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川觅踪】

    2014年1月11日，我专程飞往成都，了解当年川军出川抗日的情况。要写台儿庄大战，不能不写川军。

    在中国抗日军队中，川军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居全国之首。有一种说法：在国民革命军的中央军中，每五六个参战者中，就有一个四川人。如果加上地方军阀的30万出川大军，这个数字更加惊人。

    我此番要了解的，主要是地方军阀出川抗日情况。

    在抗战之前，川军以爱打内战出了名。辛亥革命后，四川军阀割据，连年混战。从1912年成都的“省门之战”，到1935年中央军入川，各派军阀为争地盘，互相残杀，20多年间发生500多次混战，害得四川经济衰退，生灵涂炭。所以，那时川军给人的印象是喜欢“狗咬狗”。

    卢沟桥事变的炮声，震醒埋头混战的四川军阀们。刘湘、邓锡侯、李家钰等川军将领，过去都是水火不容的死对头，在外族入侵面前，他们摒弃前嫌，纷纷致电国民政府，请缨杀敌。蒋介石欣然应允，任命刘湘为第二路预备军总司令，辖两个纵队：第一纵队正副司令为邓锡侯、孙震，下辖四十一军(孙震部)、四十五军(邓锡侯部)；第二纵队正副司令为唐式遵、潘文华，下辖二十一军(唐式遵部)、二十三军(潘文华部)。后来，两个纵队改称为第二十二、二十三集团军。此外，其他川军也陆续奉命组建了12个军。

    从1937年9月起，浩浩荡荡的30万川军、300万壮丁，义无反顾地告别家乡父老，转战南北，在抗日战场浴血奋战，先后参加淞沪抗战、太原会战、广德泗安战役、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南昌会战等28次大小战役，26万人捐躯疆场，战功卓著，出现许多彪炳史册、为国捐躯的英烈，为抗战承担了重大责任，也作出巨大的贡献。

    我到成都时，正赶上电视里热播连续剧《壮士出川》，说的就是这段激昂悲壮的往事。

    要了解川军抗战情况，最好的场所是建川博物馆。我的同事、人民日报社四川分社社长张忠领着我，从成都驱车一个多小时，来到博物馆所在地大邑县安仁古镇。

    腊月时节，齐鲁大地呼气成雾，天府之国却温暖如春。一路上，到处可见怒放的腊梅，空气中能闻到春的气息。

    下车后，我惊奇地发现，安仁古镇已成为一个巨大的博物馆聚落。在建川博物馆的马路对面，就是赫赫有名的大地主刘文彩的庄院。记得上小学时，课本里的刘文彩面目狰狞，心狠手辣，庄园里设有水牢、收租院，颇为恐怖。而眼前的刘氏庄园环境幽雅，人头攒动，与我内心深处的印象天壤之别。

    建川博物馆占地500亩，已建成抗战、“红色年代”、地震、民俗四大系列25座场馆，收藏文物800余万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329件，是目前国内民间资金投入最多、建设规模和展览面积最大、收藏内容最丰的民间博物馆。

    进了博物馆聚落的大门，只见所有从身边走过的服务员，都身穿灰布军服，戴着军帽，打着绑腿，像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国民党兵。仔细一看，帽徽上缀的不是青天白日，而是一个“川”字，是建川博物馆的标志。

    往里面步行不远，一个奇特的老兵手印碑林广场，令人震撼。广场上，树立着一排排钢化玻璃，上面印满一枚枚鲜红的手印。每枚手印旁，都标注着主人当年的抗战组织名称，有的还有职务。听工作人员介绍，这些钢化玻璃手印碑高3.7米，宽2.4米，共有80块，上面有近4000枚老兵手印，是采用腐蚀的方法印上去的，手印的主人都是参加过抗战的老兵，有来自共产党，有来自国民党，有来自正规军，有来自游击队。老兵摁手印时，年龄最大的99岁，最小的也有79岁。这些老兵，有的尚健在，有的已经去世。

    我环绕着手印碑林，默默地缓步而行，就像是在景仰一支金戈铁马的队伍。每一枚鲜红手印的背后，都是一条鲜活的生命，都有一段刀光剑影的故事。抚摸着这一枚枚手印，我似乎能听到他们排山倒海的呐喊，能看到他们腾挪跳跃的身影，能感受到一股民族浩然正气！

    在碑林上，我轻易找到了山东老兵的手印：山东省长清县大队李树贵；山东军区胶东莱西南县大队李广道；八路军山东军区胶东军分区第十四团三营卫生所姜俊武；山东莱州市梁郭区武装抗日委员会主任王希发；山东莘县武委会主任朱帮记……

