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说到胤禛展开反击，通过在宫中作法，设计让太子变疯。“这时随着法坛上锡杖不断振动的声音，太子突然跌倒在地，随后便恍恍惚惚地自述了他要杀害胤禛的计划，细节听来甚为可怖。正说着，阴风猝起，周围的火炬和蜡烛全都变成了惨绿色，宫中传来了鬼魂出没之声。”
即便在野史中，面对皇子们不择手段的骨肉相残，康熙也显得既愤懑痛心而又束手无策，他愤愤地说：“朕万年后（即死后）听任你们自己去抉择吧！我的阿哥们一个个都不是好东西，谁可以真正托付呢？若天位终究不能空缺，自然会有人坐到那个位置上去，用不着朕生前再提这件事。”
野史道出的往往是另一种真相。谁可以真正托付呢？假设康熙在现实生活中，了解了胤禛对储位的觊觎及其所用的伪装及各种招数，他应该也会发出类似的浩叹吧！
没有谁能真正托付，也没有谁能真正被信赖，事实上，只要进入这个圈子，就无分好坏与道义，区别只在于狩猎场上，谁才能成为那个笑到最后的唯一赢家。
末命
康熙的身体从第一次废黜太子时就开始出问题，1718年春，他自述稍微早起，就“手颤头摇，观瞻不雅”，遇到心跳过速时，“容颜顿改”。春天过后，健康状况才有所好转，也能照常哨鹿打猎了。至1721年春，意大利传教士兼内科医生佛奥塔奉命为康熙检查身体，结论是“陛下的健康状况非常好”。
1722年11月29日，康熙至南苑狩猎，12月14日因身体不适，自南苑返回畅春园，第二天就生了病，“偶患风寒，本日即透汗”。当月冬至将近，本来康熙要到南郊祭天，这下自然无法成行了，16日，他召见胤禛，让胤禛代他祭天。
能够连续两年代父祭天，足以表明胤禛在康熙心目中的地位非同一般，但他仍非常乖觉地恳求继续侍奉于皇父左右，直到康熙坚持，才奉命于17日前往南郊。
此后康熙宣布，自17日至22日也就是冬至那一天，他在宫中静养斋戒，“一应奏章，不必启奏”。
晚年的康熙在感情上异常脆弱，曾强调立皇储一定要以诚孝为先：“今欲立皇太子，必能‘以朕心为心者’，方可立之。”也因此，越到这种时候，胤禛越不敢忘记表现自己的“诚孝”，17日当天，他三次派遣护卫、太监等至畅春园请安，18、19日，也每天都要派人请安。在这三天里，康熙均传谕“朕体稍愈”，但到20日，其病情却突然恶化。
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当时正住在畅春园附近的私宅里，他对比了意大利冬季的常见疾病，判断康熙可能患的是重感冒，感冒本身虽不致命，但它却会引发其他可怕的并发症。据历史学家推断，康熙其实早就有较为严重的心脏病和高血压症状，一年前，佛奥塔诊断康熙已经彻底恢复了健康，那是在他表面气色不错的情况下，而且按马国贤所见，中国皇帝已惯于被臣下阿谀奉承，称颂其健康即为其中常见的一种奉承方式，为了适应环境，不给自己制造麻烦，他们这些西方传教士很多时候也不得不“入乡随俗”，这就是说，佛奥塔出于取悦讨好康熙的目的，很可能没有完全说实话。
20日凌晨1点至3点，自感无救的康熙急召尚在南郊的胤禛前往天坛斋所。3点至5点，胤祉、胤祐、胤禩、胤禟、胤䄉、胤祹、胤祥等七位皇子及大臣隆科多被召至御榻前，康熙向他们当众宣布：“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着继朕登基，即皇帝位。”这是康熙的临终遗言，即所谓“末命”。
能够进入寝宫当面听到“末命”的皇子都是十三皇子胤祥以上的年长皇子（五皇子胤祺在东陵祭祖），十五皇子以下的年轻皇子（十四皇子胤禵在西北）胤禄、胤礼等四人只能在寝宫外等候。
宗室贵族和重臣方面，由于此时并非上朝时间，加上情况紧急，康熙要将所有人都召来显然是不可能做到的。隆科多时任理藩院尚书兼步军统领，警卫畅春园乃其职责所在，既便于被宣召，同时他的另一层重要身份也使传诏任务很自然地落到了他的身上——隆科多是外戚，而且不是一般的外戚，乃是外戚中的尊贵者：他的姑母是康熙的母亲，因此他与康熙是表兄弟；他的姐姐是康熙的孝懿仁皇后，因此他与皇子们又是甥舅关系。
外戚与立储本身就有一种特殊关系，更何况自己还是皇子们的舅舅，当然选择扶持谁不扶持谁，隆科多也有自己的看法。他原先看中和依附于胤禔，结果遭到康熙的指责：“与大阿哥相善，人皆知之。”胤禔倒台后，他学乖了，不再在立储问题上轻易表明立场，即便他父亲即康熙的岳父公开支持胤禩，他本人亦不为之所动，这才使他得以重新取得康熙的信任。康熙能将步军统领这一敏感职位交给他，足见他“深邀皇考知遇”（胤禛的说法）。
至康熙临终时，满朝文武之中，兼外戚、近臣身份于一身的，仅有隆科多一人，中国民间尚有分家找舅舅主持的习惯，隆科多也就此被康熙选中，成为了唯一的顾命大臣。
康熙因隆科多不结党而信任他，但他不知道的是，隆科多其实已经悄悄地选定了自己所仪的皇子。就在那次胤禛负责清查京、通二仓的过程中，隆科多受命随胤禛一道清仓。或者是受胤禛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的风格影响，认为这个外甥前景远大，或者是与康熙朝夕相处，发现康熙有选胤禛为皇储的意向，隆科多成了胤禛线上的人。
在野史记载的胤禛“十三太保”里，老二功夫不是最好的，功夫最好也最为诡异的是老大，老大是个武僧，他能练剑为丸，藏于“脑海”中，到临敌之际，将其从口中吐出，则又矫若长虹。凭着这柄来无踪去无影的宝剑，老大可杀人于百里之外，号称“万人敌”。
康熙亲自授命的顾命大臣居然是胤禛党成员，这是包括康熙本人在内，谁都想不到的，真可谓“来无踪去无影”，若是把隆科多比喻成“十三太保”里的老大，却也很是形象贴切。
康熙皇帝死了
1722年12月20日，上午9点至11点，被从南郊紧急召回天坛斋所的胤禛进入寝宫，与康熙见面后，康熙把自己病情严重的情况跟胤禛说了说，听了康熙的话，胤禛自然只能“含泪劝慰”。当天他虽住在斋所内，但三次（也有记载为五次）进见问安，关于“诚孝”需要做到的细节一丝一毫都不敢马虎。
康熙并没有当面将“末命”告知胤禛。这倒也不奇怪，因为“末命”既是临终遗言，必须在他死后才能由隆科多公布，所知者仅限于七位皇子和隆科多，即便胤禛本人亦不能事先获悉。
当然没有当面讲，不等于胤禛就不知道。有笔记记载，康熙病危时“以所戴念珠授雍亲王”，这就是说，康熙以赠念珠的方式间接做了暗示。此类传闻在朝鲜很流行，据传清朝告讣使译员曾对朝鲜官员讲，康熙临终召见胤禛，把自己戴的念珠解下来交给他，说：“此乃顺治皇帝临终时赠朕之物，今我赠你，其中含有深意，你知道就可以了。”
考虑到胤禛本人从未公开讲过或大肆宣扬康熙赠珠的事，传闻未必属实，但就算胤禛从康熙这里得不到相关信息，他也能通过隆科多或胤祥了解到“末命”。只是他必须继续假装不知道，而且还得表现得更加谨慎小心，因为谁也说不准康熙这次的病会不会好，如果万一又好了，自己得意忘形的样子被皇父察觉，那他胤禛面临的就不是顺利继位，而是大祸临头了。
当天傍晚，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在畅春园附近的住所里吃过晚饭，正与一位神父聊天。突然他们听到了一阵低沉的嘈杂声，而且好像还有一些其他声音从园中渐渐响起，马国贤在中国居住多年，已经多少算是个“中国通”了，他马上把门锁上，对同位说，以他的经验判断，这种骚动很不寻常，要么是皇帝死了，要么就是北京爆发了叛乱。
为了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马国贤爬到墙头进行瞭望，他吃惊地看到外面出现了数不清的骑兵，这些骑兵相互间谁也不说话，只是骑着马拼命地向四面八方奔去，显然都是为了传递某个极为重要的消息。马国贤先后瞭望和打听了几次，终于听到有步行走过的人在说：“康熙皇帝死了！”
时间是晚上7点至9点，御医们宣告皇帝不治身亡。胤禛等人闻讯赶到寝宫，胤禛一路哭泣哀恸，表现出痛不欲生的样子，等到隆科多正式宣布“末命”，称康熙生前已指定其为继承人后，他的情绪更加激动，直接哭倒在了地上，直到胤祉等人向他叩首，劝其节哀，才从地上爬起来。
有人说胤禛是在演戏。演戏的成分肯定有，实际上，置身于那种环境之下，特别是决定向储位发起冲击后，胤禛大部分时间都必须也只能演戏，然而到了康熙去世，想到皇父终于在临终时把大命交到了他手中，自己多年来挖空心思的努力没有白费，像他这样感性的人未尝就没有真情流露的一面。于是当胤禛接下来走到御榻前时，忍不住抱着亡父的脚再次放声大哭，接着又亲自为康熙穿上了长寿袍。
