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时随地吾们尽力以摄取天然的神韵，模拟它的不规律的线条。其精神存在于一切意匠的背后者仍为书法的精灵思想的精神，吾们打破窗框子直线的单调，系用竹形的绿色釉彩瓦管来装饰。吾们甚至敢用圆形的、椭圆形的以及花瓶形的门槛子以打破墙壁直线的单调。吾们的窗框子之形式，多如什锦饼干的花样，也有做芭蕉叶形的，也有做桃形的，也有做双叠西瓜形的，也有做扇形的。李笠翁是诗人、剧作家，又为享乐主义者，他为竭力提倡镶镂窗栏及女墙隔屏者。窗的骨架通常是直线的，沿着这个骨架，李笠翁介绍一种雕镂小格的镶嵌方法，使其姿态生动。这个方法也应用于隔屏、床柱及其他格子花样的用器。最后，假山的堆砌殆为吾们尽力想把自然的不规律的线条介绍入建筑术的最清楚的例子。
换一句话说，中国建筑随时随地设法模拟鸟兽草木的形态以谋补救直线单调的弊病。这种企图自然引起应用象征主义的考虑。蝙蝠常常被用作装饰的标本，因为它的弧形的翼翅可以装饰成多种不同的花样，同时又因为它的名称跟幸福的福字谐音。这种象征的用意是很幼稚的，却是很容易明了，虽妇人稚子都能通晓。
但是象征主义另有一种功用，它在几种传统的意匠中包含着民族年龄与希望的思想。它激起了我们的幻想，引导我们走入缄默无言的思想境界，好像基督的十字架与苏联的镰刀与锤。因为这种民族的思想是太伟大，非言语所能传达。一根中国式的柱子，挺直地上升，完全是一种单纯的意匠，直等到它接达顶部之际，它骤然隐失于一群纷繁的意匠中间，那儿是横支柱、檐板、短栅，吾们抬头一望，可喜瞧见了生动的意匠，瞧见了一对鸳鸯，或是一只草虫，或是一支笔、一锭墨。当我们仰望着一对鸳鸯，那是无时无刻不是成双作对的，吾们的印象遂被导至妇人的爱情；当我们仰望着文房四宝，吾们想到书斋里幽静的书生。那儿描绘着金黄青绿的色彩的有蚱蜢、有蟋蟀，也有鸳鸳，它充满了快乐，充满了尘世间所能梦想得到的快乐。有时吾们描绘着风景，有时描绘着家庭快乐图，这是中国彩描最常用的两个画题。
龙为中国所最尊崇的动物，它是象征皇帝的一个标记。皇帝当然是无往而非幸福的。它在装饰绘画上是最多被应用着的，一部分因为它的盘绕的身体包含着很完美的韵律，优美而有力。我敢说吾们也可以把蛇用入装饰意象中，倘非龙的用入装饰意象中，除了它的外形的美，它的美观的爪、角、须、鳞——那是很有用于打破单调的——它还含蓄着深奥的意义这种特点。龙又代表另一种俗世的思想，那便是上面讲过的逸的原理，它代表道家思想的一大智慧，因为它往往隐匿于云气之间，不大肯显露其全身。这样才是中国的大人物，既挟有权势，又复足智多谋，可是他宁愿隐藏而不显。它可下沉于泥淖，上腾于天空。当其隐于深山大泽，不可见其痕迹；及其际会风云，若诸葛亮者，则叱咤煊赫，震惊一世。大水灾在中国也往往委诸于龙的行动，吾们有时还可以瞧见它的上升，盖当其雷电倏闪之际，一股云气直冲天空，时则狂风大作，废屋盖，拔树根，吾们称为龙阵。然则吾们为何还不崇拜龙？它是威力与智慧的实体。
那么龙，不是纯粹为神话的或邃古的物体。由中国人的观念，山川都是神灵，而从许多盘曲的山脊，吾们看出龙背，当山脉渐次下降而没迹于平原或海，吾们看出龙尾。这是中国的泛神主义，是堪舆术的基础。堪舆术虽为不可信的迷信，它具有相当灵学上的和建筑上的价值。这种迷信是这样的，它们信仰：倘把祖先的茔墓安葬于优美的景地，从这个地点可以眺望或俯瞰那龙岭狮峰则可以延福及死者之子孙。倘令安葬的地点及其四周的风景确系卓越，例如五龙五虎聚集而归宿于此茔墓，那他的子孙间，必有一人登立帝统，至少为当国宰相。
