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南教授（Prof.George T.Renner，哥伦比亚地理教授）的建议，便是一个有趣的例。他说，由地略政治的观点看来，瑞士民国应该消灭。这建议非但有欠公允，简直是倒行逆施，因为瑞士民国凭靠李南教授目力所看不到的民主精神，并违反地略政治学的“伸张空间公例”，在七百年来，竟能异族杂处，国泰民安。又如史班克孟教授对英日在地势上的酷似点，甚感兴趣，于是主张美国应以同样的方式，与英日两国合作。然而英国国民性根本上非恶战，而日本国民性根本上好战，这条不同，便置之不理。我所反对的乃是这种荒诞的论说，对世界政治现实茫茫无睹的见解，都要借科学的名义做幌子。须知逆情悖理，并不一定便是科学。
地略政治之为冒牌科学，不易察觉，因为它的根源较深，且与十九世纪自然主义的论调吻合，这自然主义就是将达尔文物竞论移来适用于人事。这自然主义乃是十九世纪后半叶欧洲思想的一个特征。前面已经说过地略政治在欧洲的国际共同的来源。拉塞尔先倡“国家有机体”，把国家当做一个为生存竞争的有机体，克介伦继倡“国家是活物”【书名】之说。自然主义，明明发端于达尔文物竞原理，并顶了科学的冠冕，要把这自然物竞公例应用到人类的关系上去。在《生存空间生物地理之研究》（1901年）这篇论文内，拉塞尔借用达尔文应用于动物世界的名词术语，光明坦白，毫不隐讳。
危险性乃在除非你否认人类意志的自由，专谈物质势力、“伸张空间律”“有机体”，把地理当做决定国家生死之天神，否则你不能排出“科学家”的身分。此外，科学要预言未来，而只有定数论，方能帮我们预言。在地略政治的思想上，史本格勒（Oswald Spengler）是霍斯何弗所绝对信仰称引的一个人。他最清楚代表一种看法，把植物学应用及人类文化，当它是根生在“土”中，生由土死亦由土的东西。他的悲观主义完全出于定数论，而定数论又出于自然主义。因为地略政治已在欧洲思想界及欧洲权力政治圈中根深蒂固，所以我们不能再把霍斯何弗的论说当做德国一地独出的畸形怪物。
因此，我们也不能说地略政治毫无道理；它自有一套自然主义的道理——强权政治或深山荒林野兽相残的道理。如果我们接受自然主义，结果必陷于史本格勒式的悲观主义中，无法挣脱。除非我们情愿与强权政治和此自然主义的宇宙观一刀两断，根绝关系，史本格勒的悲观主义是不无理由的了，或许西方文明将永远陷于战争中。
自然主义的毛病，乃在自然的东西太多了。深山野林，弱肉强食，在我们学者看来是很自然的。屠杀已成为科学上自然的事。轰炸小学生也成为自然的事。我们的自然主义已够了罢。不近人情，装出科学的面孔，已不为我们所不许了。
我们必须悬崖勒马。除非我们对于许多人事起立信心，拆下假充科学的招牌，这个时代的文明必陷于不可收拾的田地。除非我们排斥造成1914年及1939年洪祸的意识标准，把自然科学与人的范围分别清楚，自然科学归自然科学，人归人，否则我看不出西方文明如何能免灭亡。有许多许多事情我们无法“科学的”处置，因为我们绝对无法“证明”它，甚至于连冲量都不能。人类的平等就不能证明。世界合作的可能性也不能证明。我们只能信而行之。我们必须树立人道信义，来替代自然主义的观念。我们的真理观真理标准都须改变。孔子的标准并不太错：“道不远人。人以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这是孔教给自然主义的回答。
地略政治家自称为“现实家”，这就是说他们不耐烦理想主义，他们当代许多人属于颓丧派的时代，而慕尼黑好汉和其他妥协大家却被认为“现实家”。替印度自由运动说话的人被人讥笑。呼吁肃清强权政治的人，被人讥笑。谁相信如果我们心正意诚，大家出力，苏联与西方民主国间一定能友谊合作，也被人讥笑，但是教导世人走上互相猜疑，均冲武力的血路的人，却自称为“现实家”。
