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瑞荃

    说起中国的股票，我的心情一直是十分激动的。对我国、尤其是上海股票市场的诞生、成长、发展、壮大，我是历历在目，难以忘怀。在此，我将深埋在心底的、令我回味无穷的几桩“小事”倾诉给读者，让大家和我一起回忆那风雨兼程的过去，展望春光明媚的未来。

    一、初露锋芒陋始简

    1980年时，我负责筹建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信托投资公司静安分公司，担任副经理一职。那时静安分公司设在工商银行静安区办信贷科内，是一个很小的信托投资公司。1984年迁到南京西路1806号营业。公司除了我，在职的有王慧、张洁、吴毓明三个人，还有几个是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静安区办退下来的老同志。我们当时考虑，既然搞信托，就要有特色，不能简单重复银行业务。开始，我们与上海计算机公司联手，搞一些电脑租赁业务，也做出一些成绩，但是业务量做不大。后来就想到为集体所有制企业募集资金，发展和壮大有发展前途的集体企业，因而就朝发行股票和债券方面努力。1984年初就着手起草飞乐音响公司和延中实业公司的有关文件，要求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管理处批准这两个公司从职工内部集资扩大到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为了了解证券交易的概况，我与张洁、吴毓明一起去汉口路的旧上海证券交易所旧址查看；为了设计股票的样张，我们到处打听。得知“文化大革命”中唯一幸存下来的南洋烟草股份有限公司还在继续发放股息、红利，我们三个人立即赶去在那儿看到了真正的股票。参考南洋烟草的老股票，我们设计出“飞乐音响”和“延中实业”的股票样张（包括股票过户记录和注意事项），同时报人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管理处。1984年7月，全国第一个“关于发行股票的暂行管理办法”脱稿。同年8月1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迅速批转了这个办法，作为地方法规公诸报端，宣布新办集体所有制企业可以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现在看来，这些条款很平常，但在当时是来自官方的第一个绿色信号：可以发行股票了。改革开放后第一个证券交易柜台由此诞生了。

    我清楚地记得，1984年11月18日，一个吉祥的日子里，上海飞乐音响公司首次向社会发行1万股股票，每股面值50元，集资总额50万元。当时吴毓明和张洁两个人背着银行的钱箱到飞乐音响总厂的门房里搞发行，就在那里开票和收钞票。晚上仅在《新民晚报》上刊登像半块豆腐干大小的一则新闻。全文如下：

    本市出现一家接受个人和集体自愿认购股票的新型公司——上海飞乐音响公司。它对社会发行1万股，每股50元。

    记者今天上午在武夷路上飞乐音响公司见到公司董事长兼上海飞乐音响总厂厂长秦其斌。他透露说：将于本月18日开业的上海飞乐音响公司，采用集体、个人自愿认购股票形式来筹集资金。对全部个人股票实行“保本保息”的优惠办法和自愿原则，即“自愿认购，自由退股”。公司委托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发行股票。当个人或集体认购股票后，不论金额多少，均为公司股东，享受平等权利，有权参加股东（或股东代表）大会，向股东大会提出议案，向董事会提出项目，或参加公司组织的其他活动。每年年终，根据公司税后盈利情况，董事会拿出部分利润按股东认购股金份额分发红利。

    据了解，上海飞乐音响公司的任务是经营成套音响设备，并承包宾馆、影剧院、体育馆等音响设施设计、安装工程。

    二、一石激起千重浪

    飞乐音响股票的发行在国内无声无息，但却震动了国际金融界。大约在《新民晚报》刊载消息的一个星期后，我在经理办公室接到了一个电话。对方称是“日本野村证券株式会社”的，说是他们董事长伊藤正则目前正在上海访问，要与静安分公司的经理会面。当时在电话里我听说是日本人，觉得那是外事活动，不应由我会面，就推说没有空，把话题扯开去了。但日本人并不就此罢休。过了几天，他们干脆直接打电话到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指名说要见静安分公司经理。这一次是我的上级领导，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来通知我去见日本人，我只好去了。

    在花园饭店，我见到了这位叱咤风云的国际金融巨擘伊藤正则，他一见面就给我看那张刊登有飞乐音响发行股票消息的《朝日新闻》报纸。该报用了几乎一整版的版面报道了这则新闻，比起《新民晚报》豆腐干大一块，实在是天壤之别。

    伊藤正则表示希望了解中国这一张股票的发行情况。当时我简单地向他讲了飞乐音响股票的发行过程，他听得很认真，旁边请了三个人作记录。我普通话说得不标准，一个日本人可能听不懂，记得慢一点。伊藤马上指着他，做了一个记录的手势，示意“快快地记下来”。我也很诚恳地说，由于我们是初次搞股票，所以不懂的事很多，不懂股票的人也很多，但既然股票发行了，就必须管理好，野村是一个世界知名的证券公司，希望得到野村证券的帮助。伊藤正则当即点头表示同意。但是，当时由于某些原因，我们并未与野村证券直接发生业务关系。后来，日本野村证券株式会社同中国工商银行总行联系，帮助中国培训了好几批证券人才。中国工商银行总行从全国选派了一批分行行长赴日本进修，打下了有关证券知识的基础。

