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大师林语堂作品典藏版-吾国与吾民(17年湖南文艺版)(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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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确,中国文字当秦始皇焚书坑儒之际,发生过重大变革,至今研究孔氏学说的学者,分成两大营垒:其一信仰“古文”的经书本子,所谓古文据说是砌藏于孔氏居宅壁间,得免燔灼,而经后来坏壁发现的原本;别一派信仰“今文”书本,这是年老儒生口授传诵而笔录下来的,这些老儒生系将经书熟记,幸免于暴秦的厄运者。但从此以后(前213年)屡有写作,在形式上有比较不甚重要之改进,此等写作对于孔氏经书之深入中国人心之催眠作用,有很大贡献。凡符合于孔氏经书早期写本者,亦符合于全部文学的传统,继汉代以后者尤然。一个中国学生,凡能诵读百年以前之著作者,即能由此训练诵读第十三世纪、第十世纪甚至第二世纪的著作,亦犹现代艺术家之欣赏维纳斯、欣赏罗丹之作品同样容易。倘令古代学术不能若是易于了解,那古典文学之传统势力还会这样雄大,而中国人的心理还会这么保守吗?怕未见得。

    但使用此象形文字,一方面有助于固定不变的文言之产生,致与口语判离而使寻常学子几难于通畅。至于发声组合的字体,天然将依随现行语言的变迁与惯用语法。书写的语言如其不甚依赖发声,在惯用语与文法方面,获得较大之自由。它不消遵守任何口语的法则,它有它自己的结构法则和大量的惯用语,系自历代著作收集而来的文学成语。如此,它乃产生一种独立的实体,多少是服从文学范型的。

    随时代之进展,此文学语言与当代通行语言间之差别,愈来愈巨,直至今日,学习古代语言,从心理上感到之艰难,几等于学习外国语言。普通句段结构之法则,书写的文言与口说的白话是不同的,是以你不能仅把古文字眼填入现行字的地位便可算写成一篇古文了。例如一个简单的连语“三两银子”,在文言中却要变更造句法,写成“银三两”;又似现行语中说“吾从未见过”,古文中的惯用语为“余未之见也”。此目的格的一字,经常置于动词之前,倘其动词为否定格的时候。现代中国学生是以常易犯语风上的错误,有如英国学生在学习法语时之说Je voisvous,恰等于学习外国语言。在一个人真能写确实流利的古文以前(至少需十年),需要范围广泛地使用法之熟习,是以练习之时,经常累月地背诵古代杰作亦为免不了的手续。又恰如很少有人真能畅通外国语言一样,也就很少中国文人真能写确实流利的古文。实际上,中国今日仅不过三四人能写流利的周代经典式的古文。吾们大部分乃不得不苦苦忍耐这种书本上的语言,此在外国人固非难于治理的。这书本上的语言且又缺乏语言本身的真意味。

    使用中国的象形文字,使脱离语言真意味的文字得以逐渐发展,文字的与发声原则分离而独立,加速它的单音组合的性质。而且事实上口语中的二连音的字眼,仍可以用单音文字来代表,因为文字本身由其组合作用已使意义表显得很清楚。例如吾们在口语中需要一个二连音“老虎”以资在听觉上辨别与其他读“虎”字音的字眼相混淆,但在书写文字中就用一个虎字已够了。文言是以较之白话更见倾向于单音,因为它的基本是在视觉上,而非在听觉上。

    从此极端的单音主义乃发展一种极端简洁的格调,这种格调不能用口语来模仿而获免不可理解的危险的,而此格调亦即为中国文学之特性的美点。如是吾人乃创造一种韵律,恰恰每七字一行,可以包括大致似英文无韵诗的两行那么多字的意义。这种技巧在英文中是不可想象的,在其他别种语言中亦是不可想象的。不论在散文或诗词中,此用字之经济,产生一种风格,其间每一个字每一个音节,其韵调经重衡量务须达到“恰到好处”之程度,而往往负担过分之意义。如那些丝毫不苟的诗人,一字一音莫不细予斟酌。是以此爽利的体裁之真实的练达,实即选用字面之极端老练。由此兴起一种用字矜饰的文学传统,它后来变成社会的传统观念而最终成为中国人的心智之习惯。

    文学技巧上的困难,限制了中国识字教育的普遍,识字教育本无须乎推敲修饰的。此识字的限制又转而变更中国社会的全部组织,改易了中国文化的全部容貌。有些人有时真会发生疑问:倘中国人民的语言是一种活用变化的语言,因而使用字母排列的文字,则他们是否将这样驯良从顺,这样尊敬其长上?我有时而感觉到倘中国人能设法在语言中保留较多殿末或起首的辅音字,不但他们将根本摇动孔子的权威,复很可能地早就击碎了传统的政治结构。赖于知识的普遍,经过数千年的闲暇,将进研其他学术而徐徐超越文学之技巧,说不定也能给予世界以较多之发明如印刷火药之类,并影响地球上人类文化的历史了。

