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种幽默汉的滑稽性质结果削弱了中国人办事的严肃态度，上自最重大的政治改革运动，下至微末的葬狗典礼。中国人的丧葬仪式，其滑稽性足以雄视全球。中国人上中阶级所用的送葬仪仗就满储滑稽资料，你可以看见其中有街头流浪顽童排成行列，体肤污秽，而穿着绣花的彩袍，错杂伴随以新式乐队，大奏《前进！基督精兵》（Onward Christian Soldiers）。如此情形，常被欧美人引为口实，证明中国人的缺乏幽默。其实中国人的送葬仪仗正是中国幽默的十足标记，因为只有欧洲人才把送葬仪仗看得太郑重，太想使它庄严化。庄严的葬仪是中国人所难以想象的。欧洲人的错误是这个样儿：他们把自己先入为主的意识，演绎地断定葬仪应该是庄严的。葬仪宛如嫁娶，应该热闹，应该阔绰，可是怎样也没有理由说它必须庄严。庄严其实只配备于其夸张的服装里，其余的都是形式，而形式是趣剧。直到如今，著者犹不能辨别送葬和婚娶的仪仗二者之间有何区分，如非最后看见了棺材或者是花轿。
中国的幽默，观乎高度滑稽的送葬仪仗的表现，是存在于外表的形式，与现实的内容无关。一个人倘能赏识中国葬仪的幽默，大概已能读读或好好地翻译中国政治方案了。政治方案和政府宣言是存乎形式的，它们大概系由专门的职员来起草，专司起草职员系宏丽辞藻、堂皇语法的专业者，恰如贳器店之专备婚丧仪仗、灯彩行头以出租为业者，故有见识之中国人士便不当它一回事。倘若外国新闻记者先把送葬彩服的印象放在心上，则他大概不致再误解中国的一切方案宣言，而慢慢地放弃把中国当做不可理解的特异民族的念头了。
诸如此类之趣剧味的人生观和分辨形式与内容的公式，可以用千千万万不同的方法来表明。数年前，国民政府根据中央党部之建议，有一条命令禁止政府各部会在上海租界区内设立办事处，倘真欲实行这条命令，于各部长殊感不便，他们在上海置有公馆，又得敲碎许多人的饭碗。南京各部长既不公然反抗中央之命令，亦不呈请重行考虑，或老老实实申述其不便和不可实行之理由。没有一位专业的师爷，其智力技巧足以草拟此类呈文而适合于优良之形式。因为中国官吏定欲住居租界区域的这种欲望，即是不爱国。不意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想出一个巧妙别致的方法，就把驻沪办事处的招牌换了一块，叫做“贸易管理局”，每块招牌的花费只消二十大元，结果使得没有人敲破饭碗，也没有人失面子。这个玩意儿不但欢喜了各部长，抑且欢喜了颁发这条命令的南京中枢当局。吾们的南京各部长是大幽默家，梁山好汉之流亦然，军阀亦然，中国内战之幽默处，前面早已交代明白。
与此恰恰相对照，吾们可以把教会学校做例子，来指出西洋人之缺乏幽默。教会学校几年前碰到了一大尴尬，原来那时接到地方当局的命令，要他们办理登记立案手续，外加要取消圣经课程，还要在大礼堂中央悬挂中山遗像，每逢星期一则照例举行纪念周。中国当局殊不解教会学校何以不能遵守这些简单的条款，而教会学校方面亦殊想不出接受之道，于是乎双方陷入僵局。有几个教会团体曾有停办学校之意，某一个时机，什么事情都可以顺利解决了，只有一位头脑固执的西籍校长真是顽梗而诚实。他拒绝从他的学校章程上取消任何一句字句，那章程盖明定以推行教义为主要目的者，西籍校长意下颇欲直率地公开表明宗教课程确为办理学校之重要使命，故迄至今日，某一所教会学校一直未尝登记。这事情真不好办。其实教会学校只要模仿南京各部长的智慧来遵守一切官厅训令：悬挂一张中山遗像，其余的一切便可算作按照中国式而进行的了。不过恕我无礼，这样办理的学校，将为天晓得学校。
中国人的趣剧的人生观便是如此这般。中国日常语言里头便充满了把人生当做戏剧的比喻。如官吏的就职卸任，中国人称之为“上台”“下台”；而人有挟其夸张之计划以来者，谓之“唱高调”。吾们实实在在把人生看做戏剧。而此等戏剧表现之配吾人之胃口者常为喜剧，此喜剧或为新宪法草案，或为民权法，或为禁烟局，或为编遣会议。吾们常能愉悦而享受之，但我希望我国人民有一天总得稍为严肃一些才好。幽默，驾乎各物之上，正在毁灭中华民族，中国人所发的欣悦的狂笑，未免太过分了。因为这又是俏皮的大笑，只消跟它的气息一触，每朵热情而理想的花，无不立遭枯萎而消逝了！
