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你们千万不要由此声明而认为我将以权威者的态度来演讲，你们只能无条件接受。如果你们如此误会，那我可就太冤枉了。我的目的在于引起研究的兴趣，消除成见，绝对不要你们迷信。由于你们对神经病尚无所知，没有判断的能力，于是你们可以暂且不信，也不要驳斥。你们只需静听即可，让我的演讲逐渐在你们心中产生效果。信仰是不容易求得的，不劳而获很快将失去其价值。你们还没有对这些问题产生信仰的权利，因为你们对于神经病还没有我这许多年的研究及新奇的发现。但是，我们对待学问不必轻信、轻判，或妄持异议。你们难道不明白，“一见钟情”的爱都源于一种很特殊的感情的心理作用吗？我们也不要求病人对精神分析信仰并且拥护它。因为狂热的信仰反而会使我们怀疑。对于你们秉持的合理的怀疑主义，我也深感欣慰。所以，我希望你们也能使精神分析的理论在心中慢慢地发展形成，使之与一般的精神病医学的观点相互作用，形成一种坚定不移的见解。
反之，你们也不要假设我所演讲的精神分析的理论是一种由臆想而来的观点。事实上，这个观点是经验的结晶，它或者以直接的观察为据，或者以观察所得的结论为凭。关于这结论是否稳妥可靠，则由精神分析的发展而定；我对此经过了二十五年的研究了，现在也算上了岁数，坦白地讲，这些观察工作是极其艰难困苦、需要专心致志的。我常常认为，那些批评家根本不去讨论我们的理论基础，就任意去指责它，就好像这个理论就是由我们的主观想象而得来的。我们当然不会谅解这样的批评态度。或者由于医生对精神病患者注意不够，也愿意倾向他们的诉说，因此并不能进行周详的观察进而有所发现。借此机会我想对你们说，在所有的演讲里，我将不会提及个人批评。至于说“辩论乃真理之源”，我认为其实不然，这是希腊哲学诡辩派所说的话，诡辩派的错误在于过分地夸大了辩论技巧的价值。我认为即便科学的辩论亦效果不大，更何况是纯属私念的辩论。我平生也曾有过一次正式的科学的大辩论，对方为慕尼黑大学的洛温费尔德，后来我们结成好友，一直到今天。多年以来，我不敢再如此尝试，谁也保证不了辩论后会有怎样的结果。
既然我如此公开地拒绝讨论，想必你们会认为我太固执又不虚心。假如你们有这样的观点，我将做下面的答辩：假如你们几经辛苦研究而得到了一个信仰，你们也必然有权利坚持你的主张。而且我还能说，自研究伊始至今，我已经多次完善我的见解的要点，或删或增，无不按事实发表。而我的坦白又换来了怎样的结果呢？一些人不论我的理论是否修正，至今仍以过去的见解来诋毁，而一些人却讥讽其变化多端不值得信赖——朝令夕改者自然不值得信赖，他最后的修正或许仍是错误的；但是坚持己见，不愿意让步者免不了被说成顽固不谦虚，情况不正是如此的吗？对于这种互相矛盾的指责，我们最好只求心之所安，没有更好的办法。这就是我的态度；我仍将依据我的经验，不断地修正我的学说。然而这里的基本观点，至今我认为还不必改变，我希望将来也是这样。
现在，我们要讨论精神分析对于精神病症候的理论。因此，最为简单的方法是举一个与过失和梦相似的实例加以说明，以实现这个目的，且更便于类推和对比。精神病有一种行为被称为“症候性行为”，在我的问诊室里屡见不鲜。在问诊室里，患者诉说他多年的病痛之苦，精神分析家照例没有什么表示。其他人倒可以发表意见，认为那些人根本没有什么病，只需接受轻度的“水疗法”即可；精神分析家则是博闻强识，不能有这种态度。有人曾问我的同事，如何接待前来问诊的患者，同事耸了耸肩膀：“罚他们不少的钱以赔偿我的时间损失。”所以，你们也许听说过，即便是最忙的精神分析家都很少有患者来问诊，便也没什么奇怪了。我的候诊室与问诊室中间有一道门，问诊室里又有一道门，室内铺有地毯。这样布置的理由是一目了然。在我让患者从候诊室进来时，他们常忘记关门，有时候两边的门都敞开。看到这种情形，我总是不客气地让他们回去把门关好，无论他是一位体面绅士还是一位时尚女郎。我这时的举动当然很傲慢，有时我也明白这是误会。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我还是不错的，因为一个人进出时把医生的问诊室和候诊室的门打开不关，他便被看做下等人而为人们所轻视。因此，在没有把我的话听完以前，你们不要对我有误解。患者只有在候诊室里没有他人共同候诊时，走进问诊室才可以让门开着；假如有一个陌生人也在等待，就绝不能如此疏忽。因为他明白，为了自己的利益起见，医生与他的谈话最好不被第三个人听到；所以他总是小心地将两边的门都关好的。