    手印碑林广场的路旁，树着一块牌子，上面有10幅老兵按手印的照片。有两幅照片触动了我：一幅照片上，一位年迈老兵坐在床上，两人扶着他的背，一人在帮他按手印；另一幅照片上，一位老兵躺在病床上，旁边的人正往他的左手掌上抹红颜料，给人以血淋淋的感觉。显然，前一位老兵坐立已困难，而后一位老兵则已无法坐立。

    我心里一动：这两位可敬的老兵还在人世吗？无论如何，他们的手印，犹如永恒的生命，将永远留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他们对中华民族的最后一次贡献。

    国人应该感谢建川博物馆的这个创举。他们留下的不仅是抗战老兵的手印，更是中华民族那段受尽屈辱、不畏强暴、浴血抗争的历史，那是一段全民族都不能忘却的记忆。

    让我震撼的，还有壮观的“中国壮士”群雕广场。

    广场是一个呈“V”字型下沉式的凹槽，凹槽总长81.5米，宽45米，象征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时刻。在这个3000平方米的广场地面上，绘制有抽象的中国各战区和战役的示意图，上面巍然屹立着200多位抗日壮士的塑像，形成威武雄壮之师。他们是1931年至1945年的中国抗日战争期间，全民族抗日将士英雄的群体形象。

    我看到很多熟悉的身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德怀、杨靖宇、叶挺、冯玉祥、张学良、李宗仁、王铭章，还有狼牙山五壮士……这些群雕人物根据历史真人照片，按真人1:1.25放大，用铸铁翻制，每尊塑像重达400至500斤，整组雕塑所用铸铁达100多吨，由30多位雕塑家耗时近两年共同完成，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时对外开放。

    壮士站立的位置有讲究，是当年他们当年参战的战区位置。在各战区中，再具体按照重大战役、战斗分组排列站位，各自坚守当年战斗或牺牲的地方，象征着壮士们守土有责。如：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吉星文在卢沟桥，林彪在平型关，彭德怀在百团大战中，李宗仁在台儿庄……

    在波澜壮阔的八年抗战史上，中国抗战将士风起云涌，不可能将他们一一再现在面积有限的广场上，每个壮士人物的确定，都是建川博物馆与中国抗战史学研究会一道，以严谨的态度，经过4次遴选和专家的讨论修改确定的。目前，壮士人数已增加到219人。这里，越来越成为抗战将士后代关注的地方。

    这是一个洋溢着民族凛然正气的方阵，这是一个依靠前仆后继夺取胜利的方阵，这是一个永远彪炳史册的方阵。

    在赴成都前，我搜集了一些建川博物馆的资料。看罢资料，我对博物馆馆长樊建川肃然起敬。

    樊建川1957年出生在四川宜宾，1976年冬天参军，1979年考入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毕业后到重庆第三军医大学任教，1987年转业，1991年任宜宾市常务副市长，1993年为收藏而辞官经商，1994年创办房屋开发公司，多次入选胡润中国富豪排行榜，2007年列第397位（资产20亿元），2008年获美国布莱恩特大学荣誉博士学位。2005创建建川博物馆聚落，建馆目的是：为了和平，收藏战争（抗战）；为了未来，收藏教训（“文革”）；为了民族，收藏传统（民俗）。

    我非常认同这样一句评语：他在记录别人历史的同时，也把自己留在历史上。

    在樊建川的办公室，我们见到了博物馆的主人。很短的寸头，透露出干练；皮肤粗糙，有沧桑之感；眼睛不大，有刚毅之神；而一件草绿色的圆领衫，又衬托出率真个性。

    办公室很宽敞，正中“忠义堂”3个大字，让我想起山东的一群草寇英雄。四周的墙上挂满字画，落款都是“建川”。字乃草书，天马行空；画似漫画，拙中藏巧。在一张原木茶几的上方，悬挂着一幅龙飞凤舞的字，我费了半天劲，才辨认完整：以金相交，金耗则忘；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势相交，势去则倾；以权相交，权去则弃；以情相交，情逝人伤；唯心相交，宁静致远。

