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徽两康战役三大主力红军会师

    ·红军女诗人廖佳慧

    ·红军长征途经武山的部队和所建组织情况

    ·红军长征过甘谷

    ·红军长征经秦安

    拳拳之心彪炳青史

    红二、红四方面军的会合，推动和促进了张国焘北上。会合之前，张国焘虽已向中央表示六月底出动北上，但他的意图不是和党中央会合，而是向夏河、洮州（临潭）西北行动，企图到青海、甘肃、新疆等边缘地区独树一帜。因此六月十九日中央致电张国焘并转任弼时，指出“关于二、四方面军的部署，我们以为宜出至甘肃南部而不宜向夏洮地域”，因为甘南敌人兵力较弱，蒋抽调胡宗南部南下向广西用兵，连空军也大部调去，松潘、甘南一带兵力空虚，仅剩王均、毛炳文、鲁大昌等部，对红二、四方面军出甘南非常有利。如果出动到靠近青海的夏洮地区，马步芳各部将与甘南王、毛、鲁等部集结于一个狭小地区，红军行动将非常困难。在朱德和徐向前的促进下，六月二十八日，动摇状态中的张国焘发布了《四方面军二次北上政治命令》。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到甘孜后，大家一致主张按中央指示的方向北上，张国焘处境孤立，终于同意北上了。这时，两个方面军分作三路先后出动。七月二日，徐向前的中央纵队率先离开炉霍向毛儿盖、包座前进。红二方面军由贺龙、关向应等率领，马不停蹄地沿左纵队的进军路线跟进。任弼时则遵照朱德、刘伯承的意见随红军总部和朱、张一起行动。几经曲折后，两个方面军终于按党中央的意图进军了。

    在过草地时，任弼时分别和徐向前、傅钟、李卓然等四方面军的领导人交谈，大家对目前形势和中央的策略路线认识趋于一致。徐向前说：“大敌当前，团结为重，张国焘另立中央，很不应该，党内有分歧可以慢慢地谈嘛！但是我说话他不听，朱老总的话他也不听。现在取消了‘中央’，对团结有利。北进期间，最好不谈往事，免得引起新的争端。”在徐向前的记忆中，当时任弼时“冷静、诚恳，对促进党和红军的团结，充满信心”。在乐观的气氛中，任弼时致力于进一步促进党内团结的工作。

    七月十日，任弼时致电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博古、邓发和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

    “现在陕北和川康边同志对目前形势估计和党的策略路线已经一致。为着不放松目前全国极有利局势，使我党担负起当前艰巨的历史任务，我深切感觉党内团结一致、建立绝对统一集中的最高领导是万分迫切需要，而且是不能等待七次大会的”；“这次二、四方面军向川、甘边北进，一方面军亦向甘南配合接应，一、二、四方面军将靠近行动。我已取得特立、玉阶两同志之同意，向兄等有以下建议：（一）在一、二、四方面军靠拢时，召集一次中央扩大会议，至少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除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一、二、四方面军主要干部参加，并要求国际派负责代表出席这会议。议程应列有总结在五次‘围剿’斗争之经验教训和讨论党的目前紧张任务，并产生党内和党外统一集权的最高领导机关。（二）万一对粉碎‘围剿’和斗争之经验教训不可能在这一会议上得到最后结论，则这一问题由七次大会或国际去解决。”

    电中还向中央报告，两军会合后“部队战斗情绪极高”，对“党内争论问题尚未讨论”，但是“在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决议基础上是团结一致的”。对任弼时的建议，中共中央极为重视，两天以后，张闻天电复任弼时并告红四方面军：

    “中央已向国际请求批准召开六中全会，并对六中全会给予原则指示，同时派遣负责代表出席。关于开会之时间与地点，须俟国际回示并其出席代表到达或确定到达日期之后才能确定。此会自然应有全国的代表及红军代表到会，会议的主要日程为审查五中全会以来的工作及决定今后的政治任务。”

    七月十四日，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的电中说：“据弼时来电，已商得朱、张同意，认为亟须统一红军领导，主张到甘肃开会解决。我们已同意开六中全会，昨亦告诉你们了。我们估计，弼时及二方面军的干部不会赞助国焘的观点，至于朱德同志，过去与中央完全一致，分离以来受国焘挟制，已没有单独发表意见的自由，但我们相信，基本上也是不会赞助国焘的。”尽管任弼时、贺龙等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达十个月之久，尽管朱德“受国焘挟制”长达一年多，其间与张国焘的斗争复杂曲折，但是时间和空间丝毫没有影响中共中央对朱德、任弼时等在政治上的完全信任。“不会赞助国焘的观点”，是中央对他们的党性的评价，可谓一语千金！

    从甘孜到阿坝是茫茫草地，天地相接，一望无垠，渺无人烟。据说这里每年无霜期只有五天，七月的气温是摄氏十度多一点，因此人们说这里没有夏天，只有延长的冬天。红军进入时正是草原雨季，时而细雨蒙蒙，时而大雨滂沱，部队露宿草地，帐篷不够，只好用床单撑着挡雨，在湿漉漉的草地上度过寒夜。特别困难的是粮食，部队出发时，最多的只带半个月的干粮，少的只有七八天。行抵阿坝时，开始断粮了，大家只好挖野菜、钓鱼来充饥。彭富九回忆说：到噶曲河（又称白河）时，我们没有吃的了。找弼时同志，他给了我们一口袋粮食，让我们和着野菜吃。正在困难之际，一个生命呱呱落地了，陈琮英生了一个女儿。眼看产妇没有粮吃，婴儿没有奶吸，朱德便钓了鱼熬汤给陈琮英喝，虽然找不到盐巴，淡而无味的鱼汤却较野菜富有营养，母女俩就此渡过困难。任弼时给女儿起名“远征”，以纪念这次不平凡的行军。

    走在左纵队后面的红二方面军困难就更大了。前面的队伍把可吃的野菜挖尽了，他们连野菜都难于找到，只好把身上的皮带，帽沿上甚至草鞋上的牛皮收集起来，割碎、煮熟用来果腹。饥饿、疲惫、风雨雪雹交替出现的气候折磨着战士们，体力每况愈下，疾病、掉队、死亡的人数不断增加。七月二十二日，一日雨雪，仅六师抵达绒玉之夜，死亡的人数就达一百四十人。从阿坝往西的五六天行程里，走的是一段水草地，遍地是混浊的污水，长年累月的腐草积成的沼泽地，人在上面行走，一步一摇晃，像是走在摆动的浮桥上，稍一不慎，人马踩入腐草坑，立即就陷了下去，越挣扎陷得越快，终至不能自拔，多少红军战士为此葬身沼泽！但是大家前赴后继，怀着共同的信念：“走出草地就是胜利！”

    七月下旬，红四、红二方面军先后走出草地，集结在包座、巴西、救济寺一带。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西北局，任命张国焘为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得知两个方面军走出草地，中央八月一日来电表示“无限欣慰”。为了避免敌人封锁岷西线，部队北上发生困难，来电指示“四方面军到包座略作休息宜迅速北进，二方面军随后跟进，到哈达铺后再大休息”。尽管刚出草地的指战员们体质赢弱，形容憔悴，朱德_、张国焘、任弼时联名电复中央：“我二、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对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合和配合行动，一致兴奋，并准备牺牲一切，谋西北首先胜利奋斗到底。”“俟兵力稍集结后即向洮、岷、西固，约八月中旬主力可向天水、兰州大道出击，以消灭毛炳文、于学忠部为目的来配合你军。”中共中央对两个方面军不顾疲劳和牺牲，连续行军作战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深为赞赏。八月三日来电说：“接八月一日电，为之欣慰。团结一致，牺牲一切，实现西北抗日新局面的伟大任务，我们的心和你们的心完全是一致的。”“我们已将你们的来电通知全苏区红军，并号召他们以热烈的同志精神，准备一切条件欢迎你们，达到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合。”

    这时，蒋介石的重庆行营急忙命令在甘南的王均、毛炳文、鲁大昌等部构筑从西固到洮州、兰州到天水两道封锁线，阻止红二、四方面军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合，并从川、康两省抽兵“分途追击”；由于两广事变已经解决，蒋令胡宗南返师北上，参加甘南战役，力图凭借天然险要和碉堡线封锁，消灭红二、四方面军于川、康、青、甘边境。中共中央鉴于敌军仓促布防，主力集中需要时日，岷州地区仅鲁大昌的六个团，毛炳文到岷州需七天以上行程，而胡宗南部尚在长沙，远不济急，八月二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电红二、四方面军：“以一部速占腊子口天险则进出便利。”五日，西北局救济寺会议通过《岷（州）、洮（州）、西（固）战役计划》，决定以红四方面军为第一、二纵队，红二方面军为第三纵队，从包座地区向甘南挺进，先机夺取岷洮西地区。九日，一纵队抢占腊子口；十日，占哈达铺、大草滩，随即包围岷州；二十日，第二纵队占洮州旧城。第三纵队策应一、二纵队到哈达铺后，向礼县、西和、徽县、两当、略阳地区发展。至九月七日，红军先后占漳县、洮州、渭源、通渭四县城及岷州、临洮、陇西、武山等广大地区，为大军北进打开了道路。

