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边店和路边店其实又不一样。一部分路边店的生意仰仗着白天；而另外的一部分所看重的则是夜间，他们的生意具有鬼市的性质，要等到下半夜生意才能够跟上来。主顾们大多是一些“吃夜饭”的人：出租车的二驾，洗浴中心或歌舞中心的工作人员，酒吧与茶馆的散场客，麻友、粉友、身份不定的闲散人员，鸡、鸭，当然也有艺术家。高档的地方艺术家们待腻了，他们终究是讲究情调的，就到这样的地方换换口味，偶一为之罢了。
起居正常的人往往并不知道下半夜的热闹。城管人员在夜里头通常偷懒，而值夜班的警察又不愿意多管闲事，路边店的店主们就放肆起来了。他们能把他们的生意做到马路的牙子上来，也就是所谓的占道经营。他们在梧桐树的枝杈上拉开电线，装上电灯，再搁几张简易的桌椅，生意就这么来了。他们的炉火就生在马路边，炒、煎、炸、烧、烤，一样也不缺。马路被他们弄得红红火火的，烟雾缭绕的，一塌糊涂的，芳气袭人了。这正是都市里的乡气，是穷困潦倒的，或者说不那么本分的市民们最为心仪的好去处。
十二点不到的样子，沙复明、张宗琪、王大夫、小孔、金嫣、徐泰来、张一光、高唯、杜莉、小唐等一干人走到将军大道109—4号来了，连金大姐都特意赶来了。在深夜，在街面寥落的时分，他们黑压压的，一起站在了将军大道109—4路边店的门口。路边店的老板与伙计们都见过他们，三三两两地见过，差不多都是熟脸，可这样大规模地相见还是第一次。老板十分热乎地走了出来，对着一大群的人说：“都来啦？什么喜庆的日子？”
没有一个人答腔。沙复明莞尔一笑，说：“也不是什么喜庆的日子，大家都辛苦了，聚一聚。”
“这就给你们安排。”
沙复明的莞尔一笑却吃力了，他疲惫得厉害。从读完都红最后的那一句话开始，沙复明身上的力气就没有了。很突然地一下，他的力气，还有他的魂，就被什么神秘的东西抽走了。好在还有胃疼支撑在那儿。要不是胃疼，沙复明自己都觉得是空的了，每走一步都能听到体内空洞的回声。
沙复明原本是为了庆祝都红的出院邀请大伙儿出来宵夜的。也就是几个小时的光景，此一时，彼一时了。生活真是深不可测，总有一些极其诡异的东西在最为寻常的日子里神出鬼没。说到底生活是一个脆弱的东西，虚妄的东西，经不起一点风吹草动。都说盲人的生活单调，这就要看怎么说了。这就要看盲人们愿意不愿意把心掏出来看看了。不掏，挺好的，每一天都平平整整，每一个日子都像是从前面的日子上拷贝出来的，一样长，一样宽，一样高。可是，掏出来一摸，吓人了，盲人的日子都是一副离奇古怪的模样。王大夫哪里能不了解沙复明现在的处境，建议他把宵夜取消了，换一个日子，一样的。“何苦呢。”沙复明却没有同意。沙复明说：“都红出院了，总该庆祝一番的吧。”
是啊，都红出院了，是该庆祝一番。但是，这样的庆祝究竟是怎样的滋味，只有沙复明一个人去品味了。王大夫建议沙复明取消这一次的宵夜是真心的，当然，也不能说没有一点私心，中午时分他刚刚和小孔翻了脸，紧接着又和金嫣翻了脸，再接着又和徐泰来翻了脸，在这样的时候出来宵夜，真的不合适。别的人都不好对沙复明说什么，然而，心思却是一样的，巴不得沙复明把这一次活动取消了。沙复明偏偏就不取消，又能怎么办呢？大伙儿实在有点心疼沙复明了。——你这头犟驴，你怎么就这么犟的呢？一路上都没有人说话，又有谁感受不到沙复明心中的凄风与苦雨。他真是凄凉了。
比较下来张宗琪的心态就更复杂一些。无论是对都红，还是对沙复明，张宗琪都是惋惜的。但是，在惋惜之余，张宗琪的心中始终充满了一种怪异的喜悦。这喜悦没有来路，没有理由，是突发性的。读完了都红的信，张宗琪的心坎里咯噔了一下，仔细地一琢磨，张宗琪惊奇地发现，他的内心不只有惋惜，更多的原来是喜悦。这个发现吓了张宗琪自己一大跳，都有点瞧不起自己了。怎么会这样的呢？但是，这喜悦是如此的真实，就在张宗琪的血管里，在循环，在缠绕，刹不住车。想过来想过去，张宗琪想起来了，他其实一直都在盼望着都红离开。当然，是平平安安地离开。都红离开得并不平安，张宗琪最大的惋惜就在这里了。
这顿饭他不想吃，却也不能不吃。张宗琪就只能随大流，跟着了。
一群人站在了将军大道109—4号的门口，浩浩荡荡的，却又是三三两两的，就是没有一人说话。气氛实在是特别了，充满了苍凉，同样也充满了戾气。
一转眼的工夫伙计们就把桌椅给收拾好了。一共是两张。老板清点过人头了，还是两张比较合适。老板走到沙复明的跟前，请他们入座。沙复明却犹豫了，依照现有的情形，一定是他坐一张，张宗琪坐另外的一张。沙复明扶住椅子的靠背，嘴角突然就浮上了一丝古怪的神情。他和张宗琪走到今天的这一步，不能说是为了都红，公正地说，和都红一点关系都没有。然而，挖到根子上去，和都红又是有关系的。——可是，都红在哪里？都红她已经杳无踪影。
沙复明强打起精神，对老板说：“麻烦你把两张桌子拼在一起，我们一起吃。”
伙计们再一次把桌椅拾掇好了。这是一张由三张方桌拼凑起来的大桌子，呈长方形，长长的，桌面上很快就放满了啤酒、饮料、酒杯、碗筷。壮观了。是路边店难得一见的大场面。夜宴的头上是天，地上是地，左侧是开阔而又空旷的马路。它的名字叫将军大道。这哪里是一群盲人普通的宵夜，简直就是一个盛大的夜宴。
“坐吧。”沙复明说。
张宗琪站在沙复明的不远处，沙复明的话他不能装作听不见。但是，沙复明的话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对象，显然不是冲着自己来的。张宗琪就只好把“坐吧”衔在嘴里，隔了好半天才说：
“坐吧。”