但是这个迷信的基础是一个泛神的风景欣赏，而堪舆术使我们更锐敏地观察美景。我们乃从山岭的轮廓和一般的地形学上想按索与动物形体一样的韵律。无论向哪一方面观望，吾们觉得自然是真神灵的。它的气脉自东往西地疾驰而同归于一点。又似吾们在山川地形所观得之美，不是静止的匀称的美，而是动态的美。一个弧形的所以可取，大半因其为一个劲疾的姿势，而非因其为一个弧形，故双曲线比之一个完全的圆圈来得受人欢迎。
堪舆术的审美观念从广义上讲，是以很邻近于中国的建筑术，它迫使辨别地位与风景的优劣。著者有一个友人，他的祖墓旁边有一口池。这口池是吉利的，因为它被当做龙睛。只要等到这口池枯涸起来，这个家族的资产将遭倾覆。不过在事实上，这口池位于离墓穴不远的一面而地势略低，恰巧与墓穴的另一面保持很美观的平衡，故构成全区风景的重要分子之一。它实在很像画面上的最后一笔，画龙点睛，顿使整幅画面生动起来。虽然它是迷信，又往往引起家庭纠纷或氏族械斗，因为有人或建造了建筑物妨碍另一人的祖坟或宗祠的风水，或有人掘了沟道，致破坏了龙的颈项，打消了一家族兴旺的全部希望。——不管这一切，我不信堪舆术所贡献于吾人爱美生活的丰富性，曾不足以盖过阻碍地质学发展的罪恶。
中国建筑的最后和最重要的原则永久是保持与自然的调和。地位的选择，珍视过于拱璧。建筑物倘其本身很完美而不够与四周的风景相配，只觉令人不快，以其不和谐而粗鲁固执，吾人称之为风味不佳。最优美的建筑是以融和而混入自然风景中，成为风景之一分子，亦即属于风景而不可分离。这个原则控制所有的中国建筑，自高拱桥梁以至宝塔、庙宇、池边的凉亭。其轮廓宜柔和而不棱砾，它的屋顶幽静地挨近树荫的下面，让它的柔嫩的枝条轻拂檐际。中国式的屋顶并没有剑拔弩张的姿态，它涵养着和平的气息，谦逊地对天空作揖。它是一个人类居住处所的标志，它掩盖吾们的居宅显出相当程度的卑恭。因为吾们总是不忘把屋顶盖上吾们一切居室，不让它们无耻地裸露着仰望天空，像摩登的钢筋水泥建筑者。
最优良的建筑应该是这样，让吾们居住在里面，不会感觉到这一个处所天然景象消灭而人工机巧发端。为了这个缘故，色彩的应用至关重要，中国庙宇的赤圬墙壁很和谐地与青山紫气相糅合，而它的屋顶涂上绿色的釉彩，或是深蓝的，或是紫的，或是黄金的，与深秋的红叶、明朗的晴空相融合，给我们一个和谐的整景。吾们立于遥远的处所而眺望之，不禁击节叹曰：美哉！
第九节 生活的艺术
一 日常的娱乐
倘不知道人民日常的娱乐方法，便不能认识一个民族，好像对于个人，吾们倘非知道他怎样消遣闲暇的方法，吾们便不算熟悉了这个人。当一个人不在办理应该办理的事务，而随自己的意兴无拘束的行动时，他的个性才显露出来。当社会上的业务的压迫解除，金钱、名誉、欲望的刺激消散，他的意思随自己的所悦而行动时，吾们才认识了他的真面目。人生是残酷，政治是污浊，而商业是卑鄙的，是以依着一个人的社会生活而下批评，往往是不公正的。正因为如此，我察觉许多政治上的恶棍，倒是很可爱的人物；又察觉许多妄夸的大学校长，在家庭里才是道地的好好先生。由此引申之，我想中国人在玩耍寻乐的时候，比之干正经事情的时候远为可爱。中国人上政治舞台，荒诞不经；进了社会，稚态可掬；空闲的时候，方是最纯良的时候。他们有那么许多空闲，又有那么许多空闲的兴致。这一章谈论他们的生活的一段文字，是公开给一般想接近中国人或到中国社会里去的人的。那儿，中国人是保持着真面目的中国人，而且是最纯良愉快的时候，因为他们显露着真实的个性。
