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几天之后他就向博尔韦尔介绍了一个有亲戚在山区做土匪的人。“菲什先生”小声说，此人是罪犯，而且他长相不善——刀疤脸，小眼睛。他说他可以确保博尔韦尔安全抵达边境并返回，还说如果有必要，他的亲戚可以带博尔韦尔穿过边境去伊朗。
博尔韦尔打电话给达拉斯，将计划告知梅夫·斯托弗。斯托弗用密码将消息转告科伯恩，科伯恩告诉了西蒙斯，但西蒙斯否定了这一方案。他指出，如果这家伙是罪犯，那我们就不能相信他。
博尔韦尔很生气。他费了好大的劲儿才走到这一步——难道西蒙斯认为找到这些人很容易？如果你要经过强盗横行的山区，除了强盗还有谁肯护送你？但西蒙斯是老大，博尔韦尔只能让“菲什先生”另觅人选。
同时，斯卡利和舒维巴赫也飞到了伊斯坦布尔。
这两人本来要从伦敦经哥本哈根到德黑兰，但伊朗人又关闭了他们的机场，于是斯卡利和舒维巴赫到伊斯坦布尔同博尔韦尔会合。待在酒店等待新消息的三人得了幽闭烦躁症。舒维巴赫又恢复了特种兵的角色，建议大家在酒店楼梯上跑上跑下，以保持健康。博尔韦尔试了一次就放弃了。他们对西蒙斯、科伯恩和波赫渐渐丧失了耐心，他们似乎在德黑兰什么都没做——他们怎么还没动静呢？接着，西蒙斯又命令斯卡利和舒维巴赫返回美国。他们将无线电通话器留给了博尔韦尔。
“菲什先生”看到无线电通话器的时候被吓了一跳。他告诉博尔韦尔，在土耳其拥有无线电发射器是违法的。即使持有普通的晶体管收音机也必须到政府登记，以防其被恐怖分子用于制造无线电通话器。“你不知道自己是多么引人注意吗？”他对博尔韦尔说，“你每个星期的电话费是两千美元，而且你用现金支付。你看上去就不像是来这儿做生意的。女佣肯定已经见过无线电通话器，而且有所议论。你现在肯定已被监视起来了。别想营救你在伊朗的朋友了——你在这儿就会被投入监狱。”
博尔韦尔答应扔掉无线电通话器。西蒙斯无穷无尽的耐心会造成一个问题：越是拖延问题越是多。现在斯卡利和舒维巴赫都无法返回伊朗了，西蒙斯手上仍然没有无线电。不过，西蒙斯始终按兵不动。“菲什先生”指出，从伊朗可以通过两处边境进入土耳其，一处是色罗，另一处是巴扎干。西蒙斯选择了色罗。“菲什先生”说，巴扎干是一个更大、更文明的地方，大家在那儿会更安全点儿。西蒙斯说不行。
他们又找到一个人护送博尔韦尔去边境。“菲什先生”有一个同事，此人的姐夫在土耳其国家情报组织工作，该组织相当于土耳其的中情局。这名秘密警察叫伊尔斯曼。他开了证明信之后，博尔韦尔就可以在强盗横行的地区得到军队的保护。“菲什先生”说，如果没有这样的证明信，普通民众不仅会遭到强盗袭击，还有可能受到土耳其军队的威胁。
“菲什先生”非常神经质。去见伊尔斯曼的路上，他带着博尔韦尔上演了一部谍战片——不停地换车，最后换上一辆公交车，就像要甩掉追踪的人一样。博尔韦尔看不出这么做有何必要，因为他们要去见的是一个光明磊落的公民，只是碰巧在情报部门工作罢了。但博尔韦尔是陌生国度来的外国人，他必须同“菲什先生”一起走，并且信任“菲什先生”。
他们最终来到了城市陌生区域一座破破烂烂的大型公寓楼前。楼里没电——就像德黑兰一样！——“菲什先生”花了些时间才在黑暗中找到正确的房间。一开始没人应门。他本打算无声无息，但现在却功亏一篑，因为他不得不在门上用力拍打半个小时，整栋大楼的住户都出来看到了他们。博尔韦尔站在那里，感觉自己就像是哈莱姆区[22]的白人。最后，一个女人开了门，他们进了屋。
这是一个又小又脏的房间，塞满了古老的家具，昏暗的房间中只点着两根蜡烛。伊尔斯曼是一个矮胖的男人，与博尔韦尔年纪相当，三十五岁上下。伊尔斯曼已经有好多年站起来的时候看不见自己的脚了——他太胖了。他让博尔韦尔想起了电影中典型的胖警察形象，穿着过小的西装和汗湿的衬衣，一条皱巴巴的领带缠绕在原本脖子所在的地方——他的脖子短得都看不见了。
