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这里探望丈夫的妇女们说过，夜里十点不到有一趟从西边开过来的慢车在明水河车站停车。巡逻的干部和分队长们都是九点多钟才出门巡逻或者追捕逃犯的。从明水的山水沟到火车站才五六里路，半个多小时就能走到。他们知道，人只要是逃跑，那都是计划好的，在路上很难截住：人家随便往哪个土坎子后边一藏，他们就找不着。但逃跑的人总是要到火车站去买车票的，火车进站前总会从藏身的地方出现的，他们就在你临上车时抓住你。抓住了回来就升级，正式逮捕，五花大绑或者戴上手铐送到饮马农场劳改；最轻的也要关禁闭、开批斗会，然后送到严管队去。因为走得早，我那天运气好，没遇上巡逻的。那时候买火车票是要介绍信的，我没介绍信，就也没进候车室，就在路基下边的黑暗处趴着，等待时机。
那天夜色很黑，伸手不见五指，我看见了两只狼的眼睛，眼球子绿荧荧的，也隐约看见了它们的身影，可是它们没过来，没靠近我。可能那两只狼吃得太饱了，不想吃我。
我也不怎么害怕。那时间我虽然浮肿了，但我到底年轻，手里提着个棍，一两只狼我还是能抵挡得住的。
当火车前头的大灯从候车室和票房前扫过的时候，我看见没有站台的路基上空无一人，只有一两个手提信号灯穿蓝制服的铁路工作人员。车停下了。火车车厢的门一个个打开了，车厢里灯火通明，列车员下了车站在门口，没人下车，也没人上车。这是上车的好时机，但我趴着没动。我没有车票，怕被列车员赶走，也怕像我一样躲藏在黑暗处的追捕者把我抓住。后来，列车员上车了，车门关上了，有个提信号灯的人往车头车尾摇了几下，火车呜地鸣了一声笛，咣当当一阵响，车开动了，这时我才从路基下一跃而起，急忙忙跑上路基，一下子扑在车厢门口的台阶上，我的一只手抓住了门旁的铁栏杆。我估计车站值班人员没有看见我。他要是看见了，再给车头摇一下信号灯，可能车就会停下。那是我最害怕的。可是车并没有停，而是加速了，越驶越快，一眨眼的工夫驶过了扳道房。过了扳道房我就放心了。我挣扎着在台阶上站了起来，手紧紧地抓住铁扶手，把身体贴在门上。门是锁着的，也看不见列车员，我就开始用拳头砸门。
在呼啸的从巴丹吉林沙漠刮来的寒风中，在列车卷起的风声中，在列车咣当咣当的响声里，我的拳头砸在门上的声音太微弱了。列车员已经走进车厢去了，或者是到他的乘务员室休息去了，根本就听不见我砸门的声音。我也不敢胡来，真要是把玻璃砸碎了，我就是进去了，也没钱赔人家，就走不了啦。但是，我必须砸门，砸到列车员听见。我不能总在门口站着，我已经冻僵了，我的手抓不住扶手了，时间一长我会坚持不住的，不是摔死就是卷进车轮。
我砸呀砸呀，终于，有一位穿越车厢的旅客看见了我，他走到门口看了看我，扭过头喊了声什么，一会儿，列车员过来打开了门。他气哼哼地从胸前抓住了我的衣裳，一把将我拉进车里。关上了门他才开始训我：你怎么爬在门上！你想死呀，不想活啦！训完了又向我要车票。我装出掏车票的样子，这个口袋摸摸，那个口袋摸摸。我里边穿的是一件小棉袄，外边套了一件华达呢的中山装，是我从来没穿过的新制服。我的样子并不像一个逃犯的样子，并且由于逃跑前收拾过头发刮过脸，所以尽管我没掏出车票来，但他对我的态度还是客气的，他把我叫到了乘务员室，然后关上门出去了。我在心理上觉得已经离开劳教农场了，有所宽心，加上抱着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想法，他一走我就歪在椅子上睡着了。突然我的脑门一痛惊醒了，只见面前站着一名乘警。当时我太虚弱了，也太疲惫了，虽然心里明白，可眼皮就是撑不住，于是我的脑门又痛了一下，而且比第一次痛得厉害。我再次挣扎着睁开了眼睛。那警察笑着说，嘿，你还睡得挺香呀！醒一醒，醒——醒！说着又在我的前额上弹了个脑嘣儿。我赶紧坐起来，接着又站起来。这时我清醒了，知道遇到麻烦了，但我嘴里仍咕噜出一句话来：
