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言

    本书是个人探求宗教经验的记录，记载自身在信仰上的探险、疑难和迷惘，与其他哲学和宗教的磋研，以及对往圣先哲最珍贵的所言、所诲的省求。当然，这是一次令人兴奋的旅程，但愿我能叙述简明。我深信，这种对崇高真理的探求，每一个人都必须遵循他自己的途径，而且人各有道。哥伦布是否曾在美洲登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确实曾去探险，且历经探险途中所有的兴奋、焦虑和快乐。如果麦哲伦选择另一条更长、更曲折的路绕过好望角抵达印度，也无关紧要。各人路径不同是必然的。虽然我很明白，目前去印度，搭乘喷气式飞机是又快速又便捷的方法。然而，为了更迅速、更正确地认识上帝并获得拯救而搭乘喷气式飞机，我怀疑这对你会有多大的益处。我确知很多基督徒从来没有进行过这种探索。他们早在摇篮时代就已找到基督，而且像亚伯拉罕的妻子一样，把神带到任何一个他们去的地方，即使最后进入坟墓，神也和他们在一起。宗教有时使人安逸而且近乎骄矜自满。这种宗教，好像家具或财产，你可以把它带走，而且无论所往何处，都可携它同行。在近代较粗俗的美式英语里，就有所谓人可以“得到宗教”或“出卖宗教”的话语。有许多教会是把宗教放入手提箱出卖，带着它周游各地，这是“得到宗教”的一种便捷方式。

    然而，我怀疑这种宗教的价值。我“得到宗教”走的是一条险路，我认为它是唯一的路，没有其他的路是更妥帖的。因为宗教本身是个人自始至终面对的那个令人惊悸的天，纯属自身与上帝之间的事，它自个人内心生出，不能由他人“赐予”。宗教最好像田野间生长的花朵，盆栽和花房培育出来的，容易失色或枯萎。

    因为这是自身的经验，故事中一切值得提及的，当然就以个人的亲身探讨，瞬间的怀疑、瞬间的领悟及所获得的启示为基础。虽然本书不是自传，但是有些地方必须提到个人的环境和背景，使故事的发展易于了解。这绝不是平凡无奇的发现，而是一次性灵上充满震惊与探险的旅程。其中常出现类似雅各在梦中与神搏斗的故事，因为追寻真理的过程极少是种愉快的体验，常有出现类似令哥伦布船上水手们惊恐的风景、海难及罗盘偏差，也常出现疑惑、踌躇、叛变及渴望返航的威胁。我曾航行在恐怖的地狱之火的雪拉恶礁及法利赛党、文士及有组织信仰该亚法派的旋涡。我是终于通过了，但费了不少力气。

    本书不是为那些没有时间谈论宗教，且永远不可能加入追寻行列的人而写，因为本书不会引起他们的兴趣。本书也不是为那些完全满意于他所了解的，自觉已有可靠的寄托，那些永不会有任何疑虑且自足的基督徒而写。那些自信在天堂上已有座位的人，我与他们不起共鸣。我只对那些会问“在这次旅行中我们到哪里去”的人说话。旅客在航程中为求心安，认为必须先看测程仪，并且找出正确的经纬度，我是对这种人说话。

    我觉得近代世界与当代的历史都好像是在做一种不知何往的冒险，因此如果我们肯问自己——“我们现在到哪里去”，就是得救的第一个征兆。我能想象出有一艘鬼船，一艘无人驾驶的潜艇，因核子反应释放的能量的驱使而全自动地航行。而这艘鬼船上面，时而有乘客争论，争论是谁在驾驶着这艘船、它将往哪儿开，因为显然它是无人驾驶的。有人发表意见说，那艘潜艇是自动行驶，而更富想象力的人就主张它是自有动力的，因机器各部分的偶然接合，不经过任何工程师的设计就自然成形。在这激烈的争辩中，我察觉有些挫折、困惑、不满的心态产生，于是有人喊：“我什么地方也不要去，我只想留在这里。”我深信这是一幅近代世界的写真。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有人驾驶着这艘船，但有许多证据显示它是自动而无人驾驶的，富于想象的人就说这艘核能潜艇是自有的。这种想象使它的拥护者十分自满和骄傲，因为他们在冥想中认为，事物偶然的接合（螺旋钉与螺旋钉孔的巧合相配，主轴与主要推进器直径的全等）是庄严而伟大的概念，那些心智较低的人一定没有这种概念。可是船上大多数水手与乘客却被另一个更实际的问题所困扰：他们从哪里来，最后又会在哪里登陆？

