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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子李弘之死让本就羸弱多病的李治受到重创，病情越发严重，变得精神恍惚。

    这一年他又患上了疟疾，犯病之时，发冷、发热、多汗。当一个帝王常为自己的疾病所困扰时，根本无心无力过问政事。每当他在回忆一些片段往事时，更因病魔缠身、迟暮将至而忧伤不已。

    羸弱不堪的身体实在吃不消，李治就萌生了服食丹石的念头。道家有这样的说法：上士服之七日乃升天，中士服之七十日得仙，愚人服之以一年得仙。

    由于皇帝们喜欢服用丹药，唐朝的炼丹家们便有了更多的用武之地，没有什么职业能够比把皇帝的肠胃当鼎炉来做化学实验更让人感到刺激的了。

    其实一千多年前中国人炼丹，与民间炒火药的过程并无二致。

    到了唐朝，在炼丹家们埋头苦干之下，随着一声巨响——火药产生了。火药的产生对于穷兵黩武的人类有着划时代的意义，不仅结束了几千年的冷兵器时代，也让人类战争陷入更加疯狂的境地。

    唐太宗晚年，就曾经服用天竺方士炼制的“延年之药”，结果五十岁就走完了自己波澜壮阔的一生。

    正因为有前车之鉴，郝处俊劝阻高宗，如果想要身体康健，可以锻炼身体，不要再服用丹药。可他不是多病多灾的高宗，又怎知高宗的痛苦？高宗根本听不进去，因为他实在忍受不了病痛的折磨。

    高宗李治被病痛折磨得身体忽冷忽热，与此同时，尝到甜头的武则天也被权欲折腾得不得安宁。同在一张床上躺着，天皇与天后却受着各自不同的煎熬。

    太子李弘的突然死亡将武后与高宗的第二个儿子雍王李贤从幕后直接推到了前台，因为太子李弘膝下无子，依照《户婚律》，同母弟雍王李贤成为太子。

    李贤健壮英武，看似稚拙爽直，但内心却曲折多疑，与其外形很不相称。

    上元二年（公元675）六月七日，雍王李贤登上了太子之位。这一年，长安罕见的炎夏酷暑比往年来得要早一些，李贤在加冕大典上大汗淋漓。他不由得在太子妃耳边轻语道：“大典之日遇上此等恶暑之天，难道上苍真的要降祸于我？”

    在这一刻，李贤想到了中毒而死的前太子李弘。李弘还没有下葬，他以孝敬皇帝的追谥之号静静地躺在洛阳的冰窖里。

    兄弟之间一生一死，一个荣登太子之位，一个撒手人寰，让帝国的官员们唏嘘不已。

    比起李弘，李贤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一个有才华的储君。

    作为武则天与高宗的第二个儿子，李贤曾先后受封过潞王、沛王、雍王等，即使之后多次改封或加官，其实都没有离开过京都，和他的兄弟们一直跟在父母身边。

    翻阅史料，在他成为太子之前，并没有与母亲关系紧张的记载。

    在众多的儿女中，高宗对六皇子李贤有一份特别的钟爱。李贤自幼聪明而善解人意，习文演武样样不凡，且常有惊人不俗的谈吐。他可以和号称“飞白第一”的曹王李明纵论书法，也可以和蒋王李炜笑谈风月；可以和弟弟李显等人在马球场上一较高下，也可以一个人独坐在静室里抚琴弄月。琴棋书画，动静相宜，似乎没有他不擅长的。

    有一次，高宗李治闲步来到李贤的宫门前，耳闻里面书声琅琅。他驻足侧耳细听，正是李贤在反复诵读《论语o学而》篇里的句子“贤贤易色”。意思是尊重贤人轻视女色，是孔子的门徒子夏的话。

    李治有些奇怪，便问他为什么总是反复诵读这一句，李贤的回答是，他很喜爱这一句，愿以此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这件事使李贤的形象在李治心目中增添了不少光彩。他曾在私下对李勣说：“此子严于律己，不失为成就大业之才，诸子如皆同潞王，大唐无虞也。”

