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三十而立

    按照传统的计算方法，从崇祯十二年的新年开始，崇祯帝就算是30岁了，照孔夫子的说法，就是进入了而立之年。但这样一个对于崇祯帝的人生有着重要意义的新年，却根本没有过好。当时清军正在畿辅、山东一带横行无阻，京师不能解除戒严，每天处于紧张的戒备状态中，不论是宫廷里还是百姓家，都没有心思去热热闹闹地过年。因为处于军事非常时期，崇祯帝下令免除了惯例中的新年朝贺典礼，只是在宫中按照家庭礼仪接受了嫔妃和太监们的拜年。但宫中人等都知道万岁爷忧国忧民心情沉重，个个显出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一点都没有欢天喜地迎接新春的气氛。

    在崇祯帝登上皇位以来，像这样凄凄惨惨戚戚的沉闷新岁朝贺已经有过好几次了。国家好像总是处在危急险恶的情状中，除了御极之初的那一段短暂时光，崇祯帝不记得自己有过真正的畅快和欢乐的时候。为了保持皇帝至高无上的尊严，他在朝臣面前总要做出精神抖擞、处乱不惊的样子，但在内心深处却感到万分疲惫。十几年来，他的生活单调枯燥，总是有开不完的御前会议，读不完的奏章案卷，难得有休息的机会。大年初一这天，崇祯帝还得强打着精神按家礼给宫中的长辈拜年，居于首位的是住在慈宁宫中的神宗刘太妃。

    刘太妃是万历帝的昭妃，是天启、崇祯两朝皇帝的庶祖母，在宫中辈分最高，而且因为天启、崇祯两朝宫中都没有太后，她一直代掌着太后玺印，算是几代嫔妃中的名义首脑。崇祯帝到刘太妃宫中行礼已毕，照例像家人那样坐下来拉拉家常。他难得有这样放松的机会，说了几句话竟然就伏着案子睡着了。刘太妃不敢惊醒他，让宫女给他盖上点衣裳免得着凉，一宫上下和皇帝的侍从就屏声静气在旁等候。崇祯帝一觉醒来，才觉得有些失礼，道歉说：“神宗时候天下平安无事，宫中安乐，那是太妃亲眼见过的。如今却苦于多难，连着两夜批阅文书，没有合眼。自以为才到壮年，还可以经受得住，谁知道体力也不争气，在太妃面前就这样昏然不能自持。”[252]老太太听了，忆昔抚今，不由得流下泪来，觉得当今这位天子当得实在不容易。

    同他的祖父、父亲和哥哥相比，崇祯帝的确是太操劳了。当年万历帝几十年不上朝，不召见朝臣，也很少阅读公文；泰昌帝虽然只做了一个月的太平天子，却也是朝朝乐舞、夜夜笙歌；天启帝更是个作乐的能手，游苑围猎、练武看戏，闲下来又做得一手好木匠活，制造了无数桌椅箱柜和机巧玩具，从来不过问政务。崇祯帝却没有继承这种家风，而是没日没夜把全部心思和精力都放在朝政上。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样超常的勤勉从来都没有得到应得的回报，国家的局面反而一天天呈现出江河日下的势头。

    他在极度的劳累中苦苦熬过了进入而立之年的第一个春天，清军总算席卷出塞，京畿地区又恢复了平静。但他不敢稍有松懈，连忙同大臣们商讨有关善后事宜。其中最要紧的，是如何整顿加强从山海关到甘肃的所谓九边长城防线。清军已经随随便便地从各长城要塞进出过4次了，而且给京畿附近地区造成的破坏越来越严重。如果不能亡羊补牢，建立一道坚实的防线，说不定哪一天清军再进来的时候就会残破神京，那种后果将不堪设想。他同心腹之臣杨嗣昌反复讨论过这个问题，杨嗣昌认为唯一的办法是在九边各处要塞增练新兵，用强大的兵力来抵御清军不论从哪个方向的突然进犯。杨嗣昌大体上开列了一个单子：宣大总督所辖3镇共需练兵17万多，陕西三边总督所辖边防5镇共需练兵15万多，蓟辽总督所辖5镇共需练兵24万余，保定总督所辖4镇共需练兵15万多，总计要训练边兵73万有奇。[253]

    如果真有了这样一支人数众多又训练有素的边防部队，也许确实能够抵挡住清军的再次进犯。但要凑足这样一支庞大的军队，需要大批招募新兵，增兵就要增饷，训练和改善装备也需要大量金钱，于是欲增兵而无饷这个老问题又摆在面前了。杨嗣昌初步测算，要完成这个增兵练兵计划，至少每年要拿出400多万两白银的经费。这对于国库极度空虚，财政濒于崩溃的崇祯朝廷来说，真是一个天大的难题。

    多少年来，崇祯帝总是在为兵力不足和粮饷缺乏这两个相互矛盾的难题伤透脑筋，在想尽千般招法之后，最后又总是回到向百姓加派这个饮鸩止渴的老路上来。这一次，他还是想别开蹊径，辟出一条新的财路。其实办法也很简单，就是把从百姓身上直接榨取改为从百官身上榨取，名曰捐助。

    他深知文武百官、宗室贵戚乃至宫中的太监，大多腰缠万贯，生活奢侈糜烂。当时的风俗，一个读书人一旦中了进士，因为意味着当官发财，送喜报的人就都带着棍棒家伙进门，一面报喜一面把门窗打个稀烂，叫作“改换门庭”。跟着就有一批瓦匠、木匠前来，精雕细琢，整修一新。仅这“改换门庭”一项，就不知要花掉多少钱。官僚们平日里的排场浪费更是难以计数述。宫中的大太监们靠着敲诈勒索和贪污皇家资产，个个都富埒王侯，在宫外有连屋接宇的大公馆，城外有事先建造好的工程浩大的坟墓，家中姬妾成群、珍玩布列，窖里藏的金银数目也很可观。明亡后，李自成在京中拷饷，从大太监王之心一人家里，就搜出现银15万两，据说其家实有现银30万两，其他珍宝还不算在里面。[254]

    其实天下最大的富豪和最大的奢侈之源正是崇祯帝自己。他虽然生性俭省，但皇宫中包括他的家人以及宫女、太监在内的几万人的开支仍然大得惊人。由于内监们层层盘剥，无论什么东西进入宫廷之后价格都会暴涨，而一向自以为很了解民间物价，很精于计算的崇祯帝最终还是要被蒙蔽。有一次袁贵妃添置了一个紫檀木纱橱，管事太监报价700两，大约涨价几十倍。但那太监却说，本来需要1000两的，我想方设法，为娘娘省了300两，请不要对皇上实说，怕是皇上再让我用700两银子制作就做不出来了。崇祯帝后来见了纱橱，果然问到价格。袁贵妃回答用了1000两。崇祯帝仔细观察了一番才说：“很值！前些天皇后也用1000两做了一个纱橱，质量还不如这个。”[255]

    几万人的超价高消费每年用掉大量国库收入，但崇祯帝却以为自己是自天地开辟以来最为节省俭朴的君主之一。自己身为九五之尊还处处节俭，官僚贵戚们却那样奢侈，他因此认为，从官僚贵戚身上榨取钱财以充实国库实在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只是从他即位初年起就曾屡屡降旨要求臣僚自愿捐献，臣僚们却一次次搪塞敷衍，从来没有收到过什么实效。这一次，他准备采取严厉手段，一定要把钱弄到手。为此，他同接替刘宇亮出任首辅的薛国观进行了密商。

    薛国观也是没做过翰林，由外僚进入内阁的，在朝士中口碑不佳。他为人阴险强悍，成为首辅后就一心同以东林党人为代表的正统朝士们作对。崇祯帝要搜括臣僚，他觉得也不失为煞一煞朝臣锐气的好机会，因而极表赞同，并积极为皇帝出谋划策。他认为，朝臣贫富不一，总体来说油水不太大，重点应该是那些家资巨万的皇亲国戚们。而且一旦贵戚带头捐助，朝臣们也就不敢再顽强抵制。但对于那些贵戚，内阁是不好动手的，所以他对崇祯帝说：“在外群僚，臣等负责催捐；在内戚畹，则非皇上亲自独断不可。”[256]

    崇祯帝接受了这个建议，要先从贵戚下手。但贵戚们的吝啬同他本人是一脉相承的，哪个人都不好说话。崇祯帝决定先抓一个典型，由点上突破，再扩展到全面。几经斟酌，他选定了武清侯李国瑞家。

    李国瑞是万历帝的生母孝定太后的侄孙，算是崇祯帝半远不近的一个堂表叔，祖上靠着太后的势力，聚敛了不少钱财，在京中戚畹中也算得上一个大户。在崇祯十二年（1639）之前，李国瑞同他的庶出哥哥李国臣为了财产上的事曾经闹得不可开交，李国臣以为没有分到应得的遗产，为了泄愤上告到朝廷说，父亲留下了40万财产，按道理应分给他一半，他愿意把这20万捐献给国家以为军资。[257]因为这本来是一件家务官司，又涉及嫡长子继承权这样一个传统原则，崇祯帝最初驳回了李国臣的请求。但到这年春上，为了全面铺开助捐活动，崇祯帝就旧事重提，不但要收受李国臣号称属于自己名下的20万，而且要把李国瑞的另外20万也一起拿过来，说是暂时借用，待国用充足后补还。

    40万两银子是一个天大的数目，李国瑞当然心疼，就一面哭穷哀告，一面大张旗鼓地拆房卖地，又把家具器皿放在通衢大道上公开拍卖，表示自己的穷困，也故意让皇帝面子上不好看。这个举动还引起了全体贵戚们的恐慌。大家都知道，李国瑞之后，刀子就要割到自己头上，因而也密谋串联，共同想办法对付皇上。周皇后的父亲周奎是当今皇帝的老丈人，自然成为贵戚们的领袖，带头向崇祯帝进言，说李家确实穷，不要催逼太急，失去戚畹之心。崇祯帝一向坚决反对内戚干政，又明知道周奎是为了他们一伙的利益，不但不听劝，反而更加严厉，降旨削夺了李国瑞的侯爵，并命令内官衙门按期追缴。李国瑞又气又吓，得了一场大病，竟然死了。

    事情弄到这一步，朝中宫中都有了些不平的议论。不论是朝官还是宦官，都知道皇帝在突破了贵戚这一道关口之后，就要对自己下手，因而在舆论上一致同情李国瑞的不幸遭遇。皇亲国戚们更是大为震惊，为了保护本集团的利益，以周奎为首的一些人暗中勾结宫女、宦官，可能还有嫔妃、皇后，进行了一次抵制皇帝的阴谋活动，而下手的对象，竟然是崇祯帝才只5岁的幼子朱慈。

    崇祯帝虽然在国务活动中严刻狠毒，对于家庭和亲人却不乏人情味。他自幼失持，父亲和生母都在早年去世，差不多是一个孤儿，就连西李选侍和东李选侍前后两位养母也由于政治原因早早地就同他分手。这样的身世使他对于母爱有一种深刻的渴求。这表现在他对硕果仅存的宫中长辈庶祖母昭妃刘老娘娘特别的尊重上，在刘老太妃年满80岁的时候（崇祯十三年正月）专门为她加封了“宣懿康惠皇太妃”的徽号，[258]还亲率子女和后妃到慈宁宫去为太妃祝寿，行了四拜大礼。也表现在对生母刘氏的不尽思念上，不但追封生母为太后，恩封了母家世袭官爵，找人画出了生母的遗容，而且在繁忙的政务之余屡次想到生身的母亲，痛不可支。崇祯十三年（1640）七月，不知为了什么样的契机，崇祯帝突然因不能奉养生母而大为哀恸，决定要吃长斋，穿布衣，以示对母亲在天之灵的纪念。内臣和朝臣为此多次劝谏，崇祯帝还是将近一年没有动荤腥。后来还是刘太后的母亲瀛国夫人进宫对他说，梦见了刘后，让她劝皇上不可不进肉食，常言道“药补不如肉补”，不要亏了身体。[259]他才遵照母命开斋。

    他本来有6个兄弟、9个姐妹，但夭折的夭折，早逝的早逝，到他统治的中年只剩下了一个小妹妹乐安公主，下嫁给巩永固。对这个胞妹和妹夫，他也很体贴很照顾，把他们当作重要的贴心人。

    既无父母，终鲜兄弟，崇祯帝把渴望亲人体贴的一腔情怀就注入到自己的家庭中。到30岁的时候，他在立家方面倒是成果斐然，已经有了一个规模可观的大家庭。同历代帝王一样，他拥有一大批妻妾。正式的发妻周皇后之外，是从打信邸时期就跟在他身边的田妃和袁妃，另外见诸记载的还有卢妃、陈妃等人，嫔、贵人以下还有多少，已无从考察，按一般规律总数应在百人之上。

    小家碧玉出身的周皇后是那个时代典型的淑女形象，懂礼仪、守妇道，也善于处理家务纷争。成为母仪天下的皇后之后，她住进象征着天下女性最高地位的坤宁宫，总管起宫廷内政，宽严相济，治理得居然井井有条。但她毕竟还是个年轻女子，时不时地会显出一点任性，会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同丈夫闹上一点小脾气。在这个偌大的帝国里，敢同崇祯帝闹脾气的大概也就只有这位周皇后一个人。有好几次，皇帝皇后像寻常百姓家的小夫妻那样为了小事争吵几句，脾气特大的崇祯帝自然不会示弱，周皇后也不屈服，恨恨地对着他连叫“信王！信王！”似乎是在提醒他当年的结发情意，或许还有什么闺中隐秘。[260]那位当年的信王也就拿她没有办法。闹了又好，闺房之乐有甚于画眉者，调调笑笑也是常事，调恼了，就又闹。有一次崇祯帝见她身穿珍珠衫对镜梳理，就从后面动手逗她。也许正赶上她的心情不好，不吃逗，很不耐烦地用手挡回去，却差一点打在皇帝的脸上。崇祯帝火了，气得推了她一把，把她推了一个跟斗。她的脾气也不小，从此不再吃饭，进行绝食斗争。崇祯帝听说了又连忙派人给她送礼物，问起居，两个人才和好如初。总之一对结发夫妻，吵吵闹闹免不了，内在的感情却是深厚的。

    崇祯帝对于皇后唯一严格禁止的，就是干涉政务。明朝对宫眷干政禁令森严，崇祯时期对此执行得更加严格，田贵妃以下是绝对不敢在言辞中稍涉政事的，崇祯帝坚持内外有别，也从不在内宫里谈论政事。周皇后由于地位特殊，偶尔会不小心说到一点稍关外朝的事情，但每一次都会碰上一鼻子灰。有一次崇祯帝批看新进士名录，周后正身则，见到有自家的旧房客陈仁锡名在一甲，就指着说：“这是我家的探花郎啊！”崇祯帝为此极为不快，冷冷回道：“你家的探花离着入阁拜相还远呢。”[261]周皇后只好顾左右而言他。

    崇祯帝同周皇后的感情不薄，但最为宠爱的却还是田贵妃。田妃祖籍是西安人，父亲田弘遇是个武职的把总（级别在武职中是最低的，相当于连长），却一直在扬州经商，家境相当富饶。她的生母早逝，田弘遇娶扬州一个歌舞伎为继室。继母就有意无意地按高级妓女的教育方法培养这位女儿。扬州在当时是能同南北二京鼎足而立的大都会，是全国的商业中心，盐商巨贾荟萃，最为繁华，消费畸形发达，又尤以高级妓女闻名天下。扬州的妓家从各地选择资质优秀的小女孩买回家里，从小进行全面培养，谓之为“养瘦马”，长成之后再向全国输送。这样就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培养高级妓女的教育方法。扬州的高级妓女讲究色艺双绝，姿色还在其次，重要的是风度气质以及相当高的艺术修养和文化素质。田家未必想把女儿培养成一个妓女，但无意中选择的那套教育方式却把她培养成比大家闺秀和小家碧玉的淑女们更有魅力的一个美人。

    明代王室选择后妃甚至宫女一向摒弃姿色超群的女孩子，为的是怕冶容诲淫，腐蚀了一帮龙子龙孙。因此田贵妃在容貌上大概也不过是中人之质，闺名叫作秀英，也相当俗气。[262]但她的举止娴雅又多才多艺，平时静默寡言，似有一股抹不去的淡淡哀愁，一入技艺场中却又生龙活虎，琴棋书画无所不通，蹴鞠骑乘无所不能。她的字宗法钟、王，据说已臻能品之境，丹青泼墨也颇得名家笔意。最为出众的还是她在音乐方面的造诣，她吹得一管好笛，崇祯帝称赞她的笛曲有“裂石穿云”的效果；抚琴更是她的一项绝技，声遏行云，绕梁三日。崇祯帝偏巧最喜欢琴曲的古雅，还自己作过五首琴曲，空闲时听田妃演奏。有一次他对周后赞赏田妃的高超琴艺，言语间似乎还为皇后的不懂音律相当遗憾。周后很不高兴地说：“妾出身儒家，只会桑蚕纺织而已。可不知田妃是从什么地方学来的。”[263]多疑的崇祯帝才起了疑心，问田妃少年进宫，是从哪里学来的如此技艺？田妃告诉是跟着母亲学的，他又召其母进宫，让母女二人合奏，果然极佳，才算释然。此后田妃的母亲就常被召入宫中献艺，在后妃的亲属中，也只有她能够经常入宫见到女儿。

    田贵妃因为高雅的艺术气质而特别得到崇祯帝的宠爱。她住在坤宁宫以东的承乾宫，就是民间所称的东宫娘娘，在宫中地位仅次于周皇后。崇祯十四年（1641）春，她被晋封为皇贵妃，在名分上也正式成为皇后的副手。与她同时入侍信邸的袁妃则受封贵妃，比她低了一个级别。但她却不敢因此而恃宠恣肆，在宫中多年，从来小心谨慎。同皇帝下棋，她总能让皇帝小胜一子两子，凭这种驾驭局面的功夫，她的棋术至少要高出崇祯帝两三个段位，崇祯帝却以为自己略高一筹。对于多少有点盛气凌人的周皇后，她也尽量低声下气，以求和睦。唯有对家中那个商人出身的父亲，她却是鞭长莫及。田弘遇仗着女儿在宫中得宠，官封到左都督，在京城里极为骄横霸道。崇祯帝为此责备过田妃，田妃非常气愤，找来父亲说：“你们在外面犯事，已经风闻宫中了。如果皇上再来责问，我只有一死了之。”[264]田家才稍许收敛了些。

    周皇后虽然是恪守妇德的典范，对于这个颇有些狐媚惑主味道的田贵妃却还是有点愤愤然，两个人之间也少不了使脸色、生闲气的时候。那一年新春正旦，天气严寒，田妃依礼到坤宁宫朝拜皇后。周皇后却故意怠慢，让她在殿外庑檐下冻了许久才升座召她入宫，朝拜之后不发一言，就叫她退下了。而袁妃来拜贺的时候，周皇后却很热情地接待，笑语移时。田妃多次受到冷落，在崇祯帝面前难免流露出委屈。崇祯帝夹在爱妻宠妾之间，也只能劝了这个又安抚那个，尽量弥合。后来田妃采取以屈求伸的办法，自己写了书面检讨，自责对皇后不够尊重，请求移居启祥宫反省。崇祯帝见田妃有高姿态，正好让一家人和气，也就批准。但崇祯帝3个月没有见到田妃，寝不安枕、食不甘味，脾气也比平常更坏。周皇后是聪明人，知道这样下去大家都不得安生，又主动出面做好人。一天同皇帝在永和门看花，她请求让田妃一同来，崇祯帝赌气没有答应，她已经让人把田妃迎来了。一家人这才又重归于好。