胤禛入承大统，被后世学者列为清初三大疑案之一（其他分别为“太后下嫁”和“顺治出家”），民间和野史中对此有很多传说，其中流传最广的便是胤禛弑父篡位。
故事的背景也是在畅春园，说当康熙觉得身体不适，预料大渐之日不远时，正准备召唤臣工嘱咐后事，却发现所有儿子都不在身旁，一下子便急得昏了过去。原来这是胤禛的一手安排，他把畅春园四面的门户全给封锁了，并由其“十三太保”负责站班，所有其他皇子及皇亲国戚、大臣均不得其门而入。
康熙清醒过来后，发现身边只有胤禛一人随侍在侧，忙宣诏大臣，可是久久不见人影，经询问，方知自己被困，不由得又惊又怒，抓起枕头便朝胤禛扔了过去。结果没能扔准，胤禛“跪而谢罪”，康熙又扯下胸前的一串玉念珠当头砸下，但被胤禛接了个正着。不久，宫中就传出了康熙驾崩，胤禛继位的消息。
封锁畅春园相当于发动政变。在现实中，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康熙从做小皇帝起就与实力权臣角斗，几乎可以说是战斗的一生，他的安全意识和警惕性都非常高，晚年在废黜太子后，更是极力注意保护自己。
在被康熙称为“遗嘱”的那次面谕中，曾提到两个著名的历史事件，一是南朝梁武帝被叛军包围，饿死于台城；一是隋文帝被其子杨广所害。康熙说，《尚书·洪范》论述了人生的“五福”，其中第五福为“考终命”，即尽享天年，长寿而亡，从梁武帝、隋文帝的遭遇来看，要想“考终命”真是很不容易啊！
他说这番话时显然意有所指，是在警告心怀叵测的大臣和皇子们，不要对他动歪念头。你想他怎么可能不做有效的防范呢？
养心殿风波
排除那些子虚乌有的江湖兄弟，胤禛所能依赖的不过是年羹尧、隆科多。年羹尧尚在外地，而且在胤禛即位前，他与胤禛也是若即若离，不敢也不可能助其篡位。隆科多的情况跟年羹尧差不多，胤禛即位之初便告知年羹尧：“舅舅隆科多，此人朕与尔先前不但不深知他，（而且）真正大错了。”由此可知，隆科多虽早已站在胤禛这一边，但两人并未达到默契相知的程度，当然更不可能联合发动政变。
退一步说，隆科多要想协助胤禛政变，他可能死得比任何人都快。因为隆科多尽管掌握着步兵统领的实权，可以调动畅春园的警卫，但是京城部队并不归其掌握——康熙从南苑一回畅春园，即任命十二皇子胤祹为镶黄旗满洲都统（镶黄旗为上三旗之一，专属皇帝管理），令其控制京城部队。隆科多只要敢轻举妄动，胤祹等人立即可以就近调兵镇压。
清代经过顺治、康熙的轮番经营，君主集权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是前朝包括南北朝、隋朝在内都无法相比的，在这种体制下，再加上康熙本人的威望和能力，任何人企图搞武装政变或对抗，都将落得飞蛾扑火、自取灭亡的下场。胤禛是一个头脑清醒的政治家，不管处于何种境遇下，都懂得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他更加不会干出这样的蠢事。
是不是还有其他谋害的可能和手段呢？民间盛传，“圣祖皇帝（康熙）在畅春园病重，皇上（指新皇帝胤禛）进一碗人参汤，不知如何，圣祖皇帝就崩了驾，皇上就登了位”。
先抛开康熙的警惕性有多高，对食品安全的检查有多严，单是康熙喝参汤这件事就不太靠谱。虽然清代确有让病人喝参汤的习惯，但康熙本人却敬而远之。他曾在一份奏折中批道：“汉人喜欢人参，其害人而人不知。”江宁织造曹寅（曹雪芹的爷爷）病重，康熙认为是吃人参害了他：“曹寅原肯吃人参，今得此病，亦是人参中来的。”后来康熙自己身体病弱，有人建议他吃些补血气的药，康熙直接排除了人参，说：“南人最好服药、服参，北人于参不合。”
康熙既如此拒绝人参，要通过在参汤中下毒来暗算他，显然是件想都不用想的事。
关于胤禛篡位的另一类传闻，则集中在改诏上。传闻康熙弥留时，胤禛和其他皇子一样，都没有随侍在康熙身旁，只能站在宫门外请安，唯隆科多作为顾命大臣侍立于御榻前。康熙死前在隆科多的掌心亲笔写了“皇十四子”四个字，隆科多一出门，胤禛迎上前来，隆科多便顺手抹去了墨迹未干的“皇十”二字，于是“四子”胤禛就顺理成章地取代十四皇子胤禵做了皇帝。此事发生时，据说千里之外的无锡惠山寄畅园（康熙生前曾游历此处）还出现异象，一株千年老樟树当时就枯死了。
把遗命写在大臣手上，再让大臣顺手抹去字迹，这种犹如儿戏一样的故事，实在不值一驳。大部分关于改诏的版本还是比它要靠谱一些，都是说康熙在遗诏上亲书“传位十四子”，但被胤禛找到并改成了“传位于四子”。此类版本的传播范围和市场相当之大，连末代皇帝溥仪都受其影响，这就是所谓的“养心殿风波”。
在康熙去世近两百年后，尚年幼的溥仪和他的弟弟溥杰有一天玩追逐游戏，无意中闯入了养心殿西暖阁。西暖阁是昔日皇帝批阅奏折和处理重要文件的地方，里面有不少套间，还陈列着许多佛像、佛塔。两人追着逃着，偶然碰到墙上的一块匾额，后面露出一卷纸，他们好奇地打开一看，原来竟是康熙遗诏，上面是康熙亲笔写的“授位十四子”。
两兄弟过去早就听说过改“十”为“于”的传闻，如今发现传闻为真，可把他们给吓呆了。好在溥仪聪明机智，连忙把纸卷重新放回原处，并警告溥杰千万不可外传，溥杰也当场发誓绝不泄露，兄弟俩紧张不安的心情这才平定下来。
“养心殿风波”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披露，曾令清史学界为之震动。有学者特地访问溥杰进行证实，溥杰经过回忆，更正称康熙亲笔遗诏乃误传，实际是雍正（胤禛）密诏。
除了改“十”为“于”，还有改“十”为“第”，即遗诏内容为“朕十四皇子即缵承大统”，后被胤禛改成了“朕第四皇子即缵承大统”。其至有人考证出胤禵原名胤祯，康熙在遗诏上写的是“胤祯即位”，胤禛改诏，将“祯“改成“禛”，又把十四皇子的名字改作胤禵，不许他再叫“胤祯”。
仅从技术角度和正常逻辑来看，这些假设就很难成立。康熙时代正式场合用的都是繁体字，不可能将“十”改为“于”，就是改为“第”，改动痕迹也很明显。至于胤禵的名字，根据史料记载，他原名胤禵，中间奉皇父之命改称胤祯，胤禛即位后只是让他恢复旧名，与所谓的康熙遗诏并无任何联系。
就胤禛本人而言，他是个自尊心和意志都极强的人，在争储过程中说昧心话、瞎话，宣称不结党、不谋位，那是出于一个政治家参与权斗的实际需要，但若说他要靠玩这些偷天换日的小把戏或者通过盗用别人的名字来登基，一方面是把复杂的宫廷斗争简单化了，另一方面，胤禛的自尊心恐怕也不会允许他这么做。
棘手现实
康熙到底有没有临终遗诏？有！不过它既不是康熙亲笔所书，也非他临终前所起草，而是在康熙死后，以他多年前的那次“遗嘱”面谕内容为基础，由胤禛及其臣僚共同拟定颁布的诏书。
明清两代的遗诏，十之八九都由后人所拟，清代更是如此，凡是讲到遗诏，都不是生前的，这种做法已成惯例，当时人并不以之为怪。在所有清代遗诏中，康熙遗诏由于纳入了“遗嘱”面谕的内容，不但文章最长，达到了一千多字，而且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先帝生前意愿，与其他敷衍了事的遗诏迥然不同，但究其实，仍是一种形式化的官样文章。这样的遗诏与传位诏显然不是一回事，胤禛合法继位的最重要依据也不是康熙遗诏，而是康熙临终前口头发布的“末命”以及七位皇子、隆科多等见证人。
康熙去世当晚，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得知，新皇帝即刻继位，“人人都服从他”。和大多数局外人一样，马国贤所能了解到的必然只是表面现象，他们无法知道平静的政局下也正暗藏着汹涌的旋涡和激流。
胤禛在夺储过程中以清静淡泊的形象示人，装出对皇位毫无兴趣的样子，其逼真的演技不仅欺骗了康熙，也麻痹了政敌，以致多数皇子和官员都料不到他会最后坐上皇帝宝座。有资格进入寝宫听宣的七位皇子中，胤祉、胤禩、胤禟等都参与过夺储，即便到了冲刺阶段，胤禩、胤禟已自知无望，但他们仍认为同党的胤禵是夺储的最大热门，万不承想身边会突然杀出一匹黑马，那感觉就像到了嘴边的蛋糕被人抢去一样，心理落差之大可想而知。
