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弟所买宅，严紧密栗，处家最宜。唯是天井太小，见天不大，愚兄心思旷远，不乐居耳。是宅北至鹦鹉桥不过百步，鹦鹉桥至杏花楼不过三十步，其左右颇多隙地；幼时饮酒其旁，见一片荒地，半堤衰柳，断桥流水，破屋丛花，心窃乐之；若得制钱五十千，便可买地一大陂，他日结茅有在矣。吾意欲筑一土墙院子，门内多栽竹树草花，用碎砖铺曲径一条，以达二门；其内茅屋二间，一间坐客，一间作房，贮图书史籍、笔墨、砚瓦、酒董、茶具其中，为良朋好友后生小子论文赋诗之所。其后住家主屋三间，厨房二间，奴子屋一间，共八间；俱用草苫，如此足矣。清晨日尚未出，望东海一片红霞；薄暮斜阳满树，立院中高处，便见烟水平桥。家中宴客，墙外人亦望见灯火。南距汝家百三十步，东至小园仅一水，实为恒便。或曰：“此等宅居甚适，只是怕盗贼。”不知盗贼亦穷民耳，开门延入，商量分惠，有甚么便拿甚么去；若一无所有，便王献之青毡亦可携取，质百钱救急也。吾弟留心此地，为狂兄娱老之资，不知可能遂愿否？
这一篇文字，可以说是中国文学的典型情绪。此种郑板桥之田园思想基于其同情于贫苦农夫的诗意，此诗意天然趋合于道教精神。至于曾国藩之田园思想则基于保存家族的理想，故密切接近于孔教之家族制度。田园生活的思想，实即为社会制度之一部分，这社会制度使家族成为政治教育制度的一个单位，并为政治教育制度的一个分部，而政治教育制度又使乡村成一单位。曾国藩身居显要，手握兵权，而其致子侄辈的家书，辄复殷殷以奢侈生活为戒，勉以耕种菜圃，施肥养猪之务，此等勉励朴素勤劳之劝告，盖含有希望保守家族繁荣之目的，其意固甚明显也。
假令朴素能令家族之繁荣持久，则同样亦可使国家之繁荣持久。曾国藩的理想，很容易明了，他以为：大抵仕宦之家，子弟习于奢侈，繁荣只能延及一二世；经商贸易之家，勤勉俭约，则能延及三四世；而务农读书之家，淳厚谨饬，则能延及五六世；若能修德行，入以孝悌，出以忠信，则延泽可及七八世。
故曾国藩以养鱼、养猪、种蔬、种竹，为内政四要，其致诸弟家书中云：“……家中种蔬一事，千万不可怠忽。屋门首塘中养鱼，亦有一种生机，养猪亦内政之要者，下首台上新竹，过伏天后有枯者否！此四者可以觇人家兴衰气象，亦所以恪守祖训，示范儿孙，宜时时留意……”其着重淳朴盖如此。
自颜之推（531—约590以后）家训以降，如范仲淹（989—1052）、朱熹（1130—1200），以迄陈宏谋（1696—1771）、曾国藩（1811—1872）各家家训，此勤勉淳朴而崇尚简单生活之家族理想，总是一致地坚持着，而且被认为民族最有价值的传统道德律。家族制度多少交织于田园风味的生活理想中，二者具有不可分离的性质。Simplicity一字是希腊文中一个大书特书的字；“淳朴”二字，在中国文中亦为一个大书特书的连语。好像因为人类既知道了文明的利益，同时又感觉到它的危险性。人类知道了生活的幸福与快乐，同时却警戒着它的朝生暮死的性质；危惧于为造物所嫉妒，故宁愿生活较为淳朴而享较长久的天年。因为享受了人生过分的幸福，中国人想来，会减损此生之福分。所以“人当趋福避祸，两加审慎！”明季某学者曾说“人当取较清淡之幸福”，一般中国人胸中，皆具此同情的心理。盖人生幸福富有不确定性，而返璞归真为唯一防护之方法。这是无可非议的，中国人由直觉而知之。他们欲求家族之长存，而却收其效于民族。
五 民族的童年
由此看来，中国人民之避免政治堕落的危机，乃由于其天性之不信任文明而保持原始生活之习惯。因而中国人所谓之文明，似应用施以修改之意义去领会它，即一种文明，乃爱好原始状态之文明，而非为与原始状态脱离之文明。当然，这也不是一种万应药膏的文明，它非能永远保证无流血暴乱的时期，亦不能使战争、饥荒、水灾绝迹于尘寰。