    三军大会合指曰可待，任弼时写长信给贺龙、关向应、萧克、甘泗淇及陈伯钧、王震、张子意等。

    “……我这次随朱、张等行动，力求了解过去一、四方面会合时的党内争论问题，并努力促成我党的完全团结一致。我与朱、张、刘、昌浩、向前、傅钟、卓然等同志的谈话，大家对党在组织上的统一，建立最高集权领导，是认为迫切重要的问题。陕北同志亦同样是认为迫切需要的。在这一基础上，我党团结一致想可能得到顺利的成功。我对陕北同志建议召集中央全体会议（在一、二、四方面军靠近和会合时），已得到他们的同意。现国际正讨论这一问题，大概是可能批准这一会议的召集。我现正在这边同志中要求他们将来在六中全会上有很客观、冷静、正确的自我批评。根据《目前的形势与党的策略路线决议》为基础，重新估计过去中央的领导。六中全会应着重在目前形势与战斗任务上的讨论，对粉碎五次‘围剿’斗争避免一些枝节不甚重要而且争论也无良好结果的小问题。”

    “我想二方面军在促成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顺利的会合上是负有重大责任的，必要时将来可以二方面军指战员名义发一告一、四方面军同志书，这将来到哈达铺时（岷州、西固之间人口稠密的地方）再面谈决定。目前即应在二方面军中进行大会合的政治动员和一切必要的准备工作。”

    任弼时的长信，给红二方面军的领导以极大的鼓舞，八月十日，陈伯钧在日记中写道：“……阅此，心中为之一爽。慨自去年北上以来，党内分歧久延未决，幸自二、四方面军会合后，得弼时同志之力，从中挽转，始有今日之新机，使有心人闻之其能无快于心乎！”为了中国革命的大局，为了党的团结，任弼时拳拳此心，彪炳史册！

    陈云后来评价说：“弼时同志直到过金沙江后才知道一、四方面军之分裂，他采取非常正确的立场。”“肯定的（对张国焘）说，采取分裂的行动，不管两方面具有如何充足的理由，是错误的，并且坚定重新会合，统一党与红军。他与许多四军领导同志长谈了几天几夜，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以诚恳和平的态度，这就使已经感于分裂痛苦的四方面军领导人，立即同意他的意见。所以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的会合，正是在悲痛以后，重见自己的弟兄，那种亲热的态度，真是不能以言语形容。”

    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南占洮州、通渭等地区后，中共中央派聂荣臻、左权、陈赓率一个师南下至西兰公路以北地区，准备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不料张国焘又一次企图改变与中共中央及红一方面会合，八月二十二日，张向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提出主力大部准备在永靖西渡黄河，袭占永登，控制兰州北岸。这不但违反甘孜会议决议，脱离目前政治形势，影响红一、红二两方面军的行动，而且事实上也无可能。因为冰封以前，要西渡黄河既无桥梁，造船又费时日，将使敌军有先机控制兰州到西宁间的湟河和黄河北岸之可能。届时，红军前临黄、湟天险，后有王均、毛炳文等部及川军的压迫，红四方面军将再度陷入困境。因此，彭德怀对张国焘的这一主张称之谓：“鬼话。”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来电制止张国焘西渡。八月三十日，中央提出九至十一月三个方面军的战略行动计划，准备三军协同，先在甘南消灭毛炳文部，打击将到甘南的胡宗南部。具体部署是：红一方面军南下占西兰大道以北的海原、固原地区；红四、红二方面军兵分两路：红四方面军为左路，占岷州、武山等地区后继续向东、向北，会同红一方面军向陇西及西兰大道进攻，吸引与消灭毛炳文部；红二方面军为右路，东出甘南和陕西西南部，占成县、徽县、两当、康县、凤县和宝鸡地区，配合红一、红四方面军消灭毛炳文，牵制与迟滞车运到陕甘边的胡宗南部钟松旅，隔开他与西北其他国民党军的联系。这一计划的发展，便能实现三个方面军会合，先机控制西兰大道，进而打击与消灭胡宗南部，巩固与扩大西北革命根据地，因此，中央指出：“三（个）方面军的行动中，以二方面军向东行动为最重要，不但是冬季红军向西北行动的必要步骤，而且在目前我们与蒋介石之间不久举行的双方负责人谈判上也属必要。”

    为着执行中央交付的“最重要”的战斗任务，任弼时离开西北局，回到红二方面军，九月八日，任弼时和贺龙、关向应等在哈达铺发布《第二方面军基本命令》，决定不顾疲劳，立即出动，使“战役任务期于九月底完成”。刘伯承也到红二方面军和任、贺等一起工作。十三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电告红二、红四方面军：关于战略方针“彼此意见大体一致”，为滞阻胡宗南西进，对东路敌军作战“宜以二四方面军为主力”，红二方面的支队“直出宝鸡、都县以东”，红四方面“宜迅以主力占领以界石铺为中心之隆（德）、静（宁）、会（宁）、定（西）段公路及其附近地区，不让胡敌占领该线，此是最重要着”，红一方面军“可以增至一个军协助之”。第二天，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联名电朱、张、任，恳切地希望“在这一对于中国红军之发展与中国抗日战争之发动有决定意义的战略行动中，三个方面军须用最大的努力与最亲密的团结以赴之，并与甲军（东北军）取得密切之配合”。

    在抗日民族革命形势的鼓舞下，贺龙、任弼时、刘伯承、关向应等率红二方面军兵分三路迅速按计划挺进。至九月十九日，先后占领了成县、徽县、两当、康县，接着又以一部兵进攻凤县，并立即发动群众在以徽县为中心地区建立临时根据地，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扩大红军，筹集物资。

    当任弼时等在积极完成“最重要”的战斗任务时，张国焘却按兵不动，拒不执行中央交付的“最重要者”。先是在九月十八目的岷州会议上再次提出西渡黄河，然后翻越祁连山脉进入甘肃西北部。被朱德、陈昌浩等否定后，二十一日，他回到红四方面军前敌指挥部所在地漳县，又推翻西北局岷州会议制定的《通（渭）、庄（浪）、会（宁）、静（宁）、战役计划》。二十四日，兵撤通渭，执意西去。经中共中央明令制止，才表示“决不再改变”。这时，中央为了掌握先机，争取主动，提出了静宁、会宁作战方案，集中三个方面军打击进入西北的胡宗南部，要红四方面军迅速北进静宁和会宁地区，红二方面军在外翼制敌。

    张国焘的反复无常，使积极拥护党中央路线的同志感到难于容忍。九月十九日，任弼时、贺龙、刘伯承、关向应联名致辞电中央，建议由朱德、张国焘、贺龙、周恩来、王稼祥组成军委主席团，集中指挥三个方面军作战。同一天，彭德怀也向中央提出：“三个方面军须迅速统一指挥，商量态度不便作战。”可谓所见略同。中央当即回电：“统一指挥十分必要，我们完全同意任、贺、刘、关四同志之意见，以六人组织军委主席团，指挥三个方面军。”当时，周恩来因准备去南京和国民党谈判，中央决定，“此间军委以毛、彭、王三同志赴前线，与朱、张、陈三同志一起工作。”

    二十一日子夜，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立即向中共中央和军委致电表示同意：

    “静会战役计划已收到。我们认为这不独是适合当前军事政治形势上需要的正确决定，而且是一、四方面军有会合后，三个方面军在军事上能得到统一集中领导。我们同意毛、周、彭所提议六个军委主席团组织，党内统一团结自可随之解决。这是我党与中国革命最可喜庆之条件。为着配合一、四方面军之行动，我们拟六军全部开出都宝地区，策应你们，并号召全体庆贺一、二、四三个方面军之大会合。”

    张国焘率军西撤的反复，给胡宗南西进获得了时间。九月中，胡的四个师从长沙、衡阳乘火车赶到咸阳。十月初，先头十余个团将进到清水、秦安一带与在天水的毛炳文部靠近，从北面威胁红二方面军所在地域；南面王均的第三十五旅及补充团九月底袭占成县，川军孙震部也由武都进到康县一带，使红二方面军腹背受敌，有被隔断于西兰大道和渭河以南陷于孤军作战之危险。十月三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急电红二方面军“宜乘胡敌尚未集中之时迅速开始转移为佳”。任弼时、贺龙等决定放弃成、徽、两、康地区，分左右两纵队经盐官，从天水向西北移。这时，蒋介石令胡宗南进占隆德西北的将台堡，准备发起通渭、会静战役。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令红二方面迅速集中到通渭，在隆（德）、静（宁）大道以外和红四方面军一起“抗击胡敌”。

    十月七日，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刘伯承率左纵队，兼程向盐关进军。右纵队行进时，突然遭敌人陆空袭击，第六师（十六师）师长张辉阵亡，政委晏福生和六师的第十七团与指挥部失去联系。十日，左右两路军分别涉过渭河，在红四方面军的掩护下北上，准备经界石堡转靖远、静宁、固原、隆德之间，牵制胡宗南部的侧翼，滞其西进，并接替红一方面军固原以北的防务。

    这时，三个方面军协同作战，将在甘肃境内胜利会合。十月十六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由于中央策略的正确，红二方面军的赞助，全国形势的发展，共产国际的影响，红四方面军大部分是拥护中央路线的，是有诚意的。会议决定派林育英前往红四方面军传达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在政治方面完成统一团结。

    一九三六年十月金秋，中国工农红军三个方面军经过史无前例的长征，终于在甘肃境内胜利会师。十月八日，红四方面军先头在会宁县青江驿和隆德县界石铺与红一方面军会师；二十一日，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刘伯承率红二方面指挥部在隆德西北的平丰镇与左权、聂荣臻等红一方面军第一团领导人会合；次日，两个方面军主力在隆德将台堡会师。中革军委宣布：三个方面军已完全会合；中共中央及军委决定十一月七日，召开庆祝红军大会师、誓师抗日及纪念十月革命节大会。