    有一幅画，中间是一碗米饭，上面插着一双筷子，旁边两只酒杯，两旁题着两句：干胡豆下烧酒，扎耳根送干饭。虽然没弄明白“扎耳根”是啥玩意，但我还是笑出了声。

    让我笑出声的，还有这样一幅字：人在江湖漂，怎不挨飞镖。

    也有让我驻足良久的：一寸山河一寸血，一寸理想一寸金。

    还有让我感同身受的：来世投胎到青藏高原的无人区，做一只鸟，生命虽然短暂，却自由自在。

    不过，也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内容：“穷骨头”、“挨球”、“锤子”。樊建川说，“挨球”、“锤子”是四川方言。

    品味这些字画，我在诙谐幽默、放荡不羁的背后，看到了主人的嶙峋傲骨。

    【樊氏之论】

    毕竟是学政治出身的，见到一下子来了两位人民日报社分社的社长，樊建川显得很兴奋，操着一口浓重四川口音，滔滔不绝，不时冒出一句“希望人民日报支持”、“希望人民日报关注”。他的思绪跳跃性很大，若不是事先做足功课，我肯定会被绕得五里云雾。最初的话题，虽然与台儿庄大战没有直接关系，但都与抗战的话题密切联系，他的观点犀利，有的甚至振聋发聩，我实在不忍割爱，略加整理，据实记录：

    我正在做侵华日军馆，请的是日本最著名的设计师，叫矶崎新，他当年设计巴塞罗那奥运会场馆。矶崎新80岁了，他在日本的辈分，相当于中国的贝聿铭，他设计的侵华日军馆修好了，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就要开，我要把侵略日军馆做出来，

    日本人给矶崎新寄恐吓信，说你是大和民族最优秀的建筑师，你设计巴塞罗那奥运会的场馆，为什么给中国人设计抗战博物馆？为什么设计侵华日军馆？有人给他寄子弹。矶崎新说，樊先生是为了和平，为了中日永不再战，我同意樊建川的理念。

    我是怎么搞侵华日军馆的？这个馆是如实地讲一个师团，这个师团到了东北，后来又到了南洋，在南洋被消灭的，我是如实地讲，我的文物全部从日本买回来的。我从日本搜集来的资料，按照军史，1931年一个厅，1932年一个厅，1933年一个厅，一直到1945年，一年一个专题，把日本侵华的事说得清清楚楚。你一支军队即使没有南京大屠杀、没有平顶山大屠杀，你侵略就是最大的罪行，谁让你来的？没有经过海关同意来的，侵略就是最大的罪行，哪怕你是文明之师，哪怕日本人的军纪再好，从来不强奸、从来不杀人放火，还是军事行为，你还是侵略行为，侵略是最大的罪行。侵华日军馆的预展已经开始展了，现在还差点儿钱，正在筹备。

    我的《一个人的抗战》得了“中国图书奖”。有我唱歌的牒子，我自己唱的歌，但是比较困难的是先要听我说段四川话，说段四川话唱首歌。

    我父亲叫樊忠义，他去世了，所以我这里叫忠义堂，我们是山西人。我父亲是1940年参加八路，岳父是1938年参加八路，他们对我的影响也很大，我姑姑是被日本人杀了的。

    我这个馆做了就是捐给国家，我女儿不要。我写了一个法律文书，我老婆签了字，我在一天，就把它管好，继续建，我要今天死，明天就捐给成都市政府。成都市政府专门过来作了评估，大概80多个亿，连土地，土地都是拍卖买的房地产用地，我全部捐给成都市政府，我不要。你们把我这25个馆看完，只是看到了1%的文物，99%还在库房里面。我今年收了新中国以来六七十年代的日记两万本，收了手写的资料50吨，一万个电影拷贝，300万枚毛主席像章，100多万票证，库房里面的东西是巨大的，根本没出来，但是全部捐给国家。所以，我觉得人民日报可以支持我们。

    第一，援华美军馆是中国唯一的。第二，侵华日军馆做出来可能也是中国唯一的，真正讲日本人的行为、这支军队的行为、侵华日军的行为。第三，还有一个汉奸丑态馆，汉奸丑态馆还没陈列。

    侵华日军馆的争论不大。但是对汉奸馆就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比如说汪精卫，有的人认为，沦陷区的教育谁来办？沦陷区的治安谁来管？需要有个政权。我同意你在沦陷区做的这些事，但是你给日本人大量地收税，享受荣华富贵，给日本人送情报，甚至配合日本人抓武工队，抓八路军，这个肯定是很大一个问题，我在书里面写了。人民日报可以关注一下这个事，帮我声张一下。这个馆没陈列，我就怕引起很大的分歧，但是我觉得这件事不陈列不行。

