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顺宗谋诛宦官

    德宗长子名诵，是为顺宗，德宗即位之岁，即立为太子，至贞元三年八月，而有郜国公主之狱。郜国者，肃宗女也。初降裴徽。徽卒，又降萧昇。昇卒，主与太子詹事李昇等乱。昇，叔明子，叔明，鲜于仲通弟，赐国姓。异事又见《旧书·萧复传》，作昇，《叔明传》及《新书》皆作昪，《通鉴》依《实录》作昇。奸闻，德宗幽之它第，而斥昇等。四年（788），又以厌蛊废。六年（790）薨。主女为皇太子妃，帝畏妃怨望，将杀之，未发，会主薨，太子属疾，乃杀妃以厌灾。《新书·公主传》。《旧书·李泌传》曰：顺宗在春宫，郜国交通外人，上疑其有他，连坐贬黜者数人，皇储亦危，泌百端奏说，上意方解。《新书·顺宗纪》亦曰：郜国公主以蛊事得罪，德宗疑之，几废者屡矣，赖李泌保护得免。《泌传》曰：郜国坐蛊媚幽禁中，帝怒，责太子，太子不知所对。泌入，帝数称舒王贤，泌揣帝有废立意，因曰：“陛下有一子而疑之，乃欲立弟之子？臣不敢以古事争，且十宅诸叔，陛下奉之若何？”帝赫然曰：“卿何知舒王非联子？”对曰：“陛下昔为臣言之。陛下有嫡子以为疑，弟之子，敢自信于陛下乎？”帝曰：“卿违朕意，不顾家族邪？”对曰：“臣衰老，位宰相，以谏而诛，分也。使太子废，它日，陛下悔曰：‘我惟一子，杀之，泌不吾谏，吾亦杀尔子。’则臣祀绝矣，虽有兄弟子，非所歆也。”即噫呜流涕。因称“昔太宗有诏：‘太子不道，藩王窥伺者两废之。’陛下疑东宫而称舒王贤，得无窥伺乎？若太子得罪，请亦废之，而立皇孙，千秋万岁后，天下犹陛下子孙有也。且郜国为其女妒忌而蛊惑东宫，岂可以妻母累太子乎？”执争数十，意益坚。帝寤，太子乃得安。《通鉴》纪事，大致与《新传》同而加详，惟即系于三年八月，不如《新书》云郜国之废在四年（788）也。且载泌言曰：“愿陛下从容三日，究其端绪，必释然知太子之无它矣。若果有其迹，当召大臣知义理者二十人，与臣鞫其左右。必有实状，愿陛下如贞观之法，并废舒王而立皇孙。”又曰：间一日，上开延英殿独召泌，流涕阑干，抚其背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无及矣。太子仁孝，实无它也。”亦不如《新传》云执争数十，《新纪》云太子几废者屡也。温公作《通鉴》极详慎。凡《鉴》与新旧《书》异同处，大抵新旧《书》游移舛误，而《鉴》明确审谛，惟此事则不然，盖由《新书》尚兼采旧文，而《鉴》则偏据李繁所作《家传》之故。繁小人，造作史实无忌惮，而又不能自掩其迹。且德宗岂惟一子？而其取昭靖子为子，郑王邈，追谥昭靖太子。亦岂能秘不使外朝知乎？德宗性多疑而固执，亦殆非间一日而可悟也。云执争数十，云奏说百端，则近之矣。萧妃之见杀，事已在厌蛊发后两年，泌亦于其去年死矣，泌死于贞元五年三月。可见帝之疑久而不释也。昭靖为代宗正適，说已见上章第一节。自肃、代已来，元帅已为冢储之任，而昭靖及舒王皆居之，可见其地位实与人殊。顺宗之正位东宫，盖以母爱，而其母已殁于贞元二年（786），顺宗母曰昭德皇后王氏。德宗为鲁王时为嫔。即位，册为淑妃。贞元二年（786），久疾，帝念之，立为后，册礼方讫而崩。小人欲乘机动摇，殊无足怪。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德宗崩，顺宗立。《旧书·顺宗纪》曰：上自二十年九月，风病不能言。暨德宗不豫，诸王、亲戚，皆侍医药，独上卧病不能侍。德宗弥留，思见太子，涕咽久之。大行发丧，人情震惧，上力疾衰服见百寮于九仙门。既即位，知社稷有奉，中外始安。发丧后既能力疾而见百寮，弥留时何难自强一视医药？《卫次公传》云：贞元八年（792），征为左补阙。寻兼翰林学士。二十一年正月，德宗升遐。时东宫疾恙方甚，仓卒召学士郑等至金銮殿。中人或云：“内中商量所立未定。”众未对。次公遽言曰：“皇太子虽有疾，地居冢適，内外系心。必不得已，当立广陵王。即宪宗，见下。若有异图，祸难未已。”等随而唱之，众方定。然则舍適嗣而别谋拥戴，当时已肇其端。太子之不得见，殆有壅遏之者，德宗之涕咽，不惟其疾之忧矣。然则顺宗当即位之日，其势已如赘旒矣。

    然顺宗贤君也，在东宫时，即蓄意欲除宦竖，其计谋业已豫定，故即位后虽婴痼疾，其局仍不可变也。顺宗所信者，为王叔文及王伾。叔文，山阴人。今浙江绍兴县。以棋待诏。德宗令直东宫。伾，杭州人。始为翰林侍书、待诏，累迁至正议大夫、殿中丞、皇太子侍书。《传》云：与韦执谊、翰林学士。陆质、本名淳。时征为给事中，使为皇太子侍读。吕温、左拾遗。李景俭、让皇曾孙，进士。韩晔、滉族子。尚书司封郎中。韩泰、户部郎中。陈谏、河中尹。柳宗元、刘禹锡等十数人宗元、禹锡，皆为监察御史。定为死交，而凌准、员外郎。程异、盐铁转运扬子留后。又因其党以进，可见贤士大夫与之者之多。《传》言其直东宫时，每对太子言：“某可为相，某可为将，幸异日用之”，非虚辞也。《传》又云：上寝疾久，不复关庶政。深居施帘帷，阉官李忠言、美人牛昭容侍左右，百官上议，自帷中可其奏。叔文居翰林，为学士。叔文与韦执谊善，请用为宰相。叔文因伾，伾因李忠言，忠言因牛昭容，转相结构。事下翰林，叔文定可否，宣于中书，俾执谊承奏于外。盖帝虽沈痼，诸贤之互相扶翼，思有所作为犹如此，然其势危矣。叔文所尤重者，一为财政，一为兵权。于是身兼度支盐铁副使，以杜佑领使。佑，杨炎相征入朝，历工部、金部二郎中，并充水陆转运使。改度支郎中，兼和籴。时方军兴，馈运之务，悉委于佑。迁户部侍郎，判度支。为卢杞所恶，出为苏州刺史。苏州见第六章第二节。以范希朝统京西北诸镇行营兵马使，韩泰副之。《本纪》：以右金吾卫大将军范希朝为右神策统军，充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兵马节度使。盖以希朝贤将，又久隶神策，欲以收中官之权。然希朝已耄，而宦官又为之梗。《传》云：初中人尚未悟。会边上诸将，各以状辞中人，且言方属希朝，中人始悟兵柄为叔文所夺。中尉乃止诸镇：毋以兵属人。希朝、泰至奉天，诸将不至，乃还。于是事势去矣。内官俱文珍，乃削去叔文学士之职。王伾为之论，乃许三、五日一入翰林，竟削内职。无几，叔文母死。《通鉴》曰：自叔文归第，王伾失据，日诣宦官及杜佑，请起叔文为相，且总北军。既不获，则请以为威远军使、平章事。《注》：据旧郭子仪传：肃宗上元元年（760），以子仪为诸道兵马都统，令率英武、威远等禁军及诸镇之师取范阳，既而为鱼朝恩所沮，不行，则威远军肃宗置也。至德宗时，以左、右威远营隶鸿胪，贾耽以鸿胪卿兼威远军使。至元和二年（761），敕：左、右威远营，置来已久，著在国章，其英武军并合并入左、右威远营。其后遂以宦官为使，不复隶鸿胪。宋白曰：左、右威远营，本属鸿胪寺，建中元年七月隶金吾。又不得。其党皆忧悸不自保。是日，伾坐翰林中，疏三上，不报，知事不济，行且卧。至夜，忽叫曰：“伾中风矣！”明日，遂舆归不出。时七月也。先是，顺宗长子广陵王淳，以三月立为太子，更名纯，即宪宗也。《旧书·宦官传》云：此事也，俱文珍与中官刘光琦、薛文珍、尚衍、解玉等实为之。顺宗可之。文珍俱文珍。遂召学士卫次公、郑、李程、王涯入金銮殿，草立储君诏。此即德宗崩时，中人召之，欲图废立者也。《新书·郑传》曰：顺宗病，不得语，王叔文与牛美人用事，权震中外。惮广陵王雄睿，欲危之。帝召草立太子诏。不请，辄书曰“立適以长”，跪白之。帝颔，乃定。以欲危广陵王诬叔文，然则德宗崩时，内中商量所立未定，而有待于次公诤之，和之者，亦叔文为之邪？此时之所行，则次公、之志耳。犹未已也。时韦皋遣支度副使刘辟于京师，私谒叔文曰：“太尉使致诚于足下：若能致某都领剑南三川，三川，谓剑南东、西及山南西道。必有以相酬；如不留意，亦有以奉报。”叔文大怒，将斩辟以徇。韦执谊固止之。辟乃私去。皋乃上表请皇太子监国。又上皇太子笺，请斥逐群小。裴均、荆南。严绶，河东。笺表继至。是月，乙未，二十八日。诏军国政事，宜令皇太子句当。八月，丁酉朔，遂传位焉。于是杜黄裳、袁滋、郑等比宦官而毒叔文者，继踵相矣。叔文用事时，杜佑、贾耽、郑珣瑜、高郢并为相。佑虽领度支，权实在叔文。耽屡移病乞骸骨，不许，是岁十月卒。珣瑜亦移疾不起。惟郢依违其间。及宪宗监国，郢、珣瑜并罢。杜黄裳、袁滋为相。黄裳，韦执谊妻父，然与执谊不合。尝语执谊，令率百官请皇太子监国，执谊不可，黄裳即拂衣而去。滋，贞元十九年（803），曾充入南诏使。是年韦皋卒，以滋代为西川。是时之相之，盖取其与皋相稔也。郑，是年十二月为相。叔文贬渝州司户，明年，赐死。伾贬开州司马，开州，今四川开县。寻病卒。其党惟李景俭居丧东都；吕温使吐蕃，叔文败方归；陆质为皇太子侍读，寻卒；余皆远贬。后复起用者，一程异而已。山人罗令则，诣秦州刺史刘澭，济弟，见上章第四节。秦州时治普润，在今陕西麟游县西。言废立之事。澭系之。令则又云：“某之党多矣。将以德宗山陵时，伺便而动。”澭械送京师，杖杀之。《旧书·刘怦传》。此叔文之党，忠义奋发，之死不变者也。舒王以是年十月卒，史不云其非良死，然其事亦殊可疑也。明年元和元年（806）。正月，顺宗崩。

    顺宗初政，实足媲美德宗。即位后，罢翰林医工、相工、占星、射覆、冗食者四十二人。二月，诸道除正敕率税外，诸色杂税，并宜禁断。除上供外，不得别有进奉。罢宫市。罢盐铁使月进。罢五坊小儿。三月，出宫女三百人，掖庭教坊女乐六百人。李实为京兆尹号聚敛，即贬通州刺史。追还陆贽、阳城等。贽、城皆未闻追诏而卒。通州，今四川达县。《旧书·本纪》引韩愈之言：谓其性宽仁有断。礼重师傅，必先致拜。从幸奉天，贼泚逼迫，常身先禁旅，乘城拒战。督厉将士，无不奋激。德宗在位岁久，稍不假权宰相，左右幸臣如裴延龄、李齐运、韦渠牟等，因间用事，刻下取功，而排陷陆贽、张滂辈，人不敢言，太子从容论事，故卒不任延龄、渠牟为相。尝侍燕鱼藻宫，鱼藻池，在长安北。池中有山，宫在山上。张水嬉，采舰雕靡，宫人引舟为棹歌，丝竹间发，德宗欢甚，太子引诗人好乐无荒为对。每于敷奏，未尝以颜色假借宦官。居储位二十年，天下阴受其赐。《旧书·王叔文传》言：当其直东宫时，太子尝与侍读论政道，因言宫市之弊。太子曰：“寡人见上，当极言之。”诸生称赞其美。叔文独无言。罢坐，太子谓曰：“向论宫市，君独无言，何也？”叔文曰：“皇太子之事上也，视膳问安之外，不合辄与外事。陛下在位岁久，如小人离间，谓殿下收取人情，安能自解？”太子谢之。由是重之，宫中之事，倚之裁决。夫曰天下阴受其赐，则其论争，必有能行者矣，而至于宫市，独不敢言，则是太子之志，能行于朝臣，而不能行于宦竖也。然而德宗之诒祸，可谓深矣。然太子虽不敢言宦官，而终不假以颜色，则其恶之甚矣。此其所以为宦官所深忌，当郜国事败之日，即欲危之欤？王鸣盛曰：王叔文之柄用，仅五六月耳，《本纪》所书善政，皆在此五六月中，而以范希朝领神策行营，尤为扼要。《通鉴·昭宗纪》：崔胤奏国初宦官，不典兵与政。天宝已来，宦官寝盛。贞元之末，分羽林卫为左右神策军，以便卫从，始令宦官主之，以二千人为定制。自是参掌机密，夺百司权。上下弥缝，共为不法。大则横扇藩镇，倾危国家；小则卖官粥狱，蠹害朝政。胤此言是也。但召朱全忠尽诛宦官，宦官去而全忠遂篡唐矣。譬如人有巨痈，在府藏中，决去其痈，命亦倾矣。假令叔文计得行，则左右神策所统之内外八镇兵，自属之六军，天子可自命将帅，而宰相得以调度，乱何由生哉？如痈尚未成，决之易也。司马君实论之云：宦官为国家患久矣！东汉最名骄横，然皆假人主之权，未有能劫胁天子，如制婴儿，如唐世者也。所以然者，汉不握兵，唐握兵故也。君实此论，一语道破。而叔文之忠，为何如哉？奈何昌黎《永贞行》云：“北军百万虎与貔，天子自将非他师，一朝夺印付私党，凛凛朝士何能为？”以宦官典兵为天子自将，抑何刺缪甚乎？《十七史商榷》。

