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常生活、工作中，有一句人们奉为经典的处世哲学，那就是：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朋友多了路好走。无论是谁，想必都会毫不怀疑这句话，就连叱咤金融界的头号人物索罗斯也不例外。
犹太人的身份，让索罗斯青少年时期的生活很是艰难。为了逃避政治上的追捕，他全家人在战争中到处逃难，流离失所，甚至不得不靠改名换姓求取生存。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种灾难式的生存方式反而让索罗斯有机会接触到更加广阔的外部世界。
他的同班同学克拉斯·何恩认为：“乔治不是特别好的学生，只能算是中等，但他能言善辩。”索罗斯的母语是匈牙利语，后来又学会了德语、英语和法语，这让他能熟练地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们交流。也许索罗斯并没有意识到，但这一切都为他踏入金融领域奠定了无与伦比的优势地位。
在大学期间，索罗斯就已深切感受到自己身份的卑微，这让他的伦敦生活比常人显得更加单调寂寞。
索罗斯说：“那是我低潮期的开始。我原本认为，像我这样杰出、聪明且经历过这么多苦的青年，每一个人应该都会非常感兴趣。但实际上，却没有一个人在乎我……”周遭的一切都强化了他是个不受欢迎的外人意识，甚至他自己也承认：“我们的的确确知道自己跟别人不同。”至少在那一年半中，那种绝望与受伤的感觉困扰着他。后来，他回忆说，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和80年代初期到美国时，也有过同样被人抛弃的感觉。
事实上，在那个年代，各种虚伪的表现让索罗斯很不舒服，而没有钱当然也是问题所在。融入一个封闭的社会，却被人当成外人排斥，是件令人痛苦的事情。和他往来的人大部分都有自己的生活，他们不太能够接受别人。
基于上述这些窘困的经历，再加上索罗斯从小培养出来的争强好胜的意识，他在进入商界以后，十分注重大量结交朋友，广泛接触社会各界人士，以获取各方面的信息，拓展自己的资源。登高而见者远，善假于物也。借助于外界的力量总能够让自己的路走得更加顺畅。
在得到了朋友帮助同时，再加上他对英国市场的熟悉，在伦敦赚了一点小钱后，索罗斯顺利地进入了到F·M·梅尔公司，成了一名专事黄金和股票的套利商。从那以后，他每天乘地铁上班。梅尔公司不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会员，而是类似于柜外交易的交易商。索罗斯则负责交易黄金股和石油股。
随着中东紧张局势的和缓，石油股交易也冷淡下来了。此时，索罗斯在梅尔公司柯恩的帮助下，与加拿大的北班铀矿（North Uranium）合作。索罗斯贡献的新的投资方法得到了成功的验证。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渐渐地，索罗斯发挥出了自己的专长，并开始崭露头角。在此期间，索罗斯结识了史蒂恩斯（Bear Stearns）公司的执行长葛林伯格（Alan C.Greenberg）。索罗斯十分注重结交各界人士，尤其是在金融界。在他刚刚踏入华尔街之时，索罗斯跟每一家著名的公司都建立起关系，摩根·史丹利公司更是变成了他的固定顾客。不仅如此，当时他清楚记着二三十家华尔街大券商的电话号码。
索罗斯在商界圈里自由游走，结识了越来越多的人。这是因为个人职业的性质，再加上索罗斯自己超强的语言能力和能言善辩之才让很多人折服，索罗斯负责的是“一切很不透明”的欧洲市场方面的业务，“研究欧洲公司的信息，设法确定这些公司的价值”。他“经常是第一位去拜访经营阶层的人”为获取第一手信息，他开始拜访上市公司，用流利的各国语言与人交流，很快就赢得了别人的亲近，这往往能够让他很快获得自己想要的信息。