因此，患者忘记把门关好并非偶然，亦不是无意义，更不能说无所谓，由此暴露了问诊者对医生的态度。这正如世人前去拜访社会地位较高的人，以求得他们的帮助或保护那样；也许他先要电话预约对方何时方便，同时又希望访问者云集，就像欧战期间在杂货店见到的那种情形。意外的是他走进来看到了一个空房间，并且布置非常朴素，不免感到很失望。他认为既然医生如此不敬，于是要对其报复惩罚；所以，他故意让候诊室和问诊室之间的那道门敞开着。好像说：“呸！现在这里没有其他人，不管我要在这里坐多久，我敢说再没有第二个人进来。”如果开始时不对他的这种想法予以打击，在谈话时他也许就要展现出一副傲慢无礼的面孔。
这种简单的症候性行为经过分析，将会发现你们早已知道了它的结论：第一，这种行为并非偶然性的，有着各自的动机、意义和目的；第二，这种行为所由起的心理情境是可以全部推出的；第三，由这种不起眼的行为可推断一种非常重要的心理活动。不过还有另外一点，即行为人并不能意识到这一动作；那任凭两扇门都敞开着的人当然不会承认，他以此表示轻视我。很多人或许都忘不了自己看到候诊室空无一人时心里的失望，但是，这一印象与接下来的症候性行为之间的联系，确实在他们的意识之外。
现在，我们把对这种症候性行为的分析，与对某位患者的观察进行比较研究。我要列举一个近期发生的事情，事情很简单且为叙述之便，我选择了它。但是，这种叙述中自然也有许多细节是不可或缺的。
某年轻的军官请短假回到家，请我去为其岳母进行治疗。这位老妇家境本来很幸福，然而却心存了一种无聊的想法，使得自己及家人苦恼不堪。我见到了她，五十三岁的年龄，身体正常，性情善良实在。她毫不犹豫地告诉了我她的病情：她的婚姻很美满，丈夫是一家大工厂的经理，同她一起住在乡下。她叙述说，丈夫很爱她，且关怀备至，难以尽述，他们从恋爱结婚至今已共同生活了三十多年，从没有过争吵、变心或一刻的嫉妒心。他们的两个儿子也都已成家，然而丈夫富有责任感，仍继续工作。一年前，突然发生了一件让她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她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信中说丈夫正与一名少女打得火热，她立刻就相信了。打那以后，她的幸福就被毁去了。事件的详情如下：她有一个非常信任的女仆，当时有一名女子同这位年轻的女仆出身相当，却幸得上帝眷顾，曾接受过一种商业培训，因而可以进工厂服务。由于男职员都去服兵役，她遂得以升迁至高位且待遇优厚。她在工厂里居住，所有的男职员都熟识她，尊称她为“女士”。因此，那失意的女仆因嫉妒而非常厌恶她，一旦有机会就要对她加以种种可能的罪状。一天，那位老妇和她的女仆闲聊，评论一位到访的老者。传说那老者并没有和妻子同住，而是养了一个姘妇。老妇说：“他的妻子怎么会不知道？”突然又接着说：“如果我听说自己丈夫外面也养了一个姘妇的话，那就太可怕了。”次日，她就收到了一封匿名信，显然字迹经过伪造，信里说的事正是她所担心的。她断言这可能是真的，这封信是那心思歹毒的女仆所写，而信中说丈夫的姘妇就是那女仆所深恶痛绝的女人。这位老妇尽管明白有诈而没有信以为真，却因此生了病。她深受刺激，马上把丈夫叫来，大加责备。她的丈夫却大笑着否认了，并且应付得当。他将工厂里的医生，同时也是家庭医生请到家里，并极力安抚妻子。接着他们辞退了女仆而不是被假定的姘妇，这件事做得非常对。之后，那位老妇自诩对这件事进行了深思，不再相信那封信的内容，然而其疑心仍是一触即发。但凡听到那女子的名字，或者是路上偶遇，即会疑心大起而忧虑不安，以致怨恨怒骂。
那位老妇的临床症状大致如此。我们无须有丰富的精神病学经验，即可知：第一，她在表述病情时过于心平气和，或者隐瞒太多，因此有别于其他精神病人；第二，她的确对匿名信的内容信以为真。
