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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17日，高个子基恩·泰勒和矮个子约翰·豪威尔——就像蝙蝠侠和罗宾——又去试着交涉。他们约好了达德加十点见面，于是带着阿波尔哈桑做翻译，开车前往奥森豪威尔大街上的卫生部大楼。达德加之外，社保组织的官员也会出席，正是卫生部的这个部门使用了EDS的电脑。

    豪威尔决定放弃他起初的谈判立场，即EDS公司因为美国证券法的限制不能支付保释金。要求知道保罗和比尔面临的指控及其证据也是无用的——达德加只需说他还在调查就能轻易回避这个问题。但豪威尔没有新策略。他已手中无牌。也许今天达德加会发给他几张。

    达德加首先解释说，社保组织的官员希望EDS公司将所谓的“125数据中心”转交给他们。

    豪威尔想起来，这台小电脑管理着社保组织官员的退休金。伊朗人民无法享受社会福利，而这些人却想着自己的工资。

    基恩·泰勒说：“这件事做起来可不容易。转交需要许多技术人员进行复杂的操作。当然，他们都回美国去了。”

    达德加答道：“那你应该把他们叫回来。”

    “我可没那么蠢。”泰勒说。

    泰勒的海军陆战队脾气又发作了，豪威尔想。

    达德加说：“他要是这样说话，会被关进监狱。”

    “我把我的员工叫回来，也会被关进监狱。”泰勒说。

    豪威尔插话道：“你是否可以保证，返回德黑兰的员工不会被逮捕或被骚扰？”

    “我无法给予正式保证。”达德加答道，“但我可以用人格担保。”

    豪威尔焦虑地瞥了一眼泰勒。泰勒没有说话，但从他的表情看得出，他根本不相信达德加的人格。“我们一定会考虑转交的方式。”豪威尔说。达德加终于给了他一点讨价还价的本钱，尽管这本钱不是很多。“当然，必须有安全措施。比如，你必须确认机器是完好地交给了你们——也许我们可以聘请独立专家做这件事……”豪威尔只是在推诿。如果伊朗人要获得数据中心，那肯定是要付出代价的——那就是保罗和比尔必须获释。

    达德加的下句话粉碎了泰勒的主意，他说：“每天都有人向我的调查员投诉你们公司，这些投诉将导致保释金增加。不过，如果你们在移交125数据中心的事情上充分合作，我就会忽视新的投诉，不增加保释金。”

    泰勒说：“他妈的！这简直是敲诈！”

    豪威尔意识到125数据中心只是枝节问题。达德加无疑是在这些官员的鼓动下才提出这个问题的，但他不够重视，自然也不能为此做大的让步。那他关心的究竟是什么呢？

    豪威尔想到了卢西奥·兰多内，保罗和比尔的前狱友。兰多内主动提出帮忙，EDS公司的经理保罗·布查据此前往意大利，同兰多内的水管公司商谈。布查报告说，该公司在德黑兰修建公寓楼，他们服务的伊朗公司却没钱了。公司自然停工，但许多伊朗人已经提前交了购买公寓的钱。在现在的政治环境下，外国人背了黑锅并不稀奇，于是兰多内成了替罪羊。公司后来重新找到了资金，继续开工，兰多内也同时获释，这都是一个名叫阿里·阿兹玛耶什的伊朗律师谈好的“打包交易”。布查还报告说，意大利人反复强调：“记住，伊朗永远都是伊朗。它永远不会改变。”布查认为这可能是在暗示，行贿是“打包交易”的一部分。豪威尔也知道，行贿的传统渠道是支付律师佣金——律师只做了一千美元的工作，但要支付一万美元的贿金，于是找客户要一万一千美元的费用。这一暗示令豪威尔非常不安，但他还是去见了阿兹玛耶什，后者建议说：“EDS公司遇到的不是法律纠纷，而是商业纠纷。”如果EDS公司同卫生部能达成商业协议，那达德加就会自动离开。阿兹玛耶什没有提到行贿。

    豪威尔想，这一切都是由商业纠纷开始的——客户不能付款，供货商拒绝工作。双方可以同时让步吗？比如，EDS公司重启电脑，卫生部至少支付部分款项？他决定直接问达德加。

    “EDS公司与卫生部重新商议合同的话，是否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非常利于问题的解决。”达德加答道，“那样我们的问题就能通过法律渠道解决，但必须是实质意义上的解决。否则，卫生部电脑化的所有工作都将付诸东流，实在可惜。”

    有趣，豪威尔想。他们想要一套现代的社保系统，或者把钱拿回去。将保罗和比尔关进监狱，保释金定为1300万美元——他们借此向EDS公司提供了这两个选择，别无他选。我们终于不用兜圈子了。

