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倘若这些手段都无效呢？
他习惯考虑到各种可能性。
倘若卡特政府不能或不愿出手相助呢？
那我就亲自将他们从牢里救出来，他想。
这种事该怎么做呢？我们从未做过类似的事。我们该从何着手？谁能帮助我们？
他想到了EDS公司的高管梅夫·斯托弗和T.J.马尔克斯，以及他自己的秘书萨莉·沃尔瑟，他们都是关注战俘运动的关键组织者——对他们来说，安排半个地球之外的复杂工作如同吃肉喝酒一样自然，不过……这次可是越狱啊！谁来执行这次行动呢？从1968年开始，EDS公司就优先录用越战老兵。这一政策起初是出于爱国才制定的，但后来佩罗发现，老兵往往能成为一流的商人，于是这一政策得以继续执行。但现在，那些曾经身材匀称、训练有素的士兵都成了大腹便便的电脑公司管理人员，更习惯拿电话而不是扛步枪。那么，谁来制订计划、率队突袭呢？
佩罗的特长是知人善任。尽管他是美国资本主义历史上最成功的白手起家者之一，但他不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电脑专家，也不是世界上最优秀的销售员，甚至不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管理者。他只有一件本事：找到合适的人，给他资源，激励他，然后授权给他去完成工作。
现在，在驶往丹佛的路上，他问自己：谁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营救专家？
他想到了“公牛”西蒙斯。
“公牛”阿瑟·D.西蒙斯上校是美国军队里的传奇人物。1970年11月，他的名字登上了报纸的头版头条，因为他和一组突击队员袭击了距河内二十三英里的山西战俘营，试图救出那里的战俘。那是一次勇敢而精心策划的行动，但整个行动所依据的情报却不准确——战俘被从山西转移走了。大多数人认为这次行动以惨败告终，但在佩罗看来，这样的评价有失公允。受邀与突击队队员会面时，他告诉他们，至少他这名美国公民感激他们的英勇行为，这给了他们极大的鼓励。他在北卡罗来纳的布拉格堡待了一天，在那里见到了西蒙斯上校。
透过挡风玻璃，佩罗在漫天雪幕中勾勒出西蒙斯的模样：身高近六英尺，魁梧健壮，长着公牛一样宽阔的肩膀；他留着平头，头发花白，但眉毛仍是黑的；大鼻子两侧，两条深深的法令纹延伸到嘴角，让他看起来永远咄咄逼人；他头大，耳朵大，下巴结实，还有一双佩罗见过的最强有力的手。他似乎就是由一整块花岗岩雕刻出来的。
同他共处过一天后，佩罗觉得：在这个假货当道的世界里，他是十足的真品。
那天以及随后的数年里，佩罗更进一步地了解了西蒙斯。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是西蒙斯的手下对他们这位领导的态度。佩罗不仅联想到了文斯·隆巴迪，西蒙斯同“绿湾包装工”橄榄球队的这位传奇教练一样，都能激发队员的情绪，从畏惧到尊敬，再到仰慕，最后直至热爱。西蒙斯仪表堂堂，却又颐指气使——他经常骂人，告诉士兵：“照我说的做，否则我就砍掉你的脑袋。”但这并不是他能俘获那些桀骜不驯的突击队员的理由。在他强硬的外表下还有坚强的内心。
在他手下服役过的士兵最喜欢对外人讲述西蒙斯的故事。尽管他拥有公牛般的体格，但这并不是他绰号的由来。据说，真正的来源是突击队玩的一种名叫“牛圈”的游戏。在地上挖出一个六英尺深的坑，一个人站进去。游戏的目的就是要看需要多少人才能将坑里的人拉出来。西蒙斯觉得这游戏很傻，但有一次却被激怒，玩了游戏。结果用了十五个人才将他拉出坑，其中一些人的手指和鼻子断了，身上还被严重咬伤，结果不得不在医院过夜。那之后，西蒙斯便得到了“公牛”的绰号。
后来佩罗了解到，这个故事基本是夸大之词。这个游戏西蒙斯玩过不止一次，一般需要四个人才能把他拖出来，而且没有任何人的骨头被打断。西蒙斯就是那种经常被赋予传奇色彩的人。为他赢得手下忠诚的不是勇敢无畏的行动，而是杰出的军事统帅能力。他是一个注重细节、无比耐心的策划者，他行事谨慎——他的一条名言就是：我们不必冒那样的险。任务完成后将手下活着带回来是他的骄傲。