他们坐下来，那个女人——博尔韦尔猜她是伊尔斯曼夫人——端上茶来，跟德黑兰的习俗一样！通过“菲什先生”的翻译，博尔韦尔解释了他遇到的问题。伊尔斯曼半信半疑。他反复询问博尔韦尔关于两名美国逃犯的事。博尔韦尔怎么肯定他们是无辜的？为什么他们没有护照？他们带什么东西进土耳其？最后，他似乎判定博尔韦尔对他实话实说，没有欺瞒，于是答应把保罗和比尔从边境弄到伊斯坦布尔，价钱是总共八千美元。
博尔韦尔不知道伊尔斯曼是否真是情报人员。对真的情报人员来说，将美国人“走私”进来只不过是有趣的消遣。假设伊尔斯曼真是国家情报机构的人，在他们来这儿的路上，“菲什先生”为何担心有人跟踪他们呢？
也许伊尔斯曼是在赚外快。八千美元在土耳其是一笔大数字。伊尔斯曼甚至可能告诉他的上级他要干什么。毕竟，如果博尔韦尔所说是真的，那帮助美国人就没错；如果博尔韦尔在撒谎，那确认他真实目的的最佳方法就是随他去边境。
事到如今，伊尔斯曼似乎是博尔韦尔可能找到的最佳人选。博尔韦尔同意了报价，伊尔斯曼打开了一瓶苏格兰威士忌。
营救队的其他成员在世界各地焦躁不安的时候，西蒙斯和科伯恩正驾车从德黑兰赶往土耳其边境。
西蒙斯打出的口号是：侦察。他要在同保罗和比尔开始逃亡前熟悉每一寸逃亡路线。那一带是否安宁？警察力量如何？冬天路能走吗？加油站开不开？
他选择从色罗穿越边境，而去色罗有两条线路。他之所以选择色罗，是因为它是位于一个小镇的乏人问津的边境检查站。那里人很少，防守也非常薄弱，而“菲什先生”推荐的另一个选择巴扎干要更繁忙。离色罗最近的城市是雷扎耶。从德黑兰到雷扎耶的路上横亘着雷扎耶湖，此湖长一百英里——你只能开车绕过它，要么朝北，要么朝南。朝北的线路经过更大的城镇，路要好些。所以西蒙斯倾向于朝南的线路，前提是路可以走。他决定，在这次侦察行动中两条路都试试，去时走北线，回来时走南线。
他判断逃亡的最佳用车是英国路虎揽胜，这种车介于吉普和旅行车之间。德黑兰现在没有汽车专卖店或二手车店，所以科伯恩把弄两辆路虎揽胜的工作交给了“摩托男”。“摩托男”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一如既往的巧妙。他在纸条上写上自己的电话号码和一段话：如果你想卖你的路虎揽胜，就打这个电话。然后骑摩托车全城转悠，一看到街上停着路虎揽胜，他就将一张纸条压在刮雨器下面。
他以每辆两万美元的价格购买了两辆路虎揽胜，他还为几乎所有可能出现的大修购买了工具和备用零件。
西蒙斯和科伯恩带了两个伊朗人同行：马吉德和马吉德的一个堂兄，后者是雷扎耶当地某农业大学的教授。教授来德黑兰是为了将他的妻儿送上飞往美国的飞机——西蒙斯骗他说，可以送他回雷扎耶。
他们一大早就离开了德黑兰，后备箱里放着一罐五十五加仑的汽油。刚开始的一百英里，在到卡兹文之前，都可以走现代高速公路。卡兹文之后，就是一条两车道沥青路。山坡覆盖着白雪，但路本身是干净的。如果接下来的路都是这样，那他们一天就能开到。
他们在赞延做短暂停留。他们已经从德黑兰驶出了两百英里，距离雷扎耶还有两百英里。他们同当地的警察局局长交谈，后者是教授的亲戚（科伯恩一向弄不清楚伊朗的家族关系——“表兄”这个词似乎没有严格的界定）。这一带还算安宁，警察局局长说，但到了塔布利兹地区他们就可能会碰上麻烦。
他们继续上路，在狭窄但路况不错的乡村道路上行驶了一下午。一百英里后，他们进入了塔布利兹。那里正在举行示威，但同他们在德黑兰常见的暴力冲突不同。他们甚至觉得去市场上转转也是安全的。
路上西蒙斯都在同马吉德和教授交谈。尽管听上去只是随便聊聊，但科伯恩早已熟悉西蒙斯的手段，他知道，上校是在试探这两人，看他们是否值得信任。目前看来，他们似乎过关了，因为西蒙斯开始不时暗示此行的真实目的。
教授说，塔布利兹周边的农村是支持国王的，所以在开拔前，西蒙斯将一张国王的照片贴在了挡风玻璃上。
行驶到塔布利兹北部几公里的时候，他们遇到了第一个麻烦——他们被一个路障拦下来了。路障做得很业余，只是将两棵树横放在路上，车不能高速通过，但可以减速绕行。路障旁站着手持斧子和棍子的村民。