对于“幸运儿”胤禛，这些落败者既愤懑又不服气，尤以胤禩、胤禟为最。一则清代笔记中说胤禩在听到“末命”后不胜愤怒，当场就佯装悲痛，径直走出了寝宫。当胤禛奉命赶回畅春园探望康熙时，见胤禩在院中沉思，对派办事务不予理睬，而胤禟则突然走到他面前，一副傲慢无礼的样子，显然他们在知道胤禛即将继位的情况下，一方面，难以控制自己失望和愤怒的情绪，另一方面，仍保持着既往对胤禛“软柿子”的印象，也不想对这种情绪加以掩饰。后者在胤禟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即便后来隆科多当众宣布“末命”，他依然当着胤禛的面“箕踞对坐”，看上去压根儿就没把新君放在眼里。
当七位皇子进寝宫听康熙宣布“末命”时，十七皇子胤礼等人都在寝宫外等候，胤礼一方面与胤禛私人关系较好，另一方面在立储问题上又倾向于胤禩，所以他虽无从得知“末命”的内容，但仍一厢情愿地认为康熙将会指定胤禩为继承人。那天晚上，胤礼在大内值班，听到皇父去世的消息后便急急赶往畅春园，当他走到西直门大街时，碰到了护送康熙灵车还宫的隆科多。隆科多把胤禛继位的事告诉了他，胤礼当场被惊得目瞪口呆，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举止失措下竟然不跟着护灵，而是一个人慌慌张张地跑回自己的府邸去了。
“帝登基时，兄弟之中，除允祥外，其余无不心怀反对者。”多年的储位之争使参与其中的皇子结成了不同的朋党，各党中不但有皇亲、贵族、朝臣，甚至还有某些西洋传教士、散落在民间的士人豪客，力量遍布朝野。它们相互之间钩心斗角，互不相让，康熙生前依靠其权力和声望足以弹压，等到他一死，大家对继承人难以心服，就极可能发生新的政争或战争。
朝鲜人对此颇为敏感，也一直在进行观察，早在康熙第一次废太子时，便有朝鲜大臣预言：“康熙死后，兵乱可翘足而待。”康熙驾崩，讣闻未至，大臣们已纷纷向其国王进言：“彼国（指清国）不预先立太子，五公子争立之患，势所必至。”
所谓“五公子争立”，就是齐桓公一死，五个儿子为争夺王位，连老子的尸体都弃之不顾的史事。首废太子后，康熙在训诫中曾公开讲过这一典故，朝鲜大臣们自然印象深刻，他们预测清朝也可能发生诸皇子停尸相争，进而导致国中大乱的情况，“康熙既殁之后，祸乱之作，十之八九”。
朝鲜人的观点和想法不是没有道理。胤禛非预设皇储，是康熙临终前才仓促设立的新君，从这个意义上说乃非正常继位，因此他作为胜利者一方固然拥有极大优势，但相比于正常继位的君主，仍有很多可以被对手利用和加以攻击的弱点，同时作为新君，其帝位的巩固、权威的增强也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设若康熙的丧事不能办好，或者胤禛在哪一个环节上处理不当，失利的对手们尤其是胤禩党就会在他继位是否合法的问题上大做文章，进而将他轰下台。
这是胤禛接班之初就必须面对的棘手现实，他该怎么办？
权斗场
康熙去世的那天夜里，马国贤打听到，新皇帝关心的第一件事，就是装殓好他父亲的遗体，然后，“由他自己骑着马，还有他的兄弟、孩子和皇亲国戚们随从着，更还有无数手持利剑的士兵与他们一起，护送灵柩回到北京的宫里”。在皇家制度中，这叫“奉大行皇帝还宫”，大行皇帝是对已死但谥号尚未确立的皇帝的称呼，还宫是指将其灵柩送往大内。
实际上，胤禛其间还采取了一些非常措施。在他的命令下，已穿上长寿衣的康熙遗体并没有直接入殓，而是被用銮舆载运，像皇帝日常出行一样，由畅春园移至紫禁城乾清宫。他自己则在隆科多的保护下先行回到皇宫，以迎接康熙遗体，同时传令“诸王非传旨不得进（大内）”。
次日，隆科多以步兵统领的身份指挥在京兵马，并奉命将京城九门关闭六天，对京城内外进行严密监控。当天凌晨，马国贤和其他教士一起收拾行李，本想来京城向康熙逝世表示哀悼，但他们却没能够获准随队前往，可见京城安保措施之严。
晚上7点至9点，乾清门举行大殓，在胤禛及众皇子、大臣的注视下，康熙遗体被装入棺椁，随后众人到殿外丹陛上行礼，这样继大行皇帝还宫后又完成了一个重要程序。
这一天，大行皇帝命胤禛嗣位的遗言终于从宫中传出，胤禛也开始实际行使作为新君的权力，但他并未正式登基。康熙生前曾担心自己死后，皇子们会像齐桓公的那五个不孝之子那样，为了皇位“束甲相争”，而将他的灵柩扔在乾清宫内不管不问。对于胤禛而言，“束甲相争”也是他最害怕的，所以继大殓之后，他首先要做的不是登基，而是阻止这一幕的发生。
按照清朝礼制，老皇帝去世后，新皇帝必须戴孝辍朝二十七日，其间不能处理公务，须由总理事务大臣代办。于是胤禛当天便将允禩、允祥（胤禛即位后，康熙诸皇子为避其御讳，均将姓名的“胤”改书为“允”，本书下同）和大学士马齐、尚书隆科多任命为总理事务大臣，并特地说明，自己居丧期间心绪不宁，为了把各项事务都有条不紊地办好，臣下“有所启奏诸事”，除藩邸事务，“俱交送四大臣，凡有谕旨，必经由四大臣传出”。
在四大臣中，允祥、隆科多皆为原胤禛党骨干分子，他们作为胤禛的亲信成为新朝核心团队的一分子，完全顺理成章。允禩是胤禛的主要政敌，马齐又是允禩的追随者，当年举荐允禩为太子事件，他是主谋之一，为此还曾被康熙革职，胤禛重用这两人，殊出外界意料。
胤禛同时封允禩、允祥为亲王。二人都是先朝的失意者，允禩原为贝勒，允祥原为贝子，都曾被康熙夺爵圈禁，后来虽被解除禁锢，允禩还被恢复了爵位，但境遇却无太大改善，终康熙之世，一个始终都只是不被信任的贝勒，另一个再未得到封爵。与成为总理事务大臣一样，允祥被封亲王并不令人惊讶，允禩也享此待遇则显得很不寻常。
胤禛对允禩及其追随者的破格重用和优宠，其实暗藏玄机。当初是康熙将儿子们带入了塞外狩猎场，又不自觉地引领他们进入了更复杂、更残酷的权斗场。在这群皇子当中，胤禛狩猎的本事或许不是最高最突出的，但其权术在得乃父真传的基础上，却早已经能够做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夺储中完美地骗过康熙、政敌和满朝文武，便是明证。
先说狩猎，马国贤曾多次随康熙围猎，据他观察，狩猎时士兵系以康熙为中心，组成一个半圆形猎阵，然后缓缓向前推进，逐步对猎物进行包围。在所有待狩的野兽中，最凶猛也最难猎杀的是老虎，老虎通常都住在最险峻的深山老林里，但为了寻找鹿和其他猎物，有时也会闯入以草原、丘陵为主的狩猎场。因为发生过一组士兵被多只老虎攻击，有人遭殃的经验教训，所以只要狩猎场上发现一只以上的老虎出现，狩猎活动就必须马上停止，随之解散包围圈，士兵们也会护送着康熙小心地退回营地，之后队伍将转向另一个地区，甚至本年度都不能再在原区域狩猎。
不同时对抗多只老虎，是皇室狩猎的一个重要特点和技巧。站在一个权谋者的角度，权斗和狩猎在技巧方面有颇多相通相似之处。允禩是允禩党的灵魂人物，即便在康熙后期受到严惩，但依旧在幕后出谋划策，以致没有他居中指挥，则允禩党不能有所作为，康熙死后他自然而然重又成为允禩党的首领。允禵原为允禩党成员，由于领兵西征而被视为皇储热门，到后期也实际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集团。
康熙临终前，允禩、允禵在朝野的声望均超过胤禛，康熙去世后，两集团也仍然是一股不小的政治力量，胤禛当然能感觉得到。在他眼中，允禩、允禵无异于两只虎，允禩又是其中最大的“虎”，要一起对付的话困难太大，而且还很危险，所以他只能先以宠信来笼络控制住允禩及其党羽，以免发生变乱。
你们祝贺我什么
胤禛继位之初，权威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允禩集团对他既不服气，也不甘于失败。允禩、允禟等人都后悔在争储期间没有重视胤禛，以致让他以黑马姿态超越众人，允禟甚至对左右说：“不料事情竟至如此（指胤禛入承大统），我辈生不如死。”他还寄信给同党的允䄉称：“机会已失，悔之无及。”
允禩也是如此，他奉命担任总理事务大臣，众人前往祝贺，他却说：“皇上今日加恩，怎么知道不是明日要加以诛戮之意？我脑袋都快要保不住了，你们祝贺我什么呢？”又说：“目下施恩，皆不可信。”当允禩福晋乌雅氏的亲戚前来祝贺其丈夫晋升亲王时，乌雅氏也说：“有什么可喜的？不知道哪一天掉脑袋哩！”
允禩夫妇对胤禛始终保持戒备和敌意，这一点不难理解，但他们完全可以在室内或是集团内部商量，当着朝臣、亲友的面说胤禛要动刀子，公开散布对新君的不信任言论，毫无疑问是表示对立而不是合作。