西蒙斯在越南执行过“白星行动”。他带领一百零七名战士前往老挝，将那里的毛族人组织成十二支营，打击越南人。其中一支营叛变，俘虏了西蒙斯手下的部分特种部队队员。西蒙斯乘直升机降落在叛军营地内。一看到西蒙斯，老挝叛军上校就走出来立正敬礼。西蒙斯让他立刻释放俘虏，否则就会请求空中打击，消灭所有叛军。上校交出了俘虏。西蒙斯带走了俘虏，而且仍然呼叫了空中打击。三年后，西蒙斯带着一百零七名手下从老挝安然回国。佩罗没有查证过这段传说是否真实——他就喜欢这个传说本身。
佩罗第二次看到西蒙斯是越战结束后。佩罗包下了旧金山的一家酒店举行周末宴会，安排归国的战俘同山西突击队队员见面。这场宴会花了佩罗二十五万美元，但办得非常成功。南希·里根、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和约翰·韦恩[9]都来了。约翰·韦恩和“公牛”西蒙斯的会面令佩罗永生难忘。韦恩眼噙热泪，握住西蒙斯的手说：“你就是我在电影中扮演的人。”
在盛大游行前，佩罗让西蒙斯提醒他的突击队员，不要对抗议者做过激反应。“旧金山的反战示威者尤其多。”佩罗说，“你的队员个个身手不凡，万一被激怒，可能会把对方的脖子拧断，事后又后悔。”
西蒙斯看着佩罗，这是佩罗第一次见到西蒙斯特有的严厉表情。这表情会让你觉得自己是历史上最大的笨蛋，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怨自己刚才为什么要说话。
“我已经提醒过他们了。”西蒙斯说，“不会有问题的。”
那个周末之后，佩罗进一步了解了西蒙斯，认识到了他人格的其他方面。如果愿意，西蒙斯可以风度翩翩。佩罗的妻子玛戈觉得他十分迷人，他们的孩子也喜欢他。他对手下使用军队语言，脏话连篇，但在宴会或新闻发布会上，他却字斟句酌。他的大学专业是新闻学。他的一些嗜好很简单，读西部小说，爱听被他的儿子们称为“超市音乐”的东西，但他也阅读许多非小说作品，而且兴趣广泛。他聊起古董和历史来，就像谈论战争和武器一样专业。
佩罗和西蒙斯都任性而独裁，但通过彼此忍让，他们得以和谐相处。他们没有成为密友。佩罗从未叫过西蒙斯的昵称“阿特”（但玛戈叫过）。同大多数人一样，他不知道西蒙斯在想什么，除非西蒙斯主动告诉他。佩罗回想起他们在布拉格堡的第一次会面。起身演讲之前，佩罗问西蒙斯的妻子露西尔：“西蒙斯上校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她答道：“他就是一只大泰迪熊。”佩罗在演讲中引用了这句话。突击队队员都乐不可支，但西蒙斯却一丝笑容都没有。
佩罗不知道这个捉摸不透的男人愿不愿去把EDS公司的两名高管从伊朗的监狱里救出来。西蒙斯会因为旧金山的那场宴会而对佩罗心存感激吗？也许吧。宴会后，佩罗资助西蒙斯前往老挝寻找那些没有同战俘一同回国的失踪美国士兵。从老挝回来后，西蒙斯曾对一群EDS公司高管说：“佩罗的要求令我难以拒绝。”
驶入丹佛机场时，佩罗很想知道，六年之后，西蒙斯是不是依然难以拒绝他呢？
但西蒙斯这个撒手锏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会用的。佩罗先要把其他手段都尝试一遍。
他进入机场，买了下一班飞往达拉斯的机票。他打电话给EDS公司的高管T.J.马尔克斯，马尔克斯的昵称是“T.J.”而不是汤姆，因为公司里的汤姆实在太多了。“你去把我的护照找出来。”他告诉T.J.，“然后给我办去伊朗的签证。”
T.J.说：“罗斯，我觉得这个主意糟糕透顶。”
如果同T.J.争辩，他可以一直说到晚上。“我不想同你辩论。”佩罗斩钉截铁地说，“是我说服保罗和比尔去伊朗的，我有义务把他们弄回来。”
他挂断了电话，朝登机口走去。总的来说，这个圣诞节算是毁了。
T.J.有点受伤。他是佩罗的老朋友，也是公司的副总裁，但佩罗刚才的语气就像把他当成了勤杂工，他很不习惯。这是佩罗的老毛病了——他全力以赴的时候就会咄咄逼人，不顾他人感受。佩罗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但他不是圣人。
2
鲁丝·恰帕罗恩的圣诞节也毁了。
她住在父母的家里，这是一座拥有八十五年历史的两层建筑，位于芝加哥的西南部。她从伊朗紧急撤离的时候，大部分圣诞礼物都没带走，那是她买给十一岁的大女儿凯伦和五岁的小女儿安·玛丽的。但到芝加哥后不久，她就同哥哥比尔去商店又买了些。她们一家总是竭尽全力让圣诞节过得开心。她的姐姐也回来了，带给了凯伦和安·玛丽许许多多玩具，但所有人都在问保罗哪儿去了。