    这些小小的冲突构成寂寞宫廷生活中的一些花絮，稍微打破一点沉闷。但总起来讲，崇祯帝的后宫中还是算是祥和静谧，不像许多朝代那样充满了阴谋和血腥气息。待到崇祯统治的中后期，国事维艰，皇帝终日操劳，愁云满面，很少有时间再同后妃们盘桓。后妃们也就知趣地不敢再生风波，惹闲气。她们并不清楚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但从崇祯帝那日夜紧锁的眉头中能感受到形势的严峻。她们只能小心翼翼地服侍好皇帝，养育好子女，祈望着国家能够转危为安。

    许多记述都说崇祯帝不近女色，其实并不尽然。但他特别念旧，在众多的妻妾中始终只注重同他共同患难的一后两妃，却是实情。宫中旧制，每天将晚时分，各宫都在门前挂起两盏红纱龙灯，皇帝临幸某宫，那里的宫灯就先行卸去，而后巡街的太监才通知各宫把龙灯摘了安寝。许多年里，最先摘下宫灯的大多是坤宁、承乾、翊坤三宫的皇后、田妃和袁妃。有位住在承华宫的陈妃，进宫后数年只被“临幸”了一次，门前的两盏红灯总是迟迟不能取下来。身边一个太监见她终日愁眉不解，很奇怪地问她为什么不乐。回答说：“人生天也不见，哪能快乐？”太监说：“抬头不就能见到吗？”那位陈娘娘只好骂他是呆子。[265]由于专注于一后两妃，崇祯帝的子女也主要是当初信邸的3位故人所生。

    后妃们总共为崇祯帝生下了7男6女，但宫中的婴儿死亡率极高，到崇祯帝三十而立的时候，活在他身边的只有4个儿子和2个女儿，几乎都是周皇后和田贵妃生养的。周皇后最引为自豪的是她在崇祯二年（1629）就为皇帝生下了元子，在明代历史上，正宫皇后产子还是第一次。崇祯帝对这个长子的出生也极为兴奋，特别诏告天下：“以今年二月初四日第一子生，系皇后周氏出。中闱开冢胤之先，万国惬元良之祝。”[266]为长子取名慈烺，并在第二年就册立为皇太子。崇祯十一年（1638），太子10岁，正式出阁读书，崇祯帝为他组织了一个阵容强大的教授班子，其中多是醇儒名士。这以后，他就常常带着太子参加各种国务活动，并且教太子阅读和批改奏章，一心一意要培养出一个德才兼备的英明之主。对于这位长子，他确实寄予了无限的希望。周皇后的第二个儿子夭折，第三个儿子朱慈灿生于崇祯五年（1632），封为定王。田贵妃在崇祯六年（1633）为崇祯帝生了皇四子朱慈焕，封为永王；八年又生皇五子朱慈。[267]此外，还有周皇后生的大女儿长平公主和袁妃所生的小女儿昭仁公主。这些儿女个个家教良好，聪明可爱，崇祯帝对他们也都十分关心爱惜。

    相比之下，才只5岁的皇五子因为是幼子，又是爱妃田氏所生，崇祯帝对他又格外疼爱一些。但在这年春上，正当崇祯帝为了催追捐助而同贵戚们大动干戈的时候，皇五子却得了一场大病，好像是痢疾，十分危险。宫外的戚畹们听说了这个情况，决定通过这个孩子来震慑皇帝一下，就买通好宫中的太监宫女，在皇五子的身边装神弄鬼起来。他们让一个老太太打扮得妖模怪样，神秘兮兮地对这病中的小孩子说：“我是九莲菩萨，皇上待外戚薄情，再不悛改，就让他的儿子全都死掉！”[268]反复地说了好几遍。

    皇五子是个聪明孩子，在极度的惊恐中还是记下了老太太所说的全部内容，在崇祯帝来探视的时候原原本本对他讲了一遍。崇祯帝听了大惊。原来所谓九莲菩萨，是宫中对坐在莲花宝座上的观世因菩萨的一种称呼，当年万历帝的生母李太后曾在殿中供奉着一幅大士像，据说很有些灵验。李太后死后宫中就传说这位太后是九莲菩萨转世，上上下下都知道这种说法。李国瑞正是李太后的娘家侄孙，老太后的亡灵为了娘家的利益来向皇子讨公道，于情于理都让人不得不信。外戚们原来打算的也许就到此为止，但皇五子本来病得不轻，又受了惊吓，没几天就死了。参加那次阴谋活动的人就乘机大造谣言，把九莲菩萨的降临描述得绘声绘色。

    丧失爱子让崇祯帝心痛，也让他心惊。田贵妃不久前刚生了一个皇七子，但在月子里就夭折了，正在为之伤心，现在一个本来活蹦乱跳的皇五子又突然死去，不由得大为伤痛，为此还大病一场。崇祯帝以为五子的死同自己在朝中的行事有关，追悔莫及。为了安慰活人也抚慰亡灵，他特地追封这个5岁的孩子为“孺孝悼灵王”，仍不能尽意，又追赠了一个“通玄显应真君”的奇怪称号，显然是为了纪念他在病中见到九莲菩萨那件事。礼部认为本朝从来没有追封皇子为“真君”这一类道号的，而且“玄感灵通，实为不可思议之事”，[269]据理反对，最后“真君”的封号才算取消了。

    另一方面，崇祯帝又不得不去忙着亡羊补牢，以免厄运再降临到其他几个爱子身上。他对李国瑞进行了抚恤，把武清侯的爵位也还给了李家，那40万两银子当然不敢再要。一个武清侯的缺口没攻下来，让贵戚乃至朝臣认捐的事从此搁置不提。崇祯帝甚至还认为首辅薛国观倡议剥削贵戚是导致爱子死亡的主要原因，从此在心中对薛国观暗暗记下一笔仇恨。这个仇后来终于被他报了。

    捐助军饷的事情成为泡影，在绕了一个圈子之后，负担还是要落在百姓头上。辅臣兼兵部尚书杨嗣昌是只管兵饷不问其他的，为了加强训练边防军再次提出加派。这时候一个副总兵杨德政又提出，为了对付流动作战的农民军，地方武装也需要加强，各府、州、县应加练民兵数百到1000名，这又需要一大批饷银。崇祯帝觉得总之是非加派不可了，少加是加，多加也是加，不如一下子加足。就大笔一挥，同意把全部训练边兵、民兵的费用一齐加到挣扎在死亡边缘的百姓身上，总数达730多万两，称作“练饷”。这样一来，崇祯时期的加派总额已经达到每年1690多万，已经超过了原来1530万的正额税收。民间流传的政治谚语中于是又多了一条：“崇祯崇祯，年年重征。（征收双倍赋税）”就是用年号的谐音点明了时代的特点。百姓们的裤带越勒越紧，崇祯帝脖子上一条无形的绞索也就越勒越紧。至于公文纸面上那应该练出来的上百万精锐边兵和民兵，却从来也没有见到过。明军在内外战场上，仍然是接连不断地惨败。

    皇五子因为活见鬼而死，还在宗教观念上给崇祯帝一个巨大的震动。明朝宫廷是一个迷信的大本营，宫里除了祭天地、社稷，祭祖宗，祭圣人等等这些正统的宗教活动之外，还有大批佛寺、道观、喇嘛庙，以及源于民间的各式各样的邪神淫祀，信仰之混沌，礼拜之杂乱，令人叹为观止。这种混乱的信仰状态正是中国古代民间宗教状况的一个缩影，年长日久，已经成为宫廷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崇祯帝自幼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中，耳濡目染，心灵深处也积累了一大堆奇奇怪怪的迷信和忌讳。但自从认真学习过儒家经典之后，他至少在理智上开始奉行孔夫子“敬鬼神而远之”的古训。对威严的昊天上帝他充满了敬畏之心，但除了祭天地、祭祖宗等正统宗教仪式之外，对于那些不入经典的迷信活动他是很少参加的。对于佛教、道教，以及民间流行的形形色色的各式妖魔鬼怪，他好像也颇不以为然。在崇祯初年，他还下令对宫中的偶像进行过一次清理，除了几座正式庙宇中的佛祖、道君和据说是在宫中两次大火灾中显过灵的钦安殿玄武大帝等神灵之外，一律恭送宫外，后宫为此清静了许多。

    有一种说法认为，崇祯帝在宫中清理偶像，同他对西方天主教的崇奉有关。自万历年间意大利教士利玛窦（MatthieuRicci）来华之后，天主教士们在中国的活动的确相当活跃。一批信仰坚定又博学多才的教士们先后来到中国，排除万难，在京师和各地建立了一些教堂，发展了一批信徒，也把西方天主教文化带进了中国。传教士们一方面在民间活动，到崇祯十二年左右已经发展了近4万信徒；另一方面也注意在上层活动，不但广泛地同士大夫交朋友，还把影响渗透到宫廷之中。

    士大夫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是中国近代科学的先驱徐光启，他从万历二十八年（1600）结识利玛窦，三十一年（1603）受洗入教，以后一直为发展天主教的事业奔走呼吁，并且认真学习研究了西方教士们带进来的西方科学知识，在数学、天文学、农学、水利学等方面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西学贯通的大科学家。他的宦途生涯也还比较顺利，万历三十二年（1604）中进士，入翰林院，崇祯元年（1628）起任礼部侍郎，充经筵讲官，崇祯五年（1632），71岁的他以礼部尚书入阁成为辅臣。

    虽然徐光启任大学士只一年多就因病逝世，但对于崇祯帝和崇祯宫廷接触天主教却有很大影响。在他的竭力推荐下，传教士邓玉函（JoannesTerrenz瑞士人）、龙华民（NicolausLongobardi意大利人）等人先后进京在朝廷供职，主要是参与制造火器和修订历法。后来龙华民、汤若望（JohannAdamSchallVonBell德意志人）、罗雅谷（JacobusRho 意大利人）3个人都可以出入宫禁，就趁机在宫中发展教徒。崇祯三年（1630），御马监掌印太监庞天寿首先受洗入教，而后扎根串联，太监、宫女，甚至嫔妃、皇室，都有人接受洗礼，到崇祯后期宫中的天主教徒已经有540多人，还安排了一座圣堂，由汤若望多次主持弥撒。[270]

    崇祯帝对天主教采取优容的态度，却不见得有过对天主教的信仰和入教的冲动。他或许对闻所未闻的基督教义有过好奇，对庄严肃穆的弥撒仪式有过几分欣赏，但那些充满异国情调的远方舶来文化对于一个天朝皇帝来说，毕竟是太奇特了一点。他真正关注的，主要还是这些黄发拳拳的教士们带来的西方科学技术知识。最吸引他的首先是西式火器，特别是所谓“红夷大炮”（就是红毛夷人——欧洲人的大炮，后来被讹称为“红衣大炮”），因为威力极大，可以在战场上急用，所以一直由汤若望等人加紧督造。这种在当时很现代化的重武器真造出来了不少，但并没有扭转战场上的败局，反而被清军和农民军缴获过去，成了他们攻城的利器。另外一个科技重点攻关项目则是对历法的修订。

    天朝以农为本，又敬畏天命，要不违农时，洞察天象，都必须有一部精确的历法。但明朝的官方天文历法机构钦天监却不是一个高水平的科学机关。明代制历，以元朝郭守敬的“授时历”（明朝称“大统历”）为本，参照阿拉伯“回回历”。但两种历法都已年代久远，积累误差使得测算同实际相差甚远，钦天监的天文官员们却没有人去钻研修订，一直将错就错。崇祯二年（1629）五月朔日，日食，钦天监用“大统”、“回回”两历测算的时间方位各不相同，徐光启用所谓西法也进行了预测，最后实地考察结果，徐光启的测算准确无误，钦天监的预测错误百出。崇祯帝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决定彻底修订历法，命徐光启主持。徐光启提出以西法修历，“令与中历会通归一”。[271]崇祯帝同意了徐光启的提议，此后，西式历法的编译修订工作一直在进行，崇祯六年（1633）徐光启病逝，其未竟之业由山东参议李天经继承，至崇祯八年（1635），共完成《崇祯历书》137卷，全部告竣，其中包括托勒密《大至论》、哥白尼《天体运行论》等重要西方天文学著作的内容提要。

    但这部新历法并没有来得及应用到编制历书的实践中去。由于国势危急，政务纷乱如麻，直到崇祯十六年（1643）七月，崇祯帝才下诏自明年起改用新法制历，但第二年明朝即告灭亡。反而是清初的统治者继承了这一项遗产，自康熙八年（1669）起正式依西法制历，直至末年。这部以西方几何体系为基础的历法大典《崇祯历书》（中国传统历法为代数体系），大概是崇祯帝在17年统治中为历史留下来的最重要的一份积极遗产了。

    崇祯帝能宽容西方异教，接受西方新的科学技术体系，表明他在意识深处并不是一个抱残守缺、顽固不化的人，也体现了他在统治前期有一种天命在我的自信。但随着国家大势的日益恶劣，他的这种自信却一天天被消蚀掉了。皇五子的死对他精神上的冲击远远超过了一般的失子之痛。他从这个事件中感觉到，一向以为是坚定站在自己一边的天命，似乎正在远远离去。这以后，他变得越来越疑神疑鬼，而且病笃乱投医，对于上至昊天上帝，下至狐仙鬼魅的一切超自然威力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恨不得一下子在冥冥中抓到几位法力无边的神怪，作为救命的稻草。

    此后，他对于祭天地日月、祖宗圣人等等正统的典礼更加虔诚、更加殷勤，把一些多年停止实行的祭祀大典，例如上辛祈谷仪式等也悉数恢复。与此同时，对于扶乩请神、打醮祈禳一类活动也迷恋不疲。自崇祯十二年（1639）起，宫里宫外越来越乌烟瘴气，崇祯帝亲自参加了各种各样的请神闹剧，甚至想把天兵天将搬下凡间，替帝国剿平内外的战乱。但这类闹剧不但不可能产生什么实际效果，就连心理上的安慰也做不到。这年年末，崇祯帝再一次恳请天神降临，举行了一次隆重的降神仪式，又是磕头，又是祈祷，尽表哀衷。闹了许久，扶乩的沙盘上才出现了“上帝”的批示：“天将皆已降生人间，无可应召者。”崇祯帝叩首再拜，问道：“天将降生，意欲何为？尚有未降生者否？”沙盘说：“只剩汉寿亭侯受明朝深恩，不肯下降，此外没有留在天上者。”此后再怎么问也不再回答，一片寂然。[272]所谓汉寿亭侯就是法力无边的武圣关羽，他因为对明朝感情颇深而不肯下凡，那些感情不深的来到人间要做什么，也就不言而喻。

    在这次降神中到底是什么人，为了什么心理捣的鬼，不得而知。但它给崇祯帝心头蒙上的阴影却是无法抹去的。他不肯全信，又不敢不信，请神请来的是更大的迷乱和失望。到崇祯十四年（1641），他甚至把全国最著名的大法师，江西龙虎山的张天师也搬请到京城，让他设醮为国家消灾祈福。这位天师道教首领在京师受到极隆重的礼遇，皇帝特命在灵济宫设宴招待，派太监作为自己的代表主持。但这位张天师建坛打醮热闹了好一阵子，祈雨无效，祈雪无效，禳病无效，对中原和辽东的战事更无效，崇祯帝才大失所望，把他打发回江西去了。

    请神召鬼屡次不能见效，崇祯帝还怀疑到龙脉风水方面的原因。崇祯十四年（1641）四月，他特召阁臣、勋戚和礼部主官在建极殿讨论孝陵（太祖朱元璋的陵墓）风水问题，说孝陵关系重大，但听说近年来在陵区开窑伐树的事情很多，破坏了风水，影响到国运。礼部侍郎蒋德暻启奏：“中国有三大干龙，中干旺气在中都凤阳，结为凤阳祖陵；南干旺气在南京，结为钟山孝陵；北干旺气在北京，结为天寿山长陵。这三大干，本朝独会其全，是万世灵长之福。”[273]崇祯帝听说本朝的风水这样好，才放下心来，但仍然派遣成国公朱纯臣、新乐侯刘文炳和礼部尚书林欲楫到南京和凤阳勘察，严禁开石灰窑破坏龙脉。既然风水无碍，那么国运日衰的原因仍然在于天命。但他离知天命的年龄还差得很远，只能继续沉浸在无边的迷惘中。

    崇祯帝的而立之年倏忽之间就在昏昏乱乱中度过了，到年终岁末的时候，才正是他30整寿的纪念日（实际上是29周岁）。因为腊月二十四日这天正巧是他的嫡母光宗郭皇后的祭日，礼部根据惯例确定每年腊月二十五日为万岁节，天下共庆，崇祯帝虽然批准，却从来没有真正举行过庆贺典礼。一方面因为国事繁重，他没有这个心思；另一方面也因为年纪尚轻，过生日做寿算不上大吉大庆的喜事。但而立之年这个有纪念意义的整寿却不能不重视一下了，于是他同意礼部的提请，在年关将近的二十五日接受了宫廷内外的朝贺。

    朝贺这天正好是三九严寒时候，丹墀上结了厚厚的冰霜，贺寿的百官须眉上也都凝上一层冰碴儿。因为冷，群臣舞蹈叩拜得倒是更加起劲，山呼万岁的祝福也喊得很响亮，但个个面皮僵滞，让宝座上的崇祯帝看着并不舒服。首辅薛国观和成国公朱纯臣分别代表文武群臣进前致贺词：“钦遇皇帝陛下圣诞之辰，谨率文武官僚敬祝万岁寿！”[274]声音宏亮的赞礼官发出口令：“山呼！”于是群臣又一次拉着长声高唱：“万——岁——，万——岁——，万——万——岁——”这种场面经得多了，这种声音听得多了，崇祯帝心中早已没有了最初年代那种自我崇高的愉悦感。从这一天起，他就算进入了壮年，但前途却显得更加莫测。他甚至能预感到，今后的日子会更加艰难，身下的这个宝座也并不那么稳固。

    而立之年恰好是崇祯帝统治的一个转折点，此后的日子每况愈下，没用几年工夫，他的生命和他的统治就一起完结了。

    二

    枢辅督师

    崇祯十二年（1639）四月，清兵入塞的军警刚刚解除，崇祯帝和他的军事大员们又不得不把注意力放到农民起义这个心腹之患上面了。这时候，大别山区的“革左五营”仍然不受招抚，中原各地的小股农民军还在四处活动，而且已经受抚的张献忠和罗汝才两大农民军主力也有蠢蠢欲动之势。主管谷城和房县等处的地方官员不断地上报两军心怀叵测的情状，说“张献忠入据谷城，屡次不听调遣，将要待民间田熟，分其夏秋之粮，稍不遂意，就会再起刀兵”；“罗汝才诡称以所部屯田，并未让部队种地，这样带刀而耕，稍有不满，就将重新起事，铤而走险”。[275]

