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罗会议和莫斯科会议
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同盟国军队在各个战场上都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北非战场以德、意军队的失败而告终；在欧洲战场，苏军已处于转入全面战略反攻的前夕；英、美军队在意大利南部登陆，墨索里尼下台，意大利退出战争并对德宣战；在亚洲和太平洋战场，中国已坚持了6年多的抗日战争，大量消耗和钳制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陆军主力，敌后根据地的军民，度过了极端艰苦的岁月之后开始进行局部的反攻；美军在攻占所罗门群岛及吉尔伯特群岛后，正准备向马绍尔群岛进攻，以突破日本太平洋的弧形防线。形势的转折给同盟国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美国、英国、苏联等主要盟国迫切需要举行首脑级的会议，商讨制定以后的战略计划，并就一些国际问题和筹建战后国际组织等问题交换意见。
1943年11月下旬至12月初，主要同盟国的首脑先后举行了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在德黑兰会议之前，苏、美、英三国外长于1943年10月19～30日举行了莫斯科会议，目的是加强主要同盟国之间的了解，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并为召开三国首脑会议作准备。三国代表团的领导人分别是：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此外，三国的一些高级军事参谋人员也参加了会议。
斯大林与丘吉尔会谈的气氛是融洽的。莫斯科外长会议通过了美国提出的联合行动加速战争的结束以及战后建立安全制度的《普遍安全宣言》。赫尔提出，鉴于中国已经在世界范围内作为四大国之一进行反法西斯战争，因此中国应该参加这一宣言的签订。于是，通过外交途径商定，中国驻莫斯科大使傅秉常受权与三国外长一起在宣言上签了字。这样，《普遍安全宣言》成了四国宣言。这次会议还通过了另外三个宣言：在意大利建立民主制度的《关于意大利的宣言》，奥地利应成为一个独立自由国家的《关于奥地利的宣言》，审判战争罪犯的《关于希特勒分子对于其所犯暴行的责任的宣言》。此外，会议决定在伦敦成立欧洲咨询委员会，以研究战后各国的合作问题。
莫斯科外长会议召开之后不久，主要同盟国政府首脑便决定举行会议。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和中国国民党政府首脑蒋介石于1943年11月22～26日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议。罗斯福总统的本意是召开有斯大林参加的美、英、苏、中四国首脑会议，但斯大林拒绝参加有蒋介石参加的国际会议，因为苏联对太平洋战争持“中立”态度，他不愿参加讨论对日作战的国际会议。为此，罗斯福和丘吉尔就决定把原来计划召开的一个会议分成两个会来召开。先召开由中国人参加、苏联人不参加的开罗会议，然后召开由苏联人参加、中国人不参加的德黑兰会议。
在开罗会议召开之前，罗斯福曾经踌躇满志地对儿子埃利奥特透露了他对国际局势的看法。他说：“美国将不得不出面领导并运用我们的斡旋进行调解。帮助解决其他国家之间必将产生的分歧：俄国和英国在欧洲，英国与中国、中国与俄国在远东。我们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因为我们是大国，是强国，而且我们不妄求。英国在走下坡路，中国仍在18世纪状态中，俄国猜疑我们，而且使得我们也猜疑它。美国是能在世界局势中缔造和平的唯一大国。这是一项巨大的职责，我们实现它的唯一办法是面对面地与这样的人会谈。”