八 保守性
每一个中国人，即从其外表上看来，未有全然不带保守之色彩者。保守就其字义本身而言，非为玷辱之词。保守性不过为一种自大的形象，基于现状之满足的感觉者。因为人类之足引以自傲者总是极为稀少，而这个世界上所能予人生以满足者亦属罕有。保守性是以实为一种内在的丰富之表征，是一种值得羡妒的恩赐物。
中华民族是天生的堂堂大族——恕我夸大，倘把中华民族的历史作一番全盘的检讨，除掉最近百年来的屈辱，你当首肯斯言。虽在政治上他们有时不免于屈辱，但是文化上他们是广大的人类文明的中心，实为不辩自明之事实。——唯一之文化劲敌代表另一种不同的观点者是印度的佛教，至于佛教教义，忠实的儒者常嗤之以鼻。因为儒学家常无限地引孔子以自傲，既夸耀于孔子，即夸耀于其民族，夸耀中国人之能以道德的素质理解人生，夸耀其认识人类天性的知识，夸耀其解决了伦理与政治关系之人生问题。
他的态度是相当正确的。因为孔教不独寻求人生的意义，抑且解答了这个问题，使人民以获得人类生存的真意义而感到满足。这个解答是确定而清楚的，而且条理分明。故人民不需再推究未来的人生，亦无意更改现存的这个人生，当一个人觉察他所获得的既有效而且为真理，天然变成保守者了。孔教徒除了自己的社会以外，未见及别种人生的范型，认为为人之道，没有第二种范型的可能。故西方人也能有组织完善的社会生活，伦敦警察于孔氏敬老之道一无所知而竟能扶持老妇人跨过热闹街道，此等事实叫中国人听来，多少未免吃惊。
当他察觉西方人具有一切孔教所含蕴之德行：智、仁、勇、信、礼、义、廉、耻，并且孔老夫子本人亦将赞许伦敦警察之义行，民族自尊心未免深深地动摇起来了。有许多事情使中国人老大不悦意，使他们震惊，使他们生鲁莽粗野之感，如夫妻俩挽着膀子同行街市，父亲和女儿互抱接吻，银幕上又是接吻，舞台上又是接吻，车站月台上又是接吻，什么地方都是接吻。此等举动使他确信中国文明诚为万邦轩冕，无与伦比。但是另外有种种事情，像普通平民都能识字，妇女而能写信，普遍的爱尚清洁（这一点他认为是中世纪的遗传而非为十九世纪新发明），学生的敬爱师长，英国小孩对答长辈之“是了，先生”的随口而出，诸如此类，俱堪无穷之玩味。再加以优良之公路、铁道、汽船、精美的皮靴、巴黎香水、雪白可爱的儿童、奇妙的爱克斯光、摄影机、照相、德律风和其他一切之一切，把中国人固有之自尊心打成粉碎。
受着治外法权的庇护，西欧人慷慨博施的皮靴之对中国苦力而没有法律之救济，使中国人自尊心之丧失更进而变为本能的畏外心理。天朝之尊贵，靡有孑遗。外国商人为预防中国之可能的进攻租界而所取的种种骚动的措施，实为他们的胆略和对于现代中国认识不足之铁证。反抗西洋人之皮靴及其自由使用于中国苦力身上，确常含有相当内在的愤怒。但倘外国人因此就认为中国人将总有一天会暴露其愤怒而还飨外人以较次等之皮靴，则属大误。倘使他们真暴露其愤怒，那不是道地的中国人，那是基督教徒，坦白地说，崇拜欧洲人而畏惧他们的侵略行为，现在正是广泛而普遍的心理。
有许多这样的冲动一定曾经引起了过激主义，结果产生了“中华民国”。没有人相信中国会变成民主国家。这种变动太广大，太雄伟，没有人敢担当这个责任，除非是呆子，否则是鼓吹出来的人物。那好像用彩虹来造一架通天桥，而欲步行其上。但是一九一一年的中国革命家真给鼓吹出来了。自从一八九五年甲午战争失败以后，革新中国的宣传运动极为活跃，当时有两派人物，一派系君主立宪主义者，主张维持君主而革新并限制其君权；一派则为民主革命主义者，主张建立民主共和国。前者为右翼，后者为左翼。左翼以孙中山先生为领袖，右翼则由康有为及其弟子梁启超主持。梁启超后来脱离了他的恩师而向左转了。这两个固执的党派在日本笔战了好久，可是这问题终究给解决了，不是双方辩论的结局，而是清廷之不可救药，与民族自觉之本能的抬头之结果。一九一一年的政治革命之后，紧随以一九一六年的文学革命，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由胡适所倡导，风靡一时。
