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前灯前，做不得洞房花烛，香案积厨做不得玳筵东阁；钟鼓楼做不得望夫台，草蒲团做不得芙蓉软褥。奴本是女娇娥，又不是男儿汉，为何腰系黄绦，身穿直缀，见人家夫妻们洒乐，一对对着锦衣罗。阿呀，天呵！不由人心热如火，不由人心热如火。
今日师父师兄多不在庵，不免逃下山去，倘有机缘亦未可知。
奴把袈裟扯破，埋了藏经，弃了木鱼，丢了铙钵。学不得罗刹女去降魔，学不得南海水月观音座，夜深沉，独自卧；起来时，独自坐。有谁人孤栖似我，似这等削发缘何？恨只恨说谎的僧和尼，哪里有天下园林树木佛，哪里有枝枝叶叶光明佛，哪里有江湖两岸流沙佛，哪里有八万四千弥陀佛。从今去把钟楼佛殿远离却，下山去寻一个年少哥哥，凭他打我骂我，说我笑我，一心不愿成佛，不念弥陀般若波罗。
好了，且喜被我逃下山来了。
佛教一方面固镇压了僧尼的情欲，另一方面替一般在俗的善男信女开辟了一条情感上的出路。第一点，它使得妇女们的礼教束缚不似前此之严密而较为可耐。妇人之常喜光顾庙宇，其心比之男性为热切，盖即出于天然的情感上之需要，俾领略领略户外生活；而妇女常多立愿出家，未始非出于此同样动机。因此每月朔望或胜时佳节，姑娘太太们在深闺里十几天前就在焦急地巴望着了。
第二点，每年春季的香讯，才给予消瘦的浪游欲者以适宜之出路。此香讯大抵在每年的仲春，适当耶稣复活节前后。倘有不能作远距离旅行者，至少可以在清明日到亲友坟上去痛哭一场，同样可获得情感上的出路之效果。凡环境许可的人，可以穿一双芒鞋，或坐一顶藤轿，到名山古刹去朝拜一番。有许多厦门人，每年春季，至今一定要坐着手摇船，远远地经过五百里路程，到浙江宁波沿海的普陀去进香。在北方则每年上妙峰山作朝山旅行是流行习俗，几千几万的香客，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背一只黄袋，曳一根手杖，蜿蜒前进，夜以继日，巴巴地去参拜圣寺。他们之间，流露着一种欢愉的神情，一如乔叟（Chaucer）当时，一路上谈谈山海经，宛与乔叟所写的故事相仿佛。
第三点，他给予中国人以欣赏山景的机会，因而大多数寺院都建筑于高山美景之处。这是中国人度着日常乏味生活之后的一乐。他们到了目的地，则寄寓于清雅的客舍，啜清茶，与和尚闲谈。这些和尚是文雅的清谈家，他们款待香客以丰盛的素斋而收获可观的报酬于银柜。香客乃挟其饱满的新鲜精力，重返其日常工作，谁能否认佛教在中国人生机构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呢？
下部 生活
导言
通览前篇之所述，吾人可得一中华民族之精神的与伦理的素质之鸟瞰，同时并领略其人民之一般的人生理想，人生理想也者，谓为左右人民生活的基本范型之一大原动力，殆非过夸之词。然吾人于中国人民生活之实际情况——其两性关系，其社会的、政治的、文学的、艺术的各方面，尚待续予探讨，概括言之，下篇所讨论之范围，将包含妇女问题、社会问题暨文学与艺术各端。最后一章，并殿以专论中国人民的生活艺术之文字，此所谓生活艺术，为中国人民素所怀服而习行者。此等材料，又可分归两大部类，妇女、社会、政治三者，天然具有互为连锁之关系；盖了解了妇女生活和家庭的情况，你将联想地理会得中国人民之社会生活，而真切地了解了中国人民的社会生活，始可理解中国政治与司法的行政机构之内情。这些有形而显著的人民生活景象又自然而然导引至研究文化上较为微妙而不甚显著的问题，特殊若艺术园地，它的观察的眼界与发展的历史盖完全不同于西洋而为中国所独有者。中国文化为世界数种纯粹固有文化之一，故与西洋文化一加比较，可发现许多饶有兴味之特点。