    三、申城掀起“延中”热

    1985年1月14日，上海延中实业有限公司发行10万股股票，每股票面50元，集资总额500万元。有了飞乐音响的实践经验，延中实业公司就大张旗鼓地干起来。上海各大报刊均在显著地位刊登延中实业有限公司发行股票的消息。

    为什么会考虑让延中实业有限公司发行股票呢？这里也颇有情委。

    在1960年大办城市人民公社的时候，我曾从银行系统到延中街道办事处工作过一段时期，延中实业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周鑫荣当时是我的同事。1979年我回银行工作，当时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已成立上海市信托投资公司，信托业务作为银行搞活经济的一项内容也日益受到重视。一年以后，我被安排到静安区筹备成立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信托投资公司静安分公司，公司除了从事信贷业务以外，还开展租赁，代理发行股票、债券等业务。当时的延中实业公司是从事复印机业务的一家集体企业，20年前的复印机行业属于高科技的尖端行业。需要较大量的资金投入支撑其产品的开发、研制和生产，但由于其企业所有制现状的特殊性，长期以来在信贷等方面很难得到银行的支持。飞乐音响股票顺利发行后，为了帮助延中实业有限公司走出困境，发展与壮大，我与周鑫荣商量可采用股票形式，向社会公开募集资金的办法筹资。

    首先在《文汇报》上刊登预告消息：

    延中实业公司发行股票分集体和个人两种按股付息并分配红利

    本报讯（记者应延安）经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管理处批准，上海延中实业有限公司1月14日将向社会发行股票500万元，共10万股。这是本市首次公开向社会发行的股票。

    这家公司已委托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信托投资公司静安分公司代理发行股票，认购地点在江宁路45号。

    同飞乐音响公司悄悄然发行第一张股票不同，在上海多家报刊刊登了这则预告消息后，距离飞乐股票的发行不过一个多月，上海市民就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许多人开始寻找报纸上公告的股票发行地点，一大早就排队在那里等候。

    那天我在现场担任直接指挥，从各区银行还调来了许多营业高手参加发行工作，但当时发行场面之热烈令我始料不及。市民排队组成的长龙从江宁路转弯到北京西路，又绕了好几条街，最后竟然造成交通堵塞，影响了公共汽车的正常行驶。

    当时延中股票发行总额是500万元，原来计划是柜台上发行350万元，可是到发行当天中午12点时已经超过了350万元。我马上电话请示人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管理处怎么办，金融管理处提出要将发行总额控制在450万元以内。可迫于市民的极高热情，到下午3点钟，发行量已达到470万元，于是不得不马上停止发行，招致一些排了长长队伍、等候整整一天却又没有买到股票的市民愤慨的指责和谩骂。尽管没买到股票的市民愤愤不平，但我的心里却因股票的成功发行而有说不出的高兴。

    四、股票流通遇挫折

    但热闹过后，股票又静悄悄地躺在那里，像一堆死钱。当时延中实业有限公司有18000名股东，飞乐音响公司有2000名股东，两者合计有20000名。

    于是，有人找到我们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信托投资公司静安分公司来打听股票好不好转让？怎么转让？特别是1986年发股息以后，来访者和来信者更是络绎不绝，纷纷打听股票买卖、转让的情况。在《关于发行股票的暂行管理办法》中，是有可以转让这一条，但规定得很严格：凡股票持有者要转让股票，需通过代理发行的公司代为寻找客户。这有诸多不便，大家都觉得难以接受，认为持有股票，只拿股息，不能买卖，这样的股票不能叫做股票。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一位穿着时髦的青年跑来，说要出国留学，急需人民币。他手中有一笔数字不小的延中股票，本来想转让给亲戚，但彼此间又无法讨价还价，只好找到静安分公司来了。但我到哪里去立即替他找来接手的客户呢？那个青年只好失望地走了。

    后来上门来找的人越来越多了：有的分到新房子，要装修需要花钱；有的老人要买墓地，需要钱；有的人住医院需要钱……他们都需要把股票卖掉以解燃眉之急。有一位股民老人跑来央求半天，最后看解决不了问题，便愤愤地说：“有女总要嫁，有儿总要结婚。这样不婚不嫁，难道只好眼看着等到老死去买棺材？”