    三 学术

    前面曾述及非经典文学或意象的文学,多属于一般不显著的或无名作家的作品。他们打破了经典传统,他们的作品是从自己的内心的喜悦情绪写出来的,写作的动机,单纯为创造的嗜好。易辞以言之,这些作品在西洋意识中,是富创造性的优美文学。不过在吾人将述及此等小说戏剧之前,似宜先行检讨经典文学的内容,中国学术的品质,并那班知识阶级的生活和修养。他们安坐而食,受人民之供养,虽推进了相当道德教训,然毫无创造。此辈学者写了些什么?什么是他们的智力工作?

    中国是学人的领域,学人便是统治阶级,至少当承平之世,人民之崇拜读书人身份的心理常被孜孜不倦地培育着。此学人身份的崇拜,形成一种普遍的迷信形式,有字纸不许随意抛掷,并不许用于不敬的用途,常有专职的人四处收集,聚而燔之于庙宇或学校中。至战乱之世,则此故事稍为变更,因为军人往往闯进学者的居屋,或将古版珍本付之一炬或用以拭鼻,或则连屋子一股脑儿纵火了事。但是这个国家的文学活动力至为雄大,军人焚书尤踊跃,书籍之收藏量尤巨。

    当时,约当公元六百年,皇家收藏之书籍已达三十七万册。及唐代,皇家之收藏者,计二十万零八千册。一〇〇五年,当北宋中叶,第一部百科全书——包括各类书籍一千册——告成。后之有御纂丛书《永乐大典》之出世。此书收集精选古代珍本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分装一万一千九百九十五册,为明初永乐皇帝(1403—1424)所主持编纂。清时,乾隆皇帝所颁最具有大政治家风度之法令为彻底审查现存未毁之书籍,其表面之目的为保存典籍,但其同等重要之目的则在毁灭那些不满异族统治的著作;及其完成,收集保存本来面目之著作三万六千二百七十五册,分成七部,即著名之《四库全书》。但乾隆皇帝同时又完成另一功业,他下令销毁全部或一部分之书籍凡两千种,兴文字之狱二十余起,其著作人或以革职,或以监禁,或以流配,或处死刑,有时还得毁灭著作人的祖祠而将家眷充作官奴婢——这一切罪戾,都可由误用一字而起。《永乐大典》与《四库全书》,卷帙浩繁,代表依据正统派标准认为值得保存的著作之选集。有许多著作仅在书目提要中予以简短的褒誉之介绍,其本书却不收入《四库全书》俾永传不朽。真实具有创作价值的著作像《水浒传》《红楼梦》当然不蒙选入,虽《四库全书》中仍包括不少笔记,写些零星琐事,自历史考证以至雅茶名泉、神狐水怪、贞节嫠妇之记述。此等笔墨,均为中国学人之兴会所寄者。

    然则此等书籍,所写者为何事?试一检阅由《四库全书》流传下来的正统派的图书分类编目法,极有兴味。中国书籍被分成四大部类:(甲)经、(乙)史、(丙)子、(丁)集。经部包括经籍和经籍注释书,此类工作曾耗费极大部分中国学人的光阴。史部包括历代通史、专史、传记、杂录、地理(包括游记、乡土志、名山志)、文官考试制度、法典、律令、书目提要和历史批评。子部名称之由来,本系采自周代诸子,但其内容却包括了中国的一切专门技术与科学(有如西洋大学中之哲学院),其中有军事学、农艺、占星术、天文学、巫术、卜筮、命相、拳击、书法、绘画、音乐、房屋装饰、烹饪、本草、生物学、儒家哲学、佛学、道家的参考书籍和无数上述之笔记,包含些杂乱无章的奇谈野乘,海阔天空,不可分类,凡宇宙间之现象都有记载,而尤多鬼怪神仙之说。各大书局亦有将小说归入子部者。集部亦可称为文学部,因为它包括学者的著述、文学批评和诗词戏曲的专集。