    为此，杨嗣昌秘密建议趁张、罗两部尚未动手，迅速调集兵力，以先发制人的手段扼杀这两支农民军。崇祯帝本来是一意招抚的，对进行这样大的军事行动并没有什么主见，但他也感到大患不除总不能心安，因此最后也同意了杨嗣昌的计划。从四月下旬起，明廷开始调兵遣将，命入卫京师的甘肃总兵柴时华部和宁远总兵祖大弼部南下湖广，陕西总督郑崇俭率陕军出潼关趋襄阳、郧阳，四川巡抚傅宗龙领川军入郧阳，再加上熊文灿直属的大军，对谷城、房县一带四面围剿。

    可惜杨嗣昌的如意算盘还只停留在纸面上，没来得及实施，张献忠和罗汝才就再次举旗造反了。五月初九日，张献忠在谷城起义，引军向西。二十三日，罗汝才等部在房县响应张献忠，与张献忠合兵攻打房县。消息传来，朝廷大惊，崇祯帝照例不顾当初正是他自己一意招抚的事实，严旨痛责熊文灿抚剿无策，命他戴罪立功。熊文灿好像也预感到将要大祸临头，连忙派总兵官左良玉率军进剿，希望能侥幸一胜已塞罪责。

    左良玉部是总理麾下最有战斗力的一支部队，但深入房县深山密林之中，地形生疏，辎重粮草又无法跟进，士气相当低落。七月末，张献忠、罗汝才在房县西部的罗猴山设下埋伏，先故意佯败两阵，把左良玉诱至埋伏圈里，然后突然发起攻击。左良玉军大乱，副总兵罗岱被杀，被歼灭的明军达一万多人。左良玉拼命突围，身边还剩下残卒不到一千人，总兵官的关防印信也在慌乱中丢失。

    官军在罗猴山的惨败使得崇祯帝彻底对熊文灿失望了。他先是罢去熊文灿的总理职务，不久又将其逮至京师问罪，最终判处死刑，斩首于西市。但除掉熊文灿之后，由谁来接任围剿前线的总指挥，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在闻名于世的几名最优秀的统帅中，卢象升已死，洪承畴刚刚被任命为蓟辽总督，担负着防御清兵的重任，无法抽调。另一个不久前才崭露头角的原任陕西巡抚孙传庭，在西北的战绩虽然不错，但为人颇为狷狂高傲，入卫京师被任命为负责南线的总督，就立即指摘杨嗣昌调配指挥失当，同兵部弄得关系十分紧张。后来，据说是因为上火耳朵聋了，大概主要还是为了对杨嗣昌不服气，他数次上疏请求去职养病。杨嗣昌趁机攻击他假托疾病，不愿担任保定总督这一危险的职务。崇祯帝最恨朝臣不肯效力，一怒之下把孙传庭抓进了监狱。国无良将，又用人孔急，崇祯帝左右掂量，最后决定还是任用人才难得的杨嗣昌最为可靠。

    杨嗣昌在张、罗复叛，左良玉失败之后，接连上疏请罪，并主动停止了在内阁和兵部的公务。兵部尚书一职，已由他荐举的前四川巡抚傅宗龙接替。八月二十二日，崇祯帝还在他的请罪疏上批旨，要他回内阁任职。但3天以后，二十五日，崇祯帝突然下了决心，在他的另一份请罪疏上批道：“辅臣屡疏请罪，更见诚恳。如今叛寇猖獗，总理革任，以辅臣才识过人，办此事应付裕如，可星驰往代，速荡妖氛，救民于水火。凯旋之日，优叙隆酬。”[276]不容他有任何商量和推托的余地。

    崇祯帝既不经过阁、部会议，又不同本人商量，就由中旨任命内阁辅臣去前线督师，朝臣们和杨嗣昌本人都感到有些意外。但杨嗣昌几年来受皇帝的知遇之恩，一直充满了感激涕零之情，目前皇帝需要他出朝督军，以挽救国家的危难，他也只能竭尽全力，为皇帝效犬马之劳。辅臣到前线督师是前所未有的大事，有关衙门连忙办理敕书、印信、仪礼、军需等各方面事宜，并议定，杨嗣昌以礼部兼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出任督师，一般人就称作“督师部阁”或是“督师枢辅”（枢指枢臣，即兵部尚书）。

    在即将启行前，崇祯帝于九月初四日再次召见杨嗣昌，对他特别指示：“张献忠曾惊祖陵，决不可赦，其余剿抚互用。”[277]其实挖了凤阳祖陵的不见得是张献忠部，而且崇祯帝自己也同意过对其招抚，这样说不过是确定一个原则，重点打击张献忠，对农民军其他各部可以区别对待。他还亲笔写了一首诗赐给杨嗣昌，作为临别的勉励：

    盐梅今暂作干城，上将威严细柳营。

    一扫寇氛从此靖，还期教养遂民生。[278]

    诗中用了好几个典故。盐和梅是古代两种主要的调味品，商代高宗任命傅说为相，说他好像烹饪中的盐和梅一般重要，后人就以盐梅指代宰相。干是盾，盾牌和城池是古代的主要防御设施，用来比作捍卫国家的将领。细柳营则是汉代名将周亚夫的营盘，他在平定吴楚七国之乱中起过重要作用。在崇祯帝的一生中，很少给其他朝臣赐过诗，这一次不但御笔亲题，而且把杨嗣昌比作贤相、良将，寄予的重望溢于言表。杨嗣昌不但感恩戴德，而且深为能得到皇帝如此的宠信自豪。他出京之后就以御笔赐诗为标榜，竖起了“盐梅上将”的大旗，所部亲标也直称“上将营”，真是八面威风。

    杨嗣昌于九月初六日离京，在京的大小官员出城隆重送行。杨嗣昌也丝毫不敢怠慢，一路疾行，仅用20多天就赶到了围剿的大本营襄阳。下车伊始，他就立即召集所部文武官员会议军事，一面着手整顿军纪，一面加强襄阳的城防。根据崇祯帝的指示，他把围剿重点放在对付张献忠上，但认为以往分兵各进，很难给敌人以重创，因此决定在军中设置大将，集中军权。他在初到襄阳的时候就上疏建议任命左良玉为“平贼将军”，“总统诸部，听其指挥，共臣谋画，转行调度”。甚至把左良玉比作唐代平定藩镇的名将李愬，说自己虽不敢以那时的良相裴度自居，左良玉却与李愬相差不远。[279]

    杨嗣昌重用左良玉也是用心良苦。左良玉字昆山，山东临清人，行伍出身，做过都司。崇祯初年关外大凌河被清军围困，在昌平督军的兵部侍郎侯恂提拔他为副将带兵驰援，大战有功，成为著名的勇将。后来他率领昌平兵一部转战于河南、湖广等地，专门对农民军作战，胜败参半，但始终保持着一支颇具实力的队伍。崇祯六年（1633）他被提升为援剿总兵官，时年仅32岁。[280]部众也由原先的2000人增加到万余人。当时在中原和西北同农民军作战的各镇总兵官先后有几十个，但大多碌碌无为，或是战场失利被杀，或是被朝廷撤职惩办，唯有左良玉一枝独秀，始终保持着实力和体面。他骁勇体健，虽然不识字，却很有心机，也很能团结手下的将士。朝廷的兵饷总是不足，他就随处纵兵大掠，各地的百姓甚至乡绅对于左军都又恨又怕。当时民间口号说，“贼过如梳，兵过如篦。”左良玉军所过之处，真是像用篦子梳头一样，把地方抢劫得干干净净。他也很懂得保存实力，遇到太强硬的敌人就远远避开，拒不执行上司的命令，督、抚和朝廷却拿他没有办法。经过十来年的剿寇，他集中了一批强兵悍将，经常自行其是，实际上已经开始逐渐地军阀化了。但在国难当头的形势下，朝廷急需用兵，根本不敢得罪这个有名望、有实力，又有些蛮不讲理的大将军。罗猴山惨败，责任并不大的河南总兵张任学被撤职，而左良玉丢了关防，却只被降三级，仍然留任总兵之职——崇祯帝对此人也不能不有几分忌惮。[281]

    左良玉桀骜不驯，为人却很讲义气。侯恂是第一个把他由偏裨提拔为大将的人，他对侯恂就始终极为尊重。前两年，侯恂在户部尚书任上因为一宗钱粮失察案被罢官逮捕入狱，左良玉却仍然同侯家保持密切的关系，行军至侯恂的家乡河南商丘的时候，也破例不抢掠骚扰。杨嗣昌就是根据左良玉的这些特点，决定委任他为平贼将军。前次罗猴山之战，左良玉丢了关防，正无法对朝廷交代，杨嗣昌不行追究，却为他讨得一颗在内府中封存多年的将军印来。杨嗣昌以为，左良玉一定会为此感戴不尽，终生为自己卖命。只要左良玉俯首听命，其他各营的将领更容易驯服。

    杨嗣昌提拔一个武将做总统诸部的统帅，也是针对当时军制的弊端而做的安排。明代重文轻武，指挥作战的大帅全部任用文臣。一个不带侍郎衔的巡抚通常本官是佥都御史，只有四品，但麾下往往是武职一品衔的总兵官们被呼来喝去，如同厮役走卒。文官大帅位尊权重，手下却没有自己的部队。带兵的将领们受制于督抚，虽是制度决定的，心中不见得都服气。因而临阵作战时督抚大帅们经常指挥不灵。朝廷也并不真的重视这些没有真正实力的光杆司令，轻易进退任免，被罢官杀头的多是这一类总督、巡抚。将帅分离，权实不符，实在是造成明末各个战场调度失机，指挥不力的一个重要原因。杨嗣昌要以武将统兵，就是想打破这种局面。

    另一方面，明朝的军事建制基于一种消极分散防御的战略，全国的军队分散在上百个司令部里，统称为“标”。每一位将帅，上至总督（包括总理、督师）、巡抚，下至总兵、独立带队的副将甚至参将，都有一个自己的标，多则一两万人，少则千数人，将帅们真正指挥得动的就是标下这支队伍。这种分散建制使得那些号称统军十几万的大帅在组织大型战役的时候，因为缺乏一个严密的分层指挥体系而八方掣肘，调度困难，更谈不上在战场上灵活机动地调动部队。杨嗣昌似乎很想对这种建制方面的弊病进行一些改善，但因为涉及整个军制问题，也只能暂时用在各标以上再设一位大将的方式来增强全军的凝聚力。

    杨嗣昌在军中设置统兵大将，实际上已经包含着对于明末陈腐军事制度进行改革的某种尝试。但百年积弊，要改谈何容易，何况杨嗣昌自己囿于时代的局限，对于应该有一种什么样的合理制度也并不清楚，因而他的这一努力后来并没有产生什么实际效用。将帅分离仍然严重，指挥照样失灵，最后导致全面失败。

    崇祯帝对于杨嗣昌的各种请求差不多是言听计从，立即批准任命左良玉为平贼将军，把内府的大印派专员驰送前线。左良玉也确实颇为感奋，秣马厉兵，准备对张献忠大战一场，以雪前仇。杨嗣昌则并不急于发兵，而是积极整顿部队，调配力量，囤粮输饷，巩固后方，准备蓄力而发，一举取胜。这年年末，他在楚、豫、川、陕各省四处张榜，上面刻印着张献忠的头像，榜文是一首《西江月》：

    此是谷城叛贼，而今狗命垂亡。兴安、平利走四方，四下天兵赶上。

    逃去改名换姓，单身黑夜逃藏。军民人等绑来降，玉带锦衣升赏。

    下书赏格：“能擒张献忠者赏万金，爵通侯。”[282]

    这当然是一种政治攻势，但据说榜文张出后不久，就有人在杨嗣昌行辕的大门上贴了“有斩阁部来降者赏银三钱”的传单，弄得杨嗣昌疑神疑鬼，以为身边尽是农民军的奸细。[283]

    杨嗣昌在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工作之后，于崇祯十三年（1640）闰正月正式对张献忠部发起围剿。这时张献忠所部为了避免同明军正面冲突，已经转移到川、陕交界一带的山区。杨嗣昌命陕西总督郑崇俭率陕军由汉中的西乡入川，从农民军背后追剿；命左良玉率湖广方面的主力驻扎在兴安（今安康）、平利一线，等着张献忠回窜入陕后迎头痛击。左良玉却不同意杨嗣昌的部署，认为张献忠如果不北上陕西而是西进成都平原，局面将无法控制。他向杨嗣昌申报了自己的意见之后，不待命令，就自行入川，同陕军协同进剿去了。

    二月初七日，明军在四川太平（今万源）县玛瑙山同张献忠部遭遇。农民军据守山头，明军分三路进攻。这一次明军养精蓄锐多时，以逸攻劳，大获全胜，击杀农民军3000多人，张献忠的军师潘独鳌和妻妾数人被俘，张献忠亲自用的“天赐飞刀”大刀也被缴获。[284]一些跟随张献忠的小股农民军投降。紧接着这次胜利，明军又在寒溪寺、木瓜溪等地连打了几个胜仗。张献忠屡受重创，处境十分危急，只得进入深山，迂回避敌。

    玛瑙山之捷是几年来明军对付农民军的战争中少有的胜利，能取得这样的胜利未尝不是因为杨嗣昌集中兵力蓄锐而发的战略部署正确。但这次胜利却成了明军内部失和、自我摩擦碰撞的新起点。玛瑙山战役之后，左良玉极为得意，以为此次大功是因为不听杨嗣昌的调度自行其是才取得的，从此不把督师放在眼里。杨嗣昌想趁着张献忠处境困难，乘胜穷追，彻底歼灭张献忠部，多次命左良玉进山搜剿。左良玉这时却带兵回到湖广的竹溪休整起来。杨嗣昌多次传檄严令，左良玉一概不听。有一种说法认为，张献忠曾派人到左良玉营中劝说：“献忠在，故公见重于朝廷。公听任所部烧杀劫掠，阁部（杨嗣昌）猜忌专横，无献忠则公之灭亡亦不久矣！”[285]左良玉为了自重而给张献忠留一条生路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杨嗣昌并不是很有气量的人，对左良玉的傲慢不驯非常愤怒，一度奏报朝廷要解除他的平贼将军职务，改由陕西总兵贺人龙担任。崇祯帝仍然完全听从杨嗣昌的安排，很快下了命令。但左良玉的实力和威望毕竟不是贺人龙所能比的，杨嗣昌犹豫了一番，又请朝廷收回了成命，仍用左良玉。这样一来，左良玉的怨气更大，而贺人龙因为平贼将军得而复失，也对督师十分不满。此后，杨嗣昌不但调不动左良玉，连陕军也不服从命令了。张献忠就趁着明军统帅部里一团混乱，无人围追堵截，悄悄率军返回到湖广的兴山、房县一带，不久又同罗汝才部会合了。

    尽管明军营垒已经在四分五裂，远在京城的崇祯帝对于杨嗣昌最初的成功还是很满意的。在他的一生中，真正能做到用人不疑，大概只有这一次。杨嗣昌的所有作战方案，他都原样批准；杨嗣昌请兵请饷，他责成兵部、户部尽力快速筹办；杨嗣昌要任用或罢免文武大员，他也一概照办，甚至杨嗣昌在任用大将时出尔反尔，形同游戏，也没有惹得他像往常那样大发脾气。

    朝臣们在杨嗣昌督师亲赴前线之后，出于一种对大臣身临战阵的尊重，也停止了对他的各种攻击。只有兵部因为要同这位在外的枢辅不断地打交道，不免发生一些龃龉。杨嗣昌不断有兵饷方面的要求，兵部很难全部满足，而且有些事情是有制度成例的，兵部也不愿随意改动，破坏了规矩。崇祯十二年（1639）底，杨嗣昌疏劾兵部不任职守，妨害围剿大计。兵部尚书傅宗龙虽然是杨嗣昌推荐上来的，却对他的以势压人很不服气，就回了一本，说杨嗣昌“徒耗国家军资，不能立功报效，并以势欺凌朝廷大臣”。[286]崇祯帝对傅宗龙在关键时刻不能同督师同舟共济非常恼火，正巧兵部又在辽东用人的问题上有一个失误，就以玩忽职守、戏视封疆的罪名把他逮进监狱。刑部拟罪遣戍，崇祯帝不肯，大有置之死地之势。傅宗龙在狱里待了近两年，后来才再次被起用为陕西总督。

    罢免傅宗龙后，崇祯帝任用杨嗣昌一直极力推荐的陈新甲为兵部尚书。陈新甲是举人出身，在明代历史上以举人而任尚书的只有寥寥数人，因而正牌进士们很不服气。但陈新甲确实是个干才，思路又同杨嗣昌相近，因而在本兵任上对杨嗣昌给予了很大的支持。

    有皇帝全心全意的信任，有兵部尽心竭力的配合，又有阁部督师的巨大权威，杨嗣昌本该乘胜而进，不断扩大战果了。但由于指挥运转不灵，战场上的形势却是每况愈下。

    崇祯十三年（1640）秋天，张献忠和罗汝才从川楚边界再次流入四川，杨嗣昌命四川巡抚邵捷春率川军在夔州（今奉节）至大宁（今巫溪）一线进行阻截。邵捷春是一个不错的行政长官，在四川主政颇有官声；同时却是一个很糟糕的军事统帅，把四川的军务搞得乱七八糟。川军各级将领吃空额侵吞军饷，各部缺员严重，而且军械敝破，士卒饥疲，又乏于训练，战斗力极差。邵捷春手下较能作战的只有女将秦良玉手下的石砫土司兵和副总兵张令所部，其中尤以秦良玉的部队最为著名。

    秦良玉是石砫宣抚司（在今石柱）的女土司，从万历中年开始带兵为明王朝效力，参加过平播、援辽、平奢崇明等历次大战事，所部号称“白杆兵”，军纪严明，悍勇敢战。因为秦良玉是历史上少有的女将，特别引人注目，所以提起她和她的白杆兵，天下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就连崇祯帝本人也抑制不住对这位被民间传颂成穆桂英、花木兰式人物的好奇心，在执政初期特地召见了秦良玉一次，还事先写了诗赐给她。诗中一联是“试看他年麟阁上，丹青先画美人图”。[287]他以为既然是花木兰、穆桂英，自是英姿飒爽，才用了汉代在麒麟阁绘像纪念功臣的典故。谁知见面一看，竟是个年过六旬的小老太太，大失所望。此时，秦良玉的锐气更大不如从前，而以勇武闻名的老将张令已经70岁出头。邵捷春靠着一个老头子和一个老太太扼守要冲，实在有些勉为其难。

    九月，张献忠和罗汝才的农民军突击大宁境内的要冲竹菌坪，秦良玉和张令率部阻截。张令中箭阵亡，所部溃败；秦良玉的白杆兵负隅死战，几乎全军覆没。老太太带着少数残卒逃回老家，从此固守乡土，不再出兵作战。秦、张两部失利后，其余川军更加不堪一击。张献忠和罗汝才经达州、巴州（今巴中）一路向西，于十一月中旬渡过嘉陵江，攻克了川北重镇剑州（今剑阁）和梓潼，转而向南直逼成都。

