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齐家理论自成体系，至今在民间仍享誉甚广。可以说它是家庭教育的张本。曾国藩的齐家理论以”和“字为中心，铺陈开来，总结出了八个”本“字格言，八字家规。尤其是他反对奢侈，主张勤俭持家，反对给子女留下大批遗产，培养子女自立精神，还说子女不指出长辈之错也是不孝行为等等。这些真知灼见在今天仍熠熠生辉。它已经突破了儒家的狭隘圈子，吸收了西方文化的有益成分。
让我们从曾国藩的齐家智慧中吸取营养，实现家和事兴！
1.用曾氏祖训定规矩方圆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无规矩，不成方圆。曾国藩是在家法中长大的，他深受裨益，他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而且督促子女遵照实行。曾氏家法从曾国藩的祖父星冈公那里就流传下来，星冈公是一个最讲家法的人，这对曾国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曾氏家法共计四点，每一点都不难，难的是年年月月天天都要去做。这四点是：
第一，起早。
起早床，对养成了这种习惯的人，可以说不费吹灰之力；但对没有养成这种习惯的人，那可比登天还难。起早床，意味着你必须理智地去生活，有规律地生活，合理地安排作息时间。对有的人而言，做一两天还可以，甚至几个星期也不难，但要他成年累月这样做，那无异于要他的命。现在的家庭，由于夜生活丰富了，人们更是难以做到这一点。电视放得很晚，甚至是通宵，除非瞌睡得不行，人们总是信马由缰地看下去。还有麻将，那实在比电视更厉害。结果必须在第二天弥补，到了晚上又是如此，既损害身体，也影响工作和学习。起早床，对现代家庭简直是一个大问题，那要放弃很多诱惑和娱乐。
第二，打扫清洁。
恐怕这是家庭中最不起眼的家务活了，它太小了，以至都算不得一件家务活，但如果要使它成为一种习惯，就不那么容易了。很多家庭做清洁，实在是脏得不像样子了，如果没那么脏，你还会做吗？一个家庭的清洁与否，反映出这个家庭的精神风貌和生活态度，甚至能反映出这个家庭爱情的多少。如果你感到生活幸福，那做做清洁也是幸福的；如果你爱这个家庭，你就不会容忍它沾染灰尘。
第三，做祭祀。
不仅要做，还要诚心诚意。心不诚，就不必做，做了也白做。祭祀不是做给别人看的，完全是为了自己。为了祭祀而祭祀，神灵大概也不会高兴的。当然，现在讲信仰自由，对不信神，不信教的人家，就大可不必了。
第四，善待亲邻。
这一点，曾国藩印象很深：凡是亲戚邻里到家来，星冈公无不恭敬款待。有急事的，必定设法周济；有争吵的，必定帮助排解；有喜事的，必定表示祝贺；有疾病的，必定慰问；有丧事的，必定吊唁。
从这四点上可以看出，”礼“占了重要地位。注意卫生，是对家人之礼，祭祀是对祖宗之礼，”善待亲邻“是对外人之礼。
《礼记》有云：”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非礼也。“这已不是一种语言，而是世世代代流淌在我们身体中的血液，并且它仍将世世代代流淌下去。它不仅蕴含着对他人的尊重，也蕴含着对自己的尊重。
曾国藩在评价他祖父时说，星冈公对祖宗、对后代、对宗族、对乡里的最大贡献，就在于讲求礼仪，讲求庆吊。星冈公常常说：”人待人友善，便是无价之宝。“在与亲族邻里交往时，有喜贺喜，有丧吊丧，有病探病，有难相帮。曾国藩的父亲完全继承了他先父的传统，曾国藩的叔父在祭祀方面也十分诚恳、恭敬。曾国藩不仅身体力行，谨守家道，还希望他的各位弟弟都能在”礼“字上下大功夫，以医治平常的粗率之气，从而成为先父的孝子。如果能在宗族庆吊方面时时留心，那就可以表率一方了。
不过讲究礼仪，要量力而行，不要为了礼仪而礼仪，不要为了面子而礼仪，也不要为了利害关系而礼仪，这样你才能轻松起来，才能坦然地面对别人与自己。讲究礼仪最重要的是一个”情“字，情到意到，心中有一个他人。为什么有人给人送了一大堆礼品，而别人并不买帐，或者并不在意呢？这就是因为他的”礼“中无情无义，而只剩下赤裸裸的利害与交换关系。
2.治家宜谨守八字八本
曾国藩曾将其家规编为”书蔬鱼猪，早扫考宝“八字。后人常戏称八字家规为治家的八宝饭。一个家庭有了这个八宝饭，真是吃不完用不完的聚宝盆，可以传之世世子孙以至无穷也。曾国藩家训说：
近将星冈公之家规，编成八句云：书蔬鱼猪，早扫考宝；常说常行，八者都好。地命医理，僧巫祈祷；留客久住，六者俱恼。盖星冈公于地命医僧巫五项人，进门便恼；即亲友远客，久住亦恼。此八好六恼者，我家世世守之，永为家训，子孙虽愚，亦必略有范围也。
书：就是读书。我国的家庭，必有一个祀奉祖宗的神龛，设于堂屋的正中。神龛两侧，必然张贴一副对联：
祀祖宗一炷清香，必诚必敬；
教子孙两条正路，宜读宜耕。
耕读之家，最能维持长久。耕，代表生产基业；读，代表基本教育。在过去的家庭中，除极少数的例外，每个青年子弟，总要读三年五年的书，即一般女子，也至少要读一二年的书，俗称三代不读书，一屋都是猪。因为我国历代讲究读书，所以中国文化，在过去历史上，总是站在领导的地位。