胤禛都看在眼里，却假装视而不见，因为他知道允禩虽然“其心断不可用”，但“其人有不得不用之委曲”——作为本集团的首领，允禩影响最大，智谋和心机也最深，给他加官晋爵，本来也没指望他会心服或效力，只不过是为了稳定允禩党，使其不至于立刻起来造反而已。
1722年12月21日，在封允禩为亲王并任命其为总理事务大臣的当天，胤禛为防止允禵“挟兵为变”，特召其回京。他在上谕中说：“西路军务，大将军职任重大，十四阿哥允禵势难暂高，但遇到皇考这样的大事，若他不能亲临，恐怕内心一定不安，所以为他着想，希望他急速来京。”作为配套措施，他命辅国公延信驰赴甘州军营，管理大将军印务，川陕总督年羹尧协理军务。
自康熙平定“三藩之乱”后，全国兵权为兵部也即皇帝所亲掌，就算前线仍在用兵当中，只要皇帝有事相召，经略参赞都是一朝闻命，即束身受代，无敢据兵以抗朝命者。允禵也是如此，这是体制所决定的，非个人力量所能左右，更何况，允禵所有亲信部下的家属均安居于京师，边疆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无异于人质，这些亲信部下又岂肯跟着允禵违抗朝命？
胤禛不怕允禵不交印或不归京，他需要担心的是允禵离开前线后，军务上会不会发生问题。延信是康熙的侄子，受命随允禵西征，是军中除允禵外最得力、最关键的人物，但他不是胤禛的心腹，胤禛对他到底还是不太放心，派年羹尧协理，实际是对延信进行监督和牵制，以及等待时机成熟，让年羹尧从延信手中接过西北前线的指挥权。
年羹尧军政全能，在四川任职多年，熟悉西北情形信息，在谕旨中，胤禛授权他与延信共同管理“西路军务粮饷及地方诸事”。应该说，仅此一项就能够让年羹尧掌握住前线军队，不致使发生异变，也因此，胤禛才能够将允禵从前方顺利抽调出来。
12月23日，康熙遗诏也就是胤禛命人拟制的诏书得以颁布。次日，允禵到京。允禵多年被人拥戴，自己也认为江山即将到手，现在不但屈为臣子，而且眼瞅着军权也已旁落，地位骤降，所以情绪比允禩、允禟等人还要恶劣。未到之前，他就行文奏事处，请示是先拜谒大行皇帝的梓宫（即康熙的灵柩），还是先庆贺新君的登基，同时又行文礼部，询问见皇帝的礼仪。其实这些都是有定制的，根本用不着多此一举，允禵如此做法，摆明就是要让新君难堪。
胤禛忍着性子没有计较，命他先谒梓宫。允禵于是径赴灵堂乃父灵柩前哭拜，没想到就在那里掉进了一坑，更要命的是，这座坑还不是别人挖的，是他自己给自己挖的！
康熙大丧期间，马国贤等传教士终于也获准由乾清门进宫祭拜。马国贤在通过乾清门时就见到门口聚集着大量官员，接着在宽阔的灵堂里，又看到很多官员跪着，全都身着丧服，哭泣着。在典礼官的示意下，这些官员时不时地提高嗓门号啕大哭，然后再施行三跪九叩之礼。
胤禛虽为君主，但所有这些程序他都要一样不少地照做，甚至为了显示自己与先皇的情感，还要哭得更为动情，声音更为嘶哑一些才好。允禵一贯性格耿直、不善掩饰，不像皇兄这样善于表演，同时他内心或许还有对父亲未将大位交于自己的不满，所以去了之后只是干号，而且哭得也没有别人那么激烈，这在后来也成了他的一项罪状——“叩谒梓宫并不哀痛”。
胤禛就在灵堂里，允禵明明看到了他，却只是远远地叩头，毫无向皇兄表示祝贺和亲近的意思。胤禛为显示自己的大度，只得一边哭着，一边主动走近他，谁知允禵仍然视若不见，一步也不动弹。
眼见场面极其尴尬，皇帝已经下不来台，乾清门一等侍卫拉锡连忙拉允禵向前，这才得以打破僵局。可是等到离开胤禛，允禵便开始责骂拉锡，还到胤禛面前咆哮，说：“我本恭敬尽礼，拉锡将我拉拽。我是皇上亲弟，拉锡乃掳获下贱（拉锡为蒙古人），若我有不是处，求皇上将我处分，若我无不是处，求皇上即将拉锡正法，以正国体。”
胤禛虽然内心极为气恼，但仍强自忍耐，“降旨开谕”，劝他息事宁人，好自为之。不料允禵仍不肯罢休，退出灵堂后又将拉锡一顿痛骂，言辞中甚至还“辱及父母”，“问候”了拉锡的家人……
相煎何太急
“如果只发现一只老虎的话，士兵们就下马”，按照马国贤对皇家狩猎的描述，士兵在猎虎时每五人一组，手握长枪，占据有利地形，然后放出一群猎犬，用它们的声音来恫吓老虎，把老虎从虎窝里赶出来。
正常情况下，老虎会很快现身，在紧盯住一组士兵中的一个后，迅速冲向攻击目标。当到达一定距离时，老虎开始跳跃、飞扑，此时五人便握紧长枪，待老虎靠近，一齐持枪相迎，并将枪尖猛力地刺进老虎的胸膛，直至将老虎摔倒、杀死。西方狩猎的方式与之不同，马国贤在欧洲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的场面，他被告知，只要是单独的一只老虎，从来没能逃脱过猎杀，狩猎的士兵也从没有人受过伤。
在允禩被胤禛套在自己驾驭的马车之上，一时难以脱缰的前提下，允禵本已处于极为不利的位置，他自保的最有效方式就是像老虎一样缩在窝里，表现在实际行动中，是如他的皇兄那样，正正经经地演一场戏，比如：先抱着康熙的灵柩哭他个死去活来，胤禛本身是戏精，一看这场面势必要配合，主动走上来也掉几滴眼泪之类，这时允禵应该赶快向前，顺势对胤禛“抱膝痛哭”。
看，父子情深，兄弟也情深，胤禛想要的面子里子全都有了，在这种情况下，允禵或许还能由政敌瞬间变成胤禛信任和加以重用的手下，毕竟他们是同母兄弟，不看僧面看佛面，况且允禵擅长军事，对刚刚上台的胤禛而言，也具有很大的利用价值。然而允禵就是允禵，他不仅没有这么做，反而还坐实了自己仍将是皇兄死敌的现实，胤禛日后提及此事，仍按捺不住一股怒气：“（允禵）及到京见朕，其举动乖张，词气傲慢，狂悖之状不可殚述。”
权斗场常常比狩猎场更激烈更残酷，从来容不得心慈手软一说，允禵自己暴露出了一个这么大的破绽和把柄，胤禛岂有放过之理？他立即下令削去允禵的王爵（即康熙加封的非正式王爵），仅保留了最初的贝子爵位。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对于胤禛、允禵兄弟俩相争，最感伤心和无奈的莫过于他们的生母德妃。德妃共有三个儿子，但皇六子胤祚六岁就死了，只有胤禛、允禵得以成人。胤禛对外宣扬德妃只喜爱他，而不喜爱允禵，并且用德妃自己的言行来加以证明，指出德妃公开说过：“我只知皇帝是我的亲子，允禵不过与众阿哥一般耳，未有与我分外更亲近也。”
甚至允回京，想单独拜见母亲，德妃也不答应，直到请求其召见兄弟们，德妃才同意，允也才与众兄弟一起拜见母亲。其间德妃没有单独同允说一句话，似乎真的如她所言，完全把允当成了其他妃嫔所生的儿子一样看待。
其实，世上有几个母亲会不爱自己的亲生儿子？儿子远行万里，母子分离了那么长时间，又有谁不盼着能够早日团聚，不想多亲热一会儿？德妃做出如此违背常理的举动，恰恰说明她的处境有多么艰难，内心又有多么痛苦和纠结。
天下父母总有偏爱小儿子之心，同时相对胤禛而言，允禵为弱者，站在母亲的角度，德妃只会更加照顾和偏袒允禵。问题是若她明着这么做，胤禛岂能答应？不但不会答应，还可能对允禵更加不利。德妃权衡再三，只能在表面上装出对允禵冷漠的态度，为的只是让大儿子觉得舒服，以便可以暗中对小儿子起到保护作用，虽然她明知自己的这些言行会被别人评论为不公正和屈服权势，有失为母之道。
以胤禛的心机之深和观察力之强，他也不会不知道母亲真实的内心。允禵未到京“即露种种狂悖”，到京后“轻躁妄行，状类棍徒”，按照胤禛那种眼睛里容不下沙子的性格，能够一忍再忍，乃至在灵堂上还曾想予以将就，固然有其策略考虑，但也不能不说在一定程度上是碍于德妃的面子。
总之，只要条件许可，胤禛未尝不想留下与母亲和谐相处的余地，可惜在剑拔弩张的权斗场上，给对方留余地也成了一件无比奢侈的事。灵堂事件发生后，据胤禛称，针对允禵对新君的种种无礼之举，德妃曾特命他对允禵加以责斥。揣摩其用意，一方面是暗示允禵赶快向皇兄服软认错，另一方面指望胤禛对弟弟手下留情，当然最后的结果证明，兄弟俩谁都不买对方的账，允禵脾气倔强，绝不妥协，而胤禛也以削爵为信号，杀气腾腾地对允禵展开了整治。
夹在两个视同仇敌的亲子之间，德妃左右为难，生不如死。据记载，在康熙大丧期间，她哀痛万分，一度要以绝食方式殉死先皇，“决意从殉，不饮不食”，只因胤禛再三谏阻，苦苦哀求，并以母死儿亦从死的话来解劝才作罢。
德妃本是康熙的一名侍女，自幼随侍康熙，在近五十年的皇宫生涯中，为康熙生下了三个皇子、三个公主，是康熙两个生育子女最多的妃子之一。这说明她受到过康熙的专宠，与丈夫是有感情的。不过宫中比德妃更受宠的妃子还有的是，康熙去世，她的悲痛心情可以理解，但似乎也还不至于到以死殉夫的地步，这其中很难说不掺杂着其他复杂情绪。