做啥呀！你把我打痛了！
那警察似是一怔，但又笑了说，打痛了？你还觉着痛呀？我还当你没醒呢。喂，车票呢，拿出来看看。
我知道骗不过他们，就说，车票，哪还有钱买车票？我两天没吃饭了，你们要有吃的，先给我点吃的。
警察眨巴着眼睛看我片刻，说，你是干什么的？
我回答，我是陕西扶凤县的组织部秘书，到明水农场搞外调的。
有证件吗？
证件？什么证件？我在来明水的路上连挎包一起叫贼偷了，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饿了两天了。
那警察将信将疑地问我叫什么名字，还问扶凤县的县长是谁，县委书记叫什么名字。我都对答如流。除了我的姓名是假的，县长县委书记都是真的，因为前几天扶凤县的一位干部来看望他的“右派”亲戚，说话时我把他们的谈话都烂记于心了。
那位警察看问不出什么破绽来，又说，叫贼偷了你就该给县上发电报嘛，怎么半夜里扒车？
我说，好我的警察同志，你知道明水农场是干啥的吗？那是劳教农场，饭都吃不上了，我还能在那里坐着等汇款吗？我的口气很随便，叫他觉不出我有什么慌张和胆怯。这一来他不好再说什么了，跟我说话的口气也变了，说，不管怎么说，你不买车票是不行的，你先到车厢里坐着去吧，到了张掖就下车。你去张掖地委请他们帮你解决一下吧。你总不能饿着肚子回陕西去吧？
我知道，硬赖着坐车不符合我的“身份”，便顺水推舟地说，那好那好，我计划就是在张掖下车的，到张掖县委去请他们帮助解决一下我的困难……
到目前为止，我的逃跑还是很顺利的，我认为自己骗过了乘警。可是车到张掖火车站，他把十几名无票乘客撵了过来，叫他们和我一起下。下了车我想独自走开，再混上车去，但却被他喝住了。他和车站上的一位警察说了几句话，那位警察就很严厉地对我们十几个人吼道，过来过来，到这边来！我还想象在列车上一样对这位警察讲些我早就编好的瞎话，但这位警察连听都不听，大声喝道，走！往前走！这边！
没有办法，我只好跟着那群人走，进了一座黑乎乎的院子。
进了院子我就发现坏事了：院子里黑压压都是人，有站着的有坐着的，有些人叽叽喳喳说话，有四川口音有河南口音，而且他们的身后还有人被赶进来。一间大房子亮着灯，那位警察叫我们往那间房子走，说是叫我们登记，我看见屋里中央放了两张桌子，坐着两位警察，这是个收容所。我决定不作登记，我可不能脱离虎口又进狼窝。于是我悄悄离开队列混到院子里的人群里。我在人群里走了走，搞清楚这些人都是从河南、山东、四川等省来的农民，盲流，他们想到新疆去谋生，但在张掖被赶下了火车。我看见院墙不高，也就一人高，便对两名站在墙根处的四川姑娘说：你们怎么不跑？一个姑娘说，天亮了管饭，等吃完饭再说。我说我现在就要跑，请你们帮帮忙。我用双手扒在墙头上，两个姑娘从下边推我，我翻过墙头跑了，跑到候车室去。
候车室里偶尔有警察走动，但我很镇静地坐在椅子上看书，装成候车的样子。我自信自己的穿着举止不像个盲流，也不像逃犯。
我坐到了天亮。天亮后太阳出来了，外边开始暖和一点了，我走出候车室。经过一夜的折腾，我的肚子饿得扁扁的，又饥又乏，我得想办法搞点吃的。离车站很近就是通往张掖县的马路，有几家饭馆，还有烧饼铺，门口的玻璃柜里码着很多烧饼，但是我没有钱也没有粮票。我身上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只有手里提的一个布兜，布兜里装着我心爱的两本书。我从兰州到夹边沟带着它们，从夹边沟迁移明水还保存着它们。在明水很多人把书撕掉烧火取暖了，我没舍得烧。我从草滩上捡牛粪取暖。可现在我决定卖掉它们。我已经饿得双腿发软、眼冒金星了，就要倒在街头了。