    第二节 宪宗时藩镇叛服

    宪宗即位之月，韦皋卒。刘辟自为留后，使将校表求节钺。朝以袁滋为西川节度，而征辟为给事中。辟不受命。滋逗留不敢进。坐贬，而以辟为西川节度副使，知节度事。辟又求兼领三川，不许。辟与同幕卢文若善，欲以为东川，遂围东川节度使李康于梓州。乃以长武城使高崇文为右神策行营节度使，会李康及山南东道节度使严砺讨之。时元和元年正月也。辟旋陷梓州，执李康。三月，崇文复之。辟归康求解。崇文以康败军失守，斩之。四月，以崇文为东川副使，知节度事。辟屯兵鹿头关，见第七章第四节。崇文败之。严砺前收剑州，见第三章第四节。及是，又遣将败辟兵于绵州。见第六章第三节。九月，崇文入成都。擒辟，槛送京师，斩之。卢文若自杀。十月，诏割资、今四川资中县。简、见第六章第三节。陵、今四川仁寿县。荣、今四川荣县。昌、今四川大足县。泸见第三章第七节。六州隶东川，以严砺为节度，而以崇文为西川。崇文不通文字，厌案牍谘禀之烦，求去。明年十月，以为邠、宁、庆节度，而出宰相武元衡为西川。《旧书·高崇文传》云：在长武城，练卒五千，常若寇至；其讨刘辟，卯时宣命，辰时出师，器用无阙者；入成都也，珍宝山积，市井不移，无秋毫之犯；则其人颇能将兵。然其去成都也，帑藏之富，百工之巧，举以自随，蜀郡一罄；又以不习朝仪，惮于入觐，诏令便道之镇；则亦一贪横之武夫耳。《杜黄裳传》云：刘辟作乱，议者以剑南险固，不宜生事，惟黄裳坚请讨除。又奏请不以中官为监军，只以高崇文为使。似其用兵，颇有成算。然《李吉甫传》言：刘辟反，帝命诛讨之，计未决，吉甫密赞其谋。兼请广征江淮之师，由三峡入，以分蜀寇之力。今观崇文出兵时，朝廷仍许辟自新，及克东川，乃削夺其官爵，则初亦无必胜之把握。韦皋在西川，兵力颇厚，辟虽妄人，未能用，然谓恃崇文一军，即可取之如摧枯拉朽，事固未易逆睹也。黄裳殁后，贿赂事发，实尝受四万五千贯于崇文，则其举之，岂真以其材武哉？专杀李康，最为不法。《新书·循吏传》：韦丹时为谏议大夫。议者欲释刘辟，丹上疏，以为今不诛辟，则可使者惟两京耳。会辟围梓州，乃授丹东川节度。至汉中，上言康守方尽力，不可易，召还。此可见康之败非其罪。即谓不然，亦岂崇文所得擅杀也？据《新书·宦官传》，其事实出俱文珍，文珍时为监军，则不以宦官监军之言，又不雠矣。宪宗之用兵，亦何以异于德宗哉？

    韩全义之败于淮西也，过阙下，托疾不入朝。宪宗在藩，疾之。既嗣位，全义惧，入觐，令其甥杨惠琳知留后。朝令全义致仕，以右骁卫将军李演为节度。惠琳据城叛。诏发河东、天德兵讨之。天德军见第七章第一节。夏州兵马使张承金斩之。时元和元年三月也。

    是岁，武宁节度使张愔被疾，上表请代。顺宗即位，名徐州军曰武宁。十一月，以东都留守王绍代之，复以濠、泗二州隶徐。徐军喜复得二州，不敢为乱。愔遂赴京师，未出界卒。

    顺宗之立也，于润州置镇海军，以李锜为节度，而罢其盐铁转运。《旧书·锜传》云德宗，《新书·方镇表》在元和二年（807），皆误。《通鉴》系贞元二十一年三月。锜虽罢利权，而得节度，反谋未发。宪宗即位二年，诸道崛强者入朝，锜不自安，亦以入朝为请。乃拜锜左仆射。锜乃署判官王澹为留后。既而迁延发期，澹与中使频喻之。遂讽将土，以给冬衣日，杀澹而食之。监军使闻乱，遣衙将慰谕，又脔食之。复以兵注中使之颈。锜阳惊，救解之，囚于别馆。遂称兵。室五剑，分授管内镇将，令杀五州刺史。苏、常、湖、杭、睦。睦州，今浙江建德县。常、湖二州刺史，皆杀其镇将。惟苏州刺史为镇将所系，献于锜。会锜败，获免。遣兵马使张子良、李奉仙、此据《旧书·锜传》。《本纪》作李文良。田少卿领兵三千，分略宣、歙、池三州。三将回戈趋城。锜甥裴行立为内应。执锜，械送京师，斩之。时元和二年十一月也。时诏淮南节度王锷讨锜，未至，难已平矣。其挽硬蕃落将士，或投井、自缢，纷纷枕藉而死者，不可胜纪焉。

    于者，后周于谨之七世孙也。性横暴。贞元十四年（798），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吴少诚叛，乘之，广军籍，募战士，利器甲，然专有汉南。又擅兴兵据南阳。宪宗即位，稍戒惧。为子季友求尚主。上以女普宁公主妻之，而使人讽之入朝。遂奉诏。元和三年九月，以裴均代之。内官梁守谦掌枢密，颇招权利。有梁正言者，自言与守谦宗盟情厚。子敏，与之游处。正言取其财贿，言赂守谦，以求出镇。久之，无效。敏诱正言之僮，支解投溷中。八年（813）春，事发。敏窜雷州。至商山，赐死。商山，在今陕西商县东。季友夺二官，亦坐贬。

    是岁十二月，振武军乱，振武军，治故单于都护府。逐其帅李进贤。进贤以高赀得幸于严绶，署为衙门将，累迁为振武节度。辟绶子澈为判官。年少，治苛刻。回鹘入辟鹈泉，进贤发兵讨之。吏廪粮不实。军士怒，还攻进贤，杀澈而屠进贤家。诏以夏州节度使张煦代进贤，率兵二千赴镇。煦，守珪弟守瑜之孙，事见《旧书·献诚传》。河东王锷，又遣兵会之。明年正月，煦入振武，诛作乱者苏国珍等二百五十二人。

    元和十一年四月，宥州军乱，宥州见第五章第二节。逐刺史骆怡。夏州节度使田进讨平之。《通鉴》。

    以上皆宪宗时戡定藩镇之事也。《旧书·杜黄裳传》云：黄裳与宪宗语，及方镇除授，奏曰：“德宗自艰难之后，多事姑息。贞元中，每帅守物故，必命中使侦伺其军动息。其副贰、大将中有物望者，必厚赂近臣，以求见用，帝必随其称美而命之。以是因循，方镇罕有特命帅守者。陛下宜稍以法度，整肃诸侯，则天下何忧不治？”宪宗然其言。诛蜀、夏后，不容藩臣蹇傲，克复两河，威令复振，盖黄裳启其衷也。《新书·李吉甫传》云：元和二年（807），杜黄裳罢相，擢吉甫同平章事。吉甫连蹇外迁十余年，究知闾里疾苦。尝病方镇强恣。至是，为帝从容言：“使属郡刺史，得自为政，则风化可成。”帝然之。出郎吏十余人为刺史。德宗已来，姑息藩镇，有终身不易地者。吉甫为相岁余，凡易三十六镇。盖节镇原非举不可易，德宗早岁求治太速，晚岁又失之姑息，故宪宗一振起，纲纪即稍树立也。然此乃藩镇之弱者，至其强者，则戡定仍不易也。

    元和元年闰六月，李师古死，军中立其异母弟师道。时方讨刘辟，即以授之。四年二月，王士真死，子承宗自为留后。帝欲自除人，宰相裴垍、翰林学士李绛均言不可。而左军中尉吐突承璀欲用兵。昭义卢从史，遭父丧，久未起复，亦因承璀说上，请发本军讨承宗。上欲以成德授承宗，而割其德、棣二州，更为一镇。八月，遣京兆少尹裴武诣恒州宣慰。承宗受诏甚恭，请献德、棣。九月，以为成德节度使，恒、冀、深、赵四州观察使，而以德州刺史薛昌朝为保信军节度使、德棣二州观察使。昌朝，嵩子，王氏婿也。承宗遣骑执昌朝至恒州，囚之。朝廷又以棣州刺史田涣充本州团练守捉使，而令中使谕承宗遣昌朝还镇。承宗不奉诏。十月，乃削夺其官爵，以吐突承璀为左右神策，河中、河阳、浙西、宣歙行营招讨处置等使。翰林学士白居易言：不可使中人将。谏官、御史，论者相属。上为去四道之名，改处置为宣慰而已。诸镇中惟卢龙与成德不协，刘济自将兵七万击之。拔饶阳、束鹿二县。五年正月。饶阳见第二章第六节。束鹿见第七章第二节。然进攻乐寿，见第二章第六节。不能下。李师道、田季安，则各收一县而止。河东范希朝、易定张茂昭之师，阻于新市。汉县，唐废入九门，在今河北新乐县西南。承璀与承宗战，屡败。卢从史逗留不进，阴与承宗通谋。会从史遣衙将王翊元入奏事。裴垍引与语，得其输诚。垍令还本军，遂得其都知兵马使乌重胤要领。时从史屡入承璀营饮博，垍请诏承璀诱执之。上初愕然，后乃从之。遂执从史归京师。贬为欢州司马。欢州见第二章第二节。于是移河阳节度使孟元阳镇昭义，而以乌重胤镇河阳。承宗因归过于卢从史，乞许其自新。李师道、刘济皆为之请。朝廷兵力已屈，馈饷又虚，不得已，以为成德节度使，并德、棣二州与之。时元和五年七月也。吐突承璀还，宪宗仍以为中尉。群臣争以为言，乃降为军器使，内诸司之一。而以内官程文干为中尉。此役所得者，昭义为朝廷所有，足以控制山东而已。然皆裴垍之功，非承璀之力也。

    吴少诚以元和四年十一月死。大将吴少阳，杀其子元庆，自为留后。朝廷方用兵河朔，遂以授之。赦王承宗之月，刘济为其次子总所弑。总又弑其兄绲而自立。河北诸镇，相承以適长子为节度副大使，死则袭其位。济之讨王承宗也，以长子绲为副大使，掌留务，而以总为瀛州刺史，掌行营都知兵马使。济军瀛州，有疾。总诈使人从长安来，言朝廷以济逗留，已除绲为节度矣。济惊怒，杀大将数十人，及与绲厚者，而召绲、总进毒弑济，又矫济命杖杀绲。遂自立。朝廷不知其事，即许其承袭。是岁十月，张茂昭举族归朝。遣妻子先行，曰：“吾不欲子孙之染污俗也。”既至，又请迁祖考之骨，墓于京兆。朝以左庶子任迪简为义武行军司马。茂昭既去，都虞候杨伯玉作乱，拘迪简。别将张佐元杀伯玉。军人又杀佐元。据《旧书·本纪》。《迪简传》云：迪简攻杀之。乃以迪简为义武节度使。茂昭奢荡，公私殚罄，迪简欲飨士而无所取给。乃与士卒同粝食，身居戟门下。凡周月，乃安。七年八月，田季安卒。季安病风，杀戮无度，军政废乱。其妻元氏，谊女也。召诸将，立子怀谏为副大使。时年十五。月余而季安卒。怀谏知军务，皆决于家僮蒋士则。数以爱憎，移易将校。军情不安。田兴者，承嗣季父廷恽之孙。父曰庭玠。田悦之叛，玠不肯附和，郁愤而卒。兴为季安兵马使。季安忌之，出为镇将，欲杀之。兴阳为风痹，乃得免。季安疾笃，召之归，仍为兵马使。及是，诸将拥立之。兴与约：勿害怀谏，听命于朝。诸将许之。乃杀蒋士则等十余人，迁怀谏于外，后送之归朝。而请命于朝。上用李绛策，不待中使宣慰之还，即以为魏博节度使，且出内库钱百五十万缗犒军，遣知制诰裴度往宣慰。六州百姓，给复一年。旋赐兴名弘正。于是魏博一镇，归心朝廷。此为讨王承宗后河北局势之一转机，然出于事势之推迁，非庙算所能为也。