    我不为取悦任何人而写，相反，还可能使有些人不高兴，因为我所说的都是我个人直接的观点。在教友中容忍是一种难得的美德。世上所有宗教都差不多这样，特别是基督教，它已经硬化，被放入箱子，敷上防腐剂，不容许任何讨论。很奇怪，关于宗教，每个人都认为他所拥有的是独一无二的真理。在演说中要求通过美国联邦宪法的富兰克林说：“我越老，越常怀疑我对别人的批评。”真的，许多人，许多教派，都认为自己拥有一切真理，而别人任何地方意见与他们不同，都是大错特错的。斯蒂尔——一个新教徒，在一篇献词里对教皇说，我们两个教会对他们信条的正确性所持的唯一不同意见是，罗马教会是无误的，而大英教会也永远没有错。虽然很多人认为自身的无误性差不多和其所属教派一样高，但很少有人表达得像一个法国妇人在和她姐妹的小争论中说的那般自然：“除了我自己，我没遇见过一个经常对的人。”

    可能许多人想给我们一种“装在箱子里的拯救”，许多人想保护我们免于异端的诱惑。忧虑我们是否得救，这当然是值得赞赏的。但另一方面，这种“装在箱子里的拯救”，却常为我们的信仰加上过重的负担。这就是所谓教条与灵性上的独断论，其中我最反对的就是灵性上的独断论。这种过度的保护及负担，压扁了很多年轻的心。

    写到这里，我想到父亲说过的一个故事。我们住在南中国海边的漳州。有位牧师住在离漳州五六十英里的地方，每月照例要回城里两次。当时父亲十二三岁。祖母因为是基督徒，便奉献她儿子的劳力，免费为这位牧师搬运行李。父亲当时与寡母相依为命，常去卖甜食，雨天就改卖油炸豆。

    漳州人喜欢在雨天吃油炸豆，因为豆被炸脆以后，味道很像美国的爆米花。父亲是个好挑夫，遵从祖母的吩咐去挑行李，牧师太太随行。父亲告诉我，这个女人把每一件东西都放在扁担两端的篮子里面，不只是衣服、铺盖，其实这些东西对一个十三岁的孩子已经够重了，可是那女人还加上一些瓶瓶罐罐，最后又添上一个三四磅重的瓦炉。而她却对我父亲说：“你是一个好孩子，一个强壮的孩子，这点东西你不会在乎的，我知道你一定担得起。”其实她没有必要把那个瓦炉搬来搬去。我还记得看过父亲肩上的疤痕，当然它不是单单这些行程造成的，可是我常常想起那些装行李的篮子，那些瓶瓶罐罐以及那个不需要搬运的瓦炉。这使我想起各个宗教的祭司们常喜欢加重青年信徒的重担，还对他们说“你是一个好孩子，一个强壮的孩子，你可以担得起。你只要相信，你就会发现这是真的”，往往使那些年轻人的肩头长出脓包。

    第一节 童年及少年时代

    我生于十九世纪末。那一年是一八九五年，是中国和日本订立《马关条约》的那一年，条约规定割让台湾和承认朝鲜“独立”，就是甲午战争中国败给日本的第二年。中国惨败在日本手中，是因为清朝政府的寡后把准备建设近代海军的钱移去做现在北京市著名的景点颐和园的建造费。旧的颐和园已在一八六〇年为英法联军劫掠并焚毁，而这个无知又顽固的妇人和她的排外心理，促成了数年后义和团运动的爆发。曾听父亲说过义和团运动时那个寡后和皇帝逃走的情形，当时我五岁。查考年鉴，我发现订立《马关条约》那一年，同时也是德国物理学家伦琴发现X射线的那一年。

    童年最早的记忆之一是从教堂的屋顶滑下来。那个教堂只有一座房子，并紧挨着一栋两层楼的牧师住宅，因此站在牧师住宅的阳台上，可以透过教堂后面的一个小窗望下去，看见教堂内部。在教堂的屋顶与牧师住宅的椼桷之间，只有一个很窄的空间，小孩可以爬上这边的屋顶，穿过那个狭窄的空间，从那边的屋顶滑下来。我记得自己曾是那个站在阳台上的小孩，惊讶于上帝的无所不在。我感到困惑，如果上帝真的无所不在，他是否就在我头顶上方几寸远的位置。我还记得曾为每日谢饭的观念而自辩，得到的结论是：这是对生活的一般感恩，我们对生活中的一切都该用同样的心情表示感谢，帝国的居民也该因为能生活在和平与秩序里而向皇帝表示感谢。

