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 1917年4月9日

    修鞋匠家中的房客

    世界大战的烽火烈焰从四面八方包围着瑞士这座和平的小岛，它在1915年、1916年、1917年和1918年不间断地成为一部激动人心的侦探小说的场景。在豪华的饭店里，敌对国家的使节冷冰冰地擦身而过，好像彼此从不认识，可此前一年他们还友好地在一起玩桥牌，邀请对方到自己家中做客。一大群身份不明的人的身影，在他们的住宅里出没无常。议员、秘书、随员、商人、头戴面纱或不戴面纱的贵夫人，每一个人都身负极端秘密的使命。饭店前悬挂外国国旗标志的豪华轿车络绎不绝，从车上走下来的是工业家、新闻记者、艺术界名流和外表上看起来只是偶尔出来旅游的人。但几乎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任务：想打探点儿东西，想窥视点儿东西。引领他们的门房、打扫房间的女仆也都受到逼迫去观察、去窃听。在旅馆、在公寓、在邮局、在咖啡厅，彼此敌对的机构到处都在不停地工作。称为宣传的东西，一半是间谍活动；貌似爱的举止，其实是背叛。所有这些匆忙过客的每一项公开的活动背后都隐藏着第二项、第三项活动。一切都被监视，一切都被呈报。一个某种级别的德国人刚抵达苏黎世，在伯尔尼的敌方大使馆就知道了，一个钟头之后巴黎也知道了。大大小小的特务每天都把大批真真假假的情报送到使馆随员手里，他们再转送出去。所有的墙壁都是透风的，所有的话都受到监听，从纸篓里的废纸和吸墨纸上的字迹能重新制造出一份份报告，最终这些狂舞的群魔竟疯狂到这种地步，许多人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了：是猎手还是猎物，是间谍还是反间谍，是被出卖的人还是出卖者。

    可在那些日子里，关于一个人的报告少之又少，或许他太不引人注意了，他并不进出高等饭店，不泡在咖啡馆，不观看宣传演出，而是与他的妻子住在一个修鞋匠的家里闭门索居。就在科马特河后面那个狭隘、陈旧、起伏不平的斯皮格尔巷子里，他住在那种坚实的、屋顶隆起的老城楼房的第三层，房子已半被时间半被庭院中的一家小型香肠工厂熏得黑乎乎的。他的邻居包括一家面包房的女工、一个意大利人、一位奥地利演员。这些人对他几乎一无所知，因为他寡言少语，他们只知道他是一个俄罗斯人，名字很绕口。他从他的国家逃亡多年，没有巨额的钱财，没有经营可观的贸易。女房东对这两个人的粗食淡饭和陈旧的衣着知道得一清二楚，他俩的整个家当都装不满搬来时带的一只小篮子。

    这个小个子男人是那样不显山不露水，生活得尽可能不引人注意。他避免社交活动，同楼的人很少在他那尖削的脸上看到犀利和阴暗的目光，也很少看到有客人来访。但他有规律地每天上午9点去图书馆，一直坐到12点关门。12点10分他准时回到家里，下午差10分1点时他离开家，再次头一个进入图书馆，一直坐到晚上6点。由于刺探情报的特务们只注意那些饶舌的人，他们不知道，对于世界的每一场革命而言，最危险的永远是最孤独的人，他们读得多，学到的也多。这样一来，特务们对这个住在修鞋匠家中不引人注意的人就没有什么报告可写。可在社会主义圈子里的人知道的恰恰是他，他曾在伦敦一家小型的、激进的俄罗斯流亡者杂志社做编辑，在彼得堡是某一个发音很别扭的特别党派的领袖。但由于他在谈论社会主义党的那些最有名望的人时态度桀骜不驯，口吻十分轻蔑，声称他们的方法是错误的，还由于他难以接近、不妥协，人们对他的关心不多。他有时晚间在一家小的无产者咖啡馆召集会议，参加的人有十五至二十个，多半是年轻人。于是人们对待这个怪僻的人，和对待所有那些用茶和争论来使他们脑袋发热的俄国流亡者没有什么两样。没有人把这个矮小而严峻的人当回事，在苏黎世没有多少人认为注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这个名字是至关重要之举，这个住在修鞋匠家里的人太默默无闻了。如果当时风驰电掣于使馆之间的豪华汽车中有一辆在路上偶尔把这个人撞死的话，那这个世界既不会认出在乌里扬诺夫名字下，也不会认出在列宁名字下的这个人了。

    实现

    一天，那是1917年3月15日，苏黎世图书馆的馆员感到惊讶，时针已指向9点，每天所有图书借阅者中那个最准时出现的人的座位却空空如也。9点半了、10点了，那个不知疲倦的读者仍没有出现，并且不会再出现了。因为在通向图书馆的路上，一个俄国朋友与他交谈起来，或者更准确地说，俄国已经爆发了革命的消息使他惊呆了。