    他决定强硬一把。“在保罗和比尔还关在监狱里的情况下，重新商议合同是不可能的。”

    达德加答道：“如果你们在商议时拿出足够的诚意，卫生部就会通知我，我就可以改变指控，保释金也许会降低，保罗和比尔也许会在做出承诺之后获释。”

    这再直白不过了，豪威尔想。EDS公司最好去同卫生部谈谈。

    卫生部停止付款之后，卫生部部长发生了两次变动。舍科尔斯拉米扎德博士被投入监狱，一名将军取代了他的位子。然后巴赫提亚尔成了首相，这名将军又被另外的人所取代。豪威尔觉得这个人多半是新人。他到底是怎样的人呢？

    “部长，美国EDS公司的扬先生找您。”秘书说。

    拉兹马拉博士做了一次深呼吸。“告诉他，美国商人不可能拿起电话就同伊朗政府的部长通话，就像他们是我们的老板一样了。”他说，“那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然后他提取了EDS公司的材料。

    马努切赫尔·拉兹马拉是在巴黎过的圣诞节。他在法国接受教育，是一名心脏病学家，娶了一个法国女人，法国是他的第二故乡，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他也是国家医学委员会的成员。沙赫普尔·巴赫提亚尔是他的朋友，巴赫提亚尔成为首相后，就给巴黎的朋友拉兹马拉打电话，让他回国当卫生部长。

    管理社保的副部长艾姆拉尼博士将EDS公司的材料交给拉兹马拉。艾姆拉尼经历了两次部长变动——EDS公司的问题出现的时候他就是副部长。

    读过EDS公司的材料，拉兹马拉不禁怒火中烧。基本合同金额是四千八百万美元，最高可上浮到九千万美元。拉兹马拉记得，伊朗只有一万二千名医生，却要服务三千二百万人口，伊朗还有六万四千个村庄没有通自来水。基于此，他判断同EDS公司签合同的人要么就是傻子，要么就是卖国贼，或者两者都是。在一个基本公共卫生条件——比如干净的饮用水——都极度缺乏的国家，怎么能花几千万美元去买电脑呢？解释只可能是一个：他们收了贿赂。

    他们会受到应有的惩罚。艾姆拉尼为审判腐败公务员的特别法庭准备了这套材料。已经有三人被关进监狱——卫生部前部长舍科尔斯拉米扎德博士，以及他的两名副部长：雷扎·勒伽巴和尼里·阿拉梅。他们罪有应得。卫生部现在面对的烂摊子主要是伊朗人造成的。然而，美国人也难辞其咎。美国商人及其政府怂恿国王实施疯狂的计划，并从中牟利——现在，他们也必须受到惩罚。何况，材料显示，EDS公司极度不称职——两年半过去了，电脑到现在都还没工作。自动化工程严重破坏了艾姆拉尼的部门的工作，以至于老式系统也无法运行，所以艾姆拉尼无法监控部门的开支。材料里说，这是卫生部预算超支的主要原因。

    拉兹马拉注意到，美国大使馆在抗议伊朗当局关押了两名美国人——保罗和比尔，因为没有证据证明其有罪。这是美国人的惯用伎俩。当然找不到证据了，贿赂又不是用支票支付的。大使馆也关心这两名囚犯的安全。拉兹马拉觉得这很滑稽。他担心的是自己的安全。每天他一进办公室，他都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活着回家。

    他合上材料。他对EDS公司及其被关押的管理人员又不抱丝毫同情。即使他想释放他们，也做不到。伊朗人民的反美情绪已经高涨。拉兹马拉所在的巴赫提亚尔政府是国王任命的，所以被普遍怀疑亲美。在如此动荡的国度，如果卫生部长关心两个贪婪的美国资本家死活，那即便不被私刑处死，也会被合法地摘掉乌纱帽。拉兹马拉将注意力转移到更重要的问题上。第二天，他的秘书说：“美国公司EDS的扬先生来这儿了，他想见您，部长。”

    美国人的傲慢令他怒不可遏。拉兹马拉说：“把我昨天给你说的话再给他重复一遍——然后给他五分钟滚出去。”

    4

    对比尔来说，最大的问题是时间。

    他同保罗不一样。对精力充沛、争强好胜、意志坚定、心怀大志的保罗来说，坐牢最大的痛苦是无助感。比尔的本性更温和——他承认现在能做的只有祈祷，于是他就祈祷（他没有将宗教信仰表现出来，而是在深夜睡觉之前祈祷，或者早上别人起床之前祈祷）。令比尔痛苦的是，时间流逝得太慢。现实世界的一天——忙忙碌碌地解决问题，做决定，打电话，开会——一晃就过去了，而牢里的一天漫长无比。比尔发明了一种将现实时间转化为牢狱时间的办法。