关于这类病例，一个精神病学家究竟采取哪种态度呢？从他对侍患者没有关好候诊室门的症候性行为的反应中，我们不难推断。他分析说这只是一种偶然现象，没什么心理学的价值，因此大可不必去研究。然而，关于这个嫉妒妇人的病例，他不应再抱着这样的态度。症候性行为看似无关紧要，但其症状本身却引来过多关注。其在主观上伴随着强烈的痛苦，在客观上有导致家庭破裂的嫌疑，因此它自然当引起精神科医生的关注。第一，精神病学者要将这种症候的基本属性归类。那位老妇受折磨的观念其本身不能说毫无意义，老妇的丈夫与那名女子发生关系确有可能。但是，就这一观念而言，尚有其他无意义却使人费解的地方。除了那封匿名信以外，病人完全没有理由假设她忠贞的丈夫也做过这样的事，尽管这并不是普通的事。她清楚该消息没什么证据，同时能圆满分析消息的来源；所以，她应该知道这种嫉妒毫无道理可言；而且她也的确如此表示过，但是她仍然深感痛苦，好像真有其事。我们把这种不合逻辑或现实的观念，通称为“妄想”。所以，那位老妇的痛苦是由一种“嫉妒妄想”而导致的，很明显这是该病例的基本特点。
假设这第一点成立，那么我们对精神病学必将兴趣大增。既然某种妄想不因为存在的事实而消除，当然也必定不起源于存在。然而，它的源头到底是哪里呢？妄想本就有着形形色色的内容，为什么该病例的妄想偏以嫉妒为内容呢？我们本来寄希望于精神病医生，但是请教的结果，仍然不能知道答案。我们的问题有很多，而他只讨论了其中之一。他准备研究这位老妇的家族史，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个答案，他认为如果她的家族中经常出现类似的或不同的精神错乱，那么她极可能也有妄想症。换句话说，这位老妇之所以出现妄想，是由于她有产生这种妄想的遗传倾向。这句话虽然耐人寻味，但这已是道尽了我们想要了解的一切吗？这难道是引发该病例的唯一原因？难道我们能假设患者产生这种妄想而不是其他妄想的事实是毫无意义的、随意的，而不做任何的分析吗？所谓的遗传倾向真的可以决定一切吗？毫不顾忌她一生有过怎样的经验和情绪，这就避免不了某时刻产生一种妄想吗？你们也许想了解科学的精神病理论为何不给出进一步的解释。我可以跟你们说：“一个人有多少，他才能给多少；只有骗子才会以空言欺人。”精神病医生只是不知怎样才可作更深入的解释。虽然你经验丰富，也只得凭诊断及猜测该病的发展变化以求得自慰了。
但是精神分析能有更好的结果吗？我敢肯定地告诉你们，有的。我希望可以告诉你们，即便如此隐晦的病例，我们也能发现一些事实从而使得可以更深切地认识。第一，我请你们留心令人费解的细枝末节，那封匿名信，即老妇妄想的根据，本是她自己招来的，前一天她闲聊时告诉那奸诈的女仆，假如她的丈夫果真与少女有奸情，再没有比这更可怕的事了。正是她的话引起了女仆的歹毒心思。因此，那位老妇的妄想并非由于有了匿名信，她的妄想首先源于内心的恐惧，或者一种愿望。此外，短短两小时的精神分析所发现的各点也值得我们关注。我在老妇人叙述完病情之后，请她叙述其想法、观点还有回忆，却遭到了断然拒绝。她表示一切都说过了，也没有什么想法；两个小时过后，由于她声称已安好，再也不会出现这种妄想了，那么精神分析结束，她之所以这么说，其一自然是阻抗作用，其二则害怕再接受精神分析。在这两个小时里，她偶然地说过几句话，促使我们有可能且不得不做出他种解释，这一解释可用以说明老妇人嫉妒妄想的根源。原来，她对请我来看病的那位女婿有一种迷恋。而她对此一无所知，或者是知之甚少；鉴于母婿之间的关系，她的迷恋很好地隐匿于她那无害的慈爱背后。由我们所已知的信息也能看出这位好妻子、好母亲的心中所想。这种不可能的奇情的迷恋，当然不能进入她有意识的心灵之中，但它依然存在着，这一潜意识对她而言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压力已然形成，自然就会希望其消失。最简便的解除之法便是凭借嫉妒所形成的转移作用机制。假如不单是她与年轻人恋爱，并且她的丈夫和女子也有私情，那么她就无需由于感情的不忠而良心不安了。她想象丈夫的背叛就是对自身痛苦自责的安慰剂而已。对于自己的恋情，她永远都不会知道；但是妄想却给予她便利，形成其私爱在妄想中的“反影”，即编造丈夫与那女子有奸情并形成强迫的、妄想的及意识里的思想。当然所有的指责皆徒劳无功，毫无作用；只因各种指责都是指向那“反影”的，而不是强有力却深藏于潜意识里的“原物”，也就是她与女婿的爱恋。