归根结底，这不过是自由意志与定数论问题，以及善意友谊能否改造我们人类世界的问题。人间和平，容我再说一次，只能由信而行之。信心消失，我们便无法自拔。说到最后不过是这句话：耶稣“和平之主”，是不是一个大撒谎家，我们必须打定主意。
亡道篇第十八
——此篇归结上篇所引证指出科学客观不加好恶的态度施于人事关系必发生危险及论人事研究上客观之不可能
我们似乎承继了近代思想的颓丧，末世的传统，这些地略政治学的大教授们堕入其中，不能自拔。我们只见地略政治及其信徒表示出来的根深蒂固的冷酷态度，愚信强力与争斗的必然性，全然忽略道德观点，最后，以骄威吓人，主张为世界利益计，以庞大海空军巡防天下各地。
如果教授的主张压倒平民的主张而被采用——在西方民主国中，若干有权势的社会及官场内，的确大有如此倾向的证象——那么千万美国男儿，又要在下次战争中流血。地略政治家自己也不敢说，划一统霸世界后，世界便可和平。不过是说，英美必须磨利尖刀，永远在世人头上挥舞，以期镇压反叛。换句话说，在希特勒手中，武力不能成功，在英美手中，却可成功。如果这便是引导人类政治动作的明灯，前途正是黑暗，因为这就是说，战后英美必以五万架飞机二十万飞行员来威吓全球。可是如果中国人不怕，苏联不怕，整个世界不怕，那怎么办？出动飞机去轰炸他们？说得容易！
要流了多少美国男儿的血，才能压倒中国和苏联，这问题从未躜入饱览群书的教授的头脑中。如果他们曾考虑过这问题的话，他们便不会再装做科学家，而将不顾尊严，发泄明辨是非、深恶屠杀的感情。史班克孟教授已忘记上帝。他的回答是他所研究的纯粹的地略政治，而地略政治与上帝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我的回答是地略政治与上帝不应该风马牛不相及，否则我们便是借了科学的名辱贬人类的心知。我知道我是一个异教徒，史班克孟教授是一个基督教徒。但是一个异教徒仍能相信上帝。我愿意同这位基督教教授辩论此点。【按史班克孟教授于此书出版前三星期逝世。】
这难题到处发生，须迅速予以解决。近代学界的哑谜——说若要“科学的”，必须排斥道德判断，并且无法较量人情——换句话说，实行废道忘义的学院式的观点——这个哑谜，西方思想界须赶紧设法解决，否则影响所及，国际间大家亦必废道忘义。天良丧没，并不自下层开始，却肇端于上层；并非源于不学无术的低级社会，而是源于教育有素的知识阶级。由此说来，我们如果希望有个太平天下，必须依靠纽约汽车夫的看法，而不可妄信这位耶鲁大学的国际问题教授。
因为我们已渐渐迫近近代知识界的怪病。我责难西方学界废道忘义。在自然科学中这种客观评察，不加好恶的态度的确可嘉，但是应用于人文的研究上，便是简直颓丧污邪的态度。我说这种背离怜愍苍生之感的学府观点，如在大学课室中提倡，必生危险。我说这个近代思想趋势，已产生了一个希特勒，而凡此种青楼道德传播之处，将产生更多的希特勒。不但此也，我说这纯粹的客观态度，在自然科学范围中很有价值，但在人文科学中，却危险难靠。我说在人类的关系中，客观的思想决不可能，而且根本没有此事。因此，我说，除了生理学以及相联的医学人种学以外，如依真正自然科学的狭义讲，人文科学是不可能的。我相信在所谓人文科学中，科学的技术应用有限，须辅之以慧心灵眼，否则我们必遇大祸。世界问题，尤是如此。此点下面【说见化物篇二十】还要解释清楚。
我说这些话的原因是：第一，事实汇集到手，在最后较量结论时，其取决去舍，是一种主观的程序，须将种种非数字事实所能形容的心理精神因素估计起来，比尔德（Charles A.Beard）【美国有名经济史观的权威】的孤立政策，便是客观方法失败的一个证明。在最后冲量五花八门的事实时，决定你要采取孤立政策或反轴心立场，不但可以，而且必须放入感情好恶，否则我们便是污辱了上帝赐给我们的心智天良。
第二，在人事的圈圈内，心理的因素，决不能像电流或音波那么用科学的仪器作准确的测量。苏联和中国的民气，便是一个明证。如果有人收集事实不辞烦劳的话，德国当然是其中的一个。日本也是。当时形势似乎对他们绝对有利；现在则不同了。德国人能弄错的话，我们也能。