在开罗会议上，罗斯福满怀热情，丘吉尔半心半意，蒋介石则是抱着讨价还价的目的要求罗斯福增加军援。整个会议是关于远东战略问题的辩论。
罗斯福、马歇尔、史迪威极力主张把日本驱逐出缅甸，保证中国陆上国际交通线，加强中国军队的力量，把中国作为最终打败日本陆上主力的重要战场。丘吉尔则否定缅甸有重要的战略价值，他更不希望由中国和美国人收复缅甸。他认为，打败日本靠海上力量就够了。但是，他不便过于反对罗斯福的意见，因此丘吉尔和蒋介石有条件地同意进行缅甸战役。
在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还同蒋介石秘密讨论了远东战后统治安排问题。罗斯福向蒋介石提出：在国际保证下，使大连成为苏联可以使用的自由港。根据罗斯福在德黑兰会议上向斯大林作出的暗示，蒋介石同意这一安排。
罗斯福总统认为，要中国继续作战来牵制日本军队是至关重要的。中国的机场对轰炸日本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
在开罗会议上，三国首脑签订了《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会议之后，这份宣言被带到德黑兰会议上，征得苏联政府首脑斯大林的同意之后，于1943年12月1日公诸于世。
开罗宣言规定，三国作战的目的在于制止并进而惩罚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占的所有岛屿，把其侵占中国的领土东北各省、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使朝鲜自由独立，并坚持日本应当无条件地投降。
1943年11月底，斯大林、丘吉尔和罗斯福在德黑兰举行首次会晤。用丘吉尔的话来说，这次会晤“也许象征着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世界力量的聚会”。他们商讨了当前的战略和如何在战后确保和平与稳定等问题。会议进行得坦率而友好，这给以后相互间的密切谅解和合作关系带来了希望。
而在此之前，英、苏关系自丘吉尔前一年8月访问莫斯科以后一直很紧张。丘吉尔在当时曾对斯大林说，1942年不会开辟第二战场。继盟国的这一决定之后，经由北路的运输船队给苏联输送的军火也不足。接着出现的事件就是英国海军以十分错误的办法处理了PQ第17号运输船队，丘吉尔将这一事件称为“整个战争期间最凄惨的海军插曲之一”。丘吉尔在7月17日的一封信中声称，要让运输船队停航一个时期，斯大林的反应十分愤慨。他于1942年7月23日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是对丘吉尔的一次直言不讳而又庄严的抗议，并且是在红军正面临着可能在斯大林格勒遭受惨败的危险而极其需要盟国补给的时刻提出来的。
苏军装备的KV-1“约瑟夫·斯大林”式重型坦克。丘吉尔的访问增进了当时双方的谅解，但是尽管这位首相作出了一次次慷慨激昂的保证，斯大林依然怀疑英国人是在耍尽可能地让苏联人单枪匹马地去抗战的计谋。随着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迫近，斯大林的疑虑更为加深了，英、苏关系也进一步恶化。当温德尔·威尔基以美国总统私人代表的身份访问莫斯科时，曾暗示说美国是愿意在1942年开辟第二战场的，但丘吉尔和英国军方人员设置了障碍。温德尔·威尔基一离开苏联，苏联的宣传机构便掀起了一场反英运动。这反映了苏联人对迟迟不开辟第二战场的极度失望的心情。当德国侵略军横扫苏联大地并直逼斯大林格勒时，英国也就成了苏联人遭受失败的随手可牵的替罪羊。斯大林公开宣称，“迄今为至，盟国对苏联的援助所起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他要求“盟国全面地和及时地履行它们的义务”。盟军在北非一登陆，斯大林立即表示欢迎。丘吉尔事先曾将登陆之事通知了他。对于“完成这一艰巨军事行动的第一流组织者”，他慷慨陈词地表示敬意。不过这还不是过去商定的第二战场。