文化也者，盖为闲暇之产物，而中国人固富有闲暇，富有三千年长期之闲暇以发展其文化。在此长长三千年中，他们固饶有闲暇时间以清坐而喝香茗，悄然冷眼地观察人生；茶坊雅座，便是纵谈天地古今之所，捧着一把茶壶，他们把人生煎熬到最本质的精髓，他们还有许多闲暇时间来谈论列祖列宗，深思熟虑前代俊彦之功业，批评他们的文艺体裁和生活风度之变迁，参照历史上之因果，借期理解当代人生的意义。由于这样的闲谈熟虑，历史的意义乃始见伟大，它被称为人生之“镜台”，它反映出人类生活的经验，俾资现代人民之借鉴，它好像汇合的川河，不可阻遏，不尽长流。史籍的写作因以成为最庄严重要的一种文学，而诗的写作成为最高尚最优美的抒情的手段。
每当酒香茶热，炉烟袅袅，泉水潺潺，则中国人的心头，将感到莫名的欣悦；而每间隔五百年或当习俗变迁，新势力笼罩之下，他们的创造天才将备感活跃，或在诗歌的韵律方面，或在瓷器的改良方面，或在园艺的技术上，常有一种新的发明，民族的生命乃复继续蠕动而前进。他们常喜悬拟所谓永生不灭的一种幻想，虽只当它是永远不可知，永远是揣测的一个哑谜，却不妨半真半假，出以游戏三昧的精神，信口闲谈闲聊。用同样的态度，他们揣测着自然界的神秘：雷霆、风雪、闪电、冰雹，以及人体机构之作用，如涎液与饥饿之关系。他们不用试验管和解剖刀。他们有时觉得世间一切可知的知识都给自己的祖宗发掘穷尽了，人类哲理的最后一字已经道出，而书法艺术的最后风韵，已经发明。
职是之故，他们终生营营，着重于谋生存，过于谋改进。他们耐着无穷痛苦，熬着倦眼欲睡的清宵，所为者，乃专以替自私的庭园花草设计，或则精研烹调鱼翅之法，五味既调，乃出以波斯不可知论诗人欧玛尔·海亚姆（Omar Khayyam）同等之特别风味而咀嚼之。如是，他们在生活艺术之宫既已升堂入室，而艺术与人生合而为一。他们终能戴上中国文化的皇冕——生活的艺术——这是一切人类智慧的终点。
第五节 妇女生活
一 女性之从属地位
中国人之轻视女性的地位，一若出自天性。他们从未给予妇女以应得之权利，自古已然。阴阳二元的基本观念，始出于《易经》，此书为中国上古典籍之一，后经孔子为之润饰而流传于后世者。
尊敬妇女、爱护女性，本为上古蛮荒时代图顿民族之特性，这种特性在中国早期历史上，付之阙如。即如《诗经》所收“国风”时代的歌谣中，已有男女不平等待遇之发现，因为《诗经·小雅》上记载得很明白：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栽弄之瓦。无非无仪，惟酒食是议，无父母始诒。（这首歌谣的年代至少早于孔子数百年）但彼时妇女尚未降至臣属地位，束缚妇女之思想，实肇端于文明发达之后。妇女被束缚的程度，实随着孔子学说之进展而与日俱深。
原始社会制度本来是母系社会，这一点颇值得吾人的注意，因为这种精神的遗痕，至今犹留存于中国的妇女中。中国妇女在其体质上，一般地说，是优于男性的，故虽在孔教家庭中，吾人仍可见妇女操权的事实。这种妇女操权的痕迹，在周代已可明见，盖彼时一般人之族性，系取自妇人之名字，而个人之名字系所以表明其出生之地点或所居之官职者。通观《诗经》中所收之“国风”，吾人殊未见女人有任何退让隐避之痕迹。女子选择匹偶之自由，如今日犹通行于广西南部生番社会者，古时亦必极为流行，这种方法是天真而自由的，《诗经·郑风》上说：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
子不我思，岂无他人。
狂童之狂也且！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
子不我思，岂无他士。
狂童之狂也且！
这首诗的意思，表现得何等活泼，何等坦直而明显。《诗经》中还有许多女子偕恋人私奔的例证，婚姻制度当时并未成为女性的严重束缚若后代然者。两性关系在孔子时代其情景大类罗马衰落时期，尤以上层阶级之风气为然。人伦的悖乱，如儿子与后母的私通，公公与媳妇的和奸，自己的夫人送嫁给邻国的国王，佯托替儿子娶媳妇之名而自行强占，以及卿相与王后通奸，种种放荡卑污行为，见之《左传》之记载，不一而足。女人，在中国永远是实际上操有权力的，在那时尤为得势，魏国的王后甚至可令魏王尽召国内的美男子，聚之宫中。离婚又至为轻易，而离婚者不禁重嫁娶。妇女贞操的崇拜，并未变成男子的固定理想。
