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写《墨子传》很有难度。

    大秦帝国一头一尾的两把大火，几乎烧毁了秦之前的华夏炎黄文化。秦初，秦始皇为了一统舆论，巩固专制统治，烧起了那把震撼后世的“焚书坑儒”之火，春秋战国时期曾经“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付之一炬；楚霸王项羽攻入咸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火烧阿房宫”烧毁了劫后余生的宫廷“洁本”。“城头变幻大王旗”却是殊途同归，两把火直烧得百花凋零，“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

    先秦诸子的典籍多是由汉朝人整理流传后世。但在汉代的诸多典籍中，已经很少能见到墨家的踪影。从西汉初年的贾谊、晁错，到西汉末年的刘向、东汉的王充，在大量著述和典籍里，可以看到儒家、道家、法家等连篇累牍的记载，但对墨家却或是置若罔闻地只字不提，或是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汉初司马谈在论述先秦诸子的《论六家要旨》里，只是对墨家学派作了简单分析介绍，同时进行了理论上的批判。司马谈的儿子司马迁的《史记》，以人物为史纲，记述了自黄帝始到汉武帝止，三千多年来帝王的十二本纪、贵族的三十世家，还有对历史产生过重大影响的重要人物的七十列传。一向被看作秉笔直书的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孔子老子庄子，韩非张仪苏秦吕不韦都有列传，甚至连孔门弟子也多有列传。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偏偏只在《太史公自叙》中提到一下墨家，只在《孟子荀卿列传》中，捎带着写了墨子二十四个字：“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有学者考证，认为司马迁《史记》中原本是有墨子传的，只是在后代失传。像墨子这样的思想巨人，在《史记》中竟然没有专门立传，应非司马迁的本意。不管这一说法是否成立，既成事实已然向后人透出不同寻常的历史信息：对于墨子学说，舅舅不亲，姥姥不爱。执政当权者视如寇仇，文人士大夫讳莫如深。

    墨学曾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显学，韩非子《显学篇》中有言：“世之显学，儒、墨也。”《孟子》也称：“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可见在春秋战国时期，墨子创立墨家学派后，经数百年发展，用吕不韦的话说是“徒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墨家曾有过辉煌鼎盛的时期。先秦时代，墨子与孔子齐名，墨学与儒学并称，其影响力远在法家道家等诸子百家之上。清代学者汪中在《述学.墨子序》中写道：“九流之中，惟儒足与之相抗，其余诸子，皆非其比。”墨家是能与儒家分庭抗礼的另一座高峰。

    韩非子说过这样一句话：“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韩非子站在法家的立场，向执政者点明了儒、墨学说从文武两端对统治的危害。秦始皇以法家为师，“焚书坑儒”并非只是针对儒学一家，而是把百家之言统一为一种声音。暴秦之后，“祖龙魂死秦犹在”“百代都行秦政法”，中国专制集权主义高度发展，在政治上各种封建制度日趋完善，学术的自由空间急剧遭到挤压，曾经“条条大道通罗马”的学术之途只剩两条路可走，要么“学成文武术，货卖帝王家”，为巩固专制集权出谋划策利益共享，如儒家；要么躲避进“桃花源”，悠悠南山采菊东篱不问时事空谈玄理。

    自汉武帝采纳了大儒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儒家寻找到了一条与统治者契合的轨道。尽管历代君王的专制统治术实际上呈现出“半法半儒”“儒表法里”“阴法阳儒”的策略，但儒学终究一枝独秀成为此后几千年的“主流话语”。而出身底层的墨子与其他诸子相比，显得那么的特立独行，它不仅仅是一个学术流派，而且是一种准军事组织，准政治组织，是民间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把关于墨子的讲座定名为《墨子——挑战帝国的剑侠》，可见墨子为何两千多年来不会得到任何一个专制帝国的接纳和容忍。可以说墨家学派的亡失，是专制集权政治的必然结果。

    墨家不能“审时度势”“与时俱进”，顺应时世而变化。于是，曾经名赫一时的“显学”无可奈何花落去，墨子的许多历史记载被刻意遮蔽和无情湮灭，墨子的生平和学说留下许多空白和谜团，甚至连墨子姓甚名谁生卒年月出身籍贯可配妻室有无子女，也成为一桩历史谜案。陈独秀曾遗憾地这样评说墨子：“假若墨学不绝，汉以来的历史绝不会如此。”