    汉奸丑态馆这件事情，很奇怪的是，抗战胜利到明年就70年了，对汉奸没有一个声讨的场所。1945年，在中国大陆整个投降的日军，包括东北，加在一起130万人，还有10万人不是日本人，5万台湾人、5万朝鲜人，说日语的是日军，我说的是大数。

    国共两党加起来700多万。700多万对130多万，为什么长期搞不定？以前老有一个说法是，100万的伪军。其实有两个说法：将近300万的公务员、170多万警察，这加起来就将近600万人。600万有文化、有社会关系的中国人帮日本人干活。否则的话，一个县里只有二三十个日本人，他怎么干活？全是中国人帮他干，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

    这是其他国家没有的，像法国的维新政权，帮德国人维持政权，但是他的元帅跟德国人说清楚：我可以给你维持治安，可以给你做警察负责治安，但是有两条我不给你做：第一，我不能组织一支军队去和我们的同胞作战，这是我不能接受的；第二，我不能有这种特务组织，你们要抓抵抗组织你们抓，我给你们维持治安，这是法奸的底线。

    苏联卫国战争中，被德军俘虏了580万苏联军人。这些人当中，有些是车臣人、吉卜赛人、哈萨克人，这些民族本身跟俄罗斯族有矛盾，纳粹再一煽动，他们就组织一个军，所谓的一个军只有3000人。正儿八经跟着德国人一起冲锋陷阵、向本民族开战的，只有这3000人。

    中国人很特殊，这是很奇特的现象，我觉得可能跟蒙古人统治我们的元朝、满清200万人统治我们两亿人有关，形成了民族基因里面有妥协或投降的、苟且的因素。

    现在为汪精卫翻案已经翻到了极致。我为汉奸丑态馆搜集了很多文物，准备这样来建：我不说你是不是汉奸，我如实地讲汪精卫政权干了什么事，溥仪政权干了什么事，王克敏政权干了什么事，察哈尔德王政权干了什么事，冀东自治干了什么事，你就是分裂国家、分裂民族，就是为侵略者为虎作伥。我如实地讲，你是不是汉奸大家来说。

    比如说，日本人打仗用的金银铜铁锡全是在中国拉的，上海、武汉、天津的税收基本上交给他，他有了军费跟中国人打。所以，我觉得汉奸丑态馆这件事很重要，明年我不一定开得了，明年先把侵华日军馆开了。如果再中性一点，按照欧洲的说法，就是与侵略军的合作者。

    这个事情的分歧特别大，我们认为，两种人肯定是汉奸。我收了很多审判汉奸的审判状，收了很多文物，包括汪精卫的、周佛海、王克敏、梁鸿志的都收了，包括汉奸的坦白书。我认为两种人算汉奸是铁板上钉钉的，第一是手上沾血的。你就是一个士兵，你是一个排长，但是你杀了八路、杀了国军的抗战人士，杀了军统的地下潜伏特工。山西和河北有一种什么汉奸？我们两家是一个村的，世代就有矛盾，我现在就要整你，你不是八路、不是国民党、不是抗战人士，我就给日本宪兵队写条子说你这家伙抗战，他儿子就在八路军当排长，他给八路送5块大洋、500斤粮食和小米，就带着日本宪兵队到他家抓了、杀了，这种人算汉奸毫无疑问，这是沾血的。

    我爸那个时候当八路，刚开始是15岁当兵，因为他是本地人，有一次他们的县委书记让他混到日本人的队伍里，干什么？很简单的任务就是买土纸，买回来以后要印小文件、小传单，然后我爸就去了，伪造了一个良民证，去了以后我爸给他看良民证，看门的日本人一看什么也不懂，一挥手让我爸走了。这时，过来一个伪军就把我爸叫住了，他说你是什么村的，我好像见过你，听说你当八路了。我爸当时就对他说，我也认识你，你就是我们上面那个什么什么村的，你今天把我杀了，我们也杀你家里人，那个伪军就怔了一下，甩甩手让我爸进去了。我爸说，真正麻烦的是伪军，不是日军，日军好骗，伪军不好骗。

    第二类是职务，我把他定义为县以上，有的汉奸当县长、当维持会长、当个团长以上的，像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就是搞教育的，还有就是胡兰成。在国难当头时，利用自己的影响给日本人做事，享受了8年的荣华富贵，吃香的，喝辣的。比如说，山西的税务局长、李敖的爸爸，我看到李敖的书，他讲跟日本人一起看戏、看相扑、下酒馆，日本人给他们家里面配了小车，你享受了8年的荣华富贵，算李敖的爸爸是汉奸，没问题吧？但是汉奸不一定够杀的罪。你享受了8年的荣华富贵，你蹲8年监牢可不可以？8年不行，蹲4年行不行？再不行就再减半，蹲2年行不行？你给日本军收税，你总得为这个承担一定的责任吧？汉奸也有死罪汉奸和不治死罪的汉奸，这两条汉奸是铁板上钉钉，其他的士兵、警察可以算是谋生、协从。