    童年是新奇的时期，站在牧师住宅的阳台上就能发现许多新鲜的东西。眼前是南山的十个峰，后面是另一座高山的石壁。我们的乡村深入内陆，四周被高山环绕着，被当地人称为“湖”。由这儿到最近的港口——厦门，差不多有六十英里，当时，坐帆船大概要三天。坐帆船的旅行，是另一种永远铭记于心的经验。因为住在南方，从乡村到漳州的西河河谷这一段路真是美不可言，不像北方的黄土岗光秃秃的。可是正因为深入内陆，到了离乡村约六英里的地方，河上不能行帆船，我们只得换一艘小很多的轻舟。这种小舟，真正是由那些船夫举起来渡过急湍的。船夫卷起裤腿，跳入河中，把船扛在肩上。

    童年的部分记忆和我所居住的这环山的村落有关，因为接近高山就如同接近上帝的伟大。我常常站着遥望那些山坡灰蓝色的变幻，以及白云在山顶上奇怪的、任意的漫游，感到迷惑和惊奇。它使人轻忽矮山及一切人为的、虚假的、渺小的东西。这些高山早就成为我及我信仰的一部分，因为它们使我感到富足，心里产生力量与独立感，没有人可以从我身上带走它们。这山还印证了《圣经》上的那句话——“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我开始相信，一个人如果不能体会到把脚趾放进湿草中的快感，他是无法真正认识上帝的。

    我们家有六个兄弟、两个姐妹，而我们这些男孩经常要轮流到家里的水井汲水。学习打水很有趣。当吊桶到达井底时要晃动绳子，这样吊桶就会翻转过来装满水，我们不知道有抽水泵这种东西，因为那是煤油灯的时代。我们有两盏煤油灯，另外还有几盏点花生油的锡灯。肥皂直到我十几岁才进入我们的生活。母亲常用的一种是用大豆残渣做成的“豆饼”，它只生出一点点泡沫。刚有肥皂的时候，它的形状像一根方木条，农夫常把它放在太阳下晒干，使它坚实一些，在洗濯的时候才不会用得太快。

    父亲是当时前进的先锋。他是一个梦想家，敏锐、富有想象力、幽默，并且永不休止。他传授给他的孩子一切新的与近代的东西，培养他们对被称为“新学”的西方知识的强烈兴趣。母亲刚好相反，拥有一个被孺慕之情所包围的简单、无邪的灵魂，而我们兄弟姐妹常联合起来捉弄母亲。我们常编造一些荒诞不经的故事告诉她。她肯听，可是有点不大相信，直到我们爆出笑声，她才板起面孔，说：“你们又在戏弄笨娘了。”她为养育孩子，受了许多苦，不过好在我十岁的时候，我的姐姐们已经开始负担做饭、洗衣等家庭杂务。我们每天晚上上床前都要做家庭祷告，我们是在一个虔诚、相爱、和谐而有良好工作秩序的家庭中长大的。别人常以为我们兄弟会争吵，可是我们从来没有争吵过。

    父亲是不随俗的。我们家的男孩不像别人家的孩子那样梳辫子，而是留一种童仆式的短发。姐姐常为我们编一种便帽，就是厦门对面鼓浪屿街上法国水手们所戴的那一种。父亲是一个十分好动的人，在月色皎洁的夏夜，他常会一时兴起，走到河岸桥头附近传道，他知道那些农夫喜欢聚集在那里乘凉。母亲告诉我，他有一次几乎因肺炎死去，因为在收割月满后外出传道时流了很多汗，回家时没有擦干。他常建教堂，被派到同安传道时在那儿曾建过一所。我十岁或十一岁的时候，看见他建在坂仔的新教堂，教堂是用晒干的泥砖建的，顶上盖了瓦，外面涂上了石灰。当屋顶的重量渐渐把四周的墙压开裂的时候，出现了一场大骚动。住在六十英里外小溪旁的华西斯（A.L.Warnshuis）牧师，听说这种情形，从美国订购了一些钢条来。这些钢条用一枚大钉固定在中间，那枚大钉可以把钢条旋转到所需要的适当长度。它们连接在支持屋顶的木条上，螺旋钉一扭紧，钢条把木条牵拉在一块儿，大家可以清楚地看见教堂的屋顶被提高了几英寸。这是伟大而值得纪念的一刻。

    虽然父亲是牧师，却绝不表示他不是一个儒者。我记得曾帮他装裱大儒家朱熹的一副对联，用来张挂在新教堂的壁上。这副对联的字体大约有一方尺宽窄，父亲走了一趟漳州才取回这些墨迹的拓印本，因为朱熹做过漳州的知府。朱熹生于十二世纪，据猜测是因介绍女人缠足的方法而把“文化”带入我们这一省的。就我所见，他的努力不算成功，因为这省女人所缠的脚既不小，又不成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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