    元和九年闰八月，吴少阳死。子元济，匿丧自领军务。时李吉甫为相，赞取之。乃割汝州隶河阳，移乌重胤刺焉。以洺州刺史李光颜为忠武军节度使，刺许州。光颜，河曲部落稽阿跌之族。父良臣，袭鸡田州刺史，隶朔方军。光颜与兄光进，皆少依姊夫舍利葛旃，称勇将。光进隶朔方军，光颜从河东军。又以泗州刺史令狐通为寿州防御使。通，彰子。移山南东道节度使，袁滋于荆南，而以荆南严绶为山南东道。十月，吉甫卒。上悉以兵事委武元衡。宰相张弘靖延赏子。请先遣使吊祭，俟其不顺，然后伐之。而元济不迎敕使，且出兵焚掠四境。使者不得入。乃以严绶为申、光、蔡招抚使，蔡州见第四章第二节。光州，今河南潢川县。时淮西节度领此三州。督诸道兵讨之。绶无威略，十年二月，败退唐州。见第五章第二节。九月，以宣武节度使韩弘为淮西诸军都统，而令李光颜、乌重胤实当旗鼓。又分山南东道为两节度。以右羽林将军高霞寓为唐州刺史，节度唐、随、见第四章第三节。邓见第二章第三节。三州，以事攻战。户部侍郎李逊为襄州刺史，节度襄、复、郢、皆见第六章第三节。均、见第四章第五节。房见第四章第二节。五州，调赋饷以给之。霞寓宿将，实因宦官进，无能为。见第七章第六节。光颜、重胤虽能战，诸道之师多挫败，亦不能奏功也。时韩弘实欲养寇自资，史言其每闻献捷，辄数日不怡。令狐通出兵而败，朝以左金吾将军李文通代之，亦无功。鄂、岳观察使柳公绰，朝命以兵五千授安州刺史李听。听，晟之子也。公绰亦自行，战颇有功，而为飞语所中，以曹王皋之子道古代之，进攻申州，败退。鄂州见第七章第四节。岳州见第二章第七节。安州，今湖北安陆县。时王承宗、李师道屡为元济请，皆不许。乃使盗攻河阴转运院，烧钱、帛二十万贯、匹，米二万四千八百石。十年三月。十年六月，刺杀宰相武元衡。击御史中丞裴度，伤首。上以度同平章事，讨贼愈亟。初王承宗尝上表怨咎武元衡。及是，获贼者又言为承宗所使，乃下诏数承宗罪恶，绝其朝贡。《旧书·本纪》：元和十年六月庚戌，神策将士王士则、王士平以盗名上言，且言王承宗所使。乃捕得张晏等八人诛之。七月，甲戌，诏数承宗之罪，有云：乃敢轻肆指斥，妄陈表章。潜遣奸人，内怀兵刃，贼杀元辅，毒伤宪臣。《纪》云：先是承宗上表怨咎武元衡，留中不报，又肆指斥。此当时官书中语也。《张弘靖传》云：盗杀宰相武元衡，京师索贼未得。时王承宗邸中，有镇卒张晏辈数人，行止无状，人多意之。诏录付御史陈中师按之。皆附致其罪，如京中所说。弘靖疑其不直，骤于上前言之。宪宗不听，竟杀张晏辈。及田弘正入郓，按簿书，亦有杀元衡者。但事暧昧，互有传说，卒未得其实。李师道及吕元膺传则云：为师道谋扰东都之訾嘉珍、门察，乃贼武元衡者，见下。《新书·武元衡传》云：王士则、王士平以贼闻，捕得张晏等十八人，言为承宗所遣，皆斩之。逾月，吕元膺执淄青留邸贼门察、訾嘉珍，自言始谋杀元衡者。会晏先发，故藉之以告师道而窃其赏。帝密诛之。《通鉴》：元和十四年七月丁丑朔，田弘正送杀武元衡贼王士元等十六人。诏使内京兆府、御史台遍鞫之，皆款伏。京兆尹崔元略以元衡物色询之，则多异同。元略问其故。对曰：“恒、郓同谋，遣客刺元衡，而士元等后期，闻恒人事已成，遂窃以为己功，还报受赏耳。今自度为罪均，终不免死，故承之。”上亦不欲复辨正，悉杀之。此事终为一疑案，惟以为承宗者似诬，以驱使豪杰之力，师道似优于承宗也。王士则、士平之言，似即据京师人所亿度。王士元等云恒、郓同谋，亦来必非官吏护前之说也。时师道置留后院于东都，又潜纳兵院中，谋焚宫阙杀掠，为留守吕元膺所破。《旧书·师道传》云：初师道置留邸于河南府，兵谍杂以往来，吏不敢辨。因吴元济北犯汝、郑，郊畿多警，防御兵尽戍伊阙，师道潜以兵数十百人内其邸，谋焚宫阙而肆杀掠。既烹牛飨众矣，明日将出，会有小将杨进、李再兴者，诣留守吕元膺告变。元膺追兵伊阙，兵围之。半日不敢进攻。防御判官王茂元杀一人而后进。或毁其墉而入者。贼众突出杀人，围兵奔骇。贼得结伍中衢，内其妻子于囊橐中，以甲胄殿而行。防御兵不敢追。贼出长夏门，转掠郊墅，东济伊水，入嵩山。元膺诫境上兵重购以捕之。数月，有山棚粥鹿于市，贼遇而夺之。山棚走而征其党。或引官军共围之谷中，尽获之。穷理得其魁首，乃中岳寺僧圆静。年八十余，尝为史思明将，伟悍过人。初得之，使巨力者奋锤，不能折其胫。圆静骂曰：“鼠子，折人脚犹不能，敢称健儿乎？”乃自置其足，教折之。临刑，乃曰：“误我事，不得使洛城流血。”死者凡数十人。留守防御将二人，都亭驿卒五人，甘水驿卒三人，皆潜受其职署而为之耳目。自始谋及将败，无知者。初师道多买田于伊阙、陆浑，凡十余处。欲以舍山棚而衣食之。有訾家珍、门察者，潜部分之，以属圆静。以师道钱千万，伪理嵩山之佛光寺。期以嘉珍窃发时，举火于山中，集二县山棚人作乱。及穷按之，嘉珍、察乃贼武元衡者。元膺具状以闻。元膺传大同。观此事，可见唐之兵力、缉捕，皆同儿戏，此乱之所以难平。然亦可见收率豪杰，阴谋扰乱，事皆出于师道也。唐伊阙县，在今洛阳县南。陆浑县，在今嵩县西北。又使焚柏崖仓、十月。唐柏崖县，在今孟津县西。襄州佛寺军储及献陵寝宫，十一月。献陵，高祖陵。断建陵门戟。十一年正月。建陵，肃宗陵。《旧书·本纪》：十二年二月庚子，敕京城居人，五家相保，以搜奸慝。时王承宗、李师道欲阻用兵之势，遣人折陵庙之戟，焚刍稿之积，流矢飞书，恐骇京国，故搜索以防奸。及贼平，复得淄青簿领，中有赏蒲、潼关吏案，乃知容奸者关吏也，搜索不足以为防。可见当时于此等事，皆以为承宗、师道二人所为，实则主之者皆师道也。承宗又纵兵四掠。幽、沧、定三镇，皆请讨之。上欲许之。张弘靖、韦贯之皆谏不宜两役并兴，不听。十一年正月，削承宗官爵，命河东、幽州、义武、任迪简病不能军，以浑镐代之，瑊子也。战败，又代以易州刺史陈楚，张茂昭之甥也。横海、程权。魏博、昭义诸镇讨之。惟昭义郗士美，兵势较为锐整，余皆无功。是岁六月，高霞寓又大败于铁城。在今河南遂平县西南。诿过于李逊，宦者助之，二人同贬。乃以河南尹郑权代逊，荆南袁滋为彰义节度使，申、光、蔡、唐、随、邓观察使。治唐州。滋保境不敢战。李晟子愬，时为太子詹事、宫苑闲厩使。抗表愿自效。十二月，又以之代滋。愬至唐州，闭壁示弱，而以计擒其将李宪、李祐等。更宪名曰忠义，与之谋。又抚用贼谍，益知敌虚实。李光颜、乌重胤力战。明年四月，取郾城。今河南郾城县。五月，诏权罢河北行营，专讨淮蔡。六月，元济上表谢罪，请束身归朝。诏许以不死。而为左右所制，不得出。七月，以裴度为彰义节度、淮西宣慰招讨处置使。度以韩弘已为都统，辞招讨之名，然实行元帅事。董重质者，吴少诚婿，元济之谋主也。元济尽发左右及守城卒属之，以抗李光颜、乌重胤军于洄曲。据《旧书·光颜传》《元济传》作时曲。溵水回曲处，在今商水县西南。守蔡者皆市人、疲耄之卒。李愬乃定计袭之。告于裴度，度许之。十月，愬乘雪夜，以李祐、李忠义为前驱，袭入蔡，擒元济送京师。十一月斩之。董重质及申、光二州皆降。于是以李愬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宣慰副使马总为彰义节度使。裴度复入相。明年五月，李光颜移镇义成，永平更名。时谋讨李师道也。马总为忠武节度、陈、许、溵、蔡州观察使。溵州置于郾城。以申州隶鄂、岳，光州隶淮南，不复以蔡州为节镇已。

    淮西既平，李师道请遣子入侍，献海、沂、密三州，许之。时元和十三年正月也。二月，程权自以世袭如三镇事例，不自安，请入朝。以华州刺史郑权代之。四月，王承宗请于田弘正。愿遣二子入侍，献德、棣二州。复其官爵，以郑权为德州刺史、德、棣、沧、景观察使。李师道妻魏氏，不欲其子入质，群婢又为之谋，乃表言军情不欲割地、纳质。七月，徙李愬于武宁，令与宣武、义成、横海、魏博同讨之。淮西之平，乌重胤还镇河阳，十一月，又移诸横海。以代郑权。是月，田弘正自杨刘渡河。在今山东东阿县北。师道使都知兵马使刘悟拒之。悟，正臣之孙也，有叛志。师道使副使张暹杀之。暹以告悟。十四年二月，悟袭杀师道以降。命户部侍郎杨于陵宣慰淄青。分其地为三道：郓、曹、濮为一道，马总帅之。穆宗立，赐军名曰天平。淄、青、齐、登、莱为一道，移义成节度使薛平帅之，称平卢，淄青遂专平卢之名。沂、密、兖、海为一道，淄青行营供军使王遂帅之。遂事参看下节。徙刘悟于义成。悟甚失望，然不敢抗命也。乌重胤之至横海也，上言曰：“河朔能拒朝命者，刺史失其职，使镇将领兵事。若刺史各得职分，又有镇兵，节将虽有禄山、思明之奸，岂能据一州叛哉？臣所管德、棣、景三州，已举公牒，各还刺史职事讫。应在州兵，并令刺史收管。又景州本是弓高县，请却废为县。”从之。十四年四月，诏诸道节度、都团练、防御、经略等使所管支郡，除本军州外，别置镇遏、守捉、兵马者，并合属刺史。如刺史带本州团练、防御、镇遏等使，其兵马额便隶此使。如无别使，即属军事。其有边于谿洞，连接蕃蛮之处，特建城镇，不关州郡者，不在此限。盖亦行重胤之说也。是岁七月，韩弘使入朝，进绢三十五万匹，三万匹，银器二百七十件。三上章坚辞戎务。乃以张弘靖代之。史言弘镇大梁二十余载，四州征赋，皆为已有，未尝上供。有私钱百万贯，粟三百万斛，马七千匹，兵械称是。诏使宣谕，弘多倨待。齐、蔡平，势屈入觐，竟以功名始终，人臣之幸也。是月，王遂为衙将王弁所害。以棣州刺史曹华代之。华至镇三日，伏甲杀郓卒千二百人于庭，血流成渠。九月。明年正月，移理于兖。八月，田弘正入朝。三表请留，上不许。既还镇，悉仕其兄弟子侄于朝。盖恐一旦身故，其下犹以故事奉之也。平蔡以后，威声所播，情形大略如此。

    第三节 元和朝局

    宪宗平蔡以前，宰相用事者，杜黄裳、李吉甫、武元衡、裴垍、李绛、裴度。六人者虽不尽相合，而其主摧抑藩镇则同。其中持权最久者，实为李吉甫。乃甫欲伐蔡，而吉甫遽卒，于是代之以武元衡。吉甫以元和二年正月，与元衡并相。三年九月，荐裴垍代己，出镇淮南。五年（810）冬，垍病免。六年正月，吉甫复相，至九年十月卒。吉甫卒，上乃以讨淮西事委元衡，不则当其任者吉甫也。元衡见刺，又代之以裴度。度于平蔡，自为有功，然吉甫，史言其与绛不合，颇过其实，观其与绛同相逾二年可知，绎以元和六年十二月相，至九年二月乃罢。《吉甫传》言吉甫大与绛不协，而绛性刚讦，于上前互有争论，人多直绛。此亦朋党之论，不足为据。绛为相，并无实际建树，其才非吉甫之伦也。《绎传》云：议者以吉甫通于吐突承璀，故绛尤恶之，亦莫须有之论。逮度相而党祸烈矣。时李逢吉亦为相。元和十二年二月。史言其忌度成功，密沮之。及度亲征，学士令狐楚为制辞，言不合旨，而楚与逢吉相善，帝皆黜之，罢楚学士，逢吉亦罢政事，出为东川。《旧书·逢吉传》。此事真相，未知若何，然帝是时之任度，固不可云不专也。度亲征制辞，见《旧书》。度所请改者，以韩弘为淮西行营都统，不欲更为招讨，乃去仍充淮西宣慰招讨处置使中之“招讨”二字。因改“遥听鼓鼙，更张琴瑟，烦我台席，董兹戎旃”之“更张琴瑟，烦我台席”为“近辍枢衡，授以成算”。此乃兵机，无关朝局，即旧文亦不可谓之失辞也。《旧书·张宿传》云：宿，布衣诸生也。宪宗为广陵王时，出入邸第。及在东宫，宿时入谒。辩谲敢言。监抚之际，骤承顾擢，授左拾遗。以旧恩，数召对禁中。机事不密，贬郴县丞。征入，历赞善大夫、左补阙、比部员外郎。宰相李逢吉恶之，数于上前言其狡谲不可保信，乃用为濠州刺史。制下，宿自理乞留。乃追制。上欲以为谏议大夫。逢吉奏曰：“宿细人，不足污贤者位。陛下必用宿，请先去臣。”上不悦。又逢吉与裴度是非不同，上方委度讨伐，乃出逢吉为东川。观此，知逢吉之出，缘沮张宿者多，与度不协者较少也。郴县，郴州治，见第七章第六节。蔡平后，度再入相，与皇甫镈争，而眷顾始衰。