揖让
1722年12月26日，京城九门开禁，胤禛准备登基，遣官告祭天地、太庙、社稷坛。第二天，胤禛登上太和殿，受百官朝贺，同时颁布即位诏书，改年号为雍正，胤禛至此便成了雍正皇帝。
据记载，雍正即位的前几天，天气阴霾惨淡，到他正式举行登基典礼时，“天忽晴明，赤日中天，臣民欢呼，占为圣主之瑞”。待到雍正登基后的第三天，空中又出现了卿云，后者实际是由阳光折射所形成的一种彩色云，古人认为它代表着太平气象。
如此祥瑞，看在雍正的母亲德妃眼里却是另一番滋味。照理，儿子正式做了皇帝，生母自然晋为皇太后，她应该比别人更为欢喜才对，但她显然并不那么高兴，对雍正能够当上皇帝，她只说了一句：“不但不敢想，梦中亦思不到。”
其实，单从德妃愿意为康熙殉死这一点上，她性格中倔强和不慕荣华、不贪恋福寿的一面已经显露无遗。面对富贵和亲情，如果只能选择一样，且可以任其选择的话，她多半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亲情，她宁愿膝下的儿子一个都做不成皇帝，只要彼此能够和睦相处，互不伤害。
雍正举行登基大典，按定例应先诣德妃处行礼，然而德妃再三托辞不受，说皇帝登基，理应受贺，不过行不行礼就没必要了。在允禵被削爵，继往保护手段已经逐渐失效的情况下，这位年过六旬的老太太终于用行动说出了“不合作”三个字，同时也是在拿自己的残生向大儿子进行抗议。
雍正当然明白其中的含义，他可以眉头不皱地将他的任何一个兄弟和政敌逼至绝境，也可以敲打震慑宜妃等其他母妃，但生母是他下不了手，也不能下手的。没别的办法，雍正只能把满朝文武都动员起来，和自己一起进行苦劝，经过屡次坚请，最后总算让德妃勉强接受行礼，过了这一关。
从康熙去世到雍正登基，其间达到七天，为时不可谓不长。正在北京的朝鲜使节当时从官方所听到的一种解释，是新皇帝屡次让位，以致拖延了时日。八年后，福建汀州府上杭县童生范世杰给学政上呈文，说三皇子允祉遵照父命让弟弟雍正当皇帝，而雍正三揖三让，最后实在推托不了才坐上龙椅。学政收到呈文后大吃一惊，连忙会同地方长吏对范世杰进行审问，得知这种说法并非其原创，而是汀州府城里的人都如此传言。
普通中国老百姓可能不知宫中实情，朝鲜人对康熙后期诸子夺储的情形看得真真切切，他们根本不相信揖让一说——当初这群皇子为争皇位个个都斗得犹如乌眼鸡一样，哪有让位的可能？别说没有真让的，就是虚情假意地推让一下，还怕弄假成真呢，又有谁敢轻易尝试？
在给朝鲜国王的报告中，使节们如实汇报说雍正迟迟才颁布登基诏书，以引得人们议论纷纷，“或称秘不发丧，或称矫诏袭位，内间事秘，莫测端倪”。使节们自己也猜测，“至于矫诏，则似是实状”，雍正真的有可能是通过篡改老皇帝的遗命才得以继位的。
不管外界如何评说，雍正仍按照他的既定步骤行事。1723年1月4日，诸王文武大臣拟上大行皇帝的谥号、庙号，庙号为“圣祖”。雍正表示满意，说诸臣如此举动，使他的哀思得到了很大安慰，然后便刺破自己的中指，用血在奏折上圈出了“圣祖”二字。
雍正一方面要展示对先皇的孝顺，以彰显继承的合法性，另一方面要继续正告皇亲国戚：我不再是那个你好我好大家好的“老好人”雍亲王，而是具有与父亲一样无上威权的一国之君。
在为康熙办理丧事期间，允禟的生母宜妃正在病中，闻讯急忙坐着软榻奔向灵堂。宜妃是康熙生前的宠妃，大约先前被康熙娇宠惯了，平时做事不过脑子，竟然在德妃前面跑进了灵堂，此举既是对宫廷礼仪的破坏，同时也是对雍正的一种轻视。雍正见了很恼火，但灵堂之上不便加以指责，而宜妃还没意识到，又像允禵先前一样，蹬鼻子上脸，竟然在雍正面前摆起了母妃的架子。
在雍正的兄弟当中，宜妃之子允禟的军政才能较为一般，照雍正的说法，“文才武略，一无可取”，为先父的“无足数计之子”，但允禟会经商，乃允禩、允禵集团的财神爷，两集团在争储中的活动经费主要都由允禟负责筹措。雍正过去也搞过经费，当然远不如允禟，所以他很清楚允禟对两集团的重要性。
宜妃借康熙生前之宠，在后宫拥有较为尊贵的地位，也有一定势力，加上这个在朋党活动中甚为活跃而且还很有钱的儿子，母子联手，策动政乱并非难事，他们也因此成为雍正继允禵之后的重点打击对象。
1月9日，康熙灵枢被移送景山寿皇殿停放。宫中举行了奠献仪式，具体程序是礼部尚书给雍正送上一杯酒，由雍正把酒倒进一只大金碗里。接着，礼部尚书给出信号，在场的文武百官便施行三跪九叩之礼。马国贤等传教士也参加了这一仪式，仪式进行过程中，在紧靠宫门的一个地方烧了大量纸钱，弄得周围空气里“好像是腾起了一层烟云”，而马国贤听说，在灵柩被移走前宫中一直都没有烧过纸钱。
打蛇打七寸
宫中烟云缭绕，犹如在策划和实施一场新的阴谋。当天，雍正下旨，以违禁做买卖为由，将宜妃的太监张起用发往边疆种地，将允禟的太监李尽忠发往云南当苦差，太监何玉柱发往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这三名太监的家产被全部籍没，如果他们本人实在不愿意去边地也可以，但必须自尽，而且死后骨头仍要被送往发遣处！
打蛇打七寸，允禟经商，必须通过手下人去办，处理何玉柱等人，也就等于断掉了允禟母子的左膀右臂及其财源。
德妃出身低微，性格谦和仁厚，御下宽大，康熙生前将她封为德妃，就是盛赞其为人之意。宜妃失礼固然不对，可是雍正醉翁之意不在酒，不但株连至允禟，惩罚措施还如此严厉苛刻，却未必是她所赞成的。毕竟允禟虽不是她亲生，名义上却也是她的儿子，再联系到允禵的遭遇和未来命运，德妃内心的不快和不满可以想见。
1月10日，礼部会同王大臣及大学士、翰林院、詹事府各有关官员，给德妃拟了“仁寿皇太后”的徽号，除了徽号，他们还准备了表文、册文、金册、金宝，要为德妃晋皇太后举行隆重的典礼仪式。德妃却推说正值康熙的丧事期间，她哀恸莫名，没有心情接受徽号，同时也拒绝从妃嫔所居的宁和宫移居皇太后应住的宁寿宫。自雍正登基，坚不受礼后，这是德妃第二次对他表示不合作态度，母子关系开始变得越来越紧张。而后在雍正君臣的再三坚请下，德妃才对徽号答以“知道了”，但仍不肯搬入新居，而且以康熙灵柩尚未移送景陵，典礼须移灵事毕方可举行为由，把典礼给推掉了。
1月15日，康熙辞世已过二十七天，雍正除去孝服，从乾清宫移居养心殿。原由总理事务大臣代理的事务可由雍正亲自负责了，他于是对四大臣的职责进行调整，隆科多由理藩院尚书改任吏部尚书，仍兼管步兵统领事务，原有负责的理藩院尚书事务交由允禩管理，允祥则总理户部三库事务。雍正还同时赐允禩爵号和硕廉亲王，允祥为和硕怡亲王。
在新的人事任命中，允禩依然受宠如故。除了允禩，他的亲属和一些支持者也相继得到任用和提拔。允禩的儿子弘旺被赐贝勒，当时能够得到这一爵号的皇侄屈指可数。与允禩关系密切的苏努由贝子晋爵贝勒，佛格被任命为刑部尚书，佟吉图被擢为山东按察使，旋升布政使，他们在康熙时或被指斥，或不被重用，或退职闲居，如今到了新朝，竟好像比先朝还要吃香些。
如果单单只看表面，似乎雍正处理允禟府中太监仅仅只是个案，但这其实是一个有意制造的假象。拉打结合，是雍正对付允禩党的基本策略，他对允禩及其部分追随者继续封官晋爵，就是为了使允禩党中的多数成员失去警惕性和攻击新君的欲望，从而腾出手来，集中力量打击允禟。
就在允禩党中的一部分人弹冠相庆的时候，雍正下令逮捕了礼部给事中秦道然，罪名是仗势作恶、勒索钱财。其实秦道然倒霉的真正原因是代替允禟料理家务，他被勒令追赔十万两白银，以送往甘肃充作军饷，经过清查，秦道然的全部家产也不值一万两银子，但依旧被继续监禁追究，就像剥笋一样，当笋壳被逐一剥离，就要轮到笋尖了。1月30日，雍正命允禟前往西宁，理由是允禵从前线回京后，返回日期尚不能定，西宁军中不可无人驻扎。
对允禟而言，前往西宁无异于发配，他对此很是不满，说：“我究竟犯了什么罪，要把我排斥到万里之外？而且居丧未过百日，等我送了陵寝回来再去也不迟。”雍正不管他高不高兴，一再迫令速行，允禟无奈之下，只得奉命前往青海。
在青海，年羹尧早就奉命将允禟所居地的居民全部迁出，并加派兵丁对允禟进行监视，就这样雍正还指示他留意士兵动态，防止被允禟收买。允禟抵达青海后发现自己形同被软禁，连忙奏请回京，雍正在奏折上批“知道了”三字，对其进行搪塞，暗中却指示年羹尧找出种种借口不放他回京。
剥笋原理