    虽然高宗对新太子李贤充满了信任，但是李贤似乎并不领他的这份情。

    无心政治的李贤，并无多大的野心，更无非分之想。他白天在筵经院编修《后汉书》，到了晚上经常与宫女和宦官们纵酒狎戏。人生于此时的他而言，也不过是一场及时行乐的欢宴而已。

    有官员在私下里议论，高宗皇帝钟爱李贤，是因为在他内心有着不足为外人所道的感情寄托。原来李贤的另一半血脉可能来自于高宗曾经深爱过的韩国夫人武氏——武后的亲姐姐，那个在几年前已经死于宫廷常见的中毒事件的女人。

    在他八岁那一年，一次偶然的机会里，李贤听到身边侍女们在躲躲闪闪地议论他的身世。后宫经常有各种版本的流言在口舌之间翻卷，后宫几千人当中，有不少人选择相信太子李贤与韩国夫人之间的血脉相连。

    随着时间的流逝，流言不但没有随烟云散去，反而越发扑朔迷离，让人真伪莫辨。

    当年，李贤在高宗昭陵祭祖的归路上呱呱坠地，那时候武昭仪与姐姐韩国夫人陪行在侧。宫人们回忆起来，只记得武家姐妹的两辆车辇都用布篷遮蔽得严严实实，他们只听见婴儿的哭声。宫人们无法相信武昭仪在公主猝死后的寥寥数月中会再添龙子，因此他们坚信生于昭陵下的小皇子有着谜一样的生命源头，而他的成长必定会充满传奇色彩。

    2

    这个传闻常常让李贤苦恼不已，或许这正是李贤痛苦的源头。当这种痛苦完全占据他的内心世界，他在心理上就会与武则天本能地产生一种距离感。

    人的内心若是长出了疑惑，理性之光也就会越来越弱。李贤究竟是不是武则天所生？这成了一个千古之谜。

    投赞成票的人认为，李弘生于永徽三年（公元652年）七月以后，李贤生于永徽五年（公元654年）十二月，两人出生相隔两年，这中间还有过一个早夭的公主（传说被武则天闷死）。三个孩子，一年生一个，不是不可能。

    而且，那时武则天刚从感业寺回来，正受君王专宠，还轮不到韩国夫人钻空子，而那时候的武则天又正值生育旺盛的年龄。因此，李贤的身世，看不出有任何问题。

    当然有赞成，也有反对。反对者认为，永徽五年（公元654年）十二月十七日，武则天生李贤于去昭陵的路上。

    他们的理由是，武则天是在永徽四年（公元653年）年初生下李弘的，此后又生一女，然后再生李贤，等于是在两年跨度里生了三个孩子，频率太过密集。

    他们推测，这个数九寒天在拜谒昭陵的路上所生的早产儿，并没有存活下来，极有可能是与高宗私通的韩国夫人把自己刚生的儿子拿来顶包。

    他们提出的证据是，李贤降生仅一个月，高宗就给他封王。如此匆忙地要确立这个孩子的地位，似乎有什么难以昭明的隐情。

    至于武则天，出于对巩固自己在后宫地位的考虑，也不会反对这么做。

    如果李贤真是韩国夫人的亲生子，那么他和魏国夫人、贺兰敏之二人，就是同父异母的手足。亲兄妹都不得善终，他自己的前途也就难以预料。

    更让李贤惴惴难安的，是前太子李弘之死。

    李弘是在皇帝对他表示“将逊于位”以后暴亡的，而自己现在也走到了同样的位置上，不知能否躲开同一种结局？

    李唐皇室成员越来越感到生存的艰难，因为他们实在搞不明白，高宗李治怎么会那么不珍惜自己手中的皇权？他们也实在搞不清楚，李唐这艘庞大的航船将把他们载向何处？

    李弘死后，李贤与武则天的关系有了改善，内心的隔阂也在慢慢融化。

    凭借着自己并不丰富的人生经验和内心敏感，李贤意识到，李弘的死显然是源于他一厢情愿的幼稚理想，源于他对父皇过于倚靠。如今，既然自己已成为太子，前车之鉴促使他不得不处处小心，事事提防。