过了两千年可称为文明的生活，仍能产生这样的生活史料，使文学家得资以写出一部出色的故事，像《水浒传》。《水浒传》的时代背景是那样的恶劣腐败，至有人肉可食之感，不啻揭露了文明大破坏的社会机构之谜，宋江、李逵以及其他梁山好汉，虽距离孔子时代已历一千五百年，但是吾们不觉他们是代表衰老了的文化的人物，而毋宁说是文化晨曦中的天真的孩子。他们生长于生活尚无保障的时代。中华民族受了孔子教化的洗礼虽经过了很长很长的时期，这个民族的生命好像倒并未达到成熟衰老的年龄，而享受着绵长的童年生活。
于是不免引起民族机构上绝大的一个有趣问题：倘把中华民族当做一个人种学上的实体，她所表现的特性，果真不像老年人而像童年时代，远未届达民族的成熟期乎？这一点，可以分几层说，中国在文化上是年老了，而种族的生命却是还年轻。这一个理论，现代人类学者间已有不少同持此说。葛雷菲士·泰勒（Griffith Tayler）因而把中国列入人类进化之最幼层，哈夫洛克·蔼理士（Havelock Ellis）亦指亚细亚人民为民族的近于婴孩之特性者，盖鉴于亚细亚人民犹保存由儿童淳朴天性所发生的柔顺、融和，而近于原始人民的本质，尚未达于特性的发展期。故“延长之童年”，似较为适宜之名词，若施以“幼稚性”“停止发展”“沉滞性”等名称，则易滋误解。
中国的文化沉滞是一个人仅观察外表而不明了内在生活所发生的错误概念。你只消想想近代中国瓷器的发达，它不是像西人所想象，以为是从孔子时代就发展而遗传下来的，却直至第十世纪，这种工艺才始萌芽，随后缓缓进步，迨十七世纪康熙乾隆年间，始达到完美之境地，这一个时期，离吾人不远，宛似犹在目前。漆器、印刷、绘画之进步，亦殊迟缓，但每一朝代，总能推进一步。大名鼎鼎的中国作风之绘画，产生迄今，亦未满千年，这是中国旧文化的晚近时期。在文学方面，你也只消看散文诗和奇情小说的发达之晚——《水浒传》与《西游记》应认作散文诗及奇情小说——它们的完成期，应在十四世纪后，距离孔子、老子之生卒年代几及两千年。
很可怪，中国古代未有散文诗，或许它们是遭了厄劫而散失了，竟未剩留一丝痕迹到现代。纪事诗至汉代始出现，且产品不多。戏曲发达于元代，时已十一世纪。幻想小说如《西游记》出于同时，那时中国人的理想受了佛教思想的刺激，像这样的小说，仅至第九世纪始行萌芽，发达成熟，犹为十四五世纪（明代）事。清初为小说发达之最盛时期，《红楼梦》即于此时出世，此书堪与《克拉丽莎》（Clarissa Harlowe）相匹敌，而适又为同时期的产品。假令中国文化生命在孔子后数世纪便繁荣而萎谢，如希腊天才之命运，则所能遗留给吾人者，恐只少量之德行格言及民间歌谣而已，安复有伟大的绘画、小说、建筑以光耀此世界的艺坛？这样的史实，闻之一若吾人所盼望者，不是像希腊与罗马之文化，在他们的年轻的黄金时代，发育成熟而达全盛期；而盼望民族的童年时代之延长，历数千年而后达于全盛期，那时或仍兴奋着以期精神上之进步。
第二节 中国人之德行
一 圆熟
德行“Character”是一个纯粹英国典型的词，除了英国以外，在他们的教育和人格的理想上把“德行”看得像中国那样着重之国家恐怕是很少很少。中国人的整个心灵好像被它所控占着，致使他们的全部哲学，直无暇以计及其他。全然避免离世绝俗的思想，不卷入宗教的夸耀的宣传，这种封建德行的中心理想，经由文学、戏剧、谚语势力的传导，穿透到最下层的农夫，使他有一种可凭借以资遵奉的人生哲理。不过英语Character一词，尚表现有力量、勇气、癖性的意义，有时更指当愤怒失望之际所现的抑郁；而中国文中的“德行”一语，使吾人浮现出一个性情温和而圆熟的人物的印象，他处于任何环境，能保持一颗镇定的心，清楚地了解自己，亦清楚地了解别人。