两个“坐吧”没有任何语气上的逻辑关系，然而，究竟暗含了一种关系。他们都坐下来了，他们坐在了桌子的最顶端，一坐下来却又有些后悔，不自然了，有点如坐针毡的意思。两个胳膊都不动，就生怕碰到了对方的哪儿。
一群人还在那里犹豫。最为犹豫的显然是王大夫了。坐在哪儿呢？王大夫费思量了。小孔在生他的气。金嫣在生他的气。徐泰来也在生他的气。坐在哪里他都不合适。小孔生气王大夫倒不担心，究竟是一家子，好办。金嫣和徐泰来却难说了。想过来想过去，王大夫决定先叫上小孔。王大夫的鼻尖嗅了几下，终于走到小孔的面前了，拽了拽小孔的衣袖。小孔不想答理她。一把就把王大夫的手甩开了。很快。很猛。她不要他碰。脸都让你丢尽了，一辈子都不想再看见你！王大夫的眼睛“正视”着正前方，这一次却抓住了小孔的手腕，使劲了，绝不能让小孔的胳膊弄出动静来。小孔的驴劲却上来了，开始发力，眼见得就不可收拾了。王大夫轻声对着小孔的耳朵说：“我们是几个人？”
王大夫的这句话问得没有由头，也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身边的人还以为他在清点人数呢。但是，小孔却是懂得的。这句话她记得。这句话她问过的。是她在床上问王大夫的。王大夫当时的回答是“一个人”。后来王大夫的高潮就来了，而她的高潮紧接着就接踵而至。那是他们最为奇特的一次性爱，小孔这一辈子也不能忘怀。小孔的胳膊突然就是一软，连腿脚都有些软了。爱情真是个古怪的东西。像开关。就一秒钟，一秒钟之前小孔还对王大夫咬牙切齿的，一秒钟之后，小孔的双唇不由自主地张开了，她的牙齿再也发不出任何的力量了。小孔反过来把王大夫的手握紧了，她在私下里动用了她的手指甲。可推拿师的指甲都很短，小孔使不上劲了，只好把她的手指抠到王大夫的手指缝里。王大夫拉着小孔的手，一直在小心地观察，最终，他和小孔选择了金嫣与徐泰来的正对面。这是一个上佳的空间关系，具有无限丰富的积极含义。
大伙儿都入座了，谁也没有说话。酒席上冷场了。张一光一个人坐在桌子的那一头，他已经端起了酒瓶，像个局外人，一个人喝上了。张一光平日里可不是这样的，一闻到酒味他的话就多。推拿中心谁还不知道呢，他像啤酒，一启封酒花就喷出来了。他这个人就是一堆酒泡沫。
王大夫一直在思忖，渴望着能和金嫣、徐泰来说点什么。但是，酒席上的气氛始终是怪异，除了有节制的咀嚼和瓷器的碰撞，一点多余的声音都没有。王大夫就想起了张一光。他希望张一光能够早一点活跃起来，说点什么。只要他开了口，说话的人就多了。说话的人一多，他就有机会对金嫣和徐泰来说点什么了。当然，得找准机会，得自然而然的。要不然，反而会把两家的关系越搞越糟。
张一光就是不说话。张一光是一个边缘人物，一直得不到大伙儿的关注罢了。他不说话其实已经有些日子了。他的心里隐藏着一个天大秘密，是小马的秘密。张一光去过洗头房了——小马究竟为什么离开，小马现在是怎样的处境，整个推拿中心只有他一个人知道。张一光的心中充满了说不出口的懊恼，要不是他，小马断然不会离开的。是他害了可怜的小马。他不该把小马带到洗头房去的。有些人天生就不该去那种地方。小马，大哥是让你去嫖的，你爱什么呢？你还不知道你自己么？你就这个命。爱一次，就等于遭一次难。
桌子的这一头没有动静，桌子的那一头也还是没有动静。沙复明和张宗琪都出奇的安静，这安静具有克制的意味，暗含着良好的心愿，却矜持了。两个人的内心都无比的复杂，有些深邃，积蓄了相当大的能量。这能量一时还找不到一个明确的线路，有可能大路通天，一下子就往好的地方走了；但是，一言不合，坏下去的可能性也有。两个人都格外的小心，尽一切可能捕捉对方所提供的信息，同时，尽一切可能隐藏自己的心迹。好在两个人都有耐心，急什么呢？走着瞧吧。一起肃穆了。
沙复明把啤酒杯端起来了，抿了一小口；张宗琪也把啤酒杯端起来了，同样抿了一小口。张宗琪以为沙复明会说些什么的，没有。沙复明突然站起了身。他站得有些快，有些猛，说了一声“对不起”，一个人离开了。张宗琪没有回头，他的耳朵沿着沙复明的脚步声听了过去，沙复明似乎是去了卫生间。
沙复明是去吐。要吐的感觉来得很突然，似乎是来不及的意思。好在沙复明忍住了，好不容易摸到卫生间，沙复明一下子欠过上身，“哇啦”就是一下，喷出去了。沙复明舒服多了。他张大了嘴巴，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怎么弄的？”沙复明对自己说，“还没喝呢。”
沙复明一点都不知道他的这一口只是一个开头。还没有来得及擦去眼窝里头的眼泪，沙复明再一次感到了恶心。一阵紧似一阵的。沙复明只好弯下腰，一阵更加猛烈的呕吐又开始了。沙复明自己也觉得奇怪，除了去医院的路上他吃的两个肉包，这一天他还没怎么吃呢，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东西？他已经不是呕吐了，简直就是狂喷。
一个毫不相干的客人就在这个时候走进了卫生间。他们在打赌，看谁喝得多，看谁不用上厕所。他输了，他膀胱的承受力已经到了极限。他冲到卫生间的门口，还没有来得及掏家伙，眼前的景象就把他吓呆了。卫生间里有一个人。他弓着身子，在吐。满地都是血。猩红猩红的一大片。连墙壁上都是。
“兄弟，怎么了？”
沙复明回过头来，莞尔一笑，说：“我？我没事的。”
客人一把拉住沙复明，回过头来，大声地对着外面喊道：“——喂！喂！你们的人出事啦！”
沙复明有些不高兴，说：“我没事。”
“——喂！喂！你们的人出事了！”
第一个摸到卫生间门口的是王大夫。王大夫从客人的手上接过了沙复明的胳膊。王大夫一接过沙复明的胳膊客人就跑了。他实在是憋不住了。他要找一块干净的地方把自己放干净。
沙复明说：“没喝多啊。还没喝呢。”