斯大林格勒战役所取得的巨大胜利，使萦绕在斯大林心头的焦虑稍稍得到了一点宽慰。他对盟友的态度也较为亲切了。在北非的战役以及对德国的轰炸表明他们已不再无所作为。但库尔斯克突出部的关键战役临近时，斯大林的焦虑又加深了。苏联方面又一次公开批评盟国迟迟不开辟第二战场。
1943年5月1日，斯大林在他颁布的命令中热情洋溢地赞扬盟军在北非的胜利（对此他已向丘吉尔首相和罗斯福总统发出贺电）和对德国的轰炸是“预示着第二战场将在欧洲形成”。对于所有的人来说，第二战场是他们压倒一切的需要。在德国入侵两周年之际发表的一篇官方声明宣布说，“没有第二战场，想战胜德国是不可能的”。这时有谣传说德国人已经向盟国提出建议，要同它们单独媾和，这些谣言更加深了苏联人的疑虑。斯大林在1943年5月1日的命令中痛斥了德国人关于和平的谈论以及西方新闻界中流传的一些谣言，他说，“只有希特勒军队完全败灭和希特勒德国无条件投降，才能使欧洲获得和平，这难道不是很明显的吗？”
1943年的前几个月，苏联官方提到盟国时态度亲切，可是斯大林给丘吉尔和罗斯福的信却是直言不讳的。他批评英、美拖延在北非的战役，结果使得“德国人已从法国、比利时、荷兰、德国本土调出了27个师，包括5个装甲师，到苏德前线”。他对于盟军在西西里登陆的建议并不热心，因为它“代替不了在法国的第二战场”。他提醒，盟国曾承认，第二战场在1942年开辟是可能的，在1943年春开辟是肯定有希望的。斯大林在信中强调了至迟在1943初夏开始这一行动的迫切需要。
1943年5月，在库尔斯克进行一场大规模较量的准备工作已经进入高潮。斯大林迫切地等候着德国人发起进攻。就在这一紧要关头，丘吉尔和罗斯福通知斯大林说，英、美的第二战场不得不推迟到1944年春再开辟。对此，斯大林十分不满。英、美两国在库尔斯克集结的军队和重武器数量远远超过了进军法国的所需量，但是这两个实力强大的工业国却不断地寻找借口推迟这一至关重要的进军。斯大林把最近的这次推迟看作是赤裸裸的不守信用的行为。他在5月24日的信中以强烈的语气说，“我们能否保持对盟国的信任，正处于严重的关头”。
库尔斯克战役的胜利减轻了斯大林身上的压力。第二战场对苏联来说已不再是个生死攸关的事情了。尽管斯大林对盟国仍然不十分信任，但他还是真诚地谋求同它们达成真正的谅解，因他认为战后和平和世界稳定将取决于三大强国保持团结。主要出于这一原因，他迫切地想早日进行一次会晤。但是他不同意在1943年初会晤的建议，理由是他不能离开莫斯科，不能离开对军事行动的指挥。盟国对这一解释表示怀疑，它们不理解作为最高统帅的斯大林还要亲自指挥苏军的作战行动。到了8月，斯大林表示三国政府首脑会议是“绝对可取的”，并且同意10月份在莫斯科先召开探讨性的外长会议。
但是，1943年秋天，苏、英关系进一步恶化。北路给苏联输送军火的护航运输船队自3月起一直停航。苏联仍急需盟国的供给品。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通过英国大使提出了要运输船队复航的要求。丘吉尔同意派出4支船队，第一支于11月12日起航，不过，同往常一样，他的许诺有各种附带条件。
丘吉尔首相要求放宽对在北部苏联服役的英国海军人员的限制。这一要求触犯了斯大林。斯大林的回电措词激烈，丘吉尔拒绝接受，并亲自把回电退给了苏联大使。斯大林所抱怨的，即在北部苏联服役的英国海军人员已经太多了，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他直率地将自己真实的异议向艾登提了出来。据艾登报告说，斯大林的意见是“假如我方（英国）驻在北部（苏联）的人员当初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他的人员，任何这种纠纷本来是不会发生；如果我方人员今后能够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他的人员，我们可以随意增派人员”。