    在伟大的长征中，任弼时率红六军团从湘赣突围西征，拉开长征的帷幕，之后在贺龙率领的红三（二）军会合，在湘鄂川黔创建新的根据地，策应红一方面军北上；一年后继续长途远征，到三军会师，先后历时两年零三个月；在中华大地跨越赣、湘、桂、黔、滇、康、川、青、甘等省，纵横两万三千九百多里，大小战斗一百十余次，先后占领县城三十九座，历尽了艰险。三军会合前夕，红二方面军仍保持约一万二千余人（其中第三十二军一千三百余人）。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电祝贺：“你们尚保存伟大力量，将来发展无量，可为中国革命庆贺。”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毛泽东在陕西保安会见红二、红四方面军部分领导时，说：“二、六军团在乌蒙山打转转，不要说敌人，连我们也被你们转昏了头，硬是转出来了嘛！出贵州，过乌江，我们付出了大代价，二、六军团讨了巧，就没有吃亏。你们一万人，走过来还是一万人，没有蚀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是一个大经验，要总结，要大家学。”

    （摘自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任弼时传》）

    成徽两康战役三大主力红军会师

    我二方面军于1936年9月初进到甘肃南部岷州附近的哈达铺以后，全军指战员带着征服雪山草地的胜利心情，随即为迎接党中央和毛主席所赋予的新的战斗任务而紧急行动起来。

    此时全国革命形势非常有利，民族革命高潮正在急剧发展；党的抗曰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得到了重大成效，红军与张学良东北军及杨虎城西北军已经实现了停战；由于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走出了草地，从而与由陕甘宁根据地向西发展攻势的一方面军形成了会合之势。这一空前有利的形势，大大兴奋了红军与全国人民，震惊了敌人。当时国民党在陕甘两省地区直接与红军作战的部队，除了位于固原、平凉、兰州之线的东北军以外，蒋系部队主要的有毛炳文三十七军（十二个团，位于定西、陇西、武山之线），王均第三军（十二个团，位于天水、秦安、甘谷、武都之线）。这些敌人分兵据城，处处薄弱，在我一、二、四三个方面军南北夹击之下，异常恐慌。此时，蒋介石震惊于红军西北会师的形势，一方面集中主要注意力，加紧解决两广事件，力图以毛炳文、王均等部阻止我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同时，准备迅速将其反动嫡系胡宗南调往陕甘，作为对付红军的主要力量，并压迫张学良执行其“剿共”命令，企图撤换张学良，分化东北军，一俟两广事件解决，随即调转头来，集中力量进攻我一、二、四方面军。

    为了更有力地促进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在二、四方面军八月出草地的时候，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了一个重要的战略计划。计划要求，一方面军西出并南下，占领西兰大道以北的靖远、海原、固原地区。二、四方面军分兵两路。四方面军为左路，占领岷州、通渭、武山等地区，继续向东向北，会同一方面军向定西、陇西及西兰大道进攻，吸引与消灭毛炳文。二方面军为右路，东出陕甘交界，占领成县、徽县、两当、康县、凤县、宝鸡地区，以配合一、四方面军消灭毛炳文，并准备牵制与迟滞胡宗南对西北的进攻，隔开胡宗南与张学良的联系。计划预定，随着这一行动的发展，即实行三个方面军的会师，先机控制西兰大道，巩固与扩大西北抗日根据地，准备打击与消灭胡宗南，逼迫蒋介石不得不向我妥协，实现全国的抗日战争。

    由于全国三大主力红军即将会师和全国新的民族革命高潮的鼓舞，我二方面军全体指战员战斗热情高涨，不顾刚刚走出草地，减员很大，体力虚弱等困难，坚决地迎接了这一任务。部队深入地进行了战斗动员和各种准备。1936年9月11、12日，我二方面军从哈达铺分三个纵队向陕甘交界出动。我军行动秘密迅速，进攻方向又恰是王均与川敌孙震的中间地区，守敌薄弱，进展甚为顺利。9月17、19两日，连克成县、徽县、两当、康县，歼敌一部，并继续进攻凤县。成徽两康战役的胜利，实现了我二方面军东出陕甘交界第一步的任务，在陕甘交界开辟了一个新的战略区域，与一、四方面军形成了一个互相策应的有利局面。攻占成徽两康以后，我二方面军，一方面集中主力数次打击由武都向成县进攻的王均部，并准备以六军团一个师伸出宝鸡地区活动。同时，抽出力量发动群众，建立临时根据地，宣传与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扩大红军，筹集物资，积极整补部队。半个月即扩大了两千多名新战士。

    与我二方面军东出陕甘交界的同时，一方面军亦于9月13日由同心城南下，经海原、固原地区进至西兰大道，9月17日占界石铺。但不料在四方面军工作的张国焘，却继续坚持其逃跑主义路线，拒绝执行中央计划，按兵不动，致使中央消灭毛炳文的计划未能实现。

    9月初，胡宗南在两广事件接近解决时，已由湖南北调，投入西北战场。针对这种新的情况，9月13日党中央和毛主席又制定了一个在静宁会宁地区以三个方面军会师打击胡宗南为目的的《静会战役计划》。这个计划正在开始执行的时候，张国焘竟又擅自带部队在青海的永靖、循化西渡黄河，退却逃跑，再一次破坏了中央计划。由于四方面军部队干部战士的反对以及渡河困难，张国焘不得不又把部队拉回来。张国焘这一次破坏活动，不仅使毛炳文、王均等得以改变其原来被动孤立的态势，而且胡宗南五个师也乘机进到了清水、秦安、庄浪一带，使整个战局发生了不利于我的重大变化。鉴于敌情的严重，党中央和毛主席决定迅速实行三个方面军的会师，集中力量，整理队伍，蓄积锐气，选择有利时机，坚决给胡敌以打击。根据这一方针，中央考虑我二方面军所处的地域情况和部队需要休整，不宜留在渭水以南单独活动，因此，10月2日指示我二方面军放弃成徽两康地区北进。

    由于张国焘破坏中央作战计划所造成的不利局面，我二方面军此次由成徽两康向北转移的行动十分仓促被动。我二方面军接到中央指示的时候，部队正分布在徽县、两当、康县地区，成县已被王均占领，川敌孙震正从武都向康县逼进。为了乘胡宗南尚未展开抢渡渭水和摆脱当面敌人的压迫，我军主力于10月4日先行出动。由于情况紧急，收拢不及，六师的十七团在康县白马关地区遭王均截击，受到损失。在向北转移中，中央为取得三个方面军的密切配合，曾多次命令张国焘派兵切实控制甘谷、武山地区，掩护二方面军前进。但是张国焘北进中却又命四方面军组成西路军，在甘肃的靖远渡过黄河，继续向甘肃西部逃跑，而根本没有执行中央的命令。当时，胡宗南、毛炳文、王均等敌充分觉察和利用了我军在整个行动中由张国焘所造成的种种错误和弱点，全力进行堵截追击。我二方面军向北转移时，前有胡宗南的截击侧击，后有王均的追击，处境极为不利，其严重程度竟超过长征的任何时期。我军通过渭水封锁线时，在甘谷以南的盐关镇受到敌人的伏击，六军团损失一部。在这种严重情况下，我二方面军再接再厉，夺路前进，冲破了敌人的重重堵截，战胜了敌人骑兵、飞机的袭扰，经过连续半个月的行军战斗，经通渭，越西兰大道，继一、四方面军10月8日会宁会师以后，10月20日，我二方面军，亦于会宁以北的将台堡胜利会师了。至此，我二方面军终于胜利地完成了自己的伟大长征。

    （摘自陇南地委党史办编著《红军长征在陇南》）

    攻克两当 威逼天水

    八月一日，红二十五军在双石铺补充粮饷，纪念八一建军节，进行出击甘肃两当的准备工作。次日即从该地出发，经杨店抵两当县灵官殿后，分南、北、中三路行军，进至两当县城附近的祖师山、七里坪、西山堡一带，包围了县城。

    两当位于甘陕两省交界处，是由陕南进入甘肃的咽喉要道。当时城内驻有敌保安队七十五人，伪警察二十多人，有步枪二十二支，子弹二千余发。，手榴弹三百余枚。伪县长兼保安大队长朱志和闻知红军要来攻城，遂偕政府官员及土豪劣绅逃离了县城。城内只留保安大队副大队长乔玉亮率保安队把守县城东、西两山的四个碉堡，企图以卵击石，阻挡红军进城。

    三日拂晓，红二十五军开始攻打两当县城。一时杀声震天，枪声响成一片，保安队看见红军来势凶猛，惊恐异常，东曲和西山三个碉堡的守敌尽皆弃堡而逃，唯有乔玉亮和分队长朱玉川等二十五人死守野狐咀碉堡，企图凭借有利地形做垂死的挣扎。红军即以一部兵力迂回包围了野狐咀碉堡，以猛烈的火力摧毁了敌碉，俘虏了乔玉亮、朱玉川以下二十余人，缴获步枪十余支。尔后，红军进占县城，随即打开县监狱，释放了被关押的三十余名群众，接着在大街小巷张贴标语，宣传革命主张。随后，在县城东门外河滩上枪决了乔玉亮和朱玉川，并给俘虏每人发了五块大洋，资助其返家。当晚八时，红军离开两当县城，向天水进发。次日拂晓到达两当县以北太阳寺、前川一带。稍事休息之后，红军走向田间，帮助群众抢收庄稼。一些群众带领红军抓获了两当县司法厅厅长丁伟，恶霸魏兴堂、罗朝年、张公森。经过审讯，认定丁伟等四人，罪大恶极，民愤很大，就地予以处决，受到当地群众称赞。

    八月七日，红二十五军到达天水县利桥一带，击溃了该地民团，占领利桥。此后，红二十五军沿党川、麦积、甘泉、马跑泉一带，进逼天水县城（今天水市）。在马跑泉，红军了解到伪保长张世清、联保主任杨琦依官仗势，横行乡里，敲诈勒索，鱼肉人民，即派出部队予以捉拿并执行枪决，为民除害。八月九日晚上，红二十五军来到了陇南重镇——天水。