    张献忠、罗汝才流动入川，造成明朝上下一片混乱。杨嗣昌不得不离开襄阳大本营，于八月起亲自入川追剿。但他的行营和本标辎重沉冗、人员庞杂，在四川泥泞的山道上进展迟缓，根本追不上迅疾如雷电的农民军，在各处负责堵截的川军又无力抵挡。农民军在四川长驱直入，如过无人之境，编了个歌谣说：“前有邵巡抚（邵捷春），常来团转舞；后有廖参军（四川监军道廖大亨），不战随我行；好个杨阁部，离我三天路。”[288]杨嗣昌一面抱怨川军无能，“蜀兵之脆，将领之愚，至不堪言”，[289]一面急调湖广、陕西各路部队入川。但左良玉抱定了不损失自己实力的主意，对接连8次命令拒不执行，后来干脆带上部队进入陕西兴安（今安康），远远地避开农民军。陕西的贺人龙等部也拖拖拉拉，不想入川作战。最后被逼无奈终于入川，打了几次败仗，就再也不敢同农民军正面接触。而朝廷中四川籍的官员和四川的地方官却为了张献忠的这次入川大肆诋毁杨嗣昌，说他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乡（杨为武陵人，明代属湖广省）故意驱敌入蜀，以邻为壑。

    杨嗣昌连日在山间奔波，得到的却只有前线不断失利的坏消息和四川官绅的恶言恶语，真是气急败坏。他把失败归罪于川、陕等处的官军，攻劾他们堵剿不力。崇祯帝为此把邵捷春逮捕治罪，最后斩首于西市。陕西总督郑崇俭被革职，后来也被问成死罪。但就在明朝方面一团混乱的时候，张献忠和罗汝才却连克什邡、隆昌等川中、川南州县，于十二月初攻陷了川南的重要城市泸州。接着又返师向北，破仁寿，逼成都，陷德阳，绕道川北东渡嘉陵江，在崇祯十四年（1641）初拿下巴州、通江，最后沿着长江北岸胜利出川，重新回到湖北。

    张献忠、罗汝才部在四川千里大游行，攻克十几座州县，队伍日益壮大。杨嗣昌惮精竭虑调兵遣将，围追堵截，最后损兵折将，一无结果。造成这种局面，除了诸多客观因素，所谓大势所趋之外，也有杨嗣昌个人主观方面的原因。郧阳抚治王鳌永曾经上疏论杨嗣昌说：“嗣昌用兵经年，不能荡平贼寇，并非谋虑之不长，正因其操心之太苦。天下事，总挈其大纲则易，事事用心则难。何况贼情瞬息万变，今数千里征伐机宜，一切尽出嗣昌一人之手，文牒往返，动辄旬月，号令与事机违背，无怪乎战败之报屡闻。……臣以为嗣昌之统驭诸将，不必人人授以机宜，只需核其机宜是否确当，执其要领，去其繁琐，决策奇谋以制胜。何至于迁延岁月，劳师糜饷？”[290]

    王鳌永对杨嗣昌的评论还是公允而有见地的。在自以为是、事必躬亲这方面，杨嗣昌确实同崇祯帝有许多相似之处。他在明末诸臣中的确特别聪明干练，但这种聪明干练也正是造成千里转战，调度失灵，将帅不和，军心涣散的重要原因。崇祯帝总是喜欢那些在某些方面同自己有内在一致性的臣子，对于这个杨嗣昌又难得信任到了实处，当然听不进王鳌永一类的话，因而降旨对他进行申饬，仍然鼓励杨嗣昌继续我行我素。杨嗣昌也听不进别人的意见，仍然事无巨细一管到底。到崇祯十四年（1641）春天，战局终于到了无可收拾的地步。

    当杨嗣昌正跟在张献忠、罗汝才的后面在四川进行千里游行的时候，另一支农民军在沉寂了两年多之后，又突然出现在河南地区。那就是李自成的部队。

    李自成部自崇祯十一年（1638）初潜伏于川、陕、鄂边界山区，一直没有动静，明朝官方一般都认为这股农民已经彻底被歼灭，朝野中也流传着李自成已死的消息。但到了崇祯十三年（1640）冬季，李自成所部却奇迹般地再现，在河南西南部的淅川、内乡骠驰而过。最初到河南，李自成的队伍不过千余人，但河南各处的饥民和一些小股的起义者风闻景从，使得李自成部在几个月里就发展到数万人。这年十二月，李自成攻破了鲁山、郏县、伊阳（今汝阳）、宜阳、永宁（今洛宁）等县，把整个豫西地区搅得天翻地覆。

    张献忠和李自成的农民军由一度濒临被剿杀的边缘突然之间迅猛壮大起来，是同当时的社会局势密切相关的。从崇祯初年就没有停止过的自然灾害持续了十几年，在崇祯十二三年间势头更加猛烈，旱灾、水灾、蝗灾，铺天盖地。崇祯帝在崇祯十三年（1640）五月的一道上谕中也不能不承认：“近来直省各处告饥，而畿辅（今河北）、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地，近闻茹土食菜，人民并无菜色，甚至剜肉炊骨。”[291]就连一向号称富庶，比较风调雨顺的江南地区也发生了少见的大旱灾，许多地方因为无水而不能插秧，米价腾涨。当地的官员却借着救济灾荒巧立名目，肆意勒索，有些人反而发了大财。一位知县很得意地对人说：“幸好有这次大灾呀！”[292]而饥馑的情况又以河南最为严重，原任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记载当时情况说：“今流亡满道，尸骨盈野。阴风起处鬼火荧荧，深山林莽饥民啸聚。有全家投环自尽者，有全村封门逃亡者，有一日投河溺死数百者，有食雁屎、蚕屎者，有食荆子、蒺藜者，有食土石者，有如鬼形而呻吟者，有僵仆于道而不能言语者，有集数千数百人于城隅大道揭竿而起者。”[293]

    大饥荒本来已经令人触目惊心，明廷一加再加的“三饷”加派更加重了灾情的惨痛。崇祯十二年（1639）新增加的“练饷”一次就达730万两，崇祯年间三次大加派，这一次所加最多。而连年在死亡线上挣扎的饥民们在这样敲骨吸髓的苛剥面前，实在更没有一丝活路了，除饿死甚至被吃掉的之外，只好逃亡。河南的一个知县统计本县崇祯十四年（1641）的户口情况：原编户10035户，死绝者8028户；原编人丁20325丁，逃亡死亡者18450丁。户数仅存原额的20%，丁数仅存9%。[294]但到处都是饿殍遍地，逃亡出去还是没有活路，强悍者于是啸聚山林，做了“强盗”。这些遍布于中原的饥民、流民和“盗贼”就成了大股农民义军可靠的兵源。

    崇祯帝和杨嗣昌们为平定流寇而增兵加饷，而增兵加饷的结果反而为农民军提供了源源不绝的有生力量，农民军愈盛而加饷愈多，加饷更多而农民军更盛。崇祯君臣们在这个无法摆脱的怪圈里旋转了十几年，终于国破身亡，临了还要说什么“君非亡国之君”。在政治大局方面的愚蠢和短视，明王朝的统治者们大同小异，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区别。

    崇祯十四年（1641）春，杨嗣昌还在从四川急忙赶回湖广的路上，以张献忠和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军却已经由守势转为攻势，分别在湖广和河南给了杨嗣昌致命的打击。

    这年正月十九日，李自成部数万人开始围攻豫东重镇洛阳。洛阳不但是历代古都，聚集着中原精华，而且是控制关中和襄、郧两个方向战守的军事要冲，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此外，洛阳又是明宗室福王朱常洵的驻地。这个朱常洵就是万历帝和郑贵妃生的儿子，万历帝曾经为了想要改立他为太子同朝臣们闹得不可开交，后来改嗣的计划虽然失败，万历帝却给了这个分封在洛阳的宝贝儿子一笔巨大的财产，其中仅土地一项就达2万顷，此外还有大量的盐税、商税的常年收入。这个福王号称富甲天下，而且同当今天子支脉最近。他是崇祯帝的嫡亲叔父，又是嫡亲叔父中最年长的一个，因而在几十位宗室亲王中地位最为尊贵。由于有这样一位亲王住在城里，洛阳的政治意义更是超出寻常。

    但洛阳的守备却并不特别出众。这里有一个总兵官王绍禹率部镇守，但因为多年没有受到过军事冲击，缺粮缺饷，军心涣散。住在洛阳的吕维祺建议福王拿出王府的钱财用作军饷，一面维持守城，一面速调省里的部队救援。但朱常洵同他的父亲万历帝和侄子崇祯帝一样，是个一毛不拔的守财奴，宁死也不肯出钱饷军。守城的官兵对福王的吝啬极为愤怒不平，见到农民军兵临城下，一部分人放弃守备，开城投降。二十日晚，守城官兵起义；二十一日晨，李自成部占领洛阳全城。福王朱常洵和世子朱由崧慌忙出逃，朱常洵被农民军搜获，朱由崧寻机逃脱，后来成为南明的弘光皇帝。

    李自成在福王宫中审讯福王。福王拼命磕头求饶，李自成却对他说：“你身为亲王，富甲天下，正当如此饥荒，却不肯分发一分一毫财产赈济百姓，你是个奴才。”[295]命令先打他40大板，然后枭首示众。还把这个肥胖不堪的福王身上的肥肉割下来和着鹿肉用大锅煮了，一同下酒，号称“福禄酒”。原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也在城陷后被杀。

    李自成攻克洛阳，占据福王府后，把王府中大批的粮食、物资和银钱发放给附近的饥民，用以赈灾。各地的百姓听到消息纷纷赶来洛阳，官道上络绎如流水，日夜不绝。这一举动不但暂时缓解了洛阳地区人民的饥荒，而且使得李自成部在河南人民中拥有了极高的威望。此后的两三年间，李自成的农民军长期在河南活动，所到之处一呼百应，明朝的官军只能望风而逃。

    李自成陷洛阳、戕福藩的消息还没有传到杨嗣昌的耳朵里，张献忠攻下襄阳的报告却先来了。张献忠率部进入湖广后，在正月里先攻占了兴山县，听说襄阳城防空虚，就带领轻骑奔驰300里赶到襄阳附近。他派人假冒官兵先混入城中，在二月初四日夜里举火为号，里应外合，趁着襄阳守军大乱，突袭成功，占领了这座围剿农民军的大本营。

    襄阳也住着一位宗室亲王，襄王朱翊铭，按辈分是崇祯帝的族祖，同样被农民军活捉。张献忠对待这位亲王与李自成对待福王略有不同。他把襄王带到襄王宫里，给他斟了一杯酒，对他说：“我要斩杨嗣昌的头，但杨嗣昌远在四川，今天只好借亲王的头来让杨嗣昌以失陷藩封之罪伏法。亲王还是努力喝了这杯酒。”[296]襄王的下场当然还是被斩首，襄藩宗支中的贵阳王朱常法等也一起被杀。

    张献忠在襄阳同样开仓放粮，赈济饥民，发放的赈灾银达50万两，数额远远超过崇祯王朝任何一次大规模的赈灾活动。张献忠的这一举动同样取得了湖广广大百姓的诚心拥护，为他后来转战大江南北，建立“大西”政权打下了基础。

    李自成攻克洛阳和张献忠攻克襄阳，标志着明末农民战争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此之前，农民军尽管攻城略地，给明王朝以极大的打击，但在总体上是处于守势，流动作战本身就有避敌锋芒的意图。明廷也还能组织起几次略见成效的围剿活动，迫使农民武装一度处于极其不利的局面中。但自从崇祯十四年（1641）春季起，明官军同农民义军的攻防态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以后，明军只能在各处勉强支应，李自成、张献忠等部则不断发动猛烈攻势。明王朝这样勉强支应了3年，被掏空了根基的大厦终于倒塌下来，而一些有识之士早在崇祯十四年就已经看到这种必然的结局了。

    洛阳、襄阳两城的失陷和福王、襄王两藩的被杀，也标志着杨嗣昌督师围剿的彻底失败。他是在匆匆赶回湖广之后才接连听到这两个如同炸雷一般的消息的，到这时候，他完全绝望了。几个月在四川奔驰于军旅之中，早已使他疲惫不堪，出川时已是重病在身。他回到湖广后乘船先顺江来到荆州（今江陵），住在郊外的沙头市（今沙市），本来想休养一下再图进剿，但立刻就听到襄阳传来的噩耗。他做过兵部尚书，深知失陷藩封对自己来说意味着什么。何况督师一年多来，劳师耗饷，流寇反而大炽，这本身也足以置任何一位军事统帅于死地了。他又为没能平定内乱，不能报效给了自己极其特殊恩宠的皇帝而痛心。他在写给湖广巡抚宋一鹤的信中沉痛而又无奈地说：“天降奇祸，突中襄藩。仆呕血伤心，束身俟死，无他说矣。”[297]一切都已无望，只有以一死来报皇恩了。

    紧接着传来洛阳的消息，对他又是一次巨大的打击。三月初一日，他死在沙头市的行辕里，时年54岁。对于他的死，人们传说不一。有人说他是在听到连陷两藩的消息后服毒或是上吊而死的，但他的儿子杨松山和督师时的主要助手监军万元吉却坚持说是死于疾病。但不论是不是自杀，正是张献忠和李自成的军事胜利要了他的命，这一点当是无疑的。

    杨嗣昌虽然死了，但从来对他心怀成见的朝臣们还是一直揪住不放。早在他的死讯传到京城之前，兵科都给事中张缙彦就以陷城失藩的罪名攻劾他。崇祯帝对自己最信任的杨嗣昌这样坏了大事也很愤怒，降旨“自督师以下，调度失宜，巧言善欺”，让有关部门依法议罪。这一下，朝臣得到了机会，以吏部尚书李日宣、左都御史王道直等大僚为首的一批文臣纷纷上疏要求撤销杨嗣昌督师的职务，追究他的责任，其中犹以言官们最为活跃。但直到这时候，崇祯帝对杨嗣昌的信任还是没有完全衰退。也许还因为杨嗣昌出京督师是由他特命的，也要顾及自己的面子，因而他一反常态，没有惩办失事的杨嗣昌，反而对其大为袒护。他为这件事特意召六部、九卿、科道等官员进入乾清宫，很不高兴地对群臣说：“杨嗣昌是朕特简任用的，用兵没有成效，朕自会鉴裁。何况他尚有可取之才，你们见到朕有议罪之旨，就一起排击，纷纭不已。如果真是出于忠君正直，为何不在张缙彦纠劾之前就提出来呢？这次暂不深究，各疏留中，告诉你们知道。”[298]朝臣才不好意思再多说。

    不久，杨嗣昌的死讯也传来了。不论是自杀还是病故，杨嗣昌的死都让崇祯帝感到十分震惊和痛心。朝臣们却不肯善罢甘休，又一次发起了对杨嗣昌的攻击高潮，交章论列，连篇累牍。崇祯帝似乎也觉得，杀过那么多失事大臣，对于个这已经死了的杨嗣昌仍然一意袒护，好像有失公平，就再一次决定让九卿大臣会议定罪。朝臣们认为，杨嗣昌倡议加派，致使天下民穷财尽，奔走为盗；而且失事封疆，匿罪饰功，应当按照嘉靖间仇鸾故事，以“失陷城塞律”论斩，戮尸。[299]

    崇祯帝却又犹豫起来。他对杨嗣昌的感情毕竟不同于一般，丧失这个唯一能够依赖和信任的股肱大臣给他带来了极大的伤感，甚至在梦境中都不能抹去这个身影。就在朝臣们吵嚷着要对杨嗣昌进行恶毒的身后惩罚的时候，他梦见了杨嗣昌跪在廷前叩首为自己申冤。杨嗣昌说：“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诸臣不公不平，连章诋毁，故尔归来向皇上诉说。”崇祯帝在梦中还问讯了朝臣攻击杨嗣昌的一些具体问题，杨嗣昌也都一一否认了。[300]这个梦当然是崇祯帝心理情感的一种折射，但在当时的认识水平下，却更加坚定了崇祯帝不再制裁杨嗣昌的决心。他对大臣们讲述了这个梦，神情十分惨淡，同时宣布：“故辅杨嗣昌奉命督剿，无守城专责，而且对伪装入城、乘夜偷袭均再三严申军令，地方官员却置若罔闻。待违令致使城陷，又全部归罪于督辅，不是持平之论。况且嗣昌身临前线两年，屡著捷功，尽瘁身亡，勤劳难泯。”[301]昭雪了对他的议罪，赐祭一坛，让其家人归葬于故里武陵。

    后来张献忠攻破武陵，命人掘开了杨嗣昌的坟墓，把他的尸体又千刀万刃砍杀了一遍。这从另一个侧面表明，杨嗣昌当初给予农民军的打击确实是很沉重的。

    杨嗣昌之后，负责对农民军作战的统帅仍称作督师，首先接任他的是陕西总督丁启睿。但丁启睿是个平庸无谋的人，中原形势又在急转直下，督师所能起的作用只不过是领着亲标四处救急而已，而且哪里的急都救不了。

    朝中已无杨嗣昌，再也没有一个能组织起对农民军进行大战役的战略人才了。

    三

    江南复社

    在崇祯帝的皇帝生涯中，已经遇到过3次使他深受刺激的大事件。第一次是崇祯二年（1629）后金军兵临京城，那让他头一次感受到了危亡在即的恐惧；第二次是崇祯八年（1635）凤阳祖陵被农民军焚毁，他从中体验到上天的宠眷正在悄悄转移；第三次就是崇祯十四年（1641）初福、襄两藩的被难，自己的亲叔父和族祖的性命都保不住了，这让他隐约中感觉到了一种大势去矣的不祥之兆。

    在听到福王被杀的惊人消息之后，他大病了一场。按他自己的说法，是“积劳成疾，诸证（症）交侵”，[302]最为严重的是下肢一度出现麻痹，竟然很多天无法直立行走。福王是在万历四十二年（1614）之国去了洛阳的，当时崇祯帝年龄还太小，因此对这个叔父完全没有具体印象。出于一种伤感和怀念的心理，他叫人找来一个在宫中服役多年的老宫女，向她询问旧时福王的一些情况。老宫女说：“当时万历爷对福王特别疼爱，福王之国时已经出了宫门，又召回来三次，还对他说：过三年就要回来朝见。万历爷还扳着手指头计算：三年是一千天，恐怕父皇等不到那时候了，可怎么办？”宫女长年闭锁深宫，并不知外面的情况，又说：“万历爷临终的时候还对郑老娘娘不断询问河南福王的近况。不知道现在福王殿下怎么样了？”[303]福王却已经被人吃掉了，崇祯帝只能流着泪叹息而已。

    同过去几次在受到严重惊吓后的反应有所不同，这一次他没有失去理智一般地对责任者大肆惩办。责任最重大的杨嗣昌已经得到了宽容，其余如兵部尚书陈新甲、陕西总督丁启睿、湖广巡抚宋一鹤等间接相关人员也都没有被追究，主管洛阳、襄阳等地军务的河南巡抚李仙风和郧阳抚治袁继咸都以失陷藩封罪被逮治，李仙风事先畏罪自杀，而袁继咸却只被定罪为遣戍。崇祯帝能对这件事实行冷处理，除了有包庇杨嗣昌的意思之外，也表明在大惊大恐之后，他反而比较冷静了。