出席雅尔塔会议的苏美英三国的代表在开会协商。10月19日至11月1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外长会议，气氛是十分友好的。艾登和科德尔‘赫尔对有此机会同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共同商讨战后的政策问题感到高兴。会议上达成的一项声明更使赫尔感到由衷的高兴，因为这是向联合国组织的形成迈出的重要一步。他曾担心苏联在战后可能变得奉行孤立主义，而斯大林对美国也怀有同样的顾虑。艾登和赫尔都报告说，苏联愿意继续同英国和美国保持友好合作的关系。
然而，艾登仍旧意识到在欧洲前途问题上有出现冲突的危险。实际上，斯大林已经决定，苏联为其国家的安全必须对整个东欧施加支配性的影响，这是防御从西方、特别是从复活的德国再次来犯的重要屏障。丘吉尔和艾登察觉到欧洲大陆被划分成两个敌对阵营的危险，他们担心苏联对东欧的支配将是统治整个欧洲的第一步。他们把斯大林的政策解释成扩张主义的政策，因而未能理解斯大林为确保西部边境安全和防范德国而冥思苦想的焦虑心情。
1943年10月外长会议期间，艾登曾试图防止这场战后的势力范围的划分。在一次会议中，他给赫尔递了张条子，上面写道，“对不起，占用您的时间，在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大问题：欧洲将有两个阵营还是一个阵营。”但是，赫尔并没有就此领悟英国人的关注，尽管美国的看法已经表达过了。
在会议期间，艾登促成斯大林同意在德黑兰举行政府首脑会议。在此以前，斯大林坚持说他不能离开，但是他最后还是同意把德黑兰作为会晤的地点，因为在德黑兰他也可以用电报和电话同莫斯科和前线进行直接联系。毫无疑问，斯大林是下定了决心要跟盟国建立超友好的关系。10月27日这天，艾登按丘吉尔首相的电示，要求专门同斯大林会晤一次。尽管斯大林当时可能已预料到，艾登带来的信息是第二战场的开辟由于在意大利遇到了无法预测的困难而不得不从春季推迟到夏季，斯大林仍然热情地接待了他。陪同艾登的英国高级官员后来写道，斯大林“一听到艾登保证说这只是个短暂的推迟而并非取消时，便显得十分高兴”。
三巨头会商德黑兰
1943年11月25日，斯大林在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以及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警卫人员的陪同下，在孔策沃附近登上了火车。到斯大林格勒和巴库这段路程，他坐的是火车，然后从巴库换乘飞机去德黑兰。随同最高统帅的总参谋部联络军官什捷缅科随身携带所有战区的地图。在旅途的停隙间，他便同莫斯科的总参谋部通话，并把获悉的最新情况标入地图中。他的责任就是每天早晨和晚上向斯大林汇报前线的重要进展。在德黑兰，斯大林住在苏联驻伊朗大使馆院子的一座小别墅里。什捷缅科和他的密码人员住的房间紧挨着通信中心室。抵达德黑兰后的当天晚上，斯大林视察了事先准备的一个房间，觉得太小太黑，就指令换了一个房间。斯大林就在什捷缅科的房间里同前线的瓦杜丁、罗科索夫斯基以及莫斯科的安东诺夫直接通话。什捷缅科在这里用电话或电报接收安东诺夫起草的命令，让斯大林签署。然后他收管签署了的文件，把批准件用电报给莫斯科发去。在德黑兰期间，斯大林还照常保持着对苏联所有战场上的行动的直接指挥。会议于11月28日在苏联大使馆开幕，一共开了4个下午。斯大林身着苏联元帅服。英国翻译伯尔斯注意到：斯大林“看上去有些老态龙钟，要比我上次在莫斯科见到时更加憔悴，尽管他显得更加和蔼，有时举止还显得快乐”。上个月随同科德尔·赫尔去过莫斯科的迪恩将军说，英、美方的与会者共有二三十人之多，还带着三军参谋长和参谋人员，而斯大林却只带着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以及他的翻译帕夫洛夫。会上他不时地与他们商讨一些事情，但是只有他一人开口发言，他讲话时带着绝对权威性的口气，正如迪恩所说的那样，“没有丝毫迹象表明他需同自己的政府商量。”
在会上发言时，斯大林语气平缓，非常简短而且十分明确。他思维周密，言简意赅。他最为恼火的莫过于晦涩冗长的演说。他好几次表现出不耐烦，都是在丘吉尔发表长篇大论的时候。丘吉尔有个特点，就是在他闪烁的灵感一冒头的时候，就会情不自禁地高谈阔论起来。有一次，丘吉尔讲得实在太长了，斯大林对此非常反感，但是斯大林还是尽可能委婉地问道：“这会还得开多长时间？”他使出了极大的耐心，尽力地表现得友好。