    天水是甘、陕、川的交通要道和战略要地，也是陇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周代称戎邑，秦置上邦县，之后曾有秦州、天水、清水、成纪等郡县名称，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当时，敌王均、于学忠部为堵击我中央红军北上，将其主力西调至甘谷、武山、漳县一带，而接防部队第五十一军一一四师未到，城内守敌仅有两个工兵连和一些团警。但是由于敌人多年来苦心经营，城防工事较为完备，伪县长庄以绥和伪营长尹继勋督工兵及团警凭城据守。

    红二十五军包围天水城后，即发起攻城战斗。副军长徐海东亲率一个营，出天水北面向城内突击，消灭守敌一百多人，一举攻克天水北关。守城的敌人一面报警告急，一面凭借城防工事顽抗。红军几经突击，受到抗击，终未克城，遂于次日拂晓，退至西十里铺，以养精蓄锐，准备再举攻城。这时，驻守在甘谷、武山一带的敌第三军第十二师补充团闻讯后，即沿天靖山一线回援天水，驻守在清水的国民党第五十一军一一四师也迅速向天水进发。红二十五军面临两面夹击的危险，便放弃攻占天水的计划，撤至凤凰山、沿河镇（今天水市北道区新阳镇）一带，打垮了当地民团武装，击毙了国民党新编第一军军部秘书温庭杰，尔后决定乘胜渡过渭河，袭占秦安。

    渭河是流经天水的大河，河水不深，但水流湍急。过河时，全军只有一只小木船，除了军指挥部几位领导同志和七名女护士乘船之外，其余人员均沿着一条绳子徒涉而过。过了渭河，红二十五军即向秦安开进。

    红二十五军西出甘肃，袭击敌人的后方据点天水，使敌人异常恐慌。蒋介石于八月初连电陕军各部，“不分省界，跟踪追击”，并命令第五十一军于学忠部派一部向凤（县）徽（县）方向轻装截堵，以围歼红二十五军于两当一带。八月十日，蒋介石又通电各部，声称“查徐海东匪西窜原因在策应朱毛，我军应采用内线作战要领，先以优势兵力迅速解决徐匪，再行以全力回击朱毛”，命令薛岳、王均、于学忠、杨虎城等部，各抽一部兵力“统归朱绍良负责统一指挥”，对付红二十五军。于是，敌军一部由四川江油北上甘肃文县；一部东移天水原准备南下堵击中央红军的敌第六十师和中央补充第一旅也只好暂时滞留在文县碧口一带，以防红二十五军乘虚再击其后方。由此可见，红二十五军西出甘肃之举，确实打乱了敌人的部署，减轻了敌人对主力红军的压力。

    红二十五军渡过渭河之后，遂沿千户、西川一线向秦安县城疾进。八月十一日十时进抵并包围了县城。当时，秦安县城仅有一百四十多人的保安队，守备薄弱。红军兵临城下，刚一发起攻击，伪县长杨天柱和保安队便拖枪溃逃。红二十五军进城后，立即打开县监狱，释放被关押的群众一百多人。接着在街头张贴标语，并在县城体育场召开群众大会，宣传红军的革命主张，当众枪决恶霸梁颜、马长世、王爵一等三人。为了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加强红军同人民群众的联系，红军还向到会者每人发了一块大洋。人民群众目睹红军军纪严明，除暴安良，纷纷称赞红军是人民的救星。此时，红二十五军入甘已经十天，但仍未探知中央红军的确切消息。省委负责人根据当时所处的情况，初步决定如果接不到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就进军陕北，同刘志丹领导的红军会合。

    八月十二日晨，红二十五军离开秦安，继续北上，以截断敌西兰公路交通，牵制敌人，继续配合中央红军的北上行动。十三日，红二十五军经通渭新景乡来到静宁王家堡子一带。十四日，逼近静宁县城，毙伤敌人数十名，守敌国民党新编第一军第十一旅十分惊慌，急电求援。从此，横贯陕甘两省的交通大动脉——西兰公路，即被我军切断。

    八月十五日，红二十五军来到隆德县的兴隆镇、单家集（今属宁夏）一带。这里是回民聚居区，由于回教的统治和约束，群众生活较为安定。省委决定于此休息三天，恢复体力，以便继续行动。为了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搞好军民团结，军政委吴焕先指示部队，大力开展民族政策教育。他说：“我们一面行军打仗，一面还要做好回民地区的工作，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要争取革命的成功，必须团结和发动各族人民群众，反对大汉族主义。”为了能有一个具体的规定来约束全军指战员的行动，他亲自主持制定了“三大禁令四大注意”，即：禁止驻扎清真寺，禁止打回民中的土豪，禁止在回民家吃大荤，注意尊重回族人民的风俗习惯，注意用回民水桶在井里打水，注意回避青年妇女，注意实行公买公卖，不准在回民面前说“猪”、骂“猪”等等。通过教育，广大指战员对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意义有了明确的认识，大家都自觉遵守“三大禁令四大注意”，切实做到秋毫无犯。部队到回民的井里打水，都借用回民的水桶而不用自己的水桶。有些单位的猪肉未吃完，就送出回民区，给了汉族群众，绝不在回民区吃猪肉。

    当时，红二十五军是进入隆德回民地区的第一支红军部队。由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回民对红军不大了解，一些群众甚至怀有戒备和恐惧的心理。在十六日这天，军政委吴焕先召集当地知名人士和阿訇开座谈会，宣传我党抗日救国的主张和红军的政策纪律，并讲明红军到此只是稍作休息，不征粮要款，不拉夫抓丁，以解除回民群众的思想顾虑，安定人心。接着，吴焕先、程子华、徐海东等领导同志，在一片欢腾的军号、锣鼓、鞭炮声中，热情而隆重地拜访了清真寺，并赠送了绣有“回汉兄弟亲如一家”八个大字的锦缎匾和一些银锭、肥羊等礼品。清真寺的阿訇看到红军如此敬重回民，心情十分激动。他们按照民族礼节宴请了军领导，并且赶着一群染着红色的肥羊，喜气洋洋地来到军部做了回拜。在此期间，全军还开展了为回民兄弟做好事的活动。指战员们清早即起，把街头巷尾打扫得干干净净，收拾得整洁如新。军医院的同志，在院长钱信忠的带领下，热情为群众送医送药，治疗疾病。由于我军身体力行地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扩大了红军的影响，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回民群众宰牛宰羊热情慰问红军。许多回民青年加入了中国工农红军的行列。十七日中午，当红二十五军离开兴隆镇和单家集时，回民群众齐聚街头，在街道两旁设了香案，摆上点心油果，依依不舍地为红军送行，情景非常感人。此后，红军尊重回民风俗习惯的消息不径而走，广为流传。红军每到回民地区，都能得到回民群众的支持和帮助。

    （摘自甘肃省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著《三军大会师》）

    红军女诗人廖佳慧

    在张家川县阎家乡的巍巍青山中，长眠着一位至今尚不为人知的红军女英雄，她就是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直属总队宣传队队长、军中女诗人廖佳慧。

    廖佳慧同志是一位不平凡的女性，她在坎坷半生中用激扬的文字、浓郁的情感和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抒发了长征路上“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诗情，堪称一位名副其实的“红军女诗人”。

    廖佳慧是湖北省襄阳县人，生于1916年。她擅长绘画和诗词，热心宣传革命道理。1933年高中毕业后，她和五十多名同学一起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于1934年元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廖佳慧和其所在的红四方面军全体官兵一道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1936年春，她被任命为红四方面军直属总队宣传队队长。在最艰苦的岁月里，廖佳慧以澎湃的激情和热情洋溢的诗歌与快板词鼓舞着红军战士爬雪山、过草地、走沼泽，以坚强的意志战胜困难。1936年6月，她在毛儿盖写下了《草地怀春》一诗：

    草地春光似酒浓，裁红剪翠费天工。

    清香喷破胭脂国，红军装点锦绣丛。

    歌声响彻摩天岭，笑言传语胜敌人。

    杜鹃唤醒东风面，红旗温卷梦幻同。

    再起抗日歌一曲，队伍万紫又千红。

    在漫漫征途中，廖佳慧带领宣传队的同志头顶烈日，穿云过雾，为行军队伍做宣传鼓动工作。她在笔记本中写道：

    打竹板、响连天，红军走在云里边。

    一口吹开黑云雾，柳暗花明笑开颜。

    姐妹手挽手儿走，那怕敌机空中旋。

    千斤担子身上担，北上抗日英雄汉。

    一脚踏开千条路，黄河岸上红旗展。

    1936年秋，部队进入甘肃省河西地区。红四方面军之五军、九军、三十军及总部直属队共两万一千八百余人西渡黄河，于11月10日组成西路军。

    当时，国民党南京政府得知西路军的动向以后，急令国民党西北军调集四个旅、一个宪兵团、十五个保安团、四个民团分别围攻西路军于山丹县，高台县，张掖县的甘浚堡、西河堡、龙首堡，临泽县的倪家营、梨园口和肃南县的康龙寺。一场血腥的“围剿”与反“围剿”战斗打响了。