    显庆五年（公元660年），高宗李治委托武则天打理政事，是一种“授柄与人”的做法。

    上元二年（公元675年），高宗李治在身体病痛和精神困顿的双重折磨之下，再次提出逊位于武后的想法，完全是想“持国与人”。皇家应该有的威柄与权势，正在一步步地从高宗李治的手中流失。等到他想要收回的时候，形势已经不在他的掌控之下。

    在众皇子之中，李弘最有帝王相。李贤与其兄李弘所不同的是，文武双全的李贤赢得了朝臣们的认可，朝臣们都认为他颇有太宗皇帝李世民的英武遗风。

    李贤刚被立为太子，高宗就大赦天下，让太子监国，参与政事。并命张大安为太子左庶子，刘讷言为太子洗马，全力辅佐太子李贤，以期尽快把他培养成一个优秀的帝王继承者。

    有人说，李贤除了与太宗皇帝在相貌上有几分相似之外，而在性格上却与武则天的相似度更高一些。朝堂上下一致认为，李贤将来会顺利地承继大位，君临天下。

    李贤虽然没有什么野心，但即将到手的皇位还是让他心中暗自窃喜，觉得父皇很可能会在某一天早上就将皇位禅让于他。

    他甚至在酒酣耳热之际，飘飘然地想到自己当上新君主以后的事。诸如怎样尽快打开困顿的政治局面，怎样驾驭朝臣，怎样劝课农桑，大治天下等。

    李贤甚至还做过一个梦，梦见自己像父皇一样，万乘千骑，浩浩荡荡地前往东岳泰山封禅，倾听臣下们此起彼伏的赞颂。

    然而，美梦带给他的不过是虚无、短暂的快乐。

    梦醒之后的李贤并没有表现出一个储君应有的担当，他将自己的大部分时间消耗于精神世界。这时候的他成了一个文艺青年，沉浸于琴棋书画的艺术氛围之中，难以自拔。

    中国历史有时候很奇怪，艺术与权力不能同生共荣，多少亡国之君的艺术天分往往能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可治理国家却是一败涂地。

    李贤本来并不是太子人选，他从小所受的教育、规范和要求肯定有别于太子。

    自从李贤被立为太子后，为了让他能够早日谙熟太子之责以及提高处理政务的能力，高宗和他所信任的大臣们耗费了大量心思来培养他。

    高宗为太子选择的辅佐大臣主要是中央三省六部的主要官员，有的同时兼领东宫要职。这一设计的政治意义在于保证太子能够以储君身份谙练治国之道，为日后皇权的顺利交接做好铺垫。

    刚开始李贤并没有辜负高宗的期望，处理朝政有条不紊，对外形象也是可圈可点。

    当了大半辈子皇帝的高宗李治还是忘了非常重要的一点：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光有才华是没有用的，还需要有手段。

    李贤平日于宫中曾熟读老庄著述，深知无为独处的道理。因此，他在当上太子之后，精神世界有了天翻地覆的转变。

    似有若无的宫中流言，父皇眼神里流露出的焦虑，母后不怒自威的神情以及朝臣们对自己的诸般苛责，太子李贤想要摆脱这种囚徒困境，可又无能为力。他几乎将全部的精力都用来对付那些可能会降临的灾难，他的不安有时候到了一种病态的地步。

    武则天曾多次催促太子李贤前往洛阳协理朝政，可他总是借故推托。他宁愿一个人留在长安，逍遥快活，摆出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也不愿在父皇、母后的监控之下，做一个政治舞台上的摆设。

    李贤虽然非常卖力地表现自己，可毕竟在太子位置上的时间过于短暂，在大臣们中间的影响力还远远不够。当年前太子李弘在朝臣中的人气和影响力，是他十余年在太子监国的过程中慢慢积累起来的。

    同样是太子，时间和经验的积累让他们分了高下。

    李弘的死，表面看来让李贤成为最大的得益者。其实不然，得到最大实惠的应该是他们的母亲——武则天。

    李弘的死与母亲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个千年的谜团，武则天或许是唯一能解谜之人。