    像每一次受到刺激之后一样，他又想到了要奋然振作一番。但还是同每一次要振作的时候一样，他首先痛感到佐辅的庸碌无力。二月二十四日，他带着病召见了一次朝臣。因为病体沉重不能上朝，也不能在平台召对，这次召对破例改在乾清宫寝殿的东暖阁里举行。他有气无力地对朝臣们说：“朕御极天下已经十四年了，国家多事，又饥荒不断，人皆相食，实在是太可怜了。最近流寇又攻陷洛阳，福王遇害。连亲叔父都保不住，都是朕的失德所致，真是惭愧得要死啊！”说着说着不禁流下泪来，而且越哭越觉悲痛，最后竟然失声大恸，涕泗纵横。这是他头一次在召对朝臣的时候公然泣不成声，而且从此哭开了头，以后就常有对着群臣哭天抹泪的事情发生。但廷臣们眼看着皇帝因为忧国而大病缠身，因为伤心而涕泪交流，竟然无言可对，想不出半个救国图强的良策。为了安慰皇帝，首辅范复粹只是一再说：这是气数，气数！崇祯帝只好很不高兴地回了他一句：“这也说不得是气数。就是气数，也要靠人力来挽回呀。”[304]大臣们于是又对以无限延长的沉默。

    自从温体仁回乡之后，辅臣已经换过好几拨，首辅也先后用过张至发、刘宇亮、薛国观、范复粹四个人，却没有一个是得心应手的，更不用说什么经邦治国的王佐之才。崇祯帝的本意是很想让杨嗣昌来做首辅的，但为了剿平匪患却不得不让他出京督师，最后终致身败名裂。他为杨嗣昌惋惜，也为自己惋惜，因为仔细掂量了一番之后，在朝臣中竟然再找不出一个可以让他信赖的辅佐人才。国难思忠臣，他于是回忆起原来曾在身边任事的几位大臣。比较能干一点的韩爌、孙承宗以及温体仁都已经死了，似乎只有一度特别得到他赏识的原任首辅周延儒还算差强人意。看来，为了这个残破不堪的国家，也只有重新起用周延儒了。

    就在崇祯帝为了选用新的首辅而大伤脑筋的时候，一个有力的“院外活动集团”也正为了周延儒的起复而奔波忙碌，这个集团就是朝野闻名的江南复社。

    明朝末年，各地的士人有一种结社的风气。最初结社无非是为了论文与交友两个目的。论文就是讨论八股文章的做法，以便应付科举考试；交友的目的则是要扩大社会关系网，仍然是为了科场顺利，鹏程万里。所以总起来说，结社是士子们为了走向宦途所做的一种准备工作，由于当时的士阶层实际上是一个把做官当成生命归宿和出发点的特殊职业集团，学而优则仕是他们的全部生活内容和赖以实现自我的基本手段，这个结社就有了无比重大的意义。在天启到崇祯年间，各直省几乎是无处无社，文明繁华之地的社团更是接州连邑，至今知名可考的也还有数十个之多。

    结社多了，就渐渐出现了专吃结社饭的人，也就是所谓社团活动家。在天启崇祯之间，最著名也最有活动成效的社团活动家就是太仓的张溥。张溥字天如，出身于世家，伯父张翊之做过工部尚书。但他是婢女所生，子以母贱，在家里没有地位。小时候，伯父的家奴欺负他，他恨恨地咬破手指在墙上写了“不报仇奴，非人子也”八个大字。那家奴见到却嘲笑他说：“塌蒲屦儿（方言，指婢女之子）何能为？”[305]他只能饮泣含恨，发愤读书，昼夜不辍。但书读了许多，科举功名上却一直没有什么进步，年近30岁了仍然只是一个秀才。自天启年间起他开始把主要精力放在结社活动方面，先是与同乡好友张采和常熟杨彝等人在苏州拂水山房社的基础上办起了一个应社，而后又把江南有影响的匡社、复社等合并起来，到崇祯初年正式成为一个规模庞大的社团，仍叫复社，取《易经》中“剥（卦）”尽“复（卦）”来，复兴天下的意思。

    复社的宗旨之一是要复兴古文。张溥在文章上主张复古，而且要一直复到《六经》、《论语》、《孟子》那里去，比起前后七子的“文必汉魏”又倒退了一大步。但复古文实际上是要复古文中的精神，也就是《六经》、《论》、《孟》中的礼制规范和道德情操。因而，在复社的《盟词》（也就是会规）中就明确写了：“毋蹈匪彝，毋读非圣书，毋违老成人，毋矜己长，毋形彼短，毋巧言乱政，毋干进辱身。”[306]一系列的道德信条。这在当时虽然世风日下，而学者们却极喜欢理学高调的形势下，是很有吸引力的。

    张溥本人就是一个活动家，在他麾下又有几个特别善于奔走的人物。如吴江孙淳，本是小复社的发起人，进入大复社之后奔走于大江南北，结识学者名流、高官显宦，为复社的扩大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当时人说他是“案头一部《汉书》，袖中一封荐书（推荐信），逢人便说‘我哩天如天如（张溥）’”。[307]在这些活动家们的大力活动下，复社的影响日增，队伍日大，松江的几社、浙西的闻社、浙东的超社、江北的南社、江西的则社、湖广的质社、河南的端社、山东的邑社，还有一些名目繁多的小社，都汇集到复社中来，才子名士多成了复社中的社友。后人记录复社同仁名单，数得出来的就有2000多个，这在当时实在是个了不起的数字。

    张溥不愧是个领袖之才，人员多了，地域又分散广大，他就以州县为单位分别设立支部，指定社长，负责发展组织、指挥行动、通讯联络。又以评选文章的方式把社员的文章习作结集出版，名曰《国表社集》，点评出自张溥和他的几个密友及得意门生之手。这《国表社集》先后出版了4期，可以看作是复社的机关刊物。

    崇祯二年（1629），张溥在吴江的尹山召开了复社第一次大会。各地名流和普通学子争先恐后而至，南直各郡及浙、赣、楚、豫等各省都来了人。大会之后复社的影响更遍及福建、广东、山西、陕西等边远省份，当地的士人们也纷纷寄来自己的文章，表示要参加复社活动。此后，崇祯三年（1630）在南京，崇祯六年（1633）在苏州虎丘，又举行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复社大会，出席的人员更多，影响更大。虎丘大会来人有几千，以至于虎丘大雄宝殿的主会场根本站不开，外面生公台、千人石等处都坐满了人，在外面看热闹的人更是拥挤不堪。

    这时候的复社，有宗旨、有章程、有组织、有刊物、有社团大会，俨然是一个近代政党的雏形。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出现这样一个组织未尝不是一种进步的征兆，但如果站在明王朝专制统治的立场上来看，这却无疑是一股很危险的政治力量。因为它在体制外形成一种巨大的势力，固有的政治格局势必会受到某种冲击。

    复社是未出仕学人的社团，本来集结的目的就在于以团体优势顺利通过各级科举考试。在社势大涨之后，张溥等领袖人物也确实把主要精力放在科考方面，一面切磋八股制艺，一面与从中央到地方主持学政和考政的官员声气勾通。官员们或是爱惜复社中人才济济，或是怵于复社的声势浩大，希望通过笼络来培植自己的势力，再加上缠三缠四的亲朋故旧关系，大多会对复中人另眼相看，给予特别的照顾。崇祯三年（1630）在南京举行第二次复社大会的时候正值江南乡试，许多南京籍生员和南京国子监的监生、贡生都趁势参加了考试。当时的主考官姜曰广正是对复社极爱惜极护持的，一大批复社成员就都在这次乡试中高中，其中也包括张溥本人和他的好朋友或得意门生杨廷枢、陈子龙、吴伟业、吴昌时等人。其他各省复社成员在秋闱中得中举人的也有数十人。其后不久，这批新中的举人里面又有不少人成了进士，正式进入宦途。这种立竿见影的效果更使得莘莘学子对复社趋之若鹜。

    随着复社势力和影响的增大，张溥和他的主要助手们的声望也如日中天，很有些不可一世的样子。他们不但终于都自己金榜高魁，而且对于东南地区一般士子的前途命运都能施加非同寻常的影响。被他们器中并且予以推荐的，往往连试连捷，而复社以外的人却不免命途多舛。出于景仰和畏惧，江南学子们已经不敢直呼张溥等人的名字，只称他为天如先生，或是称之为西张先生，称复社的另一位领袖人物张采为南张先生（因为他们的故里一在太仓邑西，一在邑南），甚至学着孔庙里的格局，把几位社里的骨干前辈称作“四配”，把张溥的一些得意弟子称作“十哲”。太仓张天如，俨然就是一位当代的圣人夫子。[308]

    科场得意之后，张溥们不免要挟复社之势，把注意力逐渐转移到政治方面。他们大都出身于江南世家，同东林党人本来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再加上在道德文章方面的讲求也多与东林一致，因而在政治立场上，复社一直是东林的坚决支持者。复社成员中也有不少人根本就是著名东林党人的子弟，如黄尊素之子黄宗羲、魏大中之子魏学濂、周顺昌之子周茂兰等等。这些人的加入更使得复社的政治立场十分鲜明，当时有人就称复社为“小东林”。[309]

    复社在江南把持选政，几乎掌握了士子们穷达进退的命运，自然使社内人受益匪浅，却也招来社外士人的忌恨；他们激烈拥护东林党人的政治立场也使得官僚中与东林作对的人对他们侧目而视。因此，自崇祯初年起，攻讦复社的事件就屡有发生，到崇祯九、十年间，这种攻讦形成了一次高潮。

    崇祯九年（1636）底，太仓有个叫陆文声的监生，上疏讦告张溥、张采，说“风俗败坏都源于士子，而张溥、张采实为坏风俗之盟主，倡立复社，以乱天下”。[310]这陆文声本来与二张同里，很想加入复社以便求取功名。但张溥不喜欢他的人品，拒不接纳，因而才和他结下了仇怨。陆文声的讦状送到朝廷，立即引起了崇祯帝的重视。他凭直觉感到，这样一个民间社团可能会不利于自己的独裁统治，于是命南京的提学御史倪元珙严加察核。倪元珙却是东林一脉的人，有意保护复社，调查后回奏说：“诸生诵法孔子，引其徒众谈经讲学，互相切磋，文章必学先正，品行必效贤良，实非树党营私。”[311]崇祯帝面对这个报告，一时很有些拿不定主意。

    陆文声讦告的事件还没有处理完，又有一个丁忧在籍的苏州推官叫周之夔的，穿着一身孝服千里迢迢从家乡福建跑到京城里来，首告张溥、张采结社树党，讥刺时政，简直大有造反之势。这周之夔原本是张溥的老相识，而且也是复社中人，但因为在《国表社集》第二集中选他的文章的时候，张溥没给他好的批语，于是同张溥闹翻了，才一不做二不休，专同复社作对。他是从复社里面反叛出来的，熟悉内幕，身份又是朝廷命官，告发复社的反响自然比陆文声更大。周之夔很有些泼皮脾气，不但向朝廷上疏告讦，还在京师大肆活动，用黄纸写成大字报，说张溥、张采凑了几万两银子送到京里，由复社的后台黄道周和复社成员陈子龙、吴伟业等人做内应，给东厂、锦衣卫送礼消灾。[312]他还把大字报贴在背上每天在长安街上游行，一见到达官贵人路过就凑过去让他们看。一时间复社的事情成了京中的大新闻，一些对复社有成见、有仇恨的士人乘机腾造蜚语，有人还匿名书写了《复社十大罪》的传单，到处散发。

    但复社在朝中有东林一党做靠山，本身的成员中也有不少已经在朝中为官的，譬如张溥的大弟子吴伟业就以一甲第二名的身份做着翰林院编修，虽然权力不大，地位却是相当显要。有了这些人努力救护，复社虽然几度危乎其危，却始终没有遭到制裁。崇祯帝对于这些满口都是孔学圣道的士人纠集在一起，到底会造成什么危害，一直没有弄明白，也不愿贸然下手得罪太多的官僚绅士。这个案件因此就拖了下来，几年都没有了结，而复社却也一直安然无恙。

    然而崇祯十年（1637）的这场大风波，却使得复社的骨干们更加感到参预政治，发展政治实力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这以后，尽管复社结党一案还悬在半空，他们结党干政，大造舆论的活动却更加积极起来。到崇祯十四年（1641）之前，他们干出了两件引人注目的大事。

    一件是在崇祯十一年（1638）的七月，复社中的一伙年轻人在南京发表了一份讨伐阉党分子阮大铖的《留都防乱公揭》。

    阮大铖是安徽桐城人，为人张狂无忌，曾在书室里自题一联：“无子一身轻，有官万事足。”[313]极为惊世骇俗。他本来也是东林中的一员，在魏忠贤得势之初却因为与左光斗等人闹意气，投入了阉党麾下。他最初为魏忠贤出过一些力，但终因是东林旧人，并没有真正得到魏忠贤的信任，在朝中混不下去，告病回家了。崇祯初年定“逆案”的时候，他却没有因为在魏忠贤手下服务时间不长而被漏网，被安排在“交结近侍又次等”一类中，处以徒刑3年，但可以交纳赎金免于服刑，回家做了老百姓。阮大铖是个不甘寂寞的人，在家乡仍然暗中把持操纵，组织起以皖人为核心的“中江社”，以扩大自己的影响。后来农民军几次进入安徽，他为了避难逃到南京，在这个明朝第二政治中心又结交官绅，大为活跃，很想再度入朝为官，有一番作为。当时天下战乱频繁，他就到处大谈行兵布阵，想以懂军事的名声得到朝廷重视。

    南京是复社的重要基地之一，许多复社青年或是在此长期寓居，或是不时到这里走动。这些青年对于阮大铖的肆无忌惮十分反感，阮大铖却对他们很巴结。他主动为复社四公子之一的侯朝宗（侯恂之子）与江南名妓李香君撮合牵线，还请复社诸公子到家里饮酒看戏。（他有个很有水平的家庭戏班，专排他自己创作的传奇剧本，在当时的南京颇负盛名。）但复社公子们喝了酒，看了戏，却当面把阮大铖挖苦痛骂一番。而且，为此还提高了警惕，以为阮大铖这样的举动明明是为了翻案在做准备。几个复社青年名士于是会集在一起，作了一篇大文章，对阮大铖进行了一番痛快淋漓的揭露，文章就叫作《留都防乱公揭》，留都指南京。

    《公揭》揭露阮大铖“献策于魏忠贤，倾残善类”，“逆案”既定之后，仍在家乡纳贿关说，把持官府，以至于民间相传，“杀了阮大铖，安庆始得宁”。及至逃窜南京，每日以“翻案”、“起用”惑人耳目，自称与阉党原任内阁大学士冯铨能通宫中内线，以恫吓官绅。甚至假借传奇名目，“诽谤圣君，讥刺当世”。文中说：“陪京乃祖宗根本重地，而使枭獍之人，日聚无赖，招纳亡命，昼夜赌博，目今闯、献作乱，万一伏间于内，酿祸萧墙，天下事将未可知，此不可不急为预防也。”[314]

    这篇揭露阮大铖的檄文稍微有点小题大做的味道，但其核心是“阉党”翻案的问题，却正是当时的一大政治关节点。自“逆案”制定之后，身罹案中却不服气又不甘寂寞的几个人确实一直在谋求为自己翻案，重新走上政治舞台。阉党中原来任过尚书的霍维华、吕纯如等人都曾托人荐举有军事才能，希图能借着兵荒马乱的时机得到任用；冯铨、阮大铖之流也四下活动，买通关节，并且一直同朝廷内外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崇祯帝对自己亲手定下的钦案却始终持一种斩钉截铁的态度，每一次有人保举逆案中人员知兵可用，都被他严厉地拒绝了。吏部尚书张捷为此还丢了官。甚至他最信任的杨嗣昌为郭巩的误入逆案申冤，他也绝不考虑一点宽容的余地。吕纯如被纳入“逆案”本来就很冤枉，崇祯帝自己也了解一些情况，但他坚持“逆案”一律不准翻，就是冤枉也只好忍着，叫作“不可开此端”。[315]对于崇祯帝来讲，“逆案”是他顺应天命人心，代天行道的一面旗帜，因此不容有丝毫触动。由于有崇祯帝的坚定立场，阉党的翻案活动并不十分猖獗，几次小试受挫，也就偃旗息鼓，不敢再明目张胆地四处张扬。

    而在东林派的官绅士子看来，阉党的翻案活动却是同朝中反东林派的政治阴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对这种翻案活动特别警惕，每提及朝政的败弊和国事的隐患必以阉党翻案作为例证。自从崇祯三年（1630）左右东林党人在朝中失势以后，残余的东林势力就把对翻案风予以迎头痛击当成了自我标榜忠君持正，从而挽回政治优势的一项纲领性政治战略，尽一切可能在反对翻案的问题上大做文章。因为在反对翻案的问题上他们同皇帝保持着高度的一致，东林党人在十来年间唯一一件干的比较顺利的政治大业也正是顶住了翻案之风。这成功又使得他们对所有的翻案意图特别敏感，整个崇祯时期东林党人反击翻案风的运动从来没有停息。

    复社在政治上同东林党人保持一致，对“阉党”的翻案活动也同样敏感。阮大铖诗文都写得不错，又行事夸诞，在社会上很有些影响，不甘寂寞也是有名的。这次复社贵公子们抓住阮大铖的翻案企图对他进行猛烈攻击，正合了东林党人的政治战略，也确实收到一种轰动性的效应。

    政治传单式的《留都防乱公揭》被大量印制，广为散发，不但在南京，而且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很大的反响。人们又回忆起魏忠贤专权时的劣政，也记起了阉党助纣为虐的种种罪行，街头巷尾到处都在议论声讨妄图翻案的阮大胡子。甚至连戏班子也不再上演阮大铖写的传奇，所谓“梨园弟子觇人意，队队停歌《燕子笺》”（《燕子笺》是阮大铖传奇的代表作。）[316]阮大铖则狼狈不堪，一面也写了一张揭贴《酬诬琐言》作为回答，一面到处托人向复社诸公子解释求情，自然遭到的全是痛诋。他可怜兮兮地对人说：“陈贞慧、吴应箕（都是首倡《留都防乱公揭》者）这些人跟我有什么怨仇，一定要杀了我才甘心呀！”[317]絮絮叨叨，声泪俱下。他不敢再住在南京城里招摇，只好迁居到南郊的牛首山，隐居起来。

    复社进行的另一项重大活动虽然不如攻击阮大铖那样有声有色，淋漓痛快，对朝廷政治的影响却更直接、更深远。在崇祯十三年（1640），复社人士同朝中的东林党人密切合作，扳倒了内阁首辅薛国观。

    从朝中的派别体系上看，薛国观属于公开与东林党人对着干的那一类人。也正因为他敢于公开同东林对着干，才受到温体仁的推荐，得到崇祯帝的赏识。东林党人对于有这样一个对立面的首辅当国当然很不能满意，受到连带，复社中人也感到非常压抑。这种压抑有时候是很实际的。复社中的大活动家，张溥的得意弟子吴昌时得中进士后任行人司行人，历俸年满应考选升职。吴昌时以复社干将的身份交结各方面的重要朝臣，同曹化淳等亲东林派的大太监也往来密切，本来想要得到一个给事中的位置。他为此还特地拜访过薛国观，希望薛国观能高抬贵手，让自己得到一个好的职务。薛国观表面上很好说话，一口答应下来，实际上却对复社人士丝毫不留情面。考选结果，吴昌时只被任命了一个没有什么实权的礼部主事。吴昌时为此恨得咬牙切齿，复社中其他人也痛感不把薛国观搞掉，换上一个自己人充任首辅，政治前途将永远黑暗。