    列宁起初不愿意相信，这个消息令他一片茫然，但他随即冲到湖边的一个报摊上，脚步短促、有力。在那里，在报纸的编辑部门前，他一小时一小时、一天一天地等候着消息。这消息是真实的，而且对他来说越来越真实可信。开始只是一次宫廷革命的传闻和表面上的内阁更迭，可随后是沙皇的退位，一个临时政府的成立，杜马，俄国的自由，政治犯的大赦——这一切是他多年的梦想，这一切，他二十年来在秘密组织里、在监狱里、在西伯利亚、在流亡中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实现了。他突然感到，这场战争中牺牲的上百万人并不是白白地死去。他觉得他们的死并不是没有意义的，他们是殉道者，为自由、正义和永久和平的新国家而死，这个新的国家已经破晓了。这个通常像冰那样澄明和冷峻的梦想家感到自己从此心醉神迷了似的。现在坐在日内瓦、洛桑和伯尔尼的流亡者狭小的房间里的其他上百人欢欣鼓舞，笑逐颜开，他们都为这样的消息而兴高采烈：可以返回俄罗斯了，可以回家了，不是用假的护照，不是把名字隐匿起来，不是冒着死亡的危险进入沙皇帝国，而是以自由公民的身份进入自由的国家。他们都已收拾好少得可怜的财物，因为报纸上还登出了高尔基言简意赅的电文：“所有人都回家吧！”他们向四面八方发出电报和书信：回家，回家！聚集起来，团结一致！再次把他们的生命投入他们生命首次觉醒就献身的事业——俄国革命。

    失望

    但几天之后人们惊愕地认识到，这场像雄鹰展翅般激动人心的俄国革命并不是他们梦寐以求的革命，不是一场俄国革命。这是一次反对沙皇的宫廷暴动，由英国和法国外交官所策划，为的是阻止沙皇与德国媾和。这不是他们为之而生、为之而死的革命，而是战争党派、帝国主义者和将军们的一个阴谋，这些人不想使自己的计划受阻。列宁和他的追随者不久就看出来了，那项所有人都可以返回俄国的许诺并不适用于所有那些要求进行真正的、激烈的、卡尔·马克思式的革命的人。米留可夫[1]和另一些自由党人已经下达指示，阻止他们回国。那些温和的、有利于延长战争的社会主义者，如普列汉诺夫，被以极为亲切的方式沿途由人陪同乘鱼雷艇从英国回到彼得堡，而与此同时托洛茨基在哈利法克斯[2]、其他的激进主义者在边境却遭到拘捕。在所有协约国的国境线上都有一份黑名单，上面列有在齐美尔瓦尔德召开的第三国际大会的参加者名单。列宁绝望地向彼得堡发出一封封电报，但它们不是被截留就是不予置理。在苏黎世人们毫无所知的、在欧洲几乎无人知道的，可在俄国人们知之甚详：这个对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是何等强大、何等有力、何等矢志不移，又是何等危险致命。

    被拦阻回国的人束手无策，绝望与日俱增。多年来，他们一直在伦敦、巴黎、维也纳召开的总部会议上思考俄国革命的战略。他们考虑到了，他们设想到了，他们也讨论了组织的每一个细节。十几年来，他们在他们的杂志上对各种困难、各种危险和各种可能性，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进行探讨。这个人毕生只对这样一个总体思想一再进行思考，加以修正，并最明确地把它表述出来。因为他被阻留在瑞士，他的这次革命变了味道，被其他人搞得失败了，把他的人民解放的神圣思想用来为外国人的利益效劳了。在这些日子里，列宁经历了兴登堡[3]在这场战争最初时的命运，两者令人惊奇地相似。他有过四十年的戎马生涯，可在俄国人进军时，他不得不身穿平民服装坐在家里，在插着小旗的地图上关注战事的进展和那些现役将军们犯下的错误。在那些绝望的日子里，通常是坚定的现实主义者列宁，此刻却在做着最荒唐不过、最异想天开的梦：他在考虑能否租一架飞机飞越德国和奥地利，而第一个要给予他帮助的人却是个间谍。逃走的想法变得越来越狂暴，越来越激烈：他写信到瑞典，要人给他弄一份瑞典护照，装成哑巴，这样不必回答询问。不言而喻，列宁本人总是一到清早就认识到，他在想入非非的夜里所有那些荒唐的念头都是行不通的。但一到大白天他也清楚了：他必须回俄国去，他必须取代其他人进行他的革命，在政治上进行真正的、诚实的革命。他必须回去，不久就回到俄国去！回去，不惜一切代价！