宋代理学家深信“心”具有控制感情的优越势力，并自负地断言，人苟能发明自己的本心并洞悉人生，则常能克胜不利之环境。《大学》为孔教的入门书籍，中国学童初入学，常自读此书始，它把“大学之道”定义为“在明明德”这样的意义，殆不可用英语来解释，只可以说是知识的培育发展而达于智慧的领悟。人生和人类天性的圆熟的领悟，常为中国德行的理想；而从这个领悟，又抽绎出其他美质，如和平、知足、镇静、忍耐这四种美质即所以显明中国人德行之特征。德行的力量实际即为心的力量，孔门学者作如是说：当一个人经过智育的训练而养成上述的德行，则吾们说，他的“德行”已经发育了。
往往此等德行的修进，得力于孔教的宿命论。宿命论乃和平与知足之源泉，适反乎一般所能置信者。一位美丽而有才干的姑娘，或欲反对不适合之婚姻，但倘值一个偶然的环境使她与未婚夫婿不期而遇，则可使她信以为这是天意欲牵合此一对配偶，她马上可以领悟她的命运而成为乐观知足之妻子，因为她的心目中，丈夫是命中注定的冤家，而中国有句俗语，叫做“前世的冤家，狭路相逢”。有了这样的理解，他们会相亲相爱，又时时会吵吵闹闹，扭作一团，打个不休，所谓欢喜冤家。因为他们相信顶上三尺有神明，而这神明却监临下界，有意使他们免不掉此等吵吵闹闹玩把戏。
吾们倘把中华民族加以检讨，而描绘出他们的民族德行，则可以举出下列种种特征：（一）为稳健；（二）为淳朴；（三）为爱好自然；（四）为忍耐；（五）为无可无不可；（六）为老猾俏皮；（七）为生殖力高；（八）为勤勉；（九）为俭约；（十）为爱好家庭生活；（十一）为和平；（十二）为知足；（十三）为幽默；（十四）为保守；并（十五）为好色。大体上，此等品性为任何民族都可能有的单纯而重要的品性。而上述所谓德行中之几项，实际乃为一种恶行，而非美德，另几项则为中性品质，它们是中华民族之弱点，同时亦为生存之力量。心智上稳健过当，常挫弱理想之力而减损幸福的发皇；和平可以转化为懦怯的恶行；忍耐也可以变成容纳罪恶的病态之宽容；保守主义有时可成为迟钝怠惰之别名，而多产对于民族为美德，对于个人则为缺点。
但上述一切性质都可以统括起来包容于“圆熟”一个名词里头。而此等品性是消极的品性，它们显露出一种静止而消极的力量，非是年轻的活跃与罗曼史的力量。它们所显露的文化品性好像是含有以支持力和容忍力为基础之特质，而没有进取和争胜精神的特质。因为这种文化，使每个人能在任何环境下觅取和平，当一个人富有妥协精神而自足于和平状态，他不会明了年轻人的热情于进取与革新具有何等意义。一个老大民族的古老文化，才知道人生的真价值，而不复虚劳以争取不可达到之目的。中国人把心的地位看得太高，致剥削了自己的希望与进取欲。他们无形中又有一条普遍的定律：幸福是不可以强求的，因是放弃了这个企望。中国常用语中有云“退一步着想”，故从无盲进的态度。
所谓圆熟，是一种特殊环境的产物。实际任何民族特性都有一有机的共通性，其性质可视其周围的社会、政治状况而不同，盖此共通性即为各个民族所特有的社会政治园地所培育而发荣者也。故“圆熟”之不期而然出产于中国之环境，一如各种不同品种的梨出产于其特殊适宜的土地。也有生长于美国的中国人，长大于完全不同的环境，他们就完全不具普通中国人之特性；他们的单纯的古怪鼻音，他们的粗率而有力的言语，可以冲散一个教职员会议。他们缺乏东方人所特具之优点：柔和的圆熟性。中国的大学生比之同年龄的美国青年来得成熟老成，因为初进美国大学一年级的中国青年，已不甚高兴玩足球、驾汽车了。他老早另有了别种成年人的嗜好和兴趣，大多数且已结过了婚，他们有了爱妻和家庭牵挂着他们的心，还有父母劳他们怀念，或许还要帮助几个堂兄弟求学。负担，使得人庄重严肃，而民族文化的传统观念亦足使他们的思想趋于稳健，早于生理上自然发展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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