蔬：就是蔬菜。曾星冈常言：”凡是自己亲手种的亲手采的蔬菜，味道也特别甜。“这不仅是心理作用，而且也是一个事实。市面买菜，多于先晚摘好，洗净灌水，次晨出卖。至于家园菜蔬，当时摘洗，当时炒煮，正如吃活鲜鲜的鱼虾，总比已死的鱼虾好吃，就是同一道理。一个耕读之家，田有谷米，园有蔬菜，关于食的方面，除盐以外，可以说无所多求于他人了。
鱼：鸢飞戾天，鱼跃于渊，天机活泼，正是一种兴旺气象。曾国藩常说：”家中养鱼养猪种竹种蔬菜，都不可疏忽，一则上接祖父相承以来之家风；二则望其外有一种生气，登其庭有一种旺气。“足见养鱼，不仅供应口福，而且可以增加生气，生气勃勃，则家道兴矣。湖南素称鱼米之乡，洞庭湖产鱼，湘资沅沣产鱼，还有千千万万的池塘，无不产鱼，因此鱼的生产量至大，在湖南的出产中，与米并驾齐驱，曾国藩提倡养鱼，自有道理。
猪：湖南农业的副产品，猪实占着一个极重要的地位。湖广熟，天下足。湖南有的是米，湖南的猪，是吃米糠长大的，因为池塘多，水沟多，猪吃饱了米糠，又加上一些水边植物，每只猪都是长得肥肥胖胖的，味道之佳，实各省所不及。因此湖南猪，猪肉、猪鬃，以及腊肉，销行至远。曾国藩提倡养猪，自有道理。
早：就是早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乡下的农民，老老小小，男男女女，几乎与太阳同起同落。因为起得早，必然睡得早，因为睡得早，也必然起得早，二者是有相互关系的。一个农业家庭，除疾病或特殊情形外，事实上没有一个不早起的人。提倡早起，就是奖励勤劳，增加生气，最合卫生。因为农民早起，商人也不得不早起，工人士子，也不得不早起。许多外省人，初到湖南，吃不惯三餐干饭，后来早起惯了，才知道非吃三餐干饭不可。
扫：就是扫除，包括洒洗。这一工作，大多由妇女为之。妇女早起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洒扫工作。庭阶秽物，桌几灰尘，要洒扫干净，虽至贫至苦人家，也不会例外。年终的时候，屋前屋后，还要来一次大扫除。我国自古即重视小子洒扫应对进退之礼，将洒扫之事与应对进退之礼并为一谈，谁说中国人不讲究卫生呢？
考：就是祭祀。就是为人子孙者，不要忘记祖考祭祀。曾国藩家训：从前我祖父星冈公最讲求治家之法：第一早起；第二打扫清洁；第三修诚祭祀；第四善待亲族邻里。曾子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中国人对于祖先的祭祀，素极重视，因为追念远祖，自然不敢为非作歹，民德自然归于纯厚，这与孝顺父母是一样的道理。
宝：就是善待亲族邻里。曾星冈说：”人待人，无价之宝。“这就是说，一个人不能独善其身，一个家也不能独善其家。你一家虽好，必须亲族邻里大家都好。人与人的关系，是息息相关的，牡丹虽好，绿叶扶持。假若与亲族邻里不能好好相处，这一家庭，便成怨府，迟早是要毁败的。曾星冈一面操持家庭，一面善待亲戚邻里，这是一个居家的至宝，曾星冈知之，曾国藩亦知之。
曾国藩的家庭教育，以八本堂的八句话为经，以八宝饭的八字为纬，经纬连贯，脉络相通，便形成一套治家的理论体系。千百年来，中国谈家庭教育者，未能出其畴范。因此，曾国藩的家书家训，流行民间，至为广泛，等于一部家庭教科书。
除八本八宝之外，还有三不信：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这也是曾星冈的垂教，曾星冈对于医药、僧巫、地仙，一见即恼，斥之惟恐不远，因此曾国藩也一生不爱和这些人往来。
在过去乡村中，医药不发达，不信医药，也是一种自然的趋势。至于僧巫、地仙，民间信之者众，而曾家独不相信，大概曾星冈受了朱柏庐先生《治家格言》的影响极深，而曾国藩又笃信其祖父曾星冈所致。
至于勤俭孝友四字，曾国藩于家书中，亦常提及之：”历览有国有家之兴，皆由克勤克俭所至，其衰也则反是。“又云：”孝友为家庭之祥瑞，凡所称因果报应，他事或不灵验，独孝友则立获吉庆，反是则立获殃祸，无不验者。“书蔬鱼猪，是一家生产力的表现；勤俭孝友，是一家精神力的表现。二者相辅相成，相感相召，则家道立。
此外，曾国藩对于妇女之教，亦极注意，曾说：”自古家庭能长久兴旺，男子一定要讲求耕种和读书二事，女子要讲求吃饭和穿衣二事。“又说：”凡是世家子弟不勤不俭，从世家妇女的言行就能看出来。“又说：”居家四败：妇女奢淫者败，子弟骄怠者败，兄弟不和者败，侮师慢客者败。“
他不仅告诫甚严，而且规定功课，按时检验。
曾竹亭有五子：长子曾国藩，字涤生；次子曾国葆，字事恒；三子曾国潢，字澄侯；四子曾国华，字温甫；五子曾国荃，字沅浦；曾国藩对于四个弟弟爱护备至，因战事关系，对九弟曾国荃，尤为特别关心。国荃排行第九，故称九弟，军中呼为九帅。曾国藩任京官时，九弟即同住在京，教督甚严。曾国荃才大志大魄力大，然而近于自傲，曾国藩常以”长傲多言，为致败之凶德“相告诫；曾国荃喜发牢骚，曾国藩则以”军中不可再有牢骚之气“相告诫；曾国荃作战，过于猛进，曾国藩则以”稳守稳打，不轻进，不轻退“相告诫；曾国荃于半年之中，七拜国恩，曾国藩则以”斗斛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相告诫。有弟如此，不愧为兄；有兄如此，弟之幸运。因为兄弟相见以诚，合作到底，故能成”大功“，立”大业“.