有了极度闲暇，中国人还有什么事情未曾干过呢？他们会嚼蟹，啜茗，尝醇泉，哼京调，放风筝，踢毽子，斗鸡，斗草，斗促织，搓麻将，猜谜语，浇花，种蔬菜，接果枝，下棋，养鸟，煨人参，沐浴，午睡，玩嬉小孩，饱餐，猜拳，变戏法，看戏，打锣鼓，吹笛，讲狐狸精，练书法，咀嚼鸭肾肝，捏胡桃，放鹰，喂鸽子，拈香，游庙，爬山，看赛船，斗牛，服春药，抽鸦片，街头闲荡，聚观飞机，评论政治，读佛经，练深呼吸，习静坐，相面，嗑西瓜子，赌月饼，赛灯，焚香，吃馄饨，射文虎，装盆景，送寿礼，磕头作揖，生儿子，睡觉。
因为中国人总是愉快，总是高兴，总是韵味无穷而敏慧，大多数人仍是保持他们的和蔼和兴致；虽是知识新青年常是性急和悲观，丧失了一切原来的真意味，仍有少数还时而显见其风韵和敏慧。这是很天然的，因为风韵是跟遗传性以俱来的。人们的爱美心理，不是受书本的教导，而是受社会行为之熏陶，因为他们生长于这个风韵雅致的社会里。工业时代的人们的精神是丑恶的，而中国人要废弃一切优美的社会遗传法式，疯狂样地醉心欧化，却是没有欧美遗传本质，那是更见丑恶。全上海的一切别墅，和他的无数豪富家庭，只有一个纯粹中国式的优美花园，而这个花园是一个犹太人的产业。所以中国人的花园都倾向欧洲式的设计，他们布置着网球草地，几何式的花床，整齐的篱栅，修剪成完全圆形或圆锥形的树木，把草花排成英文字母。上海不是中国，上海却是一个摩登中国趋向的不祥之预兆。它在吾们的口腔里留下恶劣气味，好像中国人用猪油焙制的西式奶油饼干。它刺激吾们的神经，有如中国乐队在送葬仪仗队中大奏其《前进！基督精兵》。遗传法式与审美趣味须经历岁月以逐渐养成。
古代中国是有审美能力的，吾们可以从美观的书本装订式，精雅的信笺、古代的瓷器、绘画名作，以及其他未受西洋影响的古玩中看出来。一个人抚弄着优美的古装画，或看见了文人的信笺，未有不能看出中国古人的精神对于色调之和谐有深切的了解者。只不过五六十年前，有一个时期，男人还穿着湖色长袍，妇女们穿着月白袄裤，那时绉纱还是纯粹中国丝织的绉纱，而上等朱红印泥还有销场，现在全部丝厂业已濒于崩溃，因为人造丝价格远为低贱，而且洗涤容易，而上等印泥价格三十二元一两者已绝迹于市场，因为人们都用了橡皮图章和紫罗兰印油。
中国古人的雅韵，愉快的情绪，可见之于一般小品文，它是中国人的性灵当其闲暇娱乐时的产品。闲暇生活的消遣是它的基本的题旨。主要的材料包括品茗的艺术，镌刻印章，考究其刻艺和石章的品质，研究盆栽花草，培植兰蕙，泛舟湖心，攀登名山，游谒古墓，月下吟诗，高山赏潮——篇篇都具有一种闲适、亲昵、柔和的风格，感情周密有如至友的炉边闲话。富含诗意而不求整律，有如隐士的衣服。一种风格令人读之但觉其味锐酷而又醇熟，有如陈年好酒。字里行间，弥漫一种活现的性灵，乐天自足的气氛，贫于财货而富于情感，鉴识卓越，老练而充满着现世的智慧；可是心地淳朴，满腹热情，却也与世无争知足无为，而具一双伶俐的冷眼，爱好朴素而纯洁的生活。这种愉快的精神最可见之于《水浒传》的序文中——这篇序文依托《水浒传》作者的名义，实际为十七世纪大批评家金圣叹的手笔。这篇序文是中国小品文的一个出色的模型，不论在其方法及材料方面，读来大似一篇闲居杂说，未识何意，作者定要把它冒充小说的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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