    正值薛国观为了武清侯李国瑞捐助国库和皇五子夭折的事失去了崇祯帝的欢心，地位岌岌可危，吴昌时等人就在朝中策动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倒薛运动。以复社成员为主进行的这次活动同以往东林党人在朝中的行事不同，东林以正直自诩，就是在攻击政敌的时候大体也是直来直去地公然上疏甚至在御前当面指斥，而吴昌时却宁愿走阴柔的路数。吴昌时竭力同宫中太监和东厂首领结交，说了许多好话，送了许多厚礼，然后嘱托宫内太监和东厂人员在皇帝面前不断透露不利于薛国观的消息。

    东厂本来就对薛国观很不感兴趣，因为有一次崇祯帝在召对时问起朝臣贪污的情况，薛国观曾对崇祯帝说：“如果东厂、锦衣卫的主管得力，朝臣们怎么敢如此妄为？”[318]站在一旁的总督东厂太监王德化当时吓得出了一身冷汗，把衣服都湿透了。崇祯帝并没有为此追究东厂的主管，东厂却从此记下了薛国观的仇，总想寻机进行报复。

    有了皇家特务机构的配合，复社倒薛的活动进行得十分顺利。东厂先是密报：前两年因贪污案被抓进监狱的原任大理寺丞史为了免受严惩，曾运送大批资财进京，放在薛国观家中，一部分送给薛国观本人，一部分求他分送有关人员。但史的案子一直拖着没有了结，他就在狱中死了，那笔钱财就全被薛国观吞没。不久后东厂又报告说：丁忧在家的刑部侍郎蔡奕琛辇金入都行贿薛国观，结党营私。薛国观在明末官僚中其实还是比较清廉的，这两个报告所说的情况相当可疑。

    崇祯帝还记得薛国观确实曾为史开脱过罪责，也极力说过蔡奕琛的好话，正好同密报中的情况对上号。他从来不能原谅朝臣的贪贿与结党，对于首辅的这些所作所为更是气恼异常，再加上爱子夭逝那笔旧账，他终于不能再容忍薛国观待在自己身边充任首辅了。崇祯十三年（1640）六月，他为了内阁一次技术性的失误发出上谕说：“辅臣薛国观大负委任，命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使司、大理寺堂上官、六科、十三道掌印官看议具奏。”[319]大臣和科道官员们一时摸不着头脑，不知道皇帝到底对薛国观是个什么态度，只是议了一个模棱两可的处理意见。唯有刑科给事中袁恺在吴昌时的指点下，没有在会议疏上具名，而是另上了一疏，指责吏部尚书傅永淳徇私袒护，却没有说清楚袒护些什么。崇祯帝很讨厌朝臣们的圆滑，把袁恺的奏本掼到地上说：“这叫什么纠疏！”也懒得再同大臣们绕圈子，直接下令让薛国观退休离职回家了。

    薛国观虽然退出了政治舞台，但复社中人、东厂太监和崇祯帝本人都没有就此善罢甘休，还要抓住这只落水狗痛打不放。东厂的番役加紧对薛国观的侦察，发现薛的亲信内阁中书王陛彦仍然同他往来密切。他们还向崇祯帝汇报说，薛国观出都时带走的银钱装载了满满一列车队。[320]崇祯帝为了敲诈皇亲国戚，把一个宝贝儿子也赔上了，听说薛国观居然富可敌国，不由得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立即下令把王陛彦抓起来严刑拷问。东厂的审讯本领是第一流的，很快就得到了详实的口供，招出薛国观贪污纳贿事件多起，牵连到的大臣小臣包括现任吏部尚书傅永淳、吏部侍郎林栋隆、左副都御史叶有声、通政使李梦辰、原任刑部侍郎蔡奕琛，以及刑部主事朱永佑等11人，他们分别被革职或是逮捕问罪。这些人都是同东林党人对立的，因而不难看出复社人士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薛国观的案件中其实有许多疑点，王陛彦在严刑之下也还是招不清楚。到了十月，案子未结，崇祯帝突然下了一道特旨：“王陛彦着即会官斩决。”[321]由皇帝亲自裁决判处死刑，这在几百年中都是没有过先例的，但皇帝是金口玉言，刑部只能会同有关部门执行。紧接着，又有旨将薛国观逮至京师提问。对于一个卸职的首辅来说，这在明代是极少有过的严厉处治。薛国观是山西韩城人，接到凶讯后故意拖延了很久，希望皇帝的怒气能渐渐消了，但最后还是不得不跟着押解的缇骑上路，不知道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大祸降临到自己的头上。

    复社在倒薛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尽管比较隐晦，还是在朝野中传说开了。东林一脉为之额手相庆，东林的反对派则恨恨不已。复社既然已经深入到政治斗争的核心，也就一不做二不休，进一步要推上一个自己的代表出任首辅。远在太仓的张溥和他的助手们经过仔细研究之后，觉得最合适的人选还是原先做过首辅的周延儒。

    周延儒在东林党中本来有不少朋友，只是为了那次会推没有入选，才与温体仁联起手来同东林党人撕破了脸。后来他自己也受温体仁排挤，为了利害相关，也站在了反对温体仁而与东林党人比较一致的立场。他几年休闲，住在家乡宜兴，左邻右舍尽是东林巨魁，交往过从也很不少。表面看来，大家已经尽去前嫌，重新成了好朋友。复社中决策层以为，全力推举周延儒，既可以使之成为自己的政治代言人，又不会引起反对派太大的警觉，而且由于周延儒的资历不同寻常，一入阁必任首辅，比起其他人来少了许多麻烦。

    决策已定，复社人士们就四处活动，不但找到了在朝在野的东林骨干如钱谦益、侯恂等人，而且还找了著名的阉党人物冯铨和阮大铖。要运动出一位首辅出山，是一个很不小的工程，既需要人事方面的通畅，又需要使用大笔资金。在筹集资金方面，复社采取了招股的办法，一股一万两，待到事情成功后分别给予回报。钱谦益为了复出，侯恂为了脱罪，冯铨和阮大铖不敢奢望再出山做官，但想举荐自己的好朋友在朝中做代理人，都各认了一股。加上其他方面七凑八凑，最后凑齐了6万两活动经费，全部运到京里行贿。这笔在当时接近天文数字的资金当然起了极大的作用。在人事方面，主要靠吴昌时在京城活动。张溥把全部计划和给京中要人的七封求援信交给干练仆人王成送到北京，为了机密起见，信件先让王成背诵熟了，再剪成指甲大小的碎片，掺杂在一床破棉絮里，到吴昌时在京城的寓所里再用蓑衣裱法重新裱贴起来，送给受信人。

    吴昌时因为同太监们关系密切，对宫中情况十分了解，也颇能在无形之中对崇祯帝施加影响，号称是“一时手操朝柄，呼吸通于帝座”；[322]因为刚刚铲除过一个堂堂首辅，公卿臣僚们也不敢不对其另眼相看。加上有6万两银子做后盾，在一番活动之后，竟然真的奏效。崇祯帝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开始思念起当年的首辅，朝臣们也似乎在无意中常常提到周延儒的忠诚与精干。到了崇祯十四年（1641）二月，一切都是水到渠成，崇祯帝在国事日益艰难，身边辅佐乏人的情况下，终于“宸纲独断”，决定重新任用几位过去的阁臣，召原任辅臣周延儒、贺逢圣、张至发进京入阁佐理政务。其中张至发大概知道一点其中的内幕，觉得附骥于周延儒颇为无趣，托病没有来京。周延儒和贺逢圣则是受命即发，分别在这年九月来到京城任职。

    崇祯帝对于人才的渴望还不仅仅表现在召回故辅这一个方面，这年五月，他又想出一个开设特科以搜罗人才的办法。他对户、兵两部上谕说：“天下之大，人才之盛，难道竟没有明习心计、经理储输，可以既不专事苛剥小民，又能使国用充实的人才吗？难道也没有谋略超群、勇武过人，或是沉识而出奇制胜，或是骁恣而陷阵摧锋，如同古代所谓智将、勇将的人才吗？朕夜卧不宁，旦夕思虑，竟然没有遇到一个这样的人才，或许是求才之术还不完备吧？如今欲特开科目，一是裕国足民科，一是奇谋异勇科，使海内人士有所追求，展示才品。”[323]他还要有关部门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详细方案。

    这虽是崇祯帝的一番苦心，却完全是梦想，即使真有几个如他所说的天才出现，也无法挽回财政的窘迫和军事的接连惨败。何况，哪里有什么天才，在一片混乱的政局中又能有什么招致天才的办法呢？他的空想当然不被朝臣们看好，就拖延了下去，两个特科一直没有真的开设，人才自然也难进入他的彀中。好在就是这个时候，迟迟延延的薛国观终于到京了。积极的网罗人才虽然难有作为，消极的重典惩贪、震慑群臣却是可以做到的。薛国观是七月里进京的，崇祯帝决心对这位首辅大开杀戒，以儆效尤。

    在明代历史上，内阁辅臣被杀的只有两个先例，一次是天顺年间的王文，那是因为英宗复辟，需要杀几个大臣使朝廷震悚屈服；另一次是嘉靖年间的夏言，是死在极残忍狠毒刚愎自用的嘉靖皇帝和阴险刻薄的辅臣严嵩手中。两个人后来都被平反翻案了，此后内阁大学士即使犯罪，一般也会得到比较宽大的处理。薛国观鉴于有这样的惯例，加以自觉并没有什么太了不起的罪行，没有想到会被处死。初到京城，他没有被收入监狱，而是被软禁在自己在京的宅邸里，这也使他比较放心。

    但到八月初八日这天晚上，他已经睡下了，传旨的锦衣卫官员和武士突然来临。他见到诏使都是穿的红袍，大惊失色，仓皇中找不到自己的便帽，只好把仆人的帽子戴在头上接旨。听到圣旨宣布赐他自尽，他伏在地上已经起不来了，只是昏昏沉沉地念叨着：“是吴昌时杀我，是吴昌时杀我！”后来他神气稍定，听到诏旨中还有抄家籍没一条，又对传诏的人说：“太幸运了，不籍没我，哪会知道我的清贫呢？”[324]然后才无可奈何地在屋梁上吊死了。死后整整两天，崇祯帝才想起下令准其家人收敛，薛国观的尸体也就在屋梁上悬挂了两天。薛国观死后被坐以赃银5万两，抄没了他的家。但只抄出积财600多两，再就是一所祖宅而已。[325]许多人都觉得薛国观虽然不算什么好人，但罚非其罪，那情状实在是很惨的。

    一个月之后，周延儒进京任首辅。一个坚定反对东林和复社的首辅的被杀与一个被复社一手推出的首辅的任职，标志着东林党人在政治上大复兴的开始。在这以后不太长的一段时间里，东林党人大为意气风发起来。

    周延儒还是很讲信誉的，入阁后就一改前几任首辅的做法，努力劝说崇祯帝任用东林，推行新政。崇祯帝对于几年不见的周延儒也很有些一往情深，第一次召见的时候，就握住他的手殷殷问候，赐宴的时候还亲自做主人参加。（杨嗣昌出征时也没有得到过这样的优遇。）回到宫里，崇祯帝仍然非常兴奋，对身边的内侍说：“还是他！”[326]就好像迷路的商旅突然见到了一匹识途的老马，下一步如何行动总算有了依靠。

    这匹老马给崇祯帝开的药方其实并不算新鲜，无非是多少年来东林党人一直在呼吁、在努力争取的几项大政。周延儒在再次入阁后首先提出，宽免民间多年积累下来的拖欠钱粮，并且免除战乱和大灾地区今明两年的现税；作为江南士绅的代表人物，他还请求暂缓大水成灾的江南和浙北苏州、松江、常州、嘉兴、湖州五府的秋粮，改为明年夏季补足。崇祯帝对这些建议都一一批准了。这些措施虽然不可能根本上解决民间饿殍遍野的惨痛，但毕竟是一种宽解人民灾难的“德政”，至于进一步增大的财政亏空如何填补，周延儒和他的东林后台们却暂时想不出什么好办法。

    另一项重要举措是限制厂、卫权力。周延儒提出，厂、卫四出侦缉造成人心惶惶，并且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请罢除厂、卫辑事制度，厂、卫只接受处理皇帝指定办理的钦办要案。这个做法得到了京城全体官绅和市民的热烈拥护，因为从此免除了总是压在心头的一重特务统治的阴影。但东厂和锦衣卫的上下人等却因此失去了大部分权力和可观的经济收入，对周延儒和他背后的政治势力恨之入骨。

    最关键的一项新政还在于人事方面。周延儒很讲信义，当政之后就根据复社开的单子，一面推荐东林骨干担任要职，一面解救正在待罪狱中的东林党人。出过一万两银子的大股东侯恂不久后被释放出狱，重新安排了职务。另一个著名的东林理学大师黄道周的案子也在周延儒的劝解下得到了让东林党人比较满意的了结。

    黄道周在崇祯十一年（1638）被贬到江西之后，本来已经脱离了朝廷的是是非非，但崇祯帝对于这个敢于肆无忌惮地当面顶撞自己的人却一直不能忘怀，心中的一口毒气也始终没有消释。崇祯十三年（1640）初，江西巡抚解学龙按例荐举所部官员，列黄道周为一等，并大加推奖。崇祯帝得知了这个情况，一下子记起了旧仇，突然以党邪乱政的罪名将黄道周和解学龙同时罢官削籍，命逮至京师下刑部狱。两个人被押解进京后，先是被廷杖80，而后由刑部严刑拷问，追查党羽。黄道周和解学龙只能交代出一些平时交往较多的好朋友，于是翰林院编修黄文焕、吏部主事陈天定、中书舍人文震亨等一批在京官员也被牵连入狱。户部主事叶廷秀上疏论救，被廷杖100，削籍，系狱。刑部尚书李觉斯因为拟罪偏轻，被罢职除名。一时间，解学龙荐举黄道周这样一个无所谓罪行的案件竟成了牵扯面极广，让朝野官绅人人自危的一件大案。

    周延儒入值后，崇祯帝为了这个拖了一年多的大案咨询过他，他趁机为黄道周说了不少好话，崇祯帝渐渐有些回心转意。接替李觉斯任刑部尚书的刘泽深受到周延儒指点，在这时上疏论黄道周案，认为解学龙和黄道周定罪永戍已经是最高惩罚，再重就是死刑了，但从来没有律条标明因为建言之罪而处死刑的。疏中说：“陛下所怀疑的是朋党。然朋党必见诸行事，黄道周抗疏只是空言，一两个知交好友都因之被罢斥，哪里见到所谓朋党，用得着为此动用朝廷大法吗？”[327]仍以李觉斯主持拟定的永戍作为结案。这一次崇祯帝批准了刑部的定案，黄道周和解学龙分别被遣戍。第二年，崇帝有一次慨叹人才的缺乏和时世的艰难，对周延儒说：“怎样才能得到像岳飞那样的人才呢？”周延儒趁机回答：“岳飞虽是名将，但其破金兵的事，史书上也有许多溢美之处。就像黄道周的为人，将来传之史册，也不免会写上：‘其不被任用，天下惜之！’”这番话让崇祯帝默然良久，最后同意免除黄道周之罪，恢复其少詹事故官。[328]

    另一件拖得更久的案件，就是复社集众结社案，也在周延儒手中了结了。复社为了周延儒的再相出力最多，当然要收回立竿见影的效果。在周延儒主政后不久，御史金毓峒等人再论复社事，希望朝廷鼓励学子聚会讲学，切磋圣道。周延儒为皇帝拟旨：“朝廷不以语言文字罪人。”[329]复社从此取得了合法地位。可惜到这时候，复社的领袖人物张溥已经病逝，群龙无首的复社再也没有什么大的作为了。

    一批东林党人被解救，另一批东林党人纷纷登上显要之职。在周延儒的推荐下，在崇祯十四年（1641）末到十五年（1642）初，东林要人郑三俊、刘宗周、范景文、倪元璐、李邦华、徐石麒、张国维等人或起自废籍，或得到提升，先后出任六部尚书、侍郎和都察院主官，朝廷中东林布满九列，几乎成了他们的一统天下。东林人等也兴奋得摩拳擦掌，想要趁此良机，大干出一番事业来。

    但所谓良机其实只是一座可望而不可即的海市蜃楼，天下事已大坏，朝廷政局已大坏，要力挽狂澜已经绝无可能。周延儒被推举上台的方式本身就标志着东林党人对自己政治原则的背叛和东林政治的腐败。阉党的大股东们在周延儒上台后得到的实惠不多，只有一个阮大铖的密友马世英被从废籍起用为凤阳总督，阉党为此对东林党人以及周延儒本人都更加怀恨在心。作了大官的东林党人和气焰冲天的复社人士沿着通关节、走内线的路子走下去，一向标榜的廉洁清正之风也几乎荡然无存。最为怪异的是，剔除了厂、卫侦缉的劣政之后，反而给官僚们肆意营私大开了方便之门。在崇祯朝的最后一段日子里，朝政的腐败，官员的贪黩贿赂、推诿责任、党同伐异，都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身居首辅的周延儒本人正是这种腐败政治的代表。他是个极聪明又极圆滑的人，从来以原则性不强著称，重情面而少争执。对于求他办事求他通融的人，只要能帮忙他就尽量帮忙，送他多少贿赂都不拒绝，给得少也不嫌弃，门人亲故做中间人扣下贿赂中的一部分甚至大部分，他也从不过问。这种宽松的态度造成天下官绅竞相到辅臣门下营求私利的局面，他的亲信和门客乘机大发横财，相府门前车水马龙，比集市庙会还要热闹。因为聪明圆滑，他一度很得崇祯帝的欢心。崇祯十四年（1641）十月孟冬祭祀祖庙，正赶上一个风和日丽的好天气，因为此前几年的大祭祀总是气候恶劣，不是阴霾蔽日就是狂风骤起，崇祯帝大为高兴，对侍从们说：“周阁老毕竟是有福的人啊！”[330]但仅仅靠着聪明圆滑却无法改变帝国江河日下的命运，就在周延儒以及东林诸臣同崇祯帝度过那一段亲密无间的蜜月的时候，中原和辽东两方面的战局都在急剧地恶化着，而这种险恶的局势又势必要打破那段卿卿我我的甜蜜时光。

    在中原，李自成部自破洛阳之后军势大盛，紧接着又包围了河南省城开封。明廷调左良玉部和保定总督杨文岳部火速增援，李自成才被迫撤军。到这年七月，罗汝才因为与张献忠不和，率部与李自成会合，李、罗联军更加强大。九月，才被从监狱中释放出来担任陕西总督不久的傅宗龙，率所部陕军与杨文岳的保定军虎大威部集结在项城附近，准备同农民军进行决战，结果中计陷入埋伏，几位总兵带兵逃窜，只剩两位总督和他们的本标营兵被重重围困在项城孟家庄。杨文岳后来逃出了重围，傅宗龙则坚守待援。援兵却不敢再同农民军作战，傅宗龙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宰食光了马匹之后，靠吃战场上的死尸充饥，最后在突围时被俘获，在项城县城门外被农民军杀死。