曾国藩的家教不仅理论上形成体系，且注意与实践相结合。因此其影响不仅仅是他的子孙，也为社会所广泛注目。
3.持家当思避奢求俭
曾国藩真正愿意做的是读书明理的君子。他为官几十年，不敢稍微沾染官僚习气。在饮食起居上仍然保持贫民的寒素家风，极其节俭也可以，略为丰富也可以，不过他始终不敢太奢华。不是他无力奢华，而是他不愿奢华！他可真是一个世间少见的君子。宋朝司马光说，”愿人之常情，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明朝周怡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饮食衣服，若思得之艰难，不敢轻易费用……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思有时，则子子孙孙享温饱矣。“
曾国藩也说，”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由俭入奢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由奢入俭；由俭入奢人人都可承受，但由奢入俭却不是人人都可以承受的。一个人很少有这种幸运，从生到死不为生计愁，一辈子发达、亨通，一帆风顺；总有拮据的时候，总有艰难和困苦的时候。因此，人们就该理性地去生活，居安思危，从长计议，常将有日思无日。
曾国藩说，一般人多希望子孙后代做大官，我不愿意子孙后代做大官，只想他们成为读书明理的正人君子。一般人之所以希望子孙后代做大官，是因为做大官有权有势，有显赫的门第，有丰厚的钱财；曾国藩之所以不愿做大官，是因为他看到了荣华富贵是暂时的，阅尽了盛极而衰后的艰难、悲惨和世态炎凉。
曾国藩曾反复告诫曾家后代，一定要一边种地，一边读书，以保持先人的老传统，千万不要沾染半点官场习气，他说：”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或许还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习气，则难望有成。“他曾对儿子约法三章：不许坐轿，不许使唤奴婢做取水添茶的事情；拾柴收粪之类的事情，必须一件一件去做；插秧除草之类的事情，必须一件一件去学。这样才能避免骄奢淫佚，才算抓到了根本！
无论是大家，还是小家，无论是官家，还是农家，无论手工之家，还是商贾之家，如果勤苦俭约，就没有不兴旺的；如果骄奢倦怠，就没有不衰败的。
能俭能奢是一种境界，不俭不奢是一种境界，能奢不奢是一种境界，而且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境界。
曾国藩说：”家败，离不得个’奢‘字。“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曾国藩说：”观《汉书·霍光传》，而知大家所以速败之故；观金日石单、张安世二传，解示后辈可也。“霍光为前汉大将军，总揽朝政二十年，炙手可热，他的儿孙及女婿无不高官厚禄，起阴宅，缮阳宅，宴游无度，骄横无礼，最后被族灭，连坐诛灭者数千家。当初霍家奢侈之时，茂陵有个姓徐的书生预言道：”霍氏一定灭亡。他奢侈又不谦逊，不谦逊定轻怠了皇上。轻怠了皇上就背了礼。权倾朝野，妒忌他的人很多。天下人妒忌他，他言行又不注意怎能不亡！“徐生的话，不幸而言中。而与霍光同时代的金日石单则相反。例如，他见长子与宫人淫乱，亲手杀之；皇帝赐给他宫女，他”不敢近“，其笃慎如此。斑固盛赞他说：金日石单”以忠厚尊重来使皇上悟出事理。他忠信自著，功为上将，荫及后世，世代忠孝，七代都在宫中作内侍，多么兴旺“！曾国藩要求弟弟澄侯把霍光、金日石单的这些正反事例”解示后辈“，意在要后辈戒奢戒骄。
所以，曾国藩在家训中，时时强调一个”俭“字。俭而不奢，家道恒兴；俭而不奢，居官清廉。这是中国的古训，也是曾国藩谆谆告诫子弟的重要方面之一。他赠澄侯弟一联云：
俭以养廉；
直而能忍。
为了做到俭而不奢，曾国藩对子弟作了许多具体规定，例如：
弟每用一钱，均须三思。至嘱。
居家之道，不可有余财，多财则终为患害。
后辈子侄，总宜教之以礼。出门宜常走路，不可动用舆马，长其骄惰之气。一次姑息，二次、三次姑息，以后骄惯则难改，不可不慎。
四轿[指四人抬的轿子]一事，家中坐者太多，闻纪泽亦坐四轿，此断不可。……即弟亦只可偶一坐之，常坐则不可。篾结轿而远行，四抬则不可。呢轿而四抬则不可入县城、衡城，省城则尤不可。
可珍之物固应爱惜，即寻常器件亦当汇集品分，有条有理。竹头木屑，皆为有用，则随处皆取携不穷也。
”俭“字工夫，第一莫着华丽衣服，第二莫多用仆婢雇工。
衣服不宜多制，尤不宜大镶大缘，过于绚烂。
如此等等，不尽列举。
4.兴家之道在于勤劳
曾国藩说：”人败，离不得个’逸‘字。“又说：”天下百病，生于懒也。“”人不勤则万事俱废。“不懒不逸，就是勤，”勤者，逸之反也。“”勤所以儆惰也。“他深刻地指出：”千古之圣贤豪杰，即奸雄欲有立于世者，不外一勤字。“俭朴同勤劳是分不开的。只知道俭朴还不行，还要勤劳，勤劳才能致富。
”勤则兴，懒则败，一定之理。“关于这个”一定之理“，曾国藩曾于同治九年（1870年）十一月初三日作”习劳而神钦“的伟论，他说：
凡人之情，莫不好逸而恶劳，无论贵贱智愚老少，皆贪于逸而惮于劳，古今之所同也。人一日所着之衣、所进之食，与一日所行之事、所用之力相称，则旁人韪之，鬼神许之，以为彼自食其力也。若农夫织妇，终岁勤动，以成数石之粟、数尺之布，而富贵之家，终岁逸乐，不营一业，而食必珍馐，衣必锦绣，酣豢高眠，一呼百诺，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许也，其能久乎？
古之圣君贤相，若汤之昧旦丕显，文王日昃不遑，周公夜以继日、坐以待旦，盖无时不以勤劳自励。《无逸》一篇，推之于勤则寿考，逸则夭亡，历历不爽。为一身计，则必操习技艺，磨炼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虑，而后可以增智慧而长才识；为天下计，则必己饥己溺，一夫不获，引为余辜。大禹之舟乘四载，过门不入，墨子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皆极俭以奉身，而极勤以救民。故荀子好称大禹、墨翟之行，以其勤劳也。