我把两本书从布兜里拿出来，双手托着沿街寻找买主。我认为，那些不识字的引车卖浆者流是不会买我的书的。当然，卖给搞医的人最好，但我无法辨认出这种人来。遇到像是识字的人，我就走近去问，有的人瞅我一眼就走过去了，看都不看书一眼。有的人站住了看一眼书，或者接过去翻一下又合上，递给我：没用，我不是搞医的。
一上午我也没有卖出书去。到了下午，我几乎都绝望了：我已经饿得头昏眼花，走不动路了。我想，与其倒在街上，还不如到候车室坐着去。在候车室倒毙，铁路工作人员可能还要管一管，说不定在我气息奄奄之际给我一点吃的，或者把我送到收容所去。这时候我突然改变了昨夜的想法，进收容所就进收容所，总是要给口饭吃的，饿不死。
这时我发现两个蓄着长胡子的老人在一间房门口晒太阳，我看得出来，这是两位有文化的老人。他们的穿着和脸色气度表现出他们不是引车卖浆者流。于是我走近他们，以谦恭的口气说，老爷爷，我这里有两本好书，你们买下好不好？两位老人看了看我，接过书翻了翻，不说书好书坏，却问我，你是哪里来的？我告诉他们，我是陕北人，家庭是中医世家，由于家乡遭了灾，想到新疆去谋生，到张掖没盘缠了，不得不把这两本书卖了。其中一位老人说，陕西也遭灾了吗？另一位老人站起来说，娃娃，你把这两本书留下，我给你买两个烧饼。在火车站的附近转悠了一天，看到街头上卧着饿倒了的人，知道食品在张掖地区同样的金贵。所以我二话没说就同意了。那两本书一本是《针灸大全》，一本是《针灸学》，要是放到现在，就是称斤卖也能买三四个烧饼。
老人在一家国营饭馆里买了两块半斤的烧饼，给我要了一碗开水。我稀里呼噜全下肚了，又要了一碗开水，也喝干了。我的身体立即发热了，又有了力气。我重新回到候车室，开始想办法上火车。
车不多，每一列往东的列车进站，我都跑到站台上去，但是找不到机会。我亲眼看见几个背着包袱的逃票河南农民让铁路警察带走了。我就没敢靠前。
第二天白天我也没能上火车。
好在这天白天我从候车室外的台阶上拾到一张废票，等到半夜里我曾乘坐的那趟车进站又要开动的时候，我手里捏着废票跑到车门口去，口里喊着不要关门不要关门，朝着列车员晃了晃车票，装出很急的样子上了车。
一进了车厢我就跑到另一节车厢去了。坐在门口的椅子上东张西望一阵子，看没有人注意我我就钻进坐椅下边去了。肚子是空的，又不用上厕所，我一直在椅子下边蜷缩着，就这样到了兰州。
在兰州的事我就不说了吧，昨天已经说过了。在姐姐家只待了一夜，好好吃了两顿饭，一顿是我妈做的酸汤疙瘩，一顿是我姐擀下的长面，然后就接过我姐给的40元钱，乘着夜色赶到火车站，用买好的车票上了火车，一帆风顺地到了西安。
临出门姐姐还给了我四盒香烟。我说我不吸烟，姐姐说不吸也拿上吧，回老家的路关口重重，说不定用得上。姐姐说，兰州的职工一月发一张票，可以买四盒烟；这是供给姐夫的，再想多要一盒也没有。
从西安去铜川仍是坐火车，买票要介绍信。这一关我过得很容易。因为是持票坐车，在兰州去西安的列车上我和一位去铜川的旅客说话，混熟了；他用他的介绍信替我买了一张车票。只是他到铜川就不走了，从铜川去延安的汽车票可是成了最难过的一关。这里买车票不光是要介绍信，还要登记发号，轮到你的号才能买票上车。当时的情况是汽车站人山人海，登记了的已经有七百多人，而每天只发三辆卡车，一卡车只能坐三十几个人。我可是愁死了，怎么才能到延安呀！正在那里发愁，身旁走过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又像是汽车站职工，又像是公安派出所的便衣，他朝着我身旁坐着的一个小伙子说，查票。