允禟之后是允䄉。允䄉和允禟相似，也是雍正眼中的庸懦无能之辈，雍正说他“文学武艺，蒙皇考（康熙）训谕数十年，终于一无所成”，但允䄉受康熙之命管理着上三旗之一的正黄旗，在允禩党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和重要性，尤其允禵自成集团后，允禩党的三驾马车便变成了允禩、允禟、允䄉，雍正称为“三憾”或者说是三个仇家。
雍正用来解决允禩党的基本策略，实际就是遵循“剥笋原理”，即在以崇爵捆绑住允禩及其追随者手脚的同时，一步步拆散允禩党，使该集团骨干成员“不令聚于一处”。1723年2月，拜谒康熙灵堂的蒙古活佛胡土克图病死于北京，雍正命允䄉印册赐奠，将活佛灵龛（即骨灰盒）送回漠北蒙古。
有允禟的前车之鉴，允䄉知道自己极可能一去就回不来了，所以死活不愿离京，他先是说自己无力准备马匹行李，及至被迫出发，在行至张家口外时，即称病不肯再走，还说有圣旨叫他进口，并以此为由居停于张家口。
居停张家口期间，允䄉私自进行了禳祷。所谓禳祷，通俗地说就是通过念疏文来实现消灾祈福目的的一种迷信活动，疏文则相当于和神仙沟通、祈求保佑的一种文函。允䄉在疏文中连书“雍正新君”字样，明摆着是对雍正表示愤恨和蔑视。
允䄉从出京起就受到严密监视，他的一言一行皆在雍正的掌控之中，雍正获悉后立即斥之为不敬。兵部闻风而动，上奏弹劾允䄉，雍正转给允禩，让他进行议处。
允禩身为总理事务大臣，对于皇帝交下来的差事推托不了，他内心当然不愿允䄉远离京城，更不想予以责罚，但雍正就在上面看着，若存心偏私，肯定过不了关，斟酌再三，便建议行文允䄉，让其继续前进，至于责罚，则责长史额尔金未能及时谏阻之过。
允䄉的爵位是敦郡王，按照清代皇室制度，郡王府设有长史，负责管理王府事务，如郡王有过失确实可以追究长史。问题在于雍正本意并不是要让允禩处理，他是要通过故意刁难允禩来震慑对方——对于允禩这样的朋党首脑，光拉不够，还得吓！
针对允禩丢卒保车式的处理意见，雍正说允䄉既不肯行，何必非要他去？额尔金的话他哪里肯听，处分有什么必要？仍命允禩再议。允禩没办法，只得请求革去允䄉的王爵，并将其监禁于宗人府。
允禩是除胤禛，众兄弟中“最有心计之人”，他的这一方案看似极其严厉，实质有更深一层的考虑。自雍正即位后，在对兄弟的处罚上，虽有对允禵的削爵，但还没有严厉到圈禁的地步，现在既然丢卒保车行不通，倒不如破罐子破摔，用以退为进之法来倒逼雍正让步，这样雍正碍于情面，重者只会革去允䄉的世爵，轻者甚至会在训斥两句后，网开一面，饶过允䄉。
在康熙去世后，皇子党成员一方面是对雍正不服，另一方面对其出手轻重亦无充分估计，大约以为再重都不会超出康熙，可是他们都想错了。事实上，对自己即位后皇族内部的形势，雍正做过一番分析估计，他认为乃父康熙乃“圣神”，一个超厉害的人，然而“犹防允禩等之奸恶，不能一日宁处”，被搞得日夜不宁。他还说，诸兄弟与皇父是父子关系，同我只是兄弟关系，兄弟视父子相去甚远，“以昔年父子至情，兄弟们还恣意妄行，今处兄弟关系，他们活动不止，更当引起深虑”。
一狠到底
雍正的做法是所有兄弟只要仍与己为敌和进行活动，就毫不手软，视情形盯住一个即彻底打倒一个。允䄉虽为“三憾”，但在允禩党中并不是最核心人物，也因此，若在此时就予以严厉处置，不仅不至于引起事端，还能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使其他非核心成员有所畏惧而不敢再死心踏地地追随允禩。
当然，以允禩的头脑，他既能想到情面二字，就绝不是可有可无。事实上，雍正先后发配允禟、允䄉之举，早已在皇室内部引起了反对之声。
宫中传言：“皇上命塞思黑去见活佛，太后说何苦如此用心，皇上不理，跑出来，太后怒甚，就撞死了。”塞思黑是指允禟，这里显然把允禟、允䄉的发配归到了一处，太后（德妃）撞死也不是事实，不过它却透露出一个消息，即太后很可能曾向雍正提过反对意见。
雍正对其他兄弟逼迫过甚，这些兄弟的母妃都不敢说话，作为后宫之母，只能由太后代她们提意见。太后不光是为允禟、允䄉叫屈，她也一定能够想到，雍正的“良苦用心”同样可以复制在允禵身上，这是她最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即便冒着触怒雍正的危险，也不能视而不见。
从传言中的描述来看，母子俩因此产生了激烈冲突，雍正并不肯听太后的话，双方关系已由紧张达到了恶化的程度。
对于来自皇室内部的反对和压力，雍正用的是借力打力的办法，他就允禩第二次的处理办法降谕，说数十年，诸兄弟的行迹都昭然若揭，“不仅朕的兄弟们知道，举国上下也没有不知道的”，所以允禩这次所举允䄉的罪状看来似乎不假，但是最后还是要交给诸王大臣秉公处置。
怎么处置允䄉，雍正说既不要迎合他，也不要只按允禩的意见办，因为“廉亲王（允禩）所奏，或出至诚，或蓄他念，朕犹自迟疑未信”。诸王大臣并不傻，岂能听不出降谕中的弦外之音，于是赶快上奏指责允䄉“捏造圣旨，私自进口，不法已极”，表示对允䄉的严厉处分完全合理合法。
有了王公大臣们的所谓“公议”，雍正变得理直气壮。他说，允䄉这些人就等着我治他们的罪，好让我蒙受不善待弟兄的恶名声，可是他们哪里知道，将他们这种“无礼无义乖戾犯法”的弟弟治罪，正好可以体现出我大公无私的治国方针，试问，我有什么好怕的？王子犯法，与民同罪，“虽系兄弟，亦难姑息”！
1723年5月，允䄉被革去世爵，调回京师，永远拘禁。当月，雍正亲自将康熙灵柩送至遵化景陵，并按礼仪举行了奉安大典，按照他在朱谕中所言，此行“一路平安，内外无事”，事情出乎意料地顺利。在雍正看来，这大可以被视为对允禩党一役初战告捷的成果，即通过拉打结合，胡萝卜加大棒轮着上，已经让允禩党噤若寒蝉，在一段时间内失去了策动事变或进行捣乱的能力。
到现在为止，还有一个人他不能放过，这就是允禵。允禵作为允禵党的首领，在康熙末年的嗣位呼声就远高于允禩，即便到了雍正即位，他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号召力仍比允禩还大，加上又是雍正的同母之弟，有太后护持，政治潜力惊人，连朝臣们都对他非常恭敬。如果雍正对允禵也用拉的政策，像允禩那样予以优遇，就会使周围的人们错判形势，争相向其靠拢，一旦他乘机发展出难以控制的势力，整个局面将很难收拾。
换句话说，即便没有灵堂事件，只要允禵坚持以皇兄为敌，雍正也一样会对他予以毫不留情的打击，允禵主动为自己挖坑，不过是使这一打击过程来得更快更猛一些而已。
借着送灵柩的机会，雍正派拉锡等人拿着他的旨意对允禵进行训诫。允禵依旧和其生母一样倔强，既不装作恭恭敬敬的样子听旨，也不下跪，倒是允禩在经过允禟、允䄉两案后，尝到了雍正的厉害，怕事情闹大，无法收场，从而招致雍正的追究，因此劝告允禵不要使着性子“抗奏”，允禵这才勉强跪下来接受谕旨。
奉安大典完毕，雍正返京，传谕留下允禵看守景陵，同时谕令护卫景陵的马兰峪副将李如柏对允禵进行监视，限制其行动自由，把他软禁了起来。
雍正对允禩及其集团是拉，对允禵及其集团是打，首脑是什么待遇，属下也是什么待遇。他传旨查问允禵家人：“昔日允禵在军中，听说专好吃酒行凶？”家人说没有这样的事，护卫们也矢口否认。雍正就是找碴儿来了，一看允禵的属下还敢帮着主人说话，立刻变了脸，下令将这些家人和护卫永远枷示，他们十六岁以上的儿子也行枷号。
不单家人护卫，连受雇者都跟着倒霉。天津监生徐兰在允禵府中教书，结果被指斥行为不端，逐回原籍，交地方官收管。雍正这么做，和他先前处置允禟、允䄉其实是一个目的，就是要让允禵党的支持者望而生畏，集团因惧怕而离散。
流言四起
据雍正自己说，他命允禵守陵一事预先奏闻了母后，母后“欣喜嘉许”，他才做了安排。实际情况当然不会是这样，眼睁睁地看着幼子被囚禁于景陵，家人也纷纷受到株连，已接近家破人亡的地步，做母亲的恐怕心都碎了，如何可能欣喜得起来？
随着雍正对允禵打击程度的不断加深，他和母后即便表面上尚能维持关系，双方的感情也极可能已彻底破裂。按照先前太后的表示，康熙灵柩被送至景陵后，就可以举行晋皇太后的典礼，但无论是太后自己还是雍正，都再未提起何时举行典礼，仿佛从未有过这件事一样。
1723年6月24日下午，太后突然患病，次日凌晨即在永和宫去世，自发病到去世，前后不过十个小时。她一死，社会上即流言四起，说皇太后不是病死的，而是不满雍正所为自杀身亡，“太后要见允禵，皇上大怒，太后于铁柱上撞死”。
有研究者认为康熙去世不久，为了不给康熙丢脸，太后应该不会做撞柱自杀这样的事，最大的可能是她原来就患有气管炎、哮喘病，因心情抑郁又无法排遣，导致病情加重而死亡。