在正式会谈以及每天举行的非正式的午餐和晚宴上，三国首脑所讨论的问题涉及面很广。斯大林关心的是盟国当前的作战计划，特别是关于开辟第二战场的“霸王”作战计划。此外，他还预先想到了战后欧洲问题的解决，波、德两国的前途和维持和平等一系列的重大问题。
丘吉尔和罗斯福谈到了东地中海的作战计划，谈到了把土耳其拖入战争以及派英、美海军部队进入黑海等问题。斯大林又把话题转回到出兵法国以打败德国这个首要问题上。他认为在地中海各处采取一系列行动而分散和削弱盟国的力量将是错误的。一切都应集中为“霸王”作战计划服务。如有必要，就应该放弃攻占罗马的计划，从而把更多的盟国军队投入对法国南部的进军。总好节外生枝、离题侈谈的丘吉尔此刻又大谈在巴尔干采取种种行动的可能性。斯大林对他有些不耐烦了。
斯大林与罗斯福单独会见时商讨远东问题。11月29日的会议快要结束时，斯大林望着桌子对面的丘吉尔说“我想对首相直接提出一个关于‘霸王’战役的问题。首相和英国官员是否真对‘霸王’抱有信心？”丘吉尔回答说：
“假使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具备了上述进行‘霸王’战役的各种条件，那么我们将竭尽全力横渡海峡去猛攻德国人，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这便是一个典型的丘吉尔式的回答，以一个条件开头并充斥修饰的措词。而斯大林只需要一个简单的“是”，但他并未对丘吉尔的言论发表任何评论。
会议还商定举行参谋长会议，讨论军事行动。起初，斯大林是持反对意见的，说他认为另外召开这种会议没有必要。他本人亲临此地就是来讨论这些事务的。但是他并没有坚持自己的反对意见，表示伏罗希洛夫会“尽力而为”。军事委员会于11月29日开会，与会者有伏罗希洛夫、艾伦·布鲁克爵士，查尔斯·波特尔、威廉·莱希和乔治·马歇尔。会议的主要角色是布鲁克。此人意志坚强，言谈锐利，脾气急躁得如同斯大林。他前年曾在莫斯科见过伏罗希洛夫，并把他概述为“具有魅力的人物，典型的政治将军，靠小聪明才保全了性命”。会上，当伏罗希洛夫开始陈述斯大林的观点，而暴露出自己军事知识贫乏时，布鲁克就不想对他多说。前年在莫斯科布鲁克同他打交道时也是如此不耐烦，这必定会在以后引起反响。
第一天晚上，罗斯福举行的晚宴结束后，丘吉尔就把斯大林拉到一边，想跟他谈谈战后可能发生的情况。艾登也应邀参加了。
“让我们首先考虑一下将来可能发生的最坏情况吧。”斯大林说。
斯大林简要地概述了他最关心的问题，这一问题后来构成了他战后政策的基础。这一问题就是，德国将在15～20年内从这次战争中恢复过来，随着国家主义的复活，德国会再发动一次新的战争。这便是经常令斯大林担心的事，他决心不让苏联再次经受现在所遭受的痛苦和破坏。丘吉尔谈到解除德国的武装、孤立普鲁士并且迫使德国南部几个州组成一个联邦，这是三个大国的职责。斯大林认为这还不够。接着他们简略地谈及了波兰及其他一些问题。
11月29日的会议开始前不久，在苏联使馆的会议室里举行了一个简短而又令人难忘的赠授“斯大林格勒荣誉剑”的仪式。剑上用英文和俄文刻着：“赠给坚强的斯大林格勒市民。国王乔治六世代表不列颠人民敬赠。”仪式开得很简短。指挥仪仗队的英国中尉把这把华丽的宝剑交给丘吉尔。丘吉尔转身面对斯大林说，他奉国王之命将此荣誉之剑交给斯大林，托他转交给斯大林格勒市。站在斯大林身边的伯尔斯看到斯大林深受感动地接过宝剑，在剑柄上吻了一下，然后把剑递给身后的伏罗希洛夫。不幸的是伏罗希洛夫笨手笨脚地接过剑，差点失手掉在地上，但是他还是抓住了剑，把它交给了苏联指挥仪仗队的中尉。斯大林短短地说了几句，表示感谢，并同丘吉尔握了握手。
在下一次的会议上，讨论的题目又转向波兰。斯大林决心尽一切可能加强苏联的西部边界。他必须解决波兰问题，因为波兰对俄国和苏联已经敌视了300多年。他越来越关注流亡在伦敦的怀有敌意的波兰政府。1941年7月30日，苏联大使伊凡·迈斯基同在伦敦栖身的波兰领导人瓦迪斯瓦夫·西科尔斯基签署了一项协议，西科尔斯基同意在苏联的波兰犯人中组织一支由波兰人指挥但在苏联最高统帅部领导之下的军队，去打击德国人。之后，在苏联，由安德斯将军指挥的波兰军队的组织工作便有了进展。到1941年12月，这支军队已招募了73，415名波兰人。当丘吉尔提议应当让波兰人离开苏联取道伊朗以便在西面战场上打仗时，斯大林立即表示同意。
