域，他所看重的自己身上的唯一优点只是他的性吸引力。只有当他对这种状态有所了解之后，他才能开始对生活的其他方面产生兴趣，从而重新找回自我。一个认为自己可以随心所欲的人，会觉得现实必然会按照自己的想象进行，他没有看到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他既看不见自己的局限，也看不见自己真正拥有的东西。通过分析治疗，他不再错误地把自己的潜能当作已取得的成就；他不仅能正视真实的自我，也能接受真实的自我。一个对胁迫极度敏感的人已经忘却了自己的欲望和信念，只觉得是别人在支配和掌控他。当分析了这种状况以后，他开始明白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从而能够为自己的目标而奋斗。
被压抑的敌对情绪，无论其种类和来源是什么，都会在每一次分析治疗的过程中浮出水面，暂时使患者更加易怒，但每放弃一种神经症性心态，这种不理性的敌意就会减弱一分。当患者认识到他所面临的那些问题也有自己的原因，不再将其外化，变得不那么脆弱、恐惧、依赖、苛求的时候，他的敌对情绪便会减弱。
敌意的缓和是因为患者无助感的减弱。一个人越是强大，便越不会觉得受到他人的威胁。力量的增长有诸多原因。过去，他把重心放在别人的身上，现在开始转向了自我；他感到自己更有活力，并开始建立起一套独特的价值观。他会逐渐发掘出更多的力量：原先用于压抑自我的那部分能量得到了释放；他不再那么压抑，不再因为恐惧、自轻自贱和绝望而动弹不得。他不再盲目地服从、对抗或发泄虐待狂冲动，他能够更加理性地做出让步，因而变得更加坚强。
最后，尽管他会因为已有的防御工事被摧毁而暂时激起焦虑情绪，但随后进行的每一个有利步骤都势必会将这种焦虑减弱，因为患者不再那么畏惧他人和自我。
这些改变的总体结果是患者的人际关系得到了改善。他不再那样自我孤立，从而变得更加强大，变得不再那么敌对，他人也逐渐不再是他必须对抗、操纵或回避的威胁了。他能够对他们产生友好的情感。随着他放弃了外化作用，消除了自我鄙夷，他与自我的关系也大大改善了。
如果仔细看一下发生在分析过程中的这些变化，我们能看到，这些变化同样发生在最初导致冲突的那些条件上。在神经症的发展过程中，所有压力都日趋严重；而在治疗的过程中，则刚好与之相反。患者在过去需要去应对充满了无助、恐惧、敌意、孤立的世界，他因此而产生的心态现在开始变得没有意义，因此可以逐渐放弃。的确，面对那些令自己讨厌并且还欺负自己的人，如果自己有能力与之平起平坐，还有什么必要去自我抹杀、自我牺牲呢？如果自己内心有安全感，并且在与他人一起生活和奋斗的时候不再经常出现恐惧感，那么，还有什么必要去贪得无厌地追逐权力或声望呢？如果自己有能力去爱，也不怕抗争，那么，还有什么必要去焦虑地回避与他人的交往呢？
要做这项工作是需要时间的；患者内心越纠结，面临的障碍越大，需要的时间就越多。我们可以理解，人们渴望一种简洁有效的分析疗法。我们很想看到更多的人能从分析治疗中获益，并且我们认识到，有一点帮助总好过没有帮助。诚然，神经症有严重程度的差异，较轻微的神经症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见效。尽管某些简短的心理疗法的实验似乎很有希望，但不幸的是，很多都是在想当然，这种疗法没有考虑到在神经症中起作用的种种强大力量。对严重的神经症来说，我认为，要想缩短分析过程，必须更好地理解神经症性格结构，从而缩短分析治疗的进程。
幸运的是，分析法并不是解决内心冲突的唯一方法，生活本身同样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治疗者。一个人各种各样的经历足以使他发生人格改变。那可能是一个真正伟大者的榜样激励；那可能是一个普通的悲剧，它使患者与他人密切接触，从而使他脱离了以自我为中心的离群状态；那可能是与意气相投之人的交往，它使患者感到无须再去操纵或躲避他人。在其他情况下，患者的神经症行为可能非常极端，或者过于频繁，这给患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反而会使他不再那么恐惧和固执。