太后临终之际，应该是有与允禵见面的愿望，雍正不能违逆，遂派御前特使召允禵速回京师。派去的御前特使未带圣旨，也没有印使为凭，如果允禵真的是守陵，当然不需要这些，但他实际是被软禁，负责看守的李如柏遂将特使扣下请旨，在圣旨到达前拒放允禵回京。待到允禵再奉旨随特使回京时，太后已去世两天了。
太后刚去世时，雍正显得哀痛欲绝，丧礼也搞得极其隆重。当天正值酷暑，雍正患有严重的畏暑症，他曾告诉年羹尧，自己“受过暑，一点热也受不得”，但又不能歇下来，因此“只得以身荷之重，着实惜养”，又说“实力不能撑，也顾不得丢丑了”。饶是如此，他仍不顾臣僚的极力劝谏，坚持为母后守灵，据他公开讲，其间曾几度中暑晕倒。除此之外，他还为母素服斋居三十三个月，表现得孝道绝伦。
雍正也知道母后猝死与自己处罚允禵紧密相关，作为对其亡灵的补偿和告慰，他不仅允许允禵在京奔丧，而且在母后灵柩前诏封允禵为恂郡王，只是不赐封号，注名黄册时仍称贝子。他在相关上谕中继续加以训斥道：“贝子允禵，原属无知狂悖，气傲心高。朕屡次加以训谕，望其改悔，以便加恩，但恐怕他还是改不过来，所以朕一定要他自悔才行，否则的话终身不得加恩。”
雍正的顾虑不是没有依据。就在为太后办丧事期间，外面传言雍正欲任用允禵为总理事务大臣，但允禵提出必须先罢免隆科多、年羹尧，还要再从国库里拨数百万金钱赏给士兵，因为雍正吝啬，舍不得花钱，又不肯罢黜隆、年，所以允禵才拒绝上任。虽然这一谣言被雍正斥为“荒诞无稽，骇人听闻”，可它也同时表明允禵本人仍有威望，存在着东山再起的可能和条件。
太后的丧事一料理完毕，雍正依旧将允禵囚系于景陵附近的马兰峪。允禵也果然还是不买皇兄的账，他的福晋患病去世，雍正为其指定墓地，允禵嫌风水不好，不高兴使用，经允禩劝说，才勉强予以接受。
允禵、允禩集团曾是皇子党中对雍正威胁最大的政治势力，至此，一个在首脑被囚后基本瓦解，另一个也因骨干或被发配或被囚禁而力量大为削弱。在此过程中，雍正所采取的分化瓦解、有打有拉、各个击破的策略可谓是无往不胜，其政治手腕之高、权术运用之妙令人叹为观止：有时举重若轻，有时举轻若重，有时曲径通幽，有时殊途同归，有时欲擒故纵，有时欲罢不能……
除允禵、允禩集团，对于允祉等其他参与争储的兄弟，雍正也毫不留情地予以打击。允祉曾是雍正在争储中的主要竞争对手，在社会上也有一定声望。如同对付允禟先断其财源一样，由于允祉的影响力主要集中于文人圈子，所以雍正也是先从依附或协助他的文人入手进行打击。
允祉主持蒙养斋馆期间，由陈梦雷编辑的《古今图书集成》最负盛名。陈梦雷早年曾被迫加入耿精忠幕府，雍正便将这一“污点”翻出来，指责陈梦雷是三藩余孽，康熙从宽处理，命他在蒙养斋修书处行走，但陈梦雷“不思改过，招摇无忌，不法甚多”。雍正下令将陈梦雷及其儿子充军塞外，门生中有生事者也要严行惩治。刑部堂官在执行其谕旨时不坚决，把陈梦雷的两个儿子放了，经隆科多参劾，雍正对他们均予以了降职处分。
相比允禵、允禩，允祉的政治能量有限，就是在争储大战时，他的活动相对而言也不剧烈。这决定了雍正对他的基本态度是打，但不是大打是小打，重点在通过适当惩处将其集团拆散，尚未波及允祉本人。
七伤拳
在雍正身上，经常出现一些自相矛盾的言行，母后刚去世时，他的表现活脱脱就是一个古今罕有的大孝子，可是此后却又开始大相径庭。
按照礼制，国丧期间皇帝有辍朝十五天和二十七天两个选项。大家都以为雍正这次会像康熙大丧一样，辍朝二十七天，以示自己对母后的一片孝心。不料当大臣们奏请雍正裁决时，他的决定却是十五天内不理庶务，而实际上，就是在这十五天内，他也并没有按礼法停办国务。
更令人困惑的是，在母后去世三周年纪念日将近的时候，雍正忽然表示要到母后陵前祭扫，然而真正到了那一天，却又以天热为由取消了原定计划，这与他曾几次中暑昏倒，也要坚持为母后守灵形成了鲜明对比。
有人说雍正守灵时是饰孝做伪，不过是特意做给活人看的，但以雍正这样意志坚定，为了夺储可以数年如一日地扮“天下第一闲人”的毅力，又何必为了偷懒几天而损害前面已经精心塑造的形象？
或许可以这样理解，一直以来，都有另外一个雍正，这个雍正是传统道德观中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代表，他非常孝顺父母，父母也独宠他一人。虽然他淡泊名利，根本无意于继位，但父亲还是把皇位传给了他，而母亲也在父亲去世后与他相依为命，共度时艰。
这是雍正理想中的自己，在他继位之后，如果说还要做伪，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在向这个自己靠拢而已，然而与兄弟们的一轮又一轮拼斗，却都在一次次提醒他，他是如何靠欺骗别人乃至皇父才登上大宝，而母后与他因此所发生的争执乃至决裂，更是足以把这面理想中的镜子打到四分五裂。
每当雍正想到这些的时候，他会重新恢复自己在现实中应有的状态，继续公务或为防止中暑而取消祭陵计划，可是他的内心一定很难过很痛苦。
现代小说家金庸在《倚天屠龙记》中虚构了一种拳法，名为七伤拳，七伤拳非常厉害，但练功者的功力每深一层，内脏便会多受一层损害。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关于人性的绝佳譬喻，雍正就犹如用七伤拳御敌的拳师，他在打倒对手的同时，自身在心灵或精神层面上也在不断地遭受反噬。
“若畏浮言之讥讪而不能果断者，此庸主之所为也。”作为一个极思有所作为的君王，雍正若不动用果断的霹雳手段，便难以解决问题，但与父亲晚年时一样，在亲情方面，他也备受创痛，也同样需要用各种办法来为自己疗伤。
允禔、允礽曾是争储大战的主角，在废太子事件中，康熙就二人的未来处置立下过遗言：“朕若不讳，二人断不可留。”即让新君在他身后处决他们，以免扰乱新君执政和新朝秩序。在确认允禔、允礽已是“死老虎”的情况下，雍正并没有这么做，相反因为在当皇子时与允礽关系不错，还给予了他一定待遇：康熙大丧期间，放允礽前去哭灵；将康熙年间建筑的京郊郑家庄营房加盖房屋，驻扎士兵，供允礽移住；封允礽次子弘晳为郡王，将原东宫中所有的服御金银及奴仆、官属赏赐给弘晳，以示对旧日东宫的施恩。
当然人情归人情，等允礽哭灵已毕，雍正马上又将其禁锢如初，和他没什么交情的允禔更是被严行禁锢。这是因为雍正深知，允礽、允禔虽然早已失去了政治资源，但两人说到底都不是省油的灯，一旦获释，极可能聚合成新的势力。出于相似的理由，那些曾经拥护允礽、允禔，看起来对新朝的利用价值也不大的官员便很难得到雍正的提拔和重用。
在有资格听康熙当面宣布“末命”的七个年长皇子中，除去允祉、允禩、允禟、允䄉这四个势不两立的政敌，依次还有允祐、允祹、允祥。允祥就不用说了，他与雍正的关系最为亲密，也最得雍正重用，两人在皇子时是一对难兄难弟，到了新朝又自然而然地成了密迩无间的君臣。
允祐、允祹均未参加争储，尤其允祐“安分守己，敬顺小心”，连康熙都说他心好，举止蔼然可亲，是兄弟中公认的老实头，雍正继位后，即晋封其为和硕淳亲王，并让他承担一些临时性差遣任务。
康熙晚年，将直属皇帝的上三旗事务交给皇子办理，其中允䄉负责正黄旗，允祹不但负责正白旗，至康熙临终前还兼任镶黄旗满洲都统。康熙与允䄉、允祹是父子关系，让儿子帮自己打理旗务自然没事，雍正就不同了，他们之间是兄弟辈分，如果长期把上三旗交给弟弟管理，势必对皇权形成威胁，所以雍正执政不久，便解除了允䄉、允祹管理旗务之责。不过由于政治态度不同，两人的境遇完全不同，允䄉先被变相发遣，继而遭到监禁，允祹则从贝子晋封郡王，赐号多罗履郡王。
究竟立储好不好
对于七皇子外的其余皇子，雍正都尽可能拉拢，即便与政敌有过瓜葛的，只要被证明已经改过，亦加以宽宥，并按能力予以收纳任用。
皇子时期，允禄、允礼都与雍正保持着较好的私人关系，但允礼明显地把赌注押在了允禩一方，在得知是雍正而不是允禩继位后，举止失措，方寸大乱，连护灵都顾不上了。隆科多事后向雍正报告了这一情况，雍正遂将允礼划入允禩党，罚他到景陵办理陵工事务，弄得不好，很有可能落到与允禵一样守陵兼被囚的下场。
幸好允礼船头掉得快，更得允祥在雍正面前保荐，奏称其“居心端方，乃忠君亲上深明大义之人”。见允礼尚识得时务，雍正也就改变了态度，奉安大典后，即给礼部下谕，说景陵修得不错，允礼等人尽心尽力，下令将允礼封为郡王，数日后又赐爵号多罗果郡王。雍正后来说：“朕之任用果亲王者，实赖（怡亲）王之陈奉也。”