那小伙子把车票拿出来了，他又叫小伙子掏证明。小伙子没有证明，他说没有证明你怎么买的票？车票没收！他还把小伙子赶了出去，不叫他在候车室坐着。我当时吓了一跳，心想这个汽车站怎么这样严格，随便没收人家的车票？这要是查着我怎么办？会不会把我当坏人交到派出所去？可是仔细看看之后，我又有点怀疑起来，只见他贼头贼脑地转了一圈，再也没查别人的票，就出了候车室。我突然想，这是不是个歹徒或者本地的地痞流氓，专门欺负老实巴交的乡下人。我灵机一动，立即站起来跟上了他。他出了候车室进了一家饭馆，我也就进了那家饭馆。他坐在一张饭桌旁边，我也走过去坐在那张桌子旁。为了显得自然，我掏出一支烟吸起来，并且斜着眼睛看他。我不知道他对于我有什么看法，抱着怎么样的心理，他也斜着眼睛看我。看了一会儿说，你是哪里来的？我说兰州来的。他又问在哪儿工作？我回答兰州中医门诊部。他停顿了一下又问，兰州的香烟供应紧不紧张？我回答紧张，一名职工一个月供应四盒。但我又补充了一句：我是医生，比别人多搞两条烟没问题。这时他说话的口气变了，求我的口气说，你的烟让给我一盒好不好？我说那有什么关系，不就是盒烟吗！我掏出一盒烟给他，他也掏钱给我，但我把他的手推开了。我说，烟钱就算了，我不要了，我从外边回来，在铜川人生地不熟买不到车票，你帮我买张车票行不行？他问我去哪儿，我说延安。他似乎很小心，四面环顾了一下，把没收的那张票掏了出来，说，我这里有一张替别人买的车票，就先让给你吧。我大喜过望，接过车票给了他钱，并且把四盒香烟除了我吸的那一支全都给了他。
第二天早晨我正大光明地上了汽车到延安。又过了一关！
到了延安。可是从延安到绥德的这一关又怎么过呀，汽车站还是挤挤攘攘的，又要介绍信，又要登记。没办法，我只好坐在候车室外边的台阶上等机会。真是老天有眼，前世修行得好呀，机会叫我等来了：一个票贩子手里拿着一张车票走到我跟前，偷偷地小声地说，有绥德的票要不要？我说要，多少钱？他说五块。我说缓德的票不是两块五吗？他说高价票，五块，五块。我毫不犹豫，一把将车票抢到手里。可我身上这时候只剩下七八块钱了，那时候到处都卖的是高价饭，我的钱快花光了，到绥德后离家还有一百三十里路，还不通汽车，我没钱怎么办呀？我就对他说，我身上只剩四块钱了，就给你三块钱吧，剩下一块钱我喝碗水用。他说不行不行，就是五块。我说就给你三块，你卖也得卖，不卖也得卖，你要是不卖我就喊了！我看得出来，票贩子倒卖票也是偷偷摸摸的，害怕人抓住，我就这样威胁他。他还真害怕，小声央求我说，别喊别喊，你给我四块吧。我说就三块，多一块也不行，他只好同意了。哎呀，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啥事都能做出来——我把票贩子坑了一下！
第二天我就到绥德了。可是前边还有一百三十里路不通汽车必须自己走。这天夜里我住宿在一个大车店里，花了一元钱，第二天连早饭都没敢吃就上了路。
出了绥德走了五六里路，我又饿又累，有点走不动了。这时迎面走来了一个老汉。看老汉的样子也是赶了夜路的，头上用一块布包得严严的，只露着两只眼睛，肩上挎着鼓鼓囊囊的毛褡裢，露出糜子面的馍馍。老汉看出我是个走远路的人，就迎上来说，哎呀，你是不是昨天从延安来的汽车上下来的人？我说是的。他说，昨天晚上汽车站给我们乡上打电话，说我的儿子从延安坐车过来，在绥德汽车站饿倒了，你看见没有？我说看见了，有一堆人在汽车站上围着看，有个从青海来的小伙子倒在路上走不动了。你的儿子是不是在青海工作？老汉说就是，他还活着吗？我说还活着。听说活着，老汉立即数落起我来了：哎呀，你们这些在外头工作的人，心怎那么狠呀，到家门口了，看见人饿倒了，就给上些吃的嘛，救人一命嘛……我说，老大爷，你不要埋怨我，我的情况还没有你的儿子好。你可以背上甜馍馍去看他，我前边还有一百三十里路要走。从昨天早晨到现在，就没有一颗粮食沾过牙。老汉听说我是饿着肚子赶路，立即就放下褡裢，拿出六七个糜子面馍馍往我的怀里塞，那个热情呀！