时任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司令员的朱可夫。斯大林明白，两个民族之间几个世纪以来的宿怨不会一下子就消失，但是他不想让西科尔斯基和安德斯这样的反苏领袖领导的一个怀有敌意的波兰重新在苏联的边界上建立起来。1943年初，苏联对波兰问题的政策开始形成。波兰的东部疆界要沿寇松线定下来，作为赔偿，波兰人可把疆土向西面的德国扩张。
令丘吉尔敬畏
11月30日是丘吉尔69周岁生日，用他后来的话说，这是一个非常忙碌而值得怀念的日子。这天上午，他同斯大林进行了一次单独会见。苏联人怀疑他想出兵巴尔干以代替“霸王”作战计划，丘吉尔为此而感到忧虑。但是，另一方面他也因罗斯福自抵达德黑兰以来的冷淡态度而感到不安。丘吉尔曾煞费苦心地同罗斯福建立起一种特殊的关系，而罗斯福却拒绝在会议期间单独与丘吉尔会见，理由是斯大林可能会觉得他们在一起协调行动和政策来对付他。事实上，这是个似是而非的借口，因为斯大林很清楚丘吉尔和罗斯福两人之间长期以来一直关系密切，实际上他也早就预料到这两个英语国家会共同行动。事实上，罗斯福更注意向斯大林表明，他并不像许多美国人所认为的那样处于丘吉尔的影响之下。他之所以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这样的字眼来开丘吉尔的玩笑和嘲弄他，认为这会引起斯大林的好感，大概主要是这个原因。但是他又有一个错误的思想，以为他能像对付美国国会议员一样地对付斯大林。使丘吉尔更加不安的是，罗斯福出于安全原因并不是住在本国的大使馆，而是住在苏联大使馆，这样做，似乎随时都可以同斯大林进行私人接触。
丘吉尔由于罗斯福采取的态度和美国人在德黑兰对他流露的谨慎而感到困窘，又因斯大林公开表示怀疑他对执行“霸王”作战计划的决心而感到不安，于是他要求同斯大林单独会见以便向他作充分的解释。会见持续了不到半个小时。丘吉尔解释说他是完全支持“霸王”战役的，但反对美国在孟加拉湾打击日本人的两栖作战计划。斯大林强调指出盟军进攻法国北部的重要性，并且保证苏联会发动一场攻势以配合行动。他又说，红军已打得筋疲力尽了，现在要靠“霸王”行动的成功。他询问了“霸王”战役的确定日期，但丘吉尔说等吃午饭只有他们和罗斯福三个人时就告诉他。在吃午饭时，丘吉尔告诉斯大林说，“霸王”战役的时间将定于5月。斯大林听后显然感到非常欣慰。
当天的晚宴是丘吉尔为庆祝他的生日而主持的。这是斯大林第一次去英国大使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警卫人员采取了精心的保安措施，彻底搜查了现场，询问了服务人员，在所有的门口以及房顶上都布置了武装警卫。尽管如此，晚宴仍然充满着轻松愉快的气氛。英国的译员伯尔斯被告知要紧靠着斯大林身边为他服务。在这位英国少校和苏联最高统帅之间已经建立起一种热情友好的关系。
进餐时，伯尔斯坐在斯大林的左边。他后来写道：
斯大林很不自在地贴着椅子边缘坐着，焦急地看着摆在眼前的大大小小的刀叉。他转过身来对我说：“这套刀叉餐具太精致了！问题是怎么用法？你得告诉我。另外还得告诉我什么时候才能开始吃。我对你们的习惯不熟悉。”这件小小的事情反映出他性格中的通情达理而又出人意料的一面，这是我的看法。如果说他当时有担心做错事的任何顾虑的话，那么这种顾虑很快就消失了，因为晚餐气氛愈来愈友好欢快。他在椅子上坐得更稳妥了。他接受了我的指点，随意地吃喝开了。在为国王乔治六世、加里宁主席和罗斯福总统的正式祝酒结束后，丘吉尔提议为“圣人罗斯福”和“伟人斯大林”各干一杯。罗斯福总统向丘吉尔祝了酒，斯大林也向他祝了酒。艾登则向莫洛托夫祝了一杯酒。晚餐就这样按照真正的俄国风俗进行着。晚宴快结束时，斯大林问我是否可以为我们的服务员的健康祝一杯酒。我说当然可以，而且这会使服务员感到万分高兴。于是，他叫过那位波斯服务员，给他斟满一杯香槟酒，祝他和他的伙伴们事事如意。那位波斯服务员似乎惊呆了，拿着酒杯不知如何是好。我告诉他当即干了这一杯。很难说斯大林此举是出于自然的习惯还是为了给波斯人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