比之于允礼，允禄与雍正的关系更为密切，他甚至还曾指导年幼的乾隆学习算学。有此渊源，雍正在皇父去世的第三天，便任命允禄署理内务府总管。按照康熙朝沿续下来的惯例，凡宫中出了大事，皇帝才会指定亲信管理内务府事务，由此可见雍正对允禄的信任和器重。
雍正执政不久，庄亲王博果铎病逝，膝下无子，雍正命允禄承袭爵位。继袭亲王爵位，意味着可以继承一大笔遗产，对此，嫉妒眼红的人不少，都传言雍正偏心。雍正解释说他并不是非要拿一笔遗产来便宜允禄不可，其实就是觉得允禄可以被封亲王，他还亲自写诗给允禄，激励其彻底清除天潢贵胄的纨绔习气，成为他身边的“股肱兼耳目”。
当不再面对政敌的时候，雍正才有条件向他心目中那个理想的自己接近。他认为允禧“感恩向上之念果诚，将来可望成立”，封允禧为贝勒，认为最小的弟弟允祕“秉心忠厚，赋性和平”，学识也有增长，遂封允祕为诚亲王。
虽然做了皇帝，雍正却并不希望自己是被所有兄弟都憎恨的孤家寡人，甚至于他还很可能想到，如果不是当年父亲公开预立皇储，就不会有后来的夺储大战以及随之带来的亲情异化，他和允祉、允禩、允禵、允禟、允䄉等人即便不能和睦相处，也不至于闹到你死我活的地步。
雍正自己有一天也会老死，也要有人继位，所以曾困扰他父亲多年的那个疑惑他仍然回避不了：究竟立储好不好？
康熙以前的三代都没有固定的立储法，第一代清太祖努尔哈赤生前未指定继嗣，他死后清太宗皇太极自立。至于皇太极是怎么上去的，谁也说不清楚，因为根据满洲习俗，嫡子七人都有权嗣位，而在这七人中，皇太极论排行第八，论贝勒位次第四，论战功也未必超过他的兄弟代善、阿敏。直至后来多尔衮终于泄露了天机：“太宗文皇帝之即位，原系夺立。”原来龙椅也是从兄弟们手中夺过来的！
皇太极即位后，几个有竞争皇位潜力的兄弟都遭到了整肃，其中阿敏被幽禁致死，莽古尔泰被革去大贝勒，不久暴死。代善差点遭遇同样的下场，幸亏他和如今的允礼一样，转舵转得快，对皇太极表现得谦抑恭顺，处处小心，这才得以善终。
第二代的皇太极又没有预先立储，在他“无疾端坐”而死后，皇弟多尔衮、皇长子豪格等人争位，大有剑拔弩张，内部火并之势。看到苗头不对，孝庄文皇后与贵族、朝臣们决定扶立皇太极第九子顺治。顺治当时年仅六岁，不能亲政，须由多尔衮临时摄政，这样做既确保了皇位能继续由皇太极的儿子继承，也消弭了各方的矛盾和一触即发的内战。代价则是实权落到了多尔衮手上，若不是多尔衮死得早，顺治几乎就要当一辈子的傀儡皇帝了。
顺治也不长寿，二十四岁就病故了，临终前他在母后孝庄文皇后的参与下，才匆匆忙忙地确定以第三子康熙为嗣君，理由居然是康熙出过天花，不致再得天花以致短命。
由于“储制不立”，三代继位嗣统可以说全都混乱不堪，其间的偶然性极大，一不小心就有天下大乱、皇权旁落的危险。康熙聪明绝顶，深谋远虑，他之所以在自己二十多岁的时候就将襁褓中的胤礽立为皇太子，正是因为明白了祖先们所没有搞懂的道理，即要想稳定王朝，就不能不建立储君。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不是应不应该立皇储，而是皇储该怎么立。
密建皇储
康熙两废太子，已经用事实证明嫡长子继承制不能拿来就用。实际上，若抛开服从礼制、稳定压倒一切等因素，这种制度本身就有着设计上的逻辑缺陷，比如作为嗣位皇帝，理论上总须德才兼备，但如果嫡长子无才无德，或者荒淫放荡、残酷嗜杀，或者弱者白痴，该怎么办？胤礽就是个例子，按照康熙的理解，要是他放任不管，一旦百年之后，由胤礽依法定地位继承皇位，给国家和社会带来的损失将难以估量，与其这样，倒还不如当初不立皇储了。
退一步假设，即便胤礽没有那么多的把柄被人抓住，能不能顺利继位也很难讲。这就牵涉到另一个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皇室禁忌，那就是老皇帝在世时，储权不能挑战皇权，换句话说，储君不能表现得比现任皇帝更能干更得人心。矛盾之处在于，为了让太子拥有今后坐稳皇位、控制局势的能力，你又不能不先主动分出一部分权力给他，以便让他监国和进行从政训练。康熙先前正是这么做的，他三次亲征噶尔丹，六次南巡，都曾令胤礽监国或代己理政，结果除了让康熙感受到“国有二君”式的威胁，已经当了近四十年太子却始终等不来皇位的胤礽也快被急疯了。
就是因为嫡长子继承制不是一个完美的制度，所以两千多年来，中原王朝同样被皇位继承所困扰，从周朝开始，围绕持皇冠归属，不知道发生过多少可怕的人为危机和动荡。显然，照搬照套嫡长子继承制，让皇子按顺序继位，是件很不靠谱的事，未来的皇帝还是得由现代皇帝亲自进行挑选。只是继位者的名单绝不能过早宣布，康熙对此有切身体会，在他两废太子后，皇子们为觊觎皇位而各自结党谋私，他其实都看在眼里（除雍正外），他很清楚，若过早宣布新的皇太子，将使其成为众矢之的和被外界全力倾陷的对象，虽曰爱之，实则害之。
既不能像祖先那样没有完善的建储制度，也不能简单地沿用中原王朝的制度，既要不限嫡长，按传子传贤之意，挑选中意的皇子作为储君，又要避免储君与皇帝、与诸兄弟的矛盾。康熙在接受教训的基础上，通过一番深思熟虑，开始身体力行地对建储制进行改造，其中极其重要的一点就是，临终前才宣布雍正为皇太子。
顺治当然也是在临死前定的皇储，但顺治是被动的，康熙却是主动的，在此之前，他对继位人选已经挑选和考虑了很长时间，且早已认定雍正是唯一合适的继位者，他只是把秘密坚守到生命最后一刻，然后“仓猝之间一言而定大计”。
凭借临御六十多年所积累的威望和政治经验，康熙不仅成功地使选定之人安全即位，而且也为清室传位这一课题开辟了全新思路，只不过他的做法仍然像是悬在半空中走钢丝——万一他还没来得及宣布皇太子就突然猝死，怎么办？即便不猝死，临终时头脑已经糊涂，或者失去表达能力，也同样只能把心中的秘密带到棺材里去。
1723年9月16日，雍正在乾清宫西暖阁召集总理事务王大臣、满汉文武大臣、九卿谈话，讲到仓促确定嗣君是件极具风险的事，可能成功，也很容易失败，皇父康熙能够成功，是因为他“神圣睿哲，自能主持”，别人就不一定做得到。雍正还说，为了宗社久安，他决定早定储贰，但考虑到自己的孩子年纪尚幼，不便公开立储，所以要实施“密建皇储”法。
据《旧唐书》记载，早在唐朝的时候，波斯国国王刚刚即位，就会秘密挑选出最符合条件的继任者，并写下他的名字，用信函封藏起来。等国王死后，大臣与皇子们便共同打开信函查看，里面写着谁的名字谁就将成为新的国王。不知道是不是由此受到了启发，雍正独出心裁的方法几乎与古波斯国如出一辙，概括起来就是遵循“三密”，即密封、密藏、密旨。
密封是他将皇储的名字亲笔写成一道密诏，用锦匣固封。密藏是将这只锦匣藏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头，至他宾天之日方允许取下拆看。乾清宫是皇帝临朝办公的地方，“正大光明”又是乾清宫最高处，自然可免于遭到意外。密旨是说他将就皇储为谁，再写下密旨一道，藏于内府，同样是在他去世或弥留之际，由大臣们找出，以便与密诏相互验证，“两相对照勘验，才能算数”。
按照新的立储法，继位者完全由雍正一人决定，即便他所选定的储君本人也将被蒙在鼓里，当然大臣们就更加无从知晓了。雍正在宣布“密建皇储”法后，问诸臣有何意见，隆科多带头奏称：“圣见周详，岂有异议，惟当谨遵圣旨。”其他诸王大臣九卿也都免冠叩首，表示没有反对意见。于是雍正便令众臣退下，只留下总理事务王大臣，让他们负责将锦匣藏于“正大光明”匾额之后。
“密建皇储”是雍正的首创，但更确切地说，是对康熙思路的巩固和延伸。这一制度设计的高明之处在于，它既保证了现任皇帝能在不分嫡、庶、长、幼的情况下，挑选出他所认为的最符合条件的继任者，又在最大限度上规避了兄弟残杀和父子反目，起码皇帝在世时，类似情况不会发生，因为这样做毫无意义。
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里，每一个皇帝的诞生都来自于那个神秘的匣子，“密建皇储”成为清代传位的不易家法，正如《清宫词本事》中所云：“书名正大光明殿，谁是他年兆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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