马吉德和教授同村民谈话。教授出示了他的大学证件，还说车上的美国人是来帮助他们做研究项目的。显然，营救队同保罗和比尔逃亡时，也需要带上几名伊朗人，以处理诸如此类的问题。
村民们让他们通过了。
不一会儿，马吉德挥手叫停了对面来的一辆车。教授同这辆车的司机聊了几分钟，然后告诉他们说，下面一个叫科霍伊的镇子是反国王的。西蒙斯从挡风玻璃上摘下了国王照片，以阿亚图拉·霍梅尼的照片替代。此后，他们经常拦下对面来车，根据当地的政治倾向改换挡风玻璃上的照片。
在科霍伊郊外，他们又遇到了一个路障。
同第一个一样，这个路障也很业余，被村民把守，但这一次，站在树干后面的衣衫褴褛的男人和男孩都拿着枪。
马吉德停下车，他们全都下了车。
让科伯恩恐惧的是，一个十几岁的男孩用枪指着他。科伯恩不敢动弹。
那是一把骆玛手枪。男孩看上去十五六岁。他很可能今天才第一次手持武器，科伯恩想。拿着枪的业余枪手是危险的。男孩捏得很紧，连指节都发白了。
科伯恩害怕了。他在越南曾数次遭遇枪击，但现在让他害怕的是，他可能不明不白地死于擦枪走火。
“俄国佬。”男孩说，“俄国佬。”
他认为我是俄国人，科伯恩想。
也许是因为他留着红色络腮胡，戴着黑色羊毛小帽。
“不，我是美国人。”科伯恩说。
男孩的枪口依然对着他。
科伯恩盯着男孩发白的指节想，但愿这小流氓不会扣下扳机。
村民搜了西蒙斯、马吉德和教授的身。紧盯着男孩的科伯恩听见马吉德说：“他们是在检查我们是否带有武器。”他们携带的唯一武器是科伯恩藏在背后衬衣下的一把带鞘的小刀。
一个村民开始搜科伯恩的身，男孩终于放下了枪。
科伯恩恢复了呼吸。
不知道他们发现小刀后会怎么办？
检查并不彻底，他们没有发现小刀。
村民相信了科伯恩和西蒙斯是来做科学研究的。“他们为搜老人的身道歉。”马吉德说，“老人”指的就是西蒙斯，他现在看上去就像一名年迈的伊朗农民。“我们可以走了。”马吉德补充道。
他们重新钻进车里。
出科霍伊后，他们转而南行，绕过湖的顶端，然后沿着西岸驶往雷扎耶郊区。
教授指引他们绕远路进城，所以没遇上路障。从德黑兰开到这儿用了十二个小时。再行驶一小时就能抵达色罗的边境检查站。
那天晚上，他们都吃了伊朗风味的羊肉拌饭作为晚餐。一同吃饭的还有教授的房东，此人碰巧是海关官员。马吉德小心翼翼地从房东口中打探消息，得知色罗边境检查站很少有人活动。
他们在教授家里过夜。那是一座位于城郊的两层别墅。
上午，马吉德和教授驾车前往边境，回来报告说，路上没有路障，相当安全。然后，马吉德进城找人买武器，西蒙斯和科伯恩去了边境。
他们发现了一个小边境检查站，只有两个警卫。那里有一个海关仓库，一个称货车重量的地秤，以及一个警卫室。路上拉着一条低矮的铁链，一头固定在岗哨上，一头固定在警卫室的墙壁上。铁链外面是两百码无人之地，然后是土耳其一侧的小边境检查站。
他们下车转了一圈。空气清新冷冽。西蒙斯指着山坡说：“看见车辙印了吗？”
科伯恩随西蒙斯的手指望过去。边境检查站背后不远处的雪地中，一辆小篷车刚刚穿越边境，与检查站相隔之近，简直是没把警卫放在眼里。
西蒙斯这次又指着他们的头顶说：“很容易就能把警卫与外界的联系切断。”科伯恩抬起头，看见一条电话线从检查站沿山坡而下。只消轻轻一剪，警卫就会沦为信息孤岛。
两人走下山，选择沿一条煤渣支路进入山区。大概走了一英里，他们进入了一个小村，村里只有十多座用木头或泥土砖搭建的房子。西蒙斯用磕磕绊绊的土耳其语询问村长，一个穿着肥大的裤子、马甲，戴着头巾的中年男人现身了。科伯恩听着他们的交谈，却一个字都听不懂。西蒙斯同村长握了握手，然后同科伯恩离开了。
“你们说了些什么事？”科伯恩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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