王大夫不知道卫生间里都发生了什么，但是，沙复明的胳膊和手让他产生了极其不好的预感。沙复明的胳膊和手冰凉冰凉的。还没有来得及细问，沙复明的身体慢慢地往下滑了，是坍塌下去的模样。“复明，”王大夫说，“复明！”沙复明没有答理王大夫。他已经听不见了。
夜宴在尚未开始的时刻就结束。推拿中心的人一起出动了，他们一共动用了四辆出租车，出租车朝着江苏第一人民医院呼啸而去。王大夫、张宗琪和沙复明一辆，其余的人则分乘了三辆。到底是深夜，马路一片空旷，也就是十来分钟，王大夫背着沙复明来到了急诊室，这个时候的沙复明已经是深度昏迷了。王大夫气喘吁吁地说：“大夫，快！快！”
推拿中心的盲人们陆陆续续地赶到了医院，同样是气喘吁吁的。他们堵在了急诊室的门口，急切地希望能从急诊室里头听到一些什么。护士简单地处理了一下沙复明的嘴角，他的身上到处都是血。一个医生走到王大夫的面前，问：“什么原因？有什么预兆没有？”
王大夫说：“什么什么原因？”
医生知道了，他看不见的。“你的朋友大出血，有什么预兆没有？”
王大夫说：“没有啊。”
医生问：“他有什么病史？”
他有什么病史呢？王大夫就呆在医生的面前，突然想起了警察对他说过的话：你有义务为我们提供真相。
王大夫有义务。王大夫想为医生提供真相。但是，王大夫什么都不知道。即使沙复明是他的同学、朋友和老板，他也不知道。沙复明有什么样的“病史”呢？王大夫只能紧张地“望着”医生，和医生面面相觑。
“赶快告诉我们，时间紧，这很重要。”
王大夫知道这很重要，他很急，不由自主地扭过了脑袋。门外正站着他的同事们。但是，没有人开口。没有一个人知道。王大夫的心窝子里头突然就是一阵凉，是井水一样的凉。自己和复明，自己和他人，他人和复明，天天都在一起，可彼此之间是多么的遥远。说到底，他们谁也不知道谁。
他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面面相觑。他们在面面相觑。是耳朵在面面相觑，彼此能听到粗重的喘息。
急诊室忙碌起来了，医务人员在不停地进出。王大夫从急诊室退了出来，他们十分自觉地让开了一条道，一部分站在了过道的左侧，另一部分则站在了过道的右侧。他们鸦雀无声，谁也不肯开口说一句话。他们一动不动，没有人发出哪怕是一丝一毫的声音。而医护人员的脚步声却紧张起来了，一阵紧似一阵。他们以急诊室的大门为中介，进去了，出来了。又进去了，又出来了。王大夫他们只能慌乱吞咽。脚步的声音已经彻底说明了所有的问题。
整个过程王大夫只听到了一句话，是医生的一句话：“立即送手术室。剖腹探查。”
急诊室的大门打开了，沙复明躺在床上，被两个护士推了出来。她们必须把沙复明送到手术室去。盲人们尾随在手推床的后面，来到了电梯的门口。沙复明被送进了电梯，除了沙复明，护士拒绝了所有的人。高唯胡乱地扑到一个医生的身边，问清了手术室的方位，一把拉住了王大夫的手。王大夫又拉起张宗琪的手。张宗琪又拉起金嫣的手。金嫣又拉起小孔的手。小孔又拉起徐泰来的手。徐泰来又拉起张一光的手。张一光又拉起杜莉的手。杜莉又拉起了小唐的手。小唐又拉起了金大姐的手。他们就这样来到了手术室的门口，站定了，松开手，分出了两列，中间留下了一条走道。
一个护士来到队列的中间，问：“你们谁负责？需要签字。”
王大夫往前跨出了一步，张宗琪却把他拦在了一边，护士便把签字笔塞到了他的手上。张宗琪直接把签字笔送进嘴边，咬碎了，取出笔芯，用他的牙齿拔出笔头，对着笔芯吹了一口气，笔芯里的墨油就淌出来了。张宗琪用右手的食指舔了一些墨油，伸出大拇指，捻了捻。匀和了，就把他的大拇指送到护士的面前。
手术室的过道真静啊。王大夫活这么大也没有听到过这样的静，仿佛被什么巨大的重量“镇”住了，被摁在了一块荒芜的空间里。王大夫张宗琪他们就这样被“镇”了一小时五十三分钟，眼珠子都快突出来了。没有人开口去问。问是不好的。盲人在任何时候都坚信，只有别人带来的才是好消息，别人的消息时常令他们喜出望外。
一小时五十三分钟过后，医生从手术室出来了。大伙儿一起围上去。医生说：“手术很好。”医生说：“能做的我们都做了。”医生说：“但现在我们还不知道结果。”医生最后说：“我们还要观察七十二个小时。”
“我们还要观察七十二个小时。”这不是最好的消息，但无疑是一个好消息——起码，沙复明到现在还是沙复明。然而，王大夫一直在犹豫，那个躺在里头的、每天和他们生活在一起的沙复明究竟是谁呢？他的病不可能是今天才有的，他一定是病得很久了。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哪怕是一丁点的消息。所有的人都对他一无所知——沙复明一直是他们身边的一个洞，一个会说话的洞，一个能呼吸的洞，一个自己把自己挖出来的洞，一个仅仅使自己坠落的洞。也许，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洞。他们每一个人都在向着无底的、幽暗的深处疯狂地呼啸。这么一想王大夫就觉得自己也坠落下去了，突然就是一阵难受。他太难受了，也许还有一阵致命的惊悚。王大夫一个趔趄，整个身躯都摇晃了一下，他要哭。王大夫告诉自己，不能。不能让自己变成一个洞。他的脚后跟就碰到身边的小孔了。王大夫拽住小孔，像拽住一根稻草。此时此刻，王大夫是多么的孱弱，他一把就把小孔搂在了怀里，下巴搁在了小孔的肩膀上，他眼泪出来了，鼻涕也出来了，弄得小孔一身。王大夫语无伦次了：“结婚。结婚。结婚。”他带着哭腔哀求说：“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像样的婚礼。”