    他的这句话对我触动很大，我们深深感觉到投资者是希望我们尽快建立股票流通市场。我们也知道，股票市场再不开放，社会主义的股票就要失去生命力、失去信誉，中国企业向股份制迈进的行程也将大受影响，甚至导致股份制改革的夭折。为此，我写了报告，向中国人民银行有关部门申请开放股票市场。我们还连续两次向人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管理处报告事实经过，要求建立股票买卖柜台。但是第一个报告送上去很长时间，如石沉大海。第二个报告送上去，仍不见音信。

    天天看着门口很多人，有的在谈论、埋怨，有的在进行私下交易，我深感苦恼，深感无能为力。

    五、云开雾散见晴天

    机会终于来了。

    1986年8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早晨，当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江泽民同志召开座谈会，我经上海市体改办金志同志的安排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议室里，我的座位正好在江市长的正对面。轮到我发言的时候，我就将股票流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等情况作了汇报，主要内容包括：（一）股票的发行给企业带来的好处；（二）光有一级市场不行，一定要有二级市场；（三）股票的生命在于流通，不流通就会丧失生命力；（四）买卖股票利大于弊，不会有很大的投机性；（五）我们已经打了报告……

    我把准备好的报告递给江市长，江市长问人行上海市分行行长李祥瑞：“李行长，静安说的情况你知道吗？这报告你们批了没有？”李祥瑞说：“这件事比较具体，我还不太清楚，回去再查一查。”

    散会后，李祥瑞行长因是星期天，没有乘专车，便与我一起步行，我们边走边谈。我把建立股票交易柜台的好处又向李行长详细作了汇报。李祥瑞说：“这是好事情，不是坏事。你把报告再送一份来。”

    我把报告送上去的第二天，打电话给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办公室应俊惠，想探探消息：“李祥瑞行长有什么动静？”对方回答，现在李行长正在召开会议，研究我们的报告。果然，没过两天，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就把上海市信托投资公司静安分公司的报告批转下发，同意我们开办股票柜台交易业务。

    六、用心良苦择吉日

    改革开放后第一个证券交易所终于要正式诞生了！这时，工行上海市信托投资公司静安分公司改名为工行上海市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证券业务部。我和同事们当时心情之激动是难以言表的。为了选择开业的日子我们绞尽了脑汁，最后选定的开业日期是1986年9月26日。

    为什么要在9月26日开业呢？这是因为当时我们深知，股票交易是一项全新的业务，一旦开市，将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难题或曲折，因此必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必须有充分的时间来调整和协调上市交易中随时可能出现的问题。所以，当时在即将上市交易之时，我们全体工作人员无人计较工作时间，一个个都没日没夜拼命地干，工作不完成不回家，事情没做好不吃饭。大家群策群力，放弃了周末休息。选择9月26日开业，是因为9月28日就是星期日，9月26日、27日两天下来如账户不平或有其他问题，28日就可以加班加点及时解决；待9月29日、30日再营业2天后，接着10月1日、2日又是节假日休息，如果再发生事情、出现问题，就又可以加班加点，继续解决遗留问题和新问题。可见，选择这样一个开业的日子，也让我们费尽了心机！

    开市的第一天，1986年9月26日的清晨，南京西路1806号门口被围得水泄不通。延中实业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周鑫荣特别活跃，到处找人攀谈，急于了解人们对延中股票的看法。事后他对记者说：“人们如此支持延中，我们一定要搞好生产，用好用活资金。”当天的中外记者来了数十名，我没法应付，只能临时借用隔壁的咖啡馆来接待记者，介绍我们的情况。翌日各报争先恐后地予以报道。《解放日报》以“今日上海股票买卖目击记”，《文汇报》以“股票市场开市第一天”，《中国法制报》以“久违了，股票市场”，香港《东方日报》以“上海复现股票交易今日开盘，购者拥护市民感到新鲜议论不休”为标题，作了详细报道。到年终，小小的股票柜台交易消息竟被评为“1986年全国十大经济新闻”之一。

    当时的柜台交易，上市公司只有2家，飞乐音响公司总股本50万元，延中实业公司总股本500万元，总共有550万元。9月26日一天交易到4时半收盘，共成交股票1540股（当时为50元一股，合现在的77000股），成交金额85280元。

    根据最近沪深两市统计，上市公司总数已超过1000家，上市公司总股本达3158亿股，其中可流通股本为1066亿股，流通市值为14988亿元。短短的十多年，真是天壤之别！

    1986年9月27日，证券交易柜台开出的第二天，我接到一个匿名电话：“胡瑞荃你想干什么？是不是要第二次当右派？”我当场问他贵姓，他马上把电话挂了。这个电话给我一记闷棍，生了一肚子的气；我过去不是右派，现在怎么叫我当第二次右派？但我毕竟是从1957年“反右”氛围中走过来的人，一听“右派”这个字眼心里不禁一寒。

