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本书的取材及计划

    本书前面提到过，儒家把古代中国的史学已然是独自掌握了，这其中包括当时已然成为古文的中国文字，而他们专精的史学就是儒家传之于后世的“五经”。在公元前213年（秦始皇三十四年），秦始皇下令，除去医药、天文、农业诸种书籍之外，其他书籍一律焚毁。次年，因当时儒生批评这位修筑万里长城的秦始皇，他又下令活埋了儒生四百六十人。没想到秦始皇创立的这个“万世”的帝国，在屠杀儒生的五年之后，竟会溃灭，而焚书以前曾经能背诵儒家经典的儒生还有健在的。这些老儒生便凭记忆口头背诵出那些经典，大概又借着当时他们藏匿的部分竹简，算把那些经典从这一空前的文化浩劫中抢救了。那些老儒生就以自己记诵的那一套学问传授学生，又把那些经典写出来，因为中国文字在秦始皇统治期间由李斯将大篆简化成为小篆，字形上已有很大的变化，当时儒生写出经典所用的文字是当时的文字，所以叫做“今文”。此后百年间，有上面刻着古文的竹简陆续发现，总算逃过了劫难。最主要的是汉武帝末年鲁共王拆孔子宅所发现墙壁中隐藏的《礼记》《论语》《孝经》，全是秦前的籀文。因为是古文，其时群儒开始用当时的“今文”翻译阐释，此事虽然艰巨，但还可以译出。因此之故，中国古代经典便出现了古文版本，此种根据古文译出的经典便与今文版本的经典有了差异，尤其是关于古代社会、政治，与远古帝王神话性的记载。今文派与古文派的差异在汉代已然明显，当时经学大师郑玄极力想做调人，想牵合而融通之。汉后诸朝正统儒者说《诗经》与《春秋》者，皆依据古文本，而《礼记》（亦为“五经”之一）则依据今文本。直到清朝，经学家采用科学的比较方法恢复了今文本的地位，两种版本的差异才判然以分。经过运用每一片段的证据，每一种历史批评的方法与哲学研究，其最为出色的成就，则是证明《尚书》五十八章之中有二十五章为伪造，因此确定了《尚书》实为三十三篇，这正是《今文尚书》的版本。一般而论，并非是古文为伪造，而是我们现行的古文本是伪造的。

    “儒家经典”一词，指的是“五经”和“四书”。前面已然提过，“五经”是古史，是孔门的学问，经过孔子编订，孔子也以之授诸生并传给了后代。而“四书”，大体而论，则代表孔门弟子的著作，是其弟子记载孔子说的话与孔子思想的阐述。有时我们也说“十三经”。“十三经”中所包括的书名由书后的附表中可以看出。我们要知道，在孔子当年，那时说“六经”而非“五经”。所加上的一经为《乐经》，《乐经》之中今日尚存在人间的，是《礼记》中的《乐记》（见本书第十章）。

    通常研究孔子的智慧，都是直接从“四书”下手，这是一种错误，因为这种方法没有什么结果。原因是，“四书”是一部未经编辑杂乱无章的孔子语录，往往是从别处记载的长篇论说中摘来的语句，原来在别处时，其含义清楚得多。还有，在不同的章节内也有重复的引用语句，计有二十处，这足以表示《论语》这部书是由数人动手写的，并未经一人编订。有数章显然是由曾子的门人编写，其中曾子说的语句特多。每一章中各种含义不同的语句，都未按层次种类分别编定；有时可以看出一个主旨所在，更多的时候则不能，在若干章之后，很明显地可以看出有后人的增补部分，有时不是在章节后增补，而是在正文中间插入的。本书第十章的《乐记》，显然并不完整。

    西方人读《论语》而研究儒家思想时，最大的困难在于西方人读书的习惯。他们要求的是接连不断地讲述，作者要一直说下去，他们听着才满意。由书中摘取一行一句，用一两天不断去思索，在头脑中体会消化，再由自己的反省与经验去证实，他们根本就不肯这样。而事实上，在读《论语》时，必须把个别的格言警句分开，逐日分别去咀嚼，不要贪多，同时去思索，这才是读《论语》这部书的方法。但是对现代的读书人来说，这显然办不到。再者，谁也不能只靠读《论语》一部书，而对孔子思想的发展得到全面一贯的认识。

    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得不从儒家经典中选出若干章来，因为这些章代表前后连贯的思想，而这些文章是属于一个系统的，是集中于一个主题的。事实上，在《礼记》中有孔子连续一贯的对白，本书第六、七章便是明证。在第三、四章论《中庸》及《大学》时，仍然有用散文形式表达的连贯性的理论发挥。实际上，本书中我所选译的九章（《孔子世家》除外），有六章见于《礼记》，其余两章一部分选自《孟子》，另一部分是选自《论语》，而按类别排定的，还有选自《礼记》的片段。由上述可见，本书除由《礼记》中选取五章之外，还有四章（第三、四、五、十一章）表达同样内容的文字选自“四书”。“四书”在以前是儿童必读的，所以本书的编辑还是采用合乎正统的方式。“四书”中的《大学》与《中庸》，原是《礼记》中的两篇，由宋儒朱熹提升到与《论语》《孟子》并列的程度，而成为“四书”。至于《礼记》中其他各章未得升格获选，其理由就不得而知了。