    宪宗之能讨平淮西，与其能整顿财政，颇有关系。时李吉甫撰《元和国计簿》，总计天下方镇凡四十八，管州、府二百九十五，县一千四百五十三，户二百四十四万二百五十四。其凤翔、鄜坊、邠宁、振武、泾原、银夏、灵盐、河东、易定、魏博、镇冀、范阳、沧景、淮西、淄青十五道，凡七十一州，不申户口。每岁赋入倚办，止于浙江东、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等八道。合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万户，比量天宝，四分有一。天下兵仰给县官者八十三万人，比量天宝，三分加一。率以两户资一兵。其他水旱所损，征科发敛，又在常役之外。《旧纪》元和二年（807）。《新·食货志》同。《志》又云：乾元末，天下上计者六十九州，户百九十三万三千一百二十四，不课者百一十七万四千五百九十二，口千六百九十九万三百八十六，不课者千四百六十一万九千五百八十七。减天宝户五百九十八万二千五百八十四，口三千五百九十二万八千七百二十三。至长庆，户三百三十五万。而兵九十九万，率三户以奉一兵。武宗即位，户二百一十一万四千九百六十。会昌末，户增至四百九十五万五千一百五十一。宣宗既复河湟，天下两税，榷酒、茶盐钱，岁入九百二十二万缗。岁之常费，率少三百余万，有司远取后年乃济。及群盗起，诸镇不复上计云。唐中叶后之国计，大略如此。长庆户数，亦见《旧纪》开成二年（837）。如此，财赋所出，自然仍在江淮。德宗末年，李锜居转运之职，国用日耗。顺宗即位，以杜佑判盐铁转运使，理于扬州。元和二年三月，《旧书·食货志》。《通鉴》在元年四月。以李巽代之。宪宗初即位时，杜佑尝请用潘孟阳为盐铁转运副使，以代王叔文。孟阳母，刘晏女也。时为户部侍郎。宪宗命孟阳巡江淮，省财赋，且察东南镇之政理。孟阳所历，但务游赏；至盐铁转运院，广纳财贿，补吏职而已。及归，乃罢为大理卿。此可见理财得人之难，凡史所目为聚敛者，实皆干济之才，无怪人君倚畀之也。大正其事。四年（809），巽又引程异为扬子留后。巽居职三载，而李鄘代之。《纪》在五年（810）。其后卢坦判度支，王播为盐铁转运使。事在六年（811）。十一年（816），皇甫镈始判度支。史言自榷筦之兴，惟刘晏得其术，而巽次之。然初年之利，类晏之季年，季年之利，则三倍于晏矣。又言旧制每岁运江、淮米五十万斛至河阴，见第七章第六节。留十万，四十万送渭仓，晏殁，久不登其数，惟巽秉使三载，无升斗之阙。《旧书·食货志》。又言巽精于吏职，而异句检簿籍，又精于巽。《巽传》。江、淮钱谷之弊，多所划革。《异传》。先是，天下百姓输赋于州府：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建中初定两税，货重钱轻，是后货轻钱重，齐人所出，已倍初征。其留州、送使者，所在长吏，又降省估使就实估。及裴垍为相，奏请一切令依省估。所在观察使，以所莅州郡租赋自给，不足然后征于支郡。其诸州送使额，悉变为上供。史称江、淮稍息肩。《垍传》。盖取之于官，而宽其在民者也。王播之领使，以程异为副。十二年（817）依《本纪》。《食货志》作十三年（818），误。正月，请令异出巡江、淮。州府上供钱谷，一切戡问。闰五月，得钱百八十五万贯以进。《旧书·食货志》。《纪》在六月，盖因代王播并书之。史言时淮西用兵，国用不足。异调征赋，且讽有土者以饶羡入贡，不剥下，不浚财，而经费以赢，人颇便之。《旧书》本传。由是专领盐铁转运使，而王播去职。《旧书·播传》云：皇甫镈恐播大用，乃请以使务命异领之，播守本官而已，亦莫须有之辞也。时李鄘为淮南节度，发楚、寿等州兵二万余压贼境，日费甚广，未尝请于有司。及异谕江、淮诸道，鄘乃大籍府库，一年所蓄之外，咸贡于朝。诸道以鄘为唱首，悉索以献。《旧书》本传。又《韦贯之传》：贯之为湖南观察。异所至方镇，皆讽令捃拾进献，贯之谓两税外不忍横赋加人，所献未满异意，遂率属内六州留钱以继献。由是罢为太子詹事，分司东都。此等名为恤民，实则未能顾全大局也。王遂者，方庆孙，以吏能闻于时。天子用为宣歙观察使。淮蔡平，王师东讨，召为光禄卿，充淄青行营诸军粮料使。师之出也，岁计兵食三百万石。及郓贼诛，遂进羡余一百万。上以为能，以为沂、兖、海等州观察使。《旧书》本传。《新书·食货志》云：宪宗因德宗府库之积，观此语，可知宪宗削平藩镇，未尝不得德宗蓄聚之力。贞元、元和之政，实相因也。颇约费用。身服浣濯。及刘辟、李锜既平，訾藏皆入内库。山南东道于、河东王锷。进献甚厚。翰林学士李绛谏。帝喟然曰：“诚知非至德事。然两河中夏贡赋之地，朝觐久废；河湟陷没，烽候列于郊甸；方雪祖宗之耻，不忍重敛于人也。独不知进献之取于人者重矣。”斯固然也，然天子不取其进献，方镇遂不苛取于民乎？欲止其苛取，势不能无用兵；欲用兵，又非有财不可；是知唐中叶后，若德宗、宪宗之苛取，固有其不得已者存，未可概目为横暴也。是时内库屡出钱帛供军；《旧书·本纪》：元和十一年十月，十二年九月，十三年六月、九月。又尝募人入粟河北、淮西，自千斛已上，皆授以官；《新书·食货志》。而东畿民户供军之苦，至于车数千乘，相错于路，牛皆馈军，民户多以驴耕；《旧纪》元和十二年（817）。不有敛取，何以供之？《新志》又言：是时度支、盐铁与诸道贡献尤甚，号助军钱。及贼平，则有贺礼及助赏设物。群臣上尊号，又有献贺物。穆宗即位，乃一切罢之，两税外率一钱者，以枉法臧论。贼平而进奉不息，何也？不知当时之方镇，固未全平也。穆宗即位，河朔复叛，终以绌于费，不能讨，非其明验乎？故德、宪二世之聚敛，究可恕也。宪宗不必恭俭之主，然因用兵而省啬，则确有之。《旧书·潘孟阳传》，言其尝发江淮宣慰使、左司郎中郑敬奉使，辞，上诫之曰：“朕宫中用度，一匹已上，皆有簿籍。”此在嗣世之主，已为难能矣。又《李翛传》言其为京兆尹，庄宪太后崩，宪宗母。为山陵桥道置顿使，每事减省。灵驾至灞桥顿，灞桥，在长安东。从官多不得食。及至渭城北门，渭城县，在今咸阻县东。门坏。先是桥道司请改造，计钱三万，翛以劳费不从。山陵使李逢吉请免翛官。上以用兵务集财赋，以翛前后进奉，不之责，但罚俸而已。且以为浙西观察使，令设法鸠聚财货。淮西用兵，颇赖其赋。事在元和十一年（816），见《旧书·本纪》。此真省无益之费，以奉军国者也。君子听竽、笙、箫、管之声，则思畜聚之臣。夫聚之，亦视其用之者何如耳，岂得概以损下益上罪之邪？当时理财之臣，如李巽、李鄘、王遂等，皆不免失之严酷，韩弘更无论已。惟程异为不然，此其所以尤不可及也。

    皇甫镈史以为小人，然言其罪状，亦皆莫须有之辞。如镈欲奏减内外官俸钱以赡国用，其是非，观上章第六节所论，已可见之矣。十三年八月，宪宗用镈与程异为相。崔群及裴度攻之。宪宗不听。度遂求去。其辞甚激讦。非君子之言也。见《旧书》本传。无怪宪宗以为朋党，竟不省览也。异以谦逊自牧，月余日不敢知印、秉笔。知西北边军政不理，建议置巡边使，请自行，未决而卒。家无余财。《旧书》本传。可谓难矣。亦可见王叔文之党多贤人也。时元和十四年四月。是月，裴度出镇河东。七月，令狐楚相。十二月，崔群免。史皆云皇甫镈为之，亦皆无确据也。见《旧书·镈》及《楚传》。

    宪宗之节啬以平藩镇，虽有可取，然其信任宦官，则殊不可恕。任用吐突承璀之事，已见上节。当承璀出兵时，即以宦官为馆驿、粮料等使，以言官论奏暂罢，然其后又蹈故辙。《旧书·薛存诚传》：为监察御史，知馆驿。元和初，讨刘辟，特令中官为馆驿使，存诚密表论奏，谏官亦论奏，上乃罢之。《新书·吐突承璀传》：承璀之讨王承宗，内侍伯宋惟澄、曹进玉为馆驿使。自河南、陕、河阳，惟澄主之。京、华、河中至太原，进玉主之。又诏内常侍刘国珍、马朝江分领易、定、幽、沧等州粮料使。《旧书·裴潾传》：元和初，两河用兵。初宪宗宠任内官，至有专兵柄者。又以内官充馆驿使。有曹进玉者，恃恩暴戾。遇四方使多倨，至有捽辱者。宰相李吉甫奏罢之。十二年（817），淮西用兵，复以内官为使。潾上疏，不用。又尝以宦者为和籴使，亦以谏官论奏而罢。《旧书·郑覃传》：元和十四年二月，迁谏议大夫。宪宗用内官五人为京西北和籴使，覃上章论罢。严绶之讨淮西也，崔潭峻监其军。其后军久无功，又令梁守谦宣慰，因留监焉。事在元和十一年十一月。《裴度传》言：度之督师，奏去诸道监陈中使。及入蔡，上欲尽诛元济旧将，又封二剑授守谦，使往蔡州。亦见《度传》。度回至郾城，遇之，复与守谦入蔡州，量罪加刑，不尽如诏。此犹可曰在战时，情有偏信也。《裴垍传》言：杨于陵为岭南节度使，与监军许遂振不和，遂振诬奏于陵，宪宗令追与慢官，垍不可。严绶在太原，政事一出监军李辅光，垍具陈其事，请以李鄘代之。则其在平时，亦极跋扈矣。若云德宗之败，由任宦官过重，则宪宗之胜，宁非幸致邪？内枢密使之职，始于代宗时。惟受表奏，于内中进呈，人主有所处分，则宣付中书、门下而已。及德宗末，遂参政事。主书滑涣，久司中书簿籍，与典枢密刘光琦情通。宰相议事，与光琦异同者，令涣达意，未尝不遂所欲。杜佑、郑，皆姑息之。四方书币赀货，充集其门。郑余庆再入中书，余庆本德宗时宰相，宪宗嗣位，又命同平章事。与同僚集议，涣指陈是非，余庆怒其僭，叱之，寻罢相。《旧书·余庆传》。事在元和元年五月。至李吉甫，乃克去之。又有僧鉴虚者，自贞元中交结权幸，招怀赂遗，倚中人为城社，吏不敢绳。帝时，以于、杜黄裳家私事，连逮下狱。薛存诚案鞫，得奸臧数十万，当大辟。上犹欲释之，存诚持不可，乃笞死。《旧书·存诚传》。又有内官刘希光，受将军孙赂二十万贯，以求方镇，赐死。时吐突承璀以出军无功，谏官论列，坐希光事出为淮南监军。太子通事舍人李涉，知上待承璀意未衰，欲投匦论承璀有功，希光无罪。孔戣为匦使，得涉副章，不受，面诘责之。涉乃于光顺门进疏。戣极论其与中官交结，言甚激切。诏贬涉为陕州司仓。幸臣闻之侧目，人皆为戣危之。《旧书·戣》附《孔巢父传》。元稹与宦官争厅，宦官击之败面，稹以监察御史分务，自东都召还，宿敷水驿，内官刘士元与争厅，排其户。稹袜而走。士元追之，棰击稹伤面。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翰林学士李绛、崔群面论稹无罪。左拾遗白居易亦累疏切谏，不报。事见旧书稹及居易传。案稹为监察御史，四年（809）奉使东蜀，劾奏故东川节度使严砺。使还，分务东台，又劾浙西观察使韩皋、徐州节度使王沿、河南尹房式等。宦者之为此，盖为诸人报怨？可见其交结之广。《旧书·宦者传》，以与稹争厅者为仇士良。盖本《实录》，见《通鉴考异》。案白居易疏明言刘士元，《实录》恐误。即谓士良亦在其列，亦必以士元为魁也。而其后稹反与宦官交结，引起轩然大波。事见第五节。士大夫之无耻如此，此宦官所以横行，然非帝之芘右之，宦官亦必不敢如是也。《新书·宦者传》言：宪宗之立，刘贞亮为有功，然终身无所宠假。吕如全历内侍省内常侍、翰林使，坐擅取梓材治第，送东都狱。至阌乡，自杀。又郭旻醉触夜禁，杖杀之。五坊朱超晏、王志忠纵鹰隼入民家，榜二百夺职。由是莫不慑畏。贞亮之横，至于擅杀李康，尚安得谓无所宠假？裴寰之狱，裴度争之，上怒曰：“如卿言，寰无罪，即决五坊小使；如小使无罪，即决寰。”此成何语？岂得以偶诛一二无宠者，遂谓其能振纪纲邪？

    既信宦官，又多内嬖，遂至罹商臣之酷焉，可谓自作之孽矣。帝二十子。长曰邓王宁，母纪美人也。以元和四年（809）立为太子。史谓其谋出于李绛。《新书·宁传》。案宪宗在东宫时，正妃为郭氏，暖之女，子仪孙也。生子曰遂王宥。宁以元和六年（811）殁。明年，立宥为太子。更名恒，即穆宗也。《旧书·澧王恽传》曰：宪宗第二子也。本名宽，元和七年（812）改今名。时吐突承璀恩宠特异。惠昭太子薨，宁谥。议立储副，承璀独排众议属澧王，欲以威权自树。赖宪宗明断不惑。上将册拜太子，召翰林学士崔群代澧王作让表。群曰：“凡事己合当之而不为则有让。”上采纳之。可见当时臣工，皆以穆宗为正適。然则宁何以立？取其长乎？则宁薨时年十九，生于贞元九年（793），而穆宗生于十一年（795），《旧书·郭后传》。所长者两岁耳。《旧书·郭后传》曰：后以元和元年八月，册为贵妃。八年十二月，百寮拜表，请立贵妃为皇后。凡三上章。上以岁暮，来年有子午之忌，且止。帝后庭多私宠，以后门族华盛，虑正位之后，不容嬖幸，以是册拜后时。元和十五年正月，穆宗嗣位。闰正月，乃册为皇太后。然则惠昭之立，必以母爱故也。其谋而果出于李绛也，绛得谓之正士乎？

    宪宗颇贪长生。尝遣使迎凤翔法门寺佛骨，刑部侍郎韩愈谏，贬为潮州刺史。事在元和十四年（819）。潮州见第二章第二节。又信方士柳泌及僧大通，见《旧书·皇甫镈传》。《传》云：镈与金吾大将军李道古共进之，乃诬罔之辞，见下。使泌制金丹服之。当时裴潾尝上疏极谏，以此贬江陵令，见《旧书》本传。故谓宪宗以服药致死诬，谓其曾服药，则必不诬也。潾疏曰：“臣愿所有金石炼药人，及所荐之人，皆先服一年，以考其真伪。”此语颇足破惑。遂为弑逆者所藉口焉。《旧书·本纪》：元和十五年正月甲戌朔，上以饵金丹小不豫，罢元会。义成军节度使刘悟来朝。戊戌，上对悟于麟德殿。上自服药不佳，数不视朝，人情恟惧，及悟出道上语，京城稍安。足见宪宗是时，实无大病，而间一日庚子之夕遽崩。《纪》又云：时以暴崩，皆言内官陈弘志弑逆，史氏讳而不书。《宦官·王守澄传》：宪宗疾大渐，内官陈弘庆等弑逆。弘庆当即弘志，唐世宦官之名，异同最多。宪宗英武，威德在人。内官秘之，不敢除讨，但云药发暴崩。时守澄与中尉马进潭、梁守谦、刘承偕、韦元素等定册立穆宗皇帝。《新书》则云守澄亦与弑逆之谋。不与逆谋，安能与于定策？恐当以《新书》为是。《新书·郭后传》云：宣宗立，于后诸子也，而母郑故侍儿，有曩怨，《郑后传》云：本李锜侍人。锜诛，没入掖庭，侍后。宪宗幸之，生宣宗。帝奉养礼稍薄。后郁郁不聊。与一二侍人登勤政楼，将自殒。左右共持之。帝闻，不喜。是夕，后暴崩。有司上尊谥，葬景陵外园。太常官王皞请后合葬景陵，以主袝宪宗室。帝不悦，令宰相白敏中让之。皞曰：“后乃宪宗东宫元妃，事顺宗为妇，历五朝母天下，不容有异论。”敏中亦怒。周墀又责谓。皞终不挠。墀曰：“皞信孤直。”俄贬皞句容令。今江苏句容县。懿宗咸通中，皞还为礼官，申抗前论，乃诏后主袝于庙。《通鉴考异》引《实录》曰：五月戊寅，以太皇太后寝疾，权不听政。宰臣率百寮问太后起居。己卯，复问起居。下遗令。是日，太后崩。初上篡位，以宪宗遇弑，颇疑后在党中，至是暴得疾崩，帝之志也。又引裴延裕《东观奏记》曰：宪宗皇帝晏驾之夕，上虽幼，颇记其事。宣宗生于元和五年（810），是时年十一岁。追恨光陵商臣之酷，即位后，诛恶党，无漏网者。《通鉴》：大中八年正月，上自即位已来，治弑宪宗之党，宦官、外戚，乃至东宫官属，诛窜甚众。虑人情不安。丙申，诏长庆之初，乱臣贼子，顷搜擿余党，流窜已尽，其余族从疏远者，一切不问。郭太后以上英察孝果，且怀惭惧，时居兴庆宫，一日，与一二侍儿同升勤政楼，倚衡而望，便欲殒于楼下，欲成上过。左右急持之，即闻于上。上大怒：其日，太后暴崩，上志也。又曰：太后既崩，丧服许如故事。礼院检讨官王皞抗疏请后合葬景陵，配享宪宗庙室。既入，上大怒。宰臣白敏中召皞诘其事。皞对云云。正文：皞曰：“太皇太后，汾阳王之孙，宪宗在东宫为正妃，逮事顺宗为妇。宪宗厌代之夕，事出暧昧。太皇太后母天下历五朝，岂得以暧昧之事，遽废正適之礼乎？”敏中怒甚。皞辞气愈厉。诸相会食，周墀立于敏中之门以俟之。敏中使谢曰：“方为一书生所苦，公第先行。”墀入至敏中厅问其事。见皞争辩方急，墀举手加额叹皞孤直。翼日，皞贬润州句容县令。周墀亦免相。《考异》云：《实录》所言暴崩事，皆出于《东观奏记》。若实有此事，则既云是夕暴崩，何得前一日下诏，云以太后寝疾，权不听政？案岂不可先言其有疾而后杀之？又岂不可死于戊寅而云己卯？若无此事，廷裕岂敢辄诬宣宗？或者郭后实以病终，而宣宗以平日疑忿之心，欲黜其礼，故皞争之。大中二年（848）。说近调停。太舌即以病终，又安知非因其病而杀之？亦无解于穆宗商臣之酷之疑也。利害所系，枢机之内，矛戟生焉。不能克己复礼，而欲饵金石以求长生，适见其惑矣。《旧书·本纪》载元和五年（810），宪宗与宰臣论神仙事。李藩对曰：“秦皇、汉武受惑，卒无所得。文皇帝服胡僧长生药，暴疾不救。古诗云：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君人者但务求理，四海乐推，社稷延永，自然长年也。”《韩愈传》：愈谏迎佛骨，宪宗怒甚，将加极法。裴度、崔群谏。上曰：“愈言我奉佛大过，我犹为容之，至谓东汉奉佛之后，帝王咸致夭促，何言之乖剌也？愈为人臣，敢尔狂妄，固不可赦。”及至潮阳上表，宪宗谓宰臣曰：“昨得韩愈到潮州表，因思其所谏佛骨事，大是爱我。我岂不知？然愈为人臣，不当言人主事佛乃年促也。”《皇甫镈传》：柳泌言天台山多灵草，愿为长吏，因以求之，遂以为台州刺史。谏官论奏曰：“列圣亦有好方士者，亦与官号，未尝令赋政临民。”宪宗曰：“烦一郡之力，而致神仙长年，臣子于君父何爱焉？”由是莫敢言者。合观诸文，而宪宗之所求者可知矣，亦可鄙矣。潮阳郡，即潮州。台州见第四章第二节。