我就靠着老汉给的那几个馍馍充饥，整整走了四天，回到了我的老家——佳县高钟家洼村。我先在叔叔家住了一个月，调养身体，等身体好一点后才回到自己的家里，打开生了锈的锁子……我整整休了一个冬天，天气热起来了，我也有些缓过来了，就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了。
以后的事明天我们再谈吧，你看天都快黑了。
不知为什么，我觉得高先生的叙述有些躲闪，他好像在回避什么。于是，我盯牢他，不客气地问：难道你们农场没发现你逃跑吗？没追你吗？也没通知你家乡的公安局吗？
高吉义长叹一声：看来我瞒不过你，因为这件事一直折磨着我的心灵，直到现在我还做着噩梦……
我目不转睛地看着他。
他像下定了决心说道，好吧，我今天就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你吧，那天晚上的逃跑，不是我一个人，而是两个人，我们是两个人一起逃跑的。他就是我师傅骆宏远。
昨天我跟你讲了，在木工组我和牛天德的关系好，就像亲兄弟，亲如手足，这是事实，但和我关系最好的，真正好的，还是我的师傅骆宏远。我和骆宏远简直就亲如父子。古人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嘛。那段时间他正生肝腹水，住在卫生所。我在临逃跑前，特地去了一次卫生所，看望师傅骆宏远。
我知道这是一次告别，因为我知道他将必死无疑，看看他有什么“后事”要嘱咐我。可是到了“病房”，临别的伤感之情拉住了我，我在他的身旁坐了许久，当时我心里很是难过，我要走了，而他，我的师傅，一个有学问的好木匠将要在这荒凉的明水农场的山水沟里作古，他的尸体将被扔在荒滩上。这种伤感之情愈来愈浓，后来我禁不住地在他的身旁躺了下去，把嘴对着他的耳朵小声地说，师傅，我要走了，你有什么话要托付吗？
他没有出声，但是我明显地感觉到他的身体颤动了一下。接着，他的手从被子下边伸了出来，捏住了我的手，并且捏得紧紧的。仰天躺着的他困难地侧过身来。我知道他要跟我说话，便把耳朵靠近了他的嘴。他说，你真要走吗？
我没说话，点了点头。
他的因为脸部浮肿而显得细细的眼睛看着我：我跟你一起走。
我吓了一跳，这怎么可能呢？
看我没说话，他静了一会儿又说，小高，带上我，我能走。
他的细细的眼睛里流出泪水来了，两滴浑黄的眼泪，一滴眼泪从鼻梁上流过流进另一只眼，和那只眼里渗出的泪水汇合，流过眼角。
我从心里认为他是走不动路的，跑不出明水农场，但此刻我的心咚咚地跳了起来，泪水在眼睛里打转，我把嘴贴到他的耳朵上，竭力控制自己不要哭出声来，小声说：
明天天黑，到我的窑洞来。穿厚些。
然后我爬起来快步走出“病房”。我怕自己哭出声来。
转天傍晚吃过了伙房供应的一碗糜子面糊糊汤，我就开始准备逃跑。其实也没什么准备的，就是把棉大衣穿好，腰里系了根麻绳，另外把我上午从伙房偷来的两块豆面菜团子吃下去以增加我的体力。然后我就装成睡觉，拉开被子盖在身上，躺着，等着天黑下来，等骆宏远来找我。经常有管教干部或者拐棍们突然闯进窑洞来，查看你是否有异常的行为：是否偷杀了农场的羊只煮肉吃？是否逃跑了，或者留下了逃跑的迹象？在等待的时间里反复思考，骆宏远会不会变卦不走了？我原计划是要往西跑的，跑到几十里外的元山子火车站去上火车，如果他真的跟我一起逃走，那就只能就近去明水河火车站。必须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从明水河火车站上车就增加了危险，可能被巡逻或追捕者抓住，但我又别无选择：他太虚弱了，根本就走不到元山子。我还给自己宽心，他就是走不动了，我背也能把他背到火车站的，一个饿垮了的人能有多重……