    通常有个问题，就是《礼记》里孔子所说的话，甚至《论语》里孔子的话，是不是精确可靠。这也引起了一个更大的问题。那就是，孔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等贤哲所说的话，究竟有多少可信？比如说，柏拉图所写苏格拉底的对话，又有多少可信呢？以同样态度看《圣经》中的四福音，也发现四福音中有矛盾之处。我们也发现在《论语》《孟子》《礼记》三书之中，孔子所说的话在措辞上也微有不同。若说柏拉图在记载苏格拉底的话时，一定也染上了些柏拉图自己的笔调语气，这是无可避免的。《礼记》中好多章，一定也难免此种情形。现代政界名人曾受记者访问过的，一定深信记者笔下的文字和他自己所说的话实在不可能完全相同。除去录音之外，绝没有别的方法能使政客相信那是他亲口说的话。

    我曾在前提过，《礼记》只是儒家所独自搜集的各式各样古代的记录文字，其来源一定是纷杂不一。这些篇文字（其中包括《中庸》），后人归诸孔子的孙子子思所作，其他若干篇，尤其是在《大戴礼记》中的，毫无疑问是子思或是子思的门人传下来的。论教育与音乐的文字，毫无疑问反映出荀子的思想。荀子与孟子同时，虽然也属儒家，但孟子鄙视他。另外，《礼记》中有甚多部分专论丧礼，占全书比例之大令人吃惊，而《大戴礼记》则对此等文字概付阙如，却有很多章讨论哲理、礼服与祭器。还有若干章论节庆风俗规矩，如婚礼、射箭、舞蹈、村中节庆、宴饮，及其他比赛（该书第四十章《投壶》，详记竞技的规矩，颇类似我们在射箭场上之所见）。第五章甚为重要，是今文本论古代行政制度的基础，正如《周礼》是古文本的基础一样。还有其他章文字叙述妇女与儿童的品行以及一般礼节规矩。比如第一章，除去讲礼仪的哲理之外，也包括下列的训教：

    “不要滚米饭成团，不要将米饭抛弃在桌上，口边不可有汤流出。不可咂嘴出声，不可啃骨头，勿将鱼翻转，勿以骨头投予狗食，勿拼命挑取一块肉。勿翻松米饭以使之变凉，勿用筷子挑食稀粥。勿大声吞咽汤汁，勿将汤翻搅，勿剔牙，勿在汤内加酱油等物……用牙咬已煮熟之肉，但勿用牙咬干肉。”

    《礼记·曲礼上》第一原文是：

    毋抟饭，毋放饭，毋流歠，毋吒食，毋啮骨，毋反鱼肉，毋投与狗骨，毋固获，毋扬饭。饭黍毋以箸，毋嚃羹，毋絮羹，毋刺齿，毋歠醢……濡肉齿决，干肉不齿决。

    这段文字读来如同《圣经·旧约》里的《申命记》。并且应当懂得“礼教”这个宗教，也像犹太教一样，是包括宗教崇拜与日常生活在内的，甚至连饮食也在内。

    本书的计划如下：第二章首次把孔子的传记译成英文，这是孔子最早的传记，也是孔子唯一的传记，依大史学家司马迁的《孔子世家》英译的。第三章是论《中庸》，这一章给儒学系统一个完整适当的基础。第四章论伦理与政治（《大学》），虽然在伦理与政治之间，个人生活、家庭生活、国家世界之间的立论未必允当，文字则是前后一贯的论辩。第五章是经过重新排列重新选录的《论语》文本，大体而论，是本书最为隽永有味的一章。第六、七、八三章，也就是我称之为关于社会方面的“孔氏三论”，这一部分文字应当足以将“礼”的含义解释清楚。若只将礼字作礼仪或典礼讲，就大为错误了。第八章特别包括了一篇短而重要的一段文字，是孔子对世界和平与社会道德最高境界的憧憬。第九章与第十章是孔子对教育与音乐的看法，其见解、观点，是特别现代的。论音乐的第十章，也就是《乐记》，是《礼记》一书中最长的一章，实际上是从已然散失的《乐经》一书的十二章编来的。这些之后，是选自《孟子》的文字，这些文字显示了儒家哲学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发展。