军兴以来，每见人有一材一技，能耐艰苦者，无不见用于人，见称于时；其绝无材技，不惯作劳者，皆见弃于时，饥冻就毙。故勤则寿，逸则夭；勤则有材而见用，逸则无能而见弃；勤则博济斯民，而神礻氏钦仰，逸则无补于人，而神鬼不歆。是以君子欲为人神所凭依，莫大于习劳也。
这四百余字，简直可视为天下第一文章。它谈到了劳逸不均、贫富悬殊的问题，认为”此天下最不平等之事“；谈到了”勤则寿，逸则夭“的养身之法；谈到了”勤则兴，逸则败“的齐家治国之理。全文无一浮言大语，字字皆是珠玑。
这篇文字，是他写给两个儿子的四条格言中的一条。其他三条为”慎独则心安“、”主敬则身强“、”求仁则人悦“.他写道：”今写此四条，我老年时自我警惕，以弥补从前的过错；并让两个儿子各自勉励，每夜以此四条来考课，每月终以此四条来稽查，仍寄希望于各子侄共同遵守，有所成就。
曾国藩不但在理论上启发子弟，而且在具体实践上诱导子弟。他的家书写道：
戒惰莫如早起。
学射最足保养，起早尤千金妙方、长寿金丹也。
无作欠伸懒漫样子。
子侄除读书外，教之扫屋、抹桌凳、收粪、锄草，是极好之事，切不可以为有损架子而不为也。
家中养鱼、养猪、种竹、种蔬四事，皆不可疏。一则上接祖父以来相承之家风，二则望其外有一种生气，登其庭有一种旺气。
对于内眷、女儿、儿媳等，曾国藩也从不姑息，同样严饬勤劳。他规定：“新妇始至吾家，教以勤俭。纺织以事缝纫，下厨以议酒食。此二者，妇职之最要者也。孝敬以奉长上，温和以待同辈。此二者，妇道之要者也。”同治七年（1868年）在金陵节署，他的女儿等早已是贵不可言的“千金小姐”了，但曾国藩却给她们制定了每天习劳的繁重功课单，并写了四句话：
家勤则兴，人勤则俭。
能勤能俭，永不贫贱。
他亲笔书写的功课单如下：
早饭后做小菜点心酒酱之类食事
巳午刻纺花或绩麻衣事
中饭后做针黹刺绣之类细工
酉刻（过二更后）做男鞋女鞋或缝衣粗工
吾家男子于“看、读、写、作”四字缺一不可，妇女于“衣、食、粗、细”四字缺一不可。吾已教训数年，总未做出一定规矩。自后每日立定功课，吾亲自验功。食事则每日验一次，衣事则三日验一次，细工则五日验一次，粗工则每月验一次。每月须做成男鞋一双，女鞋不验。
上验功课单，谕儿妇、侄妇、满女知之。甥妇到[金陵]日，亦照此遵行。
同治七年五月二十四日
这些女红的内容，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但曾国藩要求内眷不染官家习气、勤劳而不闲逸的精神和作法，却是仕宦之家所难能可贵的。
5.结亲拒骄，齐家有道
俗话说：“坐吃山空”，骄奢的人家最容易败家，曾国藩对此看得很清楚。因此，他一方面力戒自己家骄奢，另一方面在选择儿女亲家时亦视其骄奢与否而定。曾国藩常年在外，很少亲理家事，但家政过问较多，尤其是涉及儿女婚事，他都要亲自裁定。那时的婚事，讲究门当户对，曾氏家族为湘乡第一显赫门第，所结亲家不说是豪门显族，至少也是达官贵族。
门第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对官宦之家，这不仅仅是一个“稻粮谋”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通过联姻使自己的政治势力和军事势力更为广泛和牢固。但曾国藩的几个女儿的婚事并不成功，特别是女婿的玩世不恭使他大为光火。这促使他考虑儿女的婚事时不仅从门第上去权衡，而且更重要的是从家风和生活习惯上去考察。
湖南有一常姓显贵家庭，几次都想与曾国藩结为儿女亲家，然而曾国藩并不乐意，这倒不是常家与曾家曾有什么不愉快，而是因为曾国藩听说这位常世兄生活习气骄奢、跋扈，不可一世。他所穿的衣服极为华贵，他所用的仆从也气焰嚣张，更令人厌恶的是他最喜欢倚仗其父亲的势力作威作福。曾国藩担心常家女儿有官宦人家的骄奢习气，如果嫁娶过来，不仅会败坏曾氏家规，还会引诱曾家子弟好逸恶劳。
开始，曾国藩还以为常家想与弟弟家结为亲家，但后来常家三番五次要求联姻，要他们送甲五的八字，曾国藩才知道他是想与自己结为亲家，而不是想与弟弟结为亲家，他对这门亲事明确给以拒绝。
对于弟弟家的婚事，曾国藩说，我不敢作主，但是亲家的为人如何，也必须从四方街邻那里去察清。如果是吸鸦片的，就绝对不能结亲；如果没有这种事，你们听听老人的意见，自己作主就行了。
之所以有上述持家观念，是因为曾国藩曾仔细考察过，天下的官宦之家，大都只享用一代就败落了。这些家庭的子孙开始骄奢淫佚，继而四处流浪，最后饿死于沟壑之中，有幸延续两代的真是少见。
然而，勤俭的商贾之家可以延续三、四代；谨朴的耕读之家可以延续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延续十代八代。曾国藩说他依靠祖宗的积善行德，年纪轻轻就一帆风顺做了高官；曾国藩深怕由一个人享用致使家道中落，因此极力劝教各位弟弟和子女们：愿咱家成为耕读孝悌之家，而不愿成为官宦之家。
“各位弟弟读书不可不多，用功不可不勤，切不可时时为科考仕宦而考虑。倘若你们不能看透这一层道理，即使得到了高科显官，那也算不得祖父的贤孝子孙，当然也算不得我们家的有功之臣；倘若你们看透了这一层道理，那么我将钦佩之至。澄弟总认为我升官得差，就说我是祖宗的肖子贤孙，殊不知，这并不是贤肖。如果这也算贤肖，那李林甫、卢怀慎之流，何曾不位极人臣，权倾一时，难道能称他们贤肖吗？”
曾国藩说他学识浅薄，愧居高位，然而他时时刻刻在意留心，虽然身在宦海之中，却常准备脱身上岸。如果有朝一日罢官居家，那么自己可以淡泊，妻子可以服劳；在家对得起父母兄弟，在外对得起宗族乡亲。这不也很美好吗？
这是曾国藩的真心话，他说，各位弟弟一旦发现我的行为与誓言有不符之处，希望你们能直言不讳予以规劝，进行监督，提出批评。
曾国藩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能在高处想到低处，在甜时想到苦时，在兴盛之际想到衰败之际，从一代人想到几代人。由于对人世间的兴衰浮沉有一种透彻的理解，所以他才有一种深刻的悲观主义，他才那样小心谨慎，诚惶诚恐，虚心涵泳；由此他才产生一种深刻的乐观主义，才那样勤学苦读，恪尽职守，庄敬日强。正因为有了如此胸怀和气度，他才出可为将，退可为民，胜不骄躁，败不气馁；得不得意，失不失志。
6.为人子当“奉先思孝”