    穆宗既立，吐突承璀及澧王皆见杀。敬宗时，中尉马存亮论承璀之冤，乃诏雪焉。事在长庆四年四月，见《旧书·纪》。《新书·宦者传》言：唐世中人，以忠谨称者，惟存亮、西门季玄、严遵美三人，足见承璀之无罪。承璀是时，仍为左神策中尉，兵权在手，《旧书·宦官传》内官不敢除讨之语，盖正指承璀言之？案《旧书·承璀传》：承璀自淮南召还，事在元和八年（813）。《通鉴考异》引《实录》同。《实录》又载承璀出监淮南军，事在六年十一月。而惠昭之薨，在是年闰十二月，穆宗立为太子，在七年七月，其时承璀实不在京师。然承璀欲立澧王之说，新旧《书·澧王》及《崔群传》皆同。《通鉴考异》疑宪宗末年，承璀欲废太子而立澧王，揣测无据。东宫之位久定，是时安可动摇？承璀、澧王既死，皇甫镈亦贬崖州司户，崖州见第四章第二节。是年十二月，卒于贬所。制以剥下及恣求方士为罪，乃诬罔之辞。又云：以矫迹为孤立，用塞人言，则不啻誉之矣。足见攻之者之诬罔也。胡三省《通鉴注》云：以其附承璀欲立澧王，则近之矣。然镈依附承璀，亦无确据。窃疑镈与承璀，是时实有讨贼之谋而未及发，《旧书》不敢除讨之语，乃就其迹言之，而未及原其心；抑病其当断不断也？

    第四节 穆宗时藩镇叛服

    元和十五年（820），穆宗既立，改恒州为镇州。避讳。是岁，王承宗死。二子为质在朝，军中立其弟承元。时年十八。密疏请帅。诏移田弘正于成德，李愬自昭义徙魏博，刘悟自义成徙昭义，而徙承元于义成。又以田布为河阳、怀、孟节度使。布者，弘正子，弘正使率偏师攻淮西者也。隶严绶。邻镇以两河近事讽承元，承元不听。既闻滑州之命，诸将号哭喧哗。承元谕之曰：“李师道未败时，议赦其罪，师道欲行，诸将止之，他日杀师道者，亦诸将也。公辈幸勿为师道之事，敢以拜请。”遂拜。诸将泣涕不自胜。承元乃尽出家财，籍其人以散之。酌其勤者擢之。衙将李寂等十数人固留。承元斩之，军中始定。此可见唐中叶后将擅于兵之概矣。明年，为长庆元年（821）。正月，刘总弃官为僧。初总自弑逆后，每见父兄为祟，甚惨惧。乃于官署后置数百僧，厚给衣食，令昼夜乞恩谢罪。每公退，则憩于道场。若入他室，则忷惕不敢寐。晚年恐悸尤甚。故请落发为僧，冀以脱祸。兼请分割所理之地，然后归朝。其意：欲以幽、涿、营州为一道，请张弘靖理之。瀛、莫为一道，瀛州，今河北河间县。请卢士玫理之。平、蓟、妫、檀为一道，平州，今河北卢龙县。蓟州见第五章第七节。妫州，今怀来县。檀州见第四章第二节。请薛平理之。平者，嵩子，知河朔之俗而忠于朝廷。士玫时为京兆尹，与总为内姻，以文儒进而端厚。可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矣。穆宗初以总为天平节度使。既闻落发，乃赐紫，号大觉师。总行至易州界，暴卒。此从《旧书》。《新书》云：军中拥留不得进，杀首谋者十人，间道夜去。至定州卒。宰臣崔植、杜元颖，欲重弘靖所授而省其事局，惟割瀛、莫两州，以士玫为观察使，其他郡县，悉以弘靖为卢龙军节度使统之。河朔三镇，至兹全服矣。然未几而变起。

    《旧书·张弘靖传》曰：弘靖入幽州，蓟人无老幼男女，皆夹道观。河朔军帅，冒寒暑多与士卒同，无张盖安舆之别。弘靖久富贵，又不知风土，入燕之时，肩舆于三军之中，蓟人颇骇之。弘靖以禄山、思明之乱，始自幽州，欲于事初革其俗，乃发禄山墓，毁其棺柩，人尤失望。从事有韦雍、张宗厚数辈，复轻肆嗜酒。常夜饮醉归，烛火满街，前后呵叱，蓟人所不习。又雍等诟责吏卒，多以反虏名之。谓军士曰：“今天下无事，汝辈挽得两石弓，不如识一丁字。”军中以意气自负，深恨之。刘总归朝，以钱一百万贯赐军士，弘靖留二十万贯充军府杂用。蓟人不胜其愤，遂相率以叛。囚弘靖于蓟门馆，执雍、宗厚辈数人皆杀之。续有张彻者，自远使回，军人以其无过，不欲加害，将引置馆中。彻不知其心，遂索弘靖所在，大骂军人，亦为乱兵所杀。明日，吏卒稍稍自悔，悉诣馆请弘靖为帅，愿改心事之。凡三请，弘靖卒不对。军人乃相谓曰：“相公无言，是不赦吾曹必矣。军中岂可一日无帅？”遂取朱洄为兵马留后。洄者，滔之孙也。其子曰克融。《旧书·传》曰：克融少为幽州军校，事刘总。总将归朝，虑有变，籍军中素有异志者，荐之阙下，克融亦在籍中。崔植、杜元颖谓两河无虞，遂奏勒归镇。幽州军乱，洄废疾于家，众欲立之，洄自以老且病，推克融统军务焉。《总传》言：总请分割所理之地，仍籍军中宿将，尽荐于阙下。因望朝廷升奖，使幽、蓟之人，皆有希羡爵禄之意。崔植、杜元颖，不为久大经略，总所荐将校，在京师旅舍中，久而不问。朱克融辈，仅至假衣丐食，日诣中书求官，不胜其困。及除弘靖，又命悉还本军。克融辈深怀觖望，其后果为叛乱。《弘靖传》同。此等皆成败论人之辞。河朔诸帅，养尊处优久矣，能冒寒暑与士卒同甘苦乎？习于乘马，不张盖安舆或有之，然此可谓同甘苦乎？裴度之入蔡也，李愬具鞬候度马首。度将避之。愬曰：“此方不识上下等威之分久矣，请公因以示之。”度乃以宰相礼受愬迎谒，众皆耸观。此不甚于肩舆乎？何以蔡人不叛？发禄山墓而失望者，禄山之类乎？幽、蓟之民乎？《新书·弘靖传》：俗谓禄山、思明为二圣，此必非凡民之语也。蔡之旧令，途无偶语，夜不然烛；人或以酒食相过从者，以军法论。裴度乃约法：盗贼斗杀外，余尽除之。往来者不复以昼夜为限。当是时，其寮佐，得无有夜饮醉归者乎？而史云：蔡之遗黎，至是始知有生人之乐，何也？弘靖代韩弘帅宣武，以宽缓称，其寮佐，何至轻诟责士卒？韦雍、张宗厚，盖持纲纪最严者，故先见杀耳。即张彻亦贤者也。《实录》《旧传》《韩愈墓志》记彻死事颇异，要之能抗节者也。见《通鉴考异》。然则弘靖寮佐，盖极一时之选矣，有轻肆嗜酒之理乎？成德之归命，朝令谏议大夫郑覃往宣慰，赐钱一百万贯。刘总请去位，亦请支三军赏设钱一百万贯，盖已视为事例。时令宣慰使薛存庆与弘靖计会支给。弘靖即不知理体，岂有移充军府杂用之理？成德之受赐，田弘正奏王承元赴镇滑州，成德军征赏钱颇急，乃命柏耆先往谕之，可见虽有恩命，并非立给。幽镇之二十万贯，盖计会未能充数，非靳而不与也。是岁五月，授幽州大将李参已下十八人，并为刺史及诸卫将军，待之不可云薄。度得官者数必不少，史不能尽载耳。若以一夫觖望，即为措置不善，安得人人而悦之？克融滔之曾孙，其父又居军职，以当时军人之骄溢，安有暂客长安，仅至假衣丐食之理？即真至假衣丐食，亦如汉列侯之子贷从军，卢群之举钱豪贾耳。见第七章第六节。与小民举倍称之息者大异，安得以是为深怨？朱洄本叛逆之后，身虽病废，又使其子统众，此岂特私垄断而已，虽更厚酬，能满其欲乎？故知当时幽州之叛，实缘事势之艰难，史之归咎于张弘靖等者，皆所谓自比于逆乱，设淫辞而助之攻也。《旧书·萧俛传》云：穆宗即位之始，俛与段文昌，屡献太平之策。以为兵以靖乱，时已治矣，不宜黩武，劝穆宗休兵偃武。又以兵不可顿去，请密诏天下军镇有兵处，每年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谓之消兵。藩籍之卒，合而为盗，伏于山林。明年，朱克融、王廷凑复乱河朔，一呼而遗卒皆至。朝廷方征兵诸藩，籍既不充，寻行招募，乌合之徒，动为贼败，由是复失河朔。盖消兵之失也，此亦诬罔之辞。宪宗所力战而得者，一淮西耳。以此而谓天下已平，俛与文昌，安得如此谬妄？致乱之本，实缘兵多，战守皆不足恃，而徒靡饷，而竭民力，消兵盖所以整军，非以偃武也。且是令之下，藩镇岂必奉行？《本纪》：长庆元年二月，天平军节度使马总奏：当道见管军士，三万三千五百人。从去年正月已后，情愿居农者放，逃亡者不捕。先是平定河南，及王承元去镇州，宰臣萧俛等不顾远图，乃献销兵之议，请密诏天下军镇，每年限百人内破八人逃死，故总有是奏。此盖正因奉行者少，故特书之耳。即谓藩镇多能奉行，所裁者潜伏山林，亦岂皆迩于幽、镇，能一呼而即集？遗卒之所求者，口实耳，非蓄意谋叛也。又何以幽、镇一呼即集，而朝廷召募，则只得乌合之徒乎？

    张弘靖之见囚，事在七月十日，越旬有八日，而成德之变又作。《旧书·田弘正传》曰：弘正以新与镇人战，有父兄之怨，以魏兵二千为卫从，十一月二十六日至镇州。元和十五年（820）。仍表请留为纪纲之仆。其粮赐请给于有司。度支使崔俊，固阻其请。明年七月，归卒于魏。是月二十八日夜，军乱，弘正并家属、参佐、将吏等三百余口并遇害。《崔倰传》云：附《崔祐甫传》。倰固言魏、镇各有镇兵，朝廷无例支给。恐为事例，不可听从。此事似失之吝。然弘正至镇州八阅月矣，何以犹不能绥其众？《弘正传》又云：其兄弟子侄，在两都者数十人，竞为崇饰，日费约二十万。魏、镇之财，皆辇属于道。河北将卒，心不平之，故不能尽变其俗，竟以此致乱。则其所以失军心者，自别有在。崔倰即无吝粮赐，弘正能终安于镇乎？《新书·倰传》，亦附《祐甫传》。言其性介洁，视臧负者若雠，其人自贤者也。结衙兵为乱者，王承元衙内兵马使王廷凑。廷凑，回鹘阿布思之种也，世为王氏骑将。《廿二史考异》：《新五代史，王镕传》：其先，回鹘阿布思之遗种，曰没诺干，为镇州王武俊骑将，武俊录以为子，遂冒姓王氏。没诺于子曰末坦活，末坦活子曰升，升子曰廷凑。按《旧唐书·王武俊传》：武俊初号没诺干。《唐书·张孝忠传》：燕赵间共推张阿劳、王没诺干，二人齐名。没诺干，王武俊也。王廷凑传：曾祖五哥之，王武俊养为子，故冒姓王。《宰相世系表》：安东王氏。五哥之生末怛活，末怛活子升朝，升朝子廷凑。然则没诺干与王武俊，乃是一人，而廷凑之曾祖，自名五哥之，非没诺干也。五代史误矣。案没诺干乃称号，非名，武俊与五哥之，共有此称号耳。既害弘正，遂自称留后。