王大夫怀里的女人不是小孔，是金嫣。金嫣当然是知道的，却怎么也不情愿离开王大夫的胸膛。金嫣也哭了，说：“泰来，大伙儿可都听见了——你说话要算数。”
跟在医生后面的器械护士目睹了这个动人的场面，她被这一群盲人真切地感动了。她的身边站着的是高唯。一回头，器械护士的目光就和高唯的目光对上了。高唯的眼睛有特点了，小小的，和所有的盲人都不太一样。护士对着高唯的眼睛看了一会儿，终于有点不放心。她伸出手，放出自己的食指，在高唯的眼前左右摇晃。高唯一直凝视着护士，不知道她要做什么，就把脑袋侧过去，同样伸出手，捏住了护士的手指头，挪开了。高唯对着护士眨巴了一下眼睛，又眨巴了一下眼睛。
护士突然就明白过来了，她看到了一样东西。是目光。是最普通、最广泛、最日常的目光。一明白过来护士的身体就是一怔。她的魂被慑了一下，被什么洞穿了，差一点就出了窍。
酥松，低温，这就是我眼中的新人际
张莉：还记得当年读《哺乳期的女人》时的感受。它关注的是农村留守儿童，孩子对出外打工的母亲的思念完完全全地落实在了一个毫不相干的女人身上，这一点打动了许多人。去年重读，我觉得你非常敏锐地触摸到了一种人际，——时代变了，中国的人际也变了，这包括着一种价值观的变迁。
毕飞宇：《哺乳期的女人》是我在1995年写的，我当时的立足点还不是“空村”与“空镇”，而是传统家庭模式的消失。“基本国策”实施于1982年，从此，我们的“家”成了一个简约的东西，人与人之间变得酥松。为什么要说酥松呢？因为“三口之家”特别地脆弱，面对教育、卫生、社会安全、保险、就业等庞大的压力，我们很容易神经质，只要有一个小小的意外，一个家眨眼之间就可能倒了；与此同时，我们对下一代的期待也是神经质的，差不多到了癫疯的地步。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不知道我们的价值观会有怎样的变迁，我就知道一点，我们的价值观会伴随着病兆，带有捉摸不定和火急火燎的倾向，缺乏承受力，缺少绵延性。
张莉：《家事》就是关注的这一点吧，在孩子们的世界里，学校是“单位”，也是“宗族”，同学们变成了夫妻、母子、父女，还是“亲戚”：妯娌、叔侄、姑嫂、子舅等等，孩子们模拟着日常的、但已经是“历史”的关系，读者能感受到一种渴望。这小说引起很大反响，它是从特殊的视角书写了人们内心深处的冷清。
毕飞宇：利用这个机会，我再说一次，《家事》不是一个关于恋爱的故事，这是一个“戏仿”的故事，它是一代人对我们传统家庭模式的一次集体性的戏仿。——为什么要戏仿？因为“家”消失了，说得文气一点，只剩下一个背影。从这个意义上说，《家事》也是一个“凭吊”的故事，孩子们在过家家。作为一个写小说的，我没有能力也没有兴趣做学理上的分析，我只是和孩子们一起“冷清”了一次，用小说里的话说，“清汤寡水”了一次。借用一个外交辞令，我表示了我的“严重关注”。——家庭模式的变异会改变人的基因，甚至改变一个民族的基因，这一点我可以肯定。
张莉：这是从内部这个角度来说的，这个问题也许我们还可以换一个角度。
毕飞宇：差不多就在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实施的同时，经济改革开始了。中国的经济改革还有一个背景，那就是我们刚刚从“文革”当中走出来，我们急于摆脱红色意识形态，却没有意识到文化的再建，更没有意识到人是有灵魂的，这一来，市场经济的“利益原则”在我们这里就有些变态。
张莉：小时候，觉得生活的目标就是过上像西方人那样的生活：“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以为有了这样的生活就有了一切，现在想想，原来不是。
毕飞宇：欧美也是市场经济，但是，不一样。第一，他们的游戏规则是有效的；二，他们有基督文化背景。《圣经》上有一句话：“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这里头就有一个问题，我把这个问题叫做“天堂压力”。卡耐基有一句名言：“拥巨富而死者以耻辱终”，洛克菲勒也有一句名言：“尽其所能获取，尽其所有给予。”这两句话和“天堂压力”都有直接的关系。——这一来有趣了，在天堂的压力下面，他们的财富有了一个温暖的、开阔的去向。
张莉：我们没有天堂压力，也没有敬畏感。
毕飞宇：我们没有天堂压力，这很好。可是，这也带来了另一个问题，我们在创造财富的同时，财富其实是没有去向的，“给儿子呗”，这也许算一个。“为什么要挣钱？”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处在本能阶段，远远没有上升到一个理性的高度。我们是在“穷疯了”这个背景上踏上挣钱之路的，说白了，我们在挣钱的时候心里只有钱，没有人，换句话说，我们的心中没有“他者”——造卖假药和霸占善款也许是最极端、最疯狂的例子。这也就带来了人际上的第二个特点，人与人之间的温度在降低。
张莉：酥松，低温，概括得很形象。我想到你的小说《相爱的日子》，两个大学毕业生在陌生的城市互相取暖温存。小说的结尾是她给他看手机上候选对象的照片，他帮她选择嫁给哪个有车有房的男人更可靠，之后就是友好分手。
毕飞宇：《相爱的日子》写了一个低温的爱情，低到什么地步？低到了37.5℃之下。你可以回过头去看看，我在小说里不厌其烦地交代体温、天气，我还不厌其烦地描写了性。在我所有的小说中，这篇小说的性描写差不多到了我自己都不能接受的地步，——正式发表的时候，编辑其实是做了处理的。你知道么，我在写这篇小说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麻烦，除了性，我不知道我还可以往哪里写，你明白我的意思么？我在人才市场里遇见过很多很多这样的年轻人，许多人的生活是这样的——我编都编不出什么来。这真是一次太难忘的写作经历。