    经连日激战，红军失利，部队被打散，总队宣传队的五十多名男女队员大多数被俘。廖佳慧和几个女战士逃离虎口，藏身于当地民间。1938年3月，她不幸被张掖县国民党保安团清乡队搜捕关押。国民党军统特务认定廖佳慧是总队宣传队队长，一定知道司令员陈昌浩的下落，便以要犯关押在兰州监狱。1941年夏，兰州监狱奉令将廖佳慧解往南京。他们用敞篷卡车先将廖佳慧押往西安。当汽车行于天水地界时已至夜晚，廖佳慧趁押解的士兵昏睡之际，跳车逃跑。次日她碰到一位讨饭的老妈妈，便随其到了清水县王家河村，后被一户苏姓的老两口收留。几个月后，廖佳慧便决定回湖北省襄阳县老家。当她途经马鹿镇时，在关山顶老爷岭遭遇土匪，情急之下的廖佳慧逃入树林中隐藏。廖佳慧在万般无奈中又辗转流落到张家川阎家乡草川梁村。有一位丁姓老妈妈是河南来的难民，收留了她，此后两人相依为命。老妈妈有个儿子，前几年被迫在国民党军队中当兵，后来又升为排长。在廖佳慧的启发下，老妈妈认识到为国民党当兵没有出路，不是长久之策，决定写信叫儿子回来种地，于是便让廖佳慧写了信。儿子接信后正设法回家，不料消息走漏，被当作逃兵捉拿，惨遭枪决。不久，老妈妈也离开了人世。

    此后不久，她又流落到乱石沟村，为中共地下党员马麒当了干女儿。马麒知道了廖佳慧的身世后，于1943年12月向张家川地下党组织汇报了此事。陇东工委曾上报上级党组织，大约因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被审查而将此事搁置。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后，廖佳慧准备筹集路费回家，但她于12月份突患急性传染病白喉症，不幸病逝。

    新中国成立以后，1951年乱石沟村中共党员马麒在病故时，将廖佳慧唯一的遗物——一个行军包交给了当地党组织。这个行军包内藏有廖佳慧在流落期间写成的一份自传和遗留的诗稿。这些珍贵的革命文物，真实记录了一位革命英雄光辉而短暂的一生，读之令人动容。

    1986年，襄阳县人民政府追认她为革命烈士。

    廖佳慧的诗歌豪迈悲壮，催人泪下，意境深远。她把革命理性和形象思维贯穿在诗篇中，使其诗歌具有极强的感召力，给人以奋发向上的力量。1987年，《人民公安》杂志发表了她的《草地怀春》二诗，表达了对这位革命者的怀念与崇敬。

    过天险

    天若有情天亦老，月如无恨月常圆。

    堪媲当年花木兰，雪山草地一肩担。

    在诗中，她把红军女儿比作花木兰，表示要用豪情壮志把人间禁区——雪山和草地一肩担起来，表现了她那大无畏的壮阔襟怀。

    叹红军姐妹离别

    红军浩气冲破天，气宇轩昂祁连山。

    敌军重重如乌云，我自笑谈马列传。

    西风瑟瑟朔风寒，姐妹互看心转酸。

    自古红颜同一哭，落入虎口多少怨。

    芳姿憔悴三分鬼，恨之入骨偷花汉。

    生成薄命已如斯，遥望父母两重天。

    泪珠湿透手中丝，凄惶手中没盘缠。

    漫漫浪迹信天游，身死异乡何人怜。

    同行苦命欲肠断，日自经天月自圆。

    革命队伍春风草，叶落枝折根未断。

    我死游魂向北斗，改写中华五千年。

    驱逐豺狼有限时，红旗插遍大江南。

    此诗作于张掖和高台惨案发生之后，全诗意境深远，比喻含蓄，情感动人，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催人奋进。字里行间寄托着对战友的热情和对敌人的愤恨，表达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忠贞不渝和坚信红军必胜的信念。

    有奋斗就会有牺牲。长征途中，不少战友相继离去，她为了表达内心深处的革命感情，哀悼战友的英灵，于1937年11月挥笔写下了《追忆》一诗：

    巧推今古事堪愁，贵贱同归土一丘。

    秦月汉关人已去，石家舍谷水空流。

    得意顷刻化乌有，树大招风风损树。

    劫匪纵有覆灭日，天亮红军将出头。

    1936年12月，廖佳慧目睹自己的同窗女友雒梦媛被敌人在高台县活埋时大义凛然，振臂高呼“共产党万岁！”口号，这口号一直在她耳边回响。她以无比悲愤的心情，含泪写下了以下诗句：

    秋风一别人隔世，堪怜归情添新愁。

    阳关未到人已去，只留丹心报党恩。

    记得春风吹碧树，雄关天险空悠悠。

    忠勇魂魄远万里，幻景烟云辞敌土。

    愿将钢枪擎天立，横扫千军再复仇。

    从这些诗篇中可以领略其悲壮豪迈的诗情和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此处，引用一位中央领导人在高台县为红军英烈立碑时所赋诗歌告慰廖佳慧的英灵：

    青山有幸埋忠骨，壮志唤醒后来人。

    无名英雄无名榜，革命事业奠基人。

    红军女战士、革命诗人廖佳慧将随其不朽的诗篇永生。

    （张家川县史志办）

    红军长征在武山活动情况

    从1935年9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由漳县新寺镇进入马力镇包家柯寨一带，到1936年10月11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离开榆盘进入通渭县的一年多时间里，红军三大主力部队先后经过现在的马力、鸳鸯、榆盘、高楼、桦林、山丹、滩歌、龙台、四门、沿安、杨河、温泉、郭槐、洛门、龙泉、咀头等16个乡镇，传播马列主义，宣传抗日的主张，发动群众，减租反霸，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组建县、区苏维埃政权，在我党我军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一、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陕甘支队）

    1935年9月20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胜利到达甘肃哈达铺，部队整休后改编为陕甘支队。9月23日，主力红军从哈达铺出发。声东击西，佯攻天水，东进四十五公里，宿营于岷县闾井。敌人害怕红军攻破天水，进而威胁西安，故集结主力于天水，占领武山、漳县等地，封锁渭河沿线。24日晨，红军突然掉头转北，25日拂晓，到达新寺附近。为了迅速突破渭河封锁线，红军仍未停步，跨越龙川河进入武山，经苗庄、杨坪、王家门、付家门，行军20公里，中午前后到达鸳鸯镇南的丁家门。红军一昼夜又一个半天，强行军170里。抵丁家门后，除派少数警戒外，部队全部休息。26日拂晓，司令部命令全军上午9时前全部抢渡渭河。部队即离开丁家门沿榜沙河北进，越支锅石峡，行程近15里，到达渭河之滨的鸳鸯镇，分两路纵队渡过渭河。之后，武山、漳县之敌赶到，红军立即投入战斗，击退敌人，从容不迫地上了北山，到达费家山、水家沟一带，露营休息了一夜。

    9月27日晨，红军离开费家山、水家沟一带，越祁家岘，沿着武山、陇西交界的山路继续向北挺进。经武山榆盘，过庙儿沟、下堡东一带，进入通渭县榜罗镇。部队纪律严明，晚上生着火在露天宿营，借用群众的东西，临走时都放置得很好，一物一件不差。侯堡大队杨万清给红军带路，红军还送给他90元川币。

    二、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

    1936年8月中旬，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从哈达铺出发，经漳县新寺，于8月23日进入武山境内，沿包家柯寨、苗庄、马力、杨坪、王家门、丁家门、盘古、颉家门，抵达鸳鸯镇。该军九十一师驻扎山丹、鸳鸯镇一带。九十二师在李聚奎（军参谋长）率领下继续北进，于9月4日进入通渭城。

    鸳鸯镇是军事战略要地，红军驻扎鸳鸯镇，东有广武坡，可阻击武山县城之敌；南约6里有支锅石峡，是漳县进入武山之要道，西约10里是武山、陇西交界的鸦儿峡，可阻陇西之敌；南面可与甘（肃）南、陕（西）南根据地连接；北进，可策应主力行动，与红一、二方面军会师。

    驻鸳鸯镇的红军部队，在颉家门村成立了武山县苏维埃政府，选举杨芬芝为主席，马子卿、马鸿九、颉发俊、石怀玉、刘春荣、李吉娃、乔秋儿（女）为委员；在鸳鸯镇成立了鸳鸯区苏维埃政府、区农会，石怀玉任主席，尚占德、杨景春、陈双有、张克敏、杨炳成、七十娃（姓氏待查）为委员；九十一师民运科（科长鲁瑞林）在师部驻地山丹镇，发展马鸿九等数人为共产党员，并建立了中共山丹区委、山丹区苏维埃政府、区农会，马鸿九任区政府主席，马德功、马绪元、马世成、马正川为委员，区农会马德功任主席，马绪元任副主席，马世成、马正川为委员。各村还成立了村农会。县政府成立后，还张贴了安民布告。

    红军所到之处，张贴“红军北上是抗日反蒋”、“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活抓毛炳文”、“打倒胡宗南”等标语。在县政府大门上还写着：“斧头砍开新世界，镰刀割断旧乾坤”的对联。在县、区苏维埃政府门上插着镰刀锤子的红旗。红军利用各种方式，宣传反蒋抗日救国的革命道理，发动群众，没收富豪大户屯积的粮食财物，救济贫民。当地有许多青年农民（包括妇女）踊跃参军参战。

    红军还在包家柯寨、马力镇等地组建了办粮委员会，并在包家柯寨、颉家门、鸳鸯镇、山丹镇等处设立粮台，往返于新寺、马力包家柯寨、苗庄、杨坪、王家门、付家门、盘古、丁家门、厂武、砚峰、赵坪、桦林、高楼等地，打土豪，筹资筹粮，打开蒲廷瑞等财主的粮仓、粮窖，筹集了大量粮食。九十一师在鲁瑞林的组织领导下，在任门、魏沟、山丹、车川、贺店、清池、渭河、车岸、刘庄、周庄一带又筹集了许多粮食、白洋等。仅渭河村就筹粮2万多斤。所筹之物，除供给部队外，其余发给当地贫苦百姓。各村妇女帮助部队制作服装、军鞋。