    此外，还有来信来访的人。有的人说“你们在引导人们投机”，有的人说“你们自己知道在走什么样的道路”，还有的人说“你们在为新生资产阶级培育土壤”；当然也有不少来电赞扬我们是改革的先锋、搞活经济的模范，真是疑虑重重，有喜也有忧。

    1986年11月，世界上最大的证券商——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凡尔霖来华访问，邓小平同志在北京接见了他。约翰·凡尔霖赠送给邓小平同志一枚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证章，有了这枚证章在这座世界金融大厦可通行无阻。这样，邓小平同志成为第一位拥有纽约证券交易所证章的中国领导人。作为礼物，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陈慕华同志从各地送去的众多股票样张中，选中了一张飞乐音响公司的股票，回赠给约翰·凡尔霖。

    约翰·凡尔霖从陈慕华同志手里接过飞乐音响股票后非常高兴，他由此成为第一位拥有中国股票的美国金融家。约翰·凡尔霖毕竟是内行，一看股票就提出问题：“这股票上面是谁的名字？”翻译告诉他：“周芝石。”约翰·凡尔霖马上表示：“我的股票不能用别人的名字，我要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去过户。”

    约翰·凡尔霖访问北京结束后，带领一批随行人员和美国的新闻记者乘飞机飞往上海。当时上海其实不存在证券交易所，仅有一个股票交易柜台。

    1986年11月23日，也是一个星期天，南京西路1806号的门口站立着不少穿武警服装的人。有两辆警车护卫一辆“奔驰”轿车停在公司门口，走出来的就是由李祥瑞陪同的约翰·凡尔霖及其随行人员。当时我歉意地对约翰·凡尔霖说：“我们刚创办，这个地方太小了。”约翰·凡尔霖马上说，“没关系，我看你们这里很不错，在中国大城市有这么一间房子。要知道，美国最早开始股票交易是在华尔街边上的梧桐树下进行的。”我们一面接待，一面把“周芝石”的名字过户为“约翰·凡尔霖”，加盖了证券业务部的公章，交还给他。

    回到美国以后，约翰·凡尔霖将飞乐股票和与邓小平同志合影的照片，一起挂在纽约交易所的陈列厅里。

    以后伦敦证券交易所的主席尼石拉斯·哥德森爵士访问静安证券业务部，并赠伦敦证券交易所300年前外景画一幅，背面他亲笔用中文歪歪扭扭地写上“合抱之木，生于毫末”。确实如此，当时的一只小柜台好比一株弱小的苗木，现今确实发展成为“合抱之木”了。

    顺便提一下，在建立证券交易柜台以后，最棘手的问题是买卖中的核算具体做法，为此我与当时的经理黄贵显、当时金融专科学校的李圣佐老师一起草拟了会计核算手续。以后为了便于同业推广，发展证券事业，我们于1987年3月撰写了《证券业务做法与会计核算》一书，免得大家走弯路。

    七、再接再厉建债市

    我们设立了股票交易柜台以后，运作十分顺利，但想到与股票交易关系密切的大量的国债买卖尚被排斥在交易市场之外，就又有了让国债也上市交易的想法。当时上海北区的虬江路是国债私下买卖的集中地。由于不能公开流通，国债的市价是6进7出或7进8出（即100元票面的国库券，60元买进、70元卖出，或者70元买进、80元卖出）。职工是100元买进的，一下子就亏30～40元。这样不仅损害了广大国债持有者的正常利益，而且助长了市场的不正之风，害处极大。

    为了能让国债也堂堂正正地上市交易，当时我与黄贵显经理和解放前证券交易所的老经纪人吴仕森、林乐耕等人一起研究，如何促使国库券进入柜台交易，目的是既提高国库券的信誉，增加柜台交易品种和交易量，又切实保障国库券购买者的利益。1987年10月在股份制联谊会上，黄贵显经理提出建议开办国库券转让业务。《文汇报》记者应延安也一起参加了。事后，应延安组织了一篇稿子，发表在1987年10月26日第135期的内参上。陈慕华行长对这份内参作了批示：“国库券只有上市流通，才能提高信誉，建议中国人民银行有关部门研究这个问题。”1988年2月，国务院正式批准今后发行的国库券可以上市流通。以后遂有了1988年4月21日的在全国61个城市试办1985年、1986年国债交易柜台。记得在国债交易市场开盘的第一天，100元面值的国库券一开盘就达80元左右，远远高于场外协议价。更可喜的是不到一个小时，国债市场马上由供过于求转为供不应求，国库券价格很快超过了面值。当天的国库券营业额为3.8万元，一个月后营业额达到70万元。这样一下子将国债的威信树立了起来，可见流通的作用实在惊人。

    想想当初发行国债要不断地向单位、企业、职工摊派，而一旦放开交易，将国债推向市场，根本不用层层花大量的人力、物力、做大量思想工作，国债的发行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可谓是举重若轻。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