    幽州之乱，朝以刘悟为卢龙节度使，悟不肯行。《旧书·悟传》云：请授之节钺，徐图之。乃复以为泽潞节度使。《新书》云：至邢州，会王庭凑之变，不得入，还屯。进兼幽、镇招讨使，治邢。围临城，观望，久不拔。邢州见第六章第三节。临城，今河北临城县。李愬闻田弘正死，素服以令三军。又以玉带、宝剑，与王承宗故深州刺史牛元翼。元翼承命感激，以剑及带令于军中，报曰：“愿以众从。”愬方有制置，会疾作，不能治军。十月卒。时田布已移泾原，八月，起复为魏博节度使，而以牛元翼为深、冀节度使。时冀州已为王庭凑所据，遂围元翼于深州。卢士玫节度瀛、莫，莫州先陷，士玫罄家财以助军，坚拒累月，亦卒为其下阴导克融之兵以入，执送幽州。朝廷诏河东裴度，横海乌重胤，义武陈楚，与魏博、昭义同进讨。旋以度为幽、镇两道招抚使，牛元翼为成德节度使。十月，又以度为镇州四面行营都招讨使。左领军卫大将军杜叔良为深、冀行营节度使。旋以为横海节度使，代乌重胤。时王涯自东川上书，论两地用兵，力恐未及，宜先镇、冀而后幽、蓟。朝论盖采其说，疾重胤进兵之缓，故以叔良代之也。时元稹为翰林学士，与裴度不协，度上疏论之。有曰：“翰苑旧臣，结为朋党。陛下听其所说，更访近臣。私相计会，更唱迭和，蔽惑聪明。臣自兵兴，所陈章疏，事皆要切，所奉书诏，多有参差。惜陛下委付之意不轻，被奸臣抑损之事不少。昨者臣请乘传诣阙，面陈戎事。奸臣之徒，最所畏惧。知臣若到御坐之前，必能悉数其过，以此百计止臣此行。臣又请领兵齐进，逐便攻讨。奸臣之党，必加阻碍。恐臣统率诸道，或有成功。进退皆受羁牵，意见悉遭蔽塞。复共一二狡，同辞合力。或两道招抚，逗留旬时。或遣蔚州行营，拖曳日月。蔚州见第二章第七节。但欲令臣失所，使臣无成，则天下理乱，山东胜负，悉不顾矣。为臣事君，一至于此。”此固朋党之论，然当时诸道骈进，苦乏统率之人。度故相，尝有平蔡之功，虽未必将才，以资望则差堪承乏，而又内外乖迕如此，其于攻取，自更不利矣。杜叔良本依宦者进，无方略。十二月，大败于博野，今河北蠡县。仅以身免。时李光颜已帅凤翔，乃又移之忠武，以为深州行营节度使，以代叔良。朝议以朱克融能保全张弘靖，而王廷凑杀害田弘正，可赦燕而诛赵，遂以克融为卢龙节度使。然二寇仍相结。《旧书·王庭凑传》曰：时诸镇兵十五余万，才出境，便仰给度支。置南北供军院。既深入贼境，辇运艰阻，刍薪不继，诸军多分番樵采。俄而度支转运车六百乘，尽为廷凑邀虏，兵食益困。供军院布帛衣赐，往往在途为诸军强夺，而县军深斗者，率无支给。又每军遣内官一人监军，悉选骁健者自卫，羸懦者即战，以是屡多奔北。而廷凑、克融之众，不过万余而已。贼围深州数重，虽李光颜之善将，亦无以施其方略焉。然则昭义观望，河东、横海，皆顿不得进，义武虽有战斗，而孤军无济于事，业已情见势绌矣，而魏博之变又作。

    田布之入魏州也，禄俸月入百万，一无所取；又籍魏中旧产，无巨细，计钱十余万贯，皆出之以颁军士；盖其父以聚敛败，故为此以挽军心也，然无及矣。衙将史宪诚，其先奚也，自其父从魏博军。布用为先锋兵马使，精锐悉委之。时屡有急诏，促令进军。布以魏军三万七千，结垒于南宫县之南，十月。南宫，今河北南宫县。进军下贼二栅。十二月。宪诚阴有异志；而魏军骄侈，怯于格战；又属雪寒，粮饷不给，愈无斗志。俄有诏分布军与李光颜合势，东救深州，其众自溃，多为宪诚所有，布所得者，八千而已。还魏州。《新书》本传：众溃，皆归宪诚，惟中军不动。布以中军还魏。会诸将复议兴师。将卒益倨。咸曰：“尚书能行河朔旧事，死生以之，若使复战，皆不能也。”布度众终不为用，即为遗表，授从事李石，入启父灵，抽刀自刺，曰：“上以谢君父，下以示三军。”言讫而绝。朝廷无如何，即以宪诚为魏博节度使。于是形势愈绌。二月朔，遂洗雪王庭凑，以成德授之，而移牛元翼于山南东道。是月，以元稹同平章事，裴度为东都留守。参看下节。朱克融、王庭凑合兵攻深州不解，度与书谕之，克融还镇，廷凑攻城亦缓，元翼乃率十余骑突围出。廷凑入，尽杀元翼亲将臧平等百八十人。元翼闻之，愤恚卒。其家先在镇州，朝廷累遣中使取之，廷凑迁延不遣，至是乃尽屠之。《旧书·裴度传》。

    王庭凑之围牛元翼也，棣州亦为贼所窘。棣州，今山东惠民县。朝委薛平救援。平遣将李叔佐以兵五百救之。居数月，刺史王稷，馈给稍薄。兵士怨怒，宵溃而归。推突将马狼儿为帅。《旧书·薛平传》，附其父嵩。《本纪》作马廷崟，《实录》同，《河南记》作马廷端，见《通鉴考异》。行劫镇兵，得七千余人，逼青州。平悉府库并家财募精卒二千击平之。时长庆元年十一月也。

    《旧书·刘悟传》云：监军刘承偕，颇恃恩权，对众辱悟，又纵其下乱法，悟不能平。异日，有中使至，承偕宴之，请悟。悟欲往，左右曰：“往必为其困辱矣。”军众因乱，悟不止之。乃擒承偕至衙门，杀其二仆。欲并害承偕，悟救之获免。朝廷不获已，贬承偕。自是悟颇纵恣，欲效河朔三镇。朝廷失意不逞之徒，多投寄潞州以求援。往往奏章论事，辞旨不逊。案《旧书》之说，本于《实录》。见《通鉴考异》。《新书》则云：承偕与都将张问，谋缚悟送京师，以问代节度事。悟知，以兵围之。《忠义·贾直言传》云：承偕与磁州刺史张汶谋缚悟。慈州见第七章第一节。杜牧《上李司徒书》云：其军乱，杀磁州刺史张汶。《通鉴考异》。磁州见第六章第三节。综观诸文，承偕之于悟，殆欲效吐突承璀之于卢从史而不克也。《旧书·裴度传》云：悟囚承偕，诏遣归京，悟托以军情，不时奉诏。度至京师，上以为问。度日：“陛下必欲收忠义之心，使天下戎臣，皆为陛下死节，惟有下半纸诏书，言任使不明，致承偕乱法，令悟集三军斩之。如此，则万方毕命，群盗破胆，天下无事矣。”上俛首良久曰：“朕不惜承偕。缘是太后养子，今被囚系，太后未知。如卿处置未得，可更议其宜。”度与王播等复奏曰：“但配流远恶处，承偕必得出。”上以为然。承偕果得归。承偕与立穆宗，而为太后养子，宪宗之所以死，愈可推见。裴度攻之甚烈，可见其不与此曹为党，此其所以不获入相欤？参看下节。承偕之见囚，事在长庆二年二月。

    是岁三月，复有王智兴之乱。智兴，徐州将。抗李纳及李师道皆有功。河朔复乱，穆宗以为武宁军节度副使，河北行营都知兵马使，以徐军三千渡河。徐之劲卒，皆在部下。节度使崔群，虑其旋军难制，密表请追赴阙，授以他官。事未行，会赦王廷凑，诸道班师。智兴先期入境，斩关而入，此据《旧书·智兴传》。《群传》云：徐人开关延入。杀军中异己者十余人。然后诣衙谢，曰：“此军情也。”群治装赴阙。智兴遣兵士援送群家属，至埇桥，见第七章第四节。遂掠盐铁院缗币，及汴路进奉物；商旅赀货，率十取七八。逐濠州刺史侯弘度。朝廷不能讨，遂授以武宁军节度，徐、泗、濠观察使。

    王日简者，镇州小将。事王武俊。承宗殁，军情不安，自拔归朝。镇州杀田弘正，穆宗召问计。日简极言利害，兼愿自效。因授德州刺史。明年，擢拜横海军节度使。代杜叔良。赐姓李氏，名全略。旋以李光颜为横海，忠武、深冀行营并如故。全略为德棣节度使。以光颜县军讨贼，艰于馈运，以沧、景、德、棣等州，俾之兼管，以便飞挽也。时已赦成德。光颜兵闻当留沧、景，皆大呼而走。光颜不能制，因惊惧成疾。上表固辞横海节，乞归许州。许之。乃复以全略为横海。全略令子同捷入侍。逾岁归，奏授沧州长史，知州事，兼主中军兵马。棣州刺史王稷善抚众，且得其心，全略忌而杀之，仍孥戮其属。事在长庆二年九月，见《纪》。稷，锷子。锷以为岭南富，稷留京师，为奉权要。《传》云：是年为德州刺史，广赍金宝仆妾以行。全略利其货而图之，故致本州军乱，杀稷。家无遗类。男叔恭，时年五岁，郡人宋忠献匿之获免，其室女为全略所虏，以妓媵处之。凡所为事，大率类此。

    张弘靖之帅卢龙也，以李愿代为宣武。愿，晟子。弘靖为汴帅，以厚赏安士心。及愿至，帑藏已竭，而愿恣其奢侈。不恤军政，而以威刑驭下。又令妻弟窦缓将亲兵，亦骄傲黩货。长庆二年七月，衙将宿直者斩缓。愿走。立衙将李为留后，以邀旄钺。诏三省官与宰相议其事。皆以为宜如河北故事，授节。李逢吉曰：“河北之事，盖非得已。今若并汴州弃之，则是江淮以南，皆非国家有也。”议未决，会宋、亳、颍三州皆请别命帅。三州皆宣武巡属。上大喜，以逢吉议为然。逢吉因请“以将军征入朝，以义成节度使韩充镇宣武。充，弘之弟，素宽厚得众心。脱旅拒，命徐、许攻其左右，而滑军蹙其北，充必得入矣”。从之。不奉诏。宋州刺史高承简，崇文子。乘城拒。李光颜、王智兴及兖海曹华，各出兵讨。韩充亦进军。八月，其都知兵马使李质，与监军姚文寿杀迎充。浙西观察使窦易直，闻逐愿，欲出官物赏军。或曰：“赏给无名，却恐生患。”乃已。军土已闻之。时江淮旱，水浅，转运司钱帛委积，不能漕。州将王国清指以为赏，激讽州兵谋乱。先事有告者，乃收国清下狱。其党数千篡出之，因欲大剽。易直登楼谓将吏曰：“能诛为乱者，每获一人，赏千万。”众喜，倒戈击乱党。擒国清等三百余人，皆斩之。于是以曹华帅义成，而移高承简于镇海。韩充入汴，密籍部伍，得尝构恶者千余人，一日下令，并父母妻子立出之。

    宪宗之平淮西，论史者颇称之，而訾德宗之失于庙算，穆宗之不能守成，此成败论人之见也。宪宗之用兵，实无以异于德宗及穆宗，其成败不同，亦时会为之耳。且宪宗实未能全服河北。幸而早死，遂成竖子之名，设迟之一、二年，朱克融、王庭凑、史宪诚之变作，亦未必不情见势绌也。太和时，杜牧作《罪言》，论山东之事曰：“上策莫如自治。当贞元时，山东有燕、赵、魏叛，河南有齐、蔡叛；梁、徐、陈、汝、白马、孟津、襄、邓、安、黄、寿春，皆戍厚兵，才足自护；遂使我力解弛，熟视不轨者，无可奈何。阶此，蜀亦叛，吴亦叛。其他未叛者，迎时上下，不可保信。自元和初至今二十九年间，得蜀，得吴，得蔡，得齐，收郡县二百余城，所未能得，惟山东百城耳。土地、人户、财物、甲兵，较之往年，岂不绰绰乎？亦足以自为治也。不自治，是助虏为虏。环土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复有天下阴为之助，则安可以取？中策莫如取魏。魏能遮赵，既不可越魏以取赵，固不可越赵以取燕，故魏在山东最重。黎阳距白马津三十里，新乡距孟津百五十里，黎阳见第二章第五节。白马津，在今河南滑县北。新乡，今河南新乡县。孟津，在今河南孟县南。是二津者，虏能溃其一，则驰入成皋不数日间，故魏于河南亦最重。元和中，举天下兵诛齐，顿之五年无山东忧者，以能得魏也。昨日诛沧，顿之三年无山东忧者，亦以能得魏也。长庆初诛赵，一日五诸侯兵四出溃解，以失魏也。昨日诛赵，罢如长庆时，亦以失魏也。故河南、山东之轻重在魏。非魏强大，地形使然也。最下策为浪战。不计地势，不审攻守是也。兵多粟多，驱人使战者，便于守；兵少粟少，人不驱自战者，便于战。故我常失于战，虏常困于守。山东叛且三、五世，后生所见，言语举止，无非叛也，以为事理正当如此，沈酣入骨髓，无以为非者。至有围急食尽，啖尸以战。以此为俗，岂可与决一胜一负哉？”此说于德宗以后，藩镇叛服形势，言之殊为了然。元和之得魏，果自为之乎？抑事势之适然也？抑少诚、少阳虽悖戾，实自守虏，非希烈狼奔豕突比。而其地实孤立，四面皆唐朝州县，故取之实不甚难。会昌时，刘稹叛，杜牧与李德裕书，自言尝问董重质以三州之众，四岁不破之由。重质以为由朝廷征兵太杂，客军数少，既不能自成一军，事须帖付地主。势羸力弱，心志不一，多致败亡。故初战二年，战则必胜，是多杀客军。及二年已后，客军殚少，止与陈许、河阳全军相搏，纵使唐州兵不能因虚取城，蔡州事力，亦不支矣。《通鉴》武宗会昌三年（843）。元和平蔡，关键如此，河北情势，固自不同。征兵太杂，则杜牧所谓浪战也。宪宗攻淮西，韩愈尝言：“兵不多不足以取胜，必胜之师，利在速战。兵多而战不速，则所费必广。欲四道置兵，道率三万，蓄力伺利，一日俱纵，使蔡首尾不救。”长庆时，白居易亦上言，以为兵多则难用，将众则不一。宜诏魏博、泽潞、定、沧四节度，令各守境，以省度支赀饷。每道各出锐兵三千，使李光颜将。光颜故有凤翔、徐、滑、河阳、陈许军，无虑四万，可径搏贼，开弓高粮路，合下博，县，在今深县东。解深州之围，与牛元翼合。还裴度招讨使，使悉太原兵西压境，见利乘隙夹攻之。间令招谕，以动其心。未及诛夷，必自生变。此为当时兵事症结。皆苦兵多不能持久，至势穷力屈也。此情势，元和与建中、长庆，有以异乎？无以异乎？历代戡乱之主，孰不以一成一旅兴？兵苟可用，原不在多。宪宗之用吐突承璀，穆宗之用杜叔良，其意原出一辙，而惜乎禁兵之不足用也。然李晟崎岖二寇间，卒定京邑，亦已小收其效矣，而惜乎后来之无以为继也。此则德宗之委任宦官实为之，然此弊，宪宗亦未能免也。《旧书》言申、蔡之始，人劫于希烈、少诚之虐法，而忘其所归；数十年后，长者衰丧，而壮者安于毒暴，而恬于搏噬；地虽中州，人心过于夷貉。乃至搜阅天下良锐，三年而后克者？彼非将才而力备，盖势驱性习，不知教义之所致也。此与杜牧所言河朔之俗，曾何以异？然果能终劫其众乎？裴度除苛法而民乐更生，已述如前矣。淄青自正己至师道，大将持兵于外者，皆质其妻子。或谋归款于朝，事泄，其家无少长皆杀之。此亦以虐法劫其众者也，可终恃乎？然欲削平之，固非恃实力不可。此在河北，自远较淮西为难。使宪宗而处建中、长庆之时，亦必无以善其后也。