    所谓科学之著述,试一审其内容,则觉其内质不如外表之动人。实际上,中国并无所谓专门的科学,除了经籍训诂与历史考证。这其实不过为科学的一分支,它供给埋头苦干者以研究园地。天文学,除了一部分天主教学者的著作,很相近于占星术,而动物学植物学很近似烹调术,因为许多动物果蔬是可食的。医学常处于卜占星相之列,所谓医卜星相。心理学、社会学、工程学、政治经济学都错杂包含于笔记中。有些作家的作品,得列入子部的本草动物学类或史部的杂记类,乃他们的笔记显出较明显之专门特性,而受优越的待遇。但除了特殊超越的几部著作外,其精神与技术在根本上与集部所收的笔记并无多大区分。

    中国学者的发抒其特殊天才,简括地分循三条路线:考究、举子业和经籍意识的文学。吾们可以依此把中国读书人分成三个典型:学者、破靴党、文学家。学者的训练和准备应试科举的训练是极不同的,是以早年须于二者之间加以抉择。有些举人——第二级官缺候补资格——竟至终身未读过《公羊传》(十三经之一),也有许多渊博的学者终身不能写一篇八股文应科举考试。

    但中国老学究的精神是大可敬佩的。学究之最优秀者,具有欧洲科学家的精神,具有同样治学的毅力,献身学问不辞辛苦,然他们往往缺乏专门的科学方法,他们的著作缺乏西洋明晰的文体与确凿有力的理论。因为中国古来学术需要无限的艰苦,异常的博识,与几乎超人的记忆力,致使学者须穷其毕生之力以研习之,有几个学者竟能背诵卷帙浩繁的司马迁《史记》,自始至终,鲜有脱误。因为缺乏索引的工作,学者得一切仰赖记忆的积累。实际容易揭明出处的知识在任何百科全书中可能找到者,常被轻视,而优秀学者是不需要任何百科全书的,吾们固有许多鲜皮活肉的活动百科全书。临到探本溯源欲有所引证时,在昔时长闲的生活中,固满不在乎出于一时之记忆,抑或费全日工夫始寻获者。英国贵族常费其终日以纵犬猎狐,乐此不厌;而中国学者之兴奋失望于钻研考究,其情绪几与之相同。用此孜孜不倦的精神,巨大著作常由一人单独完成。如马端临的《文献通考》、郑樵的《通志》、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清初,一代大师顾炎武,当其考究文化地理之时,常载书籍三车,随以周游四方,随时寻获与向说不符之实质证据,或从父老口中获得矛盾相反之故事——它的论据材料即多自此辈父老口中收集者——他将马上在书上加以校正。

    这样的知识之探索,在精神上无异于欧美科学家的工作。中国学术中有某些范围适于艰苦工作与有条理训练的研究。这些学业可以下述数种为例,如中国文字之进化(说文),中国声韵之历史,古籍之校正,散佚古书之整理,古代仪礼、习俗、建筑装饰之研究,经籍中所见鸟兽鱼虫名目之分类,铜器石刻甲骨文之研究,元史中异族名字之考究。其他依个别的癖爱,研究古代非儒家诸子哲学、元剧易经、宋儒哲学(理学)、中国绘画史、古泉币、回蒙语言等。大体盖依赖其所受业之业师与当代专门研究风尚定。清朝中叶,值中国考据学艺达全盛期,收集于《皇清经解》与《续皇清经解》之著述达四百种,凡一千余册,包括各种极度专门化之学术论文,在本质与精神上极类似现代大学之博士论文。不过其学术较为成熟,而著述经过时期较为长久。据著者所知,其中有一部著作,经过三十年之著述期。

    四 学府制度

    但是真有价值的科学家,为数至为稀少,其情形恐为中国与欧美彼此相同也。不过吾们有许许多多士大夫阶级的文人如举人进士之类,为数之多,不亚于美国哲学博士。此辈在名利场中争取头衔,一以为衣食计,一以抬高社会上之身份地位。或许中国的举人,比之美国的哲学博士,蠹害社会,为祸尤深。他们都得经过一度严格考试,故须赖其平庸之智力,下一番苦功。他们都想猎取一种目的,纯粹商业性的目的,他们所受的那种专应考试程式的教育,全部无所适用于任何工作,只有挟着书本子贩卖其常识而已。

    中国的哲学博士相公们,都挟有显明的官僚资格。其中也有真实才干的人才,他们的摭拾功名除了兴会与易取以外,无其他尘世上的理由可言,他们常能攀登很高的名位直到考试最后阶段的殿试而成为进士或翰林,此辈或外放为知县或留京为京官。不过士子的大多数常沉滞于初级考试阶段或中级考试阶段,称为秀才(约等于B.A.)或举人(约等于M.A.),更大多数的连秀才资格还赶不上则称为诸生,即为生员之意。全国有许许多多这样的生员受地方官府的廪食,成为群集四乡的变相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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