    我想汉奸馆一定要如实地讲出来，大家给他评判该不该这样做，当一支侵略队来了以后，该不该有几百万军队跟他配合，现在汪精卫变成什么了？变成民族英雄了，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现在，这种论调甚嚣尘上，越来越张狂。

    我这儿收藏的文件，北平政权王克敏他们签字的文件我这儿有。我说一个细节，这个管理区的公务员每一个局比如自来水公司、供电局都有日本的督导员。自来水公司的总经理是中国人，是汉奸，但是他们有一个督导员，任何工程、人事任免都要日本这个督导员签字。他们发的什么文件？原件在我这里。（大致意思是）为了大东亚共荣，为了更好地跟日本顾问督导员沟通，现在我们的公务员一定要自修日语，要进日语讲习班。如果你的日语达到什么程度，可以给你涨一级工资，再达到什么程度涨两级工资，再达到什么程度涨三级工资。如果能涨点工资，可以买几袋面粉、多买几块肉和几瓶酒，他就拼命去学日语。

    台湾被日本统治50年，日语已经成为台湾的官方语言，已经日语化了，东北才14年，很多老人都受了日语教育。如果中国当年真的被日本人占了，电视台、广播都已经是日语了，这是亡国灭种的问题。

    这个馆修好了以后不敢陈列，我就怕遇到很大的阻力和争论。我觉得清除民族基因里面的汉奸文化，当中华民族再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汉奸能不能少一点而已。

    【两个战场】

    建川博物馆聚落中的抗战博物馆，由中流砥柱馆、正面战场馆、不屈战俘馆、飞虎奇兵馆、川军抗战馆以及中国壮士群雕广场和中国老兵手印广场等组成。中流砥柱馆再现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史，其建筑由两部分组成，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两支抗日武装力量：八路军和新四军。参观入口处是一个狭窄的行道，寓意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艰苦卓绝。

    而正面战场展示的则是中国国民党的抗日史，馆的门口立着一个巨大的铸铁雕塑，一个衣裳褴褛的中国士兵端着枪、弯着腰，似乎正在行军。雕塑的名称是“哀兵”，取自于成语“哀兵必胜”，寓含的意思是，因国家和民族受到侵略、凌辱而悲愤激昂，奋起反抗的军队一定能胜利。

    入口上方，悬挂着一块横匾，上书“国民党抗日军队馆”。这是2005年7月7日，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题写的。

    进入门内，在一楼通往二楼的台阶两侧墙上，挂满国民党军队将领的瓷板头像，不少将领只有一个姓名牌位。我费力地想一一清点，可是脖子仰酸了，还是统计不全。陪同的工作人员轻轻地说了一句：一共有256位。她紧接下去的一句话，让我凛然一震：这是抗战阵亡将军墙。

    这些倒在正面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将领，有的是中了枪炮，有的是伤病，有的是被俘遇难，有的是负伤后不甘被俘受辱而自戕殉国。我看到很多熟悉的名字，也有很多陌生的名字。他们在国家和民族存亡之际，挺身而出，舍生忘死；在艰苦卓绝的恶战中，精忠报国，捐躯疆场。

    我本想一一记录下他们的姓名，因时间不允许，只好一步三回头地离开。这份名单，并非是我写台儿庄大战所必需的，本来以为自己会就此搁下。没想到，自离开博物馆后，那些阵亡将领的头像就在心里扎下根，他们肃穆地看着我，向我静静地讲述着他们的故事，促使我萌发一个强烈愿望：一定要把他们的姓名记录下来，存在我的书里，流传下去，让后人永远记住他们！

    建川博物馆的正面战场馆提供的数据是，阵亡将领人数为256位，我从其它资料看到的数据是206位将领。搜集这份国民党军队阵亡高级将领名单时，发现有好几个版本。我耐心地收集起各个版本，然后逐一筛选、甄别。限于篇幅，下面的这份名单仅以阵亡时少将军衔以上为准，牺牲后追赠为少将的没有收入。