    在当权者与儒法的上下合力围剿下，墨家濒临绝境，数百年间无人敢于问津。直到西晋时，鲁胜才大胆站出来，作《墨辩注》。方授楚在《墨学源流》中指出：“惟鲁胜治墨学于举世不治之日。”鲁胜对墨学的研究具有兴绝学的开创性。但是，鲁胜的《墨辩注》一书在其后的战乱中遗失，仅留存序篇于《晋书.隐逸传》中，使我们只能“窥一斑揣度全豹”。

    据《汉书.艺文志》载，《墨子》一书原有七十一篇，但在各种典籍中已然是“黄鹤知何去”，只留下了一个篇目。值得庆幸的是东晋时葛洪创立神仙道教理论体系，推崇墨子。在《神仙传》中尊墨子为“地仙”。此后，道经在唐汇集成“藏”，于宋刊印《万寿道藏》，阴差阳错地在《道藏》里保留下博大精深的墨家学说。只可惜墨学的内容已经从原来的七十一篇缩减到了五十三篇。正是这珍贵的五十三篇，成为后人了解墨子的唯一历史资料。

    撰写《墨子传》又很有价值。

    诸子百家中，唯有墨家学说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获得了显著成就。墨子学贯文理，注重实践，推崇科学，是一个汪洋恣肆博大精深的亚里士多德式的集大成者，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平民圣人。墨子的人生经历在多方面都为历史刻下印记：在思想史上，墨学思想对中国历史有着不可忽视的深远影响。其一，如果说儒家是代表了庙堂意识，那么墨学则代表了民间话语。其二，墨学思想成为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思想武器。从农民起义的口号中，明显可以看到墨学思想的影响痕迹。其三，墨学思想成为中国秘密会社的精神支柱。墨家的组织形式和钜子制度，成为后世秘密结社借鉴的范例。其四，墨家思想在近代一些革命家身上得到弘扬，孙中山就是一个十足的墨家推崇者，他把墨子奉为“平等博爱”的宗师，在“三民主义”的一系列论述中，每每推崇墨学。在逻辑学上，鲁胜在《墨辩注叙》一文中，这样评价墨子的逻辑学：“墨子著书，作《辩经》以立名本。”墨子所创的墨辩逻辑，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古印度的因明论，为世界上三大逻辑流派，可称之为人类逻辑学发展史上鼎立的三座高峰。墨子的逻辑学注重概念，亚里士多德侧重于命题，古印度的因明学强调推理；另外，墨子在科技史、军事史等领域，也有突出贡献。

    胡适曾这样评价墨子：“墨翟也许是中国出现过的最伟大的人物”，“是伟大的科学家、逻辑学家和哲学家”。与孔孟儒学、老庄哲学、法家学说相比，代表着民间立场草根立场的墨家学说，能够打动除了权贵之外几乎所有中国底层民众的心。杨朱的学说是“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极端强调“为自己的人”，而在墨子身上，强烈的“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以天下为己任的入世情怀；“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勤生薄死以苦为乐的理想主义胸襟；“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的自我牺牲精神，感染着一代代追求精神人格的后人。以至一向追求出世超脱的庄子，也对墨子发出由衷的感叹：“一代才士啊！”墨子是一位充满了理想主义激情而且为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豪侠俊杰，被皇权专制主义封杀的墨子思想，到了现代才能真正地为人们自由地解读。

    在两千多年长夜漫漫的中国封建史上，作为民间思想草根思想代表的墨学，“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每逢社会处于大动荡大转型之际，墨学总会掀起复兴的势头。

    墨学的第一次复兴是魏晋时期：两汉经学陷入谶纬神学，不可避免地衰落了。政治上的动乱，使独尊儒学的思想专制局面濒于解体，思想界又一次活跃起来，墨学也得到了一次复苏机会。这次复苏的一个特点，就是《墨经》中的科学思想受到重视……

    墨学的第二次复兴是在清末民初：欧洲列强的“坚船利炮”打破了清政府的“闭关锁国”，中华民族到了不变革就无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生死存亡关口。一八九六年六月，光绪皇帝诏定国是，将“中体西用”的思想作为维新变法的政治准则宣示天下。“中外大小臣工，自王公至于士庶，各宜发愤为雄，以圣贤之学植其根本，兼博乎西学之切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成通达济变之才。”在此社会思潮大背景下，一大批民族精英纷纷把目光转向沉寂中的《墨子》，从中挖掘传统文化资源，“古为今用”成为反封建的思想武器。明清之际的山西人傅山成为开先河之人，他不满于儒家“辟异端”的正统思想，转而研究墨学，致力于十分难读的《大取》注释。他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注《大取》的人，开了清代注释《墨子》之先河。到近代，梁启超和胡适最为大力宣扬墨学。戊戌变法的领军人物梁启超惺惺相惜，写过三部墨子专著，一为《子墨子学说》；一为《墨子学案》；一为《墨经校释》，以一个变法家的眼光审视墨子文化。梁启超对墨子的人格，极尽仰慕之心：“呜呼！千古之大实行家，孰有如子墨子耶？”赞叹墨子理论结合实际的精神。梁启超还疾呼“墨学救国”，慷慨陈词说：“只可惜我们做子孙的没出息，把祖宗遗下的无价之宝，埋在地窖里二千年。”作为新文化运动领军人物的胡适在《先秦名学史》中指出，儒学已长久地失去了它的生命力，而中国哲学的将来，有赖于从儒学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儒学应该回到它产生时的地位，即只是盛行于古代许多学派中的一派。而《墨子》才是古代中国“真正有价值的唯一著作”。发扬墨家精神是为了救国救民，民族精英们多扬墨抑儒，贯通西学，这一思潮也可看作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砸烂孔家店”的民族潜意识。