作为人子，总想令父母健康一些，安乐一些，少操心一些，这就是孝心。曾国藩长年在外领兵打仗，鲜在父母身边，但他始终心系父母，挂念父母的安康。因为他认定，为人子当“奉先思孝”.《礼记》说：“凡为人之子，冬温而夏清，昏定晨省。”说的是儿子对父母之礼，冬天设法使父母暖和，夏天使父母清凉，晚上为父母整理床铺，早上向父母问安。让父母冬暖夏凉，一般人大概是容易做到了。很多人连让父母冬暖夏凉也做不到，不是没有能力做到，而是没有想到，没有想到，不就是没有孝心吗？
《尚书》云：“奉先思孝。”就是说事奉先祖要念念不忘尽孝，也即是说作为人子首先要想到尽孝。想父母所想，急父母所急。如果想都没有想到，那又怎么谈得上做到呢？所以心中无论装有多少事，多大的事，便总有一块是留给父母的，这就是做子女的本份，如果连这点本份都没有，那就不成其为人子了。
曾国藩长年在外地做官，不在父母身边，但他始终心系父母。他说，父母大人上要奉养两位老人，下要荫护儿孙，在外要为亲族邻里作模范。你们是千金之躯，一定要珍重。况且孩儿我愧居高位，作了侍郎，侍候我的人已有好几个，可是父母大人还要为家务如此辛劳，孩儿实在于心不安。今后万望二老总持大纲，而细微琐事都交给四弟去办。四弟本来就是个谨慎的人，必定能圆满地完成任务。父亲大人与叔父大人只要天天侍奉在祖父祖母大人面前，大家一起谈天说地，乐乐呵呵，就是万幸了。
仅仅心中有父母还不够，你总该为父母做些什么。常言道，家家都有难念的经，父母都有难操的心。作为人子，就该为父母分忧解难。你为父母分担的越多，你心中想到父母的就越多；你为父母分担的越多，不仅你父母越快活，而且你也因此越快活。
然而现在的年轻人中，称得上孝子的越来越少了。不是他们心中没有父母，而是想得多做得少；不是他们心中没有父母，而是他们心中自己比父母更重要，自己的成功，自己的事业，自己的功名比父母的疾苦更重要。有的人偶尔也讲讲孝心，把父母接到身边过一段，结果父母来后，自己的家务做得越来越少了，父母比在自己的家里更辛苦了。这难道是讲孝心吗？有的人因为父母财产不丰厚，或者生怕自己为父母花费过多而轻薄父母；还有的人，因为婆媳关系处不好，让母亲孤苦伶仃在别人家里当保姆。这两种人，清人朱柏庐有副对联给他们：
听妇言，乖骨肉，岂是丈夫？
重资财，薄父母，不成人子。
曾国藩的孝体现在他对各位兄弟的教导上，他说：“余欲尽孝道，更无他事，我能教诸弟进德业一分，则我之孝有一分；能教诸弟进十分，则我之孝有十分；若全不能教弟成名，则我大不孝矣。”
7.互谦互让方能显兄弟情深
在天底下，难得看见曾氏兄弟之间那样披肝沥胆，那样情真意切，那样彼此关照。曾国藩对兄弟之间倾注的深情厚意，恐怕只有父母对子女的那种情感才能比拟；但那种坦诚，那分直率，又不是父母之情所能比拟的。这是人间之至情，它是构成曾国藩人性魅力的动人篇章。曾国藩共有兄弟姊妹九人，一姊、三妹、四弟。曾国藩在兄弟五人中排行居长。
二弟，曾国潢，字澄侯，比曾国藩小九岁，虽然一直潜心钻研《四书》、《五经》，但没有太大的成就。后来以监生候选县丞，这也是曾国藩出钱替他捐的。曾国藩在京为官十年，后又编练湘军、镇压太平天国、“剿”捻等，一直很难回家，对家庭的关心常常体现在家书上。父亲曾麟书在世时，曾家大事由其决断，父亲去世以后，家里的事情主要由曾国潢操持。或许是仰仗曾国藩的权势，在曾国藩治军其间他在家乡办团练，常常借势杀人，为患乡里。县官对他也毫无办法。曾国藩回去后，知其所为，遂用锥刺其股。曾国潢大声唤痛。曾国藩回敬道：“你杀人就不痛吗？”这次的教训，他铭记在心，在其后未见有滥杀无辜的记载。
三弟，曾国华，字温甫，比曾国藩小十一岁，从小过继给其叔父曾骥云。曾国藩一直认为三弟资质较聪，但读书期间并未有过人的表现。曾国藩为其“纳贡入监”，乡试也未中。咸丰五年（1866年），曾国藩坐困江西，时有被石达开生擒的可能。曾国华与其父曾麟书赶至武昌，向胡林翼讨救兵。胡林翼拨5000人由其带领，前往营救。此后，曾国华跟随李续宾转战于皖北，三河镇一战，与李续宾同时殉难。
闻三弟在三河遇难，曾国藩痛不欲生，回想起自己在江西被困，三弟率五千人星夜驰往，惟恐迟到半步，手足之情难以忘怀。在哀词中，曾国藩将无限哀思寄于其中：
角黄角黄我祖，山立绝伦。有蓄不施，笃生哲人。我君为长，鲁国一儒；仲父早世，有季不孤。恭惟先德，稼穑诗书。小子无状，席此庆余。粲粲诸弟，雁行以随。吾诗有云：“午君最奇”.挟艺千人，百不一售。彼粗秽者，乃居吾右。抑塞不伸，发狂大叫；杂以嘲诙，万花齐笑。世不吾与，吾不世许。自谓吾虎，世弃如鼠。相舛相背，逝将去女。一朝奋发，仗剑东行；提督五千，往从阿兄。何坚不破？何劲不摧？跃入章门，无害无灾。埙鸣鼓角，号令风雷；昊天不吊，鲜民衔哀。见星西奔，三子归来。弟后季父，降服以礼。匝岁告阕，靡念苞杞。出陪戎幄，匪辛伊李。既克浔阳，雄师北迈。划潜剜桐，群舒是嘬。岂谓一蹶，震惊两戒。李既山颓，弟乃梁坏。覆我湘人，君子六千。命耶数耶？何辜于天！我奉简书，驰驱岭峤。江北江南，梦魂环绕。卯恸抵昏，酉悲达晓。莽莽舒庐，群凶所窟。积骸成岳，孰辨弟骨。骨不可收，魂不可招。峥嵘废垒，雪渍风飘。生也何雄，死也何苦！我实负弟，茹恨终古。
这首哀词好像是曾国华的小传，他虽不得志于科名，而仗剑从军，生平颇为奇特。
曾国藩的四弟曾国荃，字沅甫，小曾国藩十三岁。他十六岁就跟随曾国藩在京读书。曾国藩对其极为疼爱，对其管教极严。因此，曾国荃一直敬惮之。由于在兄弟姊妹中排行第九，所以曾国藩称其为九弟，军中多称其为九帅。十八岁曾国荃回湖南家乡，兄弟二人依依惜别。曾国藩一直将其送过芦沟桥，并赋诗一首，以示鼓励。曾国荃虽天资很高，但无恒劲，在长沙岳麓书院肄业二年，跟随罗泽南攻文，但一直没有长进。曾国藩时常在家书中，告诫其“有恒”的道理。
但无论其兄对曾国荃期望有多高，他在科举上却一直不甚得意。24岁入县学、25岁补廪、29岁选为优贡。
曾国荃虽然科举不甚得志，但在军旅上却颇有建树，自随曾国藩治军以后，便不负期望，围攻安庆，荣获首功，一时间名声大噪。随后又顺江东下，驻军雨花台，包围天京，二年中披肝沥胆，终于独获首功。又以酝酿造反未成，军队被裁，乃负气不辞返家，不问世事。曾国藩先以兄弟功名太盛，极力压抑曾国荃，保升诸将；后以曾国荃受谤返家，又极力劝导曾国荃持盈保泰。曾国藩一片苦心，卒能化干戈为玉帛。
曾国藩的五弟名曾国葆，字季洪，后改名贞干，字事恒，比曾国藩小十七岁，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幼年就有些超人的见解，23岁入县学后，即不肯做举子业。最初随曾国藩练湘军，识僚佐杨载福、彭玉麟，以为非常器，已愿下之，后杨、彭果成名将。他避居紫田山，谢绝人事。及曾国华战殁，才出来带兵，投效胡林翼，与曾国荃会师安庆、南京，以功晋知府。后为疫疠所染，病死于军中。曾国藩说他“智足以安危乱，而名誉不并于时贤”.这一群如狼如虎的昆仲，际会风云，驰骋战场，名满天下，不特改换了曾家几百年的门楣，而且左右中国的大局，为近代风云人物。