成功后的索罗斯也积极地参加社交场合，并开始涉足政界领域。在美国，富豪是经常参与公共生活的。20世纪的美国人当中，如哈里曼家族、洛克菲勒家族和肯尼迪家族都曾经担任公职。索罗斯也是如此。与其他富豪不同的是，索罗斯积极地和数十个国家领袖对话，提供建议，甚至会指责他们的失败、脆弱和错误。无论在公开或私下的场合里，他也不客气地跟他认为反对开放社会和民主制度的政治领袖争执。他向叶利钦、曼德拉、金大中等政治领袖，指出经济危机所在，大部分国家领袖也都很快回复他的电话。他跟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和世界银行总裁沃尔芬森等人建立了关系，而且在美国国会作证，说明需要改革和扩大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的国际经济机构。
除此之外，他还成功地加入了一个非常排外的各国政界领袖俱乐部，并成为其中一员，至此，他可以及时获取各国金融政策信息，为判断世界金融市场的走向提供了无与伦比的优势。
索罗斯凭借着巨大的财富优势及个人在投资市场上不可忽视的影响力，让各国政治家们转变了某些观念，接受了他。事实上，各国政治家们都怀着自己的目的。领袖们想听听他对世界经济的看法，想知道他要达到的目标；而索罗斯则很想通过结识这些人，进一步地了解某个国家领导人的政策，进而判断整个世界市场的变化形势。
索罗斯通过直接跟他们接触，再加上对金融领域的机敏，极强的洞察力和直觉判断力，让他对某些保密性事件了如指掌。
有机会得到世界级的地位和众多国际性的友人的帮助，这也让索罗斯变得更加自信。但这一切都是由他惊人的财富、无私的慷慨捐助、善辩的语言能力换来的。同这些人的交际过程，对于索罗斯来说，不仅仅是消遣娱乐，更是一种思考。“要想获得成功，你手头要有充足的自由时间。”正如他的朋友柏荣·文所说：“时间不应以这种方式去花费，而是要和那些真正对你有帮助的人交谈，然后去思考、去阅读、去做出反应。”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不再满足于金融领域，索罗斯开始朝多方向探索，如通过朋友跟华盛顿的布鲁金斯研究所签约，委托这个研究所提供英国经济展望的分析，索罗斯通过开放社会基金，支付十万美元进行研究，研究结果在英国研讨会上发表。索罗斯十分痛恨种族隔离，这是由于其个人身份的特殊和童年经历的创伤。在朋友维拉卡西的帮助下，他详细地了解约翰内斯堡那里的黑人城镇，会见反对种族主义的各界人士，积极了解南非情势和问题，这一切让他决定在南非从事第一件海外慈善行为。
1982年，索罗斯开始创设开放社会基金，推动国际慈善事业，后来他把自己的慈善事业逐渐扩大到了全世界。慈善事业也为他赢得了不少朋友，索罗斯一时名声大噪。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索罗斯与史密斯相识。史密斯带索罗斯去参加在后来牛顿杜布洛夫尼克举行的研讨会，促使索罗斯创设了中欧大学。此后，他又结识了一位物理学家和病理学家--穆斯塔，此人兴趣广泛，关心经济学、第三世界发展、科学、技术、通信和教育。两人见面无所不谈。由于穆斯塔曾经研究脑部的发展，认为儿童期是关键时期，关系着一生的智能、创意和健康的发展。穆斯塔认为，如果索罗斯想利用教育来改变人的心态，那么注重托儿所会比注重大学好。在穆斯塔的建议下，索罗斯请基金会的重要管理者罗兰跟穆斯塔商量，拟出资助幼儿教育的计划。当索罗斯的慈善捐款飞跃上升的时候，他找到了另外一个主持人，曼彻斯特大学社会学教授夏宁。虽然，最终两人不欢而散，但他们的成功合作也为索罗斯的教育事来带来过不小成果。
虽然索罗斯广泛结交朋友，但在交际上却十分讲究。因为他不太和业务上的朋友社交，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这样。“从一开始，他就不让事业和社交生活混为一谈。”葛林伯格说。对于他的人际交往关系，别人评价说：“索罗斯的关系都是交易性质的关系，如同别人跟他买东西，他也跟别人买东西一样。”
索罗斯这种社交理念多少受到他哲学观的影响。索罗斯在他的论文中赞成开放社会所提供的众多可能性，但却对此感到十分悲观。因为他认为，这些可能性通常会侵蚀恒久的人际关系。在索罗斯看来，在传统社会里，这种关系的基础是荣誉、家庭、性吸引力或者感情方面的联系。他说：“在一个变动不居的社会里，这种关系并不适当，会被轻易变动的关系取代，朋友、邻居、夫妻关系至少都可以取代。”
认识到人脉的重要性，注重结交对自己事业发展有重要性的人士，这是一个成功人士不可缺少的准则。作为投资领域的关键人物，索罗斯意识到了这一点，并积极地付诸行动，那胜利必然属于他。