    墨学沉寂了两千多年，这两千多年，正好是中国君主集权专制的两千多年。历史证明，墨学的道义所反映出的本质精神，是无法苟合于集权的专制政体的，而墨学的重兴，也必然要等待君主集权制的衰亡。墨子的学说，在晚清时期重新被重视，这不是偶然的巧合，当封建专制面临解体时，思想上的专制罗网也被撕开一角，而墨家作为中国最富创造力的古代精华，其复兴与重新受到重视，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墨学两千多年来几经沉浮祸福相依的历史，机缘偶得地为我们形成历史的叠影，有了可供研究的厚度。我们正是从历史的时空隧道中回眸墨子的人生。

    我们不应狭隘地把中华文化传统理解为儒家文化，或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文化传统。完全忽视了当年与儒学作为并峙双峰的墨学。当年，“世之显学，儒墨二家”，是有着它深刻的历史逻辑。儒学独显，墨学隐而不彰，给中国文化带来了严重的缺陷。不论是“儒墨对立”抑或“儒墨互补”，各种思想的既针锋相对又兼容并包的格局，才能优化中国文化的内在结构。还原春秋战国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历史场景，墨子墨学无疑是一个很具典型性的历史折射点。写出一个真实的墨子，写出当年墨子与周围先秦诸子的“同异和殊”，也就写出了镌刻于人物身上的全部“社会关系总和”。进而言之，对“先秦诸子”的再认识，说白了也是一个当代的知识分子话题。如人之十月怀胎，在母体里就已然形成了人的五官四肢轮廓，以后只是在一定环境中的生长发育。我们当今知识分子的诸多思潮及“作派”，在先秦诸子身上无不能找到父辈母体的“遗传基因”。从这一意义上说，写出墨子也就写出了他借以施展与活动的舞台，写出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一个辉煌时期。

    两千多年来，兴盛一时的墨学，像庞培古城，像楼兰古城，被掩埋在了幽幽的历史深处。然而，犹如曾有生命的植物掩埋于地层深处转化为煤藏，终究要重见天日发出光热。如唐代诗人韩翃笔底的诗句“轻烟散入五侯家”，墨家精神已经“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潜移默化地被吸收到先秦诸子的各门各派中。后人不难看出《礼记.礼运》的“大同”说，源起于墨子的《尚同》；《韩非子》对“法、术、势”之论述，也处处可见墨学《法仪》的痕迹；名家公孙龙关于“白马非马”“离坚白”的辩术与惠施“合同异”的论战中，也镌刻着墨子逻辑学的锋芒；《孟子》《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书中均有关于墨子的记载及对墨子的或褒或贬，在这些典籍里，无时无处不闪现着作为当年“显学”的墨家留存的印痕……

    撰写《墨子传》，本身即是对汪洋恣肆博大精深斑驳陆离良莠并存的墨学思想的再认识过程。墨子的思想核心有十大命题：“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从这些看似自相矛盾的主张中，展现的是墨子系统思想体系的形成逻辑及这些思想“存在即合理”的时代特征。一个思想家实践家的人生经历，必然是在其思想发展的轨迹中展开。

    代表了“草根立场”的思想家墨子的湮灭，是他个人的一曲挽歌，更是理想主义乌托邦的时代挽歌。

    米兰.昆德拉说得好：“人类反抗强权的历史，就是记忆反抗遗忘的历史。”不能让“主流话语”淹没一个为底层呼喊的斗士的声音。

    打捞中国思想史科技史上的“湮灭者”“失踪者”，其本身意义即是投向封建专制的匕首和枪矛。“复活”中国古代文化一位举足轻重的思想家，成为撰写《墨子传》的意在笔先。

    千万声，千万声我呼唤着你——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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