兄弟之间，情同手足，没有不可说的话，也没有不可做的事。既然是兄弟，就会各有各的长处，也会各有各的短处。每个人对人对事都有自己的见解，弟不必贤于兄，兄也不必敏于弟。兄弟之间产生一点矛盾，一点隔阂也是难免的事。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有一次，曾国荃与曾国藩谈心，其中大有不平之气。曾国荃一下子给哥哥提了很多意见。最大的意见是说哥哥在兄弟骨肉之间，不能造成一种生动活泼的气氛，不能使他们心情舒畅。曾国藩虽然稍稍劝止，但还是让曾国荃把话说完了，一直说到夜至二更。在此期间，他还给哥哥提了许多别的意见，这些意见大都切中事理，曾国藩在一边倾耳而听。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既然是人，就会有缺点，有错误，曾国藩也不例外。曾国藩最大的毛病或许还不是曾国荃说的那一条，而是喜欢教训人，就是好为人师。这一点是曾国藩自己也承认的。
曾国藩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的人，对兄弟子女也要求十分严格。要求一严，就难免提意见的时候多，表扬的时候少。曾国藩还是一个责任心和道德感十分强的人，凡是看不惯的，有违家法的，他都会直言不讳地给予批评。曾国荃给他提的意见实际上是说哥哥太严肃了。
曾国藩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理论，也不辩解，而是让弟弟把话说完。既然人家有意见，你能堵住他的嘴，但堵不住他的心。有意见你就让他把话说出来，说出来了心中就没有了不平之气；如果你把他的话卡回去，这只能使他的不平之气更添一分，于人于己都没有好处。更何况曾国荃也说得在理呢？
曾国藩的另一个可贵之处在于，虚心接受他人的批评，并不因为自己是兄长，是大官，就以势压人，老虎屁股摸不得。只要他人说得入情入理，就没有不能接受之道理。曾国藩这样做，无损于他做兄长的尊严，反而使曾国荃产生一种亲切之感，在尊严和亲切之外，更有一种大度与大气。
正是因为曾国藩有这样的胸怀与气度，所以曾氏家族才能老有所尊，幼有所爱，兄弟和睦，邻里相亲。
曾国藩做人有一条原则：兄弟之间应该互谦互让，互帮互助，彼此发展，共同进步。
他认为：作为人子，如果使父母觉得自己好，其他的兄弟都比不上自己，这便是不孝；如果使亲戚称赞自己好，其他的兄弟都不如自己，这便是不悌。
为什么呢？
如果使父母有贤愚之分，使自己得好名声，使兄弟得坏名声，这样日后的裂痕和矛盾必将由此而生。在曾国藩的同乡中就有这么一对兄弟，刘大爷和刘三爷，他们两人都想做好人，发展到后来，两人闹得不可开交，势不两立，不共戴天。其中的原因就是刘三爷得好名声，而刘大爷得坏名声。
季四弟曾来信责备曾国藩，正是这个道理！曾国藩读信后心中大震，不禁为之惊出一身冷汗。
曾国藩以为，兄弟之间都应德才兼备，不应彼高此低，就像陈氏的难兄难弟一样。
东汉时期，河南许昌有一个名叫陈的人，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陈元方，一个叫陈季方，兄弟两人都很有德才。一天，陈元方的儿子陈长文和陈季方的儿子陈孝先，在一起争论谁的父亲功德更高，相持不下，便去请爷爷评判。陈对自己两个儿子都很满意，听了孙子的问话后，笑着答道：“元方难为兄，季方难为弟。”此后，这对兄弟的故事被人传为佳话。
曾国藩表示，从今以后，愿我们兄弟五人，人人都明白这个道理，彼此相互谅解。哥哥以弟弟得坏名声为忧，弟弟以哥哥得好名声为快。哥哥不能使弟弟得好名声，这便是哥哥的罪过；弟弟不能使哥哥得好名声，这便是弟弟的罪过。
兄弟之间应该同甘共苦，患难与共。有的兄弟，只能有福同享，不能有难同当。还不说有难，只要有一点点麻烦，就想方设法避开，生怕自己卷入其中。这样的兄弟不是真正的兄弟。
有一年，曾国藩所部军饷极少，这是很多年都没有的现象，加之流言外侮纷至沓来，曾国藩恐惧异常，似乎大祸即将临头。在这种紧急关头，曾国藩对弟弟说：即使兄弟同心协力，抵御外侮，尚且还担心众推墙倒，哪里敢在心里生一点点芥蒂？哪里敢因弟弟语气稍直而心怀不满？我能承受他人的千万指责，难道不能容忍胞弟的一句过头话吗？我难道还忍心挑剔吗？
请老弟千万放心，千万保重。
此时的兄弟实在是患难与共的兄弟，只能互相鼓励、互相劝诫、互相维护。
曾国藩就是这样和弟弟一起共度难关的。
曾国藩曾说，在兄弟之间，即使有一句欺诈的话，最终也不会隐瞒多久。这话似乎有些绝对，有些话是可以隐瞒很久的，甚至可以隐瞒一辈子；但不能保证每一句假话都可以隐瞒。一旦你的某句假话被人识破，那你的真话也会被人一次次怀疑。所以曾国藩说，索性有话直说，一语道破，虽然眼下嫌太直，难以承受，但将来肯定能被谅解，知道我的良苦用心。
下面是曾国藩的一席话：
“在几个弟弟中，国藩我对待温弟（曾国华）似乎过于严厉，但扪心自问，觉得还没有对不起兄弟的地方。我不是信口开河，大凡做大官的人，往往对妻子儿女特别照顾，对兄弟则失之刻薄；往往私肥自家，对亲戚同族则失之刻薄。国藩我从三十岁以来，就一直把升官发财当做一件可耻的事情，把官囊积金留给子孙享用看作可羞或可恨的事情。所以我暗中发誓决不靠做官发财，决不把做官得来的钱财留给后人。苍天在上，神明鉴临，我决不食言。
而今国藩我侍奉高堂父母，每年仅寄回为数不多的银两，以供双亲大人吃喝零用。对同族中贫穷的亲戚，我每年也酌情分送少许，以表达我区区心意。因为即使我多给家里寄钱，父母所衣所食也不能因此更为丰厚；与其独肥一家，使同族亲戚因此而怨恨我以及我的父母，哪里比得上分给一些亲戚，使他们对我父母感恩戴德，并且更加钦佩和尊敬呢？
如果将来在地方上做官，俸禄会比较丰厚，国藩我发誓：除了俸禄以外，一分钱也不多拿。如果俸禄越来越多，就周济更多的穷寒亲戚，决不为子女的衣食积蓄贪求。”
曾国藩如此坦诚，在他看来，这不仅仅是作为兄长的一种责任，更是为人的第一要务。
“无信不立”的先哲教诲，曾国藩是刻骨铭心的。成大事者，犹以信、诚为其立业之本，曾国藩于此深信不疑。他在致诸弟的书信中，反复告诫的就是“立身以不妄语为本”，且言“只要能够谨守”，“不管世道是治是乱，总不会失掉上等人家的地位”.