    虽然我力求完整，但是心里仍十分惶恐，担心因自己的疏忽而遗漏，这将是对被遗漏者的大不敬。我乞求被遗漏者的在天之灵多多宽恕，也请求他们的后人多多包涵。

    1.佟麟阁上将（追赠），二十九军副军长，1937年7月28日于北京南苑；

    2.赵登禹上将（追赠），一三二师师长，1937年7月28日于北京南苑；

    3.蔡炳炎中将（追赠），六十七师二0一旅旅长，1937年8月13日于上海；

    4.黄梅兴中将（追赠），八十八师二六四旅旅长，1937年8月14日于上海；

    5.蔡炳兴中将（追赠），一一0旅旅长，1937年8月26日于上海罗店；

    6.张本禹少将，十三军四师十二旅旅长，1937年8月30日于昌平南口车站；

    7.尉迟凤岗少将，七师二十一旅副旅长，1937年9月下旬于河北董村；

    8.梁鉴堂少将，三十三军六十九师二0三旅旅长，1937年9月29日于山西繁峙；

    9.姜玉贞中将（追赠），六十六军一九六旅旅长，1937年10月8日于山西原平；

    10.杨杰少将，一军一师一旅副旅长，1937年10月11日于上海；

    11.庞泰峰少将，九十一师二十二旅副旅长，1937年10月12日于河北宁晋（自戕）；

    12.郝梦龄上将（追赠），九军军长，1937年10月16日于山西忻口；

    13.刘家麒中将（追赠），五十四师师长，1937年10月16日于山西忻口；

    14.郑廷珍中将（追赠），独立五旅旅长，1937年10月16日于山西沂口；

    15.庞汉桢中将（追赠），七军一七0师五一0旅旅长，1937年10月23日于上海；

    16.秦霖中将（追赠），一七一师五一一旅旅长，1937年10月23日于上海；

    17.官惠民少将，九十师二七0旅旅长，1937年10月28日于上海；

    18.吴克仁中将，六十七军军长，1937年11月9日于上海松江；

    19.吴桐岗少将，六十七军参谋长，1937年11月9日于上海松江；

    20.邓玉琢少将，六十七军一0七师参谋长，1937年11月9日于上海松江；

    21.吴继光少将，五十八师一七四旅旅长，1937年11月11日于上海；

    22.夏国璋中将（追赠），一七二师副师长，1937年11月21日于浙江湖州；

    23.吴国璋中将，七十五师副师长，1937年11月26日于浙江湖州；

    24.饶国华上将（追赠），一四五师师长，1937年11月30日于安徽广德（自戕）；

    25.萧山令中将，南京卫戍部队代理司令，1937年12月12日于江苏南京（自戕）；

    26.姚中英少将，一五六师参谋长，1937年12月12日于江苏南京；

    27.司徒非中将（追赠），一六0师参谋长，1937年12月12日于江苏南京；

    28.高致嵩中将（追赠），八十八师二六四旅旅长，1937年12月12日于江南南京；

    29.李兰池少将，一一二师三三六旅代旅长，1937年12月12日于江南南京；

    30.易安华少将，八十七师二五九旅旅长，1937年12月12日于江南南京；

    31.朱赤少将，八十八师二六二旅旅长，1937年12月12日于南京雨花台；

    32.林英灿少将，一五二师副师长，1938年1月13日于广东清远；

    33.徐积璋少将，十九军七十师二0五旅旅长，1938年2月于山西闻喜；

    34.赵锡章中将（追赠），七十师二一五旅旅长，1938年2月21日于山西隰县；

    35.刘震东中将（追赠），第五战区第二路游击司令，1938年2月22日于山东莒县；

    36.范廷兰少将，一战区游击四总队总队长，1938年3月8日于河南修武；

    37.王铭章上将（追赠），一二二师师长，1938年3月17日于山东滕县；

    38.邹绍孟少将，一二四师参谋长，1938年3月17日于山东藤县；

    39.赵渭滨少将，一二二师参谋长，1938年3月17日于山东藤县；

    40.扈先梅少将，五十一军一一四师三四一旅旅长，1938年4月山东台儿庄；

    41.刘桂五中将（追赠），骑兵六师师长，1938年4月22日于内蒙黄油干子；

    42.陈钟书中将（追赠），六十军一八三师五四二旅旅长，1938年4月24日于山东台儿庄；

    43.周元中将，一七三师副师长，1938年5月9日于山东蒙城；

    44.李必蕃中将（追赠），二十三师师长，1938年5月14日于山东菏泽（自戕）；