    穿越德国：行还是不行？

    瑞士处在意大利、法国、德国和奥地利之间。作为革命者，列宁穿越协约国的道路是被封锁的；作为俄国的一个臣民，作为一个敌对国家的公民，他穿越德国和奥地利的道路也是不被允许的。但是出现了一个荒谬的局面：列宁从德国皇帝威廉那里得到的好感，远比从俄国的米留克夫和法国的普安卡雷[4]那里得到的要多。德国需要在美国宣战的前夕不惜任何代价与俄国媾和。这样一来，这个会给美国和法国在俄国的使节们造成麻烦的人就成了他们欢迎的一个帮手。

    但是采取这样的步骤要承担巨大的责任，列宁怎能突然与自己在文章里上百次谴责和抨击过的德意志帝国进行接触谈判呢？因为在迄今所有的道德意义上，在战争期间，在敌方总参谋部的允许下进入和穿行敌对国家，这无疑是种叛国行为。列宁当然知道，他这样做必定使自己的政党和自己的事业遭到攻讦，他会被怀疑拿了德国政府的钱财，是被派回俄国当特务的，而且一旦他立即媾和的纲领实现，他就要永远承担历史的罪责，阻碍俄国取得胜利的和平。不言而喻，不仅仅是那些温和的革命者，就是大多数与列宁志同道合的人也会感到愕然。他怎么宣布迫不得已时他要走这条最最危险、最最受人诋毁之路？他们惊诧地指出，早就通过瑞士社会民主党人进行了谈判，用交换战俘的合法和中立的手段把俄国革命者遣返回国。但列宁认识到，这条路会变得漫长，俄国政府会人为地、蓄意地拖延下去，旷日持久，遥遥无期。而且他知道，现在每一天和每一小时都是决定性的。他看到的只有目的，而其他人很少有胆量、有魄力去决定做出一项按现存的规则和观点来看属于背叛的举动，但列宁打定了主意，并表明他个人承担与德国政府商谈的全部责任。

    协定

    正因为列宁知道他采取的步骤引人注目、富有挑战性，他才做得堂堂正正、光明磊落。瑞士工会书记弗里茨·普拉廷受他的委托前去会见德国使节，向对方提出了列宁的条件，在此之前这位使节已经在同俄国流亡者进行商谈了。这个矮小的并不闻名的流亡者——他好像已经预见到了他即将获得的权威——绝不是在向德国政府提出一项请求，而是向它提出条件，只有在这些条件下，这个旅行者才准备接受德国政府提供的便利：承认这节车厢具有治外法权；进出车厢均不得检验护照或身份证明；他们自己交纳正常的费用；个人不得被强制离车或擅自离车。罗姆贝尔格部长把这些情况上报，直呈到鲁登道夫[5]手中，他当然应允，尽管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对这项世界历史上，也许也是他在生活中最重大的决定丝毫没有谈及。德国使节还试图对列宁提供的尚存歧义的文本中的某些细节进行修改，如不仅是俄国人，而且像拉狄克[6]这样一个同行的奥地利人也不受检查。但德国政府和列宁一样太着急了，因为在这一天，4月5日，美国已经向德国宣战了。

    4月6日中午，弗里茨·普拉顿收到值得纪念的决定：“诸事已按所希望的那样安排妥当。”1917年4月9日下午2点半，一小群衣着寒酸的人，手提箱子从扎林格尔霍夫旅馆动身前往苏黎世火车站。他们一共二十三个人，其中有妇女和儿童。在男人中间只有列宁、季诺维也夫[7]和拉狄克的名字日后为人们所知。他们用了一顿简单的午餐，共同签署了一份文件，他们知道《小巴黎人报》的一个报道，说俄国临时政府意欲把穿越德国的旅行者当作叛国犯加以对待。他们用笨拙的、呆板的字体签下了他们的名字，声称他们对这次旅行承担全责并同意所有的条件。一切准备妥当，他们安静而果断地开始了这次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行程。他们抵达车站时没有引起丝毫注意，没有出现一个新闻记者，也没有出现一个摄影记者。在瑞士，有谁认识这位乌里扬诺夫先生呢？他戴着一顶揉皱了的帽子，穿着一件陈旧的上衣和一双笨重得可笑的矿山鞋（他一直穿到瑞典），混在这群提箱拿篮的男人和妇女中间，静静地、不引人注意地在车厢中找寻一个位置。这些人看起来和其他大量的移民一样，都是来自南斯拉夫、鲁塞尼亚[8]和罗马尼亚的，他们经常在苏黎世街头坐在他们的木箱子上，在人们把他们继续运到德国海港并从那里越过大洋之前休息几个钟头。不赞成这次旅行的瑞士工人党没有派代表前来送行，只有一两个送来少许食品和向家乡捎去问候的俄国人，还有一两个人前来是为了在最后几秒钟提醒列宁，这是一次“没有意义的、犯罪的旅行”。但决定已经做出了，3点10分，司机发出了信号。列车车轮滚动起来，朝戈特马丁根，德国的边境站驶去。3点10分，从这个时刻起，世界的时钟有了另一种走法。