我躺在窑洞里胡思乱想，天还没黑下来，骆宏远就来了。我惊了一下，说他：你这么早就来了，看护们不发现吗？
他说：我跟看护说了，我觉得活不长了，就跟史思良托付一下后事。
天很快就黑下来了，黑透了，从我的窑洞看出去，对面二十公尺处的崖坎都看不见了。我们就动身了。
我选择了窑洞房崖坎最低的地方，把他推上去，我再爬上去，从窑洞头顶的荒原往南走。我们不能从山水沟里往南走，任何一个偶然走出窑洞或地窝子的人看见我们都会产生怀疑：大黑天的，这两个人要去哪儿？去干什么？那就要坏事。
从伙房后边几十米的地方走过去之后，我们的心才放宽了一些：夜里没有人会来这个地方，漆黑的没有月亮的夜晚，伸手不见五指，就是有人从伙房和场部办公室走出来也不会看见我们的。而且，据我的了解，巡逻的干部和积极分子不会这么早就出动，所以我们绕过了伙房之后就走到那条被来明水探视劳教分子的亲人们踩出的荒滩上的小路上来了。沿着人们踩出的路走省力。
为了节省骆宏远的体力，我叫他扶着我的肩膀走。
但是，走了不到二里路，他就走不动了。我便把他的一只胳膊接过来搭在我的脖子上，我的一条胳膊揽住他的腰拖着他走。我们的样子正像电影上演的一个战士搀扶着另一个受伤了的战友。
就是这样，又走了两三百米之后他还是走不动了。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他急剧地喘了几口气之后说，你走吧小高，我真走不动了。
我明白，他已经竭尽全力了，否则，一个有着强烈求生欲望的人是不会说出这样绝望的话来的。他比我大三十多岁，他不是个孩子，不是个意志薄弱者。我说，站起来，你站起来，我背着你。
他说，你走吧，你自己走吧，我的确走不动了，你自己到车站去吧。
我说，你说的什么话，我能把你丢下不管吗！起来，我背你。
他说，不行，那不行。
我说，行，能行。你快站起来吧！
在我的拉拽之下他站起来了。我背起了他，我说了一声：抱紧我的脖子。
我背上他之后还掂了掂，我的心里就暗暗叫苦，他并不像我原先估计的那么轻：他虽然饿垮了，体质虚弱，但是因为浮肿，他的腿很粗，他的脸肿得像个大南瓜。他身体的每一部分都像充了水的水囊，很大很重。
我背着他走了一百多米，当我走到一片很暄的沙土地上之后，我就累得气喘吁吁，心跳得要从嗓子里跳出来。我的身体真是衰弱了，两腿发软，全身出汗。我对他说，师傅，你下来一下，我们休息一会儿。
我放下了他。我们站着，我直喘着粗气，我对他说，不行了，身体真不行了，才走了几步，你看我就成这样了。要是从前，我一口气能把你背到车站去。
他没说话，站着看我。我也看他，但我看不清他的面孔。天太黑了。黑沉沉的天空，黑沉沉的沙滩，只有密集的星星明明灭灭眨着眼睛，但星星的微弱之光照不亮人的面孔。空旷的沙滩非常寂静，只有强劲的夜风从我们身旁呼啸而过。河西走廊的西端，人说一年刮一场风，从初一刮到年末，但最大的风季是从十月刮到四月……
休息了一会儿，身体被风刮透了，汗水冰凉。我弯下腰说，来，师傅，我们走。
但是他却躲开了，说，你前边走，我后边慢慢走。
我说，你胡说个啥呀！我前边走了，你能走到车站去吗？来，快点，我背着你。快，要快走，要不就赶不上火车了。
我说着话又一次拉他，但他又往后退了一步，说不行，我不能叫你背我。小高，你快走吧，你再磨蹭，有人追上来，你就走不脱了。