    45.黄启东少将，二十三师参谋长，1938年5月15日于山东菏泽；

    46.方叔洪中将，一一四师师长，1938年6月25日于山东冯家场；

    47.付忠贵少将，鲁北游击军总司令，1938年9月23日于山东；

    48.冯安邦中将，四十二军军长，1938年11月3日于湖北襄阳；

    49.范筑先少将，山东省六区游击司令，1938年11月15日于山东聊城（自戕）；

    50.李国良中将，军训部辎重总监，1939年3月7日于陕西西安；

    51.张胥行上将（追赠），第一战区副参谋长，1939年3月7日于陕西西安；

    52.王禹九中将（追赠），七十九军参谋处长，1939年3月27日于江西高安；

    53.陈安保上将（追赠），二十九军军长，1939年5月6日于江西龙里；

    54.唐聚五中将，东北游击队总司令，1939年5月18日于河北平台山；

    55.马玉仁中将（追赠），苏鲁第一路游击司令，1940年1月3日于江苏望乡台；

    56.丁炳权中将，一九七师师长，1940年1月25日于江西武宁（病故）；

    57.郑作民中将，二军副军长，1940年3月3日于广西昆仑；

    58.钟毅中将，八十四军一七三师师长，1940年5月9日于湖北苍台（自戕）；

    59.张自忠上将，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1940年5月16日于湖北南瓜店；

    60.张敬中将（追赠），三十三集团军高参，1940年5月16日于湖北南瓜店；

    61.戴民权中将，豫南游击第五纵队司令，1940年5月于河南遂平；

    62.蒋志英中将，浙江台州守备司令，1941年4月于浙江台州；

    63.王竣中将（追赠），新二十七师师长，1941年5月9日于山西台寨；

    64.梁希贤少将，新二十七师副师长，1941年5月9日于山西台寨（自戕）；

    65.陈文杞少将，新二十七师参谋长，1941年5月9日于山西台寨；

    66.唐淮源上将，三军军长，1941年5月12日于山西县山；

    67.寸性奇中将，三军十二师师长，1941年5月13日于山西毛家湾（自戕）；

    68.陈中柱中将（追赠），鲁苏皖边区游击四纵队司令，1941年7月1日于江苏武家泽；

    69.金崇印少将，十七军参谋长，1941年9月16日于山西横水镇（被俘殉难）；

    70.石作衡中将（追赠），七十师师长，1941年9月6日于山西绛县；

    71.赖传湘中将（追赠），一九0师代师长，1941年9月24日于湖南梁家段；

    72.朱实夫少将，新三师副师长，1941年9月25日于甘肃；

    73.李翰卿中将（追赠），五十七师步兵指挥官，1941年9月27日于江西上高；

    74.武士敏中将，九十八军军长，1941年9月29日于山西东峪；

    75.朱世勤中将（追赠），暂三十师师长，1942年5月4日于山东潘庄；

    76.郭子斌少将，暂三十师副师长，1942年5月4日于山东潘庄；

    77.戴安澜中将（追赠），二00师师长，1942年5月26日于缅甸茅邦村；

    78.王凤山中将（追赠），暂四十五师师长，1942年6月23日于山西张翁村；

    79.胡义宾少将，九十六师副师长，1942年7月于缅甸埋通；

    80.张庆澍少将，鲁苏战区高参，1942年8月于山东唐王山；

    81.周复上将（追赠），鲁苏战区政治部主任，1943年2月21日于山东城顶山；

    82.张少舫少将，一一三师参谋长，1943年2月21日于山东城顶山；

    83.高道先少将，山东铁道破坏总队长，1943年5月于山东；

    84.江春炎少将，一一四师参谋长，1943年7月4日于山东邹县；

    85.彭士量中将（追赠），暂五师师长，1943年11月15日于湖北石门；

    86.许国璋中将（追赠），一五0师师长，1943年11月21日于湖北诹市（自戕）；

    87.孙明瑾中将（追赠），预十师师长，1943年12月1日于湖南常德；

    88.卢广伟少将，骑八师副师长，1944年5月5日于安徽颖上；

    89.李家钰上将（追赠），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1944年5月21日于河南秦家坡；