    封闭的列车

    上百万颗毁灭性的炮弹在世界大战时投射出来，工程师们在设计重量更重、破坏力更大、射程更远的炮弹。但是在现代历史上没有一颗炮弹比这趟列车射得更远、更能决定命运了。这趟装载着这个世纪最危险、最坚定的革命者的列车，此刻正从瑞士边境呼啸着穿越德国，前往彼得堡，到那里去炸毁时代的秩序。

    这颗独特的炮弹——一趟有二等和三等车厢的列车——在戈特马丁根停在线路上，妇女和孩子乘二等车厢，男人们乘三等车厢。一条粉笔线标明是中立区，它把俄国人的领地与两个德国军官的包厢分离开来，这两个军官是陪同运送这批活生生的烈性炸药的。列车没有发生任何情况，滚滚向前，穿越黑夜。只是在法兰克福时突然拥来一群德国士兵，他们听到俄国革命者穿越德国旅行的消息。他们，还有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想与这些旅行者进行交谈的企图都被拒绝。列宁知道得很清楚，哪怕他在德国土地上与一个德国人说上一句话，也会遭到怀疑。在瑞典，他们受到了隆重的欢迎。他们饥肠辘辘地扑向瑞典的餐桌，瑞典人提供的丰美早餐对他们来说如同难以置信的奇迹。随后，列宁才换掉那双笨重的矿山鞋，让人给他买了一双新鞋和几件衣服。俄国边界终于到了。

    炮弹发射出去了

    列宁在俄国土地上的第一个举动是独具特色的：他不是去看人，而是扑到报纸上。他已经有十四年不在俄国了，他没有看到土地、国旗和身穿制服的士兵。但这个有着钢铁般意志的思想家不像其他人那样热泪盈眶，不像女人们那样去拥抱惊恐得莫名其妙的士兵。报纸，首先是报纸，《真理报》，去检查它们，看每一页是否坚决地站在共产国际的立场上。他愤怒地揉碎了报纸。不，不够，还一直是些没用的废话，还一直是些爱国主义的陈词滥调，还一直不完全是他的纯粹的革命思想。他感到，他回来得正是时候，去扭转舵轮，去实现他的理想，胜利或者失败。但是他能做到吗？最后的不安，最后的担心。米留可夫不会在彼得堡——那时还叫这个名字，但不会太久了——让人把他逮捕吗？前来车厢迎接他的朋友们，加米涅夫[9]和斯大林，在阴暗的三等车厢里——灯光暗淡，一片朦胧——脸上露出一丝奇怪的、神秘的微笑。他们没有回答，或者他们不想回答。

    然而，现实做出的回答却是闻所未闻的。当列车驶入芬兰火车站时，巨大的广场上挤满了数以万计的工人，擎着各式各样武器前来保护列宁的人群在等候这个流亡归来的人。《国际歌》呼啸而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现在走出了车厢，这个前天还住在修鞋匠家中的男人，被上百只手抓住，举到了一辆坦克上面。大楼上、要塞上的探照灯朝他扫了过来，他在坦克上向人民做了他的第一次讲演。大街震颤起来，不久“震撼世界的十天”[10]开始了。炮弹发射出去了，一个帝国、一个世界被摧毁了。

    高中甫 译

    注释

    [1]米留可夫：1859—1943，俄国立宪民主党领袖，俄国二月革命后任临时政府外交部长。

    [2]哈利法克斯：加拿大新斯科舍省首府，海港城市。

    [3]兴登堡：1847—1934，德国元帅，一直在军队中担任要职，1911年因升迁无望，选择退伍。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应召服役，被任命为集团军司令。战后成为魏玛共和国的第二任总统。

    [4]普安卡雷：1860—1934，法国政治家，1913—1920年任法国总统。

    [5]鲁登道夫：1865—1937，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为兴登堡的参谋总长。

    [6]拉狄克：1885—1939，共产国际早期领导人。

    [7]季诺维也夫：1883—1936，俄共领导人之一，共产国际主席。苏共清党时被捕，1936年被处死。

    [8]鲁塞尼亚：指加利西亚、布科维纳和喀尔巴阡山地区，它被波兰、俄国等瓜分、统治。罗塞尼亚人今多已与乌克兰人融为一体。

    [9]加米涅夫：1883—1936，俄共领导人之一，十月革命后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32年被开除出党，1936年被处决。

    [10]震撼世界的十天：此为书名活用。美国记者约翰·里德目睹了十月革命，著有《震撼世界的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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