现在，我们来把精神分析关于该病例的研究结果加以总结。显然，我们要假设收集的信息确信无疑，你们不必有所顾虑。首先，这一妄想不再是无意义或不能理解的；相反它有意义及合理的动机，又与患者的情感经历息息相关。其次，这种妄想是发源于另一种精神历程的必然的反应，而根据各种表象则可以推知这一精神历程；妄想之所以为妄想，因为它具有与真实和客观逻辑相对抗的特点，这个特点与上述的精神历程有着特殊的联系。妄想乃是源于欲望的，目的是自我安抚。最后，判断这个妄想是嫉妒妄想而非其他，是因为病情背后的经验。你们也可看出，在我们分析的症候性行为中存在两个重要的相似点：第一，症候所隐含的意义；第二，症候与潜意识的欲望的关系。
当然，这并不能完全解决该病例引发的所有疑难问题。实际上，还有许多的问题没有解决，且某些特殊的情境本无法解决。例如，那位幸福的老妇人为何爱上了女婿？况且关于这种爱恋，也有各种消解的可能，为何非要把自己的心事摊到丈夫身上作为解脱？你们不能觉得我们不该提及这个问题。我们收集了足够的信息，对一些问题可给出各种可能的解释。患者的年龄乃处于关键性的时期，使她的性欲激增，为她所不喜。或许这一点已足够；也许还有别的理由，即丈夫的性能力在最近几年或难以满足妻子。经过观察，我们发现世上也只有这种男子永远忠诚，特别会爱抚妻子，体贴其精神上的不安。另一个重要的事实则是以女儿丈夫为目标的变态的爱恋。母女关系本来亲密，于是关于女儿的性爱常转移至母亲。或许我要对你们说，打从远古时，岳母与女婿的关系便被当做一种特别有性意味的关系，并且一些野蛮的部族由此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禁忌。不管是其积极的或消极的作用，这一关系都超出文明社会的限制。刚刚我们所分析的病例是否为上述三种因素之一导致，或者两种，又或许是三种皆有呢？我无法告诉你们，因为我们只有短短两小时的分析，之后却未能继续。
我明白上述的讨论你们未必能够理解。而我之所以说出这些话，目的在于精神病学与精神分析的比较。但是关于这一方面我要问你们一件事：你们是否看到了两者间相互抵触？精神病学当然不用精神分析，也不讨论妄想的内容，只分析了遗传的现象，给我们以致病的一般的原因，而对于较近的特殊的原因却漠视。那么这种抵触非有不可吗？两者可否互为辅助呢？难道遗传的因素反而不能融合经验的重要性吗？你们会发现精神病学与精神分析的研究的确不存在相互抵触的地方，所以反对精神分析的并非精神病学科本身，而是那些精神病的学者。精神分析与精神病学的关系类似于组织学与解剖学的关系，一是研究器官的表面形态，一是研究器官的构造，比如组织或其他元素。这两种研究很难看出有任何矛盾之处，它们相辅相成，互为终结。你们要了解如今解剖学乃是整个医学研究的基础，而之前社会学却严禁医学家解剖尸体来研究人体的内部构造，正如他们现在谩骂我们用精神分析来窥探人类的精神生活那样。或许在将来我们知道，精神病学如果没有精神生活的潜意识生活的相关知识，也不能称其为有科学的基础。
虽然精神分析屡遭抗议，而你们中或许有人喜欢它，希望它的治疗能力可以自圆其说。你们要了解精神分析从来不曾有打破妄想的能力。既然精神分析深知妄想产生的机制，那么能否治疗它呢？就现在来说，我们也对你们说：“不能。”精神分析也同其他疗法一样，目前还没有治愈妄想的能力。我们虽然知道了患者的经历，却并无使患者本人也了解的方法。你们也看得出，对于上述的幻想我们也只能进行初步的研究。所以你们也许认为这种精神分析反正也没什么结果的，也许是不合适的。我的想法并非如此。我们的权利乃是只管研究，不问是不是立竿见影，同时也是我们的义务。某一天，我们所有的琐碎的知识或许能突变为能力，成为治疗的力量，只不过我们还不知道这一天何时才可到来。进一步来讲，虽然精神分析不能治疗妄想症及其他精神病或神经病，却不失为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工具。我们尚未实践这一点，这是无须怀疑的；我们用以研究的资料是人，人都具有生命和意志，必然有其动机才会参加这项研究；除非他没有这个动机。所以，我想用下面的这句话作为今天演讲的结束：对于大多数的神经病而言，我们所得到的知识确实已产生治疗的能力，并且这些病原本就是很难治疗的，然而在某种情形下，我们所取得的成果在医术上可以说是首屈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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