    第五节 穆敬荒淫

    宪宗之任用宦官，虽为失政，然其能用孤立之皇甫镈，则要不失为英明，以是时朋党之中，实无佳士也。唐世不党之士，多为公忠体国之人，而多蒙恶名，以是时朋党势大，史或成于其手，或虽不然，而所据者仍系党人之说也。英明之君主，未尝不思擢用不党之人，但朋党力大，卒不能胜耳。即君主之信任宦官，亦未必不由于此也。及穆宗立，皇甫镈贬，则不党之局破；而宦官以拥立之故，威权愈重，得信任愈专；而穆宗性又顽嚚，惟务嬉戏；政事遂至大坏矣。

    皇甫镈既贬，萧俛、段文昌相。俛与镈及令狐楚同年登进士第，其相，史云楚援之，虽罪镈而未尝累及其朋侪，足征镈之不党也。七月，楚以为山陵使亲吏臧污事发出，崔植相。明年，为长庆元年（821），王播入，俛亦罢。播以元和十三年（818），出为西川。《旧传》云：皇甫镈贬，播累表求还京师。又《萧俛传》云：播广以货币赂中人权幸，求为宰相。段文昌复左右之。俛性疾恶，于延英面言播之奸邪，纳贿喧于中外，不可以污台司。帝不之省。俛遂三上章求罢相位。盖穆宗奢侈，故播欲以财利自效。播固才臣，元和时亦尝见用，然元和能节啬以事藩镇，而长庆侈欲无极，则其敛之同而用之者，大不同矣。播既至，拜刑部尚书，领盐铁、转运等使。文昌代为西川。杜元颖相。十月，播亦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领使如故。此等更迭，初未足以引起风波也，而裴度、李逢吉之党，于此时大纵，遂至推波助澜，纷纭者数十年焉。

    《旧书·李宗闵传》曰：宗闵与牛僧孺，同年登进士第，贞元二十一年（805）。又同年登制科。元和四年（809）。应制之岁，李吉甫为宰相，当国。宗闵、僧孺对策，指切时政之失，无所回避。考策官杨于陵、韦贯之、李益等第其策为中等。《旧书·贯之传》：贯之与户部侍郎杨于陵、左司郎中郑敬、都官郎中李益同为考策官。贯之奏居上第者三人，同考策者皆难其辞直，贯之独署其奏。《新书·牛僧孺传》：考策官亦有郑敬。不中第者，注解牛、李策语，同为唱诽。又言翰林学士王涯甥皇甫湜中选，考覈之际，不先上言。裴垍时为学士，居中覆视，无所异同。吉甫泣诉于上前。宪宗不得已，罢涯、垍学士，出于陵、贯之。僧孺、宗闵，亦久之不调，随牒诸侯府。七年（812），吉甫卒，方入朝。穆宗即位，拜中书舍人。长庆元年（821），子婿苏巢，于钱徽下进士及第。其年，巢覆落，宗闵涉请托，贬剑州刺史。时吉甫子德裕为翰林学士，钱徽榜出，与同职李绅、元稹连衡，言于上前，云：“徽受请托，所试不公，故致重覆。”比相嫌恶，因是列为朋党。皆挟邪取权，两相倾轧。自是纷纭排陷，垂四十年。《旧书·钱徽传》：长庆元年（821），为吏部侍郎。时宰相段文昌出镇蜀川。文昌好学，尤喜图书古画。故刑部侍郎杨凭。兄弟以文学知名，家多书画。凭子浑之，尽以献文昌，求致进士第。文昌将发，面托徽。继以私书保荐。翰林学士李绅，亦托举子周汉宾于徽。及榜出，浑之、汉宾，皆不中选。李宗闵与元稹，素相厚善。初，稹以直道，谴逐久之。及得还朝，大改前志，由径以徼进达，宗闵亦急于进取，二人遂有嫌隙。右补阙杨汝士，与徽有旧。是岁，宗闵子婿苏巢，及汝士季弟殷士俱及第。文昌、绅大怒。文昌辞赴镇日，内殿明奏，言徽所放进士郑朗等十四人，皆子弟艺薄，不当在选中。穆宗访于学士。元稹、李绅对与文昌同。遂命中书舍人王起、主客郎中知制诰白居易重试。诏孔温业、赵存约、窦洵直所试粗通，与及第。裴撰特赐及第。郑朗等十人并落下。寻贬徽为江州刺史，宗闵剑州刺史，汝士开江令。初议贬徽，宗闵、汝士令徽以文昌、绅私书进呈，上必开悟。徽曰：苟无愧心，得丧一致。修身慎行，可以私书相证邪？令子弟焚之。人士称徽长者。案徽未必不虑其事牵涉太广，更致他祸，故不欲深究也。郑朗，覃之弟，裴撰，度之子也。江州见第二章第七节。开江，今四川开县。《德裕传》云：元和初用兵伐叛，始于杜黄裳诛蜀，吉甫经画，欲定两河，方欲出师而卒，继之者武元衡、裴度，而韦贯之、李逢吉沮议，深以用兵为非，相次罢相。故逢吉常怒吉甫、度，而德裕于元和时久之不调。逢吉、僧孺、宗闵，以私怨恒排摈之。时德裕与李绅、元稹，俱在翰林，情颇款密，逢吉之党深恶之。长庆以前党争之分野如此。裴度与元稹，固同为李逢吉所恶者也。而度与稹竟起戈矛，致为逢吉所乘。以同利为朋者，其离合变幻，诚匪夷所思矣。

    元稹以元和元年（806）应制举登第，除右拾遗。言事甚锐，为执政所忌，出为河南县尉。河南县，河南府治。丁母忧，服除，拜监察御史。奉使东蜀。还，分务东台。多所举劾，以此为内官所伤，贬江陵府士曹参军。见第三节。十四年（819），自虢州长史征还，虢州见第四章第五节。为膳部员外郎。穆宗在东宫，闻妃嫔左右诵稹歌诗，尝称其善。荆南监军崔潭峻，甚礼接稹。长庆初，潭峻归朝，出稹《连昌宫辞》等奏御。穆宗大悦。即日转祠部郎中，知制诰。朝廷以书命不由相府，甚鄙之。唐人务于进取，有捷足者，每为人所妒忌。《旧书·武元衡传》：从父弟儒衡，正拜中书舍人。时元稹依倚内官，得知制诰，儒衡深鄙之。会食瓜阁下，蝇集于上。儒衡以扇挥之，曰：“适从何来？遽集于此？”即此等见解，非知砺廉隅也。居无何，召入翰林，为中书舍人、承旨学士，中人以潭峻故，争与稹交。知枢密魏弘简，尤与相善。裴度三上章攻之。穆宗不得已，以稹为工部侍郎，弘简为弓箭库使。见《本纪》。然及明年洗雪王庭凑，即罢崔植而相稹，度亦改东都留守矣。《旧书·度传》云：稹交结内官，求为宰相。虽与度无憾，然颇忌前达。度方用兵山东，每处置军事，有所论奏，多为稹辈所持。其请上罢兵，亦以欲罢度兵柄之故。当时河北形势，用兵实难坚持，究因欲罢度兵柄而罢兵？抑因罢兵而罢度兵柄？殊难质言，然其主张恐必出于宦官，而稹附和之，非稹自有主张也。谏官相率伏，诣延英门者日二三。帝知其谏，不即被召。皆上疏言时未偃兵，度有将相全才，不宜置之散地。乃诏度自太原由京师赴洛。三月，度至京师。以为淮南节度使。旋徐州奏王智兴逐崔群，乃使度复知政事，以王播代镇淮南。徐州之变，相一裴度，岂足慑之？明为言者多，处置不得不中变也。排度者岂能甘心？而于方之狱起矣。

    时王庭凑、朱克融尚围牛元翼于深州。于方者，之子，时为和王傅。干进于稹，言：“有奇土王昭、王友明，此据《旧书·元稹传》。《实录》初见作于友明，后作于启明，见《通鉴考异》。尝客燕、赵间，颇与贼党通熟，可反间以出元翼。仍自以家财资其行。又赂兵、吏部令史，为出告身二十通，以便宜给赐。”稹皆然之。有李赏者，知方之谋，以稹与度有隙，乃告度云：方为稹所使，欲结王昭等刺度。度隐而不发。及神策中尉奏方事，《元稹传》。《通鉴》云：赏诣左神策告其事。乃诏三司使韩皋等讯鞫。害裴事无验，而前事尽露，遂俱罢稹，度平章事，而相李逢吉。穆宗即位，逢吉移山南东道。《旧书·传》云：逢吉于帝有侍读之恩，遣人密结幸臣，求还京师。长庆二年三月，召为兵部尚书。度在太原时，尝上表论稹奸邪，及同居相位，逢吉以为势必相倾，乃遣人告于方结客，欲为稹刺度。《度传》云：度自太原入朝，恶度者以逢吉善于阴计，乃自襄阳召入朝。度既复知政事，而魏弘简、刘承偕之党在禁中，逢吉用族子仲言之谋，因医人郑注，与中尉王守澄交结，内官皆为之助。五月，左神策军奏：李赏称于方受元稹所使，结客欲刺裴度。诏左仆射韩皋，给事中郑覃，与逢吉三人鞫之。狱未竟，罢稹为同州刺史，度为左仆射，逢吉代度为宰相。案于方之计，元稹所以然之者？《旧书》云：以天子非次拔擢，欲有所立以报上；《新书》云：稹之相，朝野杂然轻笑，思立奇节报天子，以厌人心；二者俱可有之。深州之围，岂可不解？欲解围而不能用兵，不得已而思用间，虽云无策，亦不为罪。结客刺度，事涉离奇，其必为虚构可知。度闻之，隐而不发，盖亦知其不足信？而神策遽为闻奏，吹皱一池春水，底事干卿？盖宦官之中，有与稹交欢者，亦有与之不快者，度则本无香火，故一举而并去之也。稹引宦官以倾度，而逢吉即袭其术以覆稹，此则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又随其后者矣。李仲言与郑注，皆志除宦官之人，谓其为逢吉介以交守澄，说必不然，别见下章第一节。

    长庆三年三月，牛僧孺为相。李德裕先已罢学士，出为御史中丞。《旧传》云：李逢吉既得权位，锐意报怨。时德裕与牛僧孺，俱有相望。逢吉欲引僧孺，惧李绅与德裕禁中沮之，出德裕为浙西观察使。寻引僧孺同平章事。由是交怨愈深。《逢吉传》云：李绅有宠，逢吉恶之，乃除为中丞。又欲出于外。乃以吏部侍郎韩愈为京兆尹，兼御史中丞，放台参。以绅褊直，必与愈争。及制出，绅果移牒往来。愈性木强，遂至语辞不逊，喧论于朝。逢吉乃罢愈为兵部侍郎，绅为江西观察使。绅中谢日，帝留而不遣。《绅传》云：绅对中使泣诉，言为逢吉所排，中谢日，又面自陈诉，乃改授户部侍郎。愈亦复为吏部侍郎，见本传。此又见当日翰林中人，皆蟠结深固，不易动摇也。

    穆宗好击鞠，狎俳优，喜观角抵杂戏。又盘于游畋，尝发神策兵浚鱼藻池，观竞渡。由复道幸咸阳，奉郭太后游华清宫。在今陕西临潼县南。幸安国寺观盂兰盆。作宝庆、永安殿。盛饰安国、慈恩、开业、章敬等寺，纵吐蕃使者观之。此隋炀帝之所为也。其时财政甚艰，军费尤困，《旧书·本纪》：元和十五年六月，诏：“今年五月敕，应给用钱，每贯抽五十文，都计一百五十万贯，宜并停抽。仍出内库钱三十七万五千贯，付度支给用。”然及长庆元年十二月，复敕“诸道除上供外，留州、留使钱内，每贯割二百文，以助军用”。至二年三月乃停。时王播奏：“江淮盐估，每加五十文，兼旧三百文，又加茶榷，旧额百文，更加五十文。”户部侍郎张平叔请官自卖盐，韦处厚随条诘难，乃止。而帝赏军殊厚；《本纪》：长庆二年三月，诏曰：“武班之中，淹滞颇久；又诸荐送大将，或随节度使归朝；自今已后，宜令神策六军军使及南衙常参武官，各具历任送中书门下。素立大功及有才器者，量加奖擢。常参官依月限改转。诸道军府带监察已上官者，限三周年即与改转。军士死王事者，三周年内，不得停衣粮。”上于御军之道，未得其要，常云宜姑息戎臣。故即位之初，倾府库颁赏之，长行所获，人至巨万。非时赐与，不可胜纪。故军旅益骄，法令益弛。战则不克，国祚日危。洎颁此诏，方镇多以大将文符，粥之富贾，曲为论奏，以取朝秩者，叠委于中书矣。又《敬宗纪》：即位，诏赏神策诸军士，人绢十匹，钱十千。畿内诸军镇，绢十匹，钱五千。其余军镇，颁给有差。内出绫绢三百万段，以助赏给。穆宗初即位，在京军士，人获五十千，在外军镇，差降无几。至是，宰臣奏议，请量国力颁赏，故差减于先朝。物议是之。案穆宗初亦未尝不欲削平藩镇，力不逮耳，何至专以姑息为务，一反宪宗之节啬哉？窃疑其立由弑逆，厚赏以縻军心，内军既厚，外军不得而薄。至二年三月之诏，则以时既罢兵，藉以收武人之心，而消其叛志也。可谓无具矣。然亦可见谓因赏薄以致卢龙之叛者，必非实录也。更益之以嬉游；赏赐嬖幸亦无度；于是经费益不能支，而河北之师，不得不罢矣。

    帝生五子：长曰景王湛，即敬宗也。长庆二年十一月庚辰，击鞠禁中。有内官，欻然坠马，如物所击。上恐，罢鞠。升殿遽足不能履地。风眩就床。自是外不闻上起居者三日。十二月丁亥朔，庚寅，李逢吉率百寮至延英门请见。上不许。中外与度等盖谓裴度。三上疏请立皇太子。辛卯，上于紫宸殿御大绳床见百官。李逢吉奏景王成长，请立为皇太子。左仆射裴度又极言之。癸巳，诏立景王为皇太子。《旧书·本纪》。《新书·李逢吉传》曰：帝暴疾，中外阻遏。逢吉因中人梁守谦、刘弘规、王守澄议，请立景王为皇太子。帝不能言，颔之而已。盖议虽决于御殿时，实先因宦官密定之于禁中也。帝亦饵金石之药。见《旧书·本纪》长庆四年（824）。亦见《张皋传》，附《裴潾传》后。四年正月崩。敬宗即位，时年十六。《新书·懿安皇后传》曰：帝崩，中人有为后谋称制者。后怒曰：“吾效武氏邪？今太子虽幼，尚可选重德为辅，吾何与外事哉？”盖郭后原非知政治之人，故亦不欲与闻政事也。但中官图揽权者，大有人在，则跃然可见矣。