第三节 中国人的心灵
一 智慧
前面一章所述中国人之德行倘能获得一共通的结论，则应为“心灵战胜物质环境的优越”。这样说法，其意义非一。不仅谓能引用人类的智慧改变充满痛苦惨愁的世界，使转化为适合人类住居的场所，它也指出一种轻视体质上的兴奋与力量之意义。孔子老早把子路训斥过一番，说他粗鲁。吾想他一定会嘉许琴妮·泰奈（Gene Tunney）之辈，能与文人学士相周旋，而彬彬有礼，不失君子之风。孟子也曾区别过用智与用力二者之不同，而毫不迟疑地以智力位于劳力之上，他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因为中国人从无平等之胡说，而尊敬知识阶级殆已成为中国文明之出类拔萃的特性。
这尊重学问的意义又与西方通常的解释略有不同。因为像许多中国学者终身孜孜不倦以专注于其笼统的所谓学问，欧美学者像几位大学教授乃聚精会神以研究某一特殊的专门科目，其治学精神有时几等于病态的矜夸与职业的嫉妒，故所予人之印象远较为深刻。中国人之尊敬学者，基于另一不同之概念，因为他们尊敬学者的那种学问能增进其切合实用之智慧，增进其了解世故之常识，增进其临生死大节严重关头之判断力，这一种学者所受的尊敬至少在学理上是从真实的价值得来的。无论地方的或国家的纠纷，人民都盼望饱学先生下一个冷静的判断，盼望他放出眼光远大的观察，盼望他在一个关系复杂的行动和决议上获得较清楚之悟解，因之视为天然的指导和领袖；而真实的领袖亦即由于心理上的领袖而孕育成了，因为大多数普通群众之目不识丁，维持领袖地位本非难事，有时只消讲几句成语，令不识字者听之一知半解，或引用一些历史上的古训，一般人民只能从戏台上略窥一二的也就够了。引证史实常能解决争论，这是出于民族特性。因为中国人之思考是具体的类比的，此观念多少能把当前的情形纳入一般人民所能全体了解的范型。
著者前面说过，中华民族受了过分聪明的累，像表现于他们的老猾俏皮，表现于他们的冷淡无是非心，表现于他们的和平性格者，此等性格已跟懦怯相差无几。大概聪明有理性的人都是懦夫，因为聪明理性的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倘使吾们能澄清思虑观察一下，一个人倘把脑袋向前奔撞，鼓其如发了酒疯的锐气以期迎击一颗铅弹而准备为新闻纸所激动的原因牺牲，这样的行为当然再愚笨没有了。倘他能用他的脑筋读一读新闻纸，他不会冲头阵，倘他能善自约束，少喝一杯烧酒而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他将理智地畏缩起来。上一次世界大战告诉吾辈许多仁慈之君子，平时在大学中称一时俊彦，及大战爆发他们所忍受的心灵上的痛苦，非一般壮健而浅智者之流所能想见其万一。故私逃兵役为一个人对本人尽职之德行，这不是一个新兵的感觉，而是当了四年军役的士兵才有此感悟，这实在是开放于理性的诚实人面前的唯一明哲之道。
但是中华民族之一般的智力，在懦怯以外，亦有别种材料可用以表明。中国留学欧美之大学生多能在文学方面显其优异，著者觉得这不能认为出于拣选方法的关系。盖中国人之“心”在国内久已熟习于文学之探讨。日本人曾讥讽地予中国人以“文学国家”之雅号，盖并未说错。随手举一例子，便是现下流行杂志之大量生产，随时随地都可以产生一本杂志，只要有三四友人合作经营，不难吸收无数之著作家，名作如林，纷至沓来，直可使编辑先生头为之晕，目为之眩。昔日之科举制度，亦为一种灵才之考试，故中国人盖已久经琢磨于辞藻之美的使用法与机灵之文学特性，而诗的培养尤足训练他们养成优越的文学表现技巧和审美能力。中国的绘画已达到西洋所未逮的艺术程度，书法则沿着独自的路径而徐进，达到吾所信为韵律美上变化精工之最高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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