    90.陈绍堂少将，三十六集团军步兵指挥官，1944年5月21日于河南秦家坡；

    91.周鼎铭少将，三十六集团军副官处长，1944年5月21日于河南秦家坡；

    92.王剑岳少将，八师副师长，1944年6月10日于河南灵宝；

    93.王甲本中将，七十九军军长，1944年9月7日于湖南东安；

    94.阚维雍中将（追赠），一三一师师长，1944年11月9日于广西桂林（自戕）；

    95.陈济恒中将（追赠），桂林防守司令部参谋长，1944年11月10日于广西桂林（自戕）；

    96.吕旃蒙中将（追赠），三十一军参谋长，1944年11月10日于广西桂林；

    97.史蔚馥少将，广西绥靖公署高参，1944年11月于广西永福；

    98.齐学启中将（追赠），新三十八师副师长，1945年5月13日于缅甸仰光；

    在过往的岁月里，这份名单，曾经因为政治原因被淡化。随着时代的进步，这个话题不再是禁忌，尤其是随着海峡两岸关系趋暖，谈论的人越来越多。这些抗战英烈已几乎全部被当地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曾经很陌生的名字越来越为人们所熟识。

    但是，一个新的话题出现了。有的网友说，共产党军队的将领中，只有副参谋长左权称得上是将军，其余都是普通指挥员。有的网友据此否定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之功。

    我不否认中国国民党在正面战场所作出的牺牲和贡献，但如果据此否定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之功，无疑是骄枉过正，有失偏颇。

    国共第二次合作之初，中共曾派出一批干部进入国民政府任职，其中有31位高级指挥员被国民政府授予将军军衔。后来，蒋介石制止这个做法，再没有共产党人被国民政府授衔。虽然八路军和新四军名义上隶属于国民革命军领导，但国民政府并没有为这两支队伍授衔。因此，八路军和新四军的绝大多数将领是没有军衔的，更不存在牺牲后被国民政府追赠军衔的情况。

    抗战时期，在国民革命军的阵亡将领中，有近60人牺牲后被国民政府追赠为少将。如果以少将军衔作为衡量高级将领的标准，那么可以说，这近60人生前并非是高级将领，死后的追赠则是一种荣誉。而对共产党阵亡的高级指挥员来说，他们生前没有被国民政府授予将军军衔，死后也没有享受到国民政府的这份殊荣，这显然是不公平的。

    国民革命军的军衔制度比较宽松，一些团级军官可以授上校至少将军衔，旅长可以授少将至中将军衔，师长可以授少将、中将甚至上将军衔。因此，有相当一部分将军的实力与其军衔并不相称。

    曾有人拿抗战时期国共两军作过一番比较：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虽然生前是中将，死后被追赠为上将，但其实际兵力不足5000人；而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冀东军分区副司令员包森，牺牲时仅26岁，却已拥兵八千，但他生前死后却什么军衔也没有。暂三十师师长朱世勤生前虽然贵为少将，实际兵力仅1500人，最多时也不到3000人，而他死后却被追赠为中将。四一六团团长张树桢、五一0团团长刘眉生，兵力均在千人以下，死后却都被追赠为少将。而八路军团长叶成焕，其作战实力与朱世勤最强时相近，其生前死后连上校衔也没有。在国民革命军，甚至一些职务偏低的虚职军官，死后也被追赠为少将，如大荔县保安副司令薛如兰。如果以此类推，八路军的县大队大队长，死后也可以追赠为少将。

    有人据此揶揄国民政府：东北抗日联军司令赵尚志，曾经拥有4.5万多人的正规武装和2万人左右的地方游击武装，国民政府是不是该追认他个元帅军衔？

    （不过，对上述的赵尚志兵力，我不敢肯定。据我掌握的资料，赵尚志28岁时，曾身兼四大职务：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军长、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执委会主席、东北抗日联军政治军事学校校长。在其军事生涯巅峰期，手中的第三军有10个师，6000余人，是东北抗联人数最多、建制规模最大的部队。）

    我搜集了一份抗战时牺牲的共产党高级指挥员的名单，他们的职务均在副旅职（纵、支队、军分区）、东北抗日联军副军职以上，其作战实力不低于国民政府部分追认的中将。在这份并不完整、肯定有遗漏的名单中，八路军及中原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有114位，新四军（不包括叶挺、项英等被国民党杀害者）的有14位。此外，还有28位东北抗联的高级将领。

    目睹着这份国共两党阵亡将领名单，我在心里深深叹息：这一个个冰冷的名字，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啊！在他们的背后，隐藏多少惊心动魄，鼓满多少血雨腥风，蕴含多少荡气回肠！

    时至今日，再纠缠于国共两党抗战功劳孰大孰小，都是陈旧过时的观点。我们是否可以达成这样的共识：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与日本侵略者之间的战争，我们应该超越党派之争，无论是国民党的军队，还是共产党的军队，都是中国的军队，值得我们的后人共同铭记。

    记住他们，就是不忘中华民族的屈辱；记住他们，就是激荡中华民族的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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