曾国藩的这种告诫，其中的暗示对家道兴盛、位高权重的人来说似乎有更多的警醒意味：诚信可以立业，保业尤须诚信。一个人在他卑微的时候保有诚信并不难，最难的是当他功成名就之时犹不失诚信。而这一点，却常常是富贵人家所不易做到的。曾国藩说：“地位高了，并不一定是福气，恐怕徒然成为人们说三道四的张本。”在他看来，“树大招风”，“楼高易倒”，以诚待人，或可消弥怨隙，化解不测之灾。
立德、立功、立言，向来是人们追求的目标，也是一个人成功的标志。曾国藩以自己多年的体悟；时时劝勉兄弟们立德在先，在修身上多下功夫，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他在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致诸弟书说：六弟埋怨自己的命运不佳，我也深以为然。但只是小试失利，就发牢骚，我暗笑他志向太小而心中忧虑的不大。君子的立志，有为民众请命的器量，有内修圣人的德行，外建王者称霸天下的雄功，然后才不负父母生育自己，不愧为天地间一个完全的人。所以他所忧虑的，是因为自己不如舜皇帝，不如周公而忧虑，以德行没有修整，学问没有大成而忧虑……
作为兄长，曾国藩对兄弟的爱是多方面的，爱之以德，对德的苛求，这是曾国藩突出之处。他自知出身贫贱，得志之时切不可忘乎所以，更应在品德修养上齐头并进。宦海生涯，曾国藩看透了无德之人为人诟骂的本质，他更看重的是一个人无愧天地，无愧于心的崇高境界。
曾国荃攻下天京后，起居奢华，言语傲慢，行为放纵。曾国藩写书直言相告，劝其顿去恃功享乐之心，重修德业反省之课。他的严辞责备是不加掩饰的，甚至是尖刻的。他始终认为：今天进一分德，便可算是积了一升谷；明天修一分业，又算剩一文钱。只有德和业都增进，那才算真正的成功，而成功亦不足恃……
曾国藩在兄弟们的眼里是令人敬畏的。他代父教弟，不苟言笑，不怒自威，更以德行服人。一次，曾国藩和友人小珊因一件小事发生争执，虽过在小珊，曾国藩事后仍内疚不已。兄弟几人劝曾国藩勿以为怀，曾国藩却道：一朝之忿，不近人情，我德有缺损，可想可见。他不顾兄弟们劝阻，坚欲登门谢罪……
在曾国藩遗留的家书中，他写给诸弟的教诫充斥其间，俯拾即是。在信中，曾国藩反复叮嘱的亲近良友，莫负朋友、周济贫民、爱惜物力、勤俭为主、戒骄去奢等等，莫不是一个“德”字。这是曾国藩兄弟的福份，以“德”育人从来是圣贤所推崇的最高育人之道，又何况曾国藩本身即为世之难得一觅的“圣贤”，更何况这些书信有的竟写自两军对阵的战场上！
兄弟亲情，爱到极处，往往是口不择言，令人难以接受。曾国藩的兄弟或多或少都有这种感受。由于曾国藩的名望所在，兄弟们很少向他表达这种真实想法。
曾国藩对此有很深的忧虑，他在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十日给诸弟的信中，直言不讳地讲道：“骨肉之情越真挚，盼望的心情就越殷切，责备的言词就越尖锐……所以不能不发出怨言骂你们，感情达到极点了。然而，为兄长的虽说”糊涂“，也不能不责备你们，不是责备你们的情感，是责备你们的不检点，这有什么耿耿于怀呢？”
虽说如此，曾国藩仍是不停地反省自己：孟子说：“我爱别人，别人却不亲近我，自己要反躬自省，自己的仁爱是否有不到的地方；我以礼待别人，别人却不理睬我，自己要反躬自省，自己的礼仪是不是不周到。”……我的声望越来越高，就是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从何说起，只恐怕名望超过了实际……这全部责任在于做哥哥的提倡、做表率……
大凡功成名就之人，名望欲高，愈是珍重这份荣誉。曾国藩过人之处在于，他对自己的名望始终抱有怀疑的态度，甚至根本就不认为自己有什么名望。他从自己至爱的兄弟们身上，看到了名望遮掩下的裂痕和隐患，由此及彼，别人会怎样就可想而知了。
怀着这种深沉的认识和忧惧，曾国藩把这一感触不时传送到兄弟们身上。他鼓励、劝勉他们为百姓多干实事，勿为名望二字所累，他说：“那才是我曾家门户的光荣，阿兄的幸运。”
一语破的，曾国藩的兄弟之情，源自他已将自己的一切和兄弟们完全融为一体了，我就是你，你就是我，谁也无法分开。
8.后辈之福不在为官有财
“学而优则仕”，是中国的一个传统观念；事实上，在封建社会中求个一官半职，大多数人都是走的科举这条路。曾国藩经过名利场中的一番角逐与磨砺之后认识到，后辈之福并不在于为官有财，而在于读书明理。曾国藩极力教育和鼓励子弟读书，因为他认为，“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
在现存的写于咸丰六年（1856年）九月二十九日的第一封教子书中，便开宗明义地说：
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凡富贵功名，皆有命定，半由人力，半由天事。惟学作圣贤，全由自己作主，不与天命相干涉。
读书的目的是明理，明理便可以成为君子、步武圣贤。这完全是可以靠自己的主观努力做到的。而能不能做官，能不能做大官，则有很多客观因素影响着，例如人们常说的“机缘”，故曾国藩说，“半由人力，半由天事”.这可以说是曾国藩的悟彻语。
明清用八股试士，八股文是读书人敲开官府大门的一块砖。曾国藩也是从八股文走上仕途的。然而，曾国藩却相当讨厌八股文。他对儿子提出：“八股文、试帖诗皆非今日之急务，尽可不看不作。至要至要！”“纪鸿儿亦不必读八股文，徒费时日，实无益也。”岂止无益？而且有害。他说：“万不可徒看考墨卷，汩没性灵。”曾国藩认为，八股文桎梏思想、汩没性灵，这是相当深刻的。还不止于此，他认为，孜孜于八股文之中，终会使一个人学业无成，误了终身。他对六弟温甫说：“年过二十，已非年少，如果再挖空心思，耗费精力于八股考试之中，将来时过学业仍不精，必有悔恨的一天，不可不早图谋改变。”他回忆自己走过的道路说：“说实话，我从前也没看到这一点。幸亏科举早得功名，没受到损害。假如现在还没有中举，花几十年的时间去研摩写八股文，仍然一无所得，岂不让人羞惭？八股取士误人终身不胜枚举”.在他看来，举子之业，并不是大者远者，大者远者是道德文章。这种见解，比起那些死盯考卷、追逐名利之徒，实在是眼界高明得多，心境宽广得多。他进而认为，汲汲于科举的人，常常命意不高，不能写出好文章，不能吟成好诗。曾国藩生活在科举取士的时代，虽然自己并未把科名视为身外物，但他能对科举作如此彻底的揭露与批判，不能不令人佩服他的慧眼与胆识。