    现实时间 牢狱时间

    1秒=1分钟

    1分钟=1小时

    1小时=1天

    1星期=1个月

    1个月=1年

    两三周之后，比尔终于意识到他们不可能一时半会儿就出狱，于是时间这一维度对比尔来说全变了样。与已经被判刑的囚犯不同，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要在牢里待九十天还是五年，所以他不可能过一天就在墙上做一道记号，倒数重获自由的时间。过去多少天都没有什么差别——他不确定自己将在牢里待多久，所以他感觉自己将永远待下去。

    他的伊朗狱友似乎没有这样的感觉。这体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美国人所受的训练让他们追求立刻出结果，所以拖延令他们痛苦无比；而伊朗人却满足于等待，等待明天，等待下星期，总有一天会等到，就像他们在做生意时漫不经心一样。

    不过，随着国王统治的动摇，比尔在一些伊朗狱友眼中看到了绝望，他开始不相信他们。他出言谨慎，没告诉他们有谁先回了达拉斯，也没告诉他们，争取他获释的谈判进行到何种程度了——他担心，他们会把这些信息当作救命稻草卖给警卫。

    他越来越适应牢房的环境。他学会了忽视尘土和蚊虫，习惯了寒冷的、黏糊糊的、令人毫无食欲的食物。他学会了在一个狭小的、明确规划出的个人空间内生活，那里是他自己的“地盘”。他努力保持活跃。

    他用各式各样的办法打发时间。他读书，教保罗下棋，在走廊锻炼，同伊朗人聊天，掌握广播和电视新闻中的所有信息，还有就是祈祷。他对监狱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调查，丈量牢房的面积、走廊的长度，勾勒平面图。他坚持写日记，记录下牢狱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以及探访他的人告诉他的所有事和所有新闻。他使用名字的缩写字母而不是全称，有时还会加入虚构的时间，或者真实事件的修改版本。倘若日记被没收，审查人员读过之后将不知所云。

    同所有地方的囚犯一样，他迫切期待有人来探监，就像孩子期待圣诞节。EDS公司的同事会带来可口的食物、温暖的衣物、新书，以及来自家人的信件。有一天，基恩·泰勒带来了比尔六岁儿子克里斯托弗[18]站在圣诞树前的照片。尽管只是在照片中看到儿子，比尔还是顿时充满了力量——他知道自己所期待的是什么。他坚定了活下去的信念，决不放弃希望。

    比尔将写给艾米丽的信交给基恩，基恩会在电话里念给她听。比尔认识基恩十年了，关系亲密——撤离行动后他们就住在一起。比尔知道，基恩并不是传说中那种冷漠的人——有一半的冷漠都是他装出来的——但是在给妻子的信中写“我爱你”之类的文字还是挺难为情的，因为得通过基恩之口将这句话转达出去。最终比尔还是克服了心理障碍，因为他非常想让艾米丽和孩子们知道他有多么爱他们，说不定他再也没机会对他们说这句话了。这些信就像是执行危险任务之前飞行员写的一样。

    探访者带来的最重要的礼物是消息。院子另一头平房里进行的短暂会面中，谈论的都是营救保罗和比尔的各种努力。在比尔眼中，时间是最关键的。总有一个办法会成功。不幸的是，伊朗却在陷入混乱。革命力量风起云涌。EDS公司来得及在全国爆发革命之前将保罗和比尔救出去吗？

    EDS公司的人到监狱所在的德黑兰南部来也越发危险了。保罗和比尔不知道下一次探监是什么时候，甚至连会不会有下一次探监也不知道。一连四五天没人探监的话，比尔就会怀疑其他人都回美国了，将他和保罗留在了伊朗。考虑到保释金之高，德黑兰之危险，他们是不是放弃了营救保罗和比尔？他们可能被迫离开，以保全自己的生命。比尔记得美国从越南撤离的时候，留在最后的大使工作人员是用直升机从房顶上救走的，这一幕似乎又要在德黑兰的美国大使馆重现。

    大使馆官员偶尔会来探监，给他些许慰藉。大使馆的人来监狱也冒了险，但他们从未带来政府如何全力以赴帮助保罗和比尔的消息，比尔由此推断，国务院没有尽职。

    他们的伊朗律师侯曼起初来探监时，他们都欢欣鼓舞，但后来比尔意识到，侯曼承诺了很多，但实现得很少，伊朗人的办事风格就是这样。同达德加交涉的失败令他们沮丧而绝望。达德加轻易就战胜了侯曼，而且铁了心要将保罗和比尔关在监狱里，看着这一切让他们恐惧。比尔当晚失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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