    项城大捷之后，李自成开始自称“闯王”，成为农民义军中势力最强、影响最大的一支队伍。十一月，李自成攻克南阳，处死明宗室唐王朱聿镆，横扫豫西南、豫中各州县。十二月，李自成和罗汝才第二次围攻开封。河南全省支离破碎，黄河以南地区的州县“父母官”或是被杀，或是弃印逃亡，新被任命的全都畏缩不敢赴任，已经没有几个州县真正在明王朝的统治之下了。

    中原的心腹之患越酿越烈，与此同时，山海关外的所谓肩臂之患也丝毫没有平缓的趋势。从这一年的夏季起，清军在关外发起了新的一轮攻势，崇祯帝和他的大臣们都不得不心事重重地把目光聚集在辽东的战场上——辽东吃紧，十万火急！

    四

    松山败绩

    自天启二年（1622）明军在广宁（今辽宁北镇）战役失败后，清军同明军对峙的前线大致在锦州一线，这种格局保持了近20年。天启六年（1626）和七年（1627），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父子两次率大军突击锦州、宁远（今辽宁兴城），企图拔除明军在关外的据点，但两次都遭到顽强抵御，结果是无功而返。崇祯四年（1631）八月，皇太极集中兵力围攻刚刚修复的大凌河城（今辽宁锦县），围了整整两个多月，守城总兵祖大寿被迫投降。夺取大凌河是清太宗继位之后十几年来在辽河以西地区唯一的一大军事推进，大凌河以西40里处就是明军山海关外的前锋堡垒锦州。此后10年间这座堡垒一直屹立在辽东前哨上，在其身后是松山、杏山、塔山一连串坚实的小城堡，再后则是关门外的重镇宁远。自锦州至宁远五座连成一线的城池，依山傍海，是明军在辽东防线上的防御重点。清军几次入塞，在畿辅一带如入无人之境，但进出中原却不得不绕过山海关防线，取道北京北面的长城各关口。有宁锦诸城在，山海关就坚如磐石；山海关牢固，清军通向中原的道路就不能畅通，取明而代之的战略意图就无法顺利实现。因此，清太宗皇太极对明作战的基本战略，一方面是不断派兵深入中原撼动明朝根基，另一方面就是要拔除辽东的一串明军据点，首先是拔除宁远以东的四座堡垒。

    崇祯十三年（1640）三月，清太宗为了夺取锦州等城，派遣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等人率军在义州（今辽宁义县）驻扎屯田，先在锦州外围建立起一个坚实的军事基础。等到屯田筑城粗具规模之后，清军开始由远及近地逐渐实行对锦州城的包围，先是扫清了锦州城外围的一些小堡垒。到崇祯十四年（1641）春，清军完成了坚实的包围，在锦州四面各设8座大营，绕营有一圈深壕，沿壕筑垛口，各营之间又有长壕连通，逻卒探哨巡视不绝。以一种类似坚强防御体系的工事进行围攻，反映出清太宗的军事天才和誓死拿下锦州的决心。

    守卫锦州的是清军的老对头祖大寿。他在崇祯四年（1631）被迫降清后，以搬取家小，充作内应为名骗取清太宗的信任，回到锦州，但立即重新报效于明王朝。明廷对他也仍然依重，让他带兵防守锦州重镇。因为有过一次假投降的历史，祖大寿抵抗清军围攻是很坚决的，锦州城的防御设施很好，存粮也比较充实，他的战术是凭城死守，静待援军。

    此时负责对清作战的最高军事统帅是堪称将才的蓟辽总督洪承畴。在得到清军围困锦州的消息后，他立即意识到一场大决战即将来临。既然清军的目标是对准锦州乃至宁远的，唯一的对策只有集中兵力在锦州一带同清军进行一番大战，才能保住关外的各个堡垒。自从万历四十七年（1619）萨尔浒决战以来，明军实际上从来没有主动同清军进行过大规模会战，到底有多少取胜的把握，洪承畴胸无成算。但敌军逼到面前，也只有迎敌一战了。洪承畴一面先派小股部队沿海岸抵近锦州，骚扰敌军以缓和锦州被围的势态，一面亲自统率山海关附近的各路官军出关进驻到宁远，随时准备对清军进攻。因为仍然感到兵力不足，他还上报朝廷，要求把京畿附近的几支部队火速调至宁远。

    当洪承畴正在宁远集结兵力的时候，锦州的守城局势却越来越严峻了。三月下旬，驻守在锦州外城的蒙古军将领诺木齐、吴巴什暗中同济尔哈朗联络，准备献城投降。祖大寿发现了这个情况，正要捕杀两个蒙古将领，蒙军却先动了手。祖大寿的亲信部队和蒙古族部队在锦州的内外城之间进行了一场大战，清军趁机攀城而上，把祖大寿部逼进了内城。外城被清军占领，锦州的城防更显得岌岌可危了。但是祖大寿还是决意固守。五月，他派人溜出围城向洪承畴报告说，城中的粮草还能坚持半年，希望援军不要轻举急战，要用战车步步为营，稳健推进。[331]

    山海关外的紧张局势使得崇祯帝也紧张起来，但他从来对军事一窍不通，对于到底如何组织这次重大军事行动完全没有主见。五月十八日，他在中极殿召见了兵部尚书陈新甲，问他应该如何决策，如何安排。陈新甲几个月来一直为宁远方面调兵输饷，很想打一个漂亮仗，煞一煞清军的锐气。他向崇祯帝报告说，现在洪承畴在宁远已经集中了宁远总兵吴三桂、前屯卫总兵王廷臣、山海关总兵马科、玉田总兵曹变蛟、蓟镇总兵白广恩、密云总兵唐通、宣府总兵杨国柱、大同总兵王朴共8镇兵马13万人，军粮军饷也即将运齐。陈新甲以为，明军集如此雄厚的兵力在锦州一带的山海之间狭窄地带同清军进行决战，可以避敌铁骑奔驰之长，是多年来没有过的极好时机，又有洪承畴沉勇机智进行指挥，正可望取得一次大捷。为此他建议以松山为中枢，分兵四路，一路出塔山经大胜堡攻敌西北；一路出杏山绕过锦州由北面进攻；一路出松山渡小凌河阻敌东侧；一路作为主力直接由松山攻敌南翼。四路合围，聚歼敌寇。[332]

    陈新甲号称干练知兵，但这个作战计划却很有些纸上谈兵的味道。他对兵力对比和地理形势的判断都是正确的，却没有考虑到明军战斗力极差这个关键因素。将领懦弱腐败，兵卒士气低落，器械破败，军政紊乱，这好不容易凑在一起的13万大军能够集合起来吓一吓敌人已经很不错了，想要分进合击大获全胜则简直是在做梦。洪承畴身在前线，很了解自己部队的这些痼疾，因而一直反对兵部异想天开的作战计划。但崇祯帝听了陈新甲的一番侃侃而谈却十分开心。多年来只是不断接到失利的战报，很少能听到奏捷的声音，如果能在辽东前线一锉敌锋，不但可以出出多次被清兵横扫京畿的恶气，也可以乘胜抽调兵马到中原围剿流贼。这样的前景不正是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吗？

    为了这样美好的前景，他在原则上全力支持陈新甲的方案。但多年的统治经验使得他不像崇祯初年那样急躁和自以为是了，他希望兵部还是能多考虑前方统帅的意见，尽量做到中枢和前线协调一致。陈新甲于是在这次召见后又同内阁几位辅臣以及兵部侍郎吴甡、前兵部尚书傅宗龙一起商议，最后决定派遣兵部职方郎中张若麒到宁远军前作为特派员了解情况，参预决策。后来又增派了一个前绥德知县马绍愉，以兵部职方司主事的身份到军前赞画机务。

    从这年夏初起，明军几镇官兵先后开出山海关，在松山一带集结，并且在松山附近同清军进行了几次小规模的接触，在石门地区还取得了小小的胜利。洪承畴对这点有限的胜利并不抱乐观态度，仍然坚持持久战的方针，在给朝廷的报告中说：“久持松山、杏山以资转运粮饷，而且锦州城守颇坚，不易被攻破。若敌军再过今秋，不但其国内无以为继，就是朝鲜供应的粮饷也不能保障。这就是可以坚守而后再战的策略。今兵部尚书议战，臣岂敢迁延不前，只是怕粮饷运输困难，鞭长莫及。事关国体，不如稍待，使敌人自困，较为有利。”[333]但已经到达关外前线的张若麒却被几次小胜仗冲昏了头脑，以为可以迅速进军，一举大败清兵。他在向兵部和皇帝递送的秘密报告中痛陈机不可失，希望朝廷立即下令进行决战。

    本来就倾向于速战速决的崇祯帝这时候再也沉不住气了，他渴望多年的大捷既然唾手可得，当然不能再作拖延。七月，他密敕洪承畴火速进军援救锦州，伺机重创敌军。陈新甲也在给洪承畴的书信中通报近来有清军再欲由京城以北的长城诸口入塞的消息，威胁说：“阁下督关门一年，费饷数十万，如果锦州之围未解，内地又遭困扰，不入山海则内地空虚，若撤兵辽西则无功而返，怎能对得起皇上，又如何向文武百官解释呢？”[334]在这样急于星火的催逼之下，洪承畴只能全军出动，志在决战了。

    七月二十六日，洪承畴在宁远誓师。率本营标兵和马科等部鱼贯东行。但他没有按陈新甲的方案分兵四路，而是把全部力量集中起来，保持着整体优势。全军的粮草辎重则屯集于杏山和塔山之间的笔架山，正好处在宁远与锦州中间的位置。洪承畴这样的安排显然还是从持重方面考虑的，虽然摆出了进攻的姿态，却还是先求自身的稳固，确立一个粮饷充实、队伍整齐的不败之势。二十九日，洪承畴和他的全部军队抵达了离锦州只有十几里路程的松山，当天夜里就抢占了离锦州五六里的乳峰山西侧，在那里扎下大营。清军的主力正在乳峰山东侧。

    八月最初的几天，明清两军以乳峰山为争夺重点，进行了几次激战。由于明军在兵力上占有优势，洪承畴指挥得当，虽然双方各有损失，明军宣府总兵杨国柱阵亡，但在总的形势上清军较为不利。初二日，明军夺取了清军正红、镶红和镶蓝三旗的阵地。祖大寿见援军大至，也分兵三路出城突围，闯过了两道防线之后在第三道防线上受阻，只得退回锦州。清军在受挫后采取守势，死守营垒不再出战，同时向沈阳的清太宗急报求援。张若麒立即向朝廷上报了大捷的佳音，崇祯帝见报大喜，更加紧催促洪承畴乘胜急进，务求痛歼。

    洪承畴在初战有所收获之后却更加谨慎小心。在军前赞画的马绍愉建议趁着敌人援军还没有到来之前全力组织进攻，他没有采纳，仍然以坚固对坚固，用营垒同清军对峙。他在乳峰山和松山之间结起七座大营，掘壕设垒，并且命骑兵分驻于大营的东、北、西三面，成为一个巩固的防御体系。但不知为什么，他对于自己的防卫措施却也有一个致命的疏忽。在锦、松、杏、塔这道生命线北侧有一条长岭山脉，不十分险峻，骑兵完全有可能绕山路而过，包抄到松山以西，切断明军的补给线。大同监军张斗曾提出分兵一支驻扎在长岭，防止敌人绕道包抄。洪承畴却傲慢地说：“我做了十二年总督，你们这些书生懂得什么！”[335]拒不接受张斗的意见，长岭方面一直没有设防。这一致命的疏忽最后终于产生了致命的后果。

    清太宗在接到锦州方面的战报后，立即决定亲率大军驰援，并且打算借此机会一举消灭明朝在山海关一带的主力部队。他调集各部兵马会集于沈阳，本来准备十一日出发，但因为鼻子出血严重，拖了几天。到十四日，他的鼻衄还没有完全恢复，就带病出征了。在临行前他召集贵族和大臣，很兴奋地说：“朕只是怕敌人听说朕将亲征，会仓促逃窜。倘若上天眷佑，敌兵不逃，朕一定让尔等大破此敌，如同纵犬逐兽，易如拾取，不会过于劳苦。朕所定攻战机宜，尔等慎无违误，勉力识之。”[336]然后先带3000精骑，昼夜兼程赶向锦州。

    熟知宁锦一带地理形势的清太宗果然沿着长岭山脉绕到了洪承畴的背后，在十九日，于松山西侧的戚家堡扎营。第二天就命令士兵在明军身后挖掘了3道深8尺、宽丈余的大壕，对洪承畴的13万大军实行了反包围，并且切断了明军的粮草补给线。同时，他还派其弟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率军攻击笔架山，夺取了明军屯集在那里的12堆粮食。

    清太宗这几个有力的军事行动使得本来还算有一点士气的明军一下子蒙了头，将士们人心惶惶，战斗意志立时下降到冰点。洪承畴好像也没想到清军的援师来得这样快，而且一来就绕到自己的背后，只得集中全力先对付身后之敌，希望能重新打通运输线，夺回军粮。二十一日，明军对清太宗的营地发起攻击，虽然兵力占优势，却没有取胜，有些将领见到清军中大张黄盖（一种标志皇帝身份的伞状仪仗），知道是清太宗来到军中，竟然还没有交锋就溃退下来。

    当天夜里，明军召开紧急军事会议，讨论下一步的作战方向。因为军中存粮顶多够维持3天，多数将领都主张先撤回宁远，再图长策。张若麒和马绍愉也同意这个意见。其实即使决意撤兵，也必须先突破清军在西侧的战线，因而总难免要有一番大战。洪承畴此时并不以为自己已经全然陷入困境，所以鼓励诸将说：“诸位立誓报效朝廷，目前正是机会。虽然粮尽被围，应告明吏卒，守亦死，不战亦死，若战或可求生。我决心孤注一掷，明日望诸君尽全力破敌。”[337]决定第二天倾全军进行一场决战。

    由于明军在西线的局部上兵力具有绝对优势，进行有组织的决战，至少能够比较顺利地突破清军的包围。但多年来习惯于各行其是又怯懦已极的明军大将们已无心作战，只想着赶快逃回宁远的大本营。在军事会议刚刚结束之后，大同总兵王朴就不打招呼，带着自己的队伍逃跑了。王朴带头一逃，其他几位总兵也不敢怠慢，争先恐后地沿着海岸向西奔逃。清军却早有准备，在明军的归路上设置下几道封锁线，以逸待劳截杀明军。明军在黑夜中毫无秩序地溃奔，人马自相践踏，兵器丢了满地，已经毫无战斗力可言，被清兵杀死的，被自己人踩死的，被逼入海中淹死的不计其数。总算是明军人数太多，清兵屠杀不尽，还是逃脱了一些人。几个总兵官王朴、吴三桂、白广恩、唐通、马科和接替杨国柱主持本镇军务的李辅明都带着残兵冲出了重围，但王朴、吴三桂等人在从杏山向宁远撤退的时候又遭到清军的阻击，兵士死伤散亡，几乎都成了光杆司令。据清方统计，在短短几天时间里，清军共歼灭明军53783名，缴获了大批的马匹和甲胄等军事物资。[338]

    在明军自我造成的一片慌乱中，洪承畴的军令不再起作用，只能望着逃兵捶胸顿足。好在玉田总兵曹变蛟和前屯卫总兵王廷臣以及辽东巡抚邱民仰还没有逃走，洪承畴指挥着这几部人马撤入松山城中，以一万人固守，两万人乘夜冲击敌阵。两军在尖石山地区作战，明军获胜。但天时不利，清军撤退后涨了大潮，把扎营在海边的明军全部淹没，逃出来的官兵又遭清军截杀，最后只有几百人回到了松山城里。洪承畴一下由兵力的优势变为绝对劣势，只得固守松山，等着下一批援军的到来。

    两个盛气如虹的兵部代表张若麒和马绍愉在全军大溃退的时候也慌了手脚，逃到小凌河口搭乘海船回到了宁远。喘息初定就向朝廷汇报洪承畴指挥失度，导致大败，以此来逃脱罪责。

    朝廷接到松山惨败的战报后，除了大惊失色，已经不知道该做出如何反应。经过了这样长期酝酿，调集如此众多的军队和粮饷，又有着那样巨大胜利希望的一次决战，竟然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变成了全面的失败，崇祯帝为此感到震惊，也更加怀疑天命是否已经真的转移。极度的灰心使他几乎提不起精神来处理棘手的辽东军事问题，因而我们看到，在最需要采取紧急措施对惨败后的辽东局势进行调整的时候，崇祯君臣们却表现出令人不解的动作迟缓、麻木不仁。

    被围困的孤城由原来的一个变成了两个，被围困的大员由原来的一个总兵扩大成三个总兵和一位总督、一位巡抚。紧接着，杏山和塔山也都被清军分割包围起来，山海关外的最后一道屏障宁远城完全暴露在清军面前。山海关防线兵力不足，士气低落，又没有主帅，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这时候，当务之急是设法重新组织援军，先救出锦州、松山等处的被围将士，同时要重新安排山海关——宁远的防卫，这两项任务都应该是十万火急的。但在八月松山战役之后的几个月里，不论是崇祯帝、内阁辅臣还是兵部的陈新甲，都没有在这两个方面提出什么积极的动议。

    九、十月间，为了临时解决山海关防线没有军事统帅的实际问题，崇祯帝先后任命杨绳武为蓟辽总督、叶廷桂为辽东巡抚，替代被围困在松山的洪承畴和邱民仰。但这两位新督、抚才力威望都很平常，要收拾残局实属不易。所以崇祯帝还根据兵部的建议，给吴三桂加升提督职衔，让他“收拾残败”，总统各镇残兵，成为武职的军事统帅，并要求他“上紧整顿，徐图再举”。[339]但这个临时的紧急处置又在朝中引起了许多议论，许多人认为6镇总兵一起逃跑，理应治以重罪，现在吴三桂反而得到提升，于法于理都说不过去。但崇祯帝从来对于手握实际兵权的总兵官们不敢过于严苛，何况吴三桂出自辽东军事世家，手下的家丁故部训练有素，是明军中少有的精锐部队之一，在前方军情孔急的情况下更不能得罪。就是其他几位逃跑的总兵，朝廷也一概没有处理，唯一例外的是带头先逃的王朴，因为影响太坏，而且他已经成了没有实力的光杆总兵，被逮捕进行审问，到第二年被斩首。

    朝廷不顾廷臣议论纷纷，任命吴三桂为临时军事统帅，要他“徐图再举”。至于如何再举，崇祯君臣们却一直没有想出一个可行的办法。崇祯帝为辽东的军事问题召开过几次御前会议进行讨论，兵部只是强调“宁远现在有兵三万，巡抚、总兵都很得力”，[340]宁远的防务可保无虞。而对于如何解救松、锦四城的围困却根本不提具体意见，好像那是一个应该由总督、巡抚们自己见机而行的小问题。兵部对这个棘手的大事避而不谈，刚刚复职不久的首辅周延儒和他的内阁同僚们就更不愿搅进来。周延儒初回内阁的时候，有一位关心国事的老将军曾拜见他，对他说：“相公入朝，愿首先以松山为急务，那是关系到国家安危的，松锦一失将无所措手足。”[341]但圆滑的周延儒见到事已大坏，此前的布置又同自己无关，就宁愿缩起头来不置一言。至于国家大势如何，那自有皇帝去安排。