他说的有道理，可能这时候管教干部或者拐棍们已经发现我和他逃跑了，已经来追拿我们了，但是，我哪能丢下师傅叫人捉回去，而我自己去逃跑呢。
我说，师傅，这样好不好：你既然不叫我背，那就还是你扶着我的肩膀走。我们慢慢走。我估计，巡逻的人还得一会儿才能出来，说不定他们还没发现你我走了。
他说，发现了，肯定发现了，每天晚上都挨个地窝子、挨个窑洞查人数。
我拉住他的胳膊说，那就快走吧。来，我扶着你走！
我硬是拉着他往前走了几十步，他栽倒了。我又拉起他来，像战士扶着受伤的战友那样又前行了几十步，他又跌倒了。我再拉，就再也拉不起来了。
这时候我有点着急了，说，师傅，你得挣扎起来呀，坐下怎么办？叫人家把我们抓回去吗？再升个级吗？
他已经累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良久，喘息方定，说，我的确走不了啦，我不想连累你，你快跑吧。
我看他实在无力行走，而我呢，也已经喘得不行了，也是两腿发软，软弱无力，没有能力背他或者拖着他走了。我仰头看了看天空，看了看满天眨眼的星星，心乱如麻。我说：
师傅，你真走不动了，那我们就回去吧，我送你回去。
他因为喘息而低垂着的头抬起来了，他的嗓子发出惊讶的声音：你送我回去？你不怕升级？
我说，升级就升级吧，我不能把你一个人撇在这里冻死，或者叫他们抓回去。
他没有立即说话，他静了一下，以非常深情的口气说，小高呀，你怎么这么糊涂，跑掉一个总比把两个人抓回去好吧。反正我已经病成这个样子了，抓回去还能把我怎么样？送到饮马农场去吗？叫我进严管队吗？你可就不一样了，说捆你一绳就捆你一绳，说把你送走就把你送走……
我看着师傅，难受得说不出话来。
师傅又说，小高呀，你还认不认我是你的师傅？你要真把我当师傅，你就听我的话，你走，你快走！冻不死，你放心我冻不死！一会儿就有人追上来了，他们会把我拖回去的……
眼泪突然就涌上了我的眼睛，我哭着说，师傅，回去后你可要保重呀……师傅在地上坐着，挥了一下手：走吧，你快走吧！
我转身往车站方向走去。我走了几步，站住，脱下自己的大衣又回到师傅跟前：师傅，你躺下，躺下，我给你把大衣盖上。
师傅说，你快穿上，快走，路上冷！
我说，师傅，你就听徒弟一句话，躺下，我给你盖上，暖和些。我年轻，不怕冷。你坐着不动，会冻死的。
师傅说，你回家的路长，天寒地冻……
我说，师傅，你要不听我的话，我就不走了。
师傅立即就躺在沙土地上了。我把大衣盖在他的身上，蒙住他的头颅。他的声音还从大衣下边发出来：
快走……你快走……
我抹掉眼角上的泪水，大步向明水河车站走去……把我的师傅……扔在……扔在……荒滩……
高吉义先生讲到这里，嗓门哽咽泣不成声，泪水从他粗糙的脸皮上流下来。像农民一样粗硬的手掌擦眼睛。我的心也揪紧了，泪水滴上眼睛。良久，我才问：
你的师傅还在世吗？
高吉义先生原本干巴的嗓门此刻被泪水渍得苦巴巴的，涩涩地说：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1961年的4月，我从老家回到兰州，探听回到各单位的“右派”是如何处理的？不，我不是为了这事回兰州的，我是不收心师傅才回到兰州的。我根本就没回单位去，因为我早就下了决心，就是给我摘帽叫我回原单位当医生我也不回去了——我再也不当什么干部了，今后我就当农民，或者去当木匠，凭我的劳动吃饭过日子。回到兰州我问了几个“右派”，他们都说我师傅饿死了。我觉得很正常，一定是管教人员把他拖回“病房”又饿死了。
可是，就在我从兰州返回老家的前一天，我却弄清了他是被狼吃掉的！