第三，我们对世事的估计，随人而异，所以客观决不可能。日本之为好战民族，英国之为爱好和平的民族，在我看来非常有意义，但是在史班克孟教授看来，却毫无意义。日本民族穷兵黩武，性好侵伐，中华民族爱好和平和民主精神，这点分别，就应该作为我们在战后抉择友敌的凭准；但是史班克孟教授不以为然，他只打开地图，察看地势，注意英日两国在地形上的酷似之点，而引起精神上的莫大兴趣。谁是真正的客观，谁敢说惟有他一人是不会错的——而且惟有他一人高明？
第四，谁自称能排脱偏见，便是自欺。私人的好恶，不能避免，史班克孟教授说中国与亚洲地中海（南洋一带）的关系，仿佛美国与美洲地中海（加利比海）的关系。虽然如此，他觉察有建立强大的日本以制止中国的需要，却绝对不会提议建立强大的墨西哥以制止美国。这最后决定完全是感情上的偏见。
第五，这种法西斯蒂思想背后，潜伏着近代摩登学界的定数论。定数论时常产生不负责任的态度，似乎建立新世界，我们绝对无能为力，无须白费心思。汽车夫有勇气说：“这个世界永远战争真不好，让我们改它一下。”定数论的信徒没有勇气说这种话，只能说：“世界不好，将来还是不好。”这种邪气的预言，含蕴着知识阶级的风味，但是于改造世界，并无裨益。西方学术与排斥是非良心，已经过分了。
第六，这个世界并不如冒牌科学家想得那么简单。英美如以庞大的军力霸治世界，将产生什么结果，最优秀的地略政治家也说不出。只有一点我们可以说得肯定：最大的压力，产生最大的仇恨。人民反抗武力的威胁，权力产生腐败【西方名言“All power corrupts”，“凡有权力必腐化”】；腐败产生良心的责备；莫明其妙遣送美国男儿到新德里、加尔各塔去协助英军镇压叛变，中印苏誓言愿为炸弹炸成灰烬而必继续抵抗；以非武力政策应付武力（这该把基督教国的脸颊羞红，但是在事实上并不）；人民因缴纳战税而不胜负担，痛苦呻吟；甘萨斯省一个农民最后显示出灵敏的直觉，说道：“什么鬼道理，我为什么要替人家去巡防世界。”——这一切都是英美统霸世界后的必然现象，汇合而产生前次凡尔赛条约后的反动局面。
倡导武力统霸政策的人，连这些道理因缘都看不出。不论怎样，扩充军备以压制中苏，美国必受良心的谴责，而精神上自觉理曲的弱势，必远在种族战斗的烽火烧及全世界之前肇其端倪。
卷四 治道
当代篇第十九
——此篇原名《当代之品质》言世事之变起于人性观念之变并陈叙自由人权观念之退步及经济安全观念之崛起
为什么这样沮丧？很明显的，人类的思想已经变了。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已经变了。人对自己的看法已经变了。我们对人类本性的看法，也变了。这一变，整个世界便陷于紊乱之中。让我们用历史来证明。
世界惨剧演在我们眼前，这时候我们似乎应该衡量时代的特征，估计我们精神货物价格的贬涨。我们已经觉得不敢再为欧洲文明自鸣得意了。每次想到欧洲，我总想到德人吊死三个波兰人的相片——一座吊架上，挂了三根绳子，绳子一端缚住了波兰人的颈上，身体悬空，较平时为细长。我不管是德国人在吊波兰人，或是波兰人在吊德国人，我只知道欧洲人在吊欧洲人。那张相片乃是欧洲文明的批评，一个很深刻的批评。
你如果细察今古史开始以来四百多年的经验，若干名称为“意念”（即思想上流通之货币），价格或涨或贬，一定会使你惊异。不要忘记这次战争以前社会经济的不安——民主观念之崩溃破产，大家只讨个安全，寻觅生计之保障，而促成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以及其他集团主义的兴起。我们可立表解释这历史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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