子弟没有做官时，曾国藩如此教育他们正确对待八股文和科举；子弟既做官之后，曾国藩又常常教育他们正确对待权位和富贵。他对那位有几分傲气又有几分贪财的九弟的反复开导，最为突出。同治元年（1862年）五月，湘军既得安庆，正包围金陵，他警告两个弟弟说：“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有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久。此余所深信，而弟宜默默体验者也。”金陵即将攻破之时，他又告诫两个弟弟说：“古来成大功大名者，除千载一郭汾阳[子仪]外，恒有多少风波，多少灾难，谈何容易！愿与吾弟兢兢业业，各怀临深履薄之惧，以冀免于大戾。”他害怕功败垂成，勉励弟弟须有极强的敬业精神；又怕成大功大名时，飞来无名横祸，勉励弟弟须有临深履薄的畏惧之情。同时，他时时刻刻考虑后路，写信给在乡间的澄侯，嘱咐他“莫买田产，莫管公事。吾所嘱者，二语而已，”及至金陵攻克，兄弟封侯封伯之后，他又多次写信给颇有抑郁之气的九弟，劝他“功成身退，愈急愈好”.教他要兢兢业业，临深履薄，看透“万事浮云过太虚”的现实，放眼未来，经过千磨万炼，将自己再铸全人。
总之，曾国藩从自身自家免祸保泰的角度出发，虽封官封爵，全家鼎盛，仍慎重告诫子弟，千万“不可忘寒士家风味，……吾则不忘蒋市街卖菜篮情景，弟则不忘竹山坳拖牌车风景。昔日苦况，安知异日不再尝之？自知谨慎矣。”富不忘贫，贵不忘贱，这是避祸保泰的一个基本立足点。故曾国藩“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他指出，耕读孝友之家，可以绵延五代十代而不破败，“天下官宦家庭，大多是荣华富贵享用一代就完了。子孙开始骄奢淫佚，接着是贫而到处流荡，最后死无葬身之所，庆幸能延长荣华一二代的已很少了。”这是何等深刻的阅历语！这是对千古历史现象的准确地概括！
除了对后世子孙的作官有独特的教导外，对待财产问题曾国藩也是与常人不同的。曾国藩不是一个拥有大笔遗产的人，但绝不是一位没有遗产的人，还远远没有到临终前，他就在思考如何处理遗产的问题。
曾家先祖星冈公在世时，常常讥笑那些喜欢积攒私财的人家，他认为积攒私财是败家之兆。对此，曾国藩十分信服。他以为，与其给子孙留下大笔遗产，不如教子孙走入正道。他说，如果子孙误入卑鄙自私的歧途，将来必定计较锱铢，心胸日益狭隘，到了那时就难以挽回了。明人钱琦说：“处贵而骄，败之端也；处富而奢，衰之始也。”说的不就是品德不正，即使身处富贵的，也注定败亡吗？
与曾国藩同时的清代名将左宗棠在教子上和曾国藩不谋而合，他也以德性为本，他说：“尔曹能谨慎齐家，不至困饿。若任意花销，以豪华为体面；恣情流荡，以沈（同沉）溺为欢娱，则吾多积金，尔曹但多积过，所损不已大哉！”如果你们品行不正，我积的钱越多，你们犯的错就越大。这确有一点警世恒言的意味。曾国藩没有左宗棠的咄咄逼人的气势，他说得很平和：
子孙之贫富，各有命定。命果应富，虽无私家产亦必自有饭吃；命果应贫，虽有田产千万亩，亦仍归于无饭可吃。我闯荡了数十年，于人世的穷通得失思之烂熟。
他相信生死有命，富贵在天，非人力所能为之，人所能做的是庄敬自强，走正大光明之路。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请弟弟国潢将自己在家乡的五马冲的田产设法出手，或捐作元吉公的祭田，或议作星冈公的祭田，或转售他人，所得的钱银供家中日用之需。
做曾国藩难，做曾国藩的儿子更难。他是这样的一位父亲：学问博洽，见识广远，阅历丰富，位高权重，要求严格，他把所有的经验、智慧、理想、兴趣、已成之志、未竟之业全部压过来。做曾国藩幸运，做曾国藩的儿子更幸运。他把自己的全部知识、经验和智慧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儿子，他为儿子提供了远比一般人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学习环境，他为儿子提供了一个又一个挑战困难和失败的机会，他把儿子看作他的躯体和心灵的新的延续。
曾国藩写给儿子曾纪泽的家书中说：
我家先祖世代相承，一直是寅正（凌晨四点）即起，至今两百年未改。从高祖、曾祖时代就代代早起。我曾见过曾祖父竟希公、祖父星冈公都是天未亮就起床，寒冬起坐约一个时辰，才见天亮。我的父亲竹亭公也是黎明即起，如果有事则不待黎明，每天夜里必定起来查看一二次不等。这是你们亲眼见过的。我近来也是黎明即起，想努力继承先人的家风。如今你已年过二十，娶妻成家，当以早起为第一要务。除了自己身体力行，还要带领媳妇身体力行。
我平生因为缺乏恒心的毛病，以至万事无成。德行无所成，学业无所成，这足以使人深以为耻。等到办理军务，本来发誓不再做别的事情，可是其间又改变了初衷。这是极为严重的缺乏恒心！我感到深深的耻辱。你如果想有点成就，就必须从“有恒”二字上着手。
我曾经仔细观察过，祖父星冈公仪表超人，全在一个’重‘字。我的举止容貌也很稳重、厚道，就是效法星冈公。你的举止轻浮，是一大弊病，以后应时时留心。无论是坐还是行，均须重厚。早起床，有恒心，举止厚重，这三点对你来说都是最紧要的事情。早起是先人之家法，无恒是吾身之大耻，不重是尔身之短处，所以我特意谆谆告诫你。
这三点看似平常，实则思虑至深，切中肯綮，寄望甚殷。这不是从书本中可以学到的，也不是他人能够直言的，只有父亲对儿子才会说出这样的话。早起说的是生活习惯，无恒说的是意志品格，不重说的是生活作风，这三点可以说谈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够曾纪泽努力一辈子的。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