祝酒时曾发生过一次尴尬的事情。罗斯福总统提议为帝国总参谋长艾伦·布鲁克爵士将军干一杯，但他的话还未说完，斯大林站了起来，说他要接着致祝酒词。于是他便讲开了，言外之意是说布鲁克没有对红军表示真挚的友好感情，对红军的优秀品质缺少真正的了解，希望他以后应该对红军的士兵表现出更深的战友情谊。
布鲁克感到惊讶。“当时我对斯大林已经有了相当的了解，知道如果我忍气吞声坐下来，那么，他可能对我有过的任何尊敬就会丧失殆尽，而且以后还会继续对我攻击。”布鲁克在致答词时，转身向斯大林说：“元帅，请容许我谈谈您的祝酒词。您认为有必要对我进行毫无根据的指责，这使我非常惊异。您会记得，今天早上我们讨论掩护计划时，丘吉尔先生说过，‘在战争期间，真理必须用谎言护卫。’您也会记得，您本人亲自告诉我们说，在您进行重大的攻势时，您总是对外界隐瞒您的真实用意的。您曾告诉我们说，您的所有假坦克和假飞机，总是集中在人们直接感兴趣的战场上，而对真正意图却总是讳莫如深的。那么，元帅，您给假坦克和假飞机所蒙蔽了，您没有发现我对于红军真诚友好的感情，也没有看出我对于红军所有将士的真诚的战友情谊。”
在斯大林的译员帕夫洛夫把布鲁克的话翻译过去的时候，斯大林脸上的神情是莫测高深的。听完翻译后，他转向丘吉尔，颇有兴致地说：“我喜欢这个人。他的话听起来是由衷之言。我打算以后找他谈谈。”晚宴后，布鲁克走到斯大林面前，再次对他的指责表示吃惊。斯大林忙回答说，“最好的友谊就是经过误会之后建立起来的友谊”，接着就热烈地同他握手。丘吉尔后来写道，“事实上，斯大林对于我的信任是建筑在尊敬和善意的基础之上的，这种基础在一同进行工作时是始终没有动摇过的。”
丘吉尔对斯大林有些敬畏。正如他的私人医生所说那样，丘吉尔当着斯大林的面总是有一股不自在感。他感到他面前这个人思想敏捷，运筹帷幄，思考周全，这个人采用的俄罗斯一亚细亚式的思维方法，是他所理解不了的一种谜，但更主要的是这个人拥有绝对而又无情的权力，这是他从未碰到过的。斯大林同丘吉尔开了不少玩笑，丘吉尔没有介意。但在会议第一天的晚餐上，丘吉尔在一个问题上就不知道斯大林是开玩笑还是在说正经话，致使丘吉尔反应过度。
在谈到战后如何惩处德国人时，斯大林说一定要消灭德国总参谋部，因为德国强大的军事实力就是依靠5万名左右军官，所以要把他们统统都枪毙。他说这话的时候，神情是认真的。但是实际上，在斯大林格勒和其他一些地方俘虏的弗里德里希·冯·保卢斯元帅和其他军官都受到了苏军优待。
丘吉尔这时反应强烈，说：“英国议会和公众永远也不会容忍集体枪杀。”斯大林故作戏谑地重复说，“一定要枪毙5万人！”丘吉尔非常生气。艾登忙作出种种姿势和暗示，要丘吉尔相信这不过是笑话而已。但丘吉尔根本不听。罗斯福力图重新用幽默来让大家一笑了之，他提出应该枪毙的不是5万人而是4．9万人。丘吉尔吼道，“我宁可此时此地让人把我押到花园里去枪毙掉，也不愿让这样的可耻的行为玷污我和我的国家的荣誉。”
就在此时，罗斯福的儿子埃利奥特——他是一位不速之客，饭后加入了他们的谈话——不适当地讲了话，他说他同意斯大林的计划，还说他确信美国军队会支持这样做的。丘吉尔起身离开餐桌，走进隔壁的一间房子。不一会儿，有人在他的肩头拍了拍，他转过身来一看，原来是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两人都笑嘻嘻的。他们对他解释说，那不过是个玩笑。丘吉尔后来写道，“斯大林的风度是很有魅力的，如果他想拿出这种风度的话。”丘吉尔又回到桌边，但他从来也不完全相信斯大林是在开玩笑。
斯大林支配了这次会议。他说话言简意赅，目的明确，为了达到目的，他总能表现出自己的耐心和坚韧不拔精神。布鲁克认为他具有杰出的军事头脑，说他每次发言中都是以他那敏税而又准确的洞察力来弄清局势的各种含义，“在这方面他比罗斯福和丘吉尔突出”。美国驻莫斯科的军事代表团团长说，谁也不会看不到“此人的伟大之处”。与这种本质上的伟大结合在一起的还有一种魅力，这就是他时常表现出一种通情达理的热情，这种人情味似乎同他在谋求苏联的利益时表现出来的那种令人生畏的无情不相吻合。