    第二节 孔子生平

    自古以来，天下的君王贤人也算很多了，活着时都很荣耀，到他一死就什么也没有了。孔子仅是一个平民，他的道统家世至今传了十几代，学者们都崇仰他。从天子王侯以下，凡是中国研讨六经道艺的人，都将孔夫子的话尊奉为最高的衡断标准，他真可说是一位圣明到极点的人了！

    本书的孔子生平，采用司马迁的《孔子世家》，有两项重要理由。第一，因为司马迁的《孔子世家》是中国最早的孔子传记，是中国史学名著里的文章，作者司马迁不但是中国史家之祖，而且是散文大家。《史记》的地位是不能动摇的，而作者司马迁游踪甚广，曾访问孔子故乡，亦曾与当地熟知孔子逸闻旧事之父老长谈。所以我们要打算一窥孔子生活的真面貌，实在是舍此别无他途了。第二，司马迁胸襟开阔，豁达无私。他是真正的史家，不以提倡儒道尊崇孔子之心而存偏见。他虽然极其仰慕孔子，但并不属于狭义的儒家一派。因此，他是把孔子当做一个人来描绘，不是把孔子当做一个圣人来崇拜。论孔子的人，常想曲解有关孔子生活的几段文字，他们甚至用牵强的解释，否认孔子生平某些言行的真实性，而司马迁则不然。我们相信汉代大史学家司马迁头脑中孔子的面目是可靠的，因为他生活的时代是在孔子死后的三百年左右。

    《史记·孔子世家》白话

    世系、童年、青年（公元前551—前523年）

    孔子出生在鲁国昌平乡的陬邑（今山东曲阜县东南境鄹城）。他的先世本来是宋国的公族，到了叫孔防叔的，才因避祸逃来鲁国定居。防叔生了伯夏，伯夏生了叔梁纥。梁纥晚年再娶颜姓女子（《礼记·檀弓》云孔子母名徵在）才生了孔子，而且是到尼丘（一名尼山）去向神明祈祷才有孕生下孔子的。鲁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51年），孔子诞生。孔子刚生下时，头项中间是凹下的，所以就给他取名叫丘，字叫仲尼，姓孔氏。

    孔子生下不久，叔梁纥就死了（《索隐》引《家语》云生三岁而梁叔纥死），葬在防山。防山在鲁城的东边（《括地志》云在曲阜县东二十五里），因此孔子没法确知自己父亲的坟墓所在；母亲年少葬夫，照当时礼俗不能亲去送葬，所以也说不出坟墓的详细地址。

    孔子小的时候游戏，常摆起各种祭器，学着大人祭祀的礼仪动作。母亲死了（《孔子世家补订》《阙里志》诸书并云在孔子二十四岁；今人钱穆先生则云在孔子十七岁以前），就暂时浅厝在五父衢（鲁城道名）的路旁，不敢贸然深葬远处，可能是他为了谨慎的缘故吧！后来同邑人挽父的母亲，指点出孔子父亲的墓地，然后孔子才把母亲灵柩运去防山和父亲合葬在一起。

    孔子腰间系着孝麻还在守丧，季孙子招宴军役之士（一说文学之士，此据方苞说），孔子前往参加。季孙的家臣阳虎拒斥他说：“季民招宴要服役的士卒，是不敢招待你的。”于是孔子就退了回来。

    孔子十七岁那一年，鲁国的大夫孟厘子跟随鲁昭公到楚去，回来之后，深为不能襄助行好礼仪而自责，所以在他临终前（孟厘子卒于昭公二十四年。以上一段《史记》原文略有疏误，此据《左传·昭公七年》文意改译），还告诫自己的嗣子孟懿子说：“孔丘这个人，是圣人（《集解》引服虔曰：圣人谓商汤）的后裔，是在宋国受到华氏之祸才逃到鲁国来的。他先祖弗父何本来可以继位做宋君，却让给了他的弟弟厉公（《集解》引杜预曰：弗父何，宋愍公之长子，厉公之兄也。何嫡嗣当立，以让厉公）。到了弗父何的曾孙正考父，他辅佐戴公、武公、宣公三朝，做了上卿。他每一受命，就更加恭谨，所以考父鼎的铭文说：‘第一次受命时鞠躬致敬，二次受命时折腰弓背，到了第三次受命，我的头压得更低，腰背更加弯曲了。走路时挨着墙边走，也没有人敢来侮慢我；我就用这个鼎做些面糊稀饭来清俭度日。’他就是这般恭谨俭约。我听说圣人的后裔，虽不一定能当国继位，但必然会有才德显达的人出现。如今孔丘年纪轻轻就博学好礼，这岂不就是所谓的显达的人吗？我是不久于人世的人了，你可一定要去从他求学。”孟厘子死后，懿子和鲁人南宫敬叔（《索隐》谓敬叔与懿子皆孟厘子之子，不阙更言鲁人）便去向孔子学礼。这一年，季武子死了，平子继承了卿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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