后来孔教学说出世，始萌女性须行蛰伏的意识；隔别男女两性的所谓礼教乃为孔门信徒所迅速地推行，其限制之严，甚至使已嫁姊妹不得与兄弟同桌而食。这种限制，载于《礼记》。《礼记》上所明定的种种仪式，实际上究能奉行至若何程度，殊未易言，从孔氏学说之整个社会哲学观之，此隐隔女性的意义，固易于了解。孔氏学说竭力主张严格判别尊卑的社会。它主张服从，主张承认家庭权力等于国家政治上的权力，主张男子治外女子治内的分工合作，它鼓励温柔的女性型的妇女。不消说自必教导这样的妇德像娴静、从顺、温雅、清洁、勤俭以及烹饪缝纫的专精，尊敬丈夫之父母，友爱丈夫之兄弟，对待丈夫的朋友之彬彬有礼，以及其他从男子的观点上认为必要的德行。这样的道德上的训诫既没有过甚的错误，更由于经济地位的依赖性与其爱好社会习俗的特性，女子遂予以同意而接受此等教训。或许女人的原意，是想做好人，或许她们的本意初在取悦于男子。
儒家学者觉得这种分别对于社会的和谐上是必要的，他们的这种见解也许很相近于真理。在另一方面，他们也给予为妻子者以与丈夫平等的身份，不过比较上其地位略形逊色，但仍不失为平等的内助。有如道教象征阴阳之二仪，彼此互为补充。在家庭中，它所给予为母亲者之地位，亦颇崇高。依孔教精神的最精确的见解，男女的分别，并不能解作从属关系，却适为两性关系的调整而使之和谐，那些善于驾驭丈夫的女人倒觉得男女这样的分配法，适为女子操权的最犀利的武器；而那些无力驾驭丈夫的女人，则懦弱不足以提出男女平权的要求。
这是孔教学说在未受后代男性学者影响以前对待妇女及其社会地位之态度。它并未有像后世学者态度的那种怪癖而自私的观念，但其女性低劣的基本意识却是种下了根苗。有一劣迹昭彰的例子可引为证明，即丈夫为妻子服丧只消一年，而妻子为丈夫服丧却要三年。又似通常子女为父母服丧为三年，至已嫁女子倘其公公（丈夫的父亲）犹健在，则为生身父母服丧只一年。典型的妇女德行如服从、贞节，经汉代刘向著为定则，使成为一种女性伦理的近乎不易的法典。此伦理观念与男子的伦理大不相同。至若《女诫》的女著作家班昭竭力辩护女子的三从四德。所谓三从，即女子未嫁从父，已嫁从夫，夫死从子。最后一条，当然始终未能实行，盖缘孔教的家庭制度中，母性身份颇为高贵也。当汉代之际，妇女为殉贞节而死，已受建立牌坊或官府表题之褒扬，但妇女仍能再嫁，不受限制。
倘欲追寻寡妇守节这一种学理的发展过程，常致陷于过分重视经典学说的弊病。因为中国人总是实事求是的人民，对于学理，不难一笑置之。因而实践常较学理为落后，直至清朝时代，守节的妇德盖犹为仅所期望于士绅之家，意在博取褒扬，非可责之普通庶民之族。即在唐代，古文作家韩愈的女儿，且曾再嫁。唐代公主中，有二十三位再嫁，另有四位公主且三度做新嫁娘。不过这种传统观念早在汉代已经萌芽，经过数百年孕育传播，此早期传统观念终致渐见有力，即男子可以续弦，而女子不可再嫁。
后乎此，又来了宋代理学家，他们注定妇女必须过那掩藏的生活，而使妇女的再嫁成为犯罪行为。崇拜贞节——这是理学家在妇女界中竭力鼓吹的——变成心理上的固定的理想，妇女因此须负社会道德上的责任，而男子则对此享着免杀的特权。妇女更须负责以保全名誉而提高品格。这一点，男人家也常热烈予以赞美，盖至此其主眼已从寻常家庭妇德移转于女性的英雄主义与节烈的牺牲精神。早如第九世纪，已有一寡妇深受儒家学者的颂扬，因为她正当文君新寡，当她在陪护丈夫灵枢回籍途中，投宿旅舍，那个旅舍主人见色起意，拉了拉她的臂膀。她认为这条臂膀受了玷污，咬紧牙关把它割掉。这样，受到社会上热烈的赞美。又如元代，另有一个寡妇盛受奖许，因为她在病中拒绝裸显其患有溃疮的乳峰于医生，而英勇地不治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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