12月1月，三国政府首脑离开了德黑兰。在分手前，他们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三国首脑庄严地宣布：“我们是怀着希望和决心到这里来的。我们离开这里时已经成为事实上、精神上和目的上的朋友。”
著名的德黑兰会议于1943年11月28日下午4时正式开始，到12月1日正式结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建立之后，苏、美、英三国政府首脑曾举行过三次会议，德黑兰会议是三国首脑的第一次会晤。
开辟第二战场问题是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美、英提出，确定1944年春末或夏初执行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进攻计划，即“霸王”战役。在此之前约半年的时间里，地中海地区的盟军应有所行动，以支援苏军在东线的作战，并对半年后实施的“霸王”战役有所帮助。不过，这种作战行动有可能使“霸王”战役推迟大约两个月。
雅科夫接受德军的审讯。会议期间，罗斯福总统询问斯大林是否赞成盟军可能实施的作战目标，比如从意大利横渡亚得里亚海在南斯拉夫登陆，推进到罗马尼亚；从意大利北部向东北进军，指向维也纳等等。这样可以迫使德军从东线调兵，以减轻苏军的压力。罗斯福总统表示，不应因为进行这些军事行动而推迟“霸王”战役。丘吉尔首相提出，在实施“霸王”战役之前，盟军在地中海方面可以从法国南部登陆，可以跨过亚得里亚海在南斯拉夫登陆，迫使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脱离德国，打击纳粹德国的气焰；促使土耳其参战，打通爱琴海经达达尼尔海峡到黑海的交通线，使物资的供应可以直接抵达苏联的黑海港口。
斯大林提出不应当把盟军的兵力分散去进行其他的战役。意大利战场对于保障盟军船只在地中海的航行虽然十分重要，但不能对希特勒德国进行直接的打击。进攻德国的最好方法是经由法国北部或西北部直捣德国的心脏。“霸王”战役应当是盟国的主要战役，这一战役不应晚于1944年5月份实施，可以在法国南部进行辅助突击。斯大林指出，美、英两国应该尽快协商任命“霸王”战役的总司令。在这一任命还没有作出之前，还不能认为“霸王”战役在真正的准备之中。
经过几次讨论，三方对开辟第二战场问题达成了协议。11月30日，美、英向苏联正式宣布，“霸王”战役将于1944年5月发动，并在法国南部实施一个支援战役。斯大林也向英、美保证，在实施“霸王”战役时，苏军在东线将发动大规模的攻势，以阻止德军向西线调兵。罗斯福告知斯大林说，在3、4天内，或者在他和丘吉尔回到开罗后，立即任命“霸王”战役的总司令。
会议除讨论了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之外，还对远东问题、分割德国、波兰的疆界、芬兰、法国、巴尔干以及战后建立“维护和平”的国际组织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会议签订了《苏美英三国德黑兰宣言》，并签署了这次会议有关军事方面的文件。
德黑兰宣言宣告，三国拟订了消灭德国法西斯军队的计划，对从德国东、西和南面进行行动的规模和时间取得了完全一致的协议。
德黑兰会议以及此前召开的开罗会议，决定以反法西斯同盟国家的联合力量击败法西斯德国和日本，在战后防止侵略势力和法西斯残余东山再起，维护世界和平，赞助各国人民的独立民主的愿望。两次会议尤其是德黑兰会议的召开，对于巩固反法西斯同盟各国的军事、政治合作，对于加快打败法西斯德国和日本的步伐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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