    红军在追剿土匪方海娃时，有十多人掉了队，红军战士卓大才（四川巴州人）被打伤，包家柯寨群众包耀祖、包志平等人将卓大才抬到王根娃家的窑里，灌汤喂饭，精心调养十多天，伤势好转后护送到红军团部。卓大才感激的说：“这村的人真好，我永远也忘不了。”有些妇女还主动给红军缝洗衣服。

    红军以鸳鸯、山丹、新寺为中心，攻打地主武装据守的土围子（当地称堡子）。一支红军部队去滩歌筹粮，恶霸地主相里贤拒绝给粮，并进入滩歌大堡子负隅顽抗，向红军开枪开炮，指使匪徒王刷拉、张砖砖等人夺红军枪支，被红军当场击毙。山丹镇匪徒刘根代、杨双成、贺岁娃组成“斧头队”，为非作歹，被红军处死。漳县大柳树土匪头子杜伯成吊打百姓，被红军处死。

    9月下旬，西北战场敌军剧增，敌机常来侦察轰炸，在鸳鸯镇也投了数枚炸弹。因形势突变，红四方面军分五路纵队北上。时值河水暴涨，驻鸳鸯镇的红军和群众一起，在榜沙河和渭河上用桌子、面柜等物作桥墩，上铺木板、门板，架起了两座行军桥。红军于10月8日，渡过渭河向北挺进。当日8时许，陇西之敌毛炳文（三十七军军长）部在飞机的掩护下，于建军山一带欲尾追红军。我后卫部队打败敌人追击后，继续北进，过榆盘、庙儿沟、下堡东一带，进入通渭榜罗镇。

    三、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

    1936年10月8日，中国工农红军所属右路纵队（红六军）与左路纵队（总指挥部、红二军、红三十二军）在礼县固城会合北进。左路纵队在贺龙、任弼时率领下，翻越礼县分水岭进入武山，沿谢家庄、双碌、包家庄、李子沟、马皇寺、中坝到达温泉柏家山一带宿营。10月9日，兵分两路，右路沿聂河出沟至甘谷盘安镇，过渭河驻谢家坪一带休整筹粮，然后北达礼辛。左路翻越东梁山，经湾儿，观儿、史家庄、金刚寺、郭家庄、文家寺，行40余里抵达洛门附近，在西旱坪、上堡子一带击溃国民党保安队的堵截，占领洛门镇。当日深夜，红军用绳索作缆，抢渡渭河。贺龙在《回忆红二方面军》一文中说：“我们10月4日向北走的，情况很紧急，我们过河也很仓促……”。“过渭河，狼狈极了，遭敌侧击，渭河上游下暴雨，我们徒涉，水越来越大，冲了点人去……”“张国焘违背中央军委指示，二方面军几乎全军覆没，这是长征中最危险的一次。”

    红二方面军左路纵队所属各部渡过渭河后，经龙泉李家山、咀头、杜家沟，进入甘谷礼辛，同右路纵队会师。10月11日，右路纵队从礼辛去通渭。左路离开礼辛，向西经榆盘，过梁家沟、南家河、丁家沟，进入通渭县境内。

    红二方面军途经武山时间虽短，但给群众留下很深的印象。同时，留下了许多纪念物品，如把从湘鄂赣根据地带来的风琴赠给洛门小学，该校一直用到1958年，才被征集到甘肃省博物馆保存。

    红军三大主力长征，先后两次经过武山的广大地区，时间长达五十多天。在红军过境后，当地群众冒着生命危险，以“义子”、“义女”、“儿媳妇”等名义，保护了遗留红军39人。在以后的地下革命斗争中，有不少人走向革命，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红军的革命精神，至今激励着武山人民不断前进！

    （中共武山县委党史办）

    红军长征途经武山的部队

    和所建组织情况

    一、红军长征在武山的部队

    1．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陕甘支队）。1935年9月25日，从漳县新寺镇过龙川河进入武山县境内，沿途经包家柯寨、苗庄、杨坪、王家门、付家门，到鸳鸯镇丁家门宿营。26日凌晨，红军经鸳鸯镇，击退从武山、漳县赶来的守敌，突破敌人封锁，分两路纵队，渡渭河上北山，宿营于费家山、水家沟一带。毛泽东主席在费家山费孝忠家中宿营一夜。27日，红军翻越盘龙山和祁家岘梁，经榆盘镇的庙儿沟、下堡东，进入通渭的榜罗镇。至此，中央红军过武山经3天时间。

    2．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1936年8月23日，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九十一师、九十三师进入武山境内。九十三师在军参谋长李聚奎带领下，经包家柯寨、苗庄、杨坪、王家门、付家门、丁家门、盘古、颉家门、鸳鸯镇，渡渭河北进。九十一师驻鸳鸯、山丹一带。三十一军总部驻鸳鸯镇颉家门村。24日，九十一师师部驻山丹镇车可图院内，部队分驻山丹、贺店、魏沟、任门一带。红军在武山宣传反蒋抗日革命道理，筹粮筹资，发展党员，成立地方组织。29日，红四方面军总部从岷县中寨取道梅川，经漳县的石川、四族、新寺，经武山县的王家门、付家门、颉家门、榆盘去通渭。九军随总部一起行动。五军继其后。10月8日，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九十一师在武山驻扎了45天后，奉命撤离武山，继续北上。

    3．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左路纵队红二军、红三十二军，1936年10月8日从礼县进入武山县，经谢家庄、双碌、包家庄、李子沟、马皇寺、中坝，到柏家山宿营。9日，二方面军左路纵队兵分两路，左路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二军、三十二军在贺龙、任弼时率领下经湾儿、观儿、史家庄、金刚寺、郭家庄、文家寺，在洛门镇西旱坪击溃国民党保安队的堵截后，于当日深夜用绳索作缆抢渡渭河，经李家山、咀头、杜家沟去甘谷礼辛。右路红六军在军长陈伯钧、政委王震率领下，沿聂河出沟至甘谷县盘安镇，过渭河上北山，在礼辛与左路会合后去通渭。

    二、所建各种组织

    1936年9月上旬，驻鸳鸯镇、山丹镇的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第九十一师地方工作部门组建了地方组织，传播马列主义，宣传抗日主张，发动群众减租反霸，发展党员，开展宣传活动。

    1．武山县苏维埃政府。县政府驻鸳鸯镇颉家门村颉沛江院内，杨芬芝任县长，马子卿（马祥麟）、马鸿九、颉发俊（颉十存）、石怀玉、刘春荣、李吉娃、乔秋儿（女）为委员。武山县苏维埃政府大门上插有一面镰刀锤子红旗，大门两侧写着“斧头砍开新世界，镰刀割断旧乾坤”的对联。

    2．鸳鸯区苏维埃政府、区农会。石怀玉任主席，尚占德、杨景春、陈双有、张克敏、杨炳成、七十娃为委员。

    3．中共山丹区委、山丹区苏维埃政府、区农会。驻址山丹镇。马鸿九任区政府主席，马德功、马绪元、马世成、马正川为委员，马德功任区农会主席，附近各村还成立了村农会。部队活动于山丹、贺家店、清池、周家庄、渭河、车家川、魏家沟、任家门一带。

    4．办粮委员会。主要在包家柯寨、颉家门、鸳鸯镇、山丹镇等地设立办粮组织，并设立粮台，为红军筹集粮食。红军往返于新寺、马力、包家柯寨、苗庄、杨坪、王家门、付家门、盘古、丁家门、广武、砚峰、赵坪、桦林、高楼等地，还去过滩歌、山羊坪、四门、清池等地，主要为红军筹资筹粮。

    （中共武山县委党史办）

    红军长征过甘谷

    甘肃是红军活动的重要地区之一，从西秦岭到祁连山，从腊子口到会宁城，都留下了红军的脚印。甘谷也是红军多次经过的地方，中国工农红军曾先后五次经过甘谷。

    一、红军第一次经过甘谷

    1935年8月，由军长程子华、政委吴焕先、副军长徐海东率领的红二十五军为策应红军主力北上，从鄂豫陕根据地进入甘肃，打击和牵制国民党守敌胡宗南。9日晚，红二十五军到达天水，徐海东亲率一营部队突击攻城，一举攻克天水北关。国民党守城部队（胡宗南后方留守部队）因接防部队第五十一军一一四师未到，即报警告急。10日，驻守在甘谷、武山一线的国民党部队王均部第十二师补充团闻讯后，即沿天靖山（中梁）一线回援天水；驻防在清水的国民党于学忠第五十一军一一四师也迅速向天水进发，增援围追。红二十五军面临两面夹击的危险，便放弃了攻占天水的计划。11日，红二十五军由西十里铺、川口撤至天水靖山、廖家岘、韩家湾一带，主力转向，翻越凤凰山，抵达沿河镇（今名新阳镇），北渡渭河，进入甘谷渭水峪东。然后分路经五龙、千户、王家咀、甘谷牛蹄湾（今名甘谷金山）东部、秦安西川，攻占秦安县城；一小部沿东梁西下，经关子镇、河沟、田家湾坡，到甘谷渡过渭河（当时甘谷城无守敌），上北山进入秦安境。红军在所到之地张贴标语，宣传党的政策。

    二、红军第二次经过甘谷

    1935年9月26日拂晓，红一方面军陕甘支队副司令员兼第一纵队（即红一军团）司令员林彪，带领红一军团先头部队两个团（即改编后的两个大队）在武山鸳鸯镇渡过渭河，到达甘谷礼辛附近。当天下午，团长王开湘、团政委杨成武率二师红四团已攻占陇西四十里铺和通渭榜罗镇。27日，中央红军主力到达榜罗镇。当天下午，该团又向通渭城进发。红一团和军直侦察连、警卫连、工兵连经甘谷苏家湾（今名甘谷县大石乡王家湾），于27日到达通渭。26日晨，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和参谋长左权率领一军团主力3个团（一军团共5个团）北渡渭河后，红一师三团经甘谷县安远镇到礼辛宿营。27日，红三团从礼辛出发到达榜罗镇，其余部队（2个团）也经安远、礼辛一带于当天抵达榜罗镇。