    《旧书·李绅传》曰：中尉王守澄用事，李逢吉命门生故吏结托守澄为援以倾绅。《通鉴考异》：李让夷《敬宗实录》曰：逢吉用族子仲言之谋，因郑注与守澄，潜结上于东宫。且言逢吉实立殿下。上深德之。刘煦承之，为《逢吉传》，亦言逢吉今仲言赂注，求结于守澄。仲言辩谲多端，守澄见之甚悦，自是逢吉有助，事无违者。其《李训传》则云：训自流所还，丁母忧，居洛中，时逢吉为留守，思复为相，乃使训因郑注结王守澄。然则逢吉结守澄，乃在文宗时，非穆宗时也。二传自相违。逢吉结守澄，要为不诬，然未必因郑注。李让夷乃李德裕之党，恶逢吉，欲重其罪，使与李训、郑注，皆有连结之迹，故云用训谋因注以交守澄耳。绅族子虞，文学知名。隐居华阳，唐县，自成都析置。自言不乐仕进。时来京师省绅。虞与从伯耆、进士程昔范皆依绅。耆拜左拾遗，虞在华阳，寓书求荐，误达于绅。绅以其进退二三，以书诮之。虞大怨望。及来京师，尽以绅所密话逢吉奸邪附会之语告逢吉。逢吉大怒。问计于门人张又新、李续之。咸曰：“搢绅皆自惜毛羽，孰肯为相公搏击？须得非常奇土出死力者。前邓州司仓刘栖楚，尝为吏镇州，王承宗以事绳之，栖楚以首触地固争，承宗竟不能夺。其果锐如此。若相公取为谏官，令伺绅之失，一旦于上前暴扬其过，恩宠必替。事苟不行，过在栖楚，亦不足惜也。”逢吉乃用李虞、程昔范、刘栖楚，皆擢为拾遗，以伺绅隙。俄而穆宗晏驾。敬宗初即位，逢吉快绅失势，虑嗣君复用之。张又新等谋逐绅。会荆州刺史苏遇入朝。遇能决阴事。众问计于遇。遇曰：“上听政后，当开延英，必有次对官。谓次宰相之后而得对，见《通鉴》长庆三年（823）胡《注》。欲拔本塞源，先以次对为虑，余不足恃。”群党深然之。逢吉乃以遇为左常侍。王守澄每从容谓敬宗曰：“陛下登九五，逢吉之助也。先朝初定储贰，惟臣备知。时翰林杜元颖、李绅劝立深王，宪宗子，名悰。而逢吉固请立陛下。”李续之、李虞继献章疏。帝虽冲年，亦疑其事。会逢吉进拟，言“李绅在内署时，尝不利于陛下，请行贬逐”。帝初即位，方倚大臣，不能自执，乃贬绅端州司马。端州，今广东高要县。正人腹诽，无有敢言。惟翰林学士韦处厚上疏，极言逢吉奸邪，诬摭绅罪。《通鉴考异》：《处厚传》曰：敬宗即位，李逢吉用事，素恶李绅，乃构成其罪，祸将不测。处厚乃上疏云云。帝悟其事，绅得减死，贬端州司马。今从《实录》。处厚上疏，在绅贬端州后。案疏辞云：臣闻朋党议论，以李绅贬黜尚轻。其在贬后无疑。传又云：宝历元年（825），群臣上尊号，肆赦，逢吉以绅之故，所撰赦文，但云左降官已经量移者与量移，不言未量移者。处厚又上疏，乃追改赦文。天子亦稍开悟。会禁中检寻旧事，得穆宗时封书一箧。发之，得裴度、杜元颖与绅疏，请立敬宗为太子。帝感悟兴叹，悉命焚逢吉党所上谤书。由是谗言稍息，绅党得保全。观此，知朋党之相攻，实因宦官之置君如弈棋而愈甚也。《逢吉传》曰：朝士代逢吉鸣吠者：张又新、李续之、张权舆、刘栖楚、李虞、程昔范、姜洽、李仲言。八人居要剧，而胥附者又八人，时号八关、十六子。其中虞与昔范，固依附绅者，可见惟利是视者之离合无常。《通鉴考异》曰：宰相之门，何尝无特所亲爱之士，数蒙引接，询访得失，否臧人物？其间忠邪浑殽，固亦多矣。疏远不得志者，则从而怨疾之，巧立名目，以相讥诮。此乃古今常态，非独逢吉之门，有八关、十六子也。《旧逢吉传》以为有求于逢吉者，必先经此八人纳赂，无不如意，亦恐未必然。但逢吉之门，险诐者为多耳。此皆出于李让夷《敬宗实录》。按栖楚为吏，敢与王承宗争事，此乃正直之士，何得为佞邪之党哉？盖让夷、德裕之党，而栖楚为逢吉所善，故深诋之耳。此言于仕途情状，可谓烛照无遗。惟以刘栖楚为正士，恐未必然耳。《旧书·栖楚传》：敬宗坐朝常晚，栖楚出班，以额叩龙墀出血苦谏，久之不已。宰臣李逢吉出位宣曰：刘栖楚休叩头，候诏旨。栖楚捧首而起。因更陈论，磕头见血。上为之动容，以袖连挥令出。栖楚又云：不可臣奏，臣即碎首死。中书侍郎牛僧孺复宣示而出。又《文苑·崔威传》：裴度自兴元入觐，逢吉不欲度复入中书，栖楚等十余人驾肩排度。朝士持两端者，日拥度门。一日，度留客命酒。栖楚矫求度之欢，曲躬附度耳语。咸疾其矫。举爵罚度曰：“丞相不当许所由官呫嗫耳语。”度笑而饮之。栖楚不自安，趋出。此两事，可谓丑态毕露矣。即谓亦出造谤，王承宗岂足死之主邪？诬人者固如鸣吠，见诬者亦岂自惜羽毛之士？如涂涂附，两造皆一丘之貉耳。论人者所以必先德而后才，宁取难进易退之徒，不歆奔走后先之类也。

    逢吉虽一时得志，其势亦未能固。宝历元年正月，牛僧孺出。《旧书·僧孺传》云：宝历中，朝廷政事出于邪幸，大臣朋比，僧孺不奈群小，拜章求罢者数四。帝曰：“俟予郊礼毕放卿。”及穆宗祔庙。郊报后，又拜章陈退。乃于鄂州置武昌军额，以僧孺为节度。僧孺在党人中，避祸之心，似较重于徼利，故睹朝局纷纭，遂奉身而退，为趋避之计也。僧孺既退，逢吉之势盖稍孤？韦处厚遂再乘机援裴度。《度传》云：逢吉之党沮度，度之丑誉日闻。俄出为山南西道，不带平章事。长庆四年（824），牛元翼卒，王廷凑屠其家，帝叹宰辅非才，处厚上言，乃下制复兼同平章事。《逢吉传》云：宝历初，度连上章请入觐，逢吉之党，欲沮其来，张权舆撰“非衣小儿”之谣，传于闾巷，言度有天分，应谣谶，《度传》：权舆上疏曰：“度名应图谶，宅据冈原，不召自来，其心可见。”先是奸党忌度，作谣辞云：“非衣小儿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驱逐。”天口言度尝平吴元济也。又帝城东西，横亘六冈，合易象乾卦之数，度平乐里第，偶当第五冈。故权舆取为语辞。而韦处厚于上前解析，言权舆所撰。又令卫尉卿刘遵古从人安再荣告武昭谋害逢吉。武昭者，有才力，度破淮蔡时奖用之，累奏为刺史。及度被斥，昭以门吏，久不见用，客于京师，颇有怨言。逢吉冀法司鞫昭行止，则显裴度任用，以沮入朝之行。逢吉又与同列李程不协。大学博士李涉、金吾兵曹茅汇者，于京师贵游间，以气侠相许。二人出入程及逢吉之门。水部郎中李仍叔，程之族。谓昭曰：“程欲与公，但逢吉沮之。”昭愈愤怒。因酒，与京师人刘审、张少腾说刺逢吉之言。审以告张权舆，闻于逢吉。即令汇召昭相见。厚相结托。自是疑怨之言稍息。逢吉待汇尤厚。及度求觐，无计沮之，即令讦昭事以暴扬其迹。李仲言诫汇曰：“言武昭与李程同谋则活，不则死。”汇曰：“冤死甘心，诬人以自免，予不为也。”及昭下狱，逢吉之丑迹皆彰。昭死，仲言流象州。见第四章第一节。汇流巂州。李涉流康州。今广东德庆县。李虞自拾遗为河南士曹。度自汉中召还，复知政事。逢吉出为山南东道。此事与于方之狱，如出一辙。朋党之相攻，真无所不至矣。

    敬宗亦好击球。郓州尝进驴打球人。上御三殿，观两军、教坊、内园分朋驴鞠、角抵。戏酣，有碎首折臂者。好深夜自捕狐狸，宫中谓之打夜狐。遣中使至新罗取鹰鹞。屡合乐，陈百戏，赐教坊钱。常幸鱼藻宫观见第一节。竞渡。又幸凝碧池，在今长安县境，唐时在禁苑中。令兵千余人于池中取大鱼，长大者送入新池。尝欲幸骊山，张权舆谏曰：“昔周幽王幸骊山，为犬戎所杀；秦始皇葬骊山，国亡；玄宗宫骊山而禄山乱；先帝幸骊山，享年不长。”上曰：“骊山若此之凶邪？我宜一往，以验彼言。”卒不听。又欲幸东都，以裴度谏而止，实则其时朱克融执赐春衣使，又与史宪诚各请助丁匠修东都，为所慑也。见《旧书·裴度传》。亦惑佛老，祷福祈年，浮屠、方士，并出入禁中。《新书·李德裕传》。信道士刘从政、孙准、山人杜景先等。遣中使往各地采药，求访异人。性好土木，兴作相继。《本纪》：长庆四年八月，江王府长史段钊言：“龙州近郭有牛心山，山有仙人李龙眠祠，颇灵应。玄宗幸蜀时，特立祠庙。”上遣高品张士谦往龙州检行。回奏：“山有掘断处。”群臣言宜须修筑。时方冱寒，役民数万计。九月，波斯大商李苏沙进沈香亭子材。事亦见《李汉传》。宝历元年闰七月，诏度支进铜三千斤，金薄十万，翻修清思院新殿，及升阳殿图障。二年正月，以诸军丁夫二万入内穿池、修殿。又多所制造。时令浙西造盝子二十具，计用银一万三千两，金一百三十两，而当道在库贮备银无二三百两，留使钱惟有五万贯而已。又诏浙西织造可幅盘绦缭绫一千匹，观察使李德裕不奉诏，乃罢。见《纪》长庆四年（824）及《德裕传》。群臣争以进奉希宠。《本纪》：宝历元年七月，盐铁使王播进羡余绢一百万匹，仍请日进二万，计五十日方毕。播自掌盐铁，以正入钱进奉，以希宠固位，托称羡余物，议者欲鸣鼓而攻之。事亦见《播传》。又《裴度传》。度素称坚正，事上不回，故累为奸巧所排，几至颠沛。及晚节，稍浮沈以避祸。王播广事进奉以希宠，度亦掇拾羡余以效播。士君子少之。杜元颖为西川，箕敛刻削，工作无虚日，军民嗟怨。至南蛮入寇，遣人上表，谓“蜀人怨苦，祈我此行诛虐帅焉”。视朝不时，稍稍决事禁中。宦竖恣放，大臣不得进见。《新书·高元裕传》。除授往往不由中书，多是内中宣出。宝历改元大赦，崔发为中官所殴，已见第七章第六节。是月，右赞善大夫李光现与品官李重实争忿，以笏击重实流血。《通鉴注》：玄宗天宝十三年（754），内侍省置高品一千六百九十六人，品官白身二千九百三十二人，皆群阉也。上以宗属，罚两月俸料。又殿中侍御史王源植街行，为教坊乐伎所侮，帝亦反贬源植。由是纲纪大坏。至于贼入宫门，进登御榻，事在长庆四年四月，见《旧书·本纪》。《新书·宦者·马存亮传》曰：元和中，累擢左神策军副使、左监门卫将军，知内侍省事。进左神策中尉。敬宗初，染署工张韶与卜者苏玄明善。玄明曰：“我尝为子卜，子当御殿食，我与焉。吾闻上昼夜猎，出入无度，可图也。”韶每输染材入宫，卫士不呵也。乃阴结诸工百余人，匿兵车中，若输材者。入右银台门。约昏夜为变。有诘其载者。韶谓谋觉，杀其人，出兵，大呼成列。时帝击球清思殿惊，将幸右神策。或曰：“贼入宫，不知众寡，道远可虞，不如入左军，近且速。”从之。初帝宠右军中尉梁守谦，每游幸，两军角戏，帝多欲右胜，而左军以为望。至是，存亮出迎，捧帝足泣，负而入。以五百骑往迎二太后。比至，贼已斩关入清思殿。升御坐，盗乘舆余膳，揖玄明偶食，且曰：“如占。”玄明惊曰：“止此乎？”韶恶之。悉以宝器赐其徒。攻弓箭库。仗士拒之，不胜。存亮遣左右神策骑兵讨贼。日暮，射韶及玄明皆死。存亮于一时功最高，乃推委权势，求监淮南军。代还，为内飞龙使。太和中，以右领卫上将军致仕。案如所言，张韶乃一妄人，其何能叛？疑内必有为之主者，而当时不敢深究也。且有品官与妖贼图不轨，至杖死千四百人焉。《旧书·本纪》：长庆四年八月，妖贼马文忠，与品官季文德等，凡一千四百人，将图不轨，皆杖一百处死。此事颇类清代之林清，疑亦内官为主谋，观此，而知当时宫禁情势之危也。

    帝既善击球，于是球工得见便殿，内籍宣徽院或教坊。球工皆出神策隶卒，或里闾恶少年。帝与狎息殿中为戏乐。四方闻之，争以趣勇进。所亲近既皆凶不逞，又小过必责辱，自是怨望。宝历二年十二月，帝猎夜还，与宦者刘克明等二十八人群饮。既酣，帝更衣，烛忽灭，克明与苏佐明、石定宽弑帝更衣室。二人，《旧纪》云：皆打球军将。矫诏召翰林学士路隋作诏书，命绛王悟宪宗第六子。领军国事。明日，下遗诏。绛王即位。克明等恃力，将易置左右，自引支党专兵柄。枢密使王守澄、杨承和，中尉梁守谦、魏从简，与宰相裴度共迎江王涵，穆宗第二子。发左右神策及六军飞龙兵讨之。克明投井死。杀其党数十人。绛王为乱兵所杀。江王立，更名昂，是为文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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