鲁丝需要保罗。她性格温柔，依赖性强，比丈夫年轻五岁——她三十四岁。她之所以爱保罗，部分原因就是她可以依靠他宽大的肩膀，获得安全感。她一直受人呵护，即使小时候也如此。那时候，她父亲是卡车司机，母亲为弥补微薄的收入，不得不外出工作，鲁丝的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就会照顾她。
她第一次见到保罗时，保罗根本就没注意到她。
她是一名上校的秘书，保罗则在同一座大楼里为军方从事数据处理工作。鲁丝常下楼去咖啡馆为上校买咖啡，她的朋友认识那儿的一些年轻军官，她便坐下同那些人说话，保罗也在人群中，但他没有留意她。于是她也暂时没搭理他，但突然有一天，他竟然约她出去。他们约会了一年半，然后结婚了。
鲁丝不想去伊朗。同EDS公司的大多数高管夫人不一样，她并不觉得去一个新的国家多么令人兴奋，反而觉得十分焦虑。她从未离开过美国——她去过最远的地方是夏威夷——而中东似乎既古怪又可怕。1977年6月，保罗带她去伊朗待了一个星期，希望她能喜欢，但她的焦虑丝毫没有减轻。她最后还是同意去了，但只是因为这个工作对保罗来说很重要。
不过，她最后却喜欢上伊朗。伊朗人对她都很友善，而且美国人社区联系紧密，关系融洽。鲁丝沉着的性格也帮助她冷静地应对生活在这个原始国家经常遇到的挫折，比如找不到几家超市，或者需要等上至少六周才能修好洗衣机。
她不清楚为什么要离开这儿。机场人满为患。她认出了那里的大部分美国人，但挤在那儿更多的是逃亡的伊朗人。她不愿像这样离开，不了解为什么保罗要赶她和孩子们回去。她同比尔·盖洛德的妻子艾米丽相伴而行。他们途经哥本哈根，在那里的旅馆住了一晚，但房间的窗户关不上，孩子们只好穿着衣服睡觉，以抵挡刺骨的寒气。她回到美国后，罗斯·佩罗打电话给她说了护照的问题，但鲁丝并不明白出了什么事。
在那个阴郁的圣诞节——父亲缺席，只有她同孩子们过圣诞，这可以说前所未有——保罗从德黑兰打来电话。“我给你买了件礼物。”他说。
“飞机票吗？”她满怀希望地问。
“不，我给你买了一条毯子。”
“太好了。”
他说自己是同帕特·斯卡利和玛丽·斯卡利过的圣诞。别人的妻子给他做了圣诞晚餐，他看着别人的孩子打开了圣诞礼物。
两天之后，她听说保罗和比尔第二天将同扣留他们的人会面，然后就能回家。
会面就在今天，12月28日。中午时分，鲁丝不禁起疑，为什么达拉斯还没人打电话给她。德黑兰比芝加哥早八个半小时，会面当然早该结束了。保罗应该在整理行李准备回家了。
她主动打电话给达拉斯的吉姆·尼费勒，他是EDS公司的员工，今年六月离开了德黑兰。“会面进行得怎么样了啊？”她问。
“不怎么样，鲁丝……”
“什么意思？”
“他们被捕了。”
“他们被捕了？不会是真的吧！”
“鲁丝，比尔·盖登想同你说话。”
鲁丝握住电话等待着。保罗被捕了？为什么？什么罪名？谁抓的？
保罗的上司、EDS海外公司的总裁盖登接过电话：“你好，鲁丝。”
“比尔，这都是怎么回事？”
“我们也不明白。”盖登说，“伊朗大使馆安排了这次会面，本该是例行讯问，他们没有被指控犯过任何罪行……但当地时间六点半左右，保罗打电话告诉罗伊德·布里格斯，他们将被关进监狱。”
“保罗被关进了监狱？”
“鲁丝，不要过分担心。我们有一堆律师在处理这件事。我们还会让国务院介入。罗斯正在从科罗拉多赶回来。我肯定几天之内就能解决这件事。真的只是时间的问题。”
“好。”鲁丝说，她很茫然。这说不通啊，她的丈夫怎么可能被关进监狱？她向盖登道过“再见”就挂断了电话。
那边到底出了什么事？
艾米丽·盖洛德上次见到丈夫比尔的时候，朝他扔了一个瓷盘子。
她正坐在姐姐多萝西位于华盛顿的家中，同姐姐和姐夫蒂姆商量怎样将比尔从监狱里救出来。但那个盘子一直在她脑中挥之不去。
那一幕发生在他们德黑兰的家中。十二月上旬的某天晚上，比尔回家说，艾米丽和孩子们必须在第二天返回美国。比尔和艾米丽有四个孩子：十五岁的维姬、十二岁的杰姬、九岁的珍妮和六岁的克里斯。艾米丽同意将孩子们送回去，但她想留下。她虽然不能帮比尔做什么，但至少可以同比尔说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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