我跟你讲了，我有一块梅花表被我们的分队长陈风林收走了。离开兰州前的一天，我就跑到商业厅他家去要表了。我打听到他家的住址，敲门，进去的时候，可是把他吓了一跳。不是因为要表，而是因为看见了我：是他给我开的门，但门开了之后，看见我，他吓得尖叫起来：鬼！鬼……鬼来了！他扑通一声跌倒在地，身体筛糠一般哆嗦。他的家人听见他的尖叫跑过来扶他，我也去扶他，他竟不敢握我的手。好半天，他才惊魂稍定，才跟我讲了为什么怕我的原因。
他说，那天夜里八点半钟，他和一个姓侯的小组长巡夜，发现我逃跑了，就跟管教干部汇报了。管教干部叫他们两个人往明水火车站追我。追到半路上，他们看见了一件部队发的棉大衣。棉大衣血迹斑斑，他们每人拿着一只手电筒，用手电筒照照衣领里边，写着我的名字。他们在附近找了找，还发现一个被狼啃得只剩下一小块头发的颅骨。于是他们认为我被狼吃掉了，就用手里提着的打狼棍挑着我的棉大衣回明水向领导汇报去了，没再往车站去追。
那件棉大衣是我在中医门诊部当医生时我的老师给我的。我的老师是名军医，曾经在北京协和医院学习，医术非常高，在中医门诊部我曾拜他为师。我和他都定成了“右派”，我是极“右”，他是中“右”留在兰州降职使用，我送夹边沟劳教。临走，他把自己一件还没穿过的崭新的军大衣给了我，说酒泉那边冷。夹边沟的后期偷盗成风，怕大衣丢了找不回来，我在衣领处写上了高吉义三个字。
我当时问了陈风林：你们认为我被狼吃了，那么骆宏远哪去了你们知道吗？陈风林回答：过了两天我才听严队长说骆宏远跑了。严队长说，这老家伙还真跑掉了，想不到，真想不到，看来他的病是装的。陈风林还说，严队长向管教股汇报了骆宏远逃跑的事，管教股就向白银市公安局和骆宏远的东北老家的公安局发了公函，请那边的公安局缉拿在逃犯骆宏远。
最后我才问陈风林，我的手表呢？陈风林说手表交给管教干部了。
高吉义最后说：当初我要不是带着他跑就好了，至少不会死得这样惨啊！
我无话以对。我说，高先生，收拾摊子回家吧。花市都打烊了。
花市打烊了，但是我们从花市的小院转出来，整个建兰市场灯火通明。市场的无数盏灯光把天空都照亮了。
我和高先生约定，明天他向我讲述夹边沟农场有关狼的故事。
原载《上海文学》2001年第2期
点评
《逃亡》这篇小说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是一种纪实性文体，它采用大量高吉义先生原本所说的话，保留了生动形象的口语特征。
小说记述了作为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的高吉义从劳教所逃亡的经历。高吉义趁着夜色从劳教所中逃走，居然机智地记得打理自己的头发和衣服，由此才能成功地在火车上不被警察当场识破。翻越高墙、在休息室中伪装成普通乘客、借由车上相识的熟人买票、识破抢票者的伪装并用一盒香烟将票换了过来——在经历重重转车的磨难后高吉义终于平安到达了目的地。这看似完满的结局实际上有个遗憾：在逃亡初始，从劳教所出发的是高吉义和教他木匠手艺的师傅两个人。赶往火车站的路上，师傅病重，嘱托高吉义自行前往。万般无奈之下，高吉义只好只身逃走，将师傅遗弃在荒野之上。这是高吉义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小说最大的特点是纪实性。大量语气词的保留使得整体行文贴切自然，毫不造作。这使得小说的真实性与可信性大幅度提高。作者采用春秋笔法，不进行对特定历史事件的评判，只通过一个年过半百的老人当年逃亡的回忆来解释那段灰色时期人民生存的惨状，体现出了自由与民主的可贵。
（崔庆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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