面对变幻莫测的金融市场，能够及时掌握有效信息，迅速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对于索罗斯来说是投资制胜的关键因素。在他眼里，任何一条信息，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一句话，就可能隐藏着无限的投资机遇，一旦你有能力看透并且识别出来，那机会就属于自己。先得信息者称王更是金融领域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作为投资领域的领头羊，索罗斯自然明白其重要性。
要先发制人，先于别人获取市场信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广泛地关注各界信息，积极参与各界社交团体，勤奋学习各种商业知识，就被索罗斯奉为制胜的法宝之一。作为金融领域的参与者，索罗斯十分明白及时获取有效高端信息的重要性。因此，他十分主动地参与到各国政治团体中去，他在全世界交际广泛，广交身居要职的朋友，这让他能在灿若繁星的众多朋友中找到合适的人，向他们了解世界各地的宏观经济发展趋势，同时他也很重视其他国际金融权威人士公开发表的看法和他们的决策。
在经济领域获得成功后的索罗斯开始涉足政治领域。其行动之一就是成功地加入了一个十分排外的国际性的俱乐部。这是一个十分高端的政治俱乐部，这个俱乐部成员最多不超过2000人，而每个人都是来自世界各国的重要人物，其中包括国家总理、财政部长、中央银行行长等。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对于已经取得巨大成功的索罗斯来说，真的是如虎添翼，让索罗斯在投机事业上更加迅速攀升。
在这个以国家政治领袖为主要成员的俱乐部里，索罗斯是少数的几个经济领域人物之一。虽然他不能以政治身份左右世界政局，却能十分成功地以自己的经济影响力在这里拥有并不低的地位，在其中发挥着非同一般的作用。
其实，那些政治人物都想要结识索罗斯，想听听他对世界经济的分析。而与这些人的交往也让索罗斯可以直接了解到各个国家的领袖对一些重大事件的看法，了解他们将要做出什么样的决定，甚至会提前知道一国在经济策略上将要做出的改变。而这些重要的信息，其他人只能从新闻报道上获得，不但时间要晚很多，而且还都是些经过了多层过滤的东西。
因此，在很多人看来，索罗斯掌握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是一个相当于孙悟空一般的手眼通天的大人物。因为，与他们相比，索罗斯总能及时地接触到各个国家的领导人。比如，他可以和某国财政部长一起进餐，他可以和某国中央银行行长同场打球，或者礼节性地拜访某国家总理。或者，与这些重要人物共进早餐或晚餐的时候，他们会无意中透漏出有关于提高利率或货币贬值的相关问题。而富有洞察力和敏锐观察力的索罗斯总能够迅速地抓住这些信息，收归己有。
在外人眼中，这也许只是一种十分轻松的娱乐消遣，但索罗斯却不这样认为。他说，在与这些国家重要人物的直接接触中，总是能够从他们那里得来重要的信息。另外，他还会有机会参与一些有关金融政策的制定会议，那时，索罗斯就可以提出自己的观点，影响他人。比如说，在20世纪80年代初，索罗斯就被邀请到英格兰银行，与许多重要人物共同讨论如何通过紧缩银根的办法来重振金融市场。在这样的双向交流中，索罗斯就能够及时地掌握金融政策的变动和调整趋向，及时做出相应的投资调整和反应。
索罗斯自己也说，同这些“大人物”的接触，使他能够“获得了对事件的最感性、最真切和最直接的感受”，这让他能够敏锐地察觉到一国政府的态度，判断出将要发生什么事情，或者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会引起经济领域什么样的变化。
确实，与高层人物的交往使索罗斯受益匪浅。索罗斯通过自己建立的关系网，与积极地各界人士的沟通和交流，总能让自己及时察觉金融领域的投资先机。在这种关系中，索罗斯不仅能接触到许多宝贵的信息，更有机会从全球的视野和高度去刺探整个金融市场，从而清晰地把握投资走向，为正确投资提供值得借鉴的有价值信息，准确抓住投资机会。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