但是，生活带来的疗效不受我们的控制。为了满足某个人的特定需要，我们不可能去刻意安排一场麻烦、一段友情或一次宗教体验。生活作为治疗者是无情的；对一个患者有益的情形可能会毁掉另一个患者。并且，我们已经看到，患者对自身神经症行为的后果缺乏认识，也缺乏从中吸取教训的能力。我们甚至可以说，如果患者获得了从自己的经验中吸取教训的能力——也就是如果他能分析出是他自身的原因导致了各种问题，能理解自己的责任，并把这种顿悟运用于生活当中。那么，我们就可以放心地结束分析治疗了。
既然我们知道了冲突在神经症中所起的作用，又认识到了这些冲突可以被化解，这就有必要重新界定分析疗法的目的。虽然许多神经症紊乱都属于医学的范畴，但是，用医学术语去界定分析疗法的目的是行不通的。因为哪怕是身心疾病，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人格冲突的终极表现，所以治疗目的应当用人格范畴的术语去界定。
如此看来，这些目的中包括了多层目标。患者必须获得对自己负责的能力，这意味着，他认识到自己才是生活中最积极可靠的力量，并且敢作敢当。同时，他也觉得自己应当对他人负责，欣然承担那些他认为值得承担的义务，无论这些义务涉及的是子女、父母、朋友、下属、同事、社区，还是国家。
与此密切相关的另一个目标是获得内心的独立——既不藐视他人的观点和信念，也不盲从。这主要是指，使患者能够建立起自己的一套价值体系并把它用于现实生活中。在与他人相处时，这需要他尊重他人的个性和权利，并且以此为基础实现真正的相互平等。这与真正的民主思想如出一辙。
我们还可以用“情感的自发性”这一术语来界定上述目的，也就是能够认识和表露自己的情感，无论是爱恨、喜悲，还是恐惧或欲望。这包括既能表达这些情感，又能主动控制。由于爱与友谊如此重要，所以在这里应特别说说这两点。爱既不是寄生般的依附，也不是虐待式的支配，而是像麦克马雷所说：“这样一种关系，除本身之外别无其他目的；我们之所以在这种关系中相互联系，是因为对人类来说，与他人分享经验、相互理解、在共同生活中怡情养性、推心置腹是再自然不过的一种事情。”
关于分析治疗目的的最全面表述是对真心实意的追求：卸去伪装，以诚待人，全心全意地对待自己的情感、工作与信念。只有化解了冲突，才有可能接近这些目标。
这些目标并不是随意制定的。它们之所以切实可行，也不仅仅是因为它们符合过去时代的仁人志士的追求。这种符合也绝非偶然，因为它们正是心理健康的要素。我们有理由提出这些目标，因为它们是依据神经症的病理因素做出的合乎逻辑的设想。
我们之所以敢提出这么高的目标，是因为我们坚信人格是可以改变的。不是只有儿童具有可塑性，我们所有人都有能力去改变，甚至是做出根本性的改变。这种信念有生活经验的支持。分析治疗则是促成根本改变的一种最强有力的手段。我们越是清楚神经症中的各种作用因素，就越有可能促成预期的改变。
无论是分析治疗师还是患者，都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实现这些目标。它们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理想；其现实意义在于，它们能为我们的治疗和生活提供指导。如果我们不清楚这些理想的意义，就会有这样的风险：用新的理想化形象去取代旧的。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分析治疗师并没有能力把患者变成一个完美无缺的人。他只能帮助患者变得自由，从而能自己去努力靠近那些理想。这还意味着给了患者一个机会，使他能够变得更加成熟，取得更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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