    高宗后期，由于身体原因让他心生颓意。他在这时已经基本上退出了三角关系的权力角逐，太子李弘与天后武则天直接拉开正面角逐的序幕。

    这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竞赛，好戏还没有开场就已经结束。

    武则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了政治对手，也没有了权力遏制，实力迅速扩张增强。就在武则天的死敌——来济的堂弟来恒成为部长级别的高官（宰相）的同时，另几人也加入了宰相集团。他们分别是：薛元超、高智周、裴炎。

    从后来的情况看，他们应该都算是拥护武则天的“反武派”人士。太子李弘死后，李治对东宫的署官宰相也做出了相应的调整：

    原太子左庶子、同三品刘仁轨升为左仆射，兼太子宾客。

    原户部尚书兼太子左庶子、同三品戴至德升为右仆射，兼太子宾客。

    原大理卿兼太子左庶子、同三品张文瓘升为侍中，兼太子宾客。

    原中书侍郎、同三品郝处俊升为中书令，兼太子宾客。

    原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同三品李敬玄升为吏部尚书兼左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如故。

    这些人资望甚重，都是朝中的宰辅级人物，能够得到这些人的辅佐，李贤的政治实力和地位于无形之中得到了大幅度地提升。需要说明的是，前太子李弘的署官宰相原班人马这时候也全部转移到新太子李贤的名下，太子易主，他们还要继续做自己的东宫僚属。

    随着人员的流动，武则天与李弘东宫班底的紧张关系，也无形之中转嫁给了新太子李贤，这是最为要命的。麻烦并未因为前太子的去世而烟消云散，反而给那些活着的人造成难以摆脱的困境。

    在东宫僚属中，领头之人是左仆射刘仁轨。作为李义府当年的死对头，刘仁轨始终奋战在反对武则天临朝的第一线。

    有一次，刘仁轨陪同高宗皇帝观看新落成的镜殿，由于光的折射，人影重叠。刘仁轨像是发现了新大陆，在一旁惊呼不已：“不好了，天无二日，国无二主，臣刚才竟然看见四壁有数位天子，这是不祥之兆呀！”

    于是有人认为这是刘仁轨在提醒高宗皇帝。现在大唐帝国的天空已经升起了两个不落的太阳，一个是当今皇上，而另外一个则是他身边的天后武则天。

    右仆射戴至德与侍中张文瓘是李弘最为信任的僚属。李弘监国期间，基本上是仰仗这二位主政。武则天与李弘的权力角逐，也让他们成为反武阵线联盟的生力军。

    郝处俊就更不用提了，他算是最为坚定的反武派人士，从一开始就抱着与武则天对抗到底的姿态。以至武则天临朝以后，郝处俊虽然早已不在人世，但武则天还是余恨未泯，找了一个机会整治了他的孙子。中国人讲究父债子还，孙子替爷爷还债也是天经地义。

    3

    仪凤元年（公元676年），又是一个多事之秋。年号仪凤来源于陈州府的上奏，奏书说有人在陈州水边看见一只庞大无比的金色凤凰从天上飞落的虚幻之景，所有天下臣民都相信了凤凰之说，而凤凰又象征着吉祥。

    凤凰降临尘世，带来的自然是大吉之兆。天下承平已久，没有人愿意灾难降临人间。

    武则天对高宗说，既然天意如此，那就再改一次年号吧，仪凤的年号会给大唐社稷带来祥瑞和富庶。

    就这样，上元三年又变成了仪凤元年。朝臣们早就习以为常，没有人知道武则天为什么那么热衷于改换年号。

    从显庆、龙朔、麟德、乾封、总章、咸亨、上元，如今又是仪凤。年号成了武则天的个性化签名，在她的率性而为之下不断变化着，让人感觉到她内心正在逐渐生长的欲望与焦灼。

    可是东宫的学者们却并不那么认为，他们对武则天这种没事就变换年号的做法颇有微词。混乱的年号让他们在修订典籍史书的时候遇到很大麻烦，可他们也只能在背后发发牢骚，并未因此向朝廷进谏。