张莉：这小说让人想到鲁迅的《伤逝》，相爱的男女主人公都是外省青年，生活在城市的边缘。不同也很明显，子君与涓生的精神世界很强大，他们不认同他人/社会的判断标准；而在《相爱的日子》里，世俗的价值判断影响着他们的行为，他们不得不接受。
毕飞宇：你所谈到的问题是重要的，五四时期的知识青年有一个基本特征，那就是内心充满了“创世纪”的愿望，不管他们是颓废还是绝望的，创世纪终究是他们内心的一个重要元素。现在不一样了，我们的文化心态是世纪末的，世纪末的文化心态有两个特点，我把它总结成两个词，一，急功，二，近利，它和创世纪的“功利原则”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急功，近利，它既是经济，也是文化，更是政治。
张莉：更极端的也许是出现《睡觉》（《人民文学》2009年第10期）。小说最后，当那个二奶小美想和一起遛狗的男大学生在草地上睡个“素觉”时，男学生向她伸出了五个手指（五百块钱），这让人读了很寒冷。我觉得，《相爱的日子》与《伤逝》最大的不同在于，在资本面前，爱与尊严都变得那么无足轻重。——这就是单纯GDP主义的结果，在强大的资本面前，人是何等渺小。
毕飞宇：关于金钱，我不得不说民间。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不是出在金钱上，而是出在民间社会的不发达上。这些年我们一直在谈民间，事实上，在庞大的国家面前，我们良性的民间社会非常非常地无力，更加糟糕的是，我们良性的民间力量还有被进一步扼制的趋势。如果我们良性的民间社会高度发展起来了，有力了，结果将会怎样？——它必将影响到金钱的流向，良性的民间社会有一个基本功能，参与财富的再分配。这个再分配将是有益的，它不是“多劳多得”，相反，它可以映照出“多劳多得”的简单与粗暴。
张莉：《哺乳期的女人》、《彩虹》、《家事》等小说呈现了你眼中的中国人际伦理的变迁，某种程度上也是发展和社会的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你尝试着将我们这个时代的普遍性困惑表达出来。
毕飞宇：你说出了一个很要紧的词：困惑。作为一个写作的人，我感受得最为充分的就是这个东西，困惑。为什么会困惑呢？在许多问题上，我发现我时常陷入相对主义，我不得不说，在许多问题面前，我是一个相对主义者。为了摆脱这种困惑或相对主义倾向，我只能在面对问题的时候给自己一个范畴：那就是中国。所谓发展，是中国的发展，所谓现代化，也是中国的现代化。这一来事情似乎就简单一点儿了。
张莉：中国毕竟是我们身在的场域。
毕飞宇：中国的发展是好事，中国的现代化也是好事，但是，问题来了，我是写小说的，我的立场很简单，那就是批判与怀疑。我不认为我的批判与怀疑有多大的作用，但是，写小说的人就是这样，他在本质上是一个弱者，他有悲观的倾向，他对伤害有一种职业性的关注，然后是批判，——与其说这是责任，不如说这是神经类型，小说家的气质与心智决定了他们只能这么干。一个小说家最大的困惑也许就在这里：即使他认为路必须是这么走的，他也要质疑，他也要批判。
我们并没有进入多元化时代
张莉：你的《玉米》、《玉秀》、《玉秧》很有影响，写的是“文革”里和“文革”之后三个女性的命运，外文版被翻译为《三姐妹》。我喜欢《玉秧》，它写了“一场灾难有多长”，——“文革”遗留的日常暴力如何进入我们日常生活，“文革”期间的告密、揭发和惩罚如何延续，小说非常细致地展示了出来。
毕飞宇：我写《玉米》是2000年的事，你知道的，我最早渴望的是一个爱情故事，后来“跑偏”了，写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现在的问题是，我为什么会“跑偏”？我认为这个话题对我个人来讲也许更有意思。
张莉：小说换了走向，一定会有它的原动力。
毕飞宇：许多事情是要回过头来看的，我记得那个时候，其实更早，一些学者开始为“文革”唱赞歌，还有理由，比方说：“文革”期间没有现在这样的贫富差距，“文革”期间没有腐败，“文革”期间农村的医疗卫生比现在要好。——沿着这样的思路，我们能不能说，希特勒灭绝犹太人为人类的人口问题做出了贡献？
张莉：所以，你想表达自己的看法？
毕飞宇：对。我的许多小说其实都是我的发言稿，在许多问题上，我是一个渴望发言的人，但是，我知道我的短处在哪里，长处在哪里，我知道用什么样的发言方式更适合我，我的不少小说就是这么产生的。刚才你谈到了《玉秧》，在这里我还想补充一句，《玉秧》是我最为重要的表达之一，虽然《玉秧》没有《玉米》那样的影响力，但是，对我而言，它的重要性一点也不亚于《玉米》，甚至更重要。
张莉：《平原》写的是“文革”，在2005年被评为年度十大好书。里面有个知识分子顾先生，他只会背“唯物论”，几乎被异化到完全没有日常生活能力。这是对“伤痕文学”知识分子形象书写的戏拟与反叛。你说过自己是“伤痕文学”的读者，但对它们不满意。
毕飞宇：我写《平原》已经是2003年了，不是1980年，更不是1978年。我和“伤痕文学”作家处在完全不同的精神背景上。事实上，我说我对“伤痕文学”不满意，完全是看人挑担不吃力。中国当代文学必须要从那儿经过，这一点毋庸置疑。不过，话又要反过来说，如果我现在的声音和1978年是一样的，那是多么巨大的一个悲剧。一个人和历史的关系就是这样奇特，有时候，离得远了，你反而能看得更加清晰。这不是我有异样的禀赋，我只想说，时间是一个营养丰富的东西，我们不能被它“过”了，我们得吃它。