    三、红军第三次经过甘谷

    1936年9月，由军长王树声、政委詹才芳率领的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第九十三师从通渭县撤向岷县方面西进。一部分退至秦安境内。25日，该师一部由秦安王铺退入甘谷，经姚家山、马家岘、史家川到达安远镇。当天，在该镇与国民党保安大队长刘继清、副大队长尹世雄带领的二百多名保安人员激战，敌军败守西堡子。25日晚上，红军撤至张家山一带宿营。26日晨，红军返回安远镇，经赵石坡、温家岘、王家川到达礼辛镇，攻打中堡子未克，红军一名连长不幸中弹牺牲。当晚红军离开礼辛到通渭毛家河宿营。

    四、红军第四次经过甘谷

    1936年10月4日，红四方面军奉中央军委电示，为牵制敌兵，掩护二方面军通过甘谷、武山北上，实现红军一、二、四三大主力会师，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委兼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兼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已率部进入甘谷、武山、通渭交界地带，一部分向甘谷西部游击。同日，四方面第三十一军先头团重新攻占了通渭县城，第九军已抵达榜罗镇。5日，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及直属队到达甘谷、武山边界的桥盘镇（属武山县）和甘谷的礼辛镇、陈家庄一带。徐向前等领导同志先后在陇西各乡苏维埃政府驻地和甘谷陈家庄等处视察、讲话，并亲自组织官兵，发动群众，筹备粮草，为实现三军大会师做准备。9日，该部离开榆盘镇、榜罗镇、礼辛镇和陈家庄等甘谷、武山、通渭交界地带，开进会宁。

    五、红军第五次经过甘谷

    1936年10月9日，由军团长陈伯钧、政委王震率领的二方面军右纵队（即红六军团），从礼县固城出发，翻越瘦驴岭，进入甘谷，经黄家庄、上下店子，翻越十八盘山，过尉家庄、郭家山庄、东堡等地，于晚上到达磐安镇。当晚渡过渭河，在河北岸的杨家庄、谢家坪一带宿营。10日，原地休整一天，11日，经武山何家局、甘谷彭家硬洼到达礼辛镇陈家庄一带宿营。12日至13日经王家窑、杨家湾、水畔、阳山等村，先后进入通渭常河镇。

    总指挥贺龙（兼红二军团军团长）、政委任弼时（兼红军团政委）率领红二军团左纵队（总指挥部，红二军团第四、第六师、三十二军），经礼县进入甘谷后兵分两路。左纵队的右路军沿右纵队的行军路线，到达磐安镇，当夜抢渡通渭河到杨家庄一带宿营。10日，原地休整。11日，经谢家坪、王家山庄、杜家新庄、冯山到达礼辛；左纵队的左路军经武山、草川、中坝到柏家山后又兵分两路，一路经郭家庄、文家寺占领武山洛门镇，当晚抢渡渭河后宿营。11日，上北山经咀头前往甘谷礼辛镇。二路经温泉，沿聂家河出山谷到甘谷磐安过渭河后宿营，11日上北山到达礼辛镇。

    左纵队的右路军经过上、下店时派出一个营的部队经大卜峪、右坡向东北方向前进，准备经甘谷西三十铺北进，行至杨家坪、魏家坪、滴水坪交界处时，遭国民党王富德骑兵团某连（当时驻关子镇）阻击，激战了3小时，击毙了敌军指挥连长，敌军败退，红军返回下店子宿营。10日经羌甘峪进入武山，沿左纵队的行军路线追赶主力部队。

    二方面军从古坡入境，分两路经洛门和磐安在礼辛会合。在洛门和磐安进军礼辛的行军途中遭到国民党飞机的6次轰炸，伤亡五十多人。红军从礼辛出发后，继续北上，于10月22日在会宁，实现了一、二、四红军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

    （中共甘谷县委党史办）

    红军长征途经天水县的情况

    红二十五军途经天水县路线及活动情况

    1934年12月，红二十五军由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政委吴焕先率领，从鄂豫皖转战陕南，建立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红二十五军为配合一、四方面军北上，于1935年8月5日，从两当县的太阳寺前川向天水县的利桥镇进发。当时，驻守在天水县利桥镇的国民党保安队，妄图阻击红二十五军北进，便每天派哨兵侦探。红二十五军指战员不走大道走小路，穿过玉米地、树林，避开敌人哨兵，未等哨兵发现，从东、南、西三面包围了利桥城堡，全歼了保安队，并击毙了保安队队长白俊贤。整个战斗仅用了一小时左右的时间。随后继续向西挺进。

    8月5日下午，红二十五军离开利桥，向西北方向前进。经过三天艰苦的长途跋涉，先后翻越了四道岭，经麦积、甘泉，于9日到达马跑泉。在马跑泉，枪毙了国民党联保主任杨琦、保长张世清。为了宣传教育群众，红军还书写了“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等标语。

    8月9日晚，红二十五军乘夜色掩护到达天水县城，副军长徐海东亲自指挥一个营，迅速拿下了天水北关，缴获大批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①10日，红军退西十里，准备伺机攻进天水城。但因敌三军十二师一部从武山、甘谷赶来增援，云集于清水的国民党五十一军一一四师向渭河北岸移动。为保存实力，红二十五军便放弃了攻占天水的计划，退往天靖山（中梁）、廖家岘一带。后北上凤凰山，到达新阳镇。在新阳镇，摧毁了地方民团，枪毙了保甲编查员胡介厚、秦登科，联保主任温南轩，保长马建基，国民党新编第一军军部秘书温庭杰。后北渡渭河。②10日晚，红二十五军驻在王家庄。11日，翻越五龙山出天水县境到达秦安县的千户镇。

    红二方面军六军团途经天水县路线及活动情况

    1936年8月，红二方面军在总指挥贺龙、政委任弼时同志的率领下，执行党中央的战略计划，配合一、四方面军作战，冲破敌军的围困，开始了长征。

    红二方面军第六军的十六师、十七师、十八师和模范师在六军军长陈伯钧、政委王震的指挥下，为左纵队向两当、凤县前进。于1936年9月14日经礼县的红河镇到天水县华歧乡的余家坪、海头一带。进驻余家坪的当日，发现从牡丹方向前来一小股敌人，当即采取了避强打弱的战术，跟敌人展开了战斗，用了一小时左右的时间结束了战斗，缴获敌无线电机一架③，俘虏敌人四十余名，缴获枪支四十余支。同曰晚驻华岐乡安集寨等村，并向群众宣传“我们都是穷人的队伍，穷苦农民是一家”的革命道理。

    9月15日早，红军从安集寨出发向西北方向前进，遭敌机空袭，无法继续前进，又改道东南方向，经天水镇、平南川到店镇乡的杨集寨村宿营。由于红军纪律严明，受到了当地群众的欢迎和支持，有的群众为红军挑水，有的为红军带路。红军临走时，还书写了抗日的宣传标语。

    9月16日，红军从杨集寨出发，经皂郊乡兴隆镇，再经娘娘坝乡，到李子园的白音峡宿营。前卫师在李子园附近歼敌一连。红军离开白音峡时，有一伤员名叫凌春和，因伤势过重，不能随部队行军，便留在群众家养伤。群众为防止国民党军队的搜查，专为他打了一处地窑。伤愈后，凌春和离村寻找部队。

    9月17日，红军经徽县的高桥攻打两当、凤州等地后，接到党中央向渭北转移的指示。10月5日，部队由原路线重返天水县李子园。同时，六军武宣队与十六师袭击娘娘坝的一营敌兵。十六师师长张辉同志在娘娘坝战斗中牺牲，时年三十岁。

    10月6日，部队经娘娘坝乡的舒家坝，再经大门乡到达天水镇附近宿营。10月7日，路经礼县与天水县交界的上、下斜坡，余家坪等村，向礼县的红河镇方向前进。红军途经礼县的罗家堡与盐关之间与敌激战，我军伤亡较大，十六师政委晏福生同志负伤。战斗结束后，部队经靠近礼县的海头、杨家寺，10月8日出天水县后到达礼县固城，与红二方面军二军、三十二军会师。后由甘谷县磐安镇渡渭河北上。

    注释：

    ①见《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中《中国工农红军二十五军大事记》1935年8月9日。