    他们不愿因为这件事而开罪武则天。事实上对年号的随意更改并不是武则天一个人的随心所欲，她的背后站着一群饱学之士为她出谋划策，他们就是北门学士。

    如果说北门学士是武则天豢养的权力门徒，那么东宫学者就是太子李贤背后的智囊团。

    东宫学者们把追随武则天的北门学士视为政治学术领域最为强劲的对手，北门学士因为有武则天为其撑腰，往往以圣哲自居，以冷眼轻觑太子身边的张大安、刘讷言、薛元起等人，东宫学者们在忧愤之余便把希望寄托于太子李贤的身上。

    其实《后汉书注》就是东宫学者与北门学士相互较劲、勾心斗角的产物。张、刘、薛三人合力帮助太子李贤修撰这部巨著，其挑战和示威的目的也就呼之欲出了。

    太子李贤将《后汉书注》呈献给洛阳宫的高宗，高宗满心欢悦，就像赏赐当年修撰《瑶山玉彩》的李弘一样，他命东宫差役带回了满满一车的金银布帛作为赏赐之物。

    高宗很是高兴，手诏褒奖，他说，修史乃是国家的大事，太子勤思政理，鉴戒前史，值得称赞，所有参与的人都要赏赐。手诏还同时号召诸王效仿太子，常把国家社稷放在心中，不要玩物丧志。

    李贤对《后汉书注》这样一部倾向性极为强烈的书，进行了大量的注释，其用意昭然若揭。通过这样一部作品，他要将自己内心对于现实的一种不满态度宣泄出来，他反对将要出现的武氏临朝称制的局面。尤其是针对书中大量涉及吕后篡权的事，他做了大量的注释。

    武则天翻阅了太子送去的书籍，太子李贤用了大量笔墨来写吕氏临朝，外戚专权，闹得朝堂上下鸡飞狗跳。

    这是编撰史料还是在指桑骂槐？武则天内心压抑的怒火喷薄而出。

    高宗皇帝的表彰和支持，使太子李贤的声望如日中天。

    李贤也明白，自己的太子之位要想坐得稳，就要不断扩充自己的势力，要尽可能地插手朝廷之事，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权力网络。

    太子李贤的任何举动都难以逃脱武则天的法眼，刚解决了对自己有威胁的李弘，现在又冒出了一个更加厉害的李贤，连她自己都怀疑他们到底是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如果是，难道他们生来就是为了和他们的母亲为敌的吗？

    武则天忧心忡忡，彻夜难眠，若任凭太子李贤发展，自己到最后难免会落个退居后宫的下场，一生的理想，半世的心血将会付诸东流。

    随着太子李贤的地位和声望的不断提高，对权力的需求日益上升，再加上德高望重之人和朝廷重臣的辅佐，太子李贤周围逐渐形成了一股较强的拥李势力。

    太子越是积极参与国政，就越容易加深同武则天之间的矛盾。

    在参政过程中，太子李贤对母后所表现出来的种种高压态势不予赞同，甚至反感。

    武则天很快让差役从洛阳给太子捎去两本书，一本是《少阳正范》，另一本则是《孝子传》，两本书均是由北门学士执笔修纂。与此同时，天后武则天派人捎话给太子，要他认真阅读这两本书，深刻领悟其中要旨。这两本书都是教人尽忠尽孝，作为君王的接班人，应该做天下人的表率。

    太子李贤收到母后武则天的赠书后很是不快，他拿过《孝子传》翻了几页。

    按照李贤的理解，《孝子传》是给那些不孝之子读的，如此说来母后已经视自己为不孝之子了。

    李贤经常会拿过《少阳正范》对身边的人说：“你们懂这个书名什么意思吗？少阳正范就是太子正范，我这个做太子的要让皇后来为我正范？岂不让天下人笑话！？”

    太子李贤对武则天如此全方位干涉自己的生活大为不满，二十多岁的人，还需要别人来指手画脚吗？他本来就觉得母后武则天对他们这些子女过于严苛，如此光明正大地直接批评，更让李贤难以接受，于是他干脆不理不睬，母子关系也就此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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