从1978年起，我在父亲的影响下开始阅读中国的当代文学，当然，附带着我还关注思想争鸣与历史研究，一直到现在。没有这三十多年的阅读、“吃”，我下不了《平原》这颗蛋。
张莉：你的很多小说都是以“文革”为背景的，这表明你是对“文革”念念不忘的作家，“带菌者依然存在”是你对“文革”的认识和态度吗？
毕飞宇：“文革”有两个方面的基本内容，一、事件，二、精神，这是一个常识。我觉得我们中国有一个巨大的问题，许多事情大家都知道，谁也不愿意说出来。一句话在牙齿的内口还是在牙齿的外口差别是极其巨大的，在外口，就是一句人话，在内口，顶多就是一个屁。我们都知道一个词，叫真相，所谓真相，它的前提就是“说出来”，不说出来就不是，真理也是这样，不能被言说的真理肯定不是真理，所以呢，我想说，牙齿是检验真理的第二标准。很可惜，我们太沉醉、太痴迷于“可意会而不可言传”这个玄奥的东方美学，还有含英咀华的表情。对“文革”也是这样，我们只谈事件，不提精神。我在《平原》的结尾处安排了一个带菌者的角色，无非是想说出一个简单的事实，事件结束了，精神却还在。
张莉：你喜欢使用“文革”语言和政治话语进入日常生活，既幽默又讽刺。作为一位对语言敏感的作家，你不是无意识地使用。
毕飞宇：我当然不会认为我是一个对语言没有敏感的人，但是，我还是要说，《玉米》和《平原》里的那些语言，我并没有在写作之前就把它们预备好，这是真的。我经常说，写作是一个系统，你只有进入了那个系统你才可以工作。在《玉米》和《平原》里，我大量地使用了“文革”语言和政治话语，为什么会这样？我告诉你——光线暗了，我们的瞳孔自然而然地就放大了。
张莉：“自然而然就放大了”正说明了你的“时刻准备着”吧，语言几乎是一个人的身份标志，是形式也是内容。
毕飞宇：语言是一个大问题，它的意义远远超越了语言本身。你注意到没有，许多对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人，撇开善恶，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他们都是语言大师。医生们常说，健康是“吃”出来的，我想说，思想是“读”出来、“听”出来的。“读”和“听”和语言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语言不是精神，但语言和精神有配套的关系，“文革”语言和“文革”精神是配套的，维多利亚语言和维多利亚时代是配套的。二次大战之后，德国为了重塑德国，他们在语言上花了很大的力气。我们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做得很不够。
张莉：我们这个时代的语言有什么特点？
毕飞宇：我们这个时代有粗鄙化的倾向，这个粗鄙化在语言上的体现尤为充分。
张莉：“粗鄙化倾向”——这真是小说家的感受力，我觉得可以充分地谈谈。
毕飞宇：我们都在说，我们处在一个价值的多元化的时代，很好听，是吧？其实，我觉得不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多元”，本质上是我们什么都不相信，真是什么都不信。价值的基本价值就是信，它的使用价值也是信，不信是驴头，多元是马嘴，它们根本对不上。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只是进入了一个更加利己和可以利己的时代，而不是多元化时代。价值从一元走向多元，这个过程比我们想像的要艰难许多，没那么简单。
张莉：北岛曾经说：“我不相信”，不过，那不相信与现在的这个不相信不一样。
毕飞宇：不一样。北岛的时代是强迫人们“信”的时代，“大多数”其实是“被信”了，北岛说“我不相信”，那是惊天动地的。我们现在的“不信”是什么都不相信，为了安全，我们做得最多的事情是作践我们自己，把自己弄成地上的一堆狗屎，这多安全呢，永远也摔不着。——粗鄙恶化倾向就是这么来的：我是狗屎，你能拿我奈何？这有意思么？没有。
张莉：你有篇文章说，因为有了手机，我们已经出现了一种“新语言”。我也有同感。
毕飞宇：是的，我写过一篇这样的文章。虽然我本人没有手机，可是，我熟悉手机的语言，我不知道你如何看待那样的语言，那种暧昧的、半真半假的、进退自如的、油腔滑调的语言，大部分是调情的。——我的意思是说，即便是调情，这里头也应该有真实的东西，表明你喜欢一个人。
张莉：手机语言和网络语言非常相近，人面对面的时候是不会这样说话的，但有“凭借”就不同了，所谓调情，玩笑和戏仿的东西可能居多。
毕飞宇：我在写那篇文章的时候引用了两个人的话，一个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他批判当年的俄罗斯用了一个狠刀刀的词，叫“粗鄙地享受”。我觉得“粗鄙地享受”很像我们的今天，我另外还引用了哈代的一个词，叫“很讲究的情绪”，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今天所缺乏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对“粗鄙地享受”做进一步的说明，我猜，与此相应的也许正是“蒙昧时代”。
张莉：你的意思是，手机帮助我们沟通，但也毁坏我们的人际伦理？