    崇祯帝却根本不知道应该怎样做出安排。大臣们提不出办法，关外的军事部署也就无限期地被搁置下来，没有人总理其责，也没有任何调集部队支援松、锦的计划，只是听任洪承畴和祖大寿等人的一两万人马被分割在四座孤城中自生自灭。

    松、锦四城被围困的明军眼巴巴地企盼着援军的到来，却总也盼不到，守城越来越困难。松山城坐落在一块四周突起的凹地上，全城面积只有0.1平方公里左右，城墙也不坚固。洪承畴带领着一万多明军驻扎在这个狭窄的小城中，粮草殆尽，火药缺乏，要长期坚守几乎是不可能的。清太宗似乎料定了明朝不会再派出大批援军，在九月里就回沈阳去了，留下杜度、多铎、阿济格等诸王主理军务，并且制定了围而不攻，静等城中粮尽自溃的方针。洪承畴也逐渐明白朝廷大概不会派出援军了，曾经先后5次组织强行突围，但都没有成功。天气一天比一天寒冷，城中将士们的心也慢慢凉透了，大家都知道城破只是早晚的事情，眼下不过挨一天算一天罢了。从崇祯十四年（1641）冬到十五年（1642）春，不论是明廷还是被围的明军，实际上只是在静静等待着松、锦四城被最后攻破的那一天。有了这样的心理准备，大家反而不急不躁，变得极有耐心起来。

    就这样一直拖到年末，在军事事务方面负有主要责任的兵部尚书陈新甲走投无路，终于又想起了尝试过几次却从来没有成功过的“款和”政策。据前方来的战报说，辽东大雪深丈余，清军寒冷缺粮，想要和谈。从清朝方面的史料来看，这完全是明朝上下一厢情愿的误传，但这种误传却提醒了陈新甲。尽管此前袁崇焕和杨嗣昌曾先后提出对清用“款”的策略，都遭到了皇帝和朝臣的一致否决，但在目前这样严重的军事危机面前，又根本没有办法调兵遣将，唯一可以试一试的也只有和谈一途了。

    其实在更早些时候，前兵部尚书傅宗龙从狱中释放出来出任陕西总督，行前就曾同陈新甲议论过对清媾和的问题，傅宗龙离京前又对大学士谢升谈及此事。到崇祯十五年（1642）正月，谢升感到扫平辽东已经绝无希望，在召对时秘密向崇祯帝汇报了陈新甲的提议。自袁崇焕以通款的罪名被杀，杨嗣昌因提倡媾和遭到朝野上下同声痛骂之后，与清方和谈已经成了崇祯朝议论国事的一个禁区，主战派高举夷夏之别的旗帜，慷慨激昂却拿不出什么可行的对策；而一些对国家形势有比较清醒认识的人明知尽可能同清方媾和是暂时摆脱危机的一个办法，却不敢公然提出来，怕被人指为通敌的汉奸。崇祯帝自己也深受着舆论和传统观念的制约，生怕担当一个向夷狄屈服的千古罪名。但到了崇祯十五年（1642）初，险恶的形势却逼迫着他不得不考虑这一“下策”了。

    崇祯帝立即为此事召见了陈新甲，而且表面上摆出一副绝不向“鞑虏”屈服的姿态，对陈新甲切责一番。但陈新甲和谢升却都明白，皇帝进行这次秘密召见本身就意味着他已经对议和的事情感兴趣。因而陈新甲一面谢罪一面申述自己的理由，谢升也在旁边极力劝说：“如果对方真肯议和，和局还是有利。”[342]崇祯帝沉思半晌，才终于表示同意陈新甲的建议，但要求陈新甲一定要机密行事，一切都要暗中进行，千万不能让朝臣们听到风声。

    但无所不知的言官们还是听到了风声。有几位御史、给事中去向谢升询问有关情况，谢升对他们说：“皇上力主议和，诸位请一定不要多说。”言官们却为这些话立刻上章弹劾谢升，说他“昌言于众，以暴扬皇上之过，大不敬，无人臣礼。”[343]崇祯帝为此也十分恼怒。他对于同清方和谈本来就羞羞答答，很不愿意让人知道，很怕被人议论成昏君误国，谢升却一下子把事情搅得满城风雨。按照他一贯的脾气，谢升弄不好就有不测之灾。好在当时他正在一意更始维新，多日来对朝臣的态度出奇地和缓，这一次也只是对谢升大大责备了一番，最后仅仅削籍为民了事。但对于事件中涉及的议和问题，他却一直支支吾吾，顾左右而言他，始终没有表明态度。

    身为一国之君，对这样一个事关国家安危的重大问题如此遮遮掩掩，反映了崇祯帝性格方面的致命弱点。而对这一重大决策的这种态度，又从根本上决定了议和不可能取得成功。但从这年年初开始，同清方的和谈还是极其机密地进行了，一切重大事宜都是由崇祯帝亲自筹划决定的，具体安排执行的则是陈新甲。

    正月，崇祯帝暗中委派原来在辽东军前赞画军务的主事马绍愉为对清和谈的特使，晋升为兵部职方郎中，特赐二品服饰（郎中官只四品），到关外进行谈判。马绍愉轻车简从，主要助手只有那个无官无职但过去曾与清方多次打过交道的算命瞎子周元忠，一个被除名的举人叫朱良才，再加上由参将李御兰和周维墉带领的一支小小保卫部队，悄悄地出了山海关。当时松、锦诸城被围，只有塔山紧靠宁远，同后方的通路还没有完全断绝，马绍愉一行就进驻到塔山，通知清方有特使前来谈判。清朝方面一直很重视利用谈判取得政治成果，但在围城将要奏效的时候却不愿意因为谈判而贻误军机，所以对马绍愉的使团只是虚与委蛇，派出的代表一个是锦衣少年，一个是须发皆白的老者，比起明朝代表团的阵容也强不了多少。

    两个代表团在塔山附近的高台堡会面，双方表面上都很礼貌，马绍愉还以主人的身份大排酒宴招待清使。但在吃喝之后，清方使节却不愿谈实际问题，而是首先希望见到明朝皇帝的敕书，以证明明方诚意。明朝因为从来不同夷狄藩属谈判，没有经验，马绍愉出京时并没有带敕书，只得赶忙向京中请示。崇祯帝已经决心和谈，就破例给清朝写了一份敕书，但仍然不能放下天朝的架子。敕书中说：“朕听说沈阳有罢兵息民之美意，但向来沿边督抚没有奏闻。……使朕不能以开诚之心，怀柔远人，如我祖宗朝恩义联络之旧约。”[344]总而言之是表示了对一个野蛮的属国宽大为怀。至于所谓“抚赏”，也就是对清方的经济赎买，崇祯帝同意每年支付47万两，也算是挖心割肉，下了狠心。

    清方代表把崇祯帝的敕书送回沈阳给太宗过目，不久有话回来，说敕书同早年明朝诸帝颁发给女真各部首领的封赠敕书样式不一，用印不符，认为是边关大臣伪造的，对敕书中的用语也非常不满。谈判为此暂时中断，马绍愉只得如实向崇祯帝汇报。其实这不过是清方有意拖延的一种伎俩而已，因为时间已到二月，天气较暖，清军已经准备对松、锦诸城发起总攻，收取胜利果实了。

    明廷在年初秘密进行谈判的同时，也曾屡次督促新任蓟辽总督赵志完率关门附近各镇兵马援救困在松山的洪承畴。但由于根本没有做出严密的部署，各镇将领又都畏葸不前，救援只是一句空话。洪承畴等人在松山、锦州等几座孤城里困守到二月，已经弹尽粮绝，毫无斗志。二月十八日夜间，洪承畴部下的副将夏成德暗中投降了清朝，作为内应，接引清兵登上松山城。城中大乱，几位大帅各自逃命，但一个也没有逃掉，统统被俘获。清军将巡抚邱民仰，总兵曹变蛟、王廷臣杀死，把洪承畴押解回盛京（沈阳）。而后，又把松山城夷为平地。

    松山失陷，锦州的守军失去了最后一点希望，再也无心固守了。三月初八日，祖大寿开城第二次投降了清朝，锦州终于落入清军之手。其后，清军又在四月初九日用红衣大炮轰开了塔山，歼灭城中守军7000余人。二十一日，炮轰杏山，明守军6800余人全部投降。在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宁远以东的4座城池全部落入清军的手中。至此，历时将近一年的松锦战役算是最后结束了。

    明军在松锦战役中的彻底失败，是万历末年萨尔浒之战后对清作战最大的一次惨败。在这次战役之后，明朝在辽东边防的精锐几乎丧失殆尽，山海关门也更加孤立空虚。明王朝已经完全失去了在山海关一线同清军相持抗衡的能力，将来如何防御清兵对关门的进犯，成了一个根本没有办法解决的难题。

    洪承畴被俘虏到沈阳之后，本来是下定决心以一死来报效皇恩的，一连绝食数日，对来劝降的一律痛骂不止。后来清内秘书院大学士范文程出面劝降，他仍然破口大骂，但范文程只是好言安慰，并且同他谈古论今。谈话之后范文程向清太宗报告说：“洪承畴不会死的。我同他交谈时梁上偶有灰尘落到他的衣服上，他立刻就把灰拂掉。连衣服都还爱惜，何况生命呢？”[345]此后太宗就派人轮番劝降，还亲自去探视，把自己的貂裘送给他穿。洪承畴热爱生命同时又深受感动，也许在松山被围的6个月里还深刻反思过，感到明王朝的灭亡已成定局，而清王朝却正是天命所归。在这种情况下，他最后终于投降了清朝。有一种说法，说太宗曾命爱妾庄妃亲自给洪承畴送去参汤，才打动了他。那是小说家言，不足为据。但太宗对于洪承畴确实十分珍视，在他投降后赏赐了大批珍宝，并在宫中演出歌舞百戏为他压惊庆贺。诸将以为这样对一个战俘优待得过分了，清太宗问他们：“我们栉风沐雨，是为了什么？”众人说：“当然是想得中原！”太宗说：“比如行人，你们都是瞎子，现在得到一个引路人，我怎么能不高兴呢？”[346]

    洪承畴在清朝入关以后真的成了一个得力的引路人，在为清朝镇压各路农民军和南明抗清力量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清朝多了一个得力的引路人，而明朝却失去了一位得力的统帅。在明朝的重臣中，能像洪承畴那样有谋略、有胆识，又有威信的帅才实在屈指可数。松山陷落的消息刚刚传到京城的时候，都传说洪承畴已经以身殉职，崇祯帝深为痛悼。他所特别器重过的军事统帅人才，杨嗣昌、卢象升，还有这个洪承畴，竟然全部谢世而去，谁还能为他支应眼前这个残破的局面呢？痛心之极，他命令在城中大摆祭坛祭奠洪承畴以及邱民仰等人，还决定亲自到祭坛前表示哀悼。但不久却传来消息说洪承畴并没有死，已经被清军带到了沈阳；后来又有情报说，洪承畴已经投降了清朝！这对崇祯帝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自己一向信任器重的股肱大臣居然投降了敌国，这不但是国家和朝廷的耻辱，也使他本人脸面无光。

    在崇祯帝统治的最后一段时期，他的双重人格似乎也发展到极致，经常是一时暴戾狠毒得出奇，一时又温柔和缓得反常。在洪承畴的问题上，他正好表现出温和的一面，只是停止了祭奠活动，却没有按照朝臣们提出的办法，依惯例逮捕严惩洪承畴的全部家属。对于这个反常的举措，他后来颇有些自我解嘲地说：“我是要让洪承畴去做王猛式的人物啊！”王猛是东晋时期前秦苻坚的主要谋臣，因为原是晋朝的子民，曾经劝阻苻坚不要南向攻晋。可惜洪承畴不是王猛。即便真有王猛，在明清之间的战局中又能起什么作用呢？崇祯帝的思路有些天真，也有些奇怪，但他在末年的思路大体都是如此。

    兵部的官员们在一番惊慌失措之后，却不敢奢望因为有了一个投降敌人的“王猛”就可以高枕无忧。连下松、锦四城之后，清军主力班师回到沈阳，山海关外的战局暂时和缓下来。陈新甲竭力主张利用这个战争的间歇期继续同清方进行谈判，争取通过一定程度的妥协来换取一段时间的和平，以便对辽东防务进行新的调整。崇祯帝虽然有依靠“王猛”的幻想，却也不能不去面对无情的现实，只得同意再次进行谈判的尝试。

    一直逗留在宁远的马绍愉使团接到新的指令，立即同清方联络。清朝当局在战场上取得巨大胜利之后，仍然不愿意放过在谈判桌上再捞取好处的机会，因此表现出很高的姿态，同意马绍愉到盛京来。这年五月，马绍愉一行来到清朝的盛京沈阳。清方按照对待大国使节的礼节接待了马绍愉，诸王、贝勒和主要大臣多次设宴招待，清太宗还亲自接见了他，并且同他商谈了议定和约的一些原则性问题。表面看来，清方并不反对通过和谈达成和平，但在议和的具体条件方面双方却不太容易取得一致意见。清朝以战胜国的姿态，要求明方每年交纳高额岁币，停止对清朝的敌视态度，这些条件明朝还可以勉强接受；但清朝同时要求明方承认双方的国家关系是一种两大帝国间的平等关系，这个要求尽管合情合理，对于崇祯帝来说却万难接受了。

    长期以来，明帝国一直自认为是高居于万邦之上的天朝，明朝皇帝自认为是君临天下的万邦之主，从来也不认为自己同边外的“夷狄之邦”是平等的。何况夷夏之辨还是一项基本的儒家理性原则，同“鞑虏”讲平等就意味着丧失原则。崇祯帝对于与清方谈判本身就理不直、气不壮，在这样有关君主尊严和国家尊严的原则性问题上，当然不敢随意做出让步。何况，朝臣们还是多少听到了一点信息，都在纷纷攻击陈新甲，说是“堂堂天朝，何至讲款”？[347]崇祯帝就这个问题讯问首辅周延儒，周延儒由于害怕皇帝将来改变主意会卸罪于自己，竟然一言不发。明朝君臣的态度如此，和谈的成败自然可以推断出来。

    在另一方面，清朝对于这次谈判也并没有多少诚意。清朝统治者早已经制定了入关伐明最终夺取中原的既定目标，这一次愿意同明朝谈判，无非是在战争的间歇时期不想错过一次在外交上取得利益的机会，本来不抱有太大希望，也没有特别认真对待。对于取明而代之的大方略，清太宗曾经有过一个很生动的表述：“取燕京如伐大树，须先从两旁斫削，则大树自扑。……今明国精兵已尽，我兵四围纵略，彼国势日衰，我兵力日强，从此燕京可得矣。”[348]既然有这样的方针，和谈无论如何也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不过是从两旁砍斫明朝这棵大树的手段之一罢了。

    一方碍于天朝的体制而扭扭捏捏，另一方因为有既定目标而漫不经心，两方面的和谈当然很难取得实质性的成果。马绍愉在沈阳滞留多日，接连不断地向陈新甲汇报谈判的情况，陈新甲密报崇祯帝，崇祯帝再向马绍愉发出指示，两边的信息往返多达数十次，却一直毫无结果。马拉松式的谈判一直拖到六月，因为不可能谈出什么结果，马绍愉使团只得撤回到宁远，但继续同清方保持着接触，并不时把清方的意图报告给兵部和皇帝本人。这段时间，明清双方之间处于一种不战不和的胶着状态中。直到七月间，一个偶然事件才把这种状态打破了。

    这年七月里，兵部尚书陈新甲接到马绍愉的一份关于对清谈判问题的秘密报告，一时不当心随手放在书几上。他家的仆人以为是边关来的塘报，就送到了通政使司抄发各衙门。朝臣们一直在关心着对清和谈的事而不知其内幕情况，忽然见到了这份明发“密报”，大为震惊也大为兴奋。言官们开始慷慨陈辞，据理力争款和的不可行，同时猛烈攻击陈新甲主款误国。

    这次阴错阳差的大揭秘使得崇祯帝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言官们明知和谈有皇帝在后面做主，却把火力全部集中在陈新甲身上，用语严厉尖锐，其中表现的对皇帝的态度也是不言而喻的。崇祯帝在和谈问题上一直不敢理直气壮，就是怕朝臣因此看轻了自己，而这一次陈新甲的不小心却使他成了众矢之的，被放在要遭千夫所指的位置上。他的气急败坏是可想而知的，却又几乎无从发泄，只能一腔的怨毒都倾注到陈新甲的头上。

    他在言官攻击陈新甲的奏疏上批旨，要陈新甲自陈回奏。陈新甲却以为和谈大事本来都由皇帝主持，自己并没有什么责任，因而在回奏中非常委屈地为自己大摆功劳，说某事某事，“人以为大功，而实臣之大罪”，[349]一连列举了十来项之多。这种不愿为皇帝承担责任的态度让崇祯帝更为光火，月末，陈新甲终于以弄不清的含糊罪名被抓进了监狱。这实际上是一个无法审理的案子，但刑部主管侍郎东林党人徐石麒恰好是一个坚定的反对和谈派，一向痛恨陈新甲，因而入之以重罪。崇祯帝恼羞成怒，又需要一个替罪羊为自己顶骂名，因而也动了杀心。首辅周延儒等人多次营救，引用律条说：“依据国法，敌兵不临京城，不当杀大司马（兵部尚书）。”崇祯帝却回答：“别的不说，陈新甲任兵部期间，宗室亲王、郡王被流贼屠戮的有七人之多，难道不有甚于敌兵临城吗？”[350]

    洛阳、襄阳等处失陷，福王、襄王等亲藩遇难，都是一年以前的事情，如果以为兵部尚书有责任，早就应该处理，何必要等到和谈的情况败露之后呢？崇祯帝的这个借口连最糊涂的人也不能相信。但在朝臣群起反对和谈，皇帝又决心杀人泄愤的形势下，陈新甲还是被判处了死刑，并且在九月就被处决。担任谈判代表的职方司郎中马绍愉不久也被削籍。陈新甲事件发生以后，对清方的和谈也就彻底中断，没有人再敢提起同清方谈判。直到两年后明朝覆灭，南明弘光政权才又派出使团乞求和平。但那个时候，已经占领北京，正要席卷中原的清王朝已不屑于同残破的南明小朝廷和谈了。

    明清间本来没有什么成功希望的和平谈判因为一次技术性的小事故而最终流产，说明了谈判本身基础的脆弱可怜。但停止和谈接触，对于明王朝来说，不但意味着失去了通过政治方式争取暂时和平的最后一线机会，而且也失去了通过接触了解敌情的唯一渠道。这以后，崇祯帝和他的朝臣们只能在一片黑暗中提心吊胆地等待着不知何时就会降临到头上的沉重打击。紧张，惶惑，又无可奈何。

    矗立了近300年的帝国大厦风雨飘摇，距离一朝倾覆的日子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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