    ②见《星火燎原》选编之三第226页。

    ③系国民党第三军二十一旅由天水送往十六旅的十五瓦无线电机。

    （麦积区史志办）

    红军长征经秦安

    1935年7月，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长征到陕南并艰苦转战于鄂豫陕边游击根据地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简称红二十五军），从敌人的报刊和派驻上海的交通员带来的中央文件中得知，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会师，并将继续北上的消息。为迎接主力红军，在中央鄂豫陕省委代书记、军政委吴焕先，副军长徐海东的率领下，红二十五军从陕西长安县丰峪口地区出发继续长征，准备西进甘肃，袭击、威胁敌人后方，牵制敌人兵力，打破蒋介石堵击红军主力北上的企图。8月2日，红二十五军四千余人，经凤县双石铺进入甘肃。8月3日，攻占两当县城。9日晚，徐海东亲率第二二三团二营，一举攻克天水北关。国民党甘肃省主席、驻甘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急电国民党第三军第十二师（驻甘谷、武山）、第五十一军第一一四师（驻清水），甘肃交通司令部王富德团星夜驰援。10日，城未破，援敌已近，红军面临被夹击的危险，遂决定弃攻天水，转向凤凰山，经沿河城（新阳镇）北渡渭河。11日，登蝣蜓咀，从料光石岘入境，经千户、西山一线向县城疾进。敌王富德团奉命截击，团部驻扎云山镇，命所部王子烈连前往革家堡、南瓦窑一带侦察、阻击。红军进入秦安县千户镇后，得知有敌军绕道截击，先头部队迅速东越葫芦河，在县城南山击溃王子烈连队，王富德团败逃天水。国民党秦安县县长杨天柱闻讯后，慌忙带领5名警备队员化装出城向东南方向潜逃，甘肃交通司令部派驻秦安县城的王介臣驻军，料难抵抗，亦即逃跑。当日午时，经六十里急行军的红二十五军部队下山后，从神明川（农民村）、川口直插葫芦河，徒涉渡河，经饮马巷攻进县城。侧翼警戒部队绕道牌楼、辛家沟村，渡葫芦河，从秦家巷进城。红军进城后，首先打开监狱，释放了被关押的群众一百多人，并在保安门（今解放路县汽车队附近）枪决了作恶多端的福建籍孙管狱员、卫班房排长梁颜、束房吏王爵一、卫班差役冯长世，并将四人的罪状公布于众，为民除害，百姓称快。同时，在县城内外张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团结起来，共同抗日”等标语。宣传党的政策，解除群众顾虑，躲跑上山的群众陆续进城回家，城内外秩序恢复正常。红军在县城体育场召开穷人大会，号召全县人民团结起来，同全国人民一道，共同抗日。红军在秦安住留期间，买东西照市价付钱，借东西用后就还，吃粮食给钱，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人民群众目睹红军纪律严明、除暴安良，深受感动，纷纷称赞红军是穷人的救星。

    红二十五军迅速西进，使敌人极为震惊。蒋介石从7月26日至8月10日，接连发出五道电令，要求各部加强西安、宝鸡、汉中之线的碉堡封锁，防止红二十五军入甘，同时督饬陕军各部不分省界，跟踪追击，并要求第五十一军派一部向凤（县）徽（县）方向轻装截堵，以围歼红二十五军于两当一带。蒋介石最后在8月10日的电报中指出：“查徐海东匪西窜原因在策应朱毛，我军应采用内线作战要领，先以优势兵力迅速解决徐匪，再行以全力回击朱毛。”电令薛岳、王均、于学忠、杨虎城等部，各抽一部分兵力“统归朱绍良负责统一指挥”，集中对付红二十五军。据此，敌军一部分由四川江油北上甘肃文县，一部分东移天水，准备南下的国民党第六十师和中央补充第一旅都留在文县、碧口一带。这样，红二十五军有力地牵制和吸引了敌人，打乱了敌人的部署，减轻了长征中红军第一、四方面军的压力。

    为了进一步调动敌人，红二十五军继续向敌人纵深挺进，准备控制西（安）兰（州）公路，牵制国民党第三十七军毛炳文等部，策应主力红军北上，并决定如果接不到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就进军陕北，同刘志丹同志领导的陕甘红军会合。8月12日，红军放弃秦安县城，经十里铺、锁子峡、叶家堡北上，到达安伏乡境内宿营。当日行程30多里。红军一部分驻沿川的集贤、龚川等村，一部分上山驻水泉湾、剪子湾、高家硬湾等村。军直属分队驻安伏镇，军部设在伏国栋家中。红军撤离前，留给伏国栋家菜刀、香皂盒等物以做纪念（现存县博物馆）。13日凌晨，红二十五军主力从安伏及周围驻地出发，由伏国栋等村人做向导，沿麻家湾梁从魏店乡龙王庙村出境，经通渭新景乡到静宁县王家堡子、孙家山一带宿营。九十多里的行军路上，敌人的飞机不断骚扰侦察，红军一路隐蔽前进。14日，我军已逼近静宁县城，守敌新一军第十一旅惊恐异常，急电救援。红二十五军打乱了敌人围堵红军的部署，配合了中央红军的行动。

    红二十五军威逼静宁后，经宁夏兴隆镇、单家集地区．于8月17曰一举攻克隆德县城后，翻越六盘山，直逼平凉。30日，红二十五军经华亭安口窑转向北进。9月9日率先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15日到达延川永坪镇，与陕甘红军胜利会师。会师后，红二十五军所部三千四百余人与陕甘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在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的指挥下，首战劳山，歼敌一个师，再战榆林桥，歼敌4个营，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为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到来，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作者：邓琳 杨振军 中共秦安县委党史办）

    红二方面军途经娘娘坝记事

    1936年9月，中国工农红军二方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遵照中央部署，兵分左、中、右三路，相继从哈达铺出发，横扫甘肃东南部。开展了甘南战役，并决定夺取徽县、成县、两当、康县等县城，建立临时根据地。

    第六军为左路军，9月中旬从礼县向南推进，攻取两当。军长陈伯钧、政委王震率领第六军部队，于9月15日在罗家堡歼灭国民党一个连。次日从平南、齐寿到了娘娘坝街镇。激战娘娘坝

    据娘娘坝村82岁的老人王克永回忆，1936年农历八月间（9月中旬），红军从平南方向来到娘娘坝。由于国民党的反宣传，造谣说什么红军来了杀人放火，到处抢老百姓的财物……因此，一部分群众逃跑到附近村庄。而红军进村后，纪律非常严明，不拿老百姓的东西，不打人骂人，买东西照价付钱。当时，街上没有国民党的部队，也没有发生战斗。红军在街上、院子里休息、喝水。大概中午时分，忽然从北面飞来了两架飞机。红军听到飞机声，知道这是国民党的飞机跟踪而来。红军战士都利用地形隐蔽起来了。

    飞机盘旋了一圈后向南飞去，在距娘娘坝五里远的云光山扔下了两颗炸弹，发出轰隆轰隆的爆炸声，便向北飞走了。不久，两千多人的部队顺利通过娘娘坝，去了李子园。

    当时，李子园当地驻有一个连的国民党军队，被红军全部歼灭，俘敌人36名，缴获枪支56支，红军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

    1936年10月，红二方面军奉命北上。10月5日，十六师作为先头部队到达李子园，由师长张辉率领不足一个连的队伍，夜袭娘娘坝，计划打通娘娘坝这个通道，为大部队扫清道路。

    娘娘坝驻一个连的敌人军队。张辉率领部队到娘娘坝街后，歼灭了驻扎的敌兵，并向牡丹山进攻。正在此时，国民党一个营的援军到达，包围了红军。为避免部队有大的伤亡，张辉果断决定撤退。战斗中先后有两名红军战士牺牲。张辉也身负重伤，返回李子园后光荣牺牲。

    王克永老人（当时14岁）还说，1936年农历八月，一天下午，他和父亲在距村子4里远的川地里看护玉米。突然，从玉米地里出来了几十个军人模样的人，他们头上戴着红五星帽子。这时，一位中等个子的红军向我们打招呼，态度和蔼地说：“老乡，你不要怕，我们是工农红军，我们要在这里打仗，消灭国民党的军队。你给我们带路，行么？”

    他父亲把这一队红军一直引在靠近公路的地边，指明了牡丹山的位置和行走的路线。红军冲上牡丹山，因为庙里住着国民党的队伍，有碉堡和工事，双方打了好一阵。突然北面也响起了枪声，国民党从天水搬了一个营的援军。红军开始撤退。撤退时，两名红军战士牺牲，一个负了伤（即张辉），红军去了李子园。

    第二天，他们去玉米地里，发现玉米杆和玉米被人扒走许多，仔细察看，发现玉米株下面放了许多铜币，写了条子，压在铜币下面。他们明白了，这是昨天傍晚红军在地里潜伏，吃了玉米后，写了条子，付了钱。看到这些，父亲含着泪说：“我活了四十岁，还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军队。红军和国民党的兵大不一样啊！”青山埋忠骨

    中国工农红军二方面军从陇南地区的徽县、成县、康县、两当县撤出北上途中，在天水市秦州区的娘娘坝镇与国民党军发生激战，战斗中，牺牲了两名红军战士（不知姓名）。

    十六师师长张辉身负重伤，最后牺牲于李子园，葬于普华寺后山坡。关于这段历史，当年亲自埋葬过张辉的李逢春老人（86岁，2004年元月去世）有详细的回忆。

    1936年农历八月的一天，看见红军有一队人经过李子园，向娘娘坝方面去了……又听说这次到娘娘坝的部队是为后面的红军大部队打通道路。

    第二天清晨，又听见有零星枪声，跑出去一看，只见二十多个红军战士抬着一个伤员，向普华寺走去，后面还有战士掩护，当时并不知道伤员是谁，李逢春当时也到了普华寺。只见那位伤员还活着，满身是血。他用手指了指受伤的部位，伸出了三个指头，意思是身中三弹，伤势严重。他口干想喝水，战士给他喝了几口，伤员显得非常吃力。过了一会儿，那伤员脸色渐渐苍白，呼吸也粗了，知道自己不行了，用手指了指胸前口袋，就牺牲了。几十个红军战士向这位牺牲的战士脱帽致哀，他们个个泪流满面，失声痛哭。一名红军战士从那位牺牲的战士上衣袋里掏出一个有照片的证书。李逢春找了几个人，帮助红军在普华寺后面挖了一个墓坑。红军战士又找来石头，在上面用毛笔写上了牺牲者的职务、姓名，在身边放了一支钢笔和水壶作标记，最后进行安葬。

    李逢春后来知道安葬在普华寺的红军战士是红二方面军十六师师长张辉。1986年7月，在红军长征胜利五十周年的时候，党组织和张辉的战友通过李逢春找到了张辉的墓地。后来，张辉遗骨火化后安葬于张辉战斗过的牡丹山。

    （作者：高维汉 秦州区娘娘坝镇信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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