毕飞宇：不是不是，绝对不是，手机没有任何问题，这个是一定的。我不喜欢的其实还是这样一种语言模式：赤裸又暧昧。为什么赤裸呢？目的性很强，功利性很强，暧昧则是武器，满身都是迷你色。——这和我们的基本心境倒是很吻合，又赤裸又暧昧。说到价值，我不知道我们今天在坚守什么样的价值，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它的气质：赤裸而又暧昧。
张莉：所以还是不用手机？
毕飞宇：我是宅男，没有必要把家里的电话线掐断了，然后再把电话拴在裤腰带上。
尊严不是个人问题，是社会问题
张莉：《推拿》写的是盲人推拿师的生活，残疾人对你的生活有过触动吗？
毕飞宇：我们先说点别的吧。我出生于六十年代的苏北乡村，在六十年代的中国乡村，存在着大量的残疾人。不知道你注意过知青作家的作品没有，在他们的作品中，人物的名字往往很有特点，经常是二拐子、三瞎子、四呆子、五哑巴、六瘫子。我想告诉你的是，这不是知青作家的刻意编造，在我的生活中，的确就有许多三瞎子和五哑巴。
张莉：这曾经是普遍现象。
毕飞宇：我对残疾人一直害怕，乡村的民间智慧是这样总结残疾人的：瘸狠、瞎坏、哑巴毒。瘸为什么狠？他行动不便，被人欺负了他追不上，这一来他的内心就有很深的积怨，一旦被他抓住，他会往死里打，他狠。“瞎坏”的“坏”指的是心眼，瞎为什么坏？他行动不便，被人欺负了也不知道是谁，这一来他对所有的他者就有了敌意，他是仇视他者的，动不动就在暗地里给人吃苦头。哑巴为什么毒呢？他行动是方便的，可他一样被人欺负，他从四周围狰狞的、变形的笑容知道了自己的处境，他是卑琐的，经常被人挤对，经常被人开涮，他知道，却不明白，这一来他的报复心就格外地重。我并没有专门研究过残疾人的心理，不过我可以肯定，那个时候的残疾人大多有严重的心理疾病，他们的心是高度扭曲的和高度畸形的。他们的心是被他人扭曲的，同时也是被自己扭曲的。
张莉：那时候，大家都没有尊严感，也意识不到自我和他人的尊严。
毕飞宇：在六十年代的中国乡村，人道主义的最高体现就是人没被饿死、人没被冻死，如果还有所谓的人道主义的话。没有人知道尊严是什么、尊重是什么。没有尊严和尊重不要紧，要紧的是要有娱乐。娱乐什么呢？娱乐残疾人。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取笑和模仿。还是说出来吧，我至今还能模仿不同种类的残疾人，这已经成了我的一块黑色胎记。
张莉：我想起来，赵本山很会模仿盲人。
毕飞宇：赵本山早期的代表作之一就是模仿盲人。他足以乱真的表演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送来了欢乐。我可以肯定，赵本山的那出小品不是他的创作，但却是他成长道路上一个黑色的环节。
张莉：不仅仅是他的成长经历，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经历。
毕飞宇：我要说的是，在六十年代的中国乡村，每个乡村不仅有自己的残疾人，还有自己的赵本山。不可思议的是，这些赵本山不是健全人，而是残疾人。我至今还记得一位这样的盲人，他叫老大朱。为了取悦村子里的父老乡亲，他练就了一身过人的本领，他的耳朵会动，他会模仿各种家禽与各种家畜的叫喊，他还能模仿瘸子、驼背和痨病患者。只要有人对他吆喝：瞎子，来一个，他就会来一个。请允许我这样说，他的生活是牛马不如的，但他很快乐，因为他知道，要让健全人快乐，他自己首先要快乐起来，他所谓的快乐就是作践自己。
张莉：很可怕，我小时候也有看别人作弄残疾人为乐的经历。
毕飞宇：其实我们是非常讲尊严的，你一定还记得《红楼梦》里的刘姥姥，她在进入贾府之后，为了得到几个小钱，她刻意做了那么多荒唐的事情，可是，在进门之前，你看看，她一遍又一遍地“拽板儿上衣的下摆”，要体面。这很叫人心酸的。刘姥姥的苦中作乐绝对没有“我就不是人，我就不要脸”这层意思。
张莉：所以，你要在意尊严。
毕飞宇：是的，我在意。其实一开始不是这样，我如此在意这件事是在我和盲人朋友相处之后。我们相处了很久了，他们有一个推拿中心，我每天在推拿中心进进出出，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了一个问题，门内和门外是有区别的：门内很在意尊严，门外则不那么在意。我感到我抓住了什么东西，也许我夸张了，我就觉得我抓住一个时代的问题，也许还是一个社会的问题。
张莉：《推拿》出版是在2008年10月。那一年我们刚刚经历大地震——两分钟，我们不仅有八万同胞离世，还有成千上万的人被截肢。电视上常有地震中的少年被带到舞台上讲述自己的苦难，那些孩子还要在公众面前接受礼物，主持人要求他们不断地说谢谢。看电视时我想到《推拿》中的都红，面对捐款她悄悄离开了。认识尊严有很长的路要走，尤其是对当下的中国社会而言。
毕飞宇：《推拿》的第二稿是5月10号写完的，三天之后，也就是5月12号，四川地震了。老实说，守在电视机前，到了6月，我的心情就开始复杂了。我想说的是，社会的变更真是一步也跨不过去，没有所谓的“跨越式”发展，尤其是精神这一个层面。比较一下东西方的历史，我们缺了太多的课，其实缺了课也不要紧，我们的脑子里得有补课的念头。有些东西是不能分东西方的，比方说尊严，它是普世的。
张莉：《推拿》给予了那些被社会忽略的族群以关注，让他们感受到与社会的紧密关系。我看到报道说，很多盲人读《推拿》，将它视为“我们的小说”，你有别的作家没有的读者群。
毕飞宇：说起盲人的阅读，真是一个有趣的事情，你知道么，在电脑上，盲人的阅读有专门的软件，也就是语音转换机制，速度快极了，还可以调，速度是我们阅读的好几倍，有一度，许许多多的盲人朋友都在读它，我真的没有想到《推拿》会经历这样的一个盛况，我又一次经历了许多作家没有机会经历的东西。我想对你说，如果你让我重新书写《推拿》，我可以写得更好，可是——可是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情呢，永远没有事后的诸葛亮。除了遗憾，我还能说什么？
张莉：《推拿》一出版就被誉为2008年度小说的重要收获，获得了很多奖项，不久前繁体版获得了台湾《中国时报》的2009年度图书奖，这表明它触动了我们整个社会的神经。但是，也有读者问，《推拿》中的盲人怎么这么像正常人，他们哪儿跟我们不同？你听到过这样的说法吗？
毕飞宇：我当然听到过，这不是我的遗憾，我很高兴《推拿》的写作提升了我自己。
张莉：有时候，读者可能有他的阅读定势。
毕飞宇：阅读有它的传统与惯性，真的是这样。说起盲人，读者们往往也有一种预设，噢，这小说是关于盲人的，盲人么，《推拿》就应当小说“如此这般”。果真是如此这般么？往往不是的。作家的创造时常有两种相反的向度，一、给出一个“新世界”；二、还原一种常识。有时候，还原一种常识比给出一种“新世界”更有价值、更具魅力。艺术的困境和光荣就在于，有时候，它创造了“新世界”，有时候，它勇敢地站在了“新世界”的对立面，义无返顾地和常识站在了一起。
对普世价值视而不见，这是中国必须面对的问题
张莉：能不能这样说，尊严感一直是你写作的目标？
毕飞宇：我一直渴望自己能够写出一些庄严的东西，庄严，同时还宏大。庄严而又宏大的东西一定是充满尊严感的，但是，在这里我要把宏大这个东西单列出来作一番解释，我所认定的宏大从来不是时间上的大跨度，也不是空间上的大跨度，甚至不是复杂而又错综的人物关系；我所认定的宏大是内心的纵横，开阖，是精神上的渴求，它是不及物的，却雄伟壮丽，它是巍峨的，史诗般的，令人荡气回肠。很遗憾，我的写作至今都没有达到我的预期。
在这里我还要做一点小小的补充，我是被“彻底的唯物主义”喂大的孩子，现在，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做一个唯心主义的艺术家。
张莉：刚才你说很多小说都是你对社会的发言，我想到《地球上的王家庄》。据说这小说是急就章，有感而发。
毕飞宇：那是2001年11月的事，离多哈会议、也就是世界贸易组织第四次部长会议不远了，那时候我们都在讨论中国要不要加入WTO，知识分子当中反对的人很多。我是支持的。道理很简单，我们不能独立于世界的外面，我们的游戏不能游离于大的游戏规则之外。我是喜欢踢足球的，在球场上，你粗暴、你犯规，这些都不要紧，但是，得有黄牌和红牌。我没有能力论述中国为什么要加入到世界里去，可我有能力把闭塞的世界描绘给你看。——我们是弱者，弱者就喜欢在不安全的时候喊几声，这喊声有人听见了，我们将是一个活法，没人听见，我们将是另一个活法。
张莉：小说写得精妙，它有“以轻写重”的美学特点：王爱贫和王爱国都有自己的一个宇宙系统，坚信这个系统是以王家庄为中心向外辐射的，——你将王家庄作为了一个很重要的意象。
毕飞宇：地球上的“王家庄”是闭塞的，这是一个没有红牌和黄牌的世界。自己当运动员，自己做裁判，这也许就叫中国特色吧。有时候，我们的主人意识真是太强大了，我们会梗着脖子反问：是我在踢球，凭什么让你来做裁判？凭什么呀？你一定要来做裁判，好，我不高兴，说不。
张莉：说到中国特色，我想到一直以来关于核心价值与普世价值的讨论，写作者恐怕也得面对这个问题。
毕飞宇：我们一直生活在“核心价值”里头，而不是普世价值。远的不说，大半个世纪之内，我们的作家其实是在指定的核心价值下面思考生活和写作的，这是中国文学所体现出来的中国特色。问题是，普世价值和我们的核心价值是分离的，甚至是矛盾的，这是一个谁也不能否认的基本事实。
张莉：这种分离在今天更需要被重新认知和反省。
毕飞宇：我给你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我在你的母校北京师范大学讲过了，今天讲给你听。故事发生在七十年代，那时候中国的大地上刚刚时兴喇叭裤。喇叭裤，你知道的吧？
张莉：当然。
毕飞宇：知道就好办了。有一天，在一条船上，一个穿着喇叭裤的年轻人上船了，另一个没穿喇叭裤的小伙子就和穿着喇叭裤的小伙子对视。突然，没穿喇叭裤的小伙子站起来了，抽了穿喇叭裤的小伙子一大嘴巴。穿喇叭裤的小伙子问：“为什么打我？”打人的小伙子说：“老子就是看不惯你的裤子。”打起来了。
张莉：很无厘头场景。
毕飞宇：我要说的不是打架，我要说的是另外的一件事。两个小伙子被人拉开来之后，船舱里的人们开始讨论了，讨论的中心是：挨打的小伙子到底该不该穿喇叭裤？——然而，没有人涉及他该不该挨打。
张莉：这个故事有隐喻气息。
毕飞宇：一个人不可以无缘无故地打人，这就是普世价值；该不该穿喇叭裤，这里头也许有价值问题，但显然，它不涉及普世价值。这个故事非常清晰地表明了一件事：我们时常把普世价值丢在一边，然后，叽叽喳喳，没完没了。
前些日子我正好读到过一篇文章，意思很简单、很明确，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普世价值，——说什么好呢，在今天，我特别想说，对普世价值视而不见，这是中国必须面对的问题。其实，视而不见这